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园林发展研究
摘要：文人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同时，文人园林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漫长的。本文对不同时期文人园林的特点及代表作品展开介绍，总结文人园林的历史变迁，从而加深对古典园林设计手法及造园方式的理解，进一步引发对现代园林设计的思考，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文人园林;山水诗;山水画
0 引言
中国古典园林享誉世界，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东方园林的代表。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极具艺术成就的一种园林类型，研究文人园林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典园林中优秀的设计手法，以及园林意境的表达方法。本文从三个方面介绍中国文人园林，分别是文人园林的发展过程、常用造园手法、设计手法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
文人园林即文人经营或文人所有的园林，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
1 文人园林的产生背景
魏晋更替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司马氏篡权，对不愿为他效力的名士进行无情的迫害，官場文人因言获罪成为一种常态，“隐”的方式成了士人避祸的一种选择。然而，士人无论“仕”或“隐”，大多都难获安宁。这时，园林逐渐成为士人们慰藉心灵的所在。由于厌倦了政治斗争，隐居于园林中的士人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经营自己的园林，借园林进行情感表达，园林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当时，营建园林需要取法自然。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接触中，士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其园林风格自始即受自然山水的启发，逐渐向自然风景式园林方向发展。这类园林的拥有者大多是朝堂的文人，其创作手法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平，建设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这个时期的园林为隋唐时期文人园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山水诗、山水画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文人园林的产生。山水诗、山水画的创作也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山水园林和山水诗、山水画在某些层面具有相通性。山水诗、山水画取法自然，再经人为艺术提炼和加工，这和山水园林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古代，造园是由文人和工匠共同完成的，而诗词、画作的创作者也是文人雅士，从这个角度看，参与造园和写诗绘画的人存在交叉重合的现象。文人将诗词画作描绘的场景搬进园林予以展示，将园林变成一种新的可游、可观、可憩的三维空间艺术形式。山水园林的发展促进了自然山水的发展，自然山水的发展同样影响了山水园林、山水诗、山水画的创作，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 文人园林的发展过程
2.1 魏晋南北朝——萌芽
2.1.1 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转折期，此时社会动荡不安，滋生了一种崇尚隐逸的社会风尚，山水诗、山水画等艺术门类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极大地推动了园林的发展。园林由上一阶段的完全写实过渡到写实与写意相结合，文人园林也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2.1.2 园林风格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园主流，私家园林大致可分为城市私园和庄园、别墅。较以往的园林，此时期的园林有设计精致化、规模小型化的趋向，初步具备了文人园林的雏形。庄园、别墅远离闹市，交通不便，选择在庄园中定居就意味着生活资料需要自给自足，因此其往往兼具生产和游览的功能。
2.1.3 代表作品
（1）张伦宅园。作为南北朝著名的城市私园，张伦宅园已经具备了人工山水园林的全部要素：山、水、植物、建筑。园林中的一座大假山——景阳山作为园林的主景，将天然山岳形象的主要特征比较精练而集中地表现了出来[1]。园区整体采用以小见大的规划设计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建成标志着园林设计从完全写实过渡到写实与写意相结合，也意味着文人园林的萌芽。
（2）陶渊明庄园。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山水田园诗的鼻祖，我们能从他的诗词中体会到他的园林观。他在诗篇《饮酒·结庐在人境》中描述了自己隐居田园后的生活：“在东篱采摘菊花，抬头一看，远方的南山映入眼帘，飞鸟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远山、飞鸟、晚霞构成了一幅天然和谐的画面”。从这个场景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也能从侧面看出他心中的园林观，园林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寄托精神、陶冶情操。他的园林观启发着后世人们对山水园林艺术的不懈追求[2]。
2.2 隋唐——兴起
2.2.1 社会背景
隋唐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久以来动荡的局面，社会重新恢复到大一统的局面;地主小农经济得到恢复，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植物栽培技术也得到长足进步;科举制度创立。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园林的发展。园林写意的手法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加成熟，文人园林开始普及化。
2.2.2 园林风格
山水诗、山水画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人园林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园林融糅诗情画意，园林第三个特点——诗画的情趣开始形成。隋唐私家园林是最能体现文人园林特点的园林，它分为城市私园和郊野别墅。在城市私园中存在两种典型的园林风格，一种绮丽奢华，另一种则清幽典雅，后者艺术创造成就远高于前者，已经具备了文人园林的特征。而郊野别墅这一类型相比魏晋时期的庄园、别墅，生产功能已经基本消失，游赏功能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园林均能做到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2.2.3 代表作品
（1）洛阳履道坊宅园。白居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造园家，他的履道坊宅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的文人园林观。从这个园林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文人园林的发展盛况。白居易为这座钟爱的宅园写了《池上篇》一文，其中篇首的序详尽地描述了此园。
该园是前宅后园的布局，园和宅共占地17亩，园林的主体是4个大型水池，池中的3个岛屿通过拱桥和平桥连接。水池东面建粟廪，池北面建书库，池西侧建琴亭。
白居易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陶冶性情，对这座园林的改造费了很多心思，那种清静幽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3]。
（2）辋川别业。辋川别业是唐代诗画家王维的园林，地处大唐长安附近蓝田县的辋川谷。园林营建的周期很长，历经两年才得以完成。经过多次的改造和完善，最终形成了20个园林景点，园林空间步移景异，空间转换非常丰富[4]。透过王维的诗画我们能隐约瞥见辋川别业的美景，它称得上唐代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王维的作品也被苏轼评价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2.3 南北宋——兴盛
2.3.1 社会背景
两宋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宋代经济繁荣，而政治羸弱，这种经济与政治上的发展不平衡萌发了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及时行乐的思想很快蔓延开来，促成了园林的大量营建[5]。而科技的迅猛发展又推动园林和建筑朝着技术化、科学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2.3.2 园林风格
宋代文人园林大兴盛，文人园林在宋代已经非常普遍了[6]。园林的四大特点完全形成，并且形成了四大特点的基本外延：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宋代诗词不同于唐代闳放的气势，而是轉向缠绵悱恻，空灵婉转，画作意境的表达相比唐代更加注重写意，由此也影响到文人园林的建设。园林中融糅的诗情画意的意境相比唐代更加自觉化，规划设计方面比唐代更加细致、清新。
