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经济学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更多范文可通过本站顶部搜索您需要的内容。摘要：行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开始对情感、策略互动行为、社会效用、决策者在未知世界中的选择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最近几年综合形成了多种由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双系统模型。这些双系统模型与2000多年前的柏拉图马车模型同构。经济学研究对柏拉图的回归，表明经济学仍然处于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之中。
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
【摘要】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作为20世纪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分支，具有共同的理论起源，即19世纪的古典区位论。在此之前，空间从未作为一个要素，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空间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置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从而形成经济学研究中的独特一支。由于对空间这一要素的理解和假设不同，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分别在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形成了侧重面不同的研究方向，并对经济聚集现象给出连续的“平滑经济”和非线性、不连续的“块状经济”的不同解释，从而使两者对政府应当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产业集聚给出不同答案。虽然存在研究重点和分析方法的不同，但研究内容的实质性重叠，使得二者从长远来看，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分析区域经济现象。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 区位论产业集聚
一、基本概念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相互关系的应用科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探索促进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措施，从而达到充分发挥各地区地域和资源上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总体经济效益，为政府发展地方区域经济提供公共决策依据。
空间经济学是以空间为维度，研究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以便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促进地方产业经济活动在空间区位上的正确选择。空间经济学是一门集区域城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地理等多门学科融合交叉的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联系
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均起源于19世纪的古典区位理论。其主要理论模式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胡佛的运输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等。
如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互联网的极大发展使得市场信息化、销售模式不断创新，运输方式发生变革更加集约和规模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影响着市场，使现代商业环境和过去完全不同。区位论将区位高度抽象为平面距离的静态分析，以单个厂商为研究对象，没有企业间相互竞争的分析已不能完全描述现代市场经济现象。因为忽视了市场占有率，吸引与稳定优质劳动力、避免贸易摩擦等具体目标，只考虑成本最小化，使得实际应用中可操作性差。
正是由于古典区位理论对于描述和解释现在经济现象的局限性，现代经济学家进一步突破原有理论的约束，完善其理论缺陷，产生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两个分支。由于不同学者对区位的理解不同，才产生“区域“和”空间”这样不同的地域概念。
三、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区域发展问题，各国政府也主动制定区域政策并大规模展开区域规划工作，以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鉴于古典区位论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方面的限制，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拓展古典区位论，大大扩展了原有古典区位论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这种研究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论，应用了动态、计量等分析方法，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并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综合了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兴的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与区位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区域经济学主要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一个国家内各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如何达到最优和促进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的问题;古典区位理论重点研究微观问题，从企业角度研究降低成本谋取利益的最优区位。二是从研究手段上看，区域经济学是运用国家行政政策的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来达到调节区域经济的目的;区位论目标的实现依赖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三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区域经济学则应用宏观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方法;区位论主要运用静态的、局部的分析方法。四是从结果上看，区域经济学从宏观角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达到总体利益最大化，但可能会制约个别产业或者地区的发展;区位论从微观着眼，论证如何使单个企业效率最高，但是微观的最优化选择从整体看未必达到最佳资源配置，容易出现区域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总体来说，古典区位论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对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四、空间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空间经济学也是从古典区位论发展而来的，它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
空间本身的特征，使得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有很大障碍。因此在杜能将区位论引入经济学模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空间因素从未进入经济学研究主流。直到D—S模型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才开启了空间维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精巧的D—S垄断竞争模型，掀起经济学研究中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领域的革命。20世纪90年代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伯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解释了从垄断竞争中引出的一些普遍原理是如何促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的，对10余年来的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精确的概括和总结。自此空间经济学才逐步发展，尤其是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欧盟对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区别
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都来源于同一个理论基础，两者都致力于揭示经济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空间的运行趋势。之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是由于二者分析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对于“空间”的假设不同
这两个学科最大的区别是对空间问题的不同处理。区域经济学基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将空间分为均质的与非均质的两种（特征如表1所示）。所谓空间均质，即是抽象掉地貌、地理特征，将空间假设为要素的均匀分布，因为如果没有空间均值的假设，建立经济模型就需要引入类似要素密度函数等变量，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均质空间可以理解为是一片平坦没有起伏的大地，要素的禀赋是均等的，因此只需以距离来考虑经济活动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距离和运输的分析模型，平原使得距离与运输成本变量之间呈线性关系;在非平原时则很难分析变量的关系作用。
表1
空间均质假设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且前提与理论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区域经济学认为，城市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有三点：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但是这三者都与均质假设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第一，如果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利益，那么均质假设就不能成立。比较利益存在表明区域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各自选择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在均质化假设下，人们的生产效率、能力、技术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劳动分工优势不复存在，没有专业化分工就不可能产生比较利益。第二，如果均质假设成立，说明投入与产出呈线性关系，那么就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如果产出与投入规模无关，产业集中不但不能带来好处，只会通过竞争引起地价上涨，这样就不会产生城市了。第三，集聚经济的形成原因是用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的，但是在均质化假设下，就不存在经济的外部性。因为在均质条件下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这就需要重置这一假设。
