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银行风险研判及启示
2015年，德意志银行(以下称德银)净利润亏损67.94亿欧元。受此影响，2016年1月以来，德银股价累计跌幅达35%以上。截至2016年4月12日，德银的市净率跌至0.27倍，创历史新低。从表面上看，德银的巨亏与商誉和无形资产减记以及监管罚款高企等因素有关，但实质与其前期大规模扩张和内控管理不到位有关。
2016年，德银的公司和证券以及资产与财富管理条线的风险值得关注;非交易市场风险暴露增幅明显;短期偿债能力面临考验;法律合规和监管约束压力持续增加。尽管如此，德银主营业务表现稳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小。对中资银行而言，应厘清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德银的业务，如压缩短期资金拆出规模，审慎开展衍生品交易，加大承销和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同时，汲取德银此次巨亏的教训，强化风险预警和压力测试;完善海外风险监控，稳步推进国际化;加强合规建设，防范诉讼罚款风险;提高风险吸收能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德银的特点
德银成立于1870年，距今已有146年历史。截至2015年底，德银资产规模已达1.69万亿欧元，是德国第1大银行，资产规模在全球3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位列第11位。在经营管理上，德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国际化水平高。与欧美主要大型银行危机后呈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不同，2010年以来，德银的海外收入占比稳步提高。2015年，德银经营收入为332.69亿欧元，其中有69.3%来自海外，占比较2011年提高了7.1个百分点。在69.3%的海外收入中，24.5%来自美洲、19%来自英国、13.2%来自亚太、12.5%来自其他地区。
二是综合化程度高。德银对传统存贷款业务依赖度较低。2015年底，德银资产中贷款占比为26.6%，负债中存款占比为36.3%;其收入来源较为均衡，2015年其非利息收入占比达52.4%;公司和投资银行业务是德银的主要收入来源，2008以来，该条线收入占比平均达54.6%，其中公司银行和证券条线占比为41.7%，全球交易银行占比为13.0%。
三是业务复杂。德银是以投行、交易业务为主的全能银行。截至2015年3季度末，德银的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的比值为23%，在30家G-SIBs中排名第28位，是典型的轻资产银行。德银以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FICC业务)业务见长，资产复杂性较高，集中体现在拥有大量的场外衍生品头寸。截至2014年底，德银的场外衍生品名义本金达472.7亿欧元，该指标在30家G-SIBs中列第1位。而在2014年G-SIBs系统重要性总评分中，德银得360分，位列第5，为此要额外承担2%的资本缓冲要求。
四是股权结构分散，经理人约束机制薄弱。2015年末，德银前5大股东合计持股份额占比为18.25%，其中黑岩公司持股6.21%，是德银第一大股东。德银股权集中度在G-SIBs处于较低水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排名位于20位以后)。由于股权的相对分散，董事会对经理人约束机制的发挥相对有限，体现在：德银经营过程中短视行为突出，使用“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等手段的行为较为普遍，对高管层没有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
五是资产质量较好，风险吸收能较强。截至2015年年末，德银的不良贷款率为1.88%，在欧洲银行业处于较低水平;资本充足率为16.20%，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4.7%，存贷比为76.3%，拨备覆盖率为62%，流动性覆盖率为119%，整体的风险吸收能力较强。
2015年德银巨亏的原因
2015年，德银的净利润亏损达67.68亿欧元，普通股收益率为-9.8%，交出近年来最差的业绩“成绩单”。德银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商誉和无形资产减记58亿欧元。德银商誉和无形资产的减记主要包括：公司银行和证券条线(CBS)、私人及中小企业客户条线(PBC)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分别减记22亿和28亿欧元;此外，因处置德国邮政银行(Deutsche Postbank)，造成了8亿欧元的附加损失。CBS和PBC是德银最主要的业务条线，两者营业净收入达到集团的70%以上，其核心资产源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扩张，包括1999年收购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和2010年收购德国邮政银行等。
二是监管罚款和诉讼费合计52亿欧元。主要包括：为与破产媒体公司Kirch达成和解，支付超过8亿欧元赔偿金;因LIBOR操纵案向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支付22亿美元和2亿英镑;因涉嫌帮助俄罗斯客户洗钱计提了12亿欧元诉讼准备金;因违反制裁法案向美国政府支付约2.58亿美元等等。
表面上，德银亏损来自商誉和无形资产减记以及法律诉讼，但其实都与德银前期大规模扩张和内控管理不到位有关。
德银的风险点及总体评价
2016年，德银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司和证券条线以及资产与财富管理条线的风险值得关注。2013年～2015年，德银的单位资产风险度(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由18.6%上升至24.4%(见表1)，总体风险有所上升(幅度为31.18%)。其中，公司银行和证券以及资产与财富管理条线资产风险度分别提高63.46%和53.45%，增幅值得关注。
二是非交易市场风险是德银最大隐患。截至2015年末，德银市场风险经济资本占用达174.36亿欧元，较2014年提高30%，占集团资本占用的45%。2015年，德银市场风险经济资本占用同比下降8%，而非交易市场风险资本占用同比增长30%。在非交易市场风险中，利率风险、信用价差风险、股权风险、结构化外汇风险以及担保融资风险资本占用分别提高了3.74亿欧元、13.35亿欧元、6.42亿欧元、5.11亿欧元和3亿欧元(表2)。其中，信用价差风险升幅达418.5%，主要是德银对流动性储备资产的资本要求有所升高;利率风险资本占用升幅达22%，主要由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计提要求提高;股权风险资本计提由-2.37亿欧元升至4.05亿欧元，主要源自德银股票大幅下跌;外汇风险资本占用提高19.12%，主因是美元兑欧元的升值。
三是短期市场化融资规模较大。截至2015年底，德银批发类融资规模合计2094.3亿欧元，较2014年提高67.54亿欧元。其中短期融资规模(1年期以内含1年期)占比为40.9%，比例虽较2014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德银资金来源对金融市场高度依赖，这使其融资成本易受到评级、市场流动性等外部因素影响。在资金来源中短期融资比例较高的情况下，融资条件的改变容易转化为流动性风险。
四是历史遗留的法律诉讼。2016年，德银将继续应对历史遗留的监管罚款问题，包括：与2008年危机相关的房地产抵押证券销售案罚款(前期已支付13亿美金)、外汇操纵案罚款以及涉嫌自2012年起通过股票交易系统帮俄罗斯客户洗钱案件罚款等。据初步统计，2016年德银的罚款金额约为60亿欧元。
五是监管压力加大。2016年，德银的监管环境较为严峻：巴塞尔委员会将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措施，包括使用更严格的标准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实施更高的杠杆率要求等;单一处置基金的缴纳计划要到2024年才会停止，会产生一定规模的财务成本;同时，FSB的“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也将继续实施。
尽管面临德银以上压力，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
首先，主营业务表现稳定。2013年～2015年间，德银经营收入分别达319亿欧元、320亿欧元和335亿欧元;净息差分别为1.31%、1.37%和1.54%(2015年在负利率环境下逆势升高17个基点);不良贷款率为2.65%、2.28%和1.88%(欧元区大型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4.7%)，其信贷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违约概率较高的地区包括：阿根廷(6.94%)、希腊(12.65%)、爱尔兰(12.31%)、意大利(11.52%)、荷兰(5.86%)、尼日利亚(6.82%)、巴基斯坦(5.88%)波兰(7.67%)、葡萄牙(7.18%)、西班牙(14.76%)、乌克兰(15.71%)、乌拉圭(7.97%)，这些地区整体的风险敞口并不大。
第二，衍生品头寸大幅下降。2015年，德银资产中金融衍生产品头寸规模达5155.94亿欧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为31.7%;规模和占比分别较2014年下降1143.64亿欧元和百分点5.2个百分点。从交易账户压力测试结果看，2015年，交易账户压力情景下的在险价值较2014年明显减小，特别是针对外汇、大宗商品的市场风险，在险价值的降幅非常明显，衍生品头寸的风险大幅下降。
第三，主要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当前原油价格下跌是全球主要的风险之一，但德银原油行业信用风险暴露仅为160亿欧元，在其总信用风险暴露中不足2%;另外，在新兴市场整体表现疲弱的背景下，德银在该地区的头寸也相对有限。目前，德银的资本数量和质量较高，拨备覆盖率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风险吸收能力整体较强。
中资银行的策略及启示
策略
从总体上看，德银作为德国第一大银行，在德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前，德国经济整体运行稳定、财政状况良好，德银的主营业务开展正常，其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非常低。对中资银行而言，应厘清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
一是压缩对德银的短期资金拆出业务。德银的资金来源对金融市场依赖度高，评级和市场流动性变化都会显著影响其短期偿付能力。德银2016年的资金偿付压力较大。当前，在标普和穆迪对德银的评级展望均为负面，德银的长期信用评级随时面临下调风险，如果出现下调将对会影响德银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进而影响其短期偿付能力。应审慎开展与德银短期资金往来业务，特别是短久期的欧元拆出业务。
二是减少德银债券头寸，适当增持德银股权。短期看，德银的各类债券面临评级下降预期的影响，价格预计走“熊”，应减少德银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持有;与此同时，德银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当前的估值水平处于严重低估的状态，可考虑择机买入。
三是审慎开展衍生品业务。中资银行与德银的衍生品交易规模并不大，风险相对可控。当前，在德银非交易类市场风险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在衍生品业务上应采取谨慎地态度，不应大规模叙做。
四是加强与德银在债券承销和银团贷款中的合作。德银信用风险管控良好，在欧元区大型银行不良率平均接近5%的背景下，德银可控制在2%以下;同时，德银在投行领域具有传统的业务优势。可考虑在债券承销(比如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和银团贷款领域与德银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
启示
此次德银经营业绩的巨亏对中资银行发展具有较强的警示意义，具体体现在：
强化风险预警，完善压力测试机制。衍生品头寸需要有卓越的风险管控能力作依托，一旦风控出现漏洞或发生黑天鹅事件，将可能演化为金融灾难，并通过外溢效应在全球产生巨大冲击。德银的经营问题在2015年美联储压力测试中就有所预警。可见，建立并完善的压力测试机制有助于加强风险预警、及早甄别“问题”银行并采取应对措施。我国银行业的压力测试工作的起步和实施时间较短，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运作机制还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引起高度重视并完善。
完善海外风险监控，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此次德银巨亏主要来自其前期的海外市场的扩张行为：包括高估值的海外并购、持有遭受债务危机国家的风险头寸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风险暴露等等。国际化经营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化并不是银行成功经营的必要条件，由于扩张战略不当功败垂成的例子举不胜举。中资银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加强风险管控，对于海外并购行为应格外审慎。
加强风险合规建设，防范诉讼罚款风险。近年来，国际大型银行遭到罚款的案件层出不穷。2011年以来，德银的诉讼和监管罚款数额已高达78.6亿欧元，其给德银带来了巨大财务损失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其市场声誉。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大额罚单尚不多见，但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遭受罚款的风险将不断提升，应以国际大型银行的教训为鉴，完善风险管控模式，树立“负责任金融”的发展理念，将风险合规建设落到实处。
提高风险吸收能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吸收能力，是防止个体风险蔓延的重要防线。当前，中资银行应不断夯实资本数量和质量，提高风险加权资产的覆盖范围，使其全面地反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不断完善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体系的建设，增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与此同时，加快推进恢复处置计划的搭建，形成对问题银行的处置机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中心支行)
作者：熊启跃 张宏
摘 要：以算法为技术框架的人工智能变革了人类社会治理本身的运作模式。基于算法维度进行审视，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范式逻辑转向是以算法的治理与治理的算法为基础向度，而这也是回答人工智能时代“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关键性问题。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不仅引发了治理范式的逻辑转向，更形成了新的风险社会，突出表现为效率逻辑下治理人格的非自主性、深度学习驱动下治理方式的不可预测性、黑箱效应下治理规则的不可解释性以及个体微粒化下治理价值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技术与制度的互动进入规则和意义上的“真空层”，基于风险研判之下作出的政策因应不可或缺，这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石。
关键词：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风险研判;政策因应
一、引言
虽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经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术语，但其概念定义广泛且模糊，并未形成普遍的共识，从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规则遵循系统到当代的基于概率的机器学习的各种技术都被涵盖于其中。一般认为，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正式确立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因此也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诞生的标志。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阿兰·图灵(Alan Turing)在1950年提出的“图灵测试”——如果人类可以与一台机器对话且不能辨别出它的机器身份，那么可以称这台机器具有智能[1]——至今仍被业界奉为圭臬。图灵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是一种能够演绎推理的机械化运作方式。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平台框架的稳定，近来的研究更趋向于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建立在现代算法基础上，以历史数据为支撑，而形成的具有感知、推理、学习、决策等思维活动并能够按照一定目标完成相应行为的计算系统[2]。当前，人工智能研究者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以及行为主义[3]。也有学者按人工智能的聪慧等级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当前强弱区分说已经成为主流观点)[4]。无论何种定义和划分，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围绕的主线是由数据驱动算法的不断升级、优化。一方面，智能革命无疑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它是智能的、精细化和人性化的“最好时代”[5](p.319)，从技术专家到科幻作者，从知识精英到社会大众，均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具开放性、变革性的创新;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可以深刻改变世界但同时又难以准确预估其后果的颠覆性技术，包括控制论提出者维纳、已故著名科学家霍金、《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内的一大批有识之士都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快速演进，在为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会挑战既有的社会价值观甚至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如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糕的事;人类须警惕人工智能发展的威胁，因为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就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而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限制，将无法与之竞争[6]。
事实上，早在20世纪，著名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就从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出发提出“人心胜过计算机”的论断，“无论我们构造出多么复杂的机器，只要它是机器，就都对应于一个形式系统，接着就能找到一个在该系统内不可证的公式而使之受到哥德尔程序的打击”[7]。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的争论依然存在，伴随着商用人工智能的大范围铺设，类似的争论愈演愈烈。但事实上此类争论并无太大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硬性瓶颈，更是因为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重要的在于清楚地知道人工智能到底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颠覆。无论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治理技术，还是福柯笔下将其看作国家权力下的装置(dispositif)，审视其在公共领域與治理发生的“化学反应”，是绝佳的透视窗口，其中包括治理范式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变迁。而思考技术引发的风险下如何协调促进与规制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目标，以及如何设计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规范和风险因应策略等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治理框架和制度的深刻反思，是对以“未来治理”问题为主旨的有益探索，更是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前置性要件。
二、人工智能嵌入治理引发的范式逻辑转向
人工智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的作用，悄无声息地“惊艳”了我们。AI测温、智能外呼、疫情问答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政府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成效。在北京地铁AI口罩检测方案中，百度飞桨(Paddle Paddle)①更是“一鸣惊人”，这是人工智能助力社会复工复产的典型例证。无论是从国家的战略导向来看，还是从市场强大的商业逻辑出发，都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在治理领域的扩张。就目前弱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而言，也许并不会在形态上大规模出现机器人警察、机器人律师等这种科幻式的场景，但公众已经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巨大魅力。而这相当程度上要归因于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对于治理的引导乃至绝对控制以及人工智能随之成为控制社会运行的重要主体[8]。以此为基础，当代社会的治理范式也发生了重要变迁。从历时性看，中国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发生在互联网大行其道之时[9]，而人工智能嵌入治理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关于互联网时代传统信息传播范式超载的危机[10]，或者说是在以科层组织为载体的公共权力资源的衰微和技术治理强制性阐释泛滥的契机之下。而算法作为技术架构(technical infrastructure)，自然决定了治理的方向和维度，也奠定了人工智能嵌入治理的范式基础。这旋即可以体现为对两个基本问题的解答，即算法的治理与治理的算法。事实上，这也是回答人工智能时代“治理什么”以及“如何治理”的关键性问题。
