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根源探究论文

2022-04-1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近30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清晰地表现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探索;21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突破。从回归文本内容研究、探索新内容再到拓展新内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危机根源探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危机根源探究论文 篇1:

试论新国际金融危机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逐渐开始重视起关于金融危机方面的研究,也正是基于此研究的基础之上,金融房地产领域的发展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次级抵押贷款的市场也到了白炽化的阶段,金融领域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但由于经济的过快发展,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过快而带来的虚假繁荣,例如房地产领域出现的房价过高,买方和卖方之间出现不协调,地产开发商高负债高投入也引起了金融领域的泡沫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有秩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特征 研究

一、引言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种调整需求方的过度消费能力和供应方过剩的生产总量调整的产能之间不成比例。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发展受挫,而且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从根本上瓦解了美国想称霸世界的地位,一是美国的通行货币——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下跌,持续贬值,欧盟发行的欧元地位高于美元。二是各國的外汇储备对于美元的选择减少,导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重下降,欧元上涨,并成为官方外汇储备货币。

二、国内有关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一)有关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辜林(2010)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美国政策的改革和执行,以及美国国民消费的行为模式,二是国际金融体系在美国整体的发展下失控,三是美国资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太过于自由,四是美国的国家制度引起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消灭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所持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和生产社会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扩张速度过快的虚拟资本和极端扩散的金融衍生出的工具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放任经济政策是2008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国内学者对国外防范金融危机的研究

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也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各国经济一体化和不断爆发的大小金融危机是最突出的特征。由于世界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机遇与挑战并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过程中危机四伏。有专家认为,我国要想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减少波及,必须坚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调节为主,政府为辅的经济体制,完善金融领域制度的规范。后危机时代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规划:一是促进经济向创新型、技术型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更好的整体经济复苏;二是重视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额度,预防金融危机;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的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频次;四是关注民生发展,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障基本利益的同时尽量做到公平。

三、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根源探究

显而易见,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次贷泡沫危机。人们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探究随着危机范围的极速扩大而深化。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广义组成部分,引起爆发的原因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结构失调。当今的金融危机爆发从根源来讲都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买方和卖方需求不协调,生产过剩的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无法调和,所以在一定周期内都会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都有一定的周期性,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新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是世界经济冲突的全面爆发。

四、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

(一)未超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一般来讲,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都是因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发展冲突,不协调。从理论上来讲,金融危机的爆发没有超出马克思对金融危机分析的范围,危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精神层面和个体水平的现象,而是一种经济发展本质和物质规律上面,从经济发展整体出发的一种现象。进行危机处理时也要基于供求关系,整体与部分,虚拟和实体之间的关系来探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处理。对于危机爆发的根源,马克思这样认为: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利益和社会生产无法调和保障时,民众劳动所得的工资越来越低,导致购买力下降时,资本家还在一味的扩大生产,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现如今新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已经发现,危机最先开始的地方一般都是虚拟经济的投机领域,然后迅速扩大到实体经济。从表面现象来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于虚拟投机虚假繁荣泡沫破灭而引发的,从本质来讲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难度而引起的生产过剩。

(二)危机爆发波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迅速蔓延到了亚洲各地,虽然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所受损失和波动较大,但是美国从中获益众多。而08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汹,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先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给发展缓慢、虚假繁荣的美国实体经济严重打击;二是美国金融系统的脆弱程度并没有停止腐烂,导致美国在全球投资中公信力降低,导致美国霸权摇摇欲坠;三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08危机导致全球很多国家深受其害。

(三)与国际垄断资本的运作密不可分

危机首先爆发的领域是在金融领域,而国际垄断资本是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爆发不论大小的原因都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运作密不可分,呈现一下基本特征:

1.经济加速金融化。

2.金融泡沫化。

3.金融自由化。

五、结语

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以及实际运作机制表明:危机爆发的主要基础是基于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原因,在一体化的背景下,新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无法避免的瓶颈。在目前相对平稳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重建新的国际科学的金融秩序,我们也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坚持发展符合自己国家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从而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也能抵御外部金融危机爆发而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刘兴波等.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失衡:表象、根源及影响——对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堕落》中社会失衡问题的分析[J].学术探索,2011(5).