2.3.3 代表作品
（1）艮岳。艮岳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座皇家园林，其设计手法更加趋向于私家园林，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它的艺术成就代表着宋代宫廷园林的最高水平，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期。艮岳呈“左山右水”的格局，水体被北、东、南方向的山体包围。园林水体引自园外，从西北角引入，东南角流出。艮岳山体造景符合山水画论所谓的“先立宾主之位，决定远近之形”“主山始尊”的构图规律。
（2）独乐园。独乐园是宋代知名的私家园林，它能反映出当时文人园林的特点。读书堂是园林的主体建筑物，其北端有一处玉玦大水池，园林最北端是种竹轩。园林里的水体从南引入，分流五股注入池中，又在此分流两渠环绕整个园林，最终于西北角处汇合流出园林。植物造景的大量运用体现出了园林的生态美，植物选择上选取了许多药用植物，兼具了美观实用的园林特点。在独乐园的设计中，四大要素结合紧密，园林写意手法也被运用到了极致，极富天然野趣。
2.4 元明清——精深
2.4.1 社会背景
元明清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第二阶段。明代初期重农抑商，这种政策对造园活动产生了影响。直到明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主义内部萌芽，商业重新恢复到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分工较宋代也更加细致，促进了园林施工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士大夫文人不仅追求园林的诗情画意，同时对造园的技艺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代则是历史上造园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园林艺术成就达到顶峰。
2.4.2 园林风格
这一时期文人园林继承宋代的发展，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局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理论著作和造园家，将文人园林的艺术推向巅峰。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人居环境以及富足的经济，为文人园林的营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的文人园林以江南私家园林为代表，可以说江南私家园林在这一时期达到中国私家园林艺术的顶峰，造园理论及实践十分成熟[7]。游玩江南园林，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千山万水中，这就是文震亨所说的“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园林意境的表现也上升到新境界，造园者用有限的空间表现大自然的真山真水，打造了咫尺山林的空间体验。
2.4.3 代表作品
寄畅园。寄畅园是保存相对完整的园林，它的选址临近锡山和惠山，借惠山优美的山形之景，构成远、近、中三个层次的景深，锡山及其顶上的龙光塔均被借入园内。园林中心是锦汇漪，东北角做出水尾，显示水体有源有流。园林叠山艺术高超。
3 文人园林常见造园手法
3.1 因地制宜
文人园林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其本质是实现人工园林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人园林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文人造园家们始终秉持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只有充分了解场地地貌条件及周边环境，并加以适当的改造和利用才能得到浑然天成的景观效果。
3.2 小中见大
小中见大的设计手法在文人园林中的应用较为常见，在文人园林发展的后期更加普遍。园林假山与水系形成山嵌水抱的格局，能使观赏者联想到流水蜿蜒穿越山涧最终汇入大海的场景;园林中竹林和小径的组合，能让游览者联想到树木蓊郁的大自然景观。此外，还可以通过对比、反衬的手法达到增强空间感的目的。如文人园林中常用的典型布局“园中之园”，就是以更小的微型园林空间反衬整体园林空间，让人产生视觉错觉，营造出一种广阔的园景。
3.3 虚实结合
虚实结合对于园林意境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人园林设计中被大量运用。无论是单个景观节点的布置，还是整个园林空间的规划，处处都能体现出虚实结合的设计手法。虚实结合的手法可以使园林空间富于变化，让游览者产生步移景异的景观体验。障景和漏景是最为常见的能够表达文人园林虚实变化设计思想的两种方式。障景主要用于分隔园林空间，使园林景观不至于一览无遗，实现“实”的空间效果;漏景则相反，是为了实现“虚”的空间效果而存在，它可以增强园林空间的趣味性，激发游客继续游览下去的兴趣。
4 文人园林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4.1 因地制宜，设计结合自然
在信息时代，传承文人园林因地制宜的造园手法尤为重要。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优美的城市景观空间成为每个城市追求的目标。当下，城市园林大量兴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导致城市景观特色缺失、景观雷同的情况出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地创设景观。大自然中的山水花木皆有不同，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建设的园林景观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园林空间也会因此显得千变万化。
4.2 小中见大，咫尺山林
要传承文人园林以小见大的造园手法，打造咫尺山林的景观体验。现代城市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城市用地紧张。园林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园林空间里获得广阔无垠的大自然空间体验，是现代园林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小是客观的，大是主观的。现代园林可以借鉴文人园林反衬的方法表现空间的大，让人产生联想，以咫尺面积创造无限的空间。
4.3 虚实结合，步移景异
要传承文人园林虚实结合的造园手法，建设富于变化的园林空间。现代园林设计可以借助虚实结合的手法表达园林的意境，如用小桥划分水面空间，水面似断而连，既丰富了空间，也不会破坏园林的整体性;用院落分隔建筑，打破建筑的封闭空间，活跃空间氛围;用道路划分功能区，一方面能对各个功能分区进行限定，另一方面又能对各个分区进行串联，让游览者产生步移景异的效果。
5 结语
文人园林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兴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在元明清达到顶峰。园林的四大特点也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魏晋时期最早出现关于“园林”的记载，此时建筑作为造景要素出现在园林中，能充分发挥点景与观景的作用，园林第二大特点在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中形成，山水诗画的大发展也促进了文人园林的出现。唐代文人园林开始普及，文人和工匠合作营造园林，也有不少文人掌握造园技术成为造园家，如白居易、王维等，园林的第三大特点诗画的情趣开始形成。宋代文人园林兴盛，园林风格更加细腻，以诗画入园的作品数不胜数，园林意境表达远胜唐代，园林的第四大特点意境的含蕴形成。元明清是文人园林发展的顶峰，此时的园林比宋代的文人园林更加注重造园技术，出现很多造园理论著作，园林细节处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叠山、理水手法更加高超。
研究文人园林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园林历史文化、古典园林造园的智慧，并将其运用到现代造园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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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红伟（1978—），女，山东济南人，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孟君贵（1995—），男，湖北黄冈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王立艳（1996—），女，山东滨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黄睿（1995—），男，山东菏泽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作者：白红伟 孟君贵 王立艳 黄睿
摘要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各自不同的学说和观点对文人音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儒家音乐积极“入世”，以“和”作为音乐的最高美学思想，将“乐”与“礼”紧密结合，积极施行乐教；道家音乐消极“出世”，强调音乐本身的自然性和人在音乐审美中的精神愉悦，希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儒、道两种哲学精神往往深度交汇在一起，构成中国文人音乐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文人音乐 儒家音乐 道家音乐