第一，算法的治理。2019年1月22日晚，自媒体新闻实验室一篇名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刷屏网络。文章指责百度搜索结果一半以上会指向百度自家产品，尤其是百家号，而百家号充斥着大量营销和质量低劣的内容，这也导致百度搜索结果的内容质量大幅下滑[11]。实际上，百度搜索算法并不是第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中，百度信息推广、竞价排名机制就广受诟病。这里涉及“自然搜索”的概念，具体是指搜索引擎根据自己的算法给予所有在它们索引数据库中的网站，针对搜索关键词而返回给用户的搜索结果。在这里要讲一件发生在美国的陈年旧事。2006年3月，美国家长咨询网站KinderStart对谷歌提起法律诉讼，原因是谷歌改变了搜索排名方法，导致KinderStart网站在谷歌排名中一落千丈，网站的访问量比上一年同期下降近70%，该公司获得的收入也下滑80%。在KinderStart看来，谷歌将其列在搜索结果的最末端，造成网站的低流量，侵犯网站的“自由言论权”;而谷歌认为自己也有“自由言论权”，如何排名是它的合法权利。最终，法官站在了谷歌这一边[12]。无论是对百度搜索的诟病还是对谷歌的起诉，问题的本质都在于诘问算法是否具有自主的治理权力。自步入智能时代后，几乎我们从事的所有事情都由算法决定。各种各样的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平台依靠它们独特的算法规则，决定我们的决定，接受着我们大量的数据，最终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而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普及，算法权力也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权力时，日趋紧迫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算法的治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广泛接受。而这背后则必须要审视的是，人工智能是否具备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所说的三种根本属性②。
第二，治理的算法。2018年Facebook的数据泄露丑闻③帶来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该公司通过分析5000多万用户的性格特征、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人生经历等方面的数据，对左派、右派和摇摆不定的人群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使他们支持公司预定的总统候选人[13]。这也意味着，当选民认为自己行使了神圣的自由选举权时，殊不知背后是被精准操纵了的“自由意志”。近几年，不断爆出的数据泄露事件让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真正值得我们焦虑和担忧的或许是，当我们高度依赖由算法支配的智能生活时，当我们让渡了“识别性”而获得便捷性和高效性的生活轨迹时，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个体自主性正在逐步丧失?泛化这个案例所要面对的根本困境则是讨论人类的主观意识在多大程度可以被程式化，作为诠释人类意志自主性的推理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算法所取代。置于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治理算法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法律领域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即法官的自由心证是否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是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全社会所共同关心的议题之一。而我们讨论治理的算法，真正关切的问题是算法能为治理做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对治理主体、价值、方式、手段等的理解，也取决于算法本身的发展状态。
三、人工智能嵌入治理的风险研判
人工智能的发展涉及或引发了对一系列治理命题和公理的重新定义和改写，这不仅仅在于人工智能的嵌入打破了治理赖以存在的“场域逻辑”，更重要的在于它改写了整个社会的风险生成、流动以及转移逻辑，在不断地“解域”“跨域”“再域”的生成之“流”中，进一步嵌入并形成了新风险社会。这已经溢出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现代性”的诠释框架。当风险的阶级逻辑逐渐下沉并弥散为无处不在的算法逻辑时，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和研判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演化。这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因为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结尾所言道的，“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14](p.514)。
(一)效率逻辑下治理人格的非自主性
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表明，网络空间的生成和扩散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由商业力量推动主导的生产性过程[15]。这个逻辑也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而商业逻辑的一个永恒推动力则来自于效率的提升。自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效率与公平就一直是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二者也维持了相对的平衡。但就人工智能在治理领域的应用而言，效率导向始终占据着上风。而效率逻辑的“长驱直入”，不是因为效率和公平在主流价值观中存在高下之分，而是因为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把握如何提高治理效率，远要比去把握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更容易。而在效率逻辑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亦带来深层次治理人格的突变。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人的等级差别和权力关系造成了普遍的人格依附，近代社会政治生活因工业化产生的工具理性膜拜，几乎祛除了公共领域的独立人格，那么以算法和数据为统摄规则的智能社会，则以高度的精准性和客观性剥夺了社会治理者的自主性。正是依赖算法的高度独立性，福柯所言的“技术的主体性”概念愈发清晰，这也印证了“技术并不仅仅是工具，或者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相反，其是政治行动者，手段与目的密不可分”[2]。这个政治行动者，在效率逻辑的不断驱动下，有着极强的动力以技术的迭代替代制度的更新，并能够通过不断增设专门机构吸纳技术嵌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政府行为效率与体制效能。但长远来看，层层增设的机构和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监控设施，可能使人的主动意识、理性精神、自觉担当消失于无形，由此让人逐渐促成一种机械服从人工智能安排的习性，人的社会性成为人工智能挤压出来的副产品[16]。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如各式各样的APP，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治理人员的技术依赖，那些依托个人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治理经验和娴熟技能已经不再重要，理性、自由意志和个人情绪亦变得没有必要。而不断迭代升级的治理技术，如人脸识别系统，试图用智能监控替代公共安全制度，不仅蕴藏发酵着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而且缺乏人文关怀的管理也让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愈发拉大。
(二)深度学习驱动下治理方式的不可预测性
人工智能的“黑箱”问题，即机器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它们是怎样思考和决定的，其过程到底是什么，一直困惑着人们。而深度学习使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深度学习的机器涉及数以千计的人工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排列成数十甚至数百个错综复杂的互联层。第一层的每个神经元都会接收大量数据信息的输入，进行复杂运算，并输出新的信号，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送，最后产生整体输出结果。人工智能与其他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具有可以独立完成预定任务的自主性。但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自主行为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存在根本不同。具体而言，目前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所使用的方法本质上属于分类、归纳、试错等经验与反馈方法，在方法论上并不完备。机器翻译、智能推荐、语音识别、情绪分析等看起来功效显著，但高度依赖于以往的类似经验和人对数据的标注。正如谷歌的首席科学家诺维格(Peter Norvig)曾感叹说：“我们没有更好的算法，谷歌有的，只是更多的数据。”这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就在于数据的收集和利用，也是基于此才能得到较好深度学习的结果。但是罗素著名的“火鸡问题”(Russell’s Turke)告诉我们：火鸡可能观察到1000天主人每天早上9点给它喂食的事实，但是在第1001天平安夜的早上，火鸡没有迎来喂食而是宰杀。对于一只火鸡而言，1000天的数据收集已经趋于完备，但是依旧无法跳脱“命运的偶然性”。深度学习驱动下人工智能的演化路径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存在本质差别。尽管人工智能系统设计总是模仿人脑的工作方式，但是在限定的时间内，人工智能极有可能给出人类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即一个通过合并算法和深度学习后得出的“最优解”。但这样的“最优解”却有可能并非是人类之福。最坏的结果是，人工智能走上了最糟糕的演化路径，习得了人类排他性残暴的一面，从而具有了奴役人类的动机[17]。例如，在灾害治理中，近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灾害救治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由于灾害情境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高度不确定等特点，若使用全自动智能机器人技术进行实时决策，将极有可能造成如经典伦理学实验“电车难题”中那样进退维谷的困境，只是悲剧分配的选择权从司机的手里转到了人工智能也就是算法那里。依赖于深度学习驱动进化的人工智能治理极有可能导致人们在国家与社会系统性的疏离夹缝中更为艰难的处境。
(三)黑箱效应下治理规则的不可解释性
显然，学习算法基于的大规模数据搜集、输入并不能巩固事件的确定性，人类社会业已存在的数据都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偶然性，难以指导对于当前和未来的预测或分析，特别是在那些不具有明确目标或者工作产出绩效不明确的人类活动之中，这种滞后性和偶然性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数据和算法的紧密依存将会导致未知的“黑箱效应”，进而衍生出难以预估的安全风险[18]，其中治理规则的不可解释性便是自工业社会以来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最大“困惑”。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语境下，我们无意去判定人心与人工智能之間的高下之分，而是试图去理解技术变革之下的人工智能所对应的“形式系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就是治理规则的嬗变。无疑，从效率导向出发，人工智能在治理活动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变革了公众的治理视界和认知模式，重构了治理规则本身的形态。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④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19]。虽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定义严密，逻辑层层递进，特别是作为导引，在应用到那些能够同人类直接接触并有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智能产品上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但当我们面对那些无形的算法评分、算法排序和算法决策时很难去确定，伤害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更遑论获知“暗箱”背后的操作规则。正如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所提道的，现在各大企业、机构应用人工智能和复杂的算法是必然趋势。一般来说，算法会比人类职员表现更佳，但问题在于，如果算法里藏着某种不公，我们将很难察觉。如果你向银行申请贷款，申请单通过算法处理而不是由人类审核，那么此时如果银行拒绝给你贷款，你会问：“为什么?”银行会说：“算法说不行。”但你再问：“为什么算法说不行?我哪里有问题?”银行会说：“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套算法背后的道理，总之就是一套先进机器学习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算法，所以不会贷款给你。”这个场景背后的逻辑极有可能是未来社会运行规则的导向，而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目前所讨论的某类“算法歧视”带来的不公，而是这套规则体系将可能不会遇到任何挑战，因为它无从解释，更加不可苛责。正如在英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漏检丑闻⑤中，关于算法错误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国家卫生医疗系统(NHS) 、公共卫生局(PHE) 以及负责软件维护的日立咨询公司三方互相踢皮球，然而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根据目前的法律体系无法给出定论。
(四)个体微粒化下治理价值的不确定性
当治理表现出更明显的技术维度时，不同主体之间的强弱差距也更为明显。从表面上看，这种强弱差距或者不平等似乎在于掌握了数据和数据解析工具的人相对于那些没有掌握数据和数据解析工具的人拥有巨大的优势，而实质上，数据解析对人的行为的过度“了解”，会对人形成一种看似精细实则往往似是而非的数据化或量化的刻板印象[20]。例如，在一家企业中，管理者可以轻易通过数据解析透视下属的各种特质、能力以及行为倾向，进而为成员匹配适合的岗位和职务，人尽其才、各司其位看似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结局，但问题是组织成员上升进步的其它可能性因为“无所不知”被关闭。人类社会对公平的假定和追求正是进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所设定的。无论是正义的社会分配方式，还是判断特定道德问题正义与否，其必要条件和前提都是“你对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人一概不知”。但精准的数据解析和算法模拟撕裂了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无知之幕”，个体微粒化且高度可视化进一步带来的是治理价值的“悬浮”和“混乱”。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如黑人或妇女)，这些群体都可以找到反抗的理由和共同的集体，进而要求这个社会重新关注价值导向并进行纠偏。而个体微粒化下经由算法“伪装”的歧视带来的却是针对个人的未知歧视，也就是说你很难在这种“数字独裁”下找到与自己有共同经历的同伴，反抗亦无从谈起。
当警务人员已经根据算法对于再犯罪可能性的结果决定应该释放还是继续监禁在押囚犯，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也在使用基于统计的方法为那些穷困的人提供标准化服务时，那些由于不可见的原因而被程序算法忽视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大优势：一方面，国家将会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另一方面，“好”公民不必再为问题公民的错误行为提供补贴。每个人所得到的都与他自己的行为相称。但这是一个优势，还是会将我们当前流行的公正理念搅得混乱不堪呢?相对于当前的体制，决定性的差异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处于同一规则之下，而在于他们各自如何被理解。但是至少在当前的治理体制下，“我们如何与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公众打交道”这一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人工智能下的“社会测尺”在无时无刻地打量着每一个人，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者还是社会建构论者都具有的共识是，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谁也不知道这些程序算法的计算过程是不是公正或者公平的，这些程序算法在进行计算时是否有倾向性或者发生了扭曲。如果这些程序算法被认为是合法的，如何对其进行公正核查?所有的这些疑问都在无时无刻叩问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命题到底几何。
四、规制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政策因应
技术的信徒坚信人工智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21](p.23)。但是任谁都可以列出人工智能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弊端，也许有人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永远不会超越人类。但无论如何，自进入算法社会以来，即使是最保守的“新技术排斥者”，都无法摆脱大数据、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如影相随。这几年“机器换人”的概念愈演愈烈，已经有学者预测出了未来10～15年内365类工作被取代的概率，对此，有人惶恐有人欣喜，但这似乎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未知性，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后果未必是毁灭性的风险。事实上，无论是具化的“机器换人”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是人们害怕人工智能“黑箱”下更大的不公平，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等同于某个领域的制度设计以及具体的治理方式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将这些问题等同为人类在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三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所经历的转型难题。
当算法权力下的监控和决策手段使公权力成为无法被问责的“黑箱”，当社会日益智能化却也变得异常脆弱，当以往那些可以抗衡公权力的原则和价值极有可能为了换取技术的福音而被轻易抛弃时，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治理者应当思考的不是如何去限定一种技术的发展，而是如何重塑具体的规则以及做出正确的风险因应策略。因为在被技术改变后的社会中，“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新的制度”[22](p.15)。
(一)更新“以人为中心”的治理主体意识
在技术治理时代，造成效率逻辑更为强大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人工智能难以把握类似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更关键的在于这类涉及人们基本常识和思维方式的道德价值观念，目前还远未在人类社会中形成广泛且成熟的共识，甚至在不同價值理论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以平等为例，在人类自身都还未有自证或者完全澄清平等的内涵和作为普遍权利的前提下，我们却不得不开始思考相伴人工智能革命而生的一系列问题。就公共领域而言，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机器人与人类的主体地位平等问题。在未来，拟人态机器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必然，当我们必须接受算法统摄下的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甚至是主要的治理主体时，更应当在深层次加强对认知的解释与构建[23]，其中对主体性地位的认识和构建是关键。作为至今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问题，图灵与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关于“机器是否能够思维”的争辩，将迎来一种全新的视角——从“如何让机器拥有人一样的思维”到“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这个背后不是技术狂热者的“乌托邦”，或者执迷于科技与心智较量的最终答案，而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最终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智能体。
