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科合法危机管理论文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信息传播广泛普及，新媒体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会逐渐步入自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的频率明显增加。因此，如何在新媒体视域下下剖析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充分发挥辅导员多角色作用，积极应对突发事件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哲学学科合法危机管理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哲学学科合法危机管理论文 篇1：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公共责任教育探论

摘 要 公共危机治理要求广大公民具备关注公共福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能力和习惯。针对此次公共危机暴露的部分公民忽视公共责任、缺少道德自律等问题，各级学校应依托思政课倡导和树立全面的公共责任观，引导学生树立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建立思政课教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有机联系，综合运用直接德育与间接德育相结合的立体机制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素养;珍惜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经验，统筹开发精品公共责任教育课程。

关 键 词 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公共责任;公共责任教育

文献编码 A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公共危机，凸显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性。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必将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中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痛定思痛，惟有细致剖析本次危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将此次战“疫”看作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课，从经验中学习，提升中国社会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才不至于让这笔学费付诸东流。以此次战“疫”为契机，加强公共责任教育，全面培育广大青少年的公共责任意识，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治理

公共危机是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威胁到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1]公共危机具有破坏性和公共性两大基本特征，前者指出公共危机对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意味着生命、财产、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风险、威胁、伤害、损失;后者指出公共危机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指向特定区域的所有成员，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因而相比一般性危机，公共危机强调危机造成的公共支出增加、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和涉及主体的全民性。[2]此外，尽管所有人都不愿遭受危机，公共危机在社会发展中并非一无是处。危机状态将日常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暴露无遗，能够引发社会成员内心深处的震荡，促使人们检讨和反思习俗，自觉地开展不同层面的社会创新。

突发公共危机将全社会带入紧张状态，惟有快速有效干预，才能重建社会稳定。由于当代中国应对公共危机的实践经验相对缺乏、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等原因，当前我国公共危机干预方式较为传统，而危机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是最突出的短板。我国既有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强调政府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安排，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界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境地;而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地应对无限可能的、多种多样的公共危机，更不能完全彻底地担负起管理所有公共危机的社会责任。[3]科学引入治理理念，支持、引导公民以个体或组织形式参与承担公共责任，构建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公民个人协同实施系列性控制活动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格局势在必行。

作为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坚持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在协同治理格局中，政府理所当然要担任应对公共危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用合法权力调配各种资源和力量与灾难抗衡，同时，政府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所有公民都能主动参与到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来，即要在以政府为主导和中央政府统一决断的前提下让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拥有相应的权力、能力和责任，上下联动，协同应对，实现危机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和效能的最大化。[4]协同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适度向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赋权，搭建公共参与平台，另一方面要求广大公民具备关注公共福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能力和习惯，在危急关头能够熟练进行理性表达、平等决策、社会自治，这些都是无法临时抱佛脚的。因而，必须正视“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5]将协同治理作为一以贯之的社会治理原则，在社会正常运转阶段为应对危机做好制度、人才及文化储备。

二、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公民公共责任担当审视

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要求广大公民承担公共责任。公共责任是国家、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对公民的规范性要求，[6]是社会公德的实质和内核，涵盖与人为善、奉献国家、公共参与等具体内容。换言之，“承担公共责任”与“讲公德”基本同义。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偏重私德而忽视公德，当前人们对公德和公共责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通常人们认为承担公共责任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愛护公共财物、保持公共卫生、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其实这种“不作为”只是消极层面的公共责任，“不要求人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人们不要做什么”;与此相比，公共责任还有“有所为”的积极层面，“它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促进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谐与稳定”[7]。公共责任与个体利益既紧密相联，又可能存在冲突。面对两难冲突，个体需要在大公无私——公私兼顾——损公肥私三者构成的丰富可能之间进行选择，而承担公共责任往往要求个体不同程度地牺牲个体利益，使个体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这种要求，在公共危机背景下显得更为迫切。那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公民在担当公共责任方面的表现如何呢?