非均质空间假设是指在不平坦空间上经济要素的非均匀分布。不同的空间区位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差异必然造成不完全的要素市场结构，生产要素的市场结构就不再是完全竞争。但是区域经济学在非均质空间的研究中，对初始条件的非均质没有较多涉及，而只是假设在抽象平原上由经济活动积累而成的非均质空间。在空间经济学研究中，由于研究的是稳定空间下经济活动的变化，因此必须考虑初始空间的地理特征和自然要素分布，所以研究者在空间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变量分析在时间序列上的经济变迁。就是在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的偏向性不同，二者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在对空间理解的不同偏向下，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各自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假设框架下。第一，区域经济学分析是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理论前提上;而空间经济学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前提上。二者分别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各自展开分析研究。第二，由于区域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城市的产生，所以它将城市看成事先存在的，研究现有的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产业结构与可持续发展前景。而在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或者说经济区域不是既定假设，而是成为内生变量。因为空间经济学的侧重点正好是区域经济学空缺的研究领域，即厂商、产业和经济这三者的活动和三者的相互作用，从而解释不同城市和经济区域形成的原因。
（二）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对“经济聚集”的解释不同
现代经济学认为，城市的产生是经济产业集聚的结果，但是，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在解释集聚现象的产生上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学认为经济集聚是一种连续的“平滑经济”，是由一个地理位置上不同时间序列作用下，循序渐进的结果;而空间经济学则认为经济集聚是一种不连续的“块状经济”，是在量变累积的基础上，产生突发性的质变形成的。空间经济学认为产业之间存在两种力量： 集聚力和分散力。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则产业聚集;反之，若集聚力小于分散力，则产业分散。而“区位粘性”导致产业聚集是非线性和不连续的。所谓“区位粘性”是指当某一产业已经适应了某种模式或者路径，它就会因循这种模式或路径，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才能改变。当贸易自由度在一定范围内，它的变动不会影响产业区位，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极值时，它的轻微增加都会引起突发性聚集，从而达到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的状态，并且会稳定下去。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还很少见，但这一结论却符合量变能够引起质变的哲学思想。随着贸易自由度逐渐提高，可流动要素的流动不断加强，但是依然呈现线性发展，说明这一过程还在某种约束力的制约之下，这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是量变的过程。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被提高达到临界值时，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与约束的力量相等，此时贸易自由度的轻微提高，都可使可流动要素迅速向适合它们的区域转移，这就会产生质变，产业集聚就发生了。
对于这种“门槛效应”是否存在的认知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对如何改变区域产业结构分别给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并对经济政策在实际中的效用认识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集聚是线性的、连续的，相应的政策效应也应该是连续的，政策力度越大，带来的效应越明显，之间呈正比例相关。但是在空间经济学家看来，由于“区位粘性”的存在使得产业集中区域产生集聚力惰性，当地方政府想采取政策来改变现有的产业格局时，政策力度不够是无效的。只有当政策的力度超出某一特定值，使得原有产业聚集的成本小于继续保持现有位置的成本，可流动要素或者企业才会发生转移，随着它们的转移，聚集资金降低，产业就会扩散。当政策力度小于这一特定值，政策变动就不会影响现有的产业区位。“门槛效应”的存在，会产生如下情况：有时候，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政策都不能影响当地产业格局;但有时候，某些政策的微弱变化却会引起当地产业区位的大幅变动。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如果能够准确把握门槛值，对这种非线性变化给予充分考虑，将大大有助于准确制定区域政策。这一结论如果为真，则对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意义。
六、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发展
虽然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有种种不同，但仍是不可分离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先明确研究对象，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二者之间的研究对象区别不大，研究者认为它们内容一致，从这个角度而言，空间经济学还不具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
其次，这两门学科是走向融合还是分道扬镳，是由造成两者之间主要区别的因素能否有机统一决定的。区域经济学主要分析具有均质特征的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化，由于均质空间只能是在小范围内的，因此也局限于对微观区位选择的指导。空间经济学则重在非均质特征的空间研究，可以解释和解决区域差异问题。可是经济空间是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只有同时考虑要素在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均质分布，和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分析经济问题才完整。由此可知，想要完整地描述经济现象，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需要相互参照，寻求共性。至于这二者怎样才能破除各自理论藩篱，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可以是经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最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对区域经济的特点到底是“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解释不同。区域经济学从微观角度推导，提出连续性的“平滑经济”，但在解释区域差异现象时存在弱点。空间经济学提出“门槛效应”来解释产业聚集的原因，但在现实中尚未证实。门槛效应是否存在？如何确定贸易自由度的门槛值？这些问题都是未解之谜。现实当中，经济现象既不是完全连续平滑的，也没有各自成块，完全集聚，如何更准确的描述和解释区域经济现象，这点需要区域经济学家和空间经济学家联手研究解决。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具有同一理论来源，同质的研究内容，虽然二者目前来看研究路径不同，但从长期而言，最终还是需要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分析区域经济现象，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李情达（1984-），女，汉族，山西原平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现任职于天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中心，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财税与金融方向）。
作者：李情达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范式一经形成，再没有随时代变化而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变迁，两大范式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在两大经济理论体系对立的背后，其逻辑前提、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构成要素均存在着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范式耦合的可能。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说，资源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权衡取舍，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代经济学学派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但是，真正形成体系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和由西方新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组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它们互相对峙，相互竞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究竟是具有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可能，还是完全对立、无法耦合的两大逻辑体系，迄今为止，并未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谁是科学的理论，我们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无论哪种经济学，它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并赋予经济实践活动以相对真理性的理论指导。
一、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认为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fParadigm)。范式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版)一书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后来在斛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对范式作了相对通约的定义，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一词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中。Peter Urbaeh指出： “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则擅长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进行分析，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范围内易被一批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进而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范式会使得各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者产生“惰性”。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总体的逻辑系统，需要接受经济问题和经济实践的检验。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现有范式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验并不相符，经济学家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通常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从而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时，要特别小心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使其走向科学，并将其纳入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的范式不是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异同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逻辑前提、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最科学的概括。可见，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并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此来指导现实。