而涉及关于治理主体意识的更新，并不是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纳入现有的治理体系之中，给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而是要进一步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定位问题以及重申“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而使人类真正认识到，“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4](p.211)。“机器换人”拉开了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序幕，但目前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这样一种共识：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工作。据此，我们也应当在智能技术迅猛更新迭代的进程中逐步确立对主体性地位新的认识，“我们可以知道的比我们所知的更多，即我们执行的许多任务都依赖于难以编码化和自动化的默会知识、直观性知识”[25]。换言之，伴随人类优势递减的趋势不可逆转，人类最终将不得不接受自我进化、发展的责任，“不再有任何对人做出先验性规定的因素存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理解和认识人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获得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26](p.41)。
(二)完善相互构嵌的风险预防与控制模式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在操作规则和目的上并不一致。风险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技术普遍应用所带来的显性或隐性的危害和损失，而风险预防则是为了最大程度杜绝风险性事件的发生。技术是把“双刃剑”，其中所包含的风险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迟滞性。当一种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科学上尚无定论的时候，如果这种影响有可能是负面的、巨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决策者就应该假定它会造成这种影响，并据此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这就是“风险预防原则”。在逻辑上，如果将风险预防理解为先期目标，那么风险控制就是兜底原则。当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技术难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愈发凸显时，完善相互构嵌的风险预防与控制模式的紧迫性前所未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人类在推广和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潜在的风险，并确保技术的开发者对于每一项风险有着充分的可改正能力和应急措施。特别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成本—收益”考量下进行的技术开发应当更强调基于风险评估原则而履行监管职责。政府则应当在加强自主创新战略下，在安全且符合法律要求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公众提供参与全过程规则制定的机会。当然，其前提是通过推动数据标准化、公开相关信息文件等方式帮助公众识别风险，并建设服务平台以供技术使用者反馈相应问题以及接收建议。事实上，完善人工智能时代基于风险分配的社会政策以及保障体系，才是促发相关责任主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并保障企业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始终避免资本的单项驱动而秉持“科技向善”原则的基础。
当前学界已经掀起了针对目前的弱人工智能以及未来强人工智能实际应用的预测性及相关法律规制的研究热潮，对于“奇点”之后的超人工智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颠覆性后果的思考亦不断涌现。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不断逼近，拟人态的人工智能如何与人类在社会中和谐有序共存是任何相关领域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在实践层面，不少国家已经启动就人工智能在研发和应用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防控立法以及成立专门的研究规制机构。“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27](pp.164-165)2017年底，美国国会提出两党议案《人工智能未来法案》，根据法案，美国商务部应当成立“联邦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咨询委员会”，就人工智能涉及的技术、商业、国家安全等问题进行綜合研判并向政府提供立法和规制建议;2018年3月，有欧盟智库之称的欧洲政治战略中心发布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的欧洲战略》的报告，报告中提议设立一个“欧洲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局”来统筹该领域的风险控制工作。
(三)构建以“解释权”为基础的精准追责机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⑥。然而，至少就算法设计的意义而言，从来没有一种算法是完全中立的，算法设计必定由数据制造者所追求的功能目标、价值偏好、商业利益所决定。在合法性的判断中，必须排除技术中立的抗辩已经是基本的共识。质言之，从人工智能调整和改变后的社会关系出发，只有在默认算法“可责、可罚”的前提下进行规则和伦理规范的建构才能保障“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这一核心逻辑。诚然，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当前的弱人工智能缺乏自觉和自主的能力，因此不应当被视为是司法体系中的可追责对象。但事实上，无论是算法下的“黑箱效应”还是“算法权力”的无远弗届，都已经对人类构成了实质性侵权。这促使治理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能在真正意义上规制人工智能借由“技术中立”的幌子“横行霸道”。欧洲议会于2016年4月颁布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在基于用户层面的预测的算法决策等自动化的个人决策中，应赋予公众一种新的权利——“解释权”，即公众有权要求与其个人相关的自动决策系统对其算法决策做出必要的解释[28]。事实上，所谓的“解释权”，不仅仅是在制度层面打开算法决策的“黑箱”，以立法的形式强制要求保留相关数据与算法决策过程的“黑匣子”，或许更具现实意义的做法是在其应用之前就在可控制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进行追责机制的技术建构，如依托区块链数据可溯源的特性构建完整的、防篡改的责任链条。而在出现较大的危害和争议时，有着可以申诉的空间和机构，通过对后果的追究倒逼算法决策的内在机制与过程的透明性。例如，欧洲为保护数据信息制定的新法令中甚至包括一条“解释权”——有权要求做出决定的机器做出解释，该法令于2018年5月生效[29]。而当进一步将精准追责与纠错补偿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在全社会形成防止恶意使用、算法歧视等更为务实的目标。这是构成新的治理规则形态的“基础性要素”，即构建以“解释权”为基础的精准追责机制，让算法权力的运作链条更加透明，逐步消除人机双方的力量不对等状态，从而真正实现“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四)创设人文智能协作治理场景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曾在2017年2月16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宣言，呼吁有必要建立全球社群，同时谈到Facebook在这项计划中要扮演的角色，提出依靠算法的联结实现人类共同体。但随之而来的数据泄露事件让企业家的“勃勃野心”遭到了阻滞。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谈到Facebook旨在运用算法努力重建人类社群的这一做法时强调：在治理中，算法或许已经可以驾驶汽车、可以治病，但碰上社会问题的时候，还是要靠政治人物和宗教人士[30](p.81)。言外之意，治理尚存在算法失效或者本就应当禁忌的领域。正如我们怀有法律对任何个案都有矫正正义价值的期待，人工智能至少在当前的智能范畴内还无法独立进行“自由心证”。在更高意义上，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对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的“长驱直入”保持审慎的态度和距离。一份来自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人工智能何时超越人类》报告指出，裹挟了过多周边技术(如区块链、量子计算、纳米科技、基因工程等)的人工智能极有可能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利维坦”[31]。为了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算法正义”(algorithmic justice)是规制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不可或缺的向度。而在政策层面，努力创设人文智能协作治理场景是关键。所谓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不仅仅是指增强智能系统的人机交互设计，而且必须关注这个时代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升级，特别是在多学科融合的视角下构建新的正义原则以及思考和探讨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振拔人类的能力。2017年初在美国阿西洛马召开的Beneficial AI会议上提出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强调，应以安全、透明、负责、可解释、为人类做贡献和多数人受益等方式开发人工智能[28]。2019年4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人工智能道德准则⑦。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资本市场中的“蓝海逻辑”促使资本比以往更多地投入到了诸如残疾人、老年人、康复病人等特殊用户的智能产品研发和应用落地场景的创设中。
事实上，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应用场景铺设，其核心都是对智能算法进行“训化”，即在智能系统中嵌入符合人类价值的基模，构筑算法的底层运行规则[32]。当代著名工业设计管理大师布鲁斯(Gordon Bruce)曾指出，设计的本质与技能无关，而是一种生活态度，设计者需要重新设计自身思维方式，带着责任感、敬业精神和对人与环境的尊重去做设计[33]。
五、结语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代码设计，既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强力规范，也是产生新价值的生产机制。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并不能对其内部一窥究竟，因而试图通过治理领域具体的实体对象或工作流程来理解人工智能对治理规则、价值的影响不仅困难，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治理结构、社会秩序、道德伦理体系等，社会的全面智能化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作为一种技术，人工智能服务于特定的人类目的，在给定目的的前提下追求最优的解决方案。这也是那些技术的拥趸鼓吹技术“解放”效应的原因，他们宣称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将瓦解人类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但实际结果却是，也许赫拉利关于未来世界三种人(无用的人、没有自主的人和神人)的划分有夸张之嫌，但人类社会的金字塔依然存在。基底依然是芸芸众生，但塔尖却分裂成了政府、资本力量和技术力量[34]。三种力量时而合并，时而对峙，但无论是合并抑或对峙都与“芸芸众生”无关，技术在本质上并不能真正解放全人类。除去人性这道横亘在人工智能面前的高墙，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可能也依然无法“随心所欲”。
无论是技术还是我们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都无法确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但庆幸的是，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走多远以及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哪些原则、目标不能被舍弃。那些基础性的底线价值以及程序性要求，不是为了限定技术的发展边界，而是为了防止它的“越界”，避免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治理转型将人类的发展视为可有可无的向度。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便批判了“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这一现代技术观，认为技术是有尺度的[35](pp.4-5)。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指出的，“人类文化的每一种表现形式，……无不最终服务于人类有机生命重新塑造這一任务的，无不服务于人类个性表达这一使命”[36](p.10)。而我们在正视人工智能革命性力量的同时，也要避免技术狂热下对风险的漠视或者轻蔑，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那些先验、超然的，无法解释归约的“神圣力量”，让它在人类复杂社会生活和技术发展之间始终保持“精神之锚”的重量。
注释：
①飞桨(Paddle Paddle)是百度自研、开源开放且功能完备的产业级深度学习平台。2020年2月13日，百度就宣布在飞桨深度学习平台中免费开源了业内首个“口罩人脸检测及分类模型”，助力各行业疫情防控，疫情期间在3天内快速部署，7天完成两次模型升级，实现了在北京地铁站的实时视频流中准确地对未戴口罩以及错误佩戴口罩的情况进行检测。
②当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从而被及时调控和规制时，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将使其成为经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由于对负面结果的控制变得昂贵、困难和消耗时间，以致难以或者不能改变。这被学界称之为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为了克服这一困境，科林格里奇本人认为，技术的发展需要具有三种根本属性：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
③2018年3月17日，英国《卫报》爆出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CA在美国大选中为特朗普服务。这个大数据服务公司的数据来源于非法获取的Facebook的用户信息，涉及的用户高达5000万人。
④1942 年，著名科幻作家、“机器人学之父”阿西莫夫在其短篇小说《环舞》中首次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一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二是除非违背第一定律，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三是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⑤2009年，由于算法错误，英国45万名 68至72岁的女性错过其最后一次乳腺癌筛查。这项错误算法出现在英国国家卫生医疗系统(National Health System，NHS)的乳腺癌筛查安排软件中，9 年以来一直不为人知，据相关数据统计，近百人因此提前离世。
⑥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中判决：为了在家庭中“改变观看时间”使用录像机录制电视节目构成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只要产品能够具有一种潜在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产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就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⑦可信的人工智能需要具备七个要素。一是确保人的能动性和监督性。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支持人的能动性和基本权利，而不是减少、限制或错误地指导人类的自我治理。二是稳健性和安全性。人工智能的算法要足够安全、可靠和稳健。三是在隐私和数据管理上，人类应该完全控制自己的数据，跟个人相关的数据，不能被用来伤害或者歧视他们。四是要有透明度。人工智能系统应该具备可追溯性。五是人工智能系统应该考虑到人类能力和技能要求的范围，要做到多样性、非歧视性和公平性。六是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并且担负生态责任。七是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有相应的问责机制，需要对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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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Risk Judgment and Policy Respon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edded Governance Based on Algorithm Dimension
Zhu Wanjing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algorithm has changed the operation mode of human social governance itself. The first is the logic turn of paradigm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edde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algorithm， the governance of algorithm and the algorithm of governance can be said to be the basis of new paradigm， and also the two key questions of answering “what to govern” and “how to gover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subversive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leads to the logical turn of governance paradigm， but also forms a “new risk socie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non-autonomy of governance personality under the logic of efficiency，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governance mode driven by deep learning， the unexplainability of governance rules under the black box effect， and the uncertainty of governance value under individual microniz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into the “vacuum layer” of rules and meaning， the policy response based on risk judgment is indispensable， which also establishe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cornerstone for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governance， risk assessment， policy response
收稿日期：2020-08-15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创新研究”(17ZDA105)。
作者简介：
朱婉菁(1987-)，女，浙江温州人，温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作者：朱婉菁
