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在信用制度的推动下，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并最终演变为世界市场危机。西方经济学也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包括否认全面经济危机说、消费不足说、投资过度说、有效需求不足说等在内的经济危机理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实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济危机作了深刻的经济学分析。论文认为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基础，金融创新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中国幅员辽阔的基表国情和效率原则出发，内需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而不应当是一时的政策举措;在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要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宁肯选择有轻度价格上扬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不选择物价指数低、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握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过度刺激会把原本该在经济周期中解决的问题包下来，这些问题再一次爆发时会产生更大的危机。

[关键词]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启动内需　经济规律

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我国实体经济的下滑。本文通过细致的经济学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的经济走势，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

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金融创新应当服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劳动不仅要生产物质产品，而且是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是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地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作为M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要在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重新分配的。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探讨。

马克思把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纸制复本叫做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运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济。纸制复本一旦作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马克思指出：“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马克思观察到，作为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像实体经济那样清晰和简单，而是因为“虚拟”而带有赌博的性质。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虚拟资本构成了银行和私人资本的相当部分。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为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杠杆。然而，信用的膨胀会使信用的功能适得其反。信用的膨胀使得信用失去了扎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并且把想象中的实体经济不断放大。最终在某一个环节突然断裂，危机随之爆发。

那么，虚拟资本是如何借助于信用迅速膨胀的呢?信用是在以为有“信用”，即“信用”的基础是在扎实的基础上膨胀的，在反复的存贷中膨胀的。马克思以一张500磅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然而，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上，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外一个支付行为的确实无疑的进行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如果仅仅是虚拟资本相对独立地运行，在这个领域的损益及运行情况，一般不代表资本市场的损益及运行情况。马克思说：“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他强调：“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行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如果支付环节断裂那就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循环，从商品到货币阶段就不能完成。

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而产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1、一定要扎实地抓好实体经济，只要实体经济结构合理、健康发展，就会增加国家的社会财富，就会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了抗衡危机的基础。2、金融创新或金融衍生产品一定要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出发，一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一定要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内需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而不仅仅是情急之下的启动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的下滑是内需不足使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曾经严重依赖外需。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缺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解决最初的资本积累。虽然资本积累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却随之产生：1、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的需求，中国经济也就会同样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一旦世界经济萧条，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经济也就会萧条，这就是我国当前的情况。2、在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上扬，形成输入性经济波动。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状况。3、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美国会一方面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这些分析说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变化了的态势下遇到了挑战。

经济学的研究证明，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应当不同于小国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特别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的发展模式的比较。钱纳里根据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的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

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斯密和钱纳里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内需、过分依赖于外需拉动经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外需一旦出现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立刻就遇到了麻烦。这就是我国当前经济下滑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的缺乏。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的拉动。

以内需拉动经济应当是战略性的调整，应当是一种自然状态。笔者这里所讲的自然状态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是本来应当如此的意思，是相对于启动内需而言的。启动内需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下滑时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的，以提升国内需求阻止经济下滑，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通常带有应急的性质。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关系下，中央政府期望的措施和目标被认为是衡量干部的标准而放大，于是会产生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背后的力量是市场、是消费者，产品完成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过程，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

以上的论述都丝毫不否定在目前情况下启动内需的积极意义，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从战略层面来看，内需应当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启动内需就像汽车重新发动一样耗油巨大。

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重视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提高人民收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曾经指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在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同时。生产了很多的产品，另一方面拼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由于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压低工资收入的结果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这里揭示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理解当前的经济下滑具有启发意义。目前内需拉动所以有限，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低。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亿万元，但按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每人仅1.5美元。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这些钱也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另一组数据则说明，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转移。2008年上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不仅是启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但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不断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其价格自然会上升。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扩展，这也会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扬，这说明国民收入向劳动的转移是有其必然性的。