[2]辜林.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年第9卷第9期.

[3]柳辉芳,韩洪文,李栋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我国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指导意义[J].科学导刊,2010年12月(中).

[4]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作者:雷卓婷

经济危机根源探究论文 篇2: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

摘要:近30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清晰地表现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探索;21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突破。从回归文本内容研究、探索新内容再到拓展新内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现实危机

一、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急需理论研究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逐步回到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1 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文本研究

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并不仅局限于经济危机内容研究的回归,也不是对已有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理论回归的同时带有学术研究特有的思考和探索。相对于文革时期将危机理论极端化而言,这一时期能够客观地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传统内容的回归。陆立军(1982)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危机思想的研究,强调了货币流通职能的抽象可能性,阐述了危机的周期性特征,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的物质基础,危机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朱慕唐(1983)通过对工业高度发达阶段劳动生产力提高、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危机由抽象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吕芳举(1983)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无序状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形成历程的脉络梳理方面,董瑞华(1987)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逻辑为主线,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历程划分为1840年代至1850年代中期的萌芽阶段;1850年代后期以《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为标识的初步形成阶段,以及1860年代前期以《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为标识的成熟时期。袁隆生(1987)则聚焦于《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在分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危机从抽象可能性向现实可能性转化的内生制度性、外生条件性因素。赵春明(1989)指出,马克思对经济危机问题的探索成果集中地反映在《伦敦笔记》第Ⅶ本中的《反思》手稿和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搜集、积累了大量关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情况的实际材料,提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的理论雏形,并对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作了探讨。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完整性的探索研究方面,李达昌(1983)通过对《资本论》中经济危机思想的研究,论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遵循“政治经济学批判”宏篇巨著的结构安排的。他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论述,道出了危机的抽象形式;第四篇第十三章中含有对危机周期的论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中包括对危机一般表现及特征、资本积累规律对危机作用的阐释。陆立军(1982)就经济危机理论在《资本论》每一卷中的分布情况与写作初衷作了详实、科学的分析,指出马克思这样安排绝非偶然,而是符合其所构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严密逻辑性的,是服从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一根本历史任务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完整论述了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实质、物质基础、特点、后果,直至最后具象化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与信用危机。

2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争鸣与探讨

1980年代中后期继文本研究初步完成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郑邦才(1980)认为经济危机只是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现象的特指,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摆脱不了的噩梦,是最终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爆破点。而另一些赞成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学者则从多个角度予以求证。王志伟(1989)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抽象可能性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故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危机的潜在基因。王初根(1988)从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克服了危机的第一种表现形态——生产过剩性危机,但危机的第二种表现形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则可能使社会主义滑向结构性危机的深渊;而且,固定资本更新的危机形式虽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手段,却也同样酝酿着危机的失衡。王勤(1989)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态势出发,指出同自然界发展规律一样,经济危机是人类社会共存的经济失衡状态。

3 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19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特征发生转变,针对教条主义者抛出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过时论”,学术界开始着手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周建平(1982)认为,新科技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催生新兴产业等影响,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交织在一起。吕芳举(1983)也持相同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经济危机发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交织,周期进程四阶段交替不如战前明显;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交织,物价不跌反升;经济危机周期呈现不显著的缩短趋势等特征。对于以上新特点、新变化,李达昌(1983)指出,虽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未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呈现出一种缓慢缩短的趋向,经济危机的深度不如从前,但并不意味着危机将会愈来愈缓和。

可见,整个80年代的研究,从强调经济危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开始转向辩证地审视经济危机,客观、正确地看待经济危机变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回归到理论研究本色。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文本出发,追溯其真理本体,求证其理论逻辑的完整性。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秉承着“随当时历史条件而转移”这一原则,开始探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原因,并且展开了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探讨。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回归,虽为以后理论研究作了铺垫,但仍或多或少地强调《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后果的结论、关注于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直接相关性,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结合资本主义实际的具体危机研究上以及在我国经济运行的策略应对上缺少一种理论自觉及实践自觉。

二、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探索

19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也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形态的变化、策源地的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学者无周期论的鼓吹而处于低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在198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缓慢前行。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才使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开始出现突破,踏上了用马克思主义智慧探索中国经济的新征程。