总体而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全体公民能够响应国家部署，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公务员、网格员、志愿者在各地勇敢“逆行”，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堪称好公民典范。但多数公民无力或者没有渠道提出防控方略，部分公民为了买到新鲜菜或者解闷而冲击社区封闭管理规定，加大了基层防控难度。这些都说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所需要的大批兼具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公民还没有培养出来，培育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担当任重而道远。

首先，一些公民偏重个体利益，忽视公共责任。为了阻止病毒传播，很多地方制订了严格的诊疗规定和封闭管理办法。可是，一些公民因私废公，如有的患者嫌弃病房条件差而坚持在家治疗，给周围居民带来恐慌;有些处于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无视管理规定四处走亲访友，导致病毒扩散;更有不少人不甘心暂时降低生活品位，坚持自行外出采购称心如意的商品。这些都是公民缺少公共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

其二，部分公民缺少对公共责任和管理规定的理性认同和自觉遵守，增加全社会的监督成本。当个体对规则缺少认同时，其对规则的遵守停留在趋赏避罚的他律水平，遵规守纪的行为并不可靠，需要他人强力监督;一旦监督机制缺位或者松动，个体就倾向于违规。新冠肺炎来路不明，危害巨大，惟有全民齐心防控，才能尽快打赢疫情阻击战，减少社会和个体的损失。可是，部分社会成员仍然持侥幸心理，千方百计地在社区封闭管理中“钻空子”，最终导致社区封闭手段越来越严，网格员工作负担越来越重，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监督成本。

其三，很多公民偏重承担消极的公共责任，回避积极的公共责任。不少人认为“宅在家就是爱国”，在危急关头仅仅做到了照顾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事实上，呆在家里可以防止疾病传播，确实属于爱国、讲公德的范畴，但并非其全部内容;除此之外，公民还可以捐款捐物、参加志愿服务、为疫情防控献计献策等。不过，很多人在积极有为方面做得不够，他们担心志愿服务可能导致感染，认为自己身处底层缺少资源和能力，期待他人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可是自己却在家坐等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

其四，身处数字化时代，不少公民忽视网络环境中的公共责任，在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方面随意任性。尽管“不信谣、不传谣”被广泛倡导，但网络舆情事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涌现。一些写手为博取点击量捏造新闻，或者断章取义地发布与病毒、疫情相关的信息，煽动民众的恐慌、愤怒等情绪;很多网民在非理性状态下随手转发和点评，以讹传讹，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说明，在匿名化、开放式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言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的影响缺少清醒认识，道德自律程度有待提升。[8]

三、新时代公共责任教育的实施路径探讨

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持续呼唤一大批关注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高素质公民，但这种需求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搁置;“时穷节乃见”，公共危机治理清晰地表达了对公民素养提升的要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下和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全面开展公共责任教育，大力培育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担当，必须得到各级教育机构的持续重视。

(一)依托思想政治课倡导和树立全面的公共责任观，引导学生树立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

着眼于为完满的生活作准备，斯宾塞将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分为五类，为维持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所需要的活动作准备是其中的一大门类。杜威指出，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仅限于投票，而是要成为社区的积极成员，既能领导也能服从。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国开展公共责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引导学生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理解公共责任，突出对积极层面公共责任的认识。不破坏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财物，对于维持社会常态运转来说，是必要的公德要求;但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公民还要具备批判性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能够为社会问题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和谐统一，这样才是健全的公共责任担当。

二是要围绕公共责任开展平等对话，调动学生对公共责任的理性认同，进而做出自觉自律的负责任行为。在他律阶段，个体承担公共责任的行为受制于外部奖惩机制，既不高尚也不可靠;惟有到达自律阶段，个体才能出于自主选择的道德观而主动负责，不仅做得对、做得好，而且稳定可靠、值得信赖。个体对公共责任的理性认同，是达到自律的必要条件。教育者要善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事实、讲道理地帮助学生思考个人与公共的关系;倾听学生的观点，展开师生之间和学生集体内部的平等对话，最终让学生切实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通共生关系。

三是要与时俱进，帮助学生明晰网络环境中的公共责任要求。网络世界虽然虚拟但绝非虚幻，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个体的随意言行极易无序扩散，给公共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也使本人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或惩罚。学生要正视网络空间的规范性和网络行为的真实性，清楚线上线下公共责任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学会做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二)建立思政课教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有机联系，综合运用直接德育与间接德育相结合的立体机制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素养

在经验中学习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学习规律，[9]有效的思政课教学必须建立课堂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系，在课堂上围绕班级、校园、社会中的公共事件和问题展开对话研讨、模拟体验，在课后依托实践类作业让学生学以致用，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切实掌握公共参与的基本原则和行动策略。