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分配不仅应当向劳动转移，更应当适当向收入低的人群转移。凯恩斯认为，能不能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关键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所谓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最末一个收入单位中用来消费的比例。他指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庇古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中也认为，财富的分配适当向穷人转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指数。他说：“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他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收入分配适当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不仅是一个再分配问题，而且在初次分配中也应当给劳动者的权利以充分的保护。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要使内需成为一种拉动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必须重视农民收入的提高，重视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能力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货币购买力。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在长足发展，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都流向回报高的地区，特别是流向回报高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显然不是农业)，农民增收十分有限。政府的政策一直把农民增收作为重点，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决策。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除了政府补贴，还应当让农产品价格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应当明确，在供求规律驱使下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因农产品价格上扬而产生的对城市收入群体的生活影响的问题，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好农民的医保、社保问题，使农民敢于消费。不仅收入分配要向农民倾斜，而且国家投资也应当如此。庇古认为，只有各领域的投资边际效率相等。资本的效益和社会福利才会最大化。

三、在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要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宁肯选择有轻度通胀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不选择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揭示了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具体而言，即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物价上升(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或者轻度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相伴。而与经济紧缩相伴的则是物价指数下降和失业增加。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政策主张就是以二者的可以互相替代为前提的。

基本的经济学分析证明，只要经济在高速发展，就难以避免物价上涨。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时，因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多，各种生产要素都相对稀缺并被充分地利用，供求关系会自动拉动价格上扬。但此时因为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产品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产品，又会反制价格上扬。这是一种积极的价格上扬，从本质上区别于由于经济不景气、供给短缺所形成的消极的价格上扬。另一方面，在这种状态下，工资水平也在上涨，只要工资水平与价格指数同步上涨，或者比物价指数上涨得更快，就不用担心物价上涨。弗里德曼证明，人们并不是担心物价上涨，而是担心在政府干预下不可预期的忽高忽低。

另外一种状况是经济紧缩。经济紧缩期间各种生产要素都存在着不同状态的指数下降，失业增加。此时虽然物价指数下降了，但由于失业严重，这种物价指数的下降是没有意义的。此时人们收入更低，或者预期收入更低而不敢消费，过低价格的商品反倒没有经济快速发展时较高价格的商品易于销售，这

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保罗·克鲁格曼曾经以一个互助性质的保姆公司的运行说明了萧条状态下的尴尬和应当采取的政策举措。这个保姆公司通过印制票券来解决运行问题：每做一个小时的保姆工作(即照顾别人孩子)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票券。这套制度设计得很科学，它可以自动保证每对夫妇照顾别人孩子的时间与别人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刚好相等。然而在运行中人们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没有外出计划的夫妇总是想多替别人照看孩子，多积蓄票券，以便较长时间的外出计划时用。这样的现象发展到一定时期，流通中的票券就不够用了，少到无法应对日常运行，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了衰退(可以类比于社会经济的衰退)。唯一的出路是更多地印制票券。于是保姆公司的运行又回到了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轨道。这个案例起码说明，第一，保姆公司高效地运行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票券投入。第二，只是简单地印制钞票就可以治理衰退。

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实行紧缩政策，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将会极大地增加启动的难度，这是因为过度地紧缩政策可能破坏了曾经有的、正常的经济运行，企业经营、人员组成等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例如紧缩到连订单都没有了、紧缩到人员走散了、紧缩到机器由于没有使用而锈损了，再一次恢复起来将会很难。一个国家选择紧缩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应当区别和把握三点。1、积极的价格上扬和消极的价格上扬。积极的价格上扬是因为经济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多被充分利用时上扬。消极的价格上扬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产品短缺而产生的价格上扬。积极的价格上扬是经济发展的常态。2、由于经济发展时工资同时上涨，人们更易于接受经济发展时的价格上扬，而不是经济紧缩时的价格下降。3、一国积极政策设计宁肯选择经济发展、充分就业、轻度价格上扬，而不是价格下降，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政策的惯性要求我们在选择紧缩政策时要慎之又慎。

四、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刺激经济

市场经济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有的调节机制。经济周期就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如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经济萧条，甚或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调节机制：借助萧条，可以强制性地挤出快速发展时的经济泡沫，萧条期间的强制性淘汰，可以激励创新和调整产品、产业结构。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地淘汰，会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吗?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换言之，固定资本的更新，即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国经济走出萧条和危机的契机。