1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的再次审视与探索

1990年代初期,在苏东解体的沉重打击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陷入低谷。为了回应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怀疑,牛德生(1992)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细化分析,指出经济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可变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曹新(1991)则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变形的现实,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无力驾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周小亮(2000)将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比较,指出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生性缺陷这一更为深刻的原因,而非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消费不足。

2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再次泛起

逄锦聚(1992)梳理总结了1980年代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反驳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论,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波动等同于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不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不具周期规律性,社会主义经济并不能得出经济周期的结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消费不足现象的出现,学术界再次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讨论热潮。李志远(1999)指出我国走出了商品短缺阶段,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应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生产过剩性危机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崔友平(1999)也在评述包括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内的多种危机理论基础上,得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论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认为应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出现的过剩现象。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极大可能性,但非制度性。

3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赋予中国经济摆脱“过剩尴尬”的策略探索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经济受到冲击,使得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生产过剩现象凸现。学术界开始探索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赋予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应对策略。李健英(2000)指出,虽然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未完成专门的宏观调控理论,但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分析,为我们构建宏观调控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总需求管理的重要思想,宏观调控的关键是把握经济失衡的信用传导机制。在应对经济过剩的政策制定方面,崔友平(1999)指出,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市场、供给、需求等因素,多管齐下,避免孤军奋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强调治理政策的耦合性,形成政策合力。在具体措施上,丛松日(2000)提出,针对消费市场萎靡、投资市场不振,提出加强消费市场监管,扩大国内外市场,发挥市场竞争作用。

199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再次审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原因的探究,看似是对1980年代的延续,实则同时还有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策源地、转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探讨。在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危机理论研究开始积极研究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这一阶段的研究虽初步表现出一种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但还停留在对危机策源地转移等新形式、新特点的表层认识,未能剥离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转嫁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性。因此,也就很少有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原则框架剖析亚洲金融危机等具体危机,使得这一阶段的研究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性研究困境,难以突破。

三、21世纪初。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突破

21世纪以来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学界已经开始着手结合各类危机进行实例剖析,特别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审视金融市场因素对危机作用的研究。王然(2004)指出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国家,虽在发展模式上有异,但二者却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交集,这就不能不警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隐患。乔洪武(2006)则从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危机可能性着手,对信用、虚拟资本等一系列金融市场要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一时期的研究虽为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地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危机、阿根廷危机,弥补了199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实例研究空白,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挖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作了必要铺垫。

2007年6月,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掀起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热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其科学性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突破。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梯度展开:

1 倡议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审视金融危机

对于这场危机的成因,一般解释为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然而,仅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以及对政策弊端做出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这场危机的恐惧与疑虑。学者们提出应回到马克思,明确倡议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审视此次危机。侯惠勤、辛向阳(2010)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上具有指导意义,开始回归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找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刘明远(2008)提出应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来看待这场金融危机,认清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顾钰民(2009)也提出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操作层面上的,“对当前金融危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的阐释,是摆在马克思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王伟光(2009)则贴近现实呼吁:“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认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何秉孟(2009)也倡导以深刻背景及制度根源来研究肇始于美国的这场危机。

2 拓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研究

在2009年之前,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中仅仅将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具体表现形式,而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的挖掘与拓展成为研究热点。马艳(2009)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解析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的金融危机既包括单纯意义上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货币领域里的反映。张宇(2009)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进行了概括:它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及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陈永志(2007)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过度虚拟化必然造成不匹配问题,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匹配,金融危机实质仍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张俊山、刘爱文认为金融化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双重作用,既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空间,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同时又进一步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陈享光(2009)也从资本主义对抗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辩证地分析金融化与危机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文本。