文人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方向。“文人”一词出现很早，《诗经·大雅》中就有“文人”一语，但指周之先祖。随着历史的发展，“文人”一词的意思也在不断演变。汉晋时期，“文人”指读书能文之人，即今天所谓之“知识分子”，但此时的文人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隋朝首开科举考试，读书之人可以凭其文化，参与科考，受到政府的供养。这样，在中国才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人阶层”。文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清高的气质和崇尚德行的风范，及其探求大道的精神。
音乐对于培养和加强文人的素养和德行具有重要意义。文人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社会生活的主角。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优秀的人生素养和良好的品行，他们坚持“礼乐并重”的人生态度，而音乐对此则具有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把乐作为个人修养成就的象征。孔子亦云：“乐者，通伦理者也”，荀子也说“乐行而志清”，均说明音乐可以陶冶人的修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很早就注意通过音乐将自身的观点与抱负表露出来；以音乐作为其人生价值的表现方式，这也是中国文人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方式。因而，深入了解文人音乐，对于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帮助。
一文人音乐及其基本特征
文人音乐是指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主要包括古琴音乐和词调音乐，它与书法、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古琴音乐是由历代文人直接参与撰写的古琴音乐理论，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演奏、创作、古琴音律以及音乐美学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为音乐理论之重要宝库。古琴音乐追求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哲思；追求“清、幽、淡、远”的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佳手段。词调音乐是配合词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文人对于词调音乐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择腔、创调；二是对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文人音乐的共同特征是创作过程的个体性、音乐曲调的相对稳定性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各自持有不同的学说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精神，并对中国文人音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春秋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诸子百家争鸣，而以儒、道两家对中国后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孟子后来又加以光大，他们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并由其弟子传承、发扬。他们主张积极“入世”，主张参与政治，用儒家的“仁”来改革政治，因而他们具有一种“理性”的价值取向，并对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道家由老子开创，再由庄子继承与发扬光大，他们主张消极“避世”、“出世”，亦含有独特的精神文化魅力。他们多具有“非理性”的性格，形成了与正统儒家文化既相悖又相谐的道家精神。两种不同的学说导致了对音乐也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主张音乐是“人心之所动也”，主张“礼乐”和“与民同乐”；而道家则主张无声胜有声，主张无言教育。两种音乐观在不同的文人身上也透露出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
二文人音乐审美之浅析
文人音乐具有强烈的表现情感的作用。音乐是人内心对外部事物真情实感的表露，《礼记·乐记·乐本篇》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音乐由人心感于物而生，文人具有比一般人更广博的知识、更敏锐的洞察力和更强的表现内心情感的能力，因而，文人音乐便具有了其它音乐所不具备的更加强烈的表现情感的特征。中国古代文人知识渊博，志向远大，但又“常无事，痛饮酒”，于是他们便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和能力来研习音律，畅意乐曲。他们用动人的旋律来抒发胸臆，将自身与音乐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的浑然状态。与此同时，音乐中已无意间渗透进了文人们对文化的感悟。无论从表达人性情感的“琴瑟之友”到寻觅知音的“高山流水”，还是从清远空灵的《幽兰》到深沉低吟的《潇湘水云》，以及《春江花月夜》、《飞花点翠》等传统乐曲，文人的文化气息均充盈其间，使得这些音乐作品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独特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文人音乐更多地打上了文人的思想情感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的烙印。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人音乐所表述的内容也是源于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表述当时民族的精神风貌。下面我们分别从儒、道两家的音乐形式出发，浅谈一下中国文人音乐审美方面的一些简单特征。
1儒家音乐的审美取向
儒家思想对文人音乐审美取向产生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儒家以“和”作为音乐的最高美学思想。《乐记·乐化篇》说：“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威而怒。”
《礼记集解》引真德秀语解释说：
“礼之治躬，止于严威，不若乐之至于天且神者，何也？乐之于人，能变化其气质，消融其渣滓。故礼以顺之于外，而乐以和之于中。此表里交养之功，而养于中者实为之主。故圣门之徒，立之以礼，而成之以乐也。”
这就是说，礼是治身的，在于外表，只是在表面上使人们顺从；而乐则是治心的，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气质，消除人的坏习惯，自然而然地使人心地和平，和谐而又合顺。孔子把“仁”作为其音乐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看到了“乐”与“礼”相互促进、相互节制的关系，把“和”视作衡量音乐的最高准则和音乐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儒家圣人将“乐”与“礼”紧密结合，积极主张实行乐教。他们认为音乐可以修身养性，可以提高修养，可以治国平天下，“与政通矣”。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其“仁学”的延伸和发展，“仁”是孔子音乐美学的核心和出发点。孔子所以推崇音乐就在于以“乐”为纽带，促进个体人格的丰盈和完善，恢复并发展传统的“礼乐”文化，实现个人与社会乃至宇宙天地万物的和谐，从而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文人积极地“入世”，投入到社会政治中，他们执着地遵循着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将艺术的创造视为反映其人生态度的象征。儒家文人希图进仕，注意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他们提出“六艺”学说，并把其发扬光大，以使天下文人争相学习。在这种“弦歌之声”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传统文人都修炼成了“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角色，仅从这里我们便可发现，正是有了这种群体无意识虔诚的追求和拥有这种情调的文化群体，也才有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和韵味，其音乐也才构成了中国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因此，一种充溢着生命的喜悦跃然而生，且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此种“物我合一”的情怀是何等的泰然与志满。在儒家文人的眼中，唯有此时，人生的存在才壮美，人的生命才有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其存在的价值，真正将其与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
2道家音乐的审美观