既然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有如此的积极作用，那么，过度的刺激只能是适得其反。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不无关系。当时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的衰退，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市场被刺激起来，很成功地避免了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这就是次贷危机。事实上，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建议执行到后来，也产生了如同上述的效果：滞胀。原因在于：第一，人们会通过理性预期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二，市场确实存在着失灵，但政府同样存在着失灵。政府的决策受其组织者知识结构、信息来源和信息质量、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如果政府不把政府的功能限制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政府失灵造成的后果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熊彼特以他的长期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如何治理萧条说过一段十分有意义的话。他说：“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威胁。”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刺激经济，而是说我们在刺激经济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把刺激经济和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面对萧条，我们还要不要相信市场经济。答案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相信市场经济。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动力源泉、信息传达、知识利用、资源配置方面都优于其它经济体制。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还是通过改革，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其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功能。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宏观调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美]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M]，朱东海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4](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黄振荣

作者：李义平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2：

经济危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在信用制度的推动下，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并最终演变为世界市场危机。西方经济学也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包括否认全面经济危机说、消费不足说、投资过度说、有效需求不足说等在内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对经济危机研究目的、危机根源、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应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的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经济危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当前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很快结束，反而从最初的金融危机扩展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从资本形态上看，金融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级的形态，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从技术上看，信息化导致了资本与生产性劳动相脱离，经济发展日益表现出产业空洞化和无就业式增长的特征;从调节方式上看，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当前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面前都失去了原有的效力。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财富占有的不公性、财政赤字的膨胀性等问题日益突出，危机极有可能进一步深化，甚至长期化。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转变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的消化期三期叠加带来的新变化，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引导，以在大转型与大变革的背景下掌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动态。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视角出发，对两大理论体系的经济危机思想进行比较与总结，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经济危机，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

马克思非常重视经济危机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经《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到《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思想逐渐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经济危机的实质：生产过剩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交换中实际上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因为那里的问题事实上与交换价值无关，只与使用价值有关。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普遍现象，“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佣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会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者、纱锭和织布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难理解，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于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就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要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这种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以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即用一定量的资本剥削最大的劳动)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界限或者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界限。“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要使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但“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由于生产过剩和过度的投机活动而发生了危机”。因此，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实质。

(二)经济危机的助推器：信用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信用作为推动资本集中的三大杠杆之一，马克思曾经准备用专门的著作来阐述。信用关系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促使生产领域按照资本家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产阶级的资本，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过度膨胀提供了条件。尤其在工业高涨时期，信用作为投机行为的有效工具，通过制造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额以从中牟取暴利。投机活动人为地猛烈扩大再生产过程，尽管这种扩大会使生产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但投机并不会因此收敛，而以变本加厉的方式继续进行。当投机的基础突然崩溃时，对支付手段的追求就会接着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以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因此，在信用媒介下，虚拟资本不仅满足了资本逐利的本性，也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虚假繁荣。当社会信用链条某环节断裂时，首先爆发的就是信用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成为现实。“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经济危机的特征：周期性

由于经济危机时期破坏了部分现存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去适应狭小的购买力，使生产与消费的比例暂时恢复协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因此改变，一段时间后生产的盲目性又会引起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的失调，造成新的生产和消费的冲突，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恩格斯指出：“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同时，固定资本的更新则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从萧条阶段开始，资本家积存的大量商品不断减少，不少资本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的投资，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扩张。同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必然引起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于是制造机器设备部门的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又带动了动力、钢铁、矿山等部门的发展。这就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消费资料的生产也获得巨大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走向了复苏、高涨阶段。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家可以大量解雇工人，工人的收入水平随之下降，从而社会购买力不断削弱;而且由于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只有在少数大企业才能办到，使中小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遭到大企业的排挤甚至破产，从而进一步缩小了逐渐下降的社会购买力。因此，固定资产大量更新又一次使生产盲目地增长，为新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条件。“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10年的周期，是同上面那样决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每一次危机后，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热潮，生产逐渐上升，及至到达高涨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又会随之尖锐起来，从而导致新一轮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运动中不断进行。