3 立足理论。探索实践层面的措施指导

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分析,这一阶段更鲜明的特点是学以致用地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政策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的:一是宏观上,在方向性的总体原则方面。顾钰民(2009)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沼泽中,这种发展趋势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马克思关于资本日益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企业资本的社会化发展,私人资本将由社会资本所取代的预见,被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验证。张作云(2010)指出要以马克思的立场为指导,结合当代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眼界。二是中观上,在建构应对政策方面。卢盛荣(2009)认为应从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监管层面、产业结构的调整着手。张宇(2009)则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选择包括完善基本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加强宏观调控、实现自主发展等。胡磊(2010)也提出要有效扩大内需,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意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同步且防范“需求泡沫”。侯铁建(2010)认为在既有制度环境下,应着眼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有效供给;调整和改善分配结构,扩大有效需求。三是微观上,关于如何践行政策项目,特别是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程恩富(2009)提出,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国应适当控制对外贸、外资、外技、外汇的依存度以提升自身消费能力、资本协调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及外汇管理能力。针对加强金融监管问题,有学者提出深化改革完善体制,防范制度性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金融市场,防范金融危机,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针对如何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学者提出要按照匹配原则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要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质量,为虚拟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虚拟经济要根据实体经济来规划发展并保持适当的超前性等。

这一阶段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实例,深入探讨,使人们重新审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互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探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一过度消费一金融危机一经济危机的逻辑走向,从而揭示了此次金融危机仅仅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再次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硕果累累的相对繁盛时期。在关注焦点上完成了由实体经济危机形式到信用金融危机形式的根本性转换;在研究深度的拓展上由浅层次分析危机表现形式到解读此次危机的逻辑走向;在对中国经济的实践探索方面,由之前只关注宏观层面的策略,如强调不要过分依赖出口具化到微观层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预警等措施,可操作性更强。但是对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立论根基的研究仍处于抽象演绎层面,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性衍生危机的生成机制研究方面明显不足。

四、结语

纵观30多年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状况,其历经了1980年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文本内容的回归,19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的探索,以及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理论研究突破。由回归、探索到突破,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还体现在内容拓展上,由简单重复苏联式教科书到注重全面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在内容;在研究取向上,由侧重于强调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相关性到兼顾危机的二重性,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的有机统一,科学把握资本主义走向与社会主义前景;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规范研究拓展到模式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以现实危机为例进行实例剖析研究,突破了现实危机与理论危机割裂开来的研究困境,并以现实危机为契机,积极探索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导现实经济运行的策略。然而,目前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仍有尚待探索之处:一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体系研究不足。不能够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体系的整体性,也很少有研究成果关注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时的思想逻辑。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当代价值的研究缺乏前瞻I生。目前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多为对经济危机成因的反思性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不能在危机诱发因素累积时期,提高预见性,预防危机。三是研究方法上,多为定性分析,虽然有利于认识危机本质、揭示演进路径,但是不能使人们对危机认识进一步量化,从而准确预测危机走势。

作者:孙业亮 殷倩

经济危机根源探究论文 篇3:

关于爆发经济危机原因的再思考

摘要:经济危机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姓“市”,即在人类历史上只要一个社会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它就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地出现经济危机。对经济危机要辩证地、正确地认识其所带来的负效应与正效应,它既是“魔鬼”也是“天使”。

关键词:经济危机;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利润挤压危机理论;新自由主义酿成危机理论

肇始于2007年8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及实体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都遭到了历史罕见的重创。世界经济何时恢复生机、迎来繁荣,中国经济如何挑战考验,迎来新一轮健康而持续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还是个难以准确预知的问号。

严峻的经济现实要求我们进行全新而深刻的理论思考——思考蔓延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真正致因。

一、关于经济危机爆发致因的新思考

(一)传统经济危机理论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危机,许多学者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中寻找答案,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斯大林明确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1]经济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以斯大林阐述为经典表述的传统危机理论难以解释如下四个问题:

1. 将经济危机仅仅界定为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无法说明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与世界同步的危机现象。

2. 将经济危机的致因解读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解读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说明为何在资本主义早期——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时期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倘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能涵盖所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试问,那还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吗?

3. 细想起来,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千百万劳动群众失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购买力),恰恰是资本家阶级增加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购买力)。也就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社会总需求规模并未缩小,这又何来社会总需求不足是爆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呢?

4. 还要看到,在有充裕的社会支付能力的条件下,如若社会生产提供的产品质次价高,或者货不对路(比如产品的花色、品种、款式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因为信息的滞后、不对称以及由于交通、流通等方面原因的阻隔,那也是会出现生产过剩、产品难以卖出的危机现象的。毋庸置疑,这种情况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而与社会制度的属性无关。对此,不知传统理论又将如何解释?

