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摘 要】在旧中国，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市场长期遭受美国的文化侵略，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为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使侵略的规模达到最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维护电影发行市场稳定和保证从业人员就业的情况下，分步骤采取措施，限制并彻底肃清了在华放映的美国电影。
【关键词】美国电影;文化侵略;发行放映;中国共产党
旧中国的电影有“一城电影”之说，这里“一城”就是指上海。这个说法除了因为上海云集了旧中国绝大多数的电影制片业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上海的电影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装修、设备、服务等方面都是国内一流的。
仔细考察电影发行放映史就会发现，旧中国以及上海的电影放映产业长期被美国人垄断：一方面，旧时的上海市民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为电影放映业提供了良好的温床，于是一些美国商人靠雄厚的资本在上海设立了一大批装修豪华的电影院，这些影院让美商从根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电影放映业——一般情况下这些影院只放映美国电影。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布景华丽，故事性强，多爱情、凶杀、侦探等题材，更能够迎合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此外，美国的电影工业高度发达制片能力强大，能够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片源，故能实现对放映市场的长期垄断。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美国电影公司“一手控制电影院，一手控制影片引进，形成垄断性的发行放映网络，基本上控制了当时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①。
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达到高潮。但是不久，为其实现文化侵略创造条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中迅速溃退，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长期进行文化侵略的美国电影的?为何一直到1950年12月，美国电影才被彻底清除?在清除美国电影之前，人民政府又对其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些问题还须进一步梳理。
一、二战后(1945-1949年)美国电影文化侵略的高潮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电影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因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战争，美国本土原本就发达的电影工业持续生产，但太平洋战争阻隔了上海与美国电影的市场联系，积累的大量成片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中国市场。除了前述的发行放映网络之外，战后美国电影对华文化侵略能够达到高潮还有以下原因：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中美贸易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美进出口政策为美国电影的倾销创造了政策性条件。1946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相关政策为输入与放映保驾护航，美国电影长驱直入风生水起，进入了‘黄金时代’”①。从旧中国海关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惊人的增长：193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824272公尺，占当年进口电影总数的72%。而到了194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4755695公尺，是1936年进口美国电影的5倍，占当年进口外国电影的91.87%，②即中国平均进口十部电影就有九部来自美国。
(二)民族制片业的艰难恢复
民族电影制片业在抗战前后受到的重挫也让美国电影的倾销有机可乘。抗战之前，上海本土的电影制片企业几乎全部为私营，“八·一三”战火使私营电影制片业受到重创。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軍占领之前，“孤岛”的私营电影制片业一息尚存，但日军占领租界之后，私营电影制片业也随之失去了最后生存的空间。1942年春，日本方面的川喜多长政、汪伪方面的林伯生在投靠日伪的新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善琨的配合下，以“保存上海影业”“重组电影业”的名义强行合并了上海残存的十二家小公司，组成名义上为民营、实际上为日伪资本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中联”成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一家电影制片企业。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将“中联”与日伪治下的发行、放映机构合并，组成完全由汪伪、日本与“满映”控股的官办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伪“华影”)。战争结束之后，伪“华影”并未发还民营，而是被国民党中宣部系统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所“劫收”，合并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为了实现长期垄断和文化愚民的目的，国民党当局规定“老厂可以恢复，新厂一律不准成立”③，后经社会各界反对，才废止这条规定。上海战后最重要的几家电影公司，“国泰影片公司”“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等都是上海“光复”一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下半年之后才陆续成立的。
民族电影的恢复一直处于艰难的过程——除了物价暴涨、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等原因外，胶片匮乏问题也一直制约着民族电影的恢复。
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曾颁布《影片进口限制令》，“胶片被海关列入禁止输入类之一种”④。这一政策严重伤害了电影制片业，一时间“沪存胶片不敷应用，且价涨三四倍”⑤。当时，制片企业不惜“走私”胶片，甚至出现了明星李丽华参与夹带走私胶片在海关被抓的报道⑥。为了获得被海关截获的胶片，私营制片企业甚至不得不呈文当局要求海关拍卖截获的胶片⑦。在此情况下，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借机欺诈私营制片业，如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名下“扬子建业公司”就曾将过期的几万公尺胶片高价卖给“国泰”，导致“国泰”公司损失惨重——“冲洗之后一片白色，只能重拍，损失是很可观的”⑧。
随着战事吃紧，为了掠夺更多的外币购买物资，自1948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改变了对私营制片业的压榨方式——允许胶片进口，“饬令各制片公司每月需片数量的申请，并呈中宣部，再由中宣部审核后，委请柯达公司统筹采购”。但是这并不是“福利”政策，因为附带要求影片“如果运往国外，或香港南洋一带上映，其上映所得收入，必须悉数送交中宣部”①。这一附带政策名为“以备急需采购之用”，实际上是为了从制片商手中获取海外拆账的外汇票房。同时，政府还严格限制银行兑换给制片企业用以购买胶片等器材所需外汇的数额。当时制片业的同业公会要求政府在兑换外汇方面放宽限制，然而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有效答复。
一部分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变卖其他资产或举借高利贷继续制片，如蔡楚生在1948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夏云瑚检讨，(“昆仑”)公司资本美金四万，余悉靠借五分(月)息之美金债以事排片，而如此高利，更一年放债者即可获利百分之九十五”②。此外，任宗德为了给“昆仑”增资，“甚至典卖了两幢房屋，以解摄制经费的燃眉之急”③。有一部分电影企业则因此停止了制片，如一向以资本雄厚著称的“文华”居然因为胶片不够影响摄制工作，《母与子》一片就只能制成三个拷贝，只够在上海放映，无法销往外埠④。对此，“文华”于1948年春停止制片，索性将急速贬值的钞票用于扩建摄影棚，而待到摄影棚建好已经到了1949年春，上海临近解放了。
民族电影恢复晚于“光复”一年，且一直在艰难中恢复。而国民党所领导的“中电”、“中制”产量非常有限，并且其产品绝大多数为反动政治说教性质的新闻纪录电影，很难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这种情况无疑更利于美国电影对中国市场的抢占。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1951年)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個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在阐述新、旧两种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⑥。列宁也曾经说过，“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⑦，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对电影最为重视。 对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无动于衷——“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⑧。
“早在1947年初，当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牧之就预见到解放后可能出现美英片和旧中国消极片仍会大量充斥市场的情况”⑨。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担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1952年1月他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两年以来的电影工作时指出，新中国的国营电影“一上阵就面对着美帝电影在市场片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必须要马上担负起紧急的作战任务，以扭转电影市场的情况”，“首先，必须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40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⑩。因此，肃清美国电影被饶曙光等电影史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既定方针，也是新中国电影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为不如此的话，就不能‘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①。
与以往只能进行笔端批判和政策规划相比，解放后，共产党可以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彻底清理美国电影。然而，解放之初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清理美国电影，因为影院业是上海的重要工商业之一，看电影与看美国电影是上海城市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如果立即清理美国电影既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稳定市民的情绪。在解放之初国产电影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清理美国电影势必会导致电影院无电影可放、大量影院工人失业、市民无电影可看的情况，故清理美国电影需要从全局分步骤考虑。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0年底完全禁止放映美国电影，中间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根据内容采取的限制措施