(四)经济危机的最终形式：世界市场危机

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矛盾的现实综合与强制平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危机从局部开始，最终演变为世界市场危机。“市场与商品生产过程地点间的空间距离(从位置的观点来考察市场)，在一国范围内，然后在该国以外，构成重要的因素，特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如此，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是世界市场。”市场距离的增加导致生产的盲目扩大，使一国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即出口过多和进口过多。出口过多，本国商品在其他进口国无法找到销路，商品资本无法顺利地转化为货币资本;进口过多，到期支付的差额则是逆差。“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从而导致买者和卖者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更为严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世界市场上从事对外贸易的巨额商人资本，在国际信用的作用下会更加突破再生产的限制，并促使再生产越出它的各种限制。“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小，以致银行催收货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自己创造出适合于生产过程规模的、缩短流通过程的必要形式，而由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形成的世界市场，有助于在每个个别场合把这种形式的作用掩盖起来，并且为这种形式的扩大提供非常广阔的余地”，从而孕育了危机更猛烈的爆发。

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

早在19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经济危机，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危机思想体系。本文从否定全面经济危机说开始，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进行梳理。

(一)否认全面经济危机说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危机只有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爆发。尽管局部的经济危机早已发生，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到1825年才第一次出现，从而为在此之前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全面的生产过剩提供了基础。巴蒂斯特·萨伊认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会使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趋于平衡，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会发生的。詹姆斯·穆勒也认为生产物为生产物创造市场，如果撇开货币量，互相交换的不过是一种商品。一国的需要就是一国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就是所有群体的收入，各个群体的收入是由生产的各部分形成的。在每个国家，一半的财富和另一半相交换，一国的需要和一国的生产相等。由此断言，总体的供给过剩不可能出现，即全面的生产过剩是不会发生的。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危机思想方面赞同萨伊的观点，认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得出人们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结论。

(二)消费不足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缩减，企业破产，信用破坏，银根紧张，失业增加，这些现象为从消费不足角度解释经济危机提供了条件。西斯蒙弟认为，首先生产决定收入，但只有产品价值实现后才能转化为收入;其次收入决定支出，支出决定消费，从而收入和消费决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收入不足，从而消费不足，导致市场狭窄，产品价值实现困难，生产供给存在过剩。因此，西斯蒙弟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消费的不足。马尔萨斯也承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认为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上是否有充分的有效需求。由于资本家的兴趣在积累，从而会减少个人的消费基金，降低有效需求。工人只能得到占商品价值很少部分的工资，即使工人有增加消费的愿望，也没有消费的能力。因此，由工人工资代表的对商品的需求，不能形成对全社会商品价值的有效需求，最终产生普遍的过剩。霍布森把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的不均，认为作为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土地等要素报酬的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是由各要素供求双方讨价还价决定的。在讨价还价中，资本家和地主会利用人为的(如市场)或自然的(如土地)的垄断地位，使其掌握的要素的报酬超过维持这些要素、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要素效率所需的费用之和，形成所谓的非生产性剩余。如果将这些剩余储蓄起来，转化为新资本，不但会使劳动要素落后于资本要素，打乱生产要素的配合，还会刺激生产，使生产发展的速度超过消费者的需要，引起周期性的生产过剩。

(三)投资过度说

基于危机爆发前总是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投资过度说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该学说分为货币的投资过度说和非货币投资过度说。货币投资过度说的代表者哈耶克以充分就业为前提，以维塞尔的货币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为依据，认为银行采取扩张的政策时，市场利率会低于自然利率，资本家就会扩大投资，从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加只能靠将原来用于制造消费品的要素用于制造资本物。消费品生产的减少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此时收入不变的消费者将因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被迫缩减消费。但当信用的扩张通过资本家投资变成货币收入之后，人们就要恢复原有的消费水平，于是对消费品需求要增加。并且由于银行受到法定准备率与其他限制，随后会提高市场利率，从而导致投资品生产成本上升，使得原始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消费品，投资品的生产就会急剧缩减，从而引起生产过剩危机。因此，货币的投资过度说认为，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于资本家的投资活动超过了货币资本的供给。非货币投资过度说着重从生产过程解释危机的原因。司匹托夫认为，当新技术发明、新市场开拓与利率低下等因素促使投资活跃时，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大幅增加，会向市场提供日益增加的生产资料与耐用消费品。但与此同时，消费资料的生产却相对不足，从而认为生产资料尤其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多，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对不足是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

