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摘要】历史分期是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是明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形态，从而更好地归纳总结出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活动。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主要有两种说法和讨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1：

２０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

[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

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代发端的“革命”话语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

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文革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 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作者：吴擎华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2：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摘要】历史分期是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是明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形态，从而更好地归纳总结出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活动。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主要有两种说法和讨论。一种认为1949年以前我国国家性质不稳定，社会性质也存在差异，所以认为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919年至1840年是近代史的具体分期。本文浅析这两种分期观点。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分期;国家性质;社会性质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是胡绳先生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开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公认的在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部地位非凡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中国近代史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再次掀起了一波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李侃列举出以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不合理，其中最主要观点就是认为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对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全过程存在不利，对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存在阻碍。同时陈旭麓也在随后的论述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觉得“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认为这110年是完整的历史，所以不能1919年为下限。

在现下的中国史学界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这段历史还是被很多人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段，因此这段历史的下限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还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是按照1840—1949年的时限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

不得不承认近代的中国是一段充满了屈辱的，洒满了血泪的历史。自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中国这艘巨轮便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狂风暴雨中，风雨飘摇。这是以前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的普遍认识。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在十几年以前，就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就提出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不仅仅只有所谓的“沉沦”，还有一些“上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体来说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来讲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来讲的。半资本主义，客观来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历史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一种进步，进步就是一种“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对这一新的解说，笔者认为似有一定的新意，又难以自圆其说。它看到了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对它作了充分的估计，是它的长处。但如何估计半资本主义的因素，颇为困难。中国社会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即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产生了，那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带进来的，且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如果说中国刚刚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感情上，都很难以说服人。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和买办企业的夾缝中产生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才有一定的增长，这当然可算作中国社会里的半资本主义因素。如果以此为准，则“上升”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这样，“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就难以解释清楚。海峡两岸间的认识不一致，大陆的学者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1949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五四运动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个人更加倾向于1840年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这一观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1840年到1919年为近代史），作为新兴只是人才，作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打破把近代史分割为近、现代的这一习惯。从而形成一个一个更科学的，更系统的110年完整历史，积极配合建立把轴心看作国家政权，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为框架的体系。觉得这段历史具体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1912，即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成立。因为这是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变化而定的。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到中华民国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资产阶级性质的（虽然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了民族资产阶级，但不成熟，而到1912，孙中山已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第二阶段：1921—1949，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因为这是社会性质发生巨大改变的阶段，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当家做主，并且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序幕。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终于取得了近100年来的第一次全面反侵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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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榕餜（1992—），男，汉族，湖南长沙人，硕士学位，单位：湘潭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胡榕餜

近代史话语变迁分析论文 篇3：

探索与革新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现代化问题，教学问题

2008年11月14日，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协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共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摘要)五十余篇，涉及世界近代史研究与教学的各个领域。大会期间，各位专家学者不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近代史研究和教学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也纷纷提出了各种新的见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世界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体系

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乎一门学科发展的方向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世界近代史体系，即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是近年来中国世界近代史学术界探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次会议上，许永璋、于兆兴(郑州大学)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对钱乘旦所提出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表示赞同。认为这一思路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与实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助于回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建议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其荣介绍，由该校组织编写了一部新的《世界近代史》(将于2009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近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现代化为线索，并且就城市化、北欧和澳大利亚等此前各种世界近代史教材所甚少涉及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与此相应的是，陈振昌教授(西北大学)一方面肯定了现代化问题在构筑世界近代史体系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指出这只是通向完善体系的一个阶段，由于我国的现代化研究还处在初步的阶段，以此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科学体系，还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第一，由于在工业文明起源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欧洲中心论”依然是新科学体系中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特征。第二，欧洲启蒙学者所鼓吹的“直线进步历史观”，在新体系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再现。如何揭示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许多学者有关新科学体系的具体规划中，缺乏应有的反映。第三，如何处理在现代化主线之外的许多“非现代化”内容如移民、生态问题等，也是构建新体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真正完善的世界近代史体系应是一个以社会转型为主线、具有时代精神和科学价值的世界近现代史新学科体系。

整体史观、全球史观作为国际世界近代史学界的主流思想之一，在本次会议上也有所反映。黄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提交的《全球意识与区域经济史研究》(摘要)，提出把区域经济史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大背景下，从区域经济史和全球史研究的现状、区域经济史研究呼唤全球意识、区域经济史研究视野的突破、全球史观与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以揭示出全球意识在区域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是否应该依照上述话语结构构筑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如何科学地认识现代化等主线的问题?何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解析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何平教授指出学习、借鉴和模仿西方话语，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种思路本身将会制约中国学术研究和思想话语的革新。因为每一种学术或话语结构都是通过一些排他性的行为被构造出来并得以保持的。这种观点有可能使我们对我们时代的历史知识的形态、内涵和认识模式进行更深远的反思。徐健(北京大学)也认为，当前国际和国内都在探讨重新整合世界史的模式，如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文化学模式、政治斗争模式等。诸多模式表明了当今的世界多元化，不应该存在某种独尊的模式。