禁绝美国电影的呼声在上海解放后高涨，如《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报道“上海各界已展开一个检举美帝国主义有毒影片的运动。连日以来，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皆以大量篇幅刊载各界意见和要求，并发表短评。各界人民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对上海各电影院所放映之美英影片，展开严正批判。指出目前英美等低级恶劣的荒谬影片，泛滥市场，严重毒害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借这些反动影片，宣传其帝国主义威风，提倡种族歧视，歪曲阶级观念，卖弄畸形生活，诱导色情幻想，麻痹战斗意志等等，“为此，各界一致要求政府，对此种不良影片，予以严格检查和取缔”，“上海文管会，已接受各界合理要求，决予以适当处理”。
正如《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解放之初上海的进步力量对美国电影的批评达到高潮。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些美国影片的反对者多是左翼进步人士、私营电影制片业经营者，并非普通的群众——美国电影在解放之初依然拥有大量的观众。在众多清理美国电影的呼声下，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决定开始“予以适当处理”，对所有存沪美片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措施。
上海第一次对美片进行审查即是由以左翼影人为骨干的剧影协会发起的。1949年9月，新成立的上海市影剧协会下设由姚时晓、陈叙一、王世祯、梅朵、赵丹、蓝马六人组成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开始对上海积压的英美片进行审查，并将英美片划分为三类——“急查”、“缓查”、“暂准放映”。(《青春电影》报道为“暂时准演”“即时标演”“待查”三类。)②
查阅上海市文化局有关这方面的档案，从剧影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检查标准的变化可以看出剧影协会与党政高层对于审查、禁映美片的标准还是有一定分歧的：9月23日，电影检查委员会将标准定为两条——“1.平津地区的准映片和禁映片;2.本小组份子看过提出个人意见”，列出“急查片一百四十余部”、“缓查片三百六十余部”、“暂准方映片一百余部”③。
而9月26日，“根据舒部长④的指示，检查的标准更改为：今天所反对者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对世界和平运动而宣扬帝国主义武力与侵略思想挑拨战争的影片”，“为此此前所做的初步鉴定不能运用”。最终，检查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禁映名单。审片人员甚至表明自己也对一些影片的禁映与否产生了疑惑，在工作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六种无法判定的情况：
(1)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写美国以保护国身份如何帮助中国，为中国牺牲，中国人民如何感激等(有六部);
(2)以污蔑有色人种残暴野蛮和白色人种残杀有色人种为题材者;
(3)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实际上宣扬资本主义武力者;
(4)以国际特务为题材者(数量很多);
(5)以俄国革命时驱逐贵族表现同情贵族者(初步鉴定有一二部)，
(6)京津地区禁演之影片，其情节较轻而不能包括在舒部长指示的检查范围之内者①。
审片人员的疑惑，也说明绝大部分美片是符合舒同等党政军高层对于电影之“无害”要求的，在国营电影制片厂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此次检查并未对英美片在上海的放映产生本质上的影响，英美片垄断的情况照旧(表1)。
虽然，出于政治立场和抵制文化侵略的考虑，英美片一直被认为是“流毒”，上海解放后上海各大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批评层出不穷，甚至“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②。但最初上海党政军的高层都不支持一下子禁映，“以免影院关闭，影院职工失业，而是采取通过影片审查，逐步禁映，压缩美国电影在市场的份额，积极推介我国的进步电影和苏联电影”③的方法。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记录了潘汉年(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毅(上海市长)对此的态度。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允许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照常上映，夏衍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电影’，我们中国不是也有過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④。出于维护电影放映市场稳定及保证从业人员就业的顾虑，“宽大”对待美国电影显然是合理的。
表1 1950年1月上海市全年各片上映情况统计⑤
片类 部数 百分比 天数 百分比 观众人数 百分比 观众比较 百分比
进步片 国营片 4 2.5% 61 4.4% 69775 3.75% 574960 30.94%
苏联片 27 16.88% 135 9.7% 257376 13.87%
私营进步片 5 3.1% 618 43.3% 247376 13.31%
消极片 私营消极片 30 18.75% 643404 34.63% 1283232 69.06%
英美消极片 94 58.75% 581 41.6% 639829 34.43%
总计 160 1395 1858192 1859192
(二)无差别限制、取缔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朝鲜战争蓄势待发，人民政府开始真正收紧对美国电影的放映政策。上海市文化局曾于1950年3-4月间连下两文限制美国电影的放映。
1950年3月，上海市文化局下发《关于进一步限制英美影片的具体意见》，提出三条限制政策：1.放映时长限制——“全市影院每月至少须有四分之一以上时间开映国营片、苏联片(或其他进步片)”;2.放映宣传限制——英美片报纸广告不得超过六行，“并不得作其他过份之宣传，如路牌、海报、无线电广播等”;3.提高税收——提高英美片之捐税到50%⑥。此时的限制政策已经明显是一刀切，而非此前根据内容决定的电影审查(且并未有明确的审查结果)。
到了4月，上海文化局又发文《关于推广进步片，限制消极影片的通知》，政策进一步收紧，全市各影院每四周上映英美电影的时长控制在20%-30%①。
连续两次对于美片执行限制政策的效果非常明显：1950年3月，美国电影的观众人数为90.3万人次，次月即降至72.4万人次，而到了当年11月，只有4.7万人次。与此同时，无论是国营电影、苏联电影还是本土的私营电影，在政策调控下观众人数都呈上涨趋势，所创造的观众数量都很可观：当年9月，私营电影的观众人数119.8万，10月国营电影的观众人数达到53万，12月苏联电影观众人数达到94.5万。这些片种的崛起彻底瓦解了美国电影的垄断地位。1950年3月，上海上映美片数量为146部，4月也高达134部，但是到了5月，在沪放映的英美片数量已经跌到了75部②。
表2 1950年上海各片种观众数量逐月变化统计表③
片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国营片 69775 136689 75039 36619 179612 105901 154110 94287 193953 529904 264538 191639
苏联片 257809 149781 124278 169121 272600 241903 411801 458342 247614 290351 433123 944530
英美片④ 639892 570618 903106 723535 400693 398666 407624 325112 270417 277360 46988 0
私营片 890779 746981 596958 588794 677652 844102 665439 992553 1198431 1093659 967732 1269322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中国及上海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再容忍美国电影，也无需顾虑对美片的清除会影响上海的放映市场和导致行业内大规模失业，因为国营片、苏联片和私营片的放映数量与观众人数的提高让美国电影不再占市场的主体。
国际形势的变化往往能激起市民阶层的民族情绪，此时就连普通市民阶层也开始拒绝美片——“他们要求禁映美国影片，禁登美国电影广告，禁放爵士音乐，禁收‘美国之音’。他们说：“我们政府真是太宽大了!对这些敌人的东西应该再严厉些!’”⑤。在人民群众的一再要求下，“11月10日上海有九家报馆发表联合声明：即日停登美国影片广告。接着在十二日，上海大公报上就发表了‘现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为了符合人民的正义要求，已发表启事，决定自本月十四日起该会同业自动停映美国影片’的消息”⑥。最后，“11月17日，美国电影各大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宣布停止发行影片”⑦。
政府层面对于美国电影的彻底查禁要稍晚几天，1951年1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对美国八个电影公司的在华办事处实施军事管制，军管委员为蔡叔厚⑧。至此，新中国初期在上海进行文化侵略的美国电影被彻底清理。
除了以上相对直接的限制与清理外，新中国对美国电影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措施。
首先是扶植私营电影制片，大量译制苏联电影与美国电影相竞争。1949年8月之后，上海市政府文化局就给予私营电影多种扶植政策，包括在电影创作方面予以宽松政策，“直接发给贷款”、“挽回外撤资本”、“帮助进口胶片”、“帮助出口和联合制片”，“在人民政府多措并举的扶植之下，原已命悬一线的私营电影制片企业重新恢复生产，并焕发出生机”①，到1950年下半年后私营电影的观众数量明显激增(如图表4)。新政权对苏联电影有很大的好感，正如194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比较》所指出的，“和美国电影完全相反的，是苏联电影。苏联的电影事业完全是国家经营的，因而也就完全为人民服务”，“所以苏联电影是教人进步而不是引诱人去堕落的”②。“为了對抗好莱坞电影”，“国家引进了大量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电影来满足每年约300部新片的市场需求，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全力保障、推动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巩固和扩大进步电影观众的比率”③。1949年11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第一届行政会议，提出要大量译制苏联影片并介绍其他国家进步影片，使之逐渐取得市场上的优势”④。
其次是鼓励和发展电影批评，在舆论上打击美国电影。无论是官方的《解放日报》 《文汇报》《人民日报》还是民间的《青青电影》在解放之后都加大了对美国电影的批判力度。据丁亚平教授在《中国电影通史》中记载，“在1949年初，‘驱逐美片’的呼声即逐渐升起。《青青电影》上发表过多篇呼吁‘清除美国毒素’的文章。《清除美国电影的毒素》一文写道：‘美国电影在上海猖獗了几十年，它的唯一的影响是把上海变成一个十足的好莱坞化的罪恶的都市’”⑤。真正将批判美国电影作为事业方向的是《大众电影》杂志。“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画报在上海创刊，主编就是对好莱坞电影批评最激烈、否定得最彻底的梅朵先生”，“《大众电影》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就把清除有毒素的好莱坞电影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并系统地刊发了一系列批判好莱坞的文章”⑥。此后一直到完全清除美国电影，《大众电影》的批判美片工作都从未停止过。
结语
电影作为商业与艺术的结合体，它以高度的视觉性与叙事性潜移默化地传播文化。它虽能促进国际间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但又最容易被用作文化侵略工具。在历史上，美国电影曾经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有过不可替代的影响，美国商人在华投资创办影院，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现代化也有过贡献。然而，美国电影所兜售的思想与新中国的文化改造格格不入。当时上海市政府和文化部门根据局势的变化，在维护市场稳定和行业职工就业的情况下分步骤限制、清理美国电影，显示了一定的历史智慧。
(朱超亚，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朱超亚
摘要：医疗卫生作为殖民统治重要手段和策略，备受日本殖民当局重视。日本殖民者于1911年在奉天设立了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不仅采取活体解剖、赴死刑场解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而且竭尽全力支持731细菌部队，大量盗藏中国医学典籍，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活跃医师，根据时局变化确立研究课题，长期对内蒙古地域进行宣抚医疗。
关键词：“满洲医科大学”;东北;侵略