(四)有效需求不足说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摧垮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供求平衡、自行解决经济危机的神话，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不稳定这一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种不稳定性体现为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造成投资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造成的。而且三个心理规律都超出了市场自发调节的范围，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萨缪尔森建立了乘数——加速数学模型，将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得出存在收入和产量的变动以及消费和投资的变动的一个无穷序列，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经济运行中宏观总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尼古拉·卡尔多将储蓄和投资区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类型。认为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则或事后储蓄大于事前储蓄，或事后投资小于事前投资，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经济扩张;如果事前投资小于事前储蓄，则或事后储蓄小于事前储蓄，或事后投资大于事前投资，两种情况都会使经济活动收缩。它证明了当没有初始的外在冲击时，经济体系内部的原因会产生经济周期的波动。希克斯则结合乘数和加速原则，认为自发投资增加会引起收入的增加，通过加速原理引起投资的扩大，通过乘数原理使得收入进一步增长，从而经济出现了扩张局面。而当收入增长率受到资源能力的限制时，加速原理会使引致投资逐渐回落，进一步引起收入绝对水平的下降，产生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时乘数和加速的放大作用导致经济进入萧条阶段。然而收入在下限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发投资会逐渐增长，对引致投资产生诱因，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因此，希克斯认为经济波动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的扩张和萧条是经常发生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思想比较

(一)关于研究目的的比较

马克思通过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思想，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生产财富、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局限性和历史性，从而得出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危机看成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认为经济危机只是被破坏的平衡得到短暂的恢复。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并预见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力图消除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力求通过对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预期与决策的分析，通过对流通领域中生产与消费对抗性矛盾的探讨，寻找缓解经济危机的手段，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理想状态，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具有一定的辩护性。

(二)关于危机根源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质的宏观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只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虽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利润量却随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活资料进而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扩大了，工人受到的剥削程度并未降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拥有大量财富而工人只得到微薄工资的分配关系。这样必然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自发和最优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或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只是描述了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到生产领域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探讨生产与消费为何会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因此无法看到危机产生的深层制度原因。

(三)关于传导机制的比较

马克思指出，在危机的复苏时期，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首先增加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逐步得到恢复，从而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带动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因此，固定资本的更新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和高涨，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如此迅速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新的经济危机。“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所以，固定资本的周期性的大规模更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周期危机的解释众多，提出的传导机制也各不相同，然而都注重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冲击反应的研究，认为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存在于市场运行层面，从而能够在经济处于衰退时，通过市场的力量或政府的力量让经济恢复均衡增长。

(四)关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

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的。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集中的爆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经济危机淘汰了落后的生产力，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中，“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了“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马克思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力驾驭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经济周期是各个国家的经济部门共同存在的一种经济起伏。经济波动只是经济增长自然率本身的变动，不是对增长率长期趋势的偏离。所以经济周期的每个阶段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仍是经济运行中均衡的一种体现，不会产生制度毁灭性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仍是合理的、有效的。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辩护。

四、结语

经济危机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理论分别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采用两个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对经济危机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理解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及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经济与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增加落后于生产能力提高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虽然否定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都认识到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在诱发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危机思想的科学性，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思想中的科学成分。

其次，对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次贷危机已恶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就业率屡创新低、有效需求不足等不断映入人们眼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预言仿佛正在逐个实现。全球的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既对我国出口增长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冲击，也存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思想都认为经济危机的缓解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认识经济危机根源的基础，结合西方经济学缓解经济危机的措施，通过市场的和政府的力量保证经济均衡的增长，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责任编辑：唐玉萍】

作者：张志敏　刘雨

经济危机经济学论文 篇3：

新自由主义与当前的经济危机: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金融资本

[摘 要]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从中得出的判断是,按照新自由主义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充满了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新自由主义能否促进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大有疑问的。本文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其常态是趋向于动荡或停滞,而非平稳的长期发展;而此次金融危机不过是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矛盾的一次激烈的爆发。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主流经济学或者将之归因于美联储错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将之归因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贪婪和欺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违规操作、忽略规范和风险的按揭贷款、毫无节制的资产证券化。这些解释虽然从各自的角度说明了危机的背景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场危机的理解,但是它们仅仅揭示问题的表象,说明了危机的直接诱因,并没有真正揭示其根本原因。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体制主导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逻辑及其内在矛盾,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和局限,以及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集中爆发。