道家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对其音乐审美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主张恬淡中求得个体生命得以超越与精神的宁静，追求一种“营之于胸壑，达之于情态，忘之于神意”的境界。无论是“大音希声”还是“天籁”，道家都并不是以音论音，探讨单纯的音乐问题，而是以音论道。他们把音乐置于一个哲学的高度，强调音乐本身的自然性和人在音乐审美中的精神愉悦；希望通过感官把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让心灵在宇宙大化中去体验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生态观的体现。道家为音乐设立了让人不断追求而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它吸引着现实音乐向自然的、内在的、韵味深远的方向探索。
道家音乐审美观亦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尽管许多传统文人胸怀报国之心，然而现实的残酷往往使得他们备受打击，此刻道家“出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会左右他们寻找新的人生坐标，他们又开始向往一种纵情适意、淡泊无求的情怀，陶然忘机地信奉“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八音会谐，人之所悦谓之乐”的境界。文人失意后，无法与朝廷作对，只好消沉自己，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自我放逐，进入一种“欲辨已忘言”的超然。文人音乐充分地映衬出传统文人处世哲学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双重人格，而这种人格双重性既可以在“痛饮酒、读《离骚》”的魏晋名士身上反映出来，也可以在一代枭雄曹孟德身上找到痕迹，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情态，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生命价值。因此，在文人音乐中，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消极“出世”的道家态度并存，也就成了其美感的一大典型特色。
3儒、道精神在文人音乐中的交汇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儒、道两种哲学精神在其中也深深地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人音乐的典型特征。文人音乐以其特有的表述方式表现了中华传统的哲学及其文化渊源。如著名的琴曲《潇湘水云》，就是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严重不满，从而借琴声来表达其内心的悲愤与惆怅，发泄心中怀才不遇的激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既是宇宙的本源，也是宇宙的终极原因。而文人们则是通过音乐来述说人生现实的矛盾，因此把握文人音乐的精髓，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时社会的状况和文人的哲学观点。
文人音乐将儒、道两家的哲学精神融为一体，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表现着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文人音乐中常常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有时甚至难以“意会”，如同一缕不可名状的情味在弥漫缭绕。儒家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叹，道家有“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领悟，其间哲学精神均渗透于音乐之中。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主张与大自然必须保持“亲合”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美学理想，因而儒、道两家都秉承下来，而道家讲得更为彻底和深刻。道家清虚，主张恬淡中求得个体生命的超越与宁静，在超越生命的宁静中，一切生命和自然现象都将被感召而通达圆融，当这种把自我寄归自然的审美理想物化于音乐创作中时，那乐音中本来就抽象的意象就更因其“超然”而越发缥缈了，而这恰恰激发了文人们无穷的兴趣与想象，从琴曲《酒狂》、《平沙落雁》等作品的意境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气氛。
文人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它以文人富于表现感情的特征为依托，将文人的音乐才能与哲学观点、政治抱负等融入其中，其中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豪迈音乐，也有道家消极“出世”的冥冥之声。通过欣赏和分析文人音乐这种特殊的音乐形式的审美特征，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音乐才华和音乐观，可以了解他们内心之中儒、道两种哲学观的冲突与中和，最终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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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璐：《论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精神生态观》，《黄钟》，2004年第7期。
[4] 李昊：《试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齐鲁艺苑》，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郑聪，女，1979—，河南洛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琵琶表演教学、音乐史、音乐考古，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郑聪
文人山水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完整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璀璨的过程。文人山水画的作者取材于山水自然景色,藉以抒发个人“性灵”之情感。他们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注重文学修养,追求对画中意境的表达以及对水墨、写意等技法的不断完善。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画家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融于笔墨之中,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文人山水画。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和画风的变化,也为中国画立于世界各民族不同风格的画派、画史之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研究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艺术风格和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画史,更能够使我们在灿烂而悠久的古典文化基础之上继往开来,为中国画的复兴奠定基础。
作为中国山水画的灵魂,“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一直影响、规范着中国的文人山水画。作者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回归大自然,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奇妙过程。作为自然之子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悟道者,是一个真正高尚的、超凡脱俗的、领悟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实际意义的仁者和智者。这就是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本质,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山水画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能够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最终以其清高隽永、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画的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围绕着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本质特征去读史、品画,我们可以领会到中国文人山水画如下风格和特点。
一、辑山水悟道,以笔墨明心
老子的《道德经》对中国文人山水画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文人山水画家看来,人是大自然之子,而山川万物又是天地之子。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活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本质就是道,道是虚无的,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山水画的创作过程就是参悟道的过程,画家通过这种独特的修为,能认识和表现出山川的本质、大自然的本质,从而真正认识生命的本质,悟出人生的意义。因此,中国文人山水画艺术审美功能明显地表现为在创作上不趋附于世俗审美爱好,强调“自娱”,以“畅神”和“能应目会心为理者”的标准和境界。这就在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开辟了无穷广大的艺术自由空间。众多山水画作者用心与天地合奏出一曲曲天籁之声,或平淡素雅,天真清新;或意境清幽,松秀简淡;或变化稠密,郁然深秀。即使是同源一画派的大家,亦因所处地区不同,所写景物和画家学养胸襟气质的差别,而各创门户,在忠实于自然的基础上,把中国文人山水画不断推向新的水平。