摘 要：重大公共决策因其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关系而面临更加复杂的风险因素，网络舆情更是成为重大公共决策不可忽视的治理场域，对风险治理手段有着更高的要求。数据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是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重要工具集，并融合专家参与，成为全媒体时代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有效方式。通过分析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单向线性机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专家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迭代闭环式舆情风险研判系统，能够从革新现代化治理技术、吸引专家全程参与、加强制度建设、构建良性互动机制等几个维度推进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专家评估;数字技术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于网络媒体门槛低、容量大，成为许多社会信息和利益诉求公开传播的首选之地，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和非利益相关者通过网络来传播和放大自己的声音。当前网络热点多与政府有关，民生、安全政策类话题呈现出燃点低、爆点多的特点，2019年民生与公共安全领域的问题占据国内网络舆情的大半江山[1]。往往一个政府部门决策经过网络的发酵，随即演变为震动各界的社会热点事件。例如，2017年北京大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2018年杭州政府捕杀流浪狗事件、2018年天津海河英才事件、2019年深圳30万年薪聘请中小学教师、2020年云南威信禁遛狗新政事件等引发的网络舆情风险，都是由于民众尤其是切身利益者对公共政策的担忧、不满而引发的。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尊重客观规律不够，没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搞“一刀切”;还有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项目因利益相关者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而引发网络舆情事件，导致项目难以落地或者在争议中匆匆叫停。重大公共决策引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隐患。因此，对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进行研判，尽量做到无急可应、有急能应，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网络舆情风险，进而确保重大决策顺利实施，是现阶段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2016年以来，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将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作为市委常委会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为有效预防和应对重大决策实施中的各类舆情危机，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夯实了基础[2]。2019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指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是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2019年4月，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明确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这五大程序，是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关键的程序制度。建立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是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保证政策平稳运行的改革实践，是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举措，是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探索。从中国政府的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治理实践来看，往往是政策出台后出现舆情，再进行应对。建设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研判机制的目标设想是先进行舆情治理再出台政策，以及政策出台后直至平稳运行的全过程网络舆情治理。
当前，我国对于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的风险评估仍聚焦在评估价值和程序的规范性上。传统的单向线性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具有“不可逆”的局限性，专家仅参与了决策落地前的评估论证，数字技术的参与作用也很有限，重大公共决策的风险治理一定程度上仍是政府决策者的“独角戏”。这要求决策者在政策制定时就能直接预判出政策落地和推进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但是现实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瞬息万变和决策者自身的知识有限、经验欠缺等问题，完全准确的舆情判定很难实现。闭环迭代的新治理范式不断在程序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3]，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适应性，可以实现专家和技术在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治理中全过程参与，充分释放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活力，不断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因此，本文基于专家与数字融合的理念，探讨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研判的优化路径。
二、文献綜述
伴随着网络风险的产生，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到了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文献[4]。相比国外，国内对“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05年[5]。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舆情演化、网络舆情治理工具、网络舆情治理对象、现状的不足和未来展望等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突发事件类网络舆情治理，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政务类舆情，其次是高校，以及环境类、企业类、卫生类等[6]。
1.网络舆情治理工具研究
在网络舆情治理工具研究领域，西方学者早在互联网建设之初便开展研究，并提出SIR模型以及改进的SIS模型。2004年前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开始盛行，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网络的危机传播，S.Vieweg[7]等通过研究突发事件下，Twitter用户上传的时间、天气、地理位置、标签等信息来评估危机状况，并以此侦测政治选举过程中的虚假信息。当前，针对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工具的使用，国内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治理路径”，主张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预警、研判、应对等[8]。有学者认为，以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扁平化机制和多维性分析为技术工具，可以深度挖掘焦点事件的形成过程、舆论导向与解决方案，进而增强风险治理的前瞻性与先导性[9]。有学者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推理模型，对假设节点的条件概率进行计算，实现对网络舆情的识别与预警[10]。还有大量学者进行SIR传染病的社交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11]。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工具研究仍是碎片化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网络舆情治理工具时主要从风险识别与感知、风险研判、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中的一个环节来展开，缺乏对于网络舆情治理全过程适用工具的研究。
2.网络舆情风险研判研究
在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方面，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是一种常见的技术手段，最早由美国耶鲁大学的Schank提出[12]，旨在用过去案例来解释或解决新的问题。当前，案例推理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不完全且需要快速反应的应急决策领域[13]，对于提升社会风险治理水平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近几年在知识管理视角下进行突发事件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和安全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案例库的构建和设计(佘廉、仲秋雁、张英菊等)[14]、类比推理(Patterson，Lenz，王文俊等)[15]和情境推演，在城市公共安全(邵荃、翁文国、陆莹、李启明、刘翔等)[16]、食品安全(许鑫、侯仕军、游海疆等)[17]、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等方面。近几年，国内还建设了各种类型的舆情案例库[18]，其主要应用领域为舆情信息采集、舆情状态监控和舆情数据分析等。但是，当前仍没有发现将历史知识案例库运用于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研究。
同时，目前理论界对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研究仍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其主要围绕主体、对象、程序、指标、方法、路径等在内的运行框架展开阐释性、描述性研究，对机制本身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对于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21年3月10日，以“网络舆情治理”为主题词的文献共967篇，但是以“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治理”为主题的文献还未见到，因此，“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是有待深入开发的“蓝海”。
因此，本文首次提出基于专家与数据融合的方式建设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体系。一方面，通过历史知识案例库的海量信息，将现有政策同检索、匹配后的历史案例比对后进行风险感知，为专家风险研判提供数据支撑，从而有效避免经验式风险研判带来的失误，提升风评的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保证专家全程参与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充分借助专家的经验和智慧评估重大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现实性，将专家定性评估和案例库定量评估结合，在提升决策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水平的同时，更加适应网络社会需求，降低政策公布后的社会压力反应。
三、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单向线性逻辑机理
在舆情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重采集、轻研判”的现象，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务实的舆情研判，成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关键环节。在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将历史上引发舆情的案例依托计算机集成后建立成库，对文本语义进行识别、归类、趋势研判，为公共决策提供经验性的知识支持，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稳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总结当前各地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的实践，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体系构建基本遵循以下路径(如图1所示)。
1.政策收集和归类，形成历史知识案例库主体
区别于传统数据，大数据不仅仅指海量数据，还包括对海量碎片化信息的处理方法。因此，基于大数据技术收集海量重大公共决策舆情历史事件案例，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基于案例库标签，形成分领域、分类型、分风险级别的历史案例或案例群，通过历史舆情知识案例库比对，快速检索出相似案例，汲取历史舆情知识案例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风险、做出决策，是政府部门调整决策方案、降低社会治理风险的必要措施。
历史知识案例库作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智库”，其建设效果对风险评估的精准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大多网络舆情评估系统主要是对舆情案例数据进行捕捉、统计、分析，案例尽管按照类别进行了归类，但是大多仍是单独的个体。显然，传统的信息抓取和处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网络安全及风险治理工作的需求。对于容易引发舆情的重大公共政策，为保证政策安全落地，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及时寻找并回归到案例库中最贴切当前情境的案例中，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提炼出当前决策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建设一个多维、动态、智能的历史知识案例库尤为重要。
2.回归历史案例情报语义比对，识别决策风险
为实现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前置的目标，本文将政府即将出台实施的某一特定领域的重大公共决策回归到历史案例库中，同与其高度相似的历史案例进行比对。搜索与即将出台的重大公共决策相似度最高的网络舆情历史案例，比对舆情情报的文本信息。进而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大数据模式和智能决策系统对当前重大公共决策的重要风险因子进行运算、模拟和效果评估，修正相似案例并给出优化的最终解决方案，提升比对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合理性。
(1)主题挖掘以识别网民实际关注点
主题识别是对舆情信息本体的锁定，主要识别评价词语修饰的对象和领域相关的本体概念[19]，例如热点新闻、微博热搜榜中的某一话题(如“校园霸凌”)。针对公共政策类舆情文本的主题识别，基本是某一领域最新出台的重大公共决策(如“延迟退休”)，借助主题识别可以挖掘网民关注点。作为网络舆情的载体，文本是一种富含语义信息的数据，而语义知识是反映舆情实际的数据挖掘结果[20]，是对舆情关键词的提取、对其隐性知识的形式化描述，以及对数据文本的高度概括。文本内容挖掘与语义建模是信息推荐和数据挖掘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核心内容，而文本内容的主题挖掘则是语义建模的重要基础[21]。
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研判机制主要依靠聚类技术和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主体挖掘。聚类技术作为信息检索的重要手段，可以将大量信息组织成若干个有意义的簇，有效縮减搜索空间，从而改善检索性能，加快检索速度，提高检索精度[22]。LDA主题模型则是基于产生式的三层贝叶斯概率计算来挖掘主题的新算法，利用“主题”“主题-特征词关系”等抽象概念，用明确的概率大小来表示，利用词频的共现频率进行词组聚类，将庞大的词语空间转化为主题空间。降维后的主题概率分布具有语义特征，可以有效避免信息遗漏，将主题相近的词与词组精准地聚成一类。通过对LDA为代表的主题模型方法的应用，可以从海量复杂的评论中揭示与主题相似的评论，进而挖掘主流观点和深度评论，将群众智慧和思想认知客观、有序地呈现出来，为舆情监测、研判、疏导快速提供依据，切实提升风险感知能力。
(2)情感分析以捕捉舆论全过程的情感倾向
随着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大获成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至自然语言处理领域[23]。新闻平台、微博客户端等的评论内容蕴含着网民对热点事件的情感，其信息传播模式具有开放性、实时性和自由选择性的特点，对历史案例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及趋势分析，可以深入挖掘网民群体的行为规律，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对于重大公共决策而言，分析和监测重大公共政策类舆情热点的情感信息，能够了解民众对特定政策的关注程度和情感变化，辅助决策者评估和掌握事件的发展走向，对决策实施的风险再次进行分析和研判，控制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概括而言，政策类舆情信息情感分析的过程主要是：抽取事件包含的所有不同方面的关注点—检测不同关注点中蕴含的所有用户情感信息—统计分析网民群体对各个关注点的情感变化趋势。
第一，情感信息抽取
情感信息抽取旨在抽取情感文本中有价值的情感信息，是情感分析的基础任务。为实现情报分析的精准性，需要进行词语搭配，搭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主题词与情感词的搭配，此过程是为了将主题词与能够合理修饰它的词关联到一起，如养老新政策-科学;二是程度副词与情感词语的搭配组成极性短语，如非常-反对。观点持有者对于政策的评论，尤其是涉及重大公共决策的评论在情感分析中显得尤为重要，观点持有者是观点、态度的持有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特别是可能涉及利益相关者，如“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家长高度赞扬国家实施推动学生强身健体的体育教育政策”。
情感分析是对带有感情色彩的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处置的过程，其中对其情感倾向性起关键作用的都是构成句子和文本的极性词语。因此，构建一个系统、完善、高效的极性词典，是开展文本倾向性和情感分析工作的基础。但是书面语言和评论的情绪表达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情感分析方法捕捉情感讯号可能会因二者的偏差而导致误判。本文认为可以将极性词典和机器学习法结合，基于现有的词典资源，持续发现新的极性词语、及时动态地修正和扩展词典，利用技术工具自动完成领域词典构建。综合考虑评价词语、评价对象对极性计算的影响，结合全文情境进行更加全面完善的情感判断，保证对历史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的精准性，为新的政策风险研判提供依据。
第二，情感信息分类
情感信息分类是情感识别和情感分析的重要基础，分类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情感极性的判断问题。情感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主观体验和特殊反映形式，通过捕捉和衡量公众的网络情感信息，就可以掌握公众对政策的情绪变化规律，进而辨识公众在不同情境下的情感倾向，有利于把握民众尤其是敏感人群对于政策的情感、态度。采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以克服传统技术的设计成本、覆盖领域、动态更新、准确性等方面的困难。因此，可以借助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模型、基于BERT和双通道注意力的文本情感分类模型[24]等进行情感分类，弥补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缺陷，提升数字模型捕捉情感语义的能力，明显提升情感分类性能，改善其收敛速度和稳定性，让情感分类的效率和识别准确度更高。
第三，情感信息归纳
基于热点政策类新闻情感预测的文摘，主要是提取具有明显情感倾向性的信息，除去冗余信息，对主题相关情感信息进行归纳和总结。情感信息归纳工作主要关注对民众意见的提取归纳。一般研判机制检索出的评论观点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网络舆情观点集合，涵盖专家观点、强势意见领袖观点、持有不同意见的大众观点。但是重大公共决策类舆情情感信息的归纳，必须注意专家和大众政策问题认知上的差异，将专家观点和网民观点分离开来。在提取主要观点时，主张分离出与专家观点相似的大众观点，然后从剥离出的大众观点集合中基于主题模型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句，并形成主要观点摘要集合，归纳出大众的主要核心情感观点，保证归纳出的情感信息是民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对于历史案例的情感态度。
第四，情感趋势分析
基于历史知识案例库的海量数据源建立索引，以24小时为单位，对当日收录的重大公共决策舆情文本情感极性判别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日后用户想要查询历史案例的情感发展趋势，可以输入历史舆情事件的政策名称和对应时间信息，系统根据输入信息查找用户查询主体的全网评论数据，并对全部数据包含的情感信息进行极性判断和分析，最终通过变化曲线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详细显示历史热点案例各领域关注点相关的用户所表达的正极性情感和负极性情感的具体统计结果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方便用户浏览查询特定时间段内网民对重大公共决策实施的情感倾向变化，为风险感知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3.感知政策舆情风险，生成风险情报
(1)感知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态势
为了保证重大决策的平稳出台和运行，应充分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来进行网络舆情风险感知。以风险及安全情报为驱动，利用机器学习构建“安全大脑”，创新与丰富传统数据挖掘、情绪计算、关联分析方法，充分利用云端的检测能力[25]，对网络环境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抓取和自动分析，在有效时间内快速掌握重大公共政策网络安全的实时状况和发展态势，助力“云网端”协同联动，构建实时、智能、敏捷、可运维的“云安全”体系，其作为研判机制感知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不稳定因素，增强政府应对网络空间风险威胁的能力。