一、从福利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增长逻辑之变迁

(一)资本主义动态学的一般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以不断动态变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为基础、以通过市场销售实现最大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最基本的矛盾和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因而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矛盾或者限制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第一,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矛盾的爆发本身来缓解这种矛盾,即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可以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萧条或者衰退,使得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贬值或消灭,在此基础上使得累积起来的经济矛盾得到释放,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在其后的一段时期恢复积累能力。[1](ch.10)但是这种策略的代价巨大,会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闲置或者消灭,同时也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建立一套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内生的各种矛盾,将这些矛盾控制在经济体系可承受的范围内。最基本地,这套制度必须涉及至少三个方面的矛盾,即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劳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收入分配关系)以及资本家之间竞争性矛盾(作为总资本家的政府与相互独立资本家关系总和的市场之间的关系)。[2]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这种制度性的矛盾协调和缓和机制既受到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或妨碍资本积累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演化,以及不同阶段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矛盾关系的变化,这些制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从黄金时代到滞胀: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变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转型。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是指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领域对原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全面调整。简单地说,就是以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为核心,以劳资集体谈判、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缓和劳资矛盾,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下实现工人收入稳定增长,从而缓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同时政府对市场实行宏观需求管理,对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力图将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动荡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福利资本主义”体制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持续繁荣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B-4,B-42,B-50,B-63计算获得。

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经济绩效表现急剧下滑,生产率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形势加剧,而“福利资本主义”体制不仅不能协调和缓和既有矛盾,而且其本身的逻辑更加剧了经济矛盾的积累和激化。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以“福利资本主义”“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出现,并逐渐在发达资本主义和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反对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主张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信奉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只要信息是公开的、透明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尽可能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3]受此思潮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分配、消费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转型。

1.生产方式的转型:从“福特主义”转型为一种被称为“灵活积累”的生产方式,即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快速的市场信息收集、以工人多技能为基础的劳动过程的快速转变、以生产工具的多样化功能为基础的生产线的迅速调整为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快速地转变生产结构和生产工艺。在劳资关系方面,“灵活积累”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包括雇佣关系存续本身及工资福利等)更具“弹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如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关系,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工人与非生产性活动的工人的关系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2.生产—消费关系的转型: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总消费的构成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政府逐渐放松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尽可能将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和教育等事业交由市场完成,私人支出在GDP中占据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60%左右提高到90年代的67%多,到2006年前后这个比例更是达到73%左右。第二,受雇佣关系“弹性化”影响,私人总消费的增长率也日益“弹性化”,随着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较为剧烈的波动。第三,由于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使得其不能支持居民消费保持相应的规模和增速;为抵消其影响,家庭消费信贷业务快速发展起来,负债消费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最有力工具。

3.宏观经济和金融制度转型:放松政府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第一,私有化和市场化成为政府政策指导思想,其重点是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放松管制。第二,政策的优先目标发生重要的调整,财政政策从保证总需求稳定调整为维持预算平衡,货币政策则更关注控制通货膨胀。第三,金融体系自由化,对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市场更具流动性和竞争性,同时也导致金融市场日益成为公司业绩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迫使非金融性企业的经营目标转变为追求股票价格、红利和股票持有者的价值的最大化。[4]第四,以WTO、IMF和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经济组织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推广到世界范围,强调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贸易的自由化。

总之,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全面调整。资本主义力图通过这种调整克服战后“福利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重新恢复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能力。[5]但是,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主义增长的逻辑不仅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会导致这种矛盾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积累,使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失衡,并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缥缈之幻象

自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各国经济绩效出现较为积极的变化,但是笔者认为:这既不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繁荣,也远非一种可持续稳定下去的趋势;从长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彻底摆脱经济停滞和动荡的泥潭。