方法论往往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奠定其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了高峰，以辨证逻辑和规范分析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此外，也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它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和“维护者”曲解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过分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的研究，导致其理论分析的范式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当然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后人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事物的本质，导致了后人和理论应用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僵化。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分析范式应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而不是将自身导向经济哲学的虚幻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并不注重将历史和制度因素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变量，而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绝不应该将一个半世纪前形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范式，如果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经验事实硬要勉强地将纳入到其分析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内进行分析，那么，只会使其丧失范式转换
的空间和生命力。因此，维护和巩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而非一味盲目地维护。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围绕假定前提、硬核、防护带、方法论原则等固定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强调事物的开放性、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有三个部分：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和均衡状态。防护带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等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分析，注重运用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其研究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经形成，再没有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而是致力于在新古典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范式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主流范式进行维护和巩固。Robert Kuttnet(1987)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地把握，也有助于顺利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范式的“硬核”、“防护带”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对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把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方法之外，并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基点来研究经济现象，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使其成为了一门“现象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
经济学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实践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当范式发生危机时，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了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也就是这些要素的耦合。
(一)背景
1.理论背景
理论的积累推动着经济学范式不断向前演进。经济理论最初源于人类实践，人类运用演绎思维能力，通过归纳形成了经验性理论。在假设演绎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验证原理来进行理论检验，避免归纳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产生了逻辑性理论。当在实践中进行解释和预言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解释性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当·密斯、李嘉图等范式的理论基础。供求论、费用论、要素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效用论等，则是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范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表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创造价值，因而把“知识劳动价值论”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顺理成章之事。知识劳动价值论要作为两大理论范式融合的理论基础，需要其合理而有效地吸收劳动价值论、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的科学成分。此外，多学科交叉与多视角审视为经济学范式提供了演进空间，经济学数学化就是在经济学和数学两门学科本身获得极大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基础上发生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渗入，更为经济学范式演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惟有如此，经济学范式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积累的推动中不断向前演进。
2.实践背景
实践的发展是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凭空设计出问题和对象，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使经济学拥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及范式的转换。从国际范围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必将加快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其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要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试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1.假定前提的耦合
“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人”是多种社会属性的复合，经济属性是其一，所以，经济学认定“经济人”是其范式的核心。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此后，这一分析前提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这种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
学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此时，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利他而非利己，那么经济个体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该经济个体选择了“经济人”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条件下，由于并未出现分工和交易，合作而非竞争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此时，如果把人定性为“经济人”并不合逻辑。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可能概括人的全部本质。
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具有自利性质的人，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前提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将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
2.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耦合与创新
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含义，也可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如剩余价值概念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交易费用概念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形成等。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有一系列对立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分歧是成为两大范式耦合与创新的障碍。
(1)价值与价格。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一词代表“使用价值”或“效用”，而“价格”成为实现一般均衡的惟一力量。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价格为基础，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价值和价格作为理论基础能否统一，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平台，这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和发展的基石。樊纲曾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阻碍这两大范式耦合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统一。