孤立的思政课育人效果有限，学校开设的每门学科都要贯穿公共精神，促使学生依托学科学习提高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增进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才华。要确认学科教学的社会意义，引导学生把学科看作认识社会和参与社会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必须考”的一门科目;建立学科教学内容及其社会应用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在当下和未来能够将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于真实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

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和支撑，来自课堂的教导只会导致学生内心的困惑，无法成为指导学生行动的观念。日积月累的校内外生活是促进学生公共参与的基础性资源，理应得到重视和改造。学生天然地生活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具体可感的集体之中，如果能够从小培养学生对这些集体的爱心、关心、责任心，养成他们参与集体事务的习惯，将来他们自然会关心社会，愿意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学校要坚持师生平等对话，听取学生观点;有步骤地将班级和校园事务赋权给学生管理，给他们提供承担共同生活责任、自主规划团体事务的机会;将学生带出校门，开展志愿服务，支持学生积极主动有创意地参与社会。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也要仿照学校，让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能够为集体做贡献的平等成员。

(三)珍惜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经验，统筹开发公共责任教育精品课程

多难兴邦，灾难可以成为促进一个民族觉醒进步的强大动力。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人的本性倾向于遗忘创伤，但遗忘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和对未来的不负责任。一个善于反思、力争上游的民族必须正视创伤，从災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把危机转化为再出发的推动力量。

在危机这块试金石面前，国民素质、政府功能、社会运转各领域的优缺点都充分地呈现出来，这些为公共责任教育、法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危机过后，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动员医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确凿可靠的数据资料整理打造适合不同年段学生特点的专题课程，引导新时代青少年牢记经验教训，为未来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做好必要准备。

公民责任教育课程形式要灵活多样，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和转化能力。小学阶段可以突出知识识记和情感陶冶，着重讲述英雄事迹，再现感人场景，让小学生在领悟英雄精神的同时树立为社会做贡献的远大理想。中学阶段可以突出模拟训练，以演习的形式鼓励学生分析问题情境，负责任地完成模拟任务。大学阶段可以将公民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促进学生批判性反思，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型方案。文艺界以及动漫和游戏开发企业也可以发挥创造性，通过开发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娱乐产品开展润物无声的公共责任教育。

参考文献：

[1]王小璐.公共危机与价值失范[J].社会科学家，2003(3)：13-17.

[2]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J].江海学刊，2006(2)：113-118.

[3][4]张立荣.协同治理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1-19.

[5]杜宝贵.正确认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几个关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61-363.

[6][8]孙卓华.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析论[J].理论探讨，2015(6)：19-22.

[7]于建东.当前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德育，2019(7)：24-29.

[9]刘长海.经验德育：一种基于杜威哲学的德育思路[J].教育研究，2019(6)：51-59.

责任编辑 徐向阳

作者：刘长海　梁莉琳

哲学学科合法危机管理论文 篇2：

新媒体发展视域下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提升研究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信息传播广泛普及，新媒体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会逐渐步入自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的频率明显增加。因此，如何在新媒体视域下下剖析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充分发挥辅导员多角色作用，积极应对突发事件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新媒体发展;突发事件;辅导员;能力提升

新媒体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高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样会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影响。高校师生更擅于掌握和利用新媒体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深刻影响着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同时，也给校园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在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突发事件的事前预控、事中处置、事后善后等环节都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需要高校辅导员队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这支特殊队伍的深度参与。

一、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

根据吴建勋的观点，他将高校突发事件分为社会政治类、学校管理类、校园治安类、安全事故类、道德缺失类、自然灾害类等六大类。新媒体视域下的高校突发事件除了具有一般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多样性、危害性等特点，笔者还总结了以下特点：

(一)迅速、敏感性

信息工具的活跃运用，为突发事件提供了快速传播的介质。高校作为高等人才培养的场所，其发生的突发事件会伴随媒体的迅速传播更具敏感性。

(二)持续、复杂性

突发事件的发生势必对师生身心造成影响，加之新媒体的介入，会让事件的影响“历久弥新”且事件影响的持续性会让事件的处理呈现复杂性的趋势。

(三)隐蔽、公众性

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技术的特点和渗透，突发事件源头的呈现更具有隐蔽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事件的调查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媒体的广泛参与，高校的突发事件更具吸引公众的效应。

二、引发高校突发事件的诱因

(一)自然层面

自然现象带来的不可抗的高校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高校师生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用专业知识来保护环境，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二)社会层面