仅以被誉为“画中的兰亭”的《富春山居图》为例:其中秋初之时富春江两岸的景色之所以惟妙惟肖,画中的峰峦旷野、丛林村舍、渔舟小桥,无不栩栩如生,原因就在于作者黄公望不仅表现出了此时此刻眼中的山水,更重要的是对“道”了然于胸。初秋时节的萧瑟与成熟之所以不同于初春时节的欣欣向荣,原因就在于作者窥见了大自然节律的奥秘,并用传神的画笔将其表现出来。这是作者的多方学养、学识、胸襟、气质等画外功夫的综合体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成就了作者和他不朽的作品。
二、形神兼备,物我交融
纵观中国山水画史,但凡成就卓著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经年与山水为友、为伴、为师,“师造化、陶性情、悟灵性、得心源”、坚持不懈地走与大自然相结合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达到山水画创作形神兼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和艺术成就的真实写照与总结。
画家本人的主观精神与山川的神情或曰“本质”或曰“道”神遇,产生共鸣,经过互化、融合、统一、升华而“迹化”诉诸于笔端时,则能达到形神统一、物我互化的境界。此时此刻,人即山水,山水即人,山水即画,画即山水。这种画境与笔墨技巧就如同大自然般和谐,浑然天成。
我们可以山水画大家黄公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黄公望“少有大志”,年青时也曾入过官场,后因其上司的案件被牵连入狱。个人境遇的巨变,使他深切体会到在民族矛盾和封建官僚制度的夹缝中,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很难得到充分认可的无奈,并由此生出一种看破红尘之后的清高和孤傲。出狱后,他改名“一峰”并当了道士,开始画画,50岁后更专心于山水画创作。他融合宋代各大家之所长,又“卧青心,望白云”,深入到大自然中观察体悟,最终形成自己“气清质实,骨苍神腴”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实际上正是他唾弃官场污浊、渴望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同在的高傲心性的自然流露。
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一条死胡同时,他们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从大自然中汲取生存的理由与力量。黄公望或隐居山林,或遨游四方,其旨归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试图以一种有别于出将入相的方式证明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这对于曾经渴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黄公望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隐痛贯穿其中。这也正是他寄情于山水之间,偶尔会表露出世成仙思想的根本原因。画家笔下的山水,既是实景,也是自我心境,是画家的胸中沟壑成就了笔下的山水景物。正是这种与灵山秀水心心相印的境界,使画家不仅超脱了现实生活的不如人意,也超脱了生命的有限性,在完美的艺术世界获得了不朽的再生。
三、以传统文化精髓为底蕴
这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文人气息
中国文人山水画是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结晶,因此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气息。中国文人山水画中的文人气息主要由诗、书、画这三大基本艺术语言要素组成。在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中,这三者常常相得益彰。唐朝大诗人王维就是综合运用这三种艺术语言的杰出代表。他善诗能画,通音乐,工书法,精绘画,性喜山水,善画平远景,以“破墨”写山水松石。他的《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笔力雄浑。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这种评价可谓千古定评。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的意境实际上就是一幅充满了文人气息的山水画卷,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其中既有大处落墨的“空山”写意,又有精心选取的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艺术世界。再如其绘画作品《雪谿图》,表现雪天平远景色,营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一座木拱桥将观者引入白皑皑一片冰雪世界,树木凋零,人烟稀少,小溪的两岸有茅屋四五间,溪中一叶篷船,有船夫撑篙而行。其情其景,正与前面所引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是诗歌、绘画、书法互相融合形成书卷气的最好表现。
(二)学养与人品
中国文人山水画一直把对创作者人品学养的要求放在第一位,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是一个真诚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和光明、超凡脱俗的仁者。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与大自然朝夕相处,通过渐悟和顿悟的方式,达到物我两忘,明心见性,从而进入与大自然神形合一的画境。在修为上,他必须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领悟人生的真谛,具有大智慧的智者。在社会实践上,他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从而对历史、对社会有较深的洞察力,具有非常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在治学上,他是一个有深厚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并具有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学者。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公望,自幼有神童之称,经史九流,无不通晓,工诗文、通音律、性格豪放。时人称赞他:“身有百世之忧、家无儋石之储,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至于风雨寒门,呻吟架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鲁之学士,此岂寻常画史也哉。”②黄公望的学问人品之超绝由此可见一斑。
四、继承与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文人山水画一端连接着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得天地之灵气,是“道”的自然反映。它是一首抒写在山水之间的诗,是一曲吟唱在牧童渔樵之中的歌。它在山光、水色、树影中流连,在云飘、雾绕、烟锁中盘桓,在风声、雨声、天籁中穿行,数千年来不绝如缕。而其另一端,又与中国历代文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如果说前者是外师造化,那么后者就是中得心源。它有李聃与庄周的灵魂,也有陶潜与李白的神韵。所以,山水画卷一经展开,便把古人,连同他们的诗辞歌赋、胸中块垒,尽情展示在画卷之中,故能于尺寸之间得山水之灵气、圣贤之精神。
在清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重继承,在讲究“无一笔无来处”的同时失去了创新的勇气,直至清末才又有了起色。“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的标新立异,无疑是清末画坛的一支突起的异军。而稍后的齐白石、黄宾虹等近现代画家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正是因此,近现代的中国山水绘画才得以再度兴盛。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何在成功继承古代中国文人山水画整体的艺术特征和统一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是新一代画家所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下卷。
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
责任编辑:一 鸣
作者：王胜军
吴雪阳
中国文人灿若星河，捧着《品中国文人》，不禁感叹良久，或许是作者余秋雨式的笔触，抑或是于丹式的诱导，每一个文人都展露着自己的棱角，每一个文人都活出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掩卷深思，中国文人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中国文人身上能读到什么呢?