(2)阶级与个体主义。阶级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却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排斥，他们极力推崇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阶级”是一个社会存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入“阶级”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个人行为的性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深刻性与群体有关，二者是辨证的关系，并非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家D·诺斯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国家理论，并在经济史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者借鉴个体主义分析了经济现象，结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因此，排除对阶级和个体主义的偏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提供新的核心概念。
在对两大范式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和耦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还需要相对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就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包括从界定经济环境到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从提供研究平台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等。㈣两大范式耦合和发展后的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惟有如此，一个逻辑体系科学严密、研究方法先进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才能得到支持与发展。
3.研究方法的耦合
研究方法的耦合与创新是经济学范式转变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最具对立性的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强调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即“致用性”是第一位的，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其范式通常具有在不作出价值判断时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特点。与之相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比较强调规范分析法，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前提，形成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规范分析范式。
作为对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理论反映，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绝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一个方面，而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经过耦合后的现代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层次上的各种经济关系。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制度变迁和生产关系的演变，所以，对经济制度本质关系的分析，应以规范分析为主，这样才能体现经济学的革命性和发展性。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则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经济矛盾的办法，才能对现实经济活动作出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才能体现出经济学的“致用性”。在两大理论范式没有真正实现耦合之前，一方面需要提高实证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规范分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使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慢慢实现趋同和耦合，进而为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作好准备。
在两大范式的研究方法的耦合过程中，需要避免一种研究方法对另一种研究方法的完全排斥与替代。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者完全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其过于“庸俗化”;而我国一些学者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又完全照搬其研究方法，将制度变量外生化，过分强调用晦涩的数学语言来表达其经济思想，将作为辅助性经济分析工具的数理模型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唯一追求和终极目的。这两种倾向均导致了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的脱节。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与创新，不应当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相互排斥与替代，而应该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大范式的真正耦合和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责任编校 周全林
作者：盖凯程 李俊丽
摘要：行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开始对情感、策略互动行为、社会效用、决策者在未知世界中的选择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最近几年综合形成了多种由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双系统模型。这些双系统模型与2 000多年前的柏拉图马车模型同构。经济学研究对柏拉图的回归，表明经济学仍然处于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之中。研究分析表明，经济学发展目前面临的困境，正是经济学转向关系论，走上希望之路的起点。
关键词：双系统模型;结构化陷阱;单极化本质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怀着规范性理想，正统经济学家以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心理偏好为其逻辑前提和根本依据，建构了以完全理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的选择理论范式[18]。面对正统经济学选择行为理论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行为经济学致力于正统经济学心理基础的现实化，有限理性的自我逐渐取代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选择理论的微观心理基础[9]。在心理现实化的过程中，行为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建立封闭的、绝对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转向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描述性。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行为的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偏好的学习机制、演化机制和随机过程已经逐渐被纳入行为研究的中心领域，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被显现——遭到致命的质疑和系统的解构[10]。在完成描述性转向后，在最近10多年里，行为经济学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始系统研究决策者在参与者多边互动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情感因素、社会效用等被正统经济学忽略的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行为经济学与博弈论正在综合形成的行为博弈论加速了决策者融入关系世界的进度，对决策行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未知世界。在最近几年，综合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论框架已经开始形成。而在行为经济学的拓展和综合过程中，经济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单极化本质主义[8]的结构化陷阱——逐渐浮现出来。正是在单极化本质主义的框架之下，经济学在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后，重新回归近2 500年前的柏拉图。这是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巨大困境。但是，希望总是与困境相随。在困境之中，经济学加快摆脱先入为主的、封闭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更加光明的前途正在向未来和现实展开。
一、行为博弈论
在正统经济学中，博弈论为描述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提供了数学工具，并将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选择行为形式化。正统经济学的博弈分析对参与者的策略理性做了以下假设： (1) 策略思维假设。参与者基于对其他人的行为的分析形成判断。(2) 最优化假设。参与者基于这些判断选择最佳的行为策略。(3) 博弈均衡假设。参与者持续调整他们的判断和行为策略，直到达到相互一致[4]。在互动的策略行为过程中，策略理性被形式化为迭代式的策略思维过程：甲通过算计乙会如何算计甲的选择来算计乙的选择，并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乙同样如此。作为迭代思维的自然结果，博弈者达到相互一致的行为策略——博弈均衡。
策略理性的结果与现实行为的差异很快随着行为经济学家对该领域的关注而被发现。下述选美博弈(quoted from Camerer，2003)选美博弈来自于John Maynard Keynes的隐喻，他把股票市场比作选美竞赛。在选美竞赛中，人们关注的是其他人会认为哪个竞争者漂亮，而不是谁真正最漂亮。在股票市场当中，投机者关心的并非股票的真实价值，而是市场认为股票有什么价值(Camerer，2003).打破了博弈论的理论预测：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仅仅算计有限的步数，并不是算计无限步直到博弈均衡。
选美博弈的游戏规则为：参与者同时在[0，100]选择一个数。谁的数最接近所有参与者的平均数的2/3，谁将赢得某一固定数额的奖金。根据博弈论，该博弈的那什均衡为零，在游戏参与者经过无限次的思维算计以后可以得到。但是实验表明，被选择的平均数通常在25—40，标准差20左右。大部分参与者似乎仅仅使用了一步或两步的迭代推理：相信其他人随机选数的参与者(1步迭代思维)选择了33，相信其他人都算计一步的参与者(2步迭代思维)选择了22。