运用风险态势感知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感知实时状态下的网络舆论环境，针对网络舆情案例库的海量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分析全网受到的攻击行为，评估重大决策网络舆情当前的整体安全狀态和预测未来的安全趋势，展现针对重大决策网络舆情全网的“全局视图”。从大量结构繁多、来源不同且类型复杂多样的重大公共决策历史知识案例库中认知隐藏的规律，实现从海量案例库数据向有价值威胁警告的转化。结合外部威胁情报，在数据级、特征级、决策级三个层面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析处理，从海量的原始安全数据中定位威胁线索，实现对未知威胁的及时发现。通过对网络用户行为、舆情发展方向等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动态分析，对历史类似事件进行阶段性态势分析、印象分析、情绪分析、满意度分析、意见领袖分析等，从历史知识案例库中发掘重大公共决策发布时隐藏舆情的相关性，结合当下社会民生热点和敏感群体动态，感知潜在的风险。
(2)风险情报生成
相对于风险感知，文本情报需要更加系统、精准、前瞻的信息，作为专家研判和决策者参考的依据。传统舆情风险情报分析技术有数据来源单一、处理能力有限、部署依赖于物理环境等缺陷，因此情报的获取、分析、利用能力不足，风险感知能力也有限。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情报获取的来源、采集的方法和内容的形式。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升情报信息的获取频率，通过多个维度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和海量数据源进行搜索和汇总，除了对传统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流量进行监控，也要将微信、微博、QQ、知乎、抖音等各类新兴网络社交媒体当作风险情报获取的重要战场。获取风险情报信息后，必须将海量的情报信息进行融合汇总，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技术，将新增和历史的各种类型风险事件数据进行关联分析与检索，帮助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实时洞悉风险态势感知并生成风险决策报告，从而快速作出风险趋势研判、制定应急响应策略，为专家快速进行风险研判提供定量依据。
4.专家研判风险，提出对策意见
为有效预防和应对重大决策实施中的各类舆情危机，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各地政府必须进一步优化决策机制和程序，将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公共决策的前置程序，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同时，重大公共决策程序实现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主要路径便是通过民主与科学，即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论证[26]。在保证专家论证程序独立性的基础之上[27]，由专业的法律专家、舆情专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等组成经验丰富、领域全面的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专家咨詢委员会。风险情报生成后，专家主要依据历史知识案例库系统输出的定量依据，并结合自己专业的判断和分析研究，围绕决策的可行性、民众认可度对涉及自身专业领域的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进行预判，最终提出意见。为决策者及时调整政策、建立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提供依据，确保重大公共决策安全落地、顺利实施。
5.舆情持续监控和预警
使用科学的方法在网络舆情大数据信息中及时发现危机信息，快速识别各类舆情事件的影响级别，进行有效的疏导和管理，是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重要工作任务。特别是当前面对新媒体、5G移动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各类情报感知要素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迁。比如网络舆情信息的发布者和来源更隐蔽，信息传播中信息技术的自动推送因素可能比人际传播的比重更大[28]。因此，需要随时捕捉关于即将出台的重大政策的网络舆情，并进行预警。
6.做实后期舆情应对，保证政策平稳落地
专家对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进行评估后上报给决策者，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存在风险，政策可以平稳落地，经过评估后可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另一种是存在风险，这种情况则需要决策者对政策条文进行技术性修整，或者在政策发布的时候采取一些技巧性措施，避免在政策实施后采取刚性的“管控”手段，激发潜在的反作用，招致公众负面情绪的日常压抑和以政务舆情事件为契机的集中爆发[29]，从而保证政策平稳运行。总之，风险研判需在政策出台后持续跟踪其运行情况，直到政策平稳落地运行。
四、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单向线性机制存在的困境
随着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愈加错综复杂，对于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需求更为迫切。但是，当前的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研判机制还停留在管理主体单一化、评估程序单向化、治理系统封闭化的阶段，专家“全周期”地介入重大决策风险研判系统缺乏工具、制度和程序的保障，不利于及时预警和化解潜在危险，难以实现“图之于未萌，防患于未然”的治理目标。
1.工具的技术性缺陷
一是案例库抽取的舆情观测值往往忽略人际传播中的意见表达和线下行为。大数据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基于网络平台，主要来源于网站和自媒体平台的公开意见表达。案例库的样本收集基于大数据技术，但是在收集信息样本的时候容易出现“掐头”或“去尾”的“样本截断”问题。首先，在抽取海量舆情信息时，由于网络和自媒体平台的使用存在一定的门槛，从而天然地排除了很多不能、不会使用网络媒体的中老年人或者少数无力负担网络费用的民众意见。其次，相比线下群体事件，网络评论虽然具有一定匿名性，但是网络评论尤其是涉及重大政策的网络意见表达往往受主体的性格、意见的性质等因素影响，从而“有选择”地出现在网络中，实名制跟帖评论政策的实施，更是降低了网友发出与主流意见不同声音的意愿。除此之外，并不是所有的网上表达意见都可以被采集到。尤其是自媒体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是人们进行信息分享和意见交流的主要网络平台，然而传播裂变的意见扩散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问题，不便于大数据技术对此类信息进行采集。同时，网络意见表达仅仅是公众表达意见的一部分，线下也存在大量的意见表达方式，这也是大数据技术无法察觉到的。
二是现有机器学习技术仍难以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情绪和语义模糊性的汉语做出精确区分。情绪是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对象，情感信息是判断公众对政策态度的晴雨表，要准确判断出网友是“支持或反对”某一政策、“喜欢或不喜欢”某一政策落地，需要从案例库中抽取情感信息。但由于情绪的高度复杂性和汉语的语义模糊性，即使是引入强大的机器学习技术，对情绪进行精确的区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区别于常规用语，具有随意性、模糊性等特征的新生词汇的出现，给情感信息的情绪判断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是大数据分析难以剔除“沉默的螺旋”者和“反沉默螺旋”者的意见，风险评估易出现偏误。一方面，“沉默的螺旋”认为人们趋向于表达与主流意见一致的意见;当个人意见与主流意见不一致时，个体会倾向于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者干脆选择沉默。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快速发展给网民表达意见、释放情绪提供了新的通道，以往在“沉默的螺旋”中的沉默者们，个体意识表达意愿不断增强，从众心理逐渐淡化，小部分受众群体不再一味保持沉默，而是积极寻找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30]。尤其是重大公共政策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沉默的螺旋”已经不再适用。观察网络上发生的影响力较大的舆情事件，就会发现“沉默的螺旋”在新媒体环境中不再是黄金定律，“反沉默螺旋”模式成为当下网络舆情发展中的一种新态势。大多公众提出合情合理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信息非理性、情绪化和失真的现象。很多情况下，公众容易被极个别持有偏激观点、扭曲立场、特殊利益的分子所误导。面对网络舆情，持有理性观点的网民可能呈现出无奈、冷漠或者无声抗议的态度，选择不参与讨论，网络空间被少数“中坚分子”的非理性言论占据，大数据技术抽取到的信息并不能有效反映舆情的准确情况，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舆情风险研判的参考性价值。
2.评估制度的局限性
第一，当前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于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稳定风险，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作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分支，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各级地方政府还没有出台本区域专门的《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实施细则》，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相关规定的落地执行仍有弹性，没有形成刚性约束，同时制度的各项要素也没有进行细化，当前亟须为重大行政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的运行提供一个健康的法制環境。
第三，当前对于民间企业和专业机构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不够，亟须为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网络舆情评估制度的运行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一方面，重大决策网络风险评估行业建设缺乏规划，行业管理、自律薄弱，缺少从业规定和系统、规范、科学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的视野、素养、能力普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机构发育不足，行业管理薄弱，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3.评估程序缺乏反馈优化
当前我国在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程序机制上，并没有呈现出一个衔接紧密的程序链条[31]，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研判治理仍处于单向发展阶段。风险研判机制不应该仅仅聚焦于风险评估，而是要从源头治理风险，避免、降低、缓解、转化或留存风险，通过科学和多主体参与的评估，形成合理的应对方案。智能化的风险研判机制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演进，对未来风险的认识逐步清晰，其目的是为了刻画特征，为识别问题的复杂程度提供科学依据，但是这对于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决策风险评估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要素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另一方面，风险评估不仅仅是风险研判，还要通过多方评估，快速形成科学的应对方案。想要提升风险评估质量，不仅仅需要分析过程的普遍性知识，还需要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而这二者是依靠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支撑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通过专家、第三方机构与决策者协商的方式进入决策风险评估流程中，需要信息公开、行动主体拥有协商能力、实质性参与和有效讨论等条件的保障。
4.多元主体未形成良性互动
重大公共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越庞大、类型越多，化解利益矛盾、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决策风险越高，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就越为必要。目前，我国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参与通道、互动机制的建设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9年国家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开展风险评估，可以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32]。党的十八大以来，20多个部委、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基本的评估制度、管理评价规定和实施办法。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力量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9月，全国有超过8000家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涉及社会风险评估业务[33]。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仍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有的地方决策不参考第三方机构客观的评估结论，有的地方决策风险评估专家参与存在一定滞后性[34]，规避风险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产业、高校、研究机构、市场之间也未形成政、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机制。但是，公共部门基本上自身缺乏专业的评估技术和知识，并且由于各种体制性弊端，责任意识也相对薄弱[35]，这种自我式风险评估往往容易造成对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忽视，决策评估的质量不高，专业性、民主性、科学性也不强，从而增加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发生的时候也只能被动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五、基于专家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迭代闭环式风险研判系统构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迭，信息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整个社会互联成为一个生态化的复杂巨系统。尽管当前网络言论载体的新形态层出不穷，但是互联网数据壁垒依然存在。因此，网络舆情业务的开展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数据需求越来越大，不断提升智能化治理技术和大数据开发水平对于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必须建设突破传统思维，构建专家与数字深度融合的风险研判系统。
1.革新现代化治理技术，为进一步推进风险研判智能化提供工具保障
本文提出舆情监控系统依托案例库比对数据，对网络舆情风险点进行多维度逐项分析，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利害关系群体反应和激烈程度以及风险的未来趋势，提升决策科学性，防范化解重点网络舆情风险。建设并应用舆情监控系统是网络舆情研判知识案例库的研发与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内容实时监测、话题发现、跟踪预警和分析处理等功能，可以让案例库快速发现潜在舆情风险并进行深度追踪、筛选，达到危机预警的目的，进而让整个网络舆情治理过程在多维、动态、智能的案例知识库中完成，实现对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的闭环式治理。
从技术层面来讲，第一，要创新网络舆情管理技术和方法。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基于数据共享的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通过历史知识案例库对关系到民生百姓的重大公共政策进行出台前的风险研判，将政策舆情风险按等级精准划分、精准识别，实现风险评估智能化、数字化，推动大数据网络舆情研判科学化、高效化。第二，要注重革新大数据分析技术，拓宽信息采集范围，持续开发语义识别和风险感知技术，引入更为稳健的计量工具模型，充分结合利用人工采集和机器学习等信息工具及时更新情感词语，准确捕捉网民情绪，提升全面掌握网络舆情的能力。第三，应破除对于大数据技术的盲信盲从，由政府部门主导打造网络舆情管控团队，培养一批熟悉掌握信息技术发展规律和网络舆情的专门人才。借助舆情分析人员对统计知识的理解，提升舆情平台结果研判的及时性、专业性。
2.专家全程参与风险评估，构建风险研判反馈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要素是专家论证与风险评估。专家论证与风险评估的价值目标是科学性，是确保决策质量不可或缺的要素。应在保证相关政策保密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前吸收不同领域专家对决策进行风险评估，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热点和敏感性较强的重大公共政策和公共项目，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参与政策舆情风险分析，推进网络舆情研判更透彻、更全面。通过专家自荐、单位推荐、政府遴选的方式，构建“重大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实现专家和专业机构参与政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的程序正当性和合法性。让专家凭借自身的智慧、知识和经验为决策者提供各种方案风险的精细分析，提出合法、合规、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应积极推动风险研判反馈机制构建，充分借助专家全程参与评估和风险持续监测、实时预警两大支撑点，实现闭环迭代式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模式(如图2所示)。
3.完善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为决策研判提供良好环境
构建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重大决策顺利实施、消除风险隐患，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口前移。为了进一步推进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机制的有序建设，首先，需要将制度的要素不断细化，形成一套统一的评估制度体系、标准体系、程序规范。其次，各地方、各部门要强化风险意识，注重条块结合，均衡发展。各地方政府要设计出臺本区域专门的《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实施细则》，避免内容设计过于原则化，为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的运行提供一个健康的法制环境，让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制度在实践中可以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同时，要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大力扶持和培育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的发展，加强行业建设和规范，为重大公共政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提供一个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4.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风险治理，构建重大决策网络舆情治理良性的互动机制
做好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又要加大改革力度，提升相关部门和人员的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推送更加智能、及时、分化，媒体从信息采集到发布的各阶段都能实现“直播”效果，公共舆论的广度及其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都远胜于前。因此，要赋予政府、市场、高校、研究机构相关能力，建立健全信息公开预警和精准研判机制，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实践丰富经验相结合，借助数字技术让网络舆情监测和研判突破瓶颈，超越简单的内容分析，深入到话语表达、关系呈现、心理描绘、诉求预测等模块对网络舆情进行多维精准透视，寻找智囊团和数字结合效能的最大公约数。
六、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也正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嬗变过程，如何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已成为学界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体系作为系统化、动态化、智能化的网络舆情治理工具，对于提高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水平，推动我国舆情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仍缺乏具体针对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本文从全新的视角提出构建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研判体系，旨在基于大数据计算分析和专家研判融合的理念，对重大公共政策公布前、中、后全过程进行网络舆情风险研判，破除当前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滞后的弊端，实现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无急可应、有急能应。