所谓文人，或许是几分率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仿佛世界与他们而相违。嵇康在青山绿水中打铁，朝廷命官的多次举荐，嵇康还是岿然不动，他安之若素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朋友亦如此。阮籍，堂堂七尺男儿，常常独自驱车，漫无目的东闯西撞，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如同孩子般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这也是最真挚的文人。
所谓文人，是真实的个体。陶渊明，他热爱生活，热爱百姓。却不爱官场上的觥筹交错，不爱君臣中的趋炎附势。他退出，欣欣然。和着轻松的脚步，欢快的曲调，奔向幽深的丛林，隐居起来。李白，似乎是一个荣耀的名字。然而洞悉作者独到的视觉后，觉得李白是个纠结的个体，他一直在竹林隐士与翰林学士间荡漾。他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他也隐，但却隐给朝廷看，隐给皇上看。
所谓文人，有天下为公的情怀。宰相司马光，淡忘自我享受，酒肉长年不能食，蜡烛与炭火也是省之又省。这样“吝啬”的人却为朝廷尽职尽责，希望人民能够酒足饭饱。杜甫也曾呼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精神，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所谓文人，有忘记个人恩怨的胸襟。苏轼的仕途生涯一直坎坷，章淳轻轻改动几笔，苏轼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甚至置他于死地。几十年后，他们的命运互相调换，在苏轼向朝廷缓缓而行时，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求情，苏轼没有得意的抚掌大笑，而是诚恳地回到“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并写了治瘴毒的药方。最大的宽容就是当仇人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苏轼做到了，发自内心。
文人亦君子。
在作者貌似平淡的笔下，血液与灵魂穿梭，文学与哲学交融，波澜壮阔的把文人气质拉向一个新的高度。
而如今，文人气质似乎少之又少。名利，金钱，无一不充斥着我们的脑膜。肚子越饱，反而脑内的空白却越拉越大，心眼被食物越挤越小。如那些把先哲贬得一无是处自诩是文人的人，那些号称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看穿世间百态的人，那些用着粗俗不堪的词语却以此为骄傲的人，都算不得真正的文人。
请你们留下文人素养来征服你们所谓的混沌世界。
所谓文人，应是一捋银髯，一身傲骨，人品与学品俱佳，不因世俗而改变自己。
所谓文人，你有你的舞台，舞台灯会打向你，你的本色让舞台由你主宰。
(作者就读湖南省常德市一中352班时的读书笔记)
——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一本正是我们华夏子孙五千年历史巨著，它的作者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他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嗜血的汉武帝，他留下的文脉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统治下，受到汉武帝的压迫，但他并没有对这种压迫所屈服，能受侮辱，也要完成《史记》揭开历史的真相。《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我被司马迁不屈不饶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他不怕被汉武帝杀头，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虽然他最后被奸人所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钦佩与憧憬。
古人敢于揭露历史的精神，可是现在很多人为了名利，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这样的人十分可耻。
《品中国文人》读后感
朱文佳
暑假期间，我读了《品中国文人》这本书。拿到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心中有一份担心，作家型的小川何以选择这样一块硬骨头?能说出前人未道之言吗?但是一篇篇读后，此书对我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作家用全新眼光处理着传统的材料。内容结实，文笔一泻千里，作者凭借几十年深厚的积累、良好的艺术修养，写出极带情感色彩，类同当年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它们“不守家法”，信笔而来又舒卷自如，议论雄辩，别具一格。
在刘小川品述的文人中，有众人皆浊我独醒的屈原，有被汉武帝阉割的司马迁，有旷达笃定的嵇康，有举目悠远的陶渊明，有毫气浪荡的李白，有忧思纯美的杜甫，有丰瞻细腻的白居易，有柔肠旖旎的李煜，旷达明睿的苏轼，壮怀激烈的辛弃疾，有美女词人李清照，敏感深刻的曹雪芹„„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乐观旷达、积极向上和风骨柔情。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他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
司马相如，西汉大辞赋家。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陶渊明，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李白，我国唐代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性情于常人有二，但李白的精神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富有张力。文人坚持原则，美政思想和清洁精神是至关重要的。脑子装有尧舜孔孟老庄等等亚圣的思想可以修文人的性和身。他为人放荡不羁，一生喝酒寻仙渴望做大官报效祖国。他有家室，常年不归家，貌似置家人不顾，这点让我很失望，因他无对家人的责任感，我便毫不客气地将伟大的李白逐出我心中的秘密花园。但不可否认的是李白的诗句确实很伟大，《将进酒》、《蜀道难》等的气势让我叹为观止。不能因为他为人
让我不满意，而对他的诗句以眼带颜色而置之。《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
杜甫，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个家道中落的满载历史的老人，他心怀天下慈悲的情怀很值得我学习。他早年与李白一起游学炼丹，参加科举考试不幸未中，晚年靠官场中的知己接济而生活。他死得比较惨，晚年在船中漂泊，几天不曾沾粮食，朋友送他几大桶牛肉和酒菜。谁知这牛肉是病牛，饿慌了的他猛吃一顿后，天天拉肚子，医治无效，加上年老经不起折腾，如一叶扁舟飘逝于苦难的人间海洋。他伟大的艺术照耀千古，我敬仰他佩服他，但因其不能处理好现实导致潦倒破落致死，这让我对他的欢喜之情退后三尺。
白居易，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李煜，南唐第三任国君，史称李后主。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辛弃疾，南宋爱国词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郁孤台就像辛弃疾。不知赣县今犹存否?那是绝妙的天然雕塑。辛弃疾武艺高强，谋略过人，却长期受南宋朝廷的排斥，一身本领闲置。他出身于沦陷的山东，二十二岁就拉起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打击侵略者。他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显示出对金作战的非凡的战略眼光。可惜一腔热血化作东流水。“忍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
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古代史书中男人的名字浩若繁星，而女人的名字寥若晨星。宋以前，女人很难留下她们的名字，比如李白、杜甫的夫人，我们只知姓氏。名女人如五代十国时蜀国的花蕊夫人，风流文采，芳名远播，但她姓甚名谁、系何方人氏，却罕有人知。
曹雪芹，我国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著名满族文学家。中国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一部《红楼梦》，写了金陵十二钗尚嫌不足，又要写金陵十二副钗。一大群女子，携带着她们各自的命运向我们涌来。而两百多年前，她们都在曹雪芹的眼前、笔下、睡梦中。作者化身为贾宝玉，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亲历并见证豪门大族之败、封建大厦之倾。
鲁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用自己的笔战斗着，用文字开始了和旧势力、封建思想的斗争，成为那个时代中的一杆旗帜。他用雷霆之语警醒世人，解放了一代人思想。
语言创造的文化，在历史传播中，难免带有种种的遮蔽，客观的语境变迁，人为的曲解利用，让原本清晰的图像变得模糊不清。从关注人性变化出发，将语言艺术看作是情感与心灵的外化，刘小川的品评直指生命本源，挣脱出了层层枷锁，他对古代文人前贤的理解有一种可贵的深度，例如对于田园诗人陶渊明，习惯的说法是他辞官归回田园，看作是仕途不畅的人生退缩，但刘小川的眼中，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一种人性价值的确立，他关注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写鸡、写狗、写桑麻、写炊烟，是用朴素的语言，将人生朴素的欣悦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朴素，以一个人的真为底色，情性真，感觉真，心灵真。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学价值，是对抗着当时流行的堆砌词藻，拿语言作排场的六朝文赋。对于宋代词人陆游的评说，作者认为，流泪疾书岳飞《满江红》，时时怀念唐婉的陆游，是词人博大情怀的反映，他爱国爱酒爱山川爱美女，由此，他鄙视一切野蛮与龌龊，这种爱与恨贯串陆游的一生，构成了他的光荣与梦想，狂放与落寞，欢乐与辛酸。
古时文人前贤的时代，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刘小川在对他们人性的关注中，
生命体验的解读中，一一找到了互联点。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此时拆除了历史的遮蔽，遥远古代的“血肉丰满，强大的个体”，变成了今天读者的朋友与前辈，让人们觉得真实，亲切。