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高校内也有相应体现。一些别有用心的不良群体利用新媒体技术，针对大学生发布不良信息，煽动不良情绪，制造突发事件。

(三)高校层面

高校危机管理意识有待提高，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不少高校已经引进诸如全方位校园监控、舆情监控等技术预防系统，但是应急管理系统的科学性、联动性、有效性有待加强。

(四)学生层面

大学生媒体素养教育欠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的大学生群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甄别及处理的方法不够理性。

三、高校辅导员介入突发事件的特殊作用

大众对于高校师生具有较高的期望值和关注度，在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突发事件往往会引起更多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关注。在充分强调高校突发事件应对预案、措施及相关物质保障的同时，大量事件的处置结果表明，高校辅导员作用的发挥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有效拓展

辅导员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如此重要的、恰到好处的角色定位决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处理中、事后善后等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是校园安全稳定的迫切需要

学生是高校突发事件的活跃主体，辅导员是和学生接触最多的教师和管理者。特别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价值观树立、行为规范教育等工作都需要辅导员的深度协调沟通、全情投入教育。

(三)自我成长的现实需要

在2014年《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以下简称能力标准)中专门列出了辅导员应该具备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应对与管控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辅导员通过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有效地介入突发事件，在实践中增强业务素质，能够更好地为大学生成长保驾护航。

四、高校辅导员介入突发事件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高校生源组成将以00后为主力，诸多因素都对高校辅导员介入突发事件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辅导员要具有以下能力素质：

(一)政治素养高

能力标准中专门列出了辅导员的政治面貌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把政治强作为首要职业能力的要求。作为辅导员还应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關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政治素养高的辅导员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形成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较好地避免学生群体参与社会政治类突发事件，从根本上减少学生引发的突发事件;另一方面，辅导员可以通过自身较高的政治敏锐性预判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轨迹，有力地阻断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

(二)业务能力强

能力标准中要求辅导员要做到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且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教育引导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等。这些正是辅导员介入突发事件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辅导员还应熟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应对预案及管控的相关知识。同时，还要知晓相关法律法规等，完整收集好事件的相关材料，维护学校、师生的合法权益。

(三)身心状态佳

辅导员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第一现场的心理和身体准备，如：在面对安全事故事件、校园治安事件等现场时，要能保护好现场，及时调整好情绪，做到镇静、有序，要以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信心。并且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能集中精力，协助学校做好工作。

(四)沟通能力强

辅导员是沟通学生、家长、学校的天然人选。因此，在突发事件的预判、处理及善后等环节中，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是辅导员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素质。准确、全面的信息传达将有效缩短突发事件处置、善后的时间，较好地减少矛盾的产生。

五、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面临的困境

(一)新媒体技术、网络的发展对于高校的影响较大

师生一方面利用相关新技术革新教学环节，一方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也会增加突发事件特别是社会政治类事件、校园治安类事件的发生，导致突发事件源头难追踪、事件预控难度增加。

(二)学生人数增加、个性化差异显现

高校扩招以来，在校生人数不断攀升，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今天，学生素质的参差不齐、道德水平、思想活跃程度的差异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高等教育工作者也在努力探求其中的发展规律，但对于突发事件而言，往往是在规律之外的不可预估的因素导致事件的发生。

(三)学生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薄弱

学生群体对于学校时时讲、事事讲的安全责任意识具有天然的“免疫效应”。侥幸心理的存在、不问后果的跟风等行为导致对于责任事故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而这些客观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的行为往往会导致校园安全突发事件等突发事件。

(四)辅导员工作的责任意识不足

能力标准中要求辅导员应该具有陪伴大学生成长的多项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辅导员的职责边界划分很难做到清晰明确。面对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辅导员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责任意识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面对安全检查工作全覆盖的问题，学生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全方位掌控问题等时，辅导员如果不借助有效的技术平台，很难全部把控，会导致辅导员主观意识上的推卸责任。

(五)辅导员缺乏相关技能和技巧

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高校关于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是健全的，一些网络舆情的监控体系也是到位的。但是，很多高校对于师生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升重视不足。特别是对于辅导员队伍相关技能的培训和相关突发事件处置案例的分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了要求高、培训少、技能差的不匹配局面。

六、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提升思路

从高校层面来看，要不断提升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方法的效果。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处置和善后机制。从辅导员层面来看，一要提高对于突发事件重要程度的认识。通过提高认识克服恐惧心理，提升责任意识;二是善于学习相关知识。紧跟时代步伐，了解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学生倾向，了解突发事件的成因、特点、处置措施，了解新媒体工具特点，了解相关社会舆论的走向;三是增强沟通协调能力。处理好与学生的关系，用好学生意见领袖，使学生乐于分享思想动态，及时掌握学生动向。

参考文献：

[1]孙斌.高校辅导员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研究[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9(4).