为发挥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的最大效能，还有一些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例如，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保证专家全程参与、动态监控政策舆情风险;政策风险治理是否能再前置，让专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程序;5G时代如何实现从政策制定到落地全过程的智能化，简化政策制定过程。这些问题能够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的目标，持续提升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和治理风险的质量和效益，对保证重大决策顺利实施和防范重大风险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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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ne-way Linearity to Iterative Closed-loop：
Building a Risk Research and Judgment System f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 Major Public Decisions Based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xpert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Wen Zhiqiang / Liu Nan
(责任编辑 王 玉)
作者：温志强 刘楠
1. 接触网高压触电伤害
(a) 供断电频次增加：2系车接车供断电各一次，静态调试供断电各一次，交车供断电各一次。BL接车供断电各一次，静态调试供断电在D1/10道各5次、在三级库需要4次，交车供断电各一次。 (b) 人身安全
(c) 三层平台安全：实行专卡专列位(申请卡正在走审批)，修订三层平台卡管理办法。 (d) 调度确认安全联锁及动车组升工状态，
(e) 动态接车试验在车辆入库时进行接车试验，可以减少解编时蹬车顶时的危险，确认一下BL
8、9车之间是否有车顶跳线。
2. 工业、民用电触电伤害
(a)外接电源箱外接线路时未关闭空开。【】
(b)外接电源供电增加，尤其BL外接电源，供电、制定外接电源管控办法。 3. 高空坠落
(a) 地沟盖板的使用，将2系车架在D2-3道在2道地沟盖板缺少的情况下，作业时安全注意，尤其在使用滑轮工装且倒着打标记时，易出现人员坠落危险。
(b) 蹬车梯在使用时，在BL进行解编时，车内作业频繁，上下车频繁，建议在每股道设置四个蹬车梯，每个列2个，设置在端部，车门也进行检修，就易出现蹬车门不关情况。
4.车辆撞轧(调车作业)
(a) 调车频率增加
(b) 推送380BL转向架重，推送时人员控制不住，
(c) 转盘固定，在1列位西输送线全部安装固定销(9个固定)。 (d) 库内大门、三层平台等设备老旧存在的安全隐患增加。 (e) 调度确认安全联锁(包括架车机、天车、移动接触网状态) 5.重物坠落
(a) 操作天车频繁，包括更换主变、牵引电机分解、
(b) 380BL裙板拆卸易发生配合不好产生的砸伤人员问题，因为裙板时挂钩式进行悬挂。 (c) 车端空调检修，16天完成1列车空调检修，需要在端部进行，包括加改，另外车顶行走;控制措施是什么?
端部风险增加，车顶作业增加，遗落物品风险增加，包括：拆卸下来的配件、小物件、棘轮头
(d) CRH5A型动车组车下大部件拆卸及安装。 (e) 5A车顶作业 6.机械伤害
(a) 架落车频次增加在D2/3道架落车不下于100次，
(b) 架落车过程中止轮器必须内侧打放，及时调整转向架方向。
(c) D6/7/8道架落车，重点是D6/7道落车，在下落到需要南北进行调整时，是采用人工喊进落车，易出现危险。
7.其他伤害
(a) 使用风源频次增加，风险：不关闭风源，就进行拆卸管头。 (b) 车顶作业进行走动或者跨越车端。
(c) 380BL车内检修开关车门、5A开关车门 8.部件脱落
(a) 放松铁丝捆绑，BL车下底板进编8 9.车组溜逸
(a) 调车巡视线路前注意止轮器 10.上部质量
(a) 车内检修存在顶板、盖板、护板未锁闭到位出现脱落风险，砸伤旅客风险。 (b) 称重前班组未上水，5A称重前需要排空水箱内部水。
(c) 操作架车机使用时，多人进行指挥，造成现场混乱易出现隐患 (d) 移动升降玻璃检修、风挡检修 11.风源的使用
(a) 车顶行走
(b) 三新人培训及整改
(c) 职工使用工具前未进行状态检查，使用方法错误，造成人身伤害。 (d) 动车组钥匙发放错误， (e) 三新人员管理
第一次分组作业，人员相互接触，环境、精神状况等
进入现场的人员过多，也易受高处坠落跌伤，工具、物件高处坠落砸伤及触电事故伤害。 削减措施：
(1)工作人员应注意休息，杜绝精神状况不佳或带病进入施工现场。
(2)杜绝未经过培训的非工作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3)严格遵守安全规定着衣戴帽，尽可能减少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 操作人员未按安全规定着衣、配戴防护眼镜或未按操作规程操作，易发生机械伤害及触电事故。
(4)操作人员离岗、车间人员窜岗，易发生机械伤害及触电事故。 削减措施：
(1)工作人员应注意休息，杜绝带病上岗。
(2)杜绝未经过培训的非岗位操作人员上岗。 (3)严格遵守安全规定着衣戴镜、执行操作程序。杜绝在操作过程中戴手套、单手控制电按钮，必须双手操作。 (4)杜绝工作时间窜岗、离岗。
调车增加晚上调车也在增加
3、环境天气影响：白天光线不好或夜间照明不足，易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削减措施：白天或夜间光线不好时应及时开灯补充照明，并确保照度达到安全规
范要求。
铁路安全风险管理
在铁路安全管理工作中引入风险管理办法，构建安全风险控制体系，这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部党组提出的安全工作新思路。通过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铁路安全风险管理的丰富内涵，我们切实感到这是完全符合铁路安全生产实际的科学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实现铁路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的重要举措。
那么，怎样才能让安全风险控制体系落地、生根、发芽、结果呢?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抓
好落实。
一、要抓好安全风险意识的强化。要把安全风险意识根植于干部职工的思想深处，贯穿到运输生产的全过程，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要采取有效措施，让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三点共识”，做到任何时候都把安全作为大事来抓，任何情况下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任何影响安全的问题都要立即解决，牢牢掌握安全工作的主动权。
二、要抓好安全风险过程控制。以人身和行车安全风险管理为重点，建立有车间特点的安全风险控制体系，增强防范安全风险的能力。突出人员、设备和管理三大要素，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学确定安全风险点，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实现对各种安全风险的有效控制。以落实安全管理规范化和职工作业标准化为重点，完善规章制度和各岗位的作业标准，
实现对现场作业的有效控制
三、要抓好安全风险应急处置。进一步完善非正常情况下各项安全措施，分系统、分层次、分岗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处置措施和职责分工，做到简明实用、便于操作。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加强救援网络、救援基地和队伍建设，做到应急有备、响
应及时、处置高效。
四、要抓好安全风险管理的考核评估。建立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对安全风险管控实行有效的监督，进行定期评审考核，对风险防控不力的，及时进行纠正;对触及风险 “红线”的，尤其是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的问题，严肃追究责任，提高安全风险管理的效能。
另外还要强化车间管理能力。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被动型、执行型管理向主动型、创新型管理转变;二是由“等、靠、要”向“自我加压、务实奉献”转变;三是由单一型管理向综合型管理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结合自身
实际，突出自身特点，积极探索车间管理办法，扎实推进，注重实效。
强化职工整体素质。一是提高劳动技能。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要求，把职工学习培训的内容具体化、现场化、岗位化，以职工个体技能的提高，促进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以队伍整体素质促进车间安全水平的提高。二是组织职工学标、贯标、对标。学标，就是把规章制度、技术标准、设备标准、作业标准细化、具体化，组织职工学习熟知标准，全面掌握标准;贯标，就是认真贯彻落实标准，使各项标准成为日常工作的行为规范，时时、处处得到有效落实，在标准范围内行动;对标，就是按标操作，对标作业，保证对标不走样，作业不违规。要大力开展达标竞赛活动，营造“一章不违、精检细修”的浓厚氛围，增强职工学标、贯标、对标的自觉性。
强化现场作业安全卡控措施。一是认真抓好自控、互控、它控。深入全面地开展自控型车间、自控型班组建设，提高车间、班组、岗位的自控能力;加强班组、岗位之间的互控，营造“个体自控、群体互控”的良好环境;车间要强化监控手段，落实干部巡查制度，加强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监控，形成自控、互控、监控三位一体的现场卡控机制。二是带班作业与跟班作业相结合。在现场作业过程中，做到工长带班作业，干部跟班监督，落实现场卡控“双
保险”。
实行铁路安全风险管理，基础是加强对安全风险的研判，通过对安全风险的科学管控和有效处理，强化安全风险过程控制，防止事故的发生;同时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不符合规章制度、技术标准的情况;对安全管理控制系统实时监测，随时掌握安全风险点的动态状况，及时发现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关键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不断强化安全风险过程控制。
确保铁路安全万无一失。
一、
全县矿山安全生产总体形势
截至目前，全市矿山安全领域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5起死亡5人，其中我县发生2起死亡2人，占全市事故起数40%。分别为：1月6日***采石场炸药爆炸事故、6月9日**车辆伤害事故。事故发生，充分暴露出我县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矿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差距较大，日常安全监管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层级管理责任落实不充分、不彻底，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任重道远。
二、主要风险因素
一是全县矿山企业相对全市而言，体量大，数量多，基础差。目前，全县在册矿山企业63家，其中已复工(整改、建设和生产)企业16家，拟开工企业6家。同时，全县矿山企业普遍规模不大，分布分散，多为老旧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标准不高，安全生产基础相对薄弱，虽然近年来通过企业加大投入有所改善，但本质安全水平在“质”的根本转变上仍有差距。加上矿山企业一线员工多为农民工，人员流动性大，文化程度不高，安全技能不强，这些都是制约安全生产地不利因素。
二是当前正值主汛期，暴雨、洪水、泥石流等季节性灾害因素增多，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加上我县地质结构复杂，溶洞等地质状况大量存在，引发尾矿库溃坝、地下矿山透水及淹井、露天矿山边坡坍塌等事故的风险较大。
三是资源开采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影响安全。受资源赋存条件影响，矿石供应与加工需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导致企业在追求产量、效益的同时，忽视安全，存在以建代采、超能力生产等情况。
四是顶板支护、爆破、运输提升等危险作业风险大。地下矿山顶板事故仍是安全管理的头号天敌，华新水泥“1.6”炸药爆炸事故暴露出露天矿场爆破管控措施不足,古城矿区“6.9”车辆伤害事故暴露出井下运输系统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五是涉煤矿山监管难度大。该类矿山主要存在**，不属煤矿但实际开采煤炭资源，按要求无法达到复工条件，推进关闭没有奖补性奖金政策，矛盾突出，偷采可能性大，安全风险极高。
三、主要管控措施
一是扎实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专项行动。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发〔2019〕14
号)扎实开展矿山安全体检，充分运用体检成果，建立“一矿一档，一矿一策”，对所有矿山划分风险等级，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逐一研究，分类施策，提高工作针对性、靶向性。
二是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经常性教育培训。一是加强事故警示教育。督促矿山企业组织管理人员、一线员工经常性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从严压实矿山企业实际投资人、决策人和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管理人员的管理责任、员工的岗位责任，把已发的事故当“镜子”，通过警示教育全覆盖，倒逼全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安全职责，坚决杜绝违章违规行为。二是紧扣“人”的因素，全面加强业务技能培训。通过点对点、实打实的操作规程及安全技能培训，提高全员辨识岗位风险能力，增强全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安全规章制度执行力，真正筑牢“安全第一”的思想防线。
三是压实层级责任，全面落实管控措施，织密防范网络。对于长期停工停产矿山企业，由各乡镇逐一物建并落实信息员，加强常年动态管控。对于达到关闭条件的矿山，建议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研究处置流程，适时提请县人民政府关闭退出，最大限度减少源头风险。
四是严格落实“五铁”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零容忍”。要结合本轮全面安全体检工作，严格风险等级划分，严格分级分类管理，对于风险较高的矿山加大检查频次，对重大安全隐患严格实行挂牌督办，突出重点难点，督促企业加大投入，加强管理，降低风险，努力实现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根本转变。
五是突出重点，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加强服务指导。对于县内华新、锰矿等重点大型矿山企业，为了避免企业少走弯路，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日常管理，在深刻剖析事故教训基础上，建立“4+1”部门、公司、企业、乡镇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推进源头管控，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风险。
六是突出难点，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着力解决涉煤矿山企业难题。当前，涉煤矿山企业安全监管是政府和部门面临地一大难题，在全省我县属特例，建议提请县领导专题研究，确定监管办法，明确相关部门各自职责，形成合力推进日常管理。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
重大风险分析研判报告
2018年8月28日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
重大风险分析研判报告
一、企业概况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位于朔州市平鲁区南12km处的白堂乡党家沟村～上黑水沟村一带。行政区划隶属于平鲁区白堂乡管辖。井田地理位置：东经：112°17′20″—112°20′24″;北纬： 39°24′01″— 39°25′05″。
根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晋煤重组办发[2009]36号《关于朔州市平鲁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文件，确定以“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企业，对原“山西朔州平鲁党家沟新井煤矿有限公司”、原“山西朔州党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原“山西朔州下黑水煤业有限公司”进行兼并重组，重组后企业核准名称为“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0月12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证号为C140002009101220038688的采矿许可证，井田范围由1～14号坐标点圈定,井田面积为5.342km，批采3-11号煤层，批准开采深度标高为1460m～980m，有效期限：自2012年10月12日至2026年10月12日。2014年6月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行发[2014]716号《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等两座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的批复》，核定生产能力为150万t/a。
矿井煤层保有储量11657万吨，可采储量为7045万吨。 我矿4号煤层资源枯竭，5号、9号煤层配采，为瓦斯矿井，煤尘-
12具有爆炸性，属Ⅱ类自燃煤层，井下地温正常，矿井地质构造简单，正常涌水量为15m/h，最大时为30m/h。水文地质类型划分为中等型。
配采项目手续情况：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煤层配采的批复(晋煤行发【2014】990号);2015年7月朔州市煤炭工业局以朔煤发【2015】107号“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矿井
4、
5、9号煤层配采项目初步设计批复”;2015年8月朔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以朔煤监字【2015】39号“关于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
4、
5、9号煤层配采安全设施设计”(修改版)审查的批复。朔州市煤炭工业局以朔煤发【2016】141号“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矿井
4、
5、9号煤层配采项目初步设计变更(优化)”的批复;2016年8月26日朔州煤矿安全监察局以朔煤监字【2016】46号文件关于对《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4号、5号、9号煤层配采安全设施设计变更(优化)》审查的批复。2016年11月26日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西公发(2016)19号文件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煤层配采项目开工建设》的批复，建设工期16个月。
因该矿在建设工期期间，由于9号煤层三条开拓大巷遇到了断层，采区水仓遇到破碎带构造及其它春节等因素，影响按时竣工，经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西公发[2018]14号文《关于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配采项目工程建设延期的批复》，同意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4号、5号、9号煤层配采项目工程建设工期延期6个-2-
2-2
-2-2
33月，从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9月25日。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由于2017年安全生产技术管理薄弱，人员不足、软硬件设施不完善。集团公同决定对党新煤矿进行管理人员调整，从2018年2月份直到现在，矿井处于停工状态。
配采项目建设情况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4号、5号、9号煤层配采项目工程一期工程已经全部建设完成，二期工程的采区变电所已建设并安装完成，永久避难硐室和采区水仓井巷工程已完成，等待安装。9号胶带大巷设计1246米，完成750米，剩余496米;9号回风大巷设计1328米，完成1166米，剩余162米;9号轨道大巷设计1365米，完成870米，剩余495米。
二、我矿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我矿现在为配采项目建设期间，又现阶段为停工期，不存在采掘接替失调组织生产的情况。5号、9号配采项目严格按照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配采项目施工区域为下组煤层，相邻区段没有采区，上覆煤层刚回采结束的工作面也不在该建设区域内。
(二)、生产安全系统方面
我矿现在为4号煤层资源已枯竭，回采除村庄压煤外已全部结束，保留三条大巷的生产运输系统、安全设施系统、通风系统等为配采项目的5号煤层服务。9号煤层一期工程的行人斜井和主斜井已延伸到位，井底车场、中央变电所、中央水泵房和三条集中大巷已形成，安全设施也安装到位，二期工程的采区变电所已建设并安装完成，永久避难硐室
-2和采区水仓井巷工程已完成，等待安装。9号胶带大巷设计1246米，完成750米，剩余496米;9号回风大巷设计1328米，完成1166米，剩余162米;9号轨道大巷设计1365米，完成870米，剩余495米。
配采项目的5号、9号煤层均为独立的生产运输系统、安全设施系统、通风系统(专用回风巷)。
(三)、我矿从2018年2月份直到现在，矿井处于停工状态。 安全监控系统：KJ78N、人员定位系统：KJ69J、运行正常、已联网上传数据。
9号煤层一期工程的行人斜井和主斜井已延伸到位，井底车场、中央变电所、中央水泵房和三条集中大巷已形成，中央变电所：甲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无线广播、人员、电话、视屏已全部安装到位。中央水泵房：水位传感器、甲烷传感器、无线广播、人员、电话已全部安装到位。二期工程的采区变电所已建设并安装完成，监控设备甲烷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人员、电话已安装完成。永久避难硐室和采区水仓井巷工程已完成，配套设备安装完成后，安全监控、人员定位、通讯系统、视屏系统等设备全部安装。