对上述一次性博弈的参与者行为，行为经济学家建构了思维的认知层次模型[4]。在该模型中，根据思维步骤，将参与者分成不同的认知层次在该模型中，思维步骤为零的参与者随机选取行为策略;思维步骤为一步的参与者，被假定过份自信地相信其他人都是零步思维者;……;K步思维者则自信地相信其他人都是K-1步思维者。。基于该模型的统计分析表明，参与者的策略思维步骤是有限的，大致服从泊松分布，思维步骤一般为1—2步左右(泊松分布的均值约为1.5)。认知层次模型研究表明，参与者的策略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进行无限的迭代思维。从心理学上看，博弈参与者具有有限的思维步骤是更加现实的。在迭代思维中，“如果她认为他预料她会做什么，那么她应该做什么呢?”是一个“递归嵌套”的问题，即使忽略对别人理性程度的判断总是受到限制的因素，对这种问题的思考，也会使大脑疲于应付。
在具有信息反馈、多次重复的选美博弈中，当重复10次时，大多数被试选择的数接近均衡值0[4]。行为策略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促使行为经济学家转向对学习机制的研究。他们引入多种学习机制来解释有限策略思维情况下，行为策略如何随着时间而调整，最终达到博弈均衡。比如信仰学习(Cheung and Friedman，1997)，人们基于他人行为历史形成关于他人如何行为的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再如强化学习(Erev，Roth，1998)，人们从实际选择的行为策略的结果当中学习，不断强化形成行为策略。Camerer and Ho (1998，1999)，Camerer，Ho and Chong[4]则在信仰学习和强化学习基础上，增加了想象学习机制，建构了EWA学习机制——经验加权吸引子学习模型：人们不仅看中他人和自己的行为历史，还通过想象被放弃的选择学习。EWA学习机制具有与Kahneman[15]综合形成的双系统模型(见后文)相似的特点：强化学习具有快、自动、有时候是潜意识的(类似于我们的感觉系统)特点，行为策略迅速地、本能似地形成;而在信仰学习机制中，参与者在想象中学习，从别人的经验、放弃的选择的审慎考虑中形成行为策略，比较慢，需要有意识地深思熟虑，通常要借助抽象的规则。在Camerer，Ho and Chong[4]对EWA学习模型的实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地点不同，强化学习机制、信仰学习机制对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发生变化。这样，学习机制并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家所希望看到的一致性，它本身也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特定的过程中被塑造，随着时间和空间背景变化而变化。
当参与者意识到博弈对手也在学习时，学习机制将变得更加复杂。前面提到的学习机制都是适应性的、回顾式的，而复杂的参与者则是前瞻性的，他们具有战略远见，他们知道博弈对手在学习，能够预料对手的行为策略如何变化。因此，他们将采取策略引导(Camerer et al.，2002)：选择当前的行为策略，引导其对手学习，使其在将来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行为策略。这种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可以经常见到，借款人知道银行评估客户信用对客户借款历史数据的依赖，因此，通过小借小还建立信用记录，引导银行对其做出积极的信用评价，从而建立信用，为大借不还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在考虑学习机制后，在复杂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中，参与者相互引导，局中有局，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对博弈论的现实基础则提出了更深刻的挑战：在参与者的相互引导和学习过程中，弈局本身进入了持续演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重复博弈，当然也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博弈均衡。在持续演进、非重复性的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取代了任何单一参与者的理性计算，成为行为分析的基础和目的。
二、社会效用
在正统经济学中，经济人追求主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利己主义的典范。但行为经济学家在决策者的利己动机之外，更加关注决策者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如何考虑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社会效用。
在下述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参与者如果合作将达到整体最优，但从自利角度都会选择不合作，博弈均衡是(背叛，背叛)。
许多试验表明，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在大约一半的博弈中，参与者采取了合作策略。合作的参与者通常说，他们期望其他人也会合作，这与合作是互惠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不仅仅是利他或某些道德准则使然。这种合作行为承载的不仅是期望，而且是一种信任。Coleman(1990; quoted from Zinn，2004)引进了理性信任的概念，信任被作为理性计算的结果而引入。“在知识无能的地方，信任便开始了”(Lewis/Weigert，1985; quoted from Zinn，2004)。由于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时间有限等限制，决策者无法进行充分的学习或交流，信任成为决策者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行为策略。在决策者和其交易对手之间，必然有某种默契或潜在的交易规则，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将削弱直至废除这种信任关系。在囚徒困境中，研究表明，只要参与者拥有对不合作的参与者惩罚的机会，或者参与者之间有沟通的机会，合作就会增加。在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现实环境中，信任关系的选择性(选择可信任者)和惩罚性(惩罚违背潜规则的不可信任者)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人类的合作行为高度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尽管这种信任关系总在持续地发生变动。
而在下述终极交易[3]中，我们看到了决策者对交易公平性的关注。
甲乙两个被试被告知，甲被授权就某一笔财富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甲向乙提议一个一次性的分配比例;乙如果接受，甲乙就按分配比例各自获得相应财产，如果拒绝两人都一无所有。
如果甲乙都是自利的理性决策者，甲将把分配比例控制得尽可能小，而乙将接受只要不是零的分配方案。但实验表明，平均的分配比例是30%—50%，分配比例低于20%的提议有一半被拒绝了。乙拒绝甲的提议显示了对不公平分配行为的报复动机。
当在终极交易中引入竞争时，交易对手之间的互动关系则进一步发生显著变化。设想有两个提议者向乙提出分配方案，乙接收分配比例最高的提议。由于竞争的引入，提议者把所有财富都分配给乙是博弈均衡。实验表明，竞争导致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提议者几乎一无所获[3]。
在上述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过程中，涉及了利他主义、公平、信任、报复、仇恨、互惠和敌意等社会动机。这些偏离自利假设的经济现实受到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注意。他们着手建立了多种社会偏好的模型。比如差距厌恶模型 (Bolton and Ockenfels，2000;Fehr and Schmidt，1999)，假设人们有减少他们与其他人的回报差距以求公平的动机;社会福利模型(Andreoni and Miller，1998)，假设人们喜欢增加社会剩余，帮助低收入阶层，这通常会导致帕累托改进;互易模型 (Rabin，1993;Dufwenberg and Kichsteiger，1998)，假设决策者根据交易对手行为的公平性，决定是提高还是降低其他人的回报，这经常导致破坏帕累托效率的行为。Gary and Rabin[16]的实验证明，相对差距厌恶而言，人们更加关心增加社会福利——做出牺牲以提高所有人的回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回报;人们通常也会表现出互易性：如果其他人不愿意做出牺牲，他们也会不愿牺牲以追求公平的结果，甚至惩罚不公平的行为。
我们借用终极交易的案例来总结一下正统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人性假设上的分歧。当甲被试意识到乙被试可以将$100在他们二人之间按照($50，$50)进行分配时，他将拒绝($92，$8)的提议，尽管这将意味着他们均将因此一无所获，即都得到($0，$0)。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行为表明决策者的选择并不总是遵循自利的原则，否则他们就会接受尽管不公平，但却比一无所获要好的分配。人在这种现实问题中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当公平性遭到破坏时，他将采取非自利的报复行为，对对方进行惩罚。这种非自利的报复行为无法被自利原则所涵盖。但同样的问题，正统经济学家却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决策者在这种博弈中牺牲$8得到$0的行为并不是牺牲行为，而是比较复杂的、自利的名誉建立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局部牺牲，他将被认为是软弱可欺的，由此在后续的其他博弈中蒙受更大的损失。这样，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报复行为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自利行为。由此，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社会效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正统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而缝制衣服;而在行为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缝制衣服。但是他们的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在两种情况下，裁缝都是出于自己的某种偏好，在两种行为背后都有一颗评价、估计行为的心，而社会效用和个人效用就好像这颗心的不同侧面李子奈，冯燮刚(2005)以及博兰(1997)的分析表明，“效用最大化”是不可反驳的。在终极交易情形中，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行为经济学家没有找到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只要我们的分析要以这颗心为前提，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行为动机方面的分歧就不会消除，一如正统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无解的争论。
三、未知世界中的决策理论
从决策理论的发展来看，正统经济学最先提出并系统建构的效用理论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特定行为指向惟一的特定结果);其后，正统经济学放松了对行为结果的决定性要求，建立了适用于确定随机世界(结果集和概率分布都确定)的预期效用理论;随后进一步放松了对概率分布确定性的要求，建立了适用于模糊随机世界(结果集已知，但概率分布不确定)的主观预期效用理论[9]。但在无法确定结果集的未知世界，正统经济学尚未形成系统的决策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于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追求心理现实化的目标，对相应世界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在确定随机世界的这类理论数不胜数。而在模糊随机世界当中，也有相当多的理论，比如Craig and Tversky(1998)给出了基于信仰的两阶段模型，用于解决概率分布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1)在模糊随机世界中进行概率判断的支持理论：主观概率被赋予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而主观概率的大小，决定于支持事件描述的证据强弱。证据支持信仰 (概率具有次可加性);(2)在确定随机世界中进行决策的局部选择理论。。但随着行为经济学逐渐完成描述性转向，行为经济学家对决策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未知世界。