(二)经济危机爆发致因新探

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正确地解释实践、指导实践。面对如上困局,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阐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笔者认为,经济危机表现为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直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关,由此我们需要从生产力的视角进行分析。同时,经济危机又表现为“交换问题”、“分配问题”以及“消费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又与生产关系相关。如是,笔者的探究就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视角看问题,经济危机显然与机器大工业息息相关。毋庸置疑,相对于手工生产,机器大工业有着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创造出、生产出无数倍于手工生产的物质财富,这就为生产的潜在过剩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笔者认为,机器大工业就是产生经济危机现象的生产力致因。要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于1825年的英国,而那个时期,正是机器大工业确立的年代!①进而,依据如上分析思路,我们还可以圆满地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时期没有爆发席卷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因为,在那时,尽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业已存在并不断激化,但受制于人们自然体能制约的、有限的手工生产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短期内魔术般地变幻出无穷的社会产品来——也就是,手工生产不是造成社会生产过剩的物质技术基础。

不过,笔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机器大工业仅仅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而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这就是说,有了机器大工业并不意味着必然衍生经济危机。比如,前苏联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实现了工业化,但直到解体前(1990年)也没有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再如,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现象启示我们,爆发经济危机还必有特定的生产关系致因。

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问题,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以及无政府状态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制度致因。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市场价格因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基于经济人的逐利天性,市场上出现什么盈利信号(通常以价格信号表现出来),商品生产经营者就会投资干什么行业,市场盈利越高,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由此竞争下去,必然加大某些行业的投资和产量,从而降低这些行业的盈利率。由于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经营者不可能获得全部相关信息,他们的生产经营带有无法克服的盲目性,只有到了投资无利可得,甚至出现亏损时,生产经营者才会猛回头终止生产经营。可是,事到此时,业已形成无可挽回的生产过剩局面了。

显而易见,如果某个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那就是这个行业爆发了经济危机;如果一个国家众多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那就是一个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倘若是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出现过剩,那就是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由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危机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姓“市”——在人类历史上,只要一个社会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它就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地会出现经济危机。

二、对六种经济危机理论的评析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还是西方经济学流派,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从不同视角做出阐释。下面介绍几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观点有别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做出评析。

(一)消费不足危机理论

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提出了以消费品供求为基础的消费不足危机论。[2]斯威齐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消费品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同步增长,但消费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的比值趋于下降。因为,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在利润中拿出尽可能大的部分作为追加的资本进行积累,由此造成积累在剩余价值中的比重提高。同时,技术进步也使得不变资本在积累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尽管总的说来社会消费是递增的,但无论是工人的消费还是资本家的消费与资本积累的增幅相比,都是递减的。由此造成消费增长赶不上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更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的现象,结果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出版的合著《垄断资本》就明确提出,垄断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之间的矛盾。[3]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原因在于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而斯威齐等将如上理论发展为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及资本家实际生活消费不断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斯威齐等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也是切合现实的。

问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在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显然更为“节欲”,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更残酷。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劳动人民和资本家的实际生活消费更加“克勤克俭”,社会形成现实购买力的生活消费更为有限。然而,在那个时期,却没有爆发席卷全社会的经济危机——这又应如何解释呢?!

可以看出,斯威齐等的解释是有着明显缺陷的。我们对他们的结论必须加以如下必要的限定:如果“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和资本家实际生活消费不断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只是建立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矛盾就会因手工生产力的有限性形成不了全社会的商品过剩,从而形成不了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如果建立在以机器大工业为生产力标志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那就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

此外,斯威齐等的解释还有一个漏洞,这就是在劳动人民和资本家的生活消费中,如果既有货币支付能力,又有消费需求,但消费品却质次价高、货不对路或信息及交通阻隔,那么,以上二者也是不会去现实消费的。斯威齐显然没有探讨这一问题。

总之,斯威齐等的解释是表象的、片面的。

(二)利润挤压危机理论

1972年,格林和萨克利夫在合著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和《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中提出了利润挤压危机理论。[4]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利润不足导致的投资不足、流通中断。博迪和克罗蒂则从如下视角进行阐述,当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时就意味着劳动后备军的枯竭。劳动后备军减少,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进而使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份额,由此造成对利润的挤压。为避免充分就业,维持劳动后备军的存在,政府就有意识地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制造经济的下降趋势,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周期的走向。[5]