9号胶带大巷、9号轨道大巷、9号回风大巷：按照规定掘进标准已全部安装到位，掘进工作面：甲烷、一氧、风筒传感器，回风流：甲烷传感器。风机开停传感器、馈电传感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并能实现传感器故障闭锁、瓦电闭锁，风电闭锁，实时数据能真实可靠上传调度中心。
各类传感器按照标准每期按时调校。甲烷、一氧传感器每半月(15天)调校一次，并有记录。
(四)、我矿请相关资质单位进行了防灭火专项设计和水害三区划分，并严格遵照执行。我矿成立了矿井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机构并有任命文件，机构人员按规定配置。按规定编制矿井防灭火设计、自然发火预测及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防灭火设计执行。 山西同地源地质矿产技术有限公司对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井田范围内采空区、废弃老窑积水等情况已查明，编制了《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并按相关规定编制了矿井冲击地压报告，我矿不存在冲击地压。
(五)、党新煤矿是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行发【2014】990号文、以朔煤发【2015】107号文、以朔煤监字【2015】39号文、以朔煤发【2016】141号文、以朔煤监字【2016】46号文、以西公发(2016)19号文批复的煤层配采项目开工建设改扩建矿井，建设手续齐全、合法，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六长”配备齐全。
(六)、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由于2017年安全生产技术管理薄弱，人员不足、软硬件设施不完善。集团公同决定对党新煤矿进行管理人员调整，从2018年2月份直到现在，矿井处于停工状态。
停工期间制定了详细的安全保障措施并严格执行，现组织职工培训学习。招聘各级管理人员准备申请复工验收。
(七)、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4号、5号、9号煤层配采项目严格按照2016年8月26日朔州煤矿安全监察局以朔煤监
-2字【2016】46号文件关于对《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4号、5号、9号煤层配采安全设施设计变更(优化)》审查的批复组织施工，现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二期工程正在等待复工后继续施工并完善相关安全设施。
山西朔州平鲁区西易党新煤矿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2
一、基本情况
(一)榆林市榆阳区方家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北榆神矿区中部，榆林市榆阳区与神木县交界处，隶属于榆阳区大河塔乡管辖，矿田面积为32.6987km矿井规模为1.20Mt/a;2#煤层为露天开采，3#煤层为井工开采。于2017年根据(陕煤局复[2017]62号)《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榆林市榆阳区方家畔煤矿资源整合项目开采顺序调整的批复》文件内容，将开采顺序调整为先露天后井工，露天开采共划分两个采区，工业储量2460Mt，可采储量1925Mt，面积2.4km，规模120Mt/a，开采工艺为单斗液压铲—卡车开采工艺，采高10.19m，覆盖层深度为20～110m。服务年限15年，于2018年5月25日经(榆区煤函[2018]68号)《榆阳区煤炭局关于榆林市榆阳区方家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方家畔煤矿露天开采项目开工备案的函》文件批复开工建设。
设备型号
生产设备选型剥离采用斗容3.0m3液压铲采装,与其匹配的自卸卡车为35t车型，排土设备选用320HP履带推土机。 采煤采用斗容3.0m3液压铲采装,与其匹配的自卸卡车为35t车型。
开拓运输系统
原煤经过工作面的移动坑线，直接运至地表，经地表联络道路运至储煤场。
剥离系统的物流流向为：工作面液压铲→自卸卡车→前期外排、后期内排。
疏干防排水工程
本矿不设独立的地下水疏干工程，采掘场平盘设平盘排水沟、集水坑，通过排砂潜水电泵将进入采掘场内的含水层
22，残余水与地表降雨径流量一起，经明设的快速接头钢管就近排至采掘场排水泵站。排水管路最终引至矿坑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矿区复用水利用系统充分利用。
电源及供电方案
本设计在工业场地内新建一座10kV变电所，其两回10kV电源分别引自大保当110/35/10kV变电站10kV不同母线段，输电线路距离为9.2km。工业场地10kV变电所以10kV电压供筛分车间、露天采区采掘系统、工业场地10/0.4kV箱式变电站、等所有10kV及0.4kV负荷用电。在露天矿采掘场设10kV环网架空线路，导线选用LGJ-95，两回电源分别以10kV架空线路引自工业场地10kV变电所10kV不同母线段。
安全避险系统
本矿由于属露天开采，现场不宜设置避难场所。根据现场实际我矿购置了现场应急电缆900米、潜水泵(2寸污水泵)3台、潜水泵(22千瓦4寸污水泵)3台、应急皮卡车4辆、规划了现场撤人路线和设立撤离路线，按要求赋予现场管理人员和现场巡查人员在遇险时的直接指挥和决策权。确保矿井出现灾变时，现场所有作业地点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安全撤离。
(二)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榆林市煤矿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和《榆阳区煤炭局转发榆林市煤矿安全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查找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和隐患，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结合我矿实际，成立以矿长为首，总工程师和各分管专业副矿长为副职，各部门、区队负责人为成员的自查自改检查组，制定下发了《关于下发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布置方案的通知》和《关于下发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自查自改方案的通知》，并于8月3日上午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下午由领导组带队在全矿范围内开展了自查自改活动，查出安全生产隐患问题5条。
二、主要安全风险分析
根据我矿地质资料、项目实际建设方案、企业安全管理及工作环境、生产过程的特点，结合露天煤矿常见的事故类型、伤害方式、事故概率统计等资料，本次验收评价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辨识原则，采用露天采矿常见事故类型进行危险和有害因素的辨识，研判认为我矿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露天采场边坡失稳造成的坍塌、滑坡及放炮、机械事故和洪水灌坑4种主要危害因素。
现将我矿在露天采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危险和有害因素的产生原因、事故后果分析如下：
(一)边坡分析
露天边坡失稳会造成边坡滑坡和坍塌，其结果不仅使剥离量骤增，增加采矿成本，更严重的是使露天采场工作面的采、挖、装、运设备和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且存在使采、挖、装、运设备被掩埋的危险。因此，边坡滑坡和坍塌是露天采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危险源，必须重点防范。 1.滑坡和坍塌致险因素
由于地质构造的影响，可能诱发局部或大面积滑坡。造成滑坡和坍塌的主要原因是：
(1)台阶高度过高，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2)台阶坡面角过大，不按设计要求留设坡面角; (3)不按作业规程操作，违章作业，形成大的伞檐，易发生坍塌事故;
(4)地质条件变化时，台阶坡面角没有及时进行调整 (5)气候因素：暴风雨、暴风雪使边坡上方的工作帮和非工作帮截水沟渗漏，导致泾流渗入边坡使稳定性减弱，导致边坡失稳;
(6)由于非工作帮风化时间较长，疏于管理，没有经常清理浮石，在加之雨水的冲刷，造成边坡失稳;
(7)边坡管理工作不到位，没有专人负责边帮管理; (8)采场或排土场出现滑坡、坍塌征兆时，未及时发现或采取措施;
(9)接近到界边坡开采时，没有按设计要求采用控制爆破技术，严格控制台阶高度和边坡角。
2.危险性分析
我矿地表广布风积、湖积及沟谷冲洪积砂，南部露于离石黄土层和保德红土层，仅零星分布，孔隙率大，土质疏松，有湿陷性，冲蚀易崩塌，浸水易失稳。故在开采过程中，如不按规程、规范要求的台阶高度及坡面开采，则有可能由于边坡失稳而导致滑坡、坍塌的发生，因此滑坡、坍塌是我矿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3、保持稳定的措施
(1)露天采区临近河道，周围应修筑可靠的截泥、防洪和排水设施。
(2)采场台阶应严格按设计参数作业，禁止超挖，总帮坡角不得超过最终稳定帮坡角，以保证采场边坡的稳定和设备的作业安全。
(3)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应有3%～5%的反坡，及时汇集并排出降水，避免对台阶坡面的冲刷。
(4)采场东帮靠近火烧岩区，应边探边采，防止烧变岩裂隙孔洞潜水大量涌入采场内。
(5)加强边坡的监测和分析，在出现滑坡征兆时，从打抗滑柱、锚杆加固、挡土墙治理方法中选择合理的措施。
(6)非工作帮、端帮和到界台阶，浮煤要清理干净，边帮露头煤应加以封盖和采取其它防止风化的措施。
(7)对非工作帮的边坡应进行重点监测，注意边坡的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调整帮坡角等措施，防止边坡的滑落。
(8)排土场下部采用剥离岩石填筑，周围应修筑可靠的截泥、防洪和排水设施。
(9)排土场排土应严格按排弃参数作业，总排弃帮坡角不得超过最终稳定帮坡角，以保证排土场的稳定和设备作业安全;
(10)排土工作面向坡顶线方向应有3%～5%的反坡。 (11)表土、软岩不得排到排土场最下层，最下层应排弃中硬以上岩石，必要时清理基底。
(二)、爆破分析
爆破是露天煤矿采剥过程中的主要工序之一，爆破伤害是指由于爆破作业引起的伤亡事故。露天采场采用中深孔松动爆破法进行采剥作业，在爆破作业过程中，稍有不慎或使用、管理不善，违章操作，就易发生爆破伤害。
1、爆破伤害成因
(1)爆破时未能彻底清理现场，撤出全部人员和设备设 施到安全警戒线以外，爆破危险区边界和影响区域未设警戒;
(2)处理残(盲)炮方法不当或未处理; (3)打残眼或违章操作;
(4)爆破时使用不合格或过期变质失效的雷管、炸药; (5)爆破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等。
2、爆破伤害的危险性分析
爆破是矿山的主要采剥方式，每年要消耗一定量的炸药、雷管，爆破作业过程中的爆破飞石砸伤人员及爆破现场管理不善而引起的爆破伤害。故爆破伤害也是存在的主要危害之一。
3、预防措施
(1)加强爆破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 (2)加强现场管理，避免违章作业 (3)认真做好爆破警戒工作 (4)加强爆破物料管理工作 (5)做好火工品的清退统计工作
(6)根据需要配备不同的劳动保护服装，袖口和裤腿不能过肥，袖口应该扎口;
(7)操作人员严禁携带电子产品和火种入场操作 (8)严格执行奖惩制度
(三)卡车运输
卡车运输是我矿的主要运输方式，采区运输道路复杂条件差，故极易发生汽车运输事故。
1、车辆伤害的产生原因
(1)运输车辆自身故障，未及时修理，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事故(如重载车辆下坡刹车失灵等);
(2)司机违章操作，不遵守交规造成运输事故;
(3)运输道路路况差，道路曲率半径<10倍轴距，盘山道路坡度过大，造成失控事故;
(4)运输车辆超载、超重
(5)在扬尘、沙尘暴天气未能开启防雾灯，在暴雨、暴风雪天气未在车辆轮胎上装防滑链;
(6)选用无前后双制动的汽车型号，或虽为双制动车辆，但由于车辆陈旧或带病运转，特别是车辆进入采场前未进行严格检查;
(7)无视单、双面装车作业，装矿汽车未按挖掘机司机指令进入作业区，或在装车时，驾驶员擅离驾驶室检查、维修车辆;
(8)装车时，驾驶员将头和手臂伸出驾驶室; (9)在道路急转弯和大下坡处未设臵明显标志;急转弯和下坡路段快速行驶等。
2、车辆伤害的危险性分析
我矿煤(岩)拉运和材料运输均采用汽车运输，矿山运输量大，运输车辆载重量大，部分运输道路路况差，坡度大，露天采场运输道路条件差，故如果运输车辆的保养不及时，在雨雾天行驶，由于视线受阻，会车时极易发生碰撞、翻车等事故，车辆伤害也是该矿主要的危害之一。
3、预防措施
(1)观察工作面其它设备的停放位置，密切注视其动态
(2)自觉排队装车，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3)观察装车位置的安全情况，上部是否有伞檐或落石，下部是否有大块石头，倒车位置是否倾斜及可能会出现陷车等情况，如有上述情况必须等处理后方可进入。
(4)装车时不准探头、探身或走出驾驶室做其它工作，特殊情况必须与电铲司机取得联系后方可进行。
(5)时刻观察其它设备的动态，做到礼貌行车、礼让三先，在行驶中不准突然转弯，随意调头。需要调头时，要选择适当时机，较宽阔的路段，在前后没有车辆和其他障碍物时进行向左转方向掉头，并应有人指挥。
(6)严格遵守行车速度规定和其它有关交通规则，在运行中非紧急情况不准使用紧急制动或急刹车，不得随意在道上停车(故障车除外)。
(7)卡车转弯时，必须提前观察所转方向的情况，有转向灯的要提前打开，转弯前要减速慢行，从后视镜观察后方是否有其它车辆正在超越或正准备超越，确认无误，方可低速转弯，边转边观察所转方向的情况变化，发现问题应立即停车。
(8)卡车上坡时其间隔距离不小于50m，密切注视前车的动态，随时准备前车发生溜车的应急办法。
(9)卡车下坡严禁空挡滑行，保持车距50m以外，雨雪天路滑保持100m以外。下坡时密切注视道路情况和前方其它车辆和设备的动态，车速控制在30kin/h以内，路滑或视线不良，车速控制在15km/h以内。
(10)在大于100m长或坡度大于8%的坡道下坡行驶时，必须提前将车速控制在15km/h以内，以防制动失灵发生事故
(11)遇有交叉路口时，要提前减速左右了望，做到礼让三先，确认安全后方准通过。
(12)让车规定：①空车让重车。②下坡车让上坡车。但下坡车正下半坡，上坡车未上坡时，上坡车让下坡车。③转弯车让直行车。④支线车让干线车。⑤一切车辆应让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正在养护道路的有关车辆、设备。
(13)卡车在道路上发生事故或故障时，司机必须给上所有制动后，方准下车。
(14)卡车非紧急情况减速时，必须先使用缓行制动，待车速降到3km/h内方准使用工作制动。在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对使用卡车的主要部位随时随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
(15)司机应熟悉自动灭火系统和手提灭火器的操作程序。如有火灾发生，应立即停车，关闭所有制动并熄灭发动机，尽快用灭火装置进行灭火，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16)观察清楚电缆桥、电缆箱、电缆的摆放位置，严禁压电缆。
(四)河道防洪
我矿水源威胁主要来自雨季大气降雨和香水河河水。当雨季降雨量增大香水河流量增大和降雨导致采坑积水多，排洪设备、设施排洪能力不足，就会发生水灾。雨水冲刷和渗漏是边坡滑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降低了岩体的内摩擦角和凝聚力等物理力学性能，从而削弱边坡的抗剪强度。诱发泥石流和滑坡，大面积的滑坡可能切断采场内的运输线路并掩埋作业区，使生产中断，造成安全事故;
1、发生的原因
(1)缺少防洪、排涝设备、设施或发生故障; (2)汛前没有及时清障或做防汛准备; (3)场区内排水设施设计不合理; (4)场区内排水系统出现故障;
(5)管理不善，发现排水不畅未采取防范措施等。
(6)信息沟通不及时导致河水进入矿坑 (7)河流清淤不及时导致水位增高
(8)季节性降雨导致流量增大导致影响矿区安全
2、水灾的危险性分析
我矿水文地质类型为复杂，属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雨季多集中在
七、
八、九月份，地形特点以中部红柳沟为界，北部平坦，南部沟壑较多。矿田内较大的河(沟)流有红柳沟(因流经香水村故也叫香水河)，红柳沟由本矿西部外的白瑶则沟和红崖沟在矿田西部内汇合而成，然后由西往东横穿整合区流出后汇入秃尾河。如在雨季突降暴雨，采坑汇水加河流水量增大，如果防排洪设备、设施排洪能力不足，或采场内排水设备设施不完善，都会造成水灾，所以，水灾也是我矿的危害之一。
3、预防措施
(1)河道拓宽加固，增强抗御洪水的能力 (2)河道定期清淤，保证水流畅通 (3)加强上游河水管理人员的信息沟通 (4)加强水文观测
(5)雨季期间加强天气观测 (6)定期检测泄洪防洪设施
(7)定期维护排水泵，确保其排水能力
以上4种风险和有害因素在露天采区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虽然这些风险和有害因素一般不会造成重大事故，但我们一定不会麻痹疏忽，而会防患于未然，积极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加大安全投入予以预防和控制。
榆林市榆阳区方家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井安全生产风险分析研判报告》
编 制 人： 总工程师： 矿 长：
煤矿(公章)
年 月 日
第一章
县域煤矿基本情况
昌宁县原有四户井工煤矿全部列入2018年关闭范围(昌宁县柯街镇星鑫煤厂、昌宁县柯街镇桑林煤矿、昌宁县卡斯金伟煤矿、昌宁大青山崩龙田煤业有限公司崩龙田煤矿)。目前仅有一户煤矿企业(昌宁县红星煤矿)。
昌宁县红星煤矿位于昌宁县田园镇九甲村，计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露天开采，公路干线开拓、自卸汽车运输。开采工艺为：单斗-汽车间断工艺，排土工艺为：采用内排方式，装载机排土，地面防排水方式为：地面防洪沟，坑内排水方式为：集水坑、水泵。煤矿开采煤种为褐煤。
第二章
研判依据、目的及主要危险因素的识别分析
一、研判依据
根据《煤矿安全规程》2016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要求及评分办法》、《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昌宁县域煤矿开采设计方案》、《昌宁县域煤矿采剥接替计划》。
二、研判目的
为全面深入贯彻《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煤安监监察﹝2018﹞16号)及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转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打击和重点整治 1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云煤安全﹝2018﹞116号)文件精神，深刻吸取近期煤矿事故教训，积极应对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严峻态势，提高煤矿安全风险管控能力，降低煤矿安全风险，预防事故发生，确保煤矿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实现安全生产。
三、危害因素
(一)车辆伤害
县域煤矿剥离或运煤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下落、挤压伤亡事故，在露天煤矿发生率较高。
(二)机械伤害
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式的伤害。各类转动机械的外露传动部分(如齿轮、轴、履带等)和往复运动部分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机械伤害。煤矿生产涉及机械设备较多，如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用户车辆等容易造成机械伤害。
(三)边坡滑坡、边坡坍塌
县域煤矿煤层上覆地层为全新统(Qh)河床相砂、砂砾、泥质粉砂层;下更新统(Qp)冲洪积河床相砾石，含砂砾及粗砂层，局部夹薄层砂质粘土，偶夹薄层不规则草煤，砾石为基岩碎屑;第三系上新统(N22)河床相，湖泊、沼泽相砂岩，砂质泥岩。各地层工程地质稳固性差，属软弱岩组。不利于露采边坡稳定;特别雨季，易诱发因露采边坡失稳，产生的小型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四)火灾
县域煤矿经江西煤矿矿用安全产品检验中心依据GB/T20104-2006对煤层自燃倾向性进行鉴定， M3煤自燃性倾向性均为Ⅰ类，容易自燃。地面消防制度执行不严，易燃材料管理不到位等可能引起火灾。
(五)水害
县域煤矿根据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煤矿排水系统运行不正常;防洪沟渠不通畅;巡视检查不到位等均可能引发水害事故。
(六)机电事故
当高低压电气设备操作没有使用绝缘用具、或绝缘失效;带电检修或搬运电气设备;漏电保护失效;停电检修没有操作牌造成误送电等均可能发生机电事故。
第三章
安全风险研判范围
风险研判范围为煤矿的各大生产系统。
1、采剥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采煤系统为单斗挖掘机—自卸汽车的间断工艺，剥离为单斗挖掘机—自卸汽车—装载机的间断工艺。采剥作业范围：采煤主要分布在西南帮1620水平至1642水平，坑底为1620水平;剥离主要分布在东帮1642水平。设计平盘宽度9-13m、台阶高度10m、台阶坡面角65°，实际平盘宽度13m、台阶高度10m、台阶坡面角65°。除坑底外，各工作平盘无积水，无褐煤自燃现象。从含水层滲出及下泄的地下水均有水沟导入坑底水仓。
2、运输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采用右侧运输出入沟的方式开拓，各采剥平盘均通运输道路，煤矿选用的汽车轮胎外径为1.0m，矿山干线及半干线公路设置了安全土挡墙。坑内运输道路路面宽度为6m、移动线路路面宽度4m。路面整洁无积水、无落石、无杂物，无浮土。采场内人和车辆均能通畅地到达各作业点。该矿仅白天8:00-17：00生产，夜班不生产，道路未设照明设施。主干公路无行车条件危险的路段。煤矿未使用皮带输送机等运输方式。 运煤路线：
单斗挖掘机-汽车间断工艺运输路线：西南帮采煤工作面(单斗挖掘机)→坑内采煤运输道路(煤炭用户自备汽车)→磅秤房。 剥离路线：
单斗挖掘机-汽车间断工艺运输路线：东帮剥离工作面(单斗挖掘机)→矿内剥离运输道路运输专用公路(汽车)→排土场。
3、排土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煤矿排土方式为内排，采用装载机排土工艺，排土场只有1个工作平盘，平盘宽度为40m、排土线60m、沿排土线坡顶线方向凸凹在1.0～1.5 m之内、排土段高沉降率4.5%。汽车轮胎外径为1.0m，卸载区安全土挡墙高度为0.6m、宽度为0.3m。煤矿仅安排白班作业，夜间不进行排土作业，未设置照明设施。
4、边坡与滑坡防治系统
按边坡危害程度和边坡监测情况把边坡划分为4个区：东帮边
4 坡、北帮边坡、西帮边坡和南帮边坡。煤矿成立了边坡管理机构，边坡观测采用全站仪人工监测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在东帮边坡设置了3个监测点、东南帮边坡设置了3个监测点、南帮边坡设置了3个观测点、西北帮边坡设置了2个监测点、西南帮设置了3个观测点，安排2人定期巡视采场和排土场边坡，边坡监测小组组长负责边坡位移数据分析处理工作。从边坡监测情况看，东帮、北帮和西帮边坡变形都较小，属稳定区;南帮处于蠕动变形期。煤矿在采场、排土场周围建有底宽0.6m、深0.4m的防洪沟，排水系统畅通。煤矿无地下水威胁，无需进行疏干工作。
5、防灭火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于2005年11月委托江西煤矿矿用安全产品检验中心对开采煤层(M3)进行了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结论为：容易自燃。