Gilboa and Schmeidler[13]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选择对应的事件的结果很难通过直觉的方式予以界定，世界状态空间也很难予以界定。如果结果集无法确定，就无从谈起结果是否按照决定性的方式被决定，或是按何种概率分布了。因此，在未知世界，预期效用理论或者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对选择主体的决策行为予以说明。为解决未知世界的选择问题，Gilboa and Schmeidler[13]假设，选择主体基于他们过去处理相似问题的经验，将当前情形与过去的相似情形进行类比，从而做出选择。他们建立了下述相似效用函数：
U(a)= UP，M(a)=∑(q,a,r)∈MS(p,q)u(r)
其中，(q，a，r)用问题q、行动a、结果r三个维度来表示记忆M中的情形，当选择主体遇到新问题p时，上式用以描述基于案例的决策过程：选择主体将各种可能的行动a放入记忆中与之相应的情形集M，并得到各种情况下相应的结果r，这些结果按照当前情形与记忆情形集的相似程度S(p，q)进行加权，被选择的行动乃是实现相似加权效用UP，M(a)最大化的选择。
Gilboa and Schmeidler[13]指出，尽管相似加权效用函数与预期效用函数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选择机制上是完全不同的：
(1) 作为决策权重的S(p，q)没有相加起来等于1或某个固定值限制，而预期效用函数则限定为1。
(2) 评价行动a的标准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不同的行动，将对应不同的情形集。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所有的行动都会在同一个状态空间当中进行评价。
(3) 评价过程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基于已经发生过的情形进行评价，无需假设。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基于所有可能的结果集的完整集合进行评价，需要假设各个行动在各种状态下的结果才能完成评价。
(4) 信息结构不同。在相似效用理论中，除了历史情形，选择主体别无所知，他不需要区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他只是基于特殊情形中的特殊行动进行评价。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选择主体必须被假设面对的是完全确定的世界，必须对可能的状态空间有完全的知识，且必须引入每一个状态的先验概率，并被假定进行概率加权效用评价。
(5) 动态结构不同。预期效用理论按照贝叶斯法则来结构化新信息，新信息被视为某个状态子集上的事件，选择主体根据新发生事件来修正主观概率。而对于相似效用理论而言，新信息被视作历史情形不断纳入记忆中的情形集。遵循预期效用理论的主体基于没有发生的状态空间而学习，而遵循相似效用理论则基于发生的事件观察而学习。
Gilboa and Schmeidler[13]进一步指出，相似效用理论既不是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好的理论，也不是其替代理论，而是互补理论。在未知世界中，仅仅依靠类比法则进行推理的相似效用理论，可以比预期效用理论少用更多的假设推理，因为后者不仅需要假设各种情形，而且需要假设各种情形的概率分布，以及基于概率法则的数学演绎。
注意，对相似效用理论，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是初始化问题，即在决策者具备相似性的历史情形集为空时，如何进行选择?人们总会面临全新的问题，与新问题对应的历史情形集为空的情况并不少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在行为经济学家建构的启发机制(见后文)寻找答案根据Kahneman(2003)建构的可达性启发判断理论，当记忆中一片空白，或者具有相似性的情形集合为空时，人类的判断与选择不会受制于类比的逻辑法则，而会按照启发性原则，发生思维的跳跃，很难说待决事件会如何地和记忆中和现实中的哪些情形发生关联。。
事实上，在高度未知、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向未来世界、现实世界展开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的，永远是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过去的都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任何变数都有可能。比如一个红绿白三色球箱，里面一共300个球，每色100个，随机抽取一个，在数学上，抽到红绿白的概率都是33.3%。这是不是不确定性?这不是!至少不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是向未来和现实展开的未知世界，就像黑洞，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种颜色的球，也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球，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球，尽管过去我们拿出了很多球，而且红绿白各1/3，但这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频率。下一个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行为更大程度上是序贯的、一次性的。一次性或者非重复性意味着概率法则或类比法则不可能是主导我们行为规律的法则。而序贯性则表明在向未来和现实展开的过程中，人类在各个时点上的行为必然有关联性，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基础上走向未来。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行为现实，无视现实世界中决策者之间、决策者和环境之间持续互动的动力学过程，却试图依靠以主体为中心的选择和判断心理法则得到一致的说明，无论是规范性，还是描述性，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情感分析
在有记录的关于人类知识的研究历史中，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讨论一直非常活跃。将激情当作理性试图驾驭，但却常常冲破理性约束的消极力量，一直是主流观点直到近现代，经过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努力，学者们才开始系统地研究非理性力量。但追求自然科学理想的主流学者们仍然对非理性力量的研究望而却步。。从古希腊以来，学者们一直持有这样的见解，思想、理性、远见和决策等是人类智慧的高级形式，会被情感的肆虐所破坏。因此，几千年以来，不能依靠自身理性驾驭情感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野蛮或者愚昧。在主流学者的观点里，非理性的情感从来不会遵循一致的理性法则，在作为理性成就的人类知识的基本框架下，人类不会也不能对情感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后文的分析表明，情感因素只是不能见容于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知识框架，但却完全可以纳入关系论的知识框架。。因此，在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研究中，情感因素不得不被排除在外。但在最近10年里，决策研究者对情感因素的研究兴趣明显加强。情感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积极评价，将情感视作积极力量的观点，已经成为与传统观点并存的一个重要观点[20]。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对情感因素的处理经历了几起几落。亚当·斯密(1776)建构了利己心驱动的经济人，将对美好主观感受的追求作为理性行为的基本目标和动力。而边沁(1789)则明确界定了以快乐和痛苦两相对立的情感为核心的效用概念，并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快乐和痛苦的客观度量，并将痛苦和快乐作为指引和决定人类所作所为的主人。但随着度量快乐和痛苦尝试的失败，经济学家放弃了基数效用理论，转向了序数效用理论。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中，虽然序数效用保留了主观感受的基本内涵，但选择集上主观效用的序数性质，将经济学家对主观感受的关注，转向了对选择集中各种选择的偏好排序。怀着把经济学建构为物理学似的科学体系的经验主义理想，经济学家把各种选择引起的客观结果作为选择偏好排序的主要依据，而忽略了决定偏好顺序的情感因素。在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形成的理性决策模型中，决策乃是基于完备的选择集，确定最优选择的理性计算过程。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系统反动，作为其心理现实化努力[5]的结果，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被弱化为有限理性。在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中，决策乃是对行为选择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的认知过程。由于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决策者的认知是可错的。在两种理论中，决策者都被假定为不动感情、冷静地计算或认知。这样，正统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都采用了认识论的基本范式，决策者的情感被忽略掉了[21]。
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在过去10多年里，对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情感反应更为丰富的特性，那种认为情感是理性思维和适应性行为的破坏性力量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Bertson，Boysen，Cacioppo，1993; quoted from Cacioppo，Gardner，1999)。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情感远远不仅仅是原始反射，情感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Cacioppo，Gardner，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揭示了情感反应的相对性。Kahneman，Fredrickson，etc.(1993)在有关研究中发现，人们将更加偏好持续时间延长而强度衰减的痛苦情形。在进一步的研究中，Kahneman(1998)提出了一种假设：一个复杂事件的情感表示是该事件峰值体验和终值体验的函数。Schwarz and Strack(1998)发现，客观生活环境仅仅能够解释不超过10%的主观福利变化，同样一件事是提高还是降低主观福利判断，取决于是将该事件作为标准还是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故事。比如，Medvec，Madey，Gilovich(1995)发现，由于奥运会铜牌获得者一般没有赢得金牌的期望，反而比银牌获得者(通常是冲金的热门人选)更加快乐，尽管以客观标准来看，奥运会银牌比铜牌更有价值。Carver，Scheier，(1990)，Hsee，Salovey，etc.(1994)则发现，趋向或远离最终状态的速度是相应情感的重要决定因素。行为经济学家在心理现实化过程中，将价值载体从财富的绝对水平修正为财富变化量(Markowitz，1952; 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损失和收益获得了相对性，与之对应的痛苦和快乐丧失了绝对性。总的来看，就情感反应而言，特定事件所处的背景与特定事件本身同等重要。
这样，痛苦和快乐获得了相对性。人处于多维的行为空间中，哪个维度的状态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行为、情感、思维等在相应维度上的变化。行为经济学家对情感因素的研究，是在描述性转向上的一个拓展。尽管这种研究还刚刚开始，但已经比较系统地解释了情感反应的相对性。痛苦和快乐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过是特定背景、特定过程结构化的产物。正如柏拉图(《理想国》)指出的那样，“快乐和痛苦在心灵中的产生都是一种运动……快乐就是痛苦的停止，痛苦就是快乐的停止”。既不存在绝对的主观感受，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绝对化的痛苦和快乐;也不存在可以被绝对化的、中立的客观刺激。我们只能在特定主体和特定对象之间，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下，给出多个维度的关系刻画。