(一)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并非普遍的繁荣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出现了较为积极的迹象,但是这种现象是不均衡的: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均衡。首先,宏观经济绩效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OECD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1%,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5%,拉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以及南部非洲这三个地区在这个时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为-0.2%。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环境的稳定性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发生了多起重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剧烈波动;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则较为平稳。再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流向的不均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都是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以OPEC为代表的石油出口国、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流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不均衡的资本流动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流动性充足、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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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7计算获得;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指的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经济增长的不均衡。首先,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期间主要发达国家(G7)实际GDP的增长率平均为2.1%,而同期美国为3.1%,但日本和意大利仅为1.5%;1990—2005年,七国集团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平均失业率为8%,而美国仅为5.8%;从国际资本流向来看,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六国平均资本输出占GDP的18%左右,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年均资本流入是其年均GDP总额的2.7倍)。其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态势也呈现不均衡的趋势:一方面原油涨价导致OPEC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提供初级劳务和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持续扩大;另一方面东亚和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拉美地区、中东欧转型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之间经济增长情况有明显差别。

第三,各国内部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拉大。首先,各国的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1990—2000年,巴西和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分别提高了7.7个百分点和24.2个百分点;而1993—200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4左右上升到0.47,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5.8%上升到21.7%,提高了将近6个百分点,而所谓的中间阶层的收入同期则从79.7%下降到74.8%,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收入则从4.3%下降到3.6%①;这三个国家的数据在其国家集团内部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次,各国工资收入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扩大,1995—2001年,巴西和阿根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比率从3.5提高到3.7;而在美国,1980年以来小时工资就一直在下降,但是同期衡量资本家收益率的一般利润率水平和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的比例则从15%和27%左右攀升到90年代末的20%和30%②。再次,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与金融资本的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在美国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1990—2000年,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5%和10%左右;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支付给金融资本的利息率在20世纪90年代比70年代大约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非金融性企业的利润中作为红利和利息支付给金融资本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60%提高到90年代以后平均75%左右③。

(二)持续稳定增长:新自由主义无法完成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增长的不均衡表明,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一种“普照之光”。这种经济增长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增长,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其次,这种经济增长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扩张:资本家通过新自由主义确立了其相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优势,通过降低工人相对甚至是绝对的收入水平来提高自己的收益。再次,这种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金融资本的增长:金融资本通过迫使政府放松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管制,获得了相对于产业资本等更大的权力,它通过金融市场成功地获得了经济的控制权,并占有了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力量消退中获得的利益之大部。因此,这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的不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幻象,这使得这种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缓和、而是激化了资本主义内生的诸多矛盾,而这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和稳定的。

1.新自由主义无法保证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虽然美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扭转了逐渐放缓的趋势,达到2%(1990—1999年)和2.6%(2000—2007年),但是这种状况是无法长期持续稳定的。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技术和协作水平的要求,其本身就有提高工作强度、加快工作节奏、减少工人数量的特点,这导致生产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更具“弹性”的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造,资本获得了相对于工人决定优势的地位,能够迫使工人在相同的薪金水平下接受更大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因此,新自由主义既不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也不可能保证这种生产率提高的稳定性。第一,因为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工人劳动强度的绝对提高,而最终由于劳动力的生理和自然因素的限制,必然会导致这种效应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递减,因此无法保证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第二,由于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力量优势,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必然导致激烈的劳资冲突,这决定了新自由主义不可能保证生产率能够稳定的提高。

2.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1990—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2%,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高,为这一时期实际GDP的增长贡献了超过70%。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能保证这种状况的持久和稳定。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居民消费增长不是建立在工人实际工资的快速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股市泡沫为基础的金融财富增长的基础上的。