利润挤压危机理论是狭隘的、错误的危机理论。其狭隘与错误在于:

1. 毋庸置疑,在现实中,雇佣工人工资的不断提高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但如果企业产品畅销(企业产品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雇佣劳动者工资增加,提高了购买力),其利润增长大于工资提高幅度,那么,资本家不仅不会压缩投资,反而会扩大投资——然而,资本家在现实中的投资却是不足的、萎缩的——因此,所谓的利润挤压危机理论折射的问题本质依然是“市场有限”的问题,亦即由于机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机制合力作用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生产过剩以及产销脱节所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由此可见,利润挤压危机论只是在做狭隘的工资成本核算的表面文章,而没有触及经济危机问题的本质。

2. 还要看到,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全部资本投入中所占比重不仅会相对减少,在许多场合,还会绝对减少——就这点来看,工资挤压利润的趋势只能越来越小,怎么反而成了酿成经济危机的主因呢?!十分明显,论者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3. 单就发达国家来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他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行业相比,由于工资高企,竞争力确实不强,由此造成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分工态势。这种分工格局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行业危机,怎能偷换概念,将其视为酿成社会经济危机的主因呢?更何况,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下,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萧条萎缩的另一面,是发展中国家该行业的繁荣兴旺。怎么同一原因既造成经济危机又造成经济繁荣呢?这只能说明,利润挤压危机理论是难以成立的。

4. 利润挤压危机论者又提出,为避免充分就业,维持劳动后备军的存在,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制造经济的下降趋势,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周期的走向。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简直是匪夷所思。事实很清楚,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来就是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宗旨的。利润挤压危机论者怎么睁眼不看事实呢?

(三)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理论

德国学者保罗·麦蒂克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论。[6]他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剩余价值量越来越大,但实际的剩余价值量却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家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麦蒂克还认为,国家开支的增加进一步挤占了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使资本主义危机更趋恶化。麦蒂克的追随者耶菲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将下降,这意味着只有资本投资量不断增加,才能生产出与以前一样多的价值。价值量的减少趋势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经济危机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产物。[7]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论的片面与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1.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行业之间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部门之内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个别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又何来有机构成提高必然造成利润的减少呢?!

2. 固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有些行业的起点投资很大。就这点来看,利润不足的中小企业确实无法投资大产业。但是,市场经济早就形成了以股份制为特征的企业制度,资本家完全可以以股份经济的形式做大企业。再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是借贷市场高度发达的经济,企业要做大,还可以借助信贷市场得以完成。这又何愁企业发展没有资金呢?!

3. 麦蒂克认为,国家开支的增加进一步挤占了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使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这一论点就更经不起质疑了。试问,自从国家出现以后,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对生产经营者课税呢?可是,为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横征暴敛没有产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征税同样没有产生呢?可见,以在诸多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国家税收压缩利润解释经济危机加剧恶化的致因,只能是“八竿子打不着”。更何况,国家税收可以转化为企业正常经营的外部条件,可以转化为国家购买,从这些方面来讲,国家的税收反而是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现象的。对于这些,论者为什么就看不到呢?

4. 耶菲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将下降,这意味着只有资本投资量不断增加,才能生产出与以前一样多的价值。价值量的减少趋势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经济危机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产物。耶菲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厂商出售商品的价值量在降低,而没有看到,当厂商作为买主购买生产要素时,其单价也是会降低的。而且出售在先,购买生产要素在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厂商的要素购买就越划算,从而并不影响利润率。而且,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扩大生产增加利润。这表现为社会越发展,国家GDP越高,全社会的利税总额越大。因此,耶菲的观点是明显片面的、错误的。

其实,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经济危机关系的正解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逐利机制、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无政府状态,或早或晚地,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