中国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日俄战后，日本殖民者开始踏进中国东北。作为文化侵略手段之一，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诸多医疗卫生设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满洲医科大学”，殖民者欲将该校打造成殖民医疗政策的根据地。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甚少，只有孙玉玲著《“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和伊力娜著《满洲医科大学内蒙古地域巡回诊疗》，这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满洲医科大学”在东北的侵略罪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较多。日本于1978年出版了《满洲医科大学史》一书，该书在客观介绍该校发展历程的同时，对其侵略罪行有所涉猎。末永慧子著《戦時医学の実態——旧満洲医科大学の研究》﹙樹花舎，2005年﹚，文章较客观地概述了“满洲医科大学”的研究意义、医学研究的特征及人体标本的收集方法等。本多胜一著、鹤钟祥译《活体解剖的魔窟——满洲医科大学旧地寻踪》一文是利用采访、口述形式写成的，第一手资料欠缺。真柳诚著《満洲医科大学旧蔵古医籍の行方》，对“满洲医科大学”盗藏中国医学典籍情况有所涉猎。文章拟对“满洲医科大学”在东北侵略活动作一全面阐述，以期深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一、“满洲医科大学”的设立及其实质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增强军备，向朝鲜、中国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扩大势力，进行对外侵略。日本新殖民政策的先驱后藤新平是医学者出身，特别强调卫生事业在殖民统治中的作用，将其视为殖民统治重要手段和策略。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作为“台湾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新平将日本国内的医疗卫生制度全盘移入了台湾。其后，又将殖民医疗卫生事业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日本殖民当局如此重视医疗卫生，其原因有四：一是受日本国内卫生事业影响;二是在日本殖民地支配政策中，有强调“国家卫生”的倾向;三是作为对抗欧美各国挑战的方针;四是“满洲”居民过去饱受传染病、地方病之痛，传染病蔓延对该地是极大威胁[1]。1906年满铁设立之初，即在地方部设置了卫生课。1907年夏，大连、辽阳、安东霍乱流行，1910年鼠疫大流行，东北的患者达5万之多[2]。为控制疫情蔓延，更好地进行殖民地经营，日本政府投入巨资进行了疫情的防治，同时决定在东北设立专门用于开展教学与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然而就学堂选址问题，满铁高层们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在医院规模较大、设施较好、医务人员较多的大连办学，有的主张在辽宁省省会奉天办学，最终从日本侵略的长远利益考虑，设在了东北的中心——奉天。1911年8月24日，日本以敕令第230号《关于南满医学堂须遵循专门学校令之件》公布正式设置。当时由满铁地方部卫生课管理，1918年改由地方部管理。医学堂设堂长、教授、助教授、助手、技术员、舍监、学监、干事、事务员等职。历任名誉总裁为：赵尔巽、张锡銮、段芝贵、张作霖。这是中国东北最早、最大、设施最齐全的高等医学校。南满医学堂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医学科学制4年，药学科学制3年，研究科学制1年，预科学制2年。第一届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日籍学生20名，中国籍学生8名。
1918年12月，日本颁布了《大学令》，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都升格为大学。为保证在留日本人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加强与欧美列强在东北创办的高等教育进行竞争，南满医学堂也迫切升格为大学。1922年5月，满铁社长早川千吉郎向关东厅提出升格申请，得到批准。这样，南满医学堂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设有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和营养学等学科，并将“开拓卫生”作为研究重点，以确保日本移民定居“满洲”。该校当时校长是松井太郎，有教授20名，助教16名，讲师11名，干事1名，书记19名，助手及技工员46名[3]15。该校学制7年，1926年增设4年制医学专门部，专招中国学生，并允许中国女生入学。1937年日本撤销“治外法权”，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让给伪满洲国，但该校仍归满铁管理。从1942年开始，由于微生物学教授北野政次带领一批人去了731部队，同时战争将更多的日本青年带往战场，学校中教学力量不足，便逐渐开始吸收中国学生留校。1945年，由八路军接收管理。1946年4月，更名为沈阳医学院。
设立“满洲医科大学”的目的和指导原则完全来自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殖民政策的核心思想——“文装武备论”，即“以文事设施以备他人之侵略，一旦有缓急之事俾便帮助武断之行动”[4]9。“文装武备论”是和“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紧密相联的，关于后者，后藤新平称之为高等殖民政策。他认为，“帝国的殖民政策就是霸道”，必须是以强硬的手段来加以推行和实施，但同时又应不失时宜地推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要通过“发展经济、学术、教育、卫生等”，以此使殖民地之人心“归依帝国”，达到“建设一个广义的文明社会”[5]52之目的，如若不然，只靠武力而不知致力于文化统治，一旦发生战争，则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无潜在的军备，必然要立即崩溃。后藤提出在东北创设南满医学堂时曾说，“在协助台湾统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东北也会产生非常效果”，“是文装意义上的好武器，一旦发动战争时，对殖民地政策非常必要，对永久占领该土地奠定基础”[6]10。可见，与赤裸裸的武力侵略相比，“文装的武备”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为殖民统治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满铁十年史》陈述了南满医学堂的成立目的，“在‘南满洲’普及医道是满铁的文明使命，也是安抚中国人的要诀，所以应尽早成立医学校”[7]866。由此可见，“满洲医科大学”的设立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其最终根本目的是要从精神上消除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对立情绪，达到麻痹中国民众和奴化教育的目的。正如后藤新平所讲，“殖民地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为殖民者改良风土的工具，也是摧折被殖民者传统与自信心的重要手段”[8]4。满铁在东北兴建学校医院等，使其文化侵略东北的功能日趋完善。满铁通过这些医疗卫生设施和科研教育机构，进一步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实质，同时也加强了其文化侵略的力度。满铁的卫生医疗设施、科研教育机构与其控制的其他文化手段一起，在东北地区共同构筑了日本文化侵略的堡垒。
二、“满洲医科大学”收集人体标本黑幕
为出色地完成“培养大陆活跃的医师”使命，“满洲医科大学”致力于人体标本的收集，然而其收集手段令人发指。
第一，活体解剖。“满洲医科大学”极有可能进行活体解剖。首先，有证人证言，该校解剖学教室实验勤杂工张丕卿证言，“我叫张丕卿，现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技师。1932年在满洲医大任实验手，直至1945年祖国光复。最先为日本人打扫卫生，运送日本人上课时使用的标本，实验结束后进行收拾。那以后直到祖国光复，除打扫卫生外，还从事固定死尸(向尸体里注射某种药品，防止尸体腐烂)和制作骨骼标本工作。这期间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日本人先后进行五次活体解剖”[9]19-22。“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有如下证言。“学生时代，从离家很近的皮革制造者那听到满洲医大活体解剖事情。据说皮革制造者从交往很深的解剖学教室男孩(名字不明)那里知晓了活体解剖情况(男孩将解剖学教室所藏药品私卖给皮革制造者)。而且，关于活体解剖一事，中国学生间谣言四起，从朋友那也间接听说过”[6]29。其次，有实物证明。日本福岛县立医科大学教授末永惠子在其《战时医学实态》一文中列举了11篇表明解剖学教室关系者可能进行活体解剖的论文题目[6]30。值得一提的是大野宪司《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后颈部细胞构成学研究》一文使用了“没有精神疾病既往史健全的新鲜的北支那人成人脑”[10]。竹中义一论文《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侧头叶的细胞构成学研究》写着“我屡次使用极其新鲜且健康，尤其没有精神病学病例的北支那人脑”[11]，毫不夸张地写着把材料弄到手的事情。五十岚《北支那人大脑皮质——尤其带转的皮质构成》中有这样表述，“使用材料是死后不到几小时，最新鲜的健康的北支那人男性脑”[12]。
第二，赴死刑场解剖。“满洲医科大学”的标本收集并不局限于学校内部，经该校疏通各方面关系后，还可到死刑场解剖。病理学教授久保久雄就曾到死刑场解剖过“匪贼”。“我听说1933年11月中旬，对在农安北部农田讨伐时逮捕的27名匪贼处以死刑。如何搞到教室的病理解剖材料，使其不断增加，并将其与今年夏天热河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地解剖的材料进行比较，此外在研究上也是难得的资料，所以立即向有关当局提出对死刑者进行病理解剖，满洲国方面和当事者都充分了解我的意图，同意解剖。(中略)。十二月二十八日，将农安西门外两支里荒漠的原野中的某块墓地作为临时刑场，执行死刑。可是，因为我们有急事，所以到达刑场稍稍晚了一步。黑山般群众，我们一边听到连续枪响，一般推开群众，然而赶到时，13人已经不在人世。(中略)允许我们对除头目外的12人进行病理解剖。(中略)(将遗体运到邻近寺庙院里)焚烧事先准备好的高粱秆，并在上边添加煤，将火烧旺，之后我和吉田敬助君分工解剖。(中略)这种场所的解剖尽量早些完成。所以我们简直是在拼命。因为严寒，解剖完两俱尸体时，感觉手指已经不能充分活动，无法做细微工作。于是，暖暖手提起精神，一气呵成解剖完12俱尸体。中午开始，午后两点左右结束，正好用了两小时。(中略)那天在宿舍，为包装提取的材料，忙到很晚。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二十九日早十点告别了记忆尤深的农安，驱车急驰在冻土上，赶赴新京。途中荒漠的原野，环视四周白雪皑皑，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这是北满真正的严寒，连在汽车中都感到寒气刺骨。可是，达到了目的，着急回去的我们的心里和意图还是明朗的。(中略)最后向在这次工作中给予我们莫大援助和关照的吉林警备骑兵第一旅长刘玉混少将、吉林省骑兵第一旅团军事指导官骑兵大尉山崎保光和骑兵少尉石桥考一及农安日本领事馆分室的各位致以忠心感谢”[13]。
第三，去墓地收集人体标本。据南满医学堂第一届学生崛江宪治回忆，“在用于1904、1905年鼠疫大流行搭建的临时板房里，武田先生教授解剖学，因为没有骨学教材，四名日本学生和一名中国学生分成组，夜里冒着零下五六十度的严寒和危险，挖掘北陵墓穴，中国人学生和日本人学生都用功学习，竭尽忠诚”[14]654。另外，很多当地人坟墓经长时间风吹日晒，偶尔可以看到部分人骨露出，一些学生就挖掘这些人骨，之后进行加工，做成漂亮标本。满铁职员经常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将穷乡僻壤冻死的尸体运到死尸室，作为解剖材料。然而，不光医学院校容易弄到人骨，日本的殖民学校都存放很多。据少年时代就来到东北的野村章回忆，“在奉天第一中学读三年级时，开设了生理卫生课。最先是从骨格系开始学习的，可是第一次就被集中在阶梯教室学习，刚一开门就大吃一惊，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头盖骨和脊椎骨，其实物就是人骨。由于日本侵略满洲，中国人民土地被抢夺，丢弃了祖坟，饿死的农民也很多。到荒郊野外收集人骨不是难事。该校每个班级人骨都放进很大的木箱里”[15]25-26。