[2]陈波霄.高校辅导员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8，(2).

[3]董海涛，单学亮.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预控机制的构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8，(3).

[4]孙静，陈美琦.“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机制研究，2017，(10).

[5]晏莉.高校辅导员处理学生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路探析[J]山西师大学报，2014，(11).

基金项目：201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新媒体发展视域下辅导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14SJD447)

作者简介：朱淼(1978-)，女，漢族，江苏雎宁人，硕士，徐州工程学院信电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朱淼

哲学学科合法危机管理论文 篇3：

知识图谱视角下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演化与热点分析

【摘 要】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近年收录的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该领域研究近年获得了持续发展，研究力量主要来源于西部地区的高等院校，但高影响力作者对该领域研究的持续关注度比较低;该领域研究思路主要遵循的是调查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线;研究的核心主要集中于高校校园舆情、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舆情和新媒体舆情四个主题。总之，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仍然有待加强，可沿着互联网与新媒体方向从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进一步拓展与推动民族地区舆情研究。

【关键词】民族地区;舆情分析;网络舆情;知识图谱;Citespace

【作 者】刘思彤，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23。

一、引 言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相对比较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民族交往频繁易于产生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事件在经过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和互联网传播放大之后，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舆情事件要严重得多，因而民族地区的舆情研究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经过多年学术积累，该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当前，国内部分学者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与工具应用到舆情及其治理的研究之中，揭示了舆情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与趋势。例如，苏楠等以CNKI作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和Ucinet两种工具分析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揭示了该研究领域的五大主题。[1]孙宁等通过对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1998-2014年收录的网络舆情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指出该领域研究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并借助于对该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主题的探测发现了背后的动力学机制。[2]这些有益尝试拓宽了舆情研究的视野，知识图谱方法为该学科领域研究现状与热点及趋势的把握，提供了相对客观与全面的研究途径。

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3]为揭示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热点及其研究水平，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与知识图谱工具，对该研究领域文献增长趋势、研究力量分布以及关键词共现网络与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以可视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揭示该领域近年的研究态势与热点的演变趋势，进而为该领域后续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国内对学科与学术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评估，通常主要是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获取相关文献。其中，中国知网虽然没有建立引文索引，但其提供的文献题录数据也能够为我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学科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为此，我们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中，运用该数据库的专业检索功能，检索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来源文献。由于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中的民族地区主要以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区为主，因而锁定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在专业检索框中，我们以“SU %(‘民族’+‘西藏’+‘新疆’+‘内蒙古’+‘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AND SU %‘舆情’”作为检索式，检索了该主题的相关论文，获取了该主题来源文献的题录数据，包括来源篇名、来源作者、期刊、机构、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等信息。通过预检索发现，该领域论文主要集中于2006年以后，因此我们将论文时间段限定于2006年至2019年，检索日期为2019年3月3日，共检索得到318篇论文。该领域的发文趋势如图1所示，可知该领域近年来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相对较缓慢。由于所检索到的论文中包含了通知、简讯和书评等非学术性文章，我们对检索结果进行了数据清洗，在去除这些非学术文章后，还剩下305篇论文，这将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二)研究方法

本文揭示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现状主要基于共词分析方法，该方法以文献关键词两两之间的共现关系为基础，统计其在同一组文献中共同出现的频次，以此判断文献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与共词分析方法相同，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等关系也可以通过统计作者、机构等对象之间两两共现次数反映出来。知识图谱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为我们对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挖掘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手段支持，该软件可以用于揭示国内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动态及其趋势。本研究运用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检索到的305篇文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呈现出发文机构、核心作者分布等结果，以此知悉和掌握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概况。同时也运用CiteSpace 5.3绘制作者、机构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等知识图谱，以更加深入地揭示民族地区舆情研究力量与研究热点，从而全面呈现其当前的研究现状，并分析其研究趋势。

三、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核心机构与作者网络研究

发文机构通常都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能够展现作者的地域来源，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作者的背景，从而能够为我们提供研究力量地域分布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将该领域发文量在6篇以上的机构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整理，详见表1。