(四)过度积累和危机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学者西蒙·克拉克提出了过度积累和危机理论。[8]克拉克认为,在单个生产企业内,攫取剩余价值的动机导致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遭遇有限市场的限制,引起实现困难。实现困难反过来表现为外在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家进一步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扩大积累。一旦积累超过市场的极限,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危机消除了过剩的生产能力,为积累重新恢复铺平了道路。过度积累和危机相互交替地破坏和恢复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可以看出,西蒙·克拉克的观点并没有本质性的创新。他的观点不过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变型表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西蒙·克拉克则主张“过度积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劳动人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西蒙·克拉克则主张“实现困难,积累超过了市场极限”。客观地讲,市场需求的相对萎缩并不仅仅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需求”,还包括资本家的生活需求以及生产资料需求。从这点来看,西蒙·克拉克的分析克服了传统论证的片面性,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述的框架,不能说是关于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新论。

(五)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危机理论

提出这种观点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9]。他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经济长期下降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支持本国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厂商不断进入世界市场,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导致世界范围内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入和资产专用性导致资本家不愿从低利润产业退出,由此妨碍了市场对高成本厂商的淘汰。只有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才能促使制造业等在新的起点上复兴。随着更多的新兴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全球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趋势将日益严重,经济危机势必不可避免。

罗伯特·布伦纳观点的新意在于站在各国经济危机一体化的视角解析经济危机。这一点,显然十分适合对当今经济危机的分析。再有,罗伯特·布伦纳还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对危机的延续作用,这一点也是有价值的。但整体说来,他的分析也没有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的分析框架,因而不能称为是对经济危机爆发致因的全新解读。

(六)新自由主义酿成危机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当前美国和世界都处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这是新自由主义模式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10]和大卫·科茨持有相同观点的中外学者很多,论述也很多。

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范本就是1990年在美国达成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私有化。中国学者何秉孟将其概括为“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和全球一体化。[11]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以及“不良竞争”和“借贷过度”。很清楚,这些观点本质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酿成危机论”。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酿成危机论?

首先,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酿成危机理论固然从原则、政策、管理的层面正确地阐释了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理论的分析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探讨爆发经济危机的生产力致因。试问,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自由调节作用就在发挥,为何就没有爆发波及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呢?再如,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许多传统的农耕封建国家或奴隶制国家,被强制移植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但在机器大工业没有全面确立之前,为什么也没爆发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呢?其次,这种理论又是肤浅的。因为,这种理论只是注重从表层的、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层面解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而没有从规律、机制、制度的深层次方面进行探讨。

笔者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危机的生产力致因在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关系致因即规律、机制、制度方面的致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价值规律以及无政府状态——在于以上二者的合力作用。

三、应当辩证地、正确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完全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将其描绘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在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银行倒闭、股市暴跌,许多人的财产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社会生产急剧倒退,整个社会遭到重创,处于混乱与恐怖之中。

其实,经济危机既有如上不可否认的负效应,也有强力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正效应。经济危机既是“魔鬼”也是“天使”。

经济危机的正效应是:工厂倒闭、企业破产,意味着落后产能、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产能被淘汰,这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表现。特别是,由危机引发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和创新,更是标志着社会生产力上了新台阶,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迈向了新的生产和消费时代。而就劳动者失业来看,则可以以强大的压力和动力促使劳动者努力更新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从而大大提高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决定性要素的素质,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新的发展。此外,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必然形成“买方市场”,而买方市场绝对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这种市场必然有利于社会成员的个性全面自由发展,进而,使得经济社会充满“人性色彩”、“人本色彩”。

笔者认为,经济危机的负效应可以看作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支出。世界上没有“永动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有成本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事无全遂、物无两兴”。人类就目前所拥有的智慧而言,只能努力降低这个成本支出,但不可能消除这个成本。诚所谓:没有重复生产(经济危机),就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人本经济、人本社会。

我们应当辩证地、正确地认识经济危机。

注释:

①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英国,是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经过产业革命完成的。

参考文献:

[1]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14.

[2]【美】保罗·斯威奇.资本主义发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3-165.

[3][5][6][7][8][9]何自力,冯新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J].经济经纬,2009,(11).

[4]Glyn A,Sutcliffe B. Cap italism in Cris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2: 10.

[10]张征,闫永飞.“新自由主义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09,(9).

[1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4).

责任编辑:武玲玲

责任校对:何 军

Rethinking of The Cause of Economic Crisis

Zhang Kunlun

Key words: economic crisis; inadequate consumption; profit crushing; neoliberalism

作者:张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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