第四，接受奉天监狱死尸。为筹集更多解剖材料，该校加强与奉天监狱联系，经常从奉天监狱接受死尸。中井久二从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担任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任局长两年多时间内，将“数百名收容者尸体”寄送了“满洲医科大学”。以下是中井久二证言，“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15日，我在司法部参事官及司法矫正总局工作，奉天第一监狱应伪满洲奉天医科大学要求，在监狱内病死、无人收尸的几百名犯人尸体提供给该大学作为解剖学的研究材料，在此名义下，押送到该大学，实施解剖。该监狱的行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违反人道的罪行。我作为监狱指导监督者，我负有责任，我认罪。”末尾写着，“1954年8月14日于抚顺”[6]33。此外，每个死刑犯尸体解剖前都下病理解剖通知书，从中国医科大学档案馆所藏郝振山和戴春臣解剖通知书照片看，上面写着“从奉天监狱寄送”。清晰的文字如实记录了“满洲医科大学”与奉天监狱的不法勾当。从1936年7月27日到9月10日，在约一个半月时间内有25俱尸体下发了病理通知书，照此推算，一年解剖尸体至少达300俱。然而，这些死刑犯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真的是无人认领吗?死刑犯之一佟报功的妻子吴素珍在战后做了如下证言。“佟报功是农民，当时是车夫。1935年某一天，便衣特务逮捕了佟，关进小南门监狱。逮捕原因一直不明。我探望丈夫两次。最初一次丈夫因被拷问殴打，全身是伤。1936年第二次探望，丈夫大腿骨骨折了。而且那以后，听说丈夫被杀害了。我去监狱收拾尸体，监狱竟称，不知此事，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尸体没
给我”[16]82。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医科大学”通过残忍手段收集到的人体标本除用于本校教学外，还大量运往日本，战后日本仍继续沿用这些标本。“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教授，战后历任横滨医大、广岛大学医学部教授的铃木直吉战后利用该校组织标本出版了《器官组织额实习提要》一书，该书1952年由日本丸善出版社出版。另外，西成甫、藤田恒太郎、胜又正共著的《人体显微解剖图说》一书(南江堂，1955年)，与消化器官有关的附图，全部使用“满洲医科大学”收集的标本[17]24。
三、“满洲医科大学”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性
“满洲医科大学”是日本为完成国策使命在殖民地设立的殖民医科大学，这就决定了其自始至终都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性。
1. 对731细菌部队的支持。“满洲医科大学”为731部队培养了大批为其“开发满蒙”和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据《政府公报》和《医学杂志》记载，731部队本部较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有相当多的人，都毕业于伪满洲医科大学。如从事肠道传染病研究的仓内嘉久雄，就毕业于伪满洲医科大学，1937年就职大连卫生研究所;731部队著名专家中黑秀外之也是伪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18]121。731部队第二代部队长北野政次、731部队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安东洪次等曾先后担任过“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任教期间，“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他们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的魔窟，该校地下室有北野用来进行细菌实验的动物饲养室。北野在该大学的研究如果成功，100细菌部队的附属单位“满洲卫生技术厂”将根据其研究成果生产细菌。北野政次很多学生都与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942年北野政次任731部队长后，“满洲医科大学”和军队来往频繁，曾多次接受关东军的委托研究，该校病理系研究生冈部一敏和满铁卫生研究所研究生冈田良夫在731部队长北野政次指导下完成《关于发疹的研究》一文，实验就在731本部。生理学专家、从事耐寒研究的731部队员正路伦之助坦言，“满洲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室也协助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14]33。731部队著名的吉村耐寒研究，该校给予很多协助。此外，731部队没有脑外科，据说与脑有关的试验“都运到满洲医科大学进行”[6]57。
2. 盗藏中国医学典籍。为进行中国书志学的研究，“满洲医科大学”特设东亚医学研究所，专门盗藏满铁抢夺的中国医学典籍。1929年，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投入20万日元，命令大连满铁图书馆从北京各书店强购了3万册古书。其中古代医书1 414种，约6 000册，赠送给“满洲医科大学”。书目分为“中国医学书目﹙1931﹚”和“续中国医学书目﹙1941﹚”。该校盗藏的典籍主要包括“元印《圣济总录》残卷、《解体新书》完本，明·赵开美版《仲景全书》等等，还有诸家、史书、类书、目录等”[19]。目前，存放在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满洲医科大学”)和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图书馆的古典籍，很多都印有满铁、满洲医大旧藏印。为研究这些书籍，讲师冈西为人翻译了《宋以前医籍考》15册，第1～4册是沈阳医学院出版，第5册以后是冈西氏油笔校本。此外，该所还出版发行了《日本和汉药文献》、《本藏经集注》、《中国医书本草考》等书籍[14]140。总之，该校盗藏中国医学典籍的目的，正如关东厅所言，“投入巨资经营图书馆或学校，是对东三省文化侵略的一个方法，同时提高了日本人进行各种侵略所需要的能力”[20]。由于满铁的抢夺和该校的盗藏，使中国很多珍贵的典籍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典籍都落入了日本强盗之手，最终造成中国大量典籍的丢失和流散。
3. 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医师。医师是侵略者进行殖民医疗的重要保证，日本侵略者历来重视对医师的“培养”和“管理”。“满洲医科大学”从创设到关闭共计34年时间里，共培养中日医师2 680多名，药剂师300多名。其中中国医师1 000名，药剂师70多名[21]164-165。可见日籍医师远远超过中国医师。日本学者饭岛涉曾评价：“与其说满洲医科大学是殖民地大学，不如将其看作是设在满洲的日本医科大学”[22]128。该校毕业生分配是根据日本军方需要，毕业生散步在东北各地以及南方。为了保证医疗人员可以派到殖民者所需的重要部门或偏远地方，该校实行了有条件奖学金制度，只要毕业后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场所进行工作，即给予丰厚的奖学金。分配到东北的毕业生大多就职于满铁。满铁在“满洲”经营的医院有16所[2]514，毕业生大多在这些医院工作。以1928年至1935年间575名毕业生为例，其中430人就职于满铁各医务部门，占毕业生总数的75%[23]。也有的学生成为满铁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常驻医生[21]160，还有的学生被派遣到伪满洲国军医学校。七七事变后，由于强化对医师的统制，开业行医很难，所以自有开业者大大减少。这反映出殖民地医疗向战时殖民地医疗转变。据“满洲医科大学”《会员名簿》相关记录显示，1939年以后，标注“应召中”、“出征中”、“入营中”人数明显增多。“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曾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教员逐渐减少。1943年以后，高年级的日本人学生也逐渐被招募进入军队，还未毕业就提前成为军医了”[24]257。为防止泄漏机密，学校很少招收中国学生留校工作，能留校的中国人需要填写留学生登记表，作为留学生留校，留在这里工作需要加入日本国籍。
4. 贡献于日本国策的医学研究。日本人曾讲，“疾病是日本殖民统治最大的威胁”。因此，“满洲医科大学”非常注重与满蒙开拓相关的保健卫生研究。然而，该校研究课题是随着时局变化逐渐推进的。“九一八”事变前，该校教授从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营养学等领域研究日本移民如何定居“满洲”问题。“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占范围逐渐扩大，大量日本农业移民纷至沓来，该校便开始调查研究整个东北的风土气候，同时将流行传染病、地方病的研究列为重要课题。1933年6月，根据厅令第21号，关东厅警务局卫生课内设置了“移民卫生调查委员会”[25]330，该会是负责开拓移民卫生审议的满洲国驻扎特命全权大使的咨询机关，其研究成果刊登在《满洲开拓卫生的基础》上。截至1937年，该委员会26名委员中，“满洲医科大学”在职教授、助教授7名，返聘2名，占绝大多数。委员干事小坂隆熊也是该校生理学教室助手出身，也是委员久野宁的弟子。可见“满洲医科大学”掌控着研究的主导权。同时，满铁卫生课也刊发了《满洲风土卫生研究概要》报告。殖民当局得出结论，日本移民健康状况不良是由于东北气温偏低所致。于是该校便在校内建造暖房、通风等实验房屋，研究日本移民适应东北气候的对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该校越发认识到开拓卫生的重要性，便在校内设置开拓医学研究所，旨在动员校长、教授及所有医务人员加强开拓保健的研究及实际生活的指导，并且随时刊发《所报》。该校选择性研究最终目标是“保护日人在‘异地’活动，即医学主要在研究异地风土气候，提供日人增强抵抗力的方法。”所以该校和“在满各卫生机构一样，医学研究的目的是贡献于国策”[26]362。
5. 以利用蒙古族人为根本目的的巡回诊疗。自日本取得长春到旅顺间的铁道权益后，毗邻俄罗斯的内蒙古备受日本关注。当时，内蒙古地区经济还很落后，没有近代医疗制度，人们卫生意识也很低下，如果患病，只能接受喇嘛医的祈祷和治疗。1922年，日本国策会社满铁在奉天创建了“满洲医科大学”。自1923年到1938年共计16年间，“满洲医科大学”先后向内蒙古地域派遣十五次巡回诊疗班，被施疗患者超过三万多人[27]211。每次实施巡回诊疗后，“满洲医科大学”都要刊发报告书。巡回诊疗班在各地实施宣抚医疗的同时，还帮助当地伪政府做卫生工作。如第九次诊疗班在齐齐哈尔施疗时，正值齐齐哈尔霍乱流行，施疗班访问当地野战医院，帮助警务厅长等伪满洲国700名官吏注射了疫苗。“满洲医科大学”的巡回诊疗也曾遭到很多爱国人士反对。1929年到洮昂方向进行第六次巡回诊疗，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虽然满铁直接出面交涉，但最终施疗班未能成功。“满洲医科大学”的频繁施疗给班员造成了严重灾难。班员“不习惯乘坐大车，摇晃，晕车、呕吐、食欲不振，或者由于酷热和臭虫影响无法入眠，或者不习惯吃当地东西。因此平均每天20人患眼病，还有很多人患其他疾病”[28]4。然而，“满洲医科大学”施疗自有其深远目的。一是怀柔、安抚蒙古族人，减少对日本人的反抗斗争;二是协助满铁的调查研究;三是挑拨蒙汉民族矛盾，拉拢蒙古族人;四是改善蒙古族人体质以供其驱使。
四、结 语
在“以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满洲国资源”“于大东亚战争下展开科学战”[29]方针指引下，为培养殖民医师，调查东北历史地理情况，操纵控制东北地区医学教育大权，日本殖民当局在东北设立了“满洲医科大学”。在该大学存在的34年时间里，以其目标的明确、齐全的专业吸引了许多对开发“满洲”怀有狂热梦想的日本学者和资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不仅采取活体解剖、赴死刑场解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而且竭尽全力支持731细菌部队，大量盗藏中国医学典籍，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活跃医师，根据时局变化确立研究课题，长期对内蒙古地域进行宣抚医疗。在他们的“奋斗”下，“满洲医科大学”在当时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而且培养出来的中国医务人员，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投身于革命，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但在客观效果上，他们起到了日本军国主义邪恶帮凶的作用。对于日本医学家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日本学者莇昭三列举了“人脉、国家总动员体制、军学共同、医局讲座制——非民主的师徒关系，将医学犯罪动机置于战争状态、军事秘密背景下，因此不受伦理制约，从事‘先端性研究’等这一功利主义，确认自身社会地位等”[30]。诚然，在日本侵华期间，很多医学家衷心效命于日本政府。然而，这种违反伦理、人道的行为，也被一些有良知的医学家所拒绝。如生理学者横山正松。横山是新泻医科大学毕业的生理学者。1944年被召集到北京北支那军防疫给水部即甲1855部队。接受上级命令，专门做小肠研究，“即使子弹穿过，肠子也不漏，做这样的药。为此必须做人体实验。”横山拒绝了上级命令，结果被送往前线，九死一生，最终回到了日本。遗憾的是，大多数日本医学研究者和军医都参与了国家组织犯罪。究其根本原因是一种民族歧视，是对中国人的蔑视，其中隐藏的是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日本人也毫不隐讳地概括殖民地医疗卫生特点是“日本人本位”的、“利己的”[26]362。前文提到该校学生采取掘墓手段收集人体标本，假如在日本，学生们会去掘墓吗?周围人会允许吗?而这些医学家们犯罪没有罪恶感，相反却认为是出色的行为。时至今日，日本医学界仍然隐瞒过去医学犯罪的证据，对过去的医学犯罪始终没有彻底反省，更得不到历史教训，因此重复相同错误的危险性很难明显减少。照此下去，日本在亚洲只能陷入孤立。日本的正确做法是，正视历史事实，对加害的历史进行谢罪，进行赔偿，这样日本才能同亚洲各国融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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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西山胜夫. 日本医学医疗对“15年战争”的支持[J]. 社会医学研究, 2009, 26(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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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玉芹