数据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Feb. 2009, Table 1.11计算获得;其中生息收入指利息、财产、公司分红及租金收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其直接后果是工资收入总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51.5%下降到现在的46.8%,而公司利润和其他利息等收入的份额则从20.5%上升到21.9%。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限制了工人实际的消费能力。美国居民消费快速增长的基础是这一时期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美国家庭中持有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1%提高到90年代中期的24.4%;而股票等有价证券价格的快速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财富水平迅速提高①。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美国股市的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均衡,而并非美国企业赢利能力的提高(1980年以来非金融类企业利润率提高不到10%):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美国,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到了股票市场,这使得美国股市对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需求急剧上升,导致股票价格随之攀升。而股价提高导致美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涌入美国。只要国际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相当的信心,这种自我增强的机制就能维持下去。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能够保证这种虚幻的投资信心能够永久的维持下去,一旦这种信心崩溃,前述的效应就会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3.新自由主义下经济增长缺乏稳定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支持:第一,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社会和政府本身都对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使得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本身对潜在的经济危机缺乏必要的应对准备;而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如图1所示),使得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方面的削减,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作为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缓和劳资冲突的能力。这些都加剧了宏观经济潜在的不稳定性。

数据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Feb. 2009, Table 1.1.10计算获得。

第二,自由放任的金融制度无法维持宏观稳定、促进生产和提高企业盈利。首先,随着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程度逐渐提高,在促进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投机和股市泡沫,增加了宏观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从而可能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自由放任的金融制度无法保障资本主义生产顺利进行。如图2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非金融类企业的利润率,将大量的资金吸引到金融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上,加剧了金融市场上投机行为的盛行和金融泡沫的形成,抑制了长期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如图3所示,由于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逐渐控制了产业资本,使得产业资本获得的大部分利润作为利息、红利等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并导致产业将投资大多集中于能短期获得收益的项目。因此这种金融市场安排提高和强化了金融资本的优势,导致资本家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并抑制了社会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再次,金融机构本身不具备持久稳定的盈利能力:金融机构收益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得自产业资本给付的更高的利息收入,二是金融投机和泡沫产生的风险贴水的提高。这二者的性质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无法持续和稳定:新自由主义削弱了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提高,最终削弱了产业资本支付利息的能力;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分配模式激化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导致金融市场上投机盛行,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存在剧烈动荡的风险。因此,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制度安排本质上无法维持持久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和经济增长形势。

数据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Feb. 2009, Table 6.1计算获得。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也无法协调各国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内的利益冲突,抑制和防范世界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对称的。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自由贸易中的地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执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又千方百计的以技术、环保、卫生安全甚至人权等因素为借口,运用配额或反倾销等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其的出口。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中的地位和所受的影响不对称:由于大多数跨国金融机构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手中,通过开放资本账户获得的收益大部分被发达国家占据,而随之伴生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损失则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再次,自由放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各自内部国家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日益加剧会最终影响到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稳定。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宏观环境,反而会加剧矛盾的积累和形势的动荡。

因此,这种完全以资本,特别是以金融资本利益为依归的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能够保障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繁荣的良方灵药。新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在其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领域,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都是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的积累最终将以一种激烈的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三、结论: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我们当前正经历着的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逻辑的内在矛盾近20年积累后激烈爆发的结果:(1)新自由主义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相对停滞,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使得资本主义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即要么是需求不足的危机,要么是在消费信贷的基础上创造出虚假的消费增长,进而陷入更严重的信用危机;(2)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使得资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积累最终造成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剧烈动荡;而新自由主义下不合理的、缺乏协调监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将这种风险扩展到全球范围;(3)新自由主义下产业资本屈从于金融资本,在剩余价值分配上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导致经济金融化,使得经济体系在生产上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并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全面危机。

因此,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只有对新自由主义体制进行彻底的结构性重构,才可能摆脱目前经济萧条的困扰;否则,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仍然处于一种相对动荡的低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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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aadFilho, A., and D Johnston, ed.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M]. Pluto Press, 2005.

On Neoliberalism and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ZHAO Feng

[JZ](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economic growth of capitalism; financial capital

[责任编辑 陈翔云]

注:

①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2006.

②参见C. De Medeiros, Growth Pattern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Lessons From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DEAS workshop, Aug. 2006, Shanghai; C. Tilly, Falling Wages, Widening Gaps, in R. Baiman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M.E.Sharpe,2000; E. Wolff, The recent rise of pro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3, 2001, 315324.

③数据来源:根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Feb. 2009计算获得。

①道•琼斯指数在1980年的时候还不到1 000点,而到了1990年已经接近3 000点,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10 000点,在短暂下调后该指数又迅速突破14 000点。

作者：赵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