该矿制订了地面和采场防火措施，煤矿建筑物、排土场、仓库等防火措施和制度。配有1辆洒水车兼用于采场洒水消防作业，采场毎天进行5次洒水。采剥、运输、排土等主要设备按规定配备有灭火器材，未发现失效的灭火器。经矿近50年的开采，采场内无火区，现场未发现煤层自燃现象。
6、防治水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在采场、排土场周围建有底宽0.6m、深0.4m的防洪沟，排水系统畅通。煤矿无地下水威胁，无需进行疏干工作。坑内排水采用坑底储水、用潜水泵排水方式，煤矿设置有2个水仓(1638
5 中部水仓和1620坑底水仓)，1638中部水仓安设2台QY65-60/3-12型潜水泵(扬程60m、流量65m3/h、功率15kW)，用于排中上部涌水;1620坑底水仓安设2台QY65-60/3-15型潜水泵(扬程60m、流量65m3/h、功率15kW)用于排采场底部涌水。水泵排水采用单回路双电源供电。1638水仓和1620水仓各安设了两趟DN60排水管路至污水沉淀池，排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栗柴河。2个储水池容积共4000m3，其中1638中部水仓储水池2500m
3、1620坑底水仓储水池1500m3，不存在因储水而停止的采煤工作面。
7、设备管理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建立有挖掘机、装载机、汽车以及排水设备等设备的维修管理制度及装载机、挖掘机、装载机以及排水设备等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8、电气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采用10kV高压双回路供电，一回路来自田园35kV变电站，二回路来自达丙35kV变电站，两回路高压经跌落保险接入矿坑S11-M-250/10型变压器，通过矿坑低压配电室配电后供煤矿排水泵、办公区用电，备用电源为1台TZH150型柴油发电机(功率150kW、输出电压380v)，能及时投入使用。供电系统安装有漏电保护装置。向固定设备供电的变压器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固定设备外壳已采取直接重复接地措施。采场水泵配电点设置有危险警示牌。电气设备的保护及防雷、接地符合要求。煤矿未使用移动式高压电力设备。
9、卫生保健与健康监护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卫生保健与健康监护系统由职业健康科直接管理，由安全科、调度室协助管理，主要负责：为从业人员配备矿用劳保用品，生产作业时监督按规定配带。煤矿每年对接触粉尘的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10、救护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于2018年1月编制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2018年7月进行了修改完善)，预案主要包括的应急目标及种类：边坡、坍塌、滚石伤人、高处坠落、触电、机械伤害、防排水及职业病防治的水情监视的预防措置等。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审批，组织作业人员和相关人员于2018月1月5日学习贯彻，5月20日进行了一次防洪应急演练。煤矿按计划储备了救灾物资，包括挖机、水泵、消防及救援资源等。
煤矿于2017年11月9日与腾冲县应急救援大队签订了救护协议，有效期至2018年11月9日。
11、安全管理系统
昌宁县红星煤矿成立了安全管理机构，设有安全科、调度室和职业健康科3个安全管理职能部门，专职安全管理部门为安全科。煤矿建立了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安全奖惩制度、安全技术措施审批制度、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安全办公会议制度、各工种交接班制度、设备管理及维修制度、事故报告制度、重要设施保卫制度，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还建立消防洒水管理制度、机电设备管理制度等25种
7 制度，各种制度进行了学习贯彻。
第四章
安全风险辨识研判
通过经验判断法，重点对车辆、机械、边坡、水、火、电气设备等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危险因素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共辨识出主要安全风险如下：
一、车辆伤害危险因素辨识
1、运输车辆自身故障，未及时修理，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事故;
2、司机违章操作，不遵守交规造成运输事故;
3、运输道路路况差，道路曲率半径小于10倍轴距，道路坡度过大，造成失控事故;
4、运输车辆超载、超重;
5、雨后路滑造成事故;
6、装煤汽车未按挖掘机司机指令进入作业区，或在装车时，驾驶员擅离驾驶室检查、维修车辆;
7、装车时驾驶员将手臂和头伸出驾驶室;
8、在道路转急弯和长下坡处未设置明显标志。
二、机械伤害危险因素辨识
1、违章操作，没有穿戴或穿戴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操作
2、机械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缺乏或损坏、被拆除等，导致事故发
8 生;
3、操作人员违章作业或大意，身体进入机械危险部位;
4、在检修和正常停运时机器突然被别人随意启动，导致事故发生;
5、在不安全的机械上停留、休息，导致事故发生;
6、安全管理上存在不足。
三、边坡滑坡和坍塌危险因素辨识
1、台阶高度过高，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2、台阶坡面角过大，不按设计要求留设坡面角;
3、不按作业规程操作，违章作业，形成大的伞檐，易发生坍塌事故;
4、地质条件变化时，台阶坡面角没有及时调整;
5、气候因素：暴风雨、暴风雪使边坡上方的工作帮和非工作帮截水沟渗漏，导致径流渗入边坡使岩层稳定性减弱，导致边坡失稳;
6、由于非工作帮风化时间较长，疏于管理，没有经常清理浮石，加之雨水冲刷，造成边坡失稳;
7、边坡管理工作不到位，没有专人负责边帮管理;
8、采场或排土场出现滑坡、坍塌征兆时，未及时发现和采取措施;
9、接近边坡开采时，没有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台阶高度和边坡角。
四、火灾危险因素辨识
1、存在明火，冬天工作人员在禁止烟火处使用煤炉、电炉、灯泡取暖等违规作业或电焊、氧焊使用不当引起火灾;
2、机械摩擦及物体碰撞产生火花引燃可燃物，引起火灾;
3、雷电引起的火灾;
4、电气设备引起的火灾。
五、水害危险因素辨识
1、场区处在洪水淹没区;
2、缺少防洪、排涝设备、设施或发生故障;
3、汛期前没有及时清障和做防汛准备;
4、场区内排水设施设计不合理;
5、场区内排水系统出现故障;
6、管理不善，发现排水不畅未采取防范措施等。
六、机电事故危险因素辨识
1、使用绝缘不合规的电工工具;
2、没有定期检修维护和保养，使线路磨损、压破绝缘层使电气设备外壳带电，设备缺少漏电和接地保护等防护装置;
3、带电进行检修、维护，绝缘鞋破损，操作者身体或工具碰到带电线路上;
4、缺少标志或标志不明显，电气作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漏洞;
5、工作人员擅自扩大工作范围或非电工进行电器操作;
6、在特殊工作场所不使用安全电压照明;
7、电气作业裸露的带电体没有防护，在潮湿地点作业未穿绝缘鞋，无绝缘垫，无监护人;
8、雷电防护设施没有或存在缺陷;
9、没有设置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或安全技术措施失效;
10、没有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和工作票制度。
第五章 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一、车辆伤害管控措施
1、驾驶室外平台、脚踏板及车斗不得载人，不得在运行中升降车斗;
2、车辆不得装载过满或装载不均，不准将巨大煤、岩块装到车斗一端，以免引起翻车事故;
3、路面较滑时，应有防滑措施并减速行驶，前后车距不得小于40米，并有专人指挥;
4、雾天或烟尘弥漫影响能见度时应开亮车前车后黄灯与标志灯，并靠右侧减速行驶;
5、正常作业条件下，同类车不应超车，前后车距保持适当，生产干线、坡道上不得无故停车;
6、自卸车进入工作面装车，应停在挖掘机尾部回转范围0.5米以外，防止挖掘机撞坏车辆，装车时，不得检查维护车辆，，、驾驶员不得离开驾驶室，不得将头和手臂伸出驾驶室外;
7、车辆在矿区道路宜中速行驶，急弯、坡陡、危险地段须限速行驶，车辆在靠近边坡或危险路面行驶时，应谨慎通过，防止崩塌事
11 故发生;
8、推土机在倾斜工作面作业时，允许的最大作业坡度，应小于其技术性能所能达到的坡度;
9、推土机作业时，刮铲不得超出平台边缘，推土机距平台边缘小于5米时，应低速运行;
10、推土机发动时，机体下面和旁边不应有人作业或停留，人员不得站在推土机上或刮板架上，发动机运转且刮板抬起时，司机不准离开驾驶室。
二、机械伤害管控措施
1、挖掘机汽笛或警报器应完好，进行各种作业时均应发出警告信号;
2、挖掘机作业时，悬臂和铲斗下面及工作面附近，不得有人停留;
3、挖掘机作业时，发现悬浮岩块或崩塌征兆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并将设备开到安全地带;
4、挖掘机应在作业平台的稳定范围内行走，挖掘机运转时不得调整悬臂架的位置;
5、挖掘机上下坡时，驱动轴应始终处于下坡方向，铲斗应空载，并放下与地面保持适当距离，悬臂轴线应与行进放下一致。
三、边坡滑坡和坍塌管控措施
1、台阶高度不得超过挖掘机最大挖掘高度，宽度不得小于20米;
2、边坡浮石清理完毕前，其下方不准生产，人员和设备不得在
12 边坡停留;
3、临近最终边坡的采剥作业，应按设计的宽度预留安全运输平台，要保持阶段的边坡角，不得超挖坡底;
4、发现采场上部地表有裂隙产生时，要重点加以防范，必要时要停产避灾，只有把隐患治理后，确认无安全隐患，方可恢复生产;
5、边坡若遇断层、裂隙、软弱部分或弱面与边坡平行，须降低边坡角;
6、露天排土场、作业平台应形成反坡，坡度应达1-3%，防止汇水进入排土场等工业设施并在排弃边缘按要求设置牢固的挡土墙，以利工程机械作业安全;
7、边坡监测系统应根据最终边坡的稳定类型、分区特点确定各区监测级别，对边坡应定点定期观测。
8、对运输或行人的非工作帮，应进行安全稳定性检查，发现坍塌或滑落征兆，应立即停止采剥作业，撤出人员和设备，查明原因，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报矿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9、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挂帮矿体，在规定期限内，未经技术论证不得开采和破坏;
10、必须建立健全边坡管理和检查制度，对边坡重点部位和有潜在滑坡危险的地段要及时加固。
四、火灾管控措施
1、明确防灭火职责，配齐相关人员;
2、建立防灭火相关管理制度，并落实;
3、 制定防灭火中长期规划和实施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对规划、计划进行完善改进，并落实;
4、 按规定及时组织对煤层自燃倾向性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报告;
5、 防灭火相关记录、台帐、图纸资料等齐全，并及时更新。
6、 煤矿内的所有设备、设施应备有灭火器材，并定期检查和更换;
7、地面建筑物、场所必须设置消防设施、消防器材或消防工程;
8、开采有自燃倾向的煤层，应建立防灭火系统;
9、 储煤场堆煤应制定预防煤炭自然发火的安全技术措施;
10、 防灭火系统其他工作，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水害管控措施
1、露天煤矿须设置防、排水机构，并且设置专职水文地质人员，建立水文地质资料档案，每年制定防排水措施，并定期检查措施执行情况;
2、采场的总出入沟口和工业场地，均应采取妥善的防洪措施;
3、必须建立排水系统，上方应设截水沟，有滑坡可能的地方，应加强防排水措施，应防止地表水、地下水渗漏到采场;
4、应采取措施防止地表水渗入边坡岩体的软弱结构面或直接冲刷边坡，边坡岩体存在含水层并影响边坡稳定时，应采取疏干排水措施;
5、施工区域应设置排水站泵，各排水设备应保证良好的工作状
14 态，遇超过设计防洪水位线时，允许最低一个台阶临时淹没，淹没前应撤出一切人员和重要设备;
6、排水供电系统必须保持稳定可靠，矿山所有排水设施和机电设备的保护装置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任意拆除;
7、在凹陷露天开采时，为防止设备被淹，汛期下雨前，应把所有移动设备从低台阶移至高台阶。
六、机电事故管控措施
1、供电设备和线路的停电和送电，应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线路跳闸后，不准强行送电，须查明原因，待排除故障后方可送电;
2、矿山电气设备、线路应有可靠的防雷接地装置，并定期进行全面检查和监测，不合规的要及时更换或修复;
3、电气设备的检查、维修和调整等，应建立符合规定的主要检查制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并应及时将检查结果记录存档;
4、电气工作人员属于特种作业人员，须按规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准上岗，上岗须穿戴和使用防护用品、用具进行操作，
5、检修设备，应在关闭启动装置、切断动力电源和设备完全停止运转的情况下进行，在切断电源处应加锁或设专人监护，并悬挂“有人作业，不准送电”的警示牌;
6、在停电线路上工作时，应先采取验电和挂接地线等安全措施，工作完毕，应及时将地线拆除后再通电;
7、电气设备可能被人触及的裸露带电部分，应设置防护罩或遮
15 拦及警示标志;
8、露天照明使用电压应为220v，照明网络的熔断器或开关，应安装在火线上，不得安装在中性线上。
第六章 县域煤矿自检研判情况定性分析 昌宁县县域煤矿仅有昌宁县红星煤矿一户露天煤矿企业，煤矿企业开展的自检自查并撰写了《昌宁县红星煤矿安全生产风险分析研判报告》，昌宁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结合煤矿安全生产实际，对企业撰写的报告定性为基本合格。
强化安全风险研判能力
筑牢人身安全防范屏障
***供电车间深入学习贯彻段《***供电段安全风险管理实施方案及推进计划》文件精神，全面把握安全风险管理的内涵和要求，扎实推进安全风险管理，强化细节和过程控制，不断提高车间安全管理水平。通过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教育，引入安全风险管理方法，构建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以供电安全为重点，加强设备、人身安全风险研判和防控能力，围绕规章制度、作业环境、设备特点、职工思想、机具材料等关键确定人身安全风险点，制订并落实管控措施;制订完善现场作业“危险源”管理办法，并明细“危险源”安全控制点;对“危险源”控制点车间做到件件有人审，事事有人盯，处处有人防，时时有人控，确保供电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安全风险管理是基于对安全生产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在既有安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来评估和预测风险，通过识别、研判、规避、监控等一系列活动来防范和消除风险。风险的识别研判是基础，风险的监督控制是核心。落实安全风险管理，通过实施预见性、主动性安全控制措施，将影响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实行有形化、程序化管理，关键在于认识上的更新、方法上的转变，应当着重理解和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面调查，超前预想
安排专业人员，提前上手，围绕人员、设备、管理三大要素分析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理清安全风险点，严格制定检查标准和各岗位工作标准，并对曲线、线岔、分相等关键设备和防断准备、应急抢险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盯控。同时，开展季节性专项整治活动，围绕施
工、防洪、防脱、防断、防卡、防磨、人身安全等7大工作专业管理，强化安全措施落实盯控，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安全风险考核评估，确保安全风险点清晰可控。
1.静下心来、重视起来
安全风险管理与传统安全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面对新的安全管理思路，要高度重视、冷静思考，不能手足无措，更不能无动于衷，要在做好原有安全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将工作重点由事故究责、问题考核、隐患整治向风险项点评估、问题趋势预测、关键环节卡控和过程动态监控上转变。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推行安全风险管理要遵循安全生产规律，牢固树立“安全大如天，万事排最先”的理念。
2.携起手来、行动起来
做好全面调查，细化风险，夯实风险基础。要把经验与责任结合起来，将以往管理上的有效做法进行固化，形成专业分工、责权明晰、实施高效的标准化工作模式，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全面把握，统筹考虑，从作业项目的制定，外部环境的变化，职工思想的波动，设备结构的特点及机具材料的状态等逐步细化风险点。
车间结合上级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违章违纪的大排查;通过动态添乘、徒步检查等方式，加大对关键设备点，重点环境处所、路外安全因素等问题的排查。共计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和违章违纪18件，统计管内特殊设备、特殊地理环境、特殊路外运行条件等各类危险源312处。车间还对所有线路进行拉网式排查，特别是对关节、分相、线岔、分段、曲线等关键设备和区段进行记名式检查，发现并迅速整治各种隐患16处。同时，车间加强现场作业的检查抽查力度，对“天窗”利用率不高、未按照规定设置现场防护、受力工具状态不
良、驻站防护员不按规定进行联控、不按标准作业等行为，严肃考核处理，确保“天窗”利用高效、现场安全可控、作业质量达标，引导规范现场作业习惯。
3.采纳进来，完善起来。
车间动员全员参加，多方面思考，深层次考虑，对生产中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点进行预想，提前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保证安全生产平稳有序;同时要筑牢安全基础，结合季节安全工作重点，编排有针对性的措施计划。车间针对近期防暑和防洪，认真组织职工学习防暑文件，全面开展防洪演练，并对防洪料具进行不定期抽查，累计发现并整改各类问题12件;还要要加大设备的整治力度，夯实设备基础，提升安全基本保障能力。车间针对管内分段绝缘器绝缘滑板老化问题，根据段技术科要求，累计更换完成分段绝缘器33台;更要规范安全管理，形成规范的风险控制数据库，细化出台标准，逐步完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二、规范行为，控制过程
按照逐级负责、分类负责、分工负责、岗位负责的原则，将安全风险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职工、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是安全风险管理的关键。
1.强化现场作业控制
全面提升“互控、他控、联控、共控”安全卡控意识。车间领导班子带队加强一线包保盯控，所有包保干部深入一线，督促工区落实标准化作业程序。根据每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合理安排次日工作计划，严格落实集中管理制度。每次作业必须有车间管理人员跟班，随时解决现场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全程盯控作业情况。做到工长带班作业，干部跟班监督，落实现场卡控“双保险”。4月份全月车间领导班子
及包保干部累计跟班作业41人次。
2.提高设备运行质量
针对设备安全关键，制定详细的设备病害整治方案，对接触网线路质量薄弱、外部环境恶劣、几何尺寸不良等区段集中力量进行综合整治。静态检查上，要落实设备日检查、周分析、月静评、季考核、半年评比等“五项检查制度”，形成全设备、全项目、全过程的“三全”检查机制，科学有效指导工区养护维修作业;动态检查上，要结合检测车动态检查资料，严密盯控供电设备质量，确保动态受控。要加强动态检查图纸和导高曲线摘要报告分析，科学指导工区“按图修”。其中车间针对中牟-占杨区间铜整体吊弦大量断股现象进行集中综合整治，截止目前累计更换吊弦156根。
3.加大应急处置能力
形成组织完善、装备齐全、分布合理、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组织体系，修改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特别是针对恶劣天气、防洪防汛，要明确不同的响应人员、时限、流程，形成应急响应常态化;同时抓好日常应急演练，增强防范安全风险的能力，确保安全风险发生后能够得到果断、正确、快速的应急处置。
4.稳定作业工作标准
车间把日常作业标准同安全风险点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标准化作业 “先培后鉴”活动，严格日常执行监管。全力推行现场作业“高压线”管理，以严明的组织纪律确保安全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5.深入查改优化分析
车间把自查与改进双向合并起来，扎实开展安全主题活动，将收集起来的现场问题进行集中分析，对风险因素进行重要性的排序分
级，动态优化安全风险点和控制措施。
6.健全究责制度体系。车间将究责与预防整体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理考核机制，提高安全风险管理效能。
三、强化基础，筑牢安全
安全风险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的监督控制，从源头上化解和降低安全风险，是一个实时、动态、连续的良性循环过程。需要广大干部职工在思想观念上彻底转变，在素质能力上积极迎合，通过潜移默化、全面推开和长久实施，才能进一步发挥出其确保铁路运输生产长治久安的强大功能。
1.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车间运用文化的力量，增强职工的安全风险意识。车间采取多种形式，特别是以职工身边的案例，对职工进行“安全第一”的警示教育。鼓励职工自觉地按标准作业、争当标准化职工。教育培养干部职工树立安全价值观，并自觉地转化为安全生产的内在动力，积极营造“作业讲标准、人人赶先进”的安全文化氛围。
2.建立安全风险统计分析制度
全面收集和掌握各类安全信息，及时筛选各类问题，对存在的各类危害因素和事故隐患进行风险分析，全面掌握安全风险产生源头、形成原因、分布位置、发生概率、产生后果，形成规范的风险管理数据库，同时完善各类检查、检测和监控手段，及时发现各类风险，实现对安全风险源点的动态管理。
3.健全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掌握安全风险评估标准、检查评估方法，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活动，同时对既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等进行评估，确保安全风险时刻处于“在控和可控”状态。
安全风险的防范工作，考验着我们的科学预判能力，任重而道远。面对安全的新形势、新需求、新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夯实安全基础为前提，围绕段风险管理工作“总体目标”，提早把安全风险查找到位，把措施方案设计周全，把责任分解落实具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临危不乱、临险不慌，有效地确保铁路运输生产安全。
***供电车间 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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