刘小川的品作，虽说字里行间充满激情，但是，它与近年来风靡大江南北的“大散文”相比，写得平实。这种平实是一种艺术修养与功力。它在叙述中，并不强加许多主观的议论，相反以崭新的历史文化视角展示自己的发现。
《品中国文人》一书，集华夏历代文人于一体。她从战国时期的屈原、司马迁，写到魏晋时期的嵇康、陶渊明;从盛唐的李白、杜甫，写到南唐后主李煜;从南宋的苏东坡，写到明清时期的曹雪芹;对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品述，刘小川先生用了整套著作的近十分之一篇幅，可见鲁迅先生在文学界的影响力。
细细看来，中国历代文人真是个可歌可泣、百折不挠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生力军，是家国苦难的承载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涵养世界的拓荒者，是演绎生活的探索者——中国文人的风骨柔情、生存姿态和生存向度，明明白白地指引着当下中国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李白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几乎是人尽皆知，家喻户晓。自我们儿时读书识字起，李白的那些伟大诗篇似乎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整个求学生涯，《静夜思》、《望庐山瀑布》、《送孟浩然之广陵》、《蜀道难》等作品中的经典名句就如同是一座座矗立于我们人生长河里的智慧灯塔，永远指引着我们向着自己正确的航向奋勇挺进!当我们满怀豪情，意气风发地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时，不禁会大声唱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而当我们处于人生逆境，情绪低落时，又时常会以这样的诗句来安慰或鼓舞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我们与多年朋友挥手作别，看见朋友的身影渐行渐远时，在我们的脑海里又不禁流露出一副诗的画卷：“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而当我们身处异国他乡，落寞孤寂时，则更是会不自觉地伧然吟道：“举头
的确，李白是伟大的，当他的那些华彩诗章穿透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蒙尘展现于今日世人面前时，我们会惊然地发现，他的那些诗句就算到了现在这个商品经济年代里，都能让人们产生共鸣，进而会心生出一种极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认同感源于敬佩，敬佩的是他永远保持着的那份独立人格;归属感溯于渴望，渴望的是他永远展现着的那种潇洒气质，这或许就是他的诗歌历经千年而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李白身上，有两种气质是值得我们啧啧称道地，那就是他那飘逸洒脱的仙气和豪放狂傲的书生意气。仙气归于道家，而书生意气则源于儒家，而李白正是将儒道二家集于一身，进行了很好的有机结合，才能将他身上独有的一种既落拓不羁又才华横溢的气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的确是很难做到的。
在中国文化里，似乎对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就有颇多抵触情绪，如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那三个徒弟，就敢假扮道教始祖三清，公然地在道家圣地肆意便秘，这要是到了佛家圣地——即便是假的小雷音寺，他们也是万万不敢这样撒野的。《红楼梦》中的那个一心迷恋修道成仙的贾敬也不是一个光彩人物，而颇有佛缘的贾宝玉却成了悟性极高的“有为青年”。还有余秋雨笔下的那个王道士(参看《文化苦旅》之《道士塔》)，更是成了盗取国家文物的窃国大盗。可以说，在中国，除了老子，庄子两位道家开山鼻祖外，在以后的道士中就没有一个光彩的，至少是名不见经传的。
而李白的求仙访道却大大地提升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将自己完全包容在伟岸神奇地大自然里，让无限的宇宙成为他的整个精神载体。他的诗，想像奇特，比喻夸张，如《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黄河落九天”二句，就很能体现他身上的那种“仙风道骨”。这若是换成一个“凡夫俗子”站在庐山瀑布边，我想他很难想出这种从天上到地下空间转换感如此之强烈的奇崛的句子来。
修道也改变了李白的对人生命运的看法。事实上，在李白的青年时代，他满负壮志酬国的冲天豪情，很想要有一番作为，他曾经就写过一些赞颂玄宗和杨贵妃的诗句，在这段时期，李白是怀着“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士剖心酬知己”的心情，竭力地想对他的大唐王朝竭忠尽孝。但李白始终是李白，他身上的豪放不羁的性格与这个尊卑有序的朝廷是怎么也合不上节拍的。在需要严谨谦恭的朝堂上他却一反常态，放浪形骸，暴露出自由率真的性格，这就不免遭人妒忌陷害。于是，很快地，他就被“赐金放还”，实际上就是体面点的放逐。按常理，文人被流放应该是悲苦的，至少不会再有乐观的生活态度，而李白却截然相反，他始终保持着他的那份乐观、浪漫、潇洒、从容，仗剑远行，浪迹天涯，游梁宋，度吴越，探幽燕，走江南，无论走到哪里，就豪放到哪里，就潇洒到哪里，就把伟大而浪漫的诗篇留在哪里。
因此，李白便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特殊气质，那便是“仙逸”。用此二字形容李白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有了一股仙气，有了一份超逸，也便有了一种对看待人生命运的独特见解。如在看待人生得失问题上，李白总是能怀着乐观的心态，浪漫的气质，潇洒的笔墨大声地颂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搁在其他诗人那儿，便只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之类的充满悲观惆怅的诗句了，这恐怕也和李白的求仙访道极有关联。
终其李白一生，建功立业，求仙访道，嗜酒任侠是相贯一通的，而豪放，超逸，洒脱，狂傲又是始终伴随他之左右的。豪放有男儿气，超逸与洒脱有道家的仙气，而狂傲则是离经叛道的儒家学子的书生意气，三者结合，成全了李白神奇浪漫的一生。因其此，就连他的死也被神话般地赋予了一道神秘而美丽的色彩。在那么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诗人喝地酩酊大醉，望见倒映水中那似美玉一样的明月，他纵身一跳，终于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交给了潺潺流动的湖水，皎洁无瑕的明月，也交给了他一生都在追求着的那个浪漫的奇幻的美丽的世界。
正如余光中先生说的那样：“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的确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卓越的地位。而如今，在这个近乎快被金钱奴役的商业社会里，还有谁敢胆大妄为地来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个时代需要李白。
[摘要]孔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历史久远根深蒂固。本文选取孔子与中国文人这一角度，着重探讨孔子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精神和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对于现今中国人价值观的渗透。
[关键词]文化传承 孔子 中国文人
一、无论是孔子，还是中国历代的文人，对于仕途都有一种强烈的矛盾感
一方面，大多数文人无法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产生放弃、归隐等念头;另一方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出世的精神又驱使他们在仕途上有所希冀。这种矛盾感可以用孔子的一生来做印证。孔子一生，反复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而且有极度的政治自信。在他73年的生命中，他积极地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期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重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表示如果有人用他来治理国家，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便会很有成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表示周文王死后，一切的文化遗产都会集中到他那里。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非凡的政治理想、极度的政治自信，但都没有结果，孔子只做过几个小官。孔子的仕途生涯是极其失意的，在屡次受挫后，他定然想过要放弃，但内心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断的促使他屡败屡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充满了矛盾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开始了著书论说，这对他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历史上具有这样矛盾感的文人不胜枚举。屈原高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以自己的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为楚国的富强、国家的统一鞠躬尽瘁，却换来了屡遭流放的结局，于是也生出了“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卜居》)的疑问。屈原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对楚王的昏庸已经彻底失望，但却无法挣脱自己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最终选择以死殉国。历代文人如杜甫、李白、陆游、柳宗元、苏东坡、范仲淹等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而这些文人身上却深深打上了孔子思想和价值观烙印。这种矛盾感也渗透到今天的人们，很多人为功名所吸引而积极出世，却又有着厌世归隐之心，于是对仕途便有一种恨之入骨却又不忍割舍的情结。