摘 要：清朝末年，东西方列强频频非法勘测中国南海诸岛，侵扰中国海疆国土。在维护海权的斗争中，晚清政府多次进行主权宣示，收回东沙岛主权，并提出“水界”区、海洋渔业区等观念，为维护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
关键词：晚清政府;南海诸岛;西方列强
清朝末年，东西方列强频频非法勘测中国南海诸岛，侵扰中国海疆国土。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实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上，而从国际法角度研究该问题的力度则明显不够。①这就不可能深入地研究晚清时期的南海问题。实际上，在维护海疆权益斗争中，晚清政府多次进行主权宣示，收回东沙岛主权，并提出“水界”区、海洋渔业区等概念，为维护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一、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权之举
西方列强的舰船来到中国沿海口岸之后，清朝朝野始感觉到来自海上的外国军舰势力之可怕，乃有运用国际公法保护本国海疆之意。如同治朝，恭亲王在奏折中称为各国遵守的《万国公法》，“凡属有约之国，皆宜于目，遇有事件一课参酌援引”，“臣等查外国律例一书(万国公法)，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间亦有可操之处”。②“外国持论，往往以海洋距岸十数里外，凡系枪炮所不及，即为各国公共之地，其开往占住，即可听各国自便。”③因此他建议：“呈送三百部(万国公法)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无裨益。”④晚清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为刊刻的《万国公法》作序时说：“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箍束，尤各有法。”⑤国际法使各国交往有规可循。由于处于弱国地位，晚清政府有识之士认为更有必要运用国际法以捍卫海洋权益。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清朝海疆国土及其藩属之国。晚清政府自觉运用国际法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亦收到一定效果。1875年，日本兵船到清朝藩属朝鲜沿海水域非法测量，遭守军炮击，日驻北京公使森有礼向清廷提出抗议，李鸿章回复说：“你兵固是去高丽海水。查万国公海近岸十里之地，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未与通商，本不应前往测量。高丽开炮有因。”⑥日本公使坚持认为，日本舰船有权到朝鲜沿岸测量海礁，李鸿章以《万国公法》中的领海规定为法律依据，予以断然拒绝。1864年春，普鲁士公使乘坐一艘军舰来到中国，在天津大沽口海面遇到三艘丹麦商船，予以拿捕作为捕获品。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主要根据是，进行拿捕的水域是中国“内洋”，即指内水，应属中国管辖。总理衙门大臣在致普鲁士公使的照会中声称，任何外国在中国内洋扣留其他国家的船舶是明显对中国权利的侵犯。同时普鲁士公使的做法，也违背了其签订的国家间的和约。在以国际法原则为依据和清廷将不接待普鲁士公使的威胁下，普鲁士释放了丹麦商船，并赔偿了1500元。事件得到和平解决。⑦
伴随着东西方列强对我国步步进逼的侵略，南海诸岛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晚清政府捍卫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从此拉开了帷幕。1902年日本侵占我东沙群岛东沙岛，掠夺那里的磷矿资源。晚清政府责成广东当局与日本交涉，负责收回东沙岛主权。但是日本驻广东领事百般抵赖，不愿将东沙岛交还中国。为了证明东沙岛属于我国，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搜集到许多有关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如王之春的《国图柔远记》、陈寿彭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以及中国和英国出版的一些地图。⑧其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还明确记载，蒲拉他士岛(即东沙岛)，“中国至此围渔，已有年所”⑨，并绘有“广东杂澳十三：蒲拉他士岛”⑩图。在与日本领事交涉时，张人骏将历史文献和图籍拿出来，日本领事见状才哑口无言，只好承认东沙岛为中国固有领土，将东沙岛归还中国。
在与日本交涉东沙岛之时，西沙群岛的主权捍卫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2年晚清政府在西沙岛树碑，宣示主权。1909年4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特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查”。这次勘查，大致明晰了西沙群岛的主要构成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该岛共有15处，内分西(东)七岛、东(西)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同年5月，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在这次巡视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清政府在一个月之内，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各国航海之书，都称其为中国海洋国土，普遍认为“帕拉赛尔群岛(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中国此举符合当时国际法的有关条款。《万国公法》规定：“自护之权为大。诸国自有之原权，莫要于自护。此为基而其余诸权皆建于其上。”“自护”之权当然就包括运用各种正当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各国所尊重。各国捍卫领土主权可以包括多种方式，其中就有军事巡视。“此权包含多般。盖凡有所不得已而用以自护者，皆属权之可为也。使其抵敌以自护可为，则招军实，养水师，筑炮台，令庶民皆当兵，征赋税以资兵费，亦属可行。故此等自有之权，被无他限。”日法等国对中国捍卫西沙群岛主权之举给予了承认。日本人下中弥三郎编《大百科事典》写道：“清典，为防止这些岛屿被外国人夺走，广东政府曾派员对该岛进行经营和调查。”法国殖民者亦承认，1909年4月，中国派官员到西沙群岛勘探，结果发现了丰富的磷矿。1909年6月，中国又派第二批官员到西沙群岛，宣示主权。
晚清之际，国运颓败，决定了清政府在维护海疆主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清朝官员运用当时的国际法，并通过艰苦的实地勘查和多次走访，获得大量史实证据，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不畏强暴，理直气壮地与列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近代国际法在晚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列强只是在考虑到不损害他们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让步，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近代国际法在晚清政府对外交涉过程中的作用。晚清政府对外关系所适用的规则主要是不平等条约。
二、晚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
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益虽有成效，但是中国处于强邻四迫之境，“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籍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公法仍凭虚礼，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国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固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何补哉?”因此，软弱的晚清政府还无从谈起充分利用国际法，以捍卫本国海洋权益。但是，在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某些海域条款还是反映了清政府也在运用国际法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些海域观念的产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首先是“水界”区这一概念的产生。“水界”区最早出现在1899年晚清政府与墨西哥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中。该条约第11条规定，中国和墨西哥“彼此均以海岸去地三力克(每力克合中国10里)为水界，以退潮为准。界内由本国将海关章程切实施行，并设法巡缉以杜走私、漏税”。所谓“水界”，英文为"the limit of their territorial water"。从其用语来看，水界是指一国管辖海域范围，既包括领海又包括大洋中该国群岛。晚清政府对西沙岛礁、东沙群岛东沙岛的行政管理就体现了这种思想。下一事例也是清政府在传统水域进行有效管理的最好例证，1883年荷兰船只在东沙岛搁浅，货物被掠，荷兰驻中国大使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东沙岛为中国广东所辖海面，根据中荷签订的条约，荷兰人在中国者，地方官必加以保护，荷船在中国下辖洋面被劫，地方官要设法缉拿，荷兰船只在中国搁浅或遭风收口，地方官闻报即当设法照料。这条史料说明晚清政府自始至终对中国领海及大洋中群岛等历史水域，进行着有效地管理。这还体现在如下几则史料中：一则是1841年的《琼洲府志》，书中载有清朝在海南岛南部设崖洲协水师营巡海，其所巡洋面，“东自万洲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逻、占城夷洋”。二则是1908年的《崖洲志》，载有崖洲水师巡海范围南达暹逻，占城洋面，“崖洲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逻，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面，东接海口营洋面(原注：府志)”。三则是1889年的《广东舆地图说》，载清广东水师巡至“七洲洋”，清水师“每岁例有巡洋，东自南澳之东南南彭岛，而迄防城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头山……皆粤境也。今之海界以琼南为断，其外则为七洲洋，粤之水师自此还矣”。这三则史料的记载，明确地指出晚清水师营的巡洋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从海南岛东部的万洲东澳港，绕海岛沿海，到西部的昌化四更沙止，历程500公里;另一条是直接向南巡洋到越南中部的占城洋面，也就是到达我国南海疆域的西部洋面。这种状况反映了清政府考虑到南海诸岛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海诸岛尚未被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下，在海洋国土的管理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陆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于当时海疆国土斗争的需要。
其次是设立渔业区的主张。清政府虽未曾设置过专署渔区，但对政府管辖的渔业的范围是有所界定的，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19世纪末外国渔轮不断侵入我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鱼活动，直接影响和威胁我国渔民生计。这与当时的国际法规定不符，“各国人民有专权捕鱼，在沿海本国辖内等处，他国之民不与焉”。“因鉴于渔业关系国防之重要”，晚清有识之士，强烈要求予以阻禁，划定渔业管辖范围，保护海疆主权。1904年3月，翰林院修撰张季直(张骞)上书清廷商部，提出划定捕鱼区建议，并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保护中国近海“本国自主之权”。晚清政府采纳其主张，采取一定措施制止他国在我国海疆的侵渔行为。当时，清政府曾以巨款收购经常到我国沿海捕鱼的德国渔轮，以制止其侵渔行为。对美国渔轮要求购买船员食用大米一事，亦以离开我国南方的领海捕鱼为条件，才答应限量供应。为了表明中国疆域管辖的范围，彰显捍卫海疆国土的立场。1902—1903年，清政府为参加当时在意大利米兰市举办的国际渔业展览会，根据张骞的建议，指示外务部、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绘制《江海渔界全图》，认为“非绘成全图，不足划清渔界，即不足表明领海”。“南洋为重要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江海渔界全图，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外，地名及注说明华文，兼译英图原下文，俾外人明晓，趁此会场，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