行为经济学对情感反应相对性的研究，揭示了情感的背景依赖和指向对象的基本特点。比如某某对邻居可能当选总统的嫉妒，导致对其邻居的恶言中伤，恶言中伤是在其邻居可能当选总统的背景下指向其邻居的行为。在单极化的本质主义框架下，观察、判断、选择着的心灵是人类行为的终极依据。而对情感等所谓非理性力量(嫉妒)引发的行为(对邻居的恶言中伤)而言，行为的背景和行为对象的属性(邻居当选总统的可能)成为这种行为(恶言中伤)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但却很难归于决策者的心理属性。因此，在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具有强烈的对象指向和背景依赖性的情感，无法单极化地被选择主体的属性决定，由其导致的行为也无法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获得一致性，而被归于所谓的非理性力量，被排除在追求自然科学理想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外。但是一旦从关系论[18-8-11]的视角看，嫉妒以及嫉妒之下的恶言中伤，乃是由邻居当选总统的可能和嫉妒者的属性共同决定，这种情绪及行为获得了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所不具备的一致性，但却可以融于关系论的框架。
对经济学者而言，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无法否认情感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是由于情感变化的内在性、私人性，我们究竟应该关心引起情感变化的事件，还是事件引发的情感，还是情感对行为的影响?从关系论的角度来看，情感在特定背景下，在相互关联的参与者之间被决定，是特定初始背景和参与者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经验地确定特定初始背景和参与者行为的关系并不依赖于情感的确定。实际上往往是反过来，我们观察到参与者的行为，将其归类于某种情感;我们看到某种特定背景，由其与特定行为的关联关系和特定行为的情感归类，预期参与者的情感反应。特定情感承载的不过是主体对外界的某种反应机制。因此，在可以按照公度性原则[18]界定的情感因素之外，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对不可观察的主观情感的直接分析，既无确实的可能，也非行为分析所必要。
五、行为经济学在当代的综合——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随着偏好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和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被行为经济学家揭示的行为现实所否定，正统经济学基本前提和分析起点——存在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遭到系统解构，偏好在特定的背景中形成，在特定行为过程中被塑造，并动态、随机演进的观点逐渐成为行为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9-10-11]。正统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是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的、封闭的选择模型，属于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18-7-8]。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研究方向上前行的行为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建立封闭的、绝对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转向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描述性。行为经济学在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迫使研究者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行为的背景、社会现实等因素，偏好的学习机制、演化机制和随机过程已经逐渐被纳入研究的中心领域。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旧的框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框架尚未确立。他们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揭示正统经济学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而是如何重构选择理论的新的心理基础，整合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描述性的选择理论。
在最近几年里，为完成对丰富多变的心理现实的综合，行为经济学家在不同角度建立了多种由理性和非理性构成的双系统模型，给出了两个心灵的心理图案[15-14-20-19-4]。下面我们以Kahneman 等人建构的直觉系统、推理系统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为例，来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一)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的基本结构
Kahneman等人建构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由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组成。直觉系统具有以下与感知系统类似的属性：迅速、自动、联想、无需费力、不易被控制或调整。推理系统具有以下属性：缓慢、连续、费力、被审慎控制、相对灵活、有潜规则须遵循。当然直觉系统并不像感知系统那样，局限于处理各种当前的刺激，直觉判断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可以被语言唤醒。而推理系统不仅通过审慎的推理形成判断，还具有监督思维过程和外显行为的功能(Gilbert，2002，quoted from Kahneman，2003; Stanovich and West，2002)，特别是监督直觉系统的运作。但推理系统的监督非常松散，许多直觉判断得以自由表达，而许多错误也由此而生[15]。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产生印象，这是所有判断的本源。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则在经验过程中形成有效判断积累——知识——和印象基础上形成判断。
(二)可达性启发与判断偏差
与推理系统经过慎密的推理形成判断不同，直觉系统依靠启发过程形成判断。可达性指特定思想内容进入思维的容易程度(Higgins，1996，queted from Kahneman，2003;Tversky and Kahneman，1974)。是直觉判断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达性评价是决策者自然进行的评估过程，是对感知和记忆中认知流利性的自然评估[14]。比如就高度或体积判断而言，叠加在一起的方块比一堆散放的方块的思维可达性要强得多。可达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在一端具有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的特点：快速、自动、毫不费力;而在另一端具有推理系统的特点：缓慢，连续处理、费力。由于可达性具有感知的显著性、注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反应触发的临时性与联想激活等含义[14]，决策者的直觉判断不仅要受到与物理背景相关的物理显著性的影响，也会受到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注意影响，还要面对反应触发和联想激活的随机扰动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外在的刺激与决策者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预见性。
当选择问题目标属性(比如正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中效用就是选择问题的目标属性)可达性较弱时，决策者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呢?Kahneman and Frederick[15]建构了属性替代的启发式判断模型：决策者将判断对象之可达性较弱的目标属性替换为与之相关的、思维可达性较强的启发属性，并通过对启发属性的评价来间接形成关于目标属性的判断。简言之，启发式判断就是按照易于想象的原则，对待决策事件具体化，以进行判断与选择。实验表明，属性替代的实质是：属性替代使得判断对象发生了变化，反应者答非所问，对他们没有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14]。比如，当被问及两支足球队谁更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时，我们马上将可能性(目标属性)替换成足球队的实力(启发属性)的比较(比如各个球员的技能、身体素质，球队的战绩等)，我们最后回答的并不是哪支球队赢的可能性大，而是哪支球队的实力最强。决策者判断中的很多偏差，比如代表性、小样本、锚定效应产生的偏差等，都可以用判断启发过程中的属性替代来解释。
情感因素也作为一种启发属性，被整合进了Kahneman的双系统模型。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每种刺激都激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感评价(Zajonc，1980; Bargh，1997，quoted from Kahneman，2003)。Kahneman，Ritov，and Schkade(1999)指出，自动的情感评价——态度的情感核心——是许多判断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Kahneman等人的双系统模型中，把情感反应当作启发属性，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种复杂情形。
在Kahneman建立的综合模型中，推理系统作为思维的监督者，参与了所有的随意行为。这隐含着直觉判断错误将可能来自于两个系统的失败：直觉系统产生错误的直觉，且推理系统没能检测并予以修正(Kahneman and Tversky，1982a;quoted from Kahneman，2003)。尽管判断启发会产生偏差，在推理系统的审慎参与下，人们可以通过在偏差中学习，使在特定环境下直觉判断所违背的规则足够早地进入思维，从而驾驭直觉判断，纠正判断偏差。比如根据模糊性来判断距离，在大雾天会出现偏差。对司机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大雾天产生距离判断偏差的知识，可以削弱判断偏差的影响。但是由于直觉印象通常首先形成，这将形成后续判断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的“锚碇”我们用Ariely，Loewenstein，and Prelec(2003)的实验来说明锚碇和锚定效应。对被试提出是否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处于00—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16.09，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55.64。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之锚碇，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从锚碇开始的修正很难是充分的。因此，直觉判断的偏差并不会完全消除。
(三)双系统选择理论：反射机制和适应机制
我们看到，在Kahneman[18]提供的选择理论框架中，可达性和直觉与感知之间的类比发挥着核心作用。局部选择理论(Kahneman and Tverksy，1979)的核心思想就是变化与差距比绝对水平的刺激的可达性要强得多。在结构化效应[16]中，虽然专业训练可以减少结构化效应中问题的不同描述或展现方式所带来的选择不一致，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永远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有限智力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将不得不面对缺乏客观陈述的现实[10]。
由于直觉和感觉将根据可达性启发原则形成高度可达的印象，为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形成判断提供基础和起点。因此，直觉决策将被特定情形下的可达性启发所塑造，可达性较强的特征将影响决策，而可达性较弱的特征将基本被忽略。由启发式判断提供的可达性较强的判断或选择，将变成潜在的锚碇，成为后续选择和判断的基础和起点。即使推理系统深思熟虑地予以规范与驾驭，在锚定效应见注10。的作用下，推理系统也只能对直觉判断进行逐步的调整。这样，可达性启发与锚定效应将在判断和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判断和选择行为中，从很大程度上讲，直觉系统提供了对外界刺激的反射机制，而推理系统则提供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机制。在决策者和外部环境的随机互动过程中，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构成的选择系统，决定了决策者高度随机的判断和偏好。