二、世界近代史教学问题

如何提高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水平，是历届学会探讨的主题之一。本次会议围绕研讨式教学、多媒体的运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陆伟芳(扬州大学)指出，我国世界近代史教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知识的广度，通过近代通史的教学有利于学生掌握几百年间的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但这种教学思路影响了对历史深度的解剖，同时在教学关系上，缺乏具体的手段和途径让学生进行更多的自主学习，学生更多的是机械的、被动的学习，只是教师枯燥的说教和灌输。

如何改革世界近代史教学内容，使这一过程充满活力，以培养更具有创新力和主动精神的专业人才?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纵横双向整合：世界近代史教学鲜活之途》一文中提出：纵横双向整合，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必须正视世界近代史变迁的整体性、综合性、联系性、非线性与复杂性。其中，历时维的纵向整合所凸显的关系链是“近代”与“上古和中世纪”、“近代”与“现代和当代”之间的联系；而作为共时维的横向整合包括宏观上的“西方近代史”与“非西方近代史”的交互影响，微观上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外交等层面的彼此作用。纵横双向整合有助于避免历史诠释的“箱格化”与“机械化”倾向，不失为使世界近代史教学得以鲜活的一种有益尝试。

李其荣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则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指出了一种新的路径。他在《世界近代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一文中指出采用研讨式教学方法，坚持启发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在学生中建立世界近代史兴趣小组和专题研讨的方式，着力于学生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21世纪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发展趋势。伏广存教授(临沂师范学院)则介绍了自身的经验，在教学中将“单元、线索、重点内容阐释教学模式”，“设问、质疑、讨论教学模式”，“科研能力培养与训练模式”等教学模式相结合，并根据教材内容穿插并用。认为这种教学思路改变了单一的接受式教学学习方式，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求索精神，激活了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平教授则根据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指出了通史教育和专题教育各有其优点，前者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宏观理解，后者则便于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深化对具体问题的探讨。

多媒体的运用已称为大学教学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意义不容置疑。邱建群(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在《关于世界近代史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中回顾了叙述历史方式的媒体革命，充分肯定了多媒体手段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的优越性。同时，作者以历史图片的采用为例，分析了当前多媒体教学中有悖历史真实的诸多现象。他指出，教师在选用历史图片时要认真审慎地考证图片的真实性、代表性和启发性，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图片用“准”、

用“好”、用“活”。

三、国别史研究

国别史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载体，在本次年会上，与会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内显示了新的风貌。

张德明教授(武汉大学)在《国际机遇的利用与美国向太平洋的领土扩张》一文，以路易斯安那和阿拉斯加购买为例，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美国西向扩张的进程。指出：推行适合本国国情的中立外交政策和充分利用国际机遇的策略，是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彭书青(首都师范大学)撰文探讨了美国内战时期北部联邦的情报活动，是研究南北战争的一条新的思路。李国庆在《美国第三次三K党的大众传媒方略》中考察了二战以来三K党运动宣传方略的转变及其影响，指出这一转变与美国大众文化相结合，导致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重构与异化，其隐蔽陛和危害性都甚强。李军(北京教育学院)对欧文·威斯特的小说《弗吉尼亚人——平原骑手》进行了解读，论述了该书在美国西部牛仔文化的史学地位。

英国史方面，高麦爱(南京大学)从工业革命前后市场竞争和财富配置机制的变化论证了长子继承制废除的必然性。李超(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对罗素的和平思想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叙述了罗素和平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对其意义和局限也做出了新的评价。刘佳(首都师范大学)就英国《1844年铁路法案》颁布的背景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了19世纪中叶英国铁路国有化尝试的必然性。段家强则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立法的背景、过程和影响，旨在说明其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英国走向“福利式”国家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此外，张丽(《世界历史》编辑部)在《30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一文中，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国史研究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充分肯定我国法国史研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研究队伍萎缩、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不多等问题，以期引起同行专家学者的思考。刘大明的《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自卫军》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国民自卫军的构成及其双重职能，论证了这一组织对大革命的推动作用。闵凡祥(南京大学)撰文论证了社会心态的变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近代西欧的崛起，与其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近代亲资本主义新型社会心态的形成密切相关。岳蓉(贵州师范大学)在《解殖化立场与民族国家的困境》一文中，指出建立在反殖民与解殖化立场上的民族国家形态，由于结构性的缺陷、历史传统与宪政主义的歧异，使得东南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处于困境之中。

四、环境史问题

环境史学是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现实问题的日益关注。梅雪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撰文分析了历史学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历史学在政府环境决策和大众环境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周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美国大平原北部放牧业的发展及经验教训》中，肯定了大平原北部牧业发展对美国西部开发及其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分析了这种掠夺性开发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汲取这种经验教训，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杜玉杰(首都师范大学)则从思想界、大众意识和政府诸方面，考察了19世纪中后叶美国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和早期资源保护的历程。

大会还进行了研究会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研究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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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晓祥　邢来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