由上述可见，晚清时期政府、民商各界有识之士的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对邻水进行控制，以申国权。他们清醒地看到欧洲各国，“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面对这种形势，晚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参加意大利米兰市和美国华盛顿市两次国际渔业展览会之机，通过地图形式向与会各国宣示中国的传统海域疆界，这是有清一代在国际场合明确宣布中国传统海域疆界绝无仅有的一次。有一点必须明确，晚清政府虽然认为，“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之关系”，但由于在当时国际范围内对领海主权的划界、管理等法律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也只能说晚清时期的领海概念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海洋国土主权概念，它的作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最后是“中立区”观念的朦胧诞生。中立区内容，清政府虽未曾给以明确界说，但在清政府对外公布的有关法律条文规约中是有所体现的。1904年日俄战争时，清政府颁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并发布过《南洋法律官为日俄战争拟通饰南洋所属各海关及南洋海军等管训条》，含糊地规定了“战国不得阻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并提到“水道辖境”、“辖境水面”，但没有说清楚和界定“水道”、“水面”确为何指，范围若何，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清政府的管辖水域是历史传统水域，当然就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然而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清政府对日俄在中国国土肆意开战、荼毒生灵的暴行于不顾，反以公布所谓的“中立区”来掩人耳目，这纯属自欺欺人之举。
三、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的历史思考
晚清政府在国力衰败，不能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实地勘察以及合理地运用国际法，在确凿证据的支持下，与列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维护海疆主权的行动中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它鼓舞了中国人民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揭开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斗争的序幕。
在对东沙、西沙群岛勘测和调查的过程中，晚清政府不仅对东沙、西沙岛礁分布状况、岛礁上的情况及附近海域资源有了大致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对东沙、西沙群岛重要的地理位置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海防建设思想。例如，两广总督张人骏认为海南岛崖洲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湾与西沙群岛，“相距仅150多海里，旦暮可达”，且二港“山水环抱，形势天然，地土亦颇饶沃，实擅琼崖之胜”，逐决定以此两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洲移到崖洲，崖洲成为群岛有力的后勤和军事保障基地。晚清政府在收回东沙岛主权、勘察西沙群岛之后，就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建设。这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外人觊觎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1909年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官员在给张人骏的禀报中将此说得很明白：西沙各岛“居琼崖之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中国南洋第一重门户，如不及时经营，适足启外人觊觎之心，损失海权，酿成交涉，东沙之事，前车可鉴”。
晚清时期在南海问题留下的教训，也是发人深省的，面对当代的国际环境，尤其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总结：首先，受“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古籍记载的南海诸岛，显得颇不具体，当中国主权受到侵犯时，官方对南海诸岛所知甚少。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不得不以外文图和外语译名为依据，局面十分被动。张人骏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痛楚：“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我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屿，往往只有土名，而未详记图志。欲指天度为言，旧书无考。所恃者，仍是英国海图”。1909年李准巡视西沙群岛，为15座岛屿命名并测成海图，因而显得更加可贵。但这还只是局部的测绘与命名。人们开发海洋的意识和技术手段都很有限。其次，尽管在维权斗争中，东西方列强对中国南海诸岛的贪欲暂时被打下去了，但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薄弱，导致东西方列强在远东进行殖民扩张时，对中国南海诸岛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越来越看中，并企图居为已有。20世纪30年代法国欲占领西沙群岛为军事基地，其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西沙群岛地位之重要，实无法可以否认，一旦有警，如该地竟为他国所占，则对于越南之完整与防卫，将有绝大之威胁。群岛之情势，不啻为海南岛之延长，四面环海，不乏良港，敌人如在此间设立强固之海军根据地，将无法可以破之，潜艇一队，留驻于此，不特可以封锁越南最重要之会安海港，而东京海上之交通，将完全为之断绝”。
上述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代中国海疆建设具有深刻启迪。中国海军的发展滞后和南沙海域的少有存在，诱发了周边国家不断非法占据南沙岛礁。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要使南沙海域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的海洋权利，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的实践。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武力所及才能确保领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注释
①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77页;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133页。②③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七)，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63年，第25—26、657—658、26页。⑤惠顿著，丁韪良翻译，何勤华总校《万国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⑥《日本使臣森有礼、署使郑永宁来署晤谈节略》(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选集》(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⑦王维俭：《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⑧《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清宣统一年闰二月六日，第47—48页。⑨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十)，经世文社，1901年，第2页。⑩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图》(卷一)，经世文社，1901年，第21页。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第12页。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群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9—12、9—12页。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71页。惠顿著，丁韪良翻译，何勤华总校《万国公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72、538页。杨泽伟：《近代国际法输入中国及其影响》，《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盛事危言》(“公法”篇)，夏东：《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6页。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36页。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琼州府志·海防》(卷十八)，清道光辛丑刻本，第5页。钟元棣、邢定伦：《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海防·环水海道》。1914年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7年)排印，1962年重印，第178页。李翰章：《新修会典<广东舆地图说>》，卷首，录例，宣统元年据光绪十五年原本重印，粤东编译公司承印，第4页。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惠顿著，丁韪良翻译，何勤华总校《万国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80年，第7、14—15、65页。刘楠来：《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曾有豪主编《国际公法例案》，上海法学书局，1933年，第386—392页。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群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23、16页。《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宣统元年闰二月六日，第47—48页。胡焕庸译《法人谋夺西沙群岛》，《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75年，第20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418页。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
责任编辑：王 轲
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07年10月30日至31日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近70人出席了会议。这次研讨会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承办，安徽大学、中国文字协会协办。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发表了书面讲话。赵沁平指出，汉字为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汉字为以汉字作为语言载体的国家(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这些国家(地区)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为逐步实现各国(地区)的汉字统一与顺利转换，为在国际化背景下推进汉字的标准化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研究与探索。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对国际汉字研讨会主旨与任务的认识、各国家(地区)在汉字政策方面和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新进展、各国家(地区)汉字文化研究情况以及汉字的国际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国际汉字研讨会的主旨与任务，即国际汉字研讨会应成为沟通各使用汉字的国家(地区)汉字应用研究的桥梁，为各使用汉字的国家(地区)提供交流和研究的平台。通过会议渠道，各使用汉字的国家(地区)可以交流汉字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展开合作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从而为汉字的国际化、标准化服务。