(四)描述性转向：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逻辑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非理性因素，情感等非理性因素长期被正统经济学拒之门外。因此，正统经济学建构了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完全理性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
在双系统模型中，我们看到的两个心灵的心理图画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柏拉图(《理想国》)建构的由理性灵魂、精神灵魂、欲望灵魂组成的马车模型，弗洛伊德建构的由意识和潜意识或者自我、本我和超我组成的心灵模型，与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二系统模型都是同构的。在这些模型中，我们看到，人类行为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
正是由于完全理性的自我仅仅考虑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而没有考虑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心理基础的非现实性，成为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的直接诱因。行为经济学家为了修正正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偏离，引入了非理性的直觉，以兼容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但是，在传统的理性框架下，直觉并不遵循逻辑规则，只能理解、描述。由此，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
六、重归柏拉图——经济学的困境与行为经济学解构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并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传统理性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行为经济学由此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并最终系统解构[10]了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放弃了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但是，由于仍然试图在主体的一端寻找主体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原因，行为经济学也没能跳出单极化本质主义[18-8]的思想框架。
在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正统经济学也好，行为经济学也罢，决策者自主判断、自主选择，正确也好，错误也罢，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自我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主人，是经济学为丰富多变的行为现实确定的终极依据。在哲学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后，“人是万物的尺度”同样的一句话，古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戈拉和19世纪的康德借以表达的含义则完全不同，前者借以表达感觉的无常性和特殊性，后者则借以表达先验自我的永恒性和普遍性[7]。，自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所及的世界的中心，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不过主体的形象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与上帝相通的灵魂[6]到先验自我[17]，从先验自我到心理自我，而心理自我的建构则更是五花八门。行为经济学在当代建构的依靠直觉和推理双系统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有限理性自我，实际上是对约2 500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2]的回归。
正象经济学家目前所完成的大量研究揭示的那样，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后两方面的因素是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无法单一地归于决策者的心理本质。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在我们的心灵中寻找行为的所有原因，这两方面就只能归于理性所不及的启发、直觉、潜意识、本我或其他类似的神秘过程。试图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这正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无法解决的一致性困难。
七、小结
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历史性的。它彰显了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深深地陷入单极化本质主义结构化陷阱[11]。正像我们在行为经济学当代的研究成果中所看到的，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行为博弈、社会效用、序贯行为等因素。后两方面的因素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在传统的理性自我框架下，不遵循逻辑原则，是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引入非理性的直觉，建构了有限理性的双系统模型，试图为人类行为后两面的内涵提供描述性框架。但是，作为对完全理性反动的产物，行为经济学仍然局限于在选择主体一极寻找选择行为的终极依据，其建构的有限理性仍然没有跳出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只要我们还在以选择为主体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试图仅仅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摆脱正统经济学身处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结构化陷阱，必须迈出更为关键的一步，放弃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转向开放的、演进的关系论[11-18]，立足关联互动的现实世界，以“公度性”[18]为基本准则，在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确定行为依据和对行为的描述框架，建构开放的、演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因此，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并不是重复性的回归，而是螺旋上升过程中的回归，它勾画出更为丰富、全面、现实的人类行为图像。在丰富的行为现实中，经济学深层次的矛盾一览无余，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将成为经济学走上希望之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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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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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燮刚 李子奈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包含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从制度批判和社会变革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生态危机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才能解决;西方经济学从生产和消费角度，主张通过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修正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研究背景、方法、结论等方面梳理并分析二者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透彻地认识和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四、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生态经济问题，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运用两种方法论体系，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得出小同的结论。如果撇开阶级性可以发现，尽管他们的论证方法和结论截然相反，走的道路不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产生于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都具有很强的变革性，都是在继承和批判正统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生态经济思想。尽管西方经济学把现代经济学方法运用到生态问题中，但由于回避了阶级特性，所以未能充分回答国家的发展命运等问题，而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建立在阶级讨论基础上，既有客观性又有科学性，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失去价值。
(责任编辑：杜磊)
作者：岳利萍 白永秀
摘要: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消费决策时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 总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量的现实经济活动表明,人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对于那些传统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的行为,通过借助现代神经医学设备,研究人员能够在神经层面触及决策潜意识,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昉,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7]Terrence Chorvat,Kevin McCabe,Vernon“Law and neuroeconomics”[J].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2005.
[8]Richard Gonzalez,Marc G.Berman.The Value of Brain Imaging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2010.
责任编辑:武玲玲
责任校对:学 诗
Neuroeconomics——New Continent in Economics
Liu Zheng, Chen Meimei
(Xur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Key words: neuroeconomics; traditional economics; subconscious decision-making; economic behavior; neural bedding
作者：刘 峥 陈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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