二、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富贵，每个人都想得到，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君子是不会得到它的。贫贱，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抛弃，君子是不会抛弃它的。孔子强调求贫去富的实现，是以是否符合正道为前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处贫贱而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此时的人格世界是一种安然、充实又自得的世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凄寒的境地又能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时，安贫乐道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孔子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他常常填不饱肚子，他的许多弟子因为饥饿而死去，即便面对这种极度清贫的生活，他也能保持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甘愿守住这份寂寞与清贫。
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陶渊明可谓是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的最好展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也反映出他身处贫贱的一份恬淡的心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只要自己的德行美好就够了，贫穷可以视为无物，对自己丝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与孔子当年的“乐而忘忧”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我们推及到中国文化对于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精神的肯定和对享乐观念的不齿，这与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给我们展示的价值观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三、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孟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当个体的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时，个体应舍弃生命来服从道德原则。孔子强调生命的现世意义，即使选择死亡也是为正道而死，要有一种浩然正气，死是无牵挂的离开人世，不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这种为了仁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死亡观，是宏大刚强的气概，是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而这种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的中国文人，血液里更多地融入了对于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典范的追求，衍生出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革命志士。于是有了屈原以死殉国的壮举，“虽九死其尤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伏清白以死直兮”，他坚守着自己的美好理想和崇高品格，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有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必死决心……这些为仁义献身的鲜活事例都受到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于是我们的民族有了对汉奸、逃兵这些不能在仁义和苟且偷生之间选择死亡的人的鄙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都留有对高尚死法的崇敬。
四、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
自强不息是孔子贡献给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宝贵精神财富，由这种精神转化而来的意志力让历代文人在绝境中仍不忘勤奋自勉。孔子的一生是自强不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时也不忘用马车装满笨重的竹简，晚年退而论书策，著有《春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向何人，他都在不断的学习，从而不断的“修身”，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都是孔子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而提出的。历代的文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以圣贤为目标，修身养性，不论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坚持不懈。
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以后，把修养美德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情，“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坚持一直以来的理想，即要修养美德，树立美名。这也是对孔子“修身”思想最好的诠释。柳宗元年少时就“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子集”，后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朱熹曾有“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气功”，这种自强不息的学者境界也成为历代治学和修身的理想状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而这也得益于孔子思想中的严肃的治学精神。中国人的内心都存在着一种对于勤奋刻苦的敬意，反之流连于享受则会让人产生负罪感，这种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得益于孔子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
[2]唐迅，任大刚.与孔孟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3]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儒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2.
[4]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5]黄新亚.中国文化史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8.
读《品中国文人1》有感
这个暑假 ，我读了刘小川先生写的《品中国文人》，感触很深，刘小川先生写的这部书，并不是像其他的文人传记一样只是平白的语言介绍人物生平，而是走进他们，通过文献和作品了解他们的生平，再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娓娓道来，读起来并不会使人觉得平乏无味，反而像是与书中的人物联系在了一起，随着他们命运的颠沛自己的心也跌宕起伏着，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屈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历史中我最喜欢的时期。
屈原的一生十分跌宕，服侍着一位昏庸的软蛋君主，几次被贬，又几次恢复原职，还要面对张仪这个强大的对手，是出色的政治家，变法试图让楚国富强成为霸主;也是出色的诗人，《离骚》在诗歌的历史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屈原的出身是王室贵族，可谓今天的“官二代”，可是看看古代的“官二代”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们与今天的“官二代”截然不同，他们也熟读经书，能诗能画，有修养有学问，而现在的“官二代”们却截然相反。看来，有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像外国学习，古人们的修养，古人们的品行，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我像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习文言文的意义所在吧。
屈原变法失败，被贬到夷陵，在夷陵的数年间，屈原写下了《离骚》，后来秦国想要进攻楚国，屈原被复职，屈原连齐抗秦，并取得了成效，本以为屈原可以继续为楚国变法图强，秦国的张仪却对怀王一番花言巧语，屈原被囚禁在了齐国，在囚禁的过程中，屈原写下了《抽思》。后来屈原又被流放，去了汉北蛮荒地，后来屈原又被召回，而这次怀王却被秦国拘禁。怀王死，楚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南楚洞庭，写下了后人不复望其项背的《天问》，最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中自尽……
纵观屈原一生，文学上成就极大的作品都是在屈原被流放活着国家毁灭时写就的，说明困境并不可怕，我们要勇敢去面对，在困境中或许也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屈原的忠诚，才智，锲而不舍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品中国文人》这部书我还没有看完，我会继续我的阅读，并将感悟记录下来，学习古人的高尚品质，以提升自己。
高一七班
赵清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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