(采 薇)
作者：郭 渊
专题：日本地震 我们共同面对
一、教材内容分析
本课学习选取四个重大事件：一是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二是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三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四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教材侧重于介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和后果，通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大踏步”地勾勒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揭示了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历程，诠释工业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
专题：日本地震 我们共同面对——是讲大家都是地球人，灾难面前，我们一起应对。因为灾难阻碍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灾难也教育人类，磨砺人类。所以在日本人应对灾难的方式中，我们也学到了许多------
二、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2、了解并掌握林则徐禁烟、《南京条给》、《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的影响。
3.知道七大洲、四大洋的名称及分布;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理解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影响。
4、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及爱国主义情感等。
三、过程与方法：
学法:自主阅读、小组合作探究、比较归纳等。
教法:媒体直观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和对比教学法等。
四、新课导入----由日本国家发生9.0级地震导入：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发生9.0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约20公里。强烈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日本在近代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时间强大?(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当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时，中国仍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方面);当西方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扩张时，中国清政府却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当西方经过工业革命，迈入工业文明时，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明时期。所以古老的中国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每组六人，分别找出古老的中国遭受了哪些屈辱? 学生答：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教师补充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据学生的回答一一展示相关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总结中国战败的原因。
教师：说说看鸦片的输入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危害?(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还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一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二是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三是严重损害了无数吸食者的健康，四是腐败行为有了滋生的温床。
出示图片：《虎门销烟》 请学生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
(1)这幅图反映的是哪一事件?图中的主要领导人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民族英雄?
时间:1839年,地点:广州虎门,意义:沉重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 (2)该事件大大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请想想看，它最可能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学生：英国人不甘心失败，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总结：这次战争实际上是英国人为了抢夺中国的市场和原料而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而不是他们通常所说的“通商战争”。(小组合作
验证历史)
1、
请1组同学们介绍这场战争的概况。(时间、国家、经过、结果、影响等) (1840年, 英国, 经过书P65,导引P31,战败,开始沦为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学生回答后，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及《南京条约》内容。
请学生分析每一条款所产生的影响。再请学生分析《南京条约》所产生的影响。 总结：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
请2组同学介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概况。(时间、国家、结果、影响等) (1856年10月-1860年. 英法联军,战败, 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学生回答后，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及《北京条约》内容及影响。让同学们了解它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3、
请3组同学介绍甲午战争的概况。(时间、国家、结果、影响等) (1894—1895,日本, 战败, 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学生回答后，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及《马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让同学们了解它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4、请同学介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情况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生:见导引P30--31
4、
请4组同学介绍八国联国侵华战争的概况。(时间、国家、结果、影响等) (1900—1901,”英美法俄德日意奥联军. 战败, 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 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及《辛丑条约》的内容及漫画。它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
读条约内容，比较分析《辛丑条约》的影响。(阅读卡介绍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它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都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但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有很大的不同，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条约的影响。这样，对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的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
让学生进行历史反思：为什么极度辉煌的中国，此时却遭到来自西方如此的屈辱?我要求学生回顾已学知识从中西双方分析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的原因。 (17—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步入了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他们政治文明,科技发达,经济发展,国力强盛。而古老的中国仍然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又盲目自大。) 学习本课内容后你有什么启示?
5、专题：日本地震 我们共同面对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有关时政热点--日本地震 我们共同面对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发生9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约20公里。强烈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日本警察厅说，截至20日18时，大地震及海啸已确认造成8277人死亡，12722人失踪。) 下面我用问答题的条目来解决每一个题：
1.日本属于哪一大洲，濒哪一大洋?国土特点是什么?(亚洲;太平洋;岛国.) 2.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在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北38.1度，东经142.6度)发生9级强烈地震。按经线划分，日本位于哪一半球?按纬线划分，日本位于哪一半球?(东半球;北半球)
3.假如位于浙江温州的一支国际救援队乘坐飞机抵达日本机场。这架飞机跨越了我国的什么海?同时国际社会纷纷支援日本抗震救灾体现了当今世界什么主题?(东海;发展是世界的主题)
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3月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讲话。说明了联合国在 处理国际事务中哪方面的作用?体现了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什么宗旨? (促进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
5。日本工厂一些零部件生产因地震灾害被迫停产，也有可能影响中国企业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什么特点?(经济全球化)
6。日本大地震后，中国及时救援日本彰显怎样的国际精神和大国形象? (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负责任大国形象。)
7.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灾情，最方便的方法是什么?这种方法具体可以怎么做? (查阅资料法;
具体做法：到网络搜寻相关信息;到报纸上查找相关信息;收看电视新闻等) 8.如果你想了解日本的半球位置，该选择哪种比例尺的地区?如果中国国际救援队展开搜救该选择哪种比例尺的地图?为什么?
(小比例尺地图;大比例尺地图;原因：图幅相同时，大比例尺地图表示的区 域范围小，内容较详细;小比例尺地图表示的区域范围大，内容较粗略。) 9.作为远离地震灾区的中学生，你认为可以为打赢这场“特殊的战争”做些什么?
(节约用钱，为灾区人民捐款;积极开展抗灾宣传，写倡议书呼吁国际社会各界援助灾区;给灾区同龄人写慰问信鼓励他们战胜灾害。)
10.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公产生什么问题?为此在发展经济时，必须注意什么? (环境问题;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
摘要：“中国的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任命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哲学上说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鸦片战争使我们接触到了“帝国主义”，因而接触到了“被侵略”接触到了无数的赔款和无休止的赔款割地以及后来的反侵略。
关键词：帝国主义 侵略进步 政治经济 意识
公元201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纪念”是这一年的旋律词，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当这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都出现在这一年时不禁让人回望历史。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是关乎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泪史，“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的主体，信仰有对立冲突，甚至是南辕北辙，但是却有一股莫名的力量让其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在那个山河破碎动荡不安的年代，是历史的释然让二者出现。我们知道历史从来不是中规中矩的一条直线的发展，我们不妨用电影中常用的“蒙太奇”的手法开看一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任命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哲学上说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鸦片战争使我们接触到了“帝国主义”，因而接触到了“被侵略”接触到了无数的赔款和无休止的赔款割地以及后来的反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伤害“——对生命的伤害。这是我一接触到这个命题便第一个想到的词语，每当老师讲到这段历史又死了多少同胞时言语中总会加重语气甚至是隐隐的有点恨意。这是战争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含义，在胜利与失败之间生命会变得苍白而无力，从鸦片战争开始，紧接着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诸如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1900年俄国侵入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惨案，以及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等等，据保守估计在大大小小的侵华战争中大约有两亿的中国人民失去生命，这是触目惊心的数据。
对经济的伤害。由鸦片战争引起的条约连锁反应中，帝国主义采用最野蛮的抢夺方式，强迫中国支付巨额赔款，如《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马关条约》中的2亿两白银，《辛丑条约》中呃4.5亿两白银等等，帝国主义将此作为其资本积累同时又迫使中国举外债来偿付赔款。其次还有就是通过条约获得无数特权：控制通商口岸，并由此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在当地设立租借实行殖民统治，让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但是帝国主义的货物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便可以在中国内地畅通无阻，不必像中国“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中国海关由此也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有一个工具;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在帝国主义获得的无数特权中，将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从长期出超转变为大量入超，并且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待垄断性的精英出口贸易，这是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除此之外，还任意在中国开设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等，并且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相当部分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的方式掠自中国，换句话说，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卖了还在帮他们数钱。
对政治的伤害。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变成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畸形性质。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政府，就如《天津条约》中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其实质就是清政府的“太上皇”， 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欣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等等，还有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破坏中国的领土权，《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
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等等;破坏中国的司法独立权——领事裁判权，通俗的说如若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诉讼时若是中方的错便交由外国处理但是若是外国人的错则不能运用中国法律，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涉，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把持中国的海关，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是外国人充任。
对文化思想的伤害。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文化渗透，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力士曾受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的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的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有的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何种书刊，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其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起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企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同时还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甚至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收“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
“进步”——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提出了“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也有人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哲学强调辩证的看待问题，帝国主义带来的伤害无可厚非，但是客观上也给中国带了进步。
思想意识的进步。诚然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的是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残酷的，这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早期的维新思想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预示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接着，一系列运动兴盛开来：太平天国运动、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再加上工人的罢工，粉碎了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意图。也给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都是在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潮的熏陶下，所采取的强国御敌的方法，而这些思想的实现为经济政治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且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从未放弃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无论这些斗争与探索失败与否都在说明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
政治经济的进步。列强的船舰利炮不仅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还破坏了中国两千多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和科技人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这也使得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相辅相成，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商品货币的流通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办工矿业，兴修铁路，兴办近代教育，培养人才，建立近代化政治机构，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
军事方面的进步。这主要可以体现在对后人的影响方面先前在思想文化方面便提到过中国人民从未放弃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我们应该深知国防的重要性，这也可以引用毛主席的“枪杆子下出政权”理论，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明了“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致使中华民族国土沦丧、 任人宰割， 人民惨遭蹂躏、备受欺侮，国家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不强。
无论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在看来也早已毫无意义，历史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寥寥几千字的记载，也不是冷冰冰的一组数据，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所以我们以近代史为镜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挨打，那么，我觉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还给我们带了许多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们再一次的落后挨打，或者换句话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民族不被淹没历史的长河中，这应该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思考和不断努力的。
参考文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近代中外关系史》 作者：刘培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作业
对外国侵略中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的看法
鸦片战争(1839~1860)
鸦片战争一般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19世纪中期，中国和英国之间发生了两次战争。
18世纪以来，在英国很多人习惯喝茶，不得不从中国买大量的茶叶，而英国商人却要用大量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这银元超过了英国对中国出口的很多商品的金额的和。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贸易只在广东省进行，有限的市场和能出口的商品数量的界限，在贸易上英国有了很大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英国殖民者以走私毒品鸦片作为牟取暴利及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迫其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加工，然后走私到中国贩卖。鸦片在中国很受了欢迎，英国政府通过征收进出口税，都获得了巨额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下达了‘鸦片禁止令’，派林则徐到广东虎门销毁所收缴鸦片。
林则徐到广州之后，用武力销毁了英国人具有的鸦片。对抗中国，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中国有了5亿以上的国民，但是不能抗衡英国具有的发达的武器，结果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清政府派人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占香港岛、让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等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 1856年，中国和英国之间还发生了的二次鸦片战争。这时候，英国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与法国联手进攻了中国。通过这次战争，英法联合军从广州攻击到天津，中国终于被逼进困境，又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时，中国在天津试图攻击联合军，但是联合军又借这件事之机，再一次进攻了中国，占领到北京。中国与联合军签订了《北京条约》。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原来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状态，原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当时有了很多中国国民的牺牲和让人伤心的结。但是，从未来的中国来看，通过这件事，叫醒了很多知识阶层。这件事还当成了以后发生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的动机。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带着过去失败的痕迹，但是这些运动让中国的势力逐渐强大。结果，1997年，中国收回了香港岛。从此到现在，中国不断地成长。现在，中国让世界瞩目。各国的新闻和广播等都关注现在的中国。而且，2008年和2010年，各在中国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从这么伟大的结果来看，我，来自韩国的女生觉得，鸦片战争起了成立现在的中国的很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痛苦。
论述题：历史不仅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认识到近代中国所背负的深重苦难，试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100
分)
参考答案1：
1、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
2、中国主权和关税主权的破坏。
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关税主权。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特别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
3、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据明显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4、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
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5、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任务的转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它们是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
前一个任务是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后一个任务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
参考答案2：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危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政治上，分为内政、外交、司法、领土四个方面：中国内政混乱
，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人民的工具而已。在百余年间，清政府成为傀儡，袁世凯充当走狗，各大军阀依托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钩心斗角，蒋介石为巩固实力而靠向美国......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例如资本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安排全部的高级职员，最重要的是其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近代司法因“领事裁判权”而崩溃。外国人再华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领事询明办理，令其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
经济上，不仅是那数不尽的赔款，更有那无法估量的财物被抢被毁。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随手就是一大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仅庄王府一处掠夺的金银就堆积如山;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掠夺完民脂民膏后，对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对所有不能搬运的文物亦一律焚毁......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开办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法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等，对中国进行商业投机，并操纵汇价、滥发纸币;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93.1%，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文化上，资本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奴化教育和宗教扩张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小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可笑的借口。外来宗教不仅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仗势欺人，压迫中国人民，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鼓吹对中国发动侵略。
军事上，资本帝国主义不但是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
不过，在肯定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危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残酷的，这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早期的维新思想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预示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接着，一系列运动兴盛开来：太平天国运动、反割台斗争、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再加上工人的罢工，粉碎了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意图。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毕竟只是产生危害时的本能反抗，即使没有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实现，所以，无论如何，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论述题：历史不仅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认识到近代中国所背负的深重苦难，试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100
分)
参考答案：
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进行武力威胁，或发动侵略战争，或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抗、蚕食中国沿海和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至企图瓜分全中国。
（一）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从1840年到1919年，八十年间资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国、法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1883―1885年法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年英、法、德、意、俄、美、日、奥发动的侵略战争)。
（二）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之多。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最主要的有7个：《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其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直接割占中国领土;直接出兵;设立租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直接割占中国领土。
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割占的领土有：香港、台湾，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西北5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例如，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制占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通过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2.直接出兵。
这是在《辛丑条约》后开始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成为急先锋。
3.设立租界。
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30多个租界俨然是“国中之国”。
租界的特点：
第一，行使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行政、司法、税收权利(中国政府不能过问)。
第二，借口紧急状态，调集军队进驻租界。
第三，租界完全成为受外国人管理和统治的中国领土。
4.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强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面，把长城以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香港九龙新界，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资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其后，更是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银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即16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计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大约为8000万两白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竟高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4～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列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先进国家本已存在的差距。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操纵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第一，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1900年，外国公便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横行不法，清政府却无权审判。
第三，把持中国海关。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如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第一，直接动用陆海军，镇压太平天国。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资本-帝国主义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
第二，1870年“天津教案”中，资本-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桐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
第三，镇压义和团。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的“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
第四，《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这说明，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驯服清政府，而且企图驯服中国人民。
（三）扶植、收买代理人。
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使得西方列强意识到，无法把中国变成纯粹的殖民地。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西方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代理人。资本-帝国主义把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例如，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
扶植皖系军阀等派系，导致军阀连年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一）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从1840年到1919年，资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有20多个。通商口岸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享有种种特权，控制了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三）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马关条约》签订以前，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资本。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但这些资本不是由外国输人的，相当部分是它们在中国通过战争赔款等方式直接掠取的。
（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
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清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海关税和盐税等税收作担保的，而这两项收人，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资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清政府财政收人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四、文化渗透
（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部分传教士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制造与论。例如，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它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等。但是，与它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赋予其使命的基本特征。由此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推动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社会主义。
经过几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结合老师的讲解以及我国重大会议的精神，我本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结合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谈谈我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首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之前我们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反复强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但是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其次我们要谈一谈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马列主 1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实际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
我国属于跳跃性发展，不但要完成公民在政治上的权力与义务相同的任务，还要完成较优的行政、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建树的工作。“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和命题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又一次新的历史飞跃。
把社会和谐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首先从本体论层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回顾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了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在科学的意义上把社会和谐同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但都没有明确把社会和谐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付出了惨重地代价，最后才明确把社会和谐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同时，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注重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 源，通过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发展所总结出的一条道路，是 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互相结合，缺一不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魅力。
首先，社会主义代表了人们的愿望和理想。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行动和社会发展状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发展和自由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具体到中国的实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最新诠释。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同时吸取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无数的实践检验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关键就在于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开幕当天，泰国媒体《亚洲日报》就发表社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一个世界奇迹，给全世界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充分印证了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无不表明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不断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协调持续、民生优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生态文明、中国道路„„无不闪烁着继承与创新的时代光芒。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奇迹，在于追求社会主义美好事业的人们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本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将社会主义具体化、生动化。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形成的,她汲取了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适用的成份,摒弃了一切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成份。这种社会主义还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形成的,她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在仍有用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属于现代化大生产所必然需要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等成果,摒弃资本主义的弊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综合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又摒弃其缺陷和弊病的社会主义,她优于旧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也优于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她没有封闭的、凝固的模式,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环节,改革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首先,他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其次,她适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主流民意,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证明这点。
30年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历史性变化，谱写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壮丽诗史;今天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必将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篇章。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突出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共同理想的确立，需要价值主体即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和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只有在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明确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将有效地激发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贡献力量。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解决广大群众思想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理想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人们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将社会利益的分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使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必将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有利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应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出发，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创新教育模式，提高教育效果。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关键，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是重点人群。应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他们做到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之本，在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相信我们国家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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