如果作者通过合作撰文便可形成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提供了作者合作和机构合作两种分析功能。[4]同时选取这两项功能可以得到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作者与机构合著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在该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學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贵州大学党委组织部、新疆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由此可见，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以民族地区的新闻与哲学等学院以及校党组织为主。

而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有王秀丽、梁春阳和刘建华等(见图3)。作者或作者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情况可以反映出学术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情况，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对于促进学科发展与进步有重要作用，[9]但该领域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密度较低，合作网络中的节点连线很少，因而研究机构之间与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也比较少，这说明该领域尚未形成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合作群体，学术交流与成果共享的频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笔者基于普赖斯定律，也就是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提出的如何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统计和明确了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核心作者。普赖斯定律认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应当是发文最多的作者论文数量平方根的0.749倍，以此可确定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5]经过统计发现，该领域发文最多的作者共发表了8篇文献，因此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至少应当发表3篇文献，符合该条件的作者共有12位。表2显示了被引频次排名前20位的高被引作者，有刘建华、梁春阳、张秀红、王秀丽四位作者，他们既是高被引作者，也是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核心作者。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是内蒙古科技大学网络舆情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刘建华，其发表了7篇论文，总被引频次为22次。

四、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核心主题

(一)高频关键词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能够以最简洁的语言反映该文的关键研究内容，而词频分析法通过对特定领域文献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统计，可以直接地揭示该研究主题最主要的研究内容，这为探寻和跟踪学科领域的热点与前沿提供了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词频分析法是一种重要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6]笔者运用自编程序，对所检索和获取到的中国知网文献题录数据进行处理，从中提取了每篇文献的关键词，通过统计和分析关键词的频次，发现所检索到的文献共包含809个关键词，这些词出现的频次介于1至70次之间。在这些关键词中，至少出现两次的关键词数量有149个，比重为18.42%;仅出现1次的关键词数量有660个，比重达到了81.58%。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呈现出了相对集中但又基本符合“二八”分布规律的特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幂律分布特点。

表4是笔者统计的民族地区舆情研究高频关键词汇总表，由此表可以清晰地看到，“网络舆情”“新媒体”“舆论引导”“民族关系”“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是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借助于对所获取的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相关文献的关键词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民族地区舆情的研究上，尤其对网络环境与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但也有许多文献关注了民族地区教育、治理与舆情的关系，这些领域的研究当前仍然在持续深入。

(二)主要研究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揭示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热点主题分布特点，笔者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5.3.R11构建了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该图谱是以关键词共现频次(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为基础，而生成的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树形图谱，具体可见图4。在该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着一个关键词，而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着共现关系。由于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大小与该词在图谱中所代表节点的大小是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该图谱能够直观地展现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不同主题之间的联系及其分布情况。由图4可知，学术界在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舆情传播渠道与类型分别展开，除了对民族地区舆情分析与传播进行总体研究外，更加侧重于对高校校园、网络环境、突发事件和新媒体环境等更加具体的舆情进行研究，这也使得民族地区舆情研究更加多元化。

1. 民族地区高校校园舆情研究

高校舆情研究主要关注在高校这一特定的空间与环境中，高校内部相关主体(以大学生为主)对事件发生、发展与演化所持的态度。当前高校舆情信息的来源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变得多样化，如新闻评论、网络讨论与社区以及社交软件等。国内学者之所以对民族地区的高校校园舆情给予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接受新信息与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该群体的独特性。与此同时，民族地区通常都地处边疆，这些地区的高校校园很容易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干扰和破坏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对象与途径，因而对民族地区高校的舆情进行分析，有助于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和谐。[7]学术界对民族地区高校校园舆情研究涉及民族地区高校舆情分析与引导、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校园舆情监控等方面。校园舆情的引导与监控都建立在对民族地区高校校园舆情调研与把握的基础上，但当前随着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增多，舆情调研不能只是简单以线上面对面的访谈或者是网上的论坛和社区作为主要渠道，同时也应当积极关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与价值观念变化情况，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高校校园的舆情引导。当我们具体开展民族地区高校校园舆情引导工作时，首先必须关注的是学生思想层面的动向。众所周知，“意识决定行动”，因此，首先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引导;其次，有必要引进和依托当前较为先进的一些舆情技术分析手段，通过对敏感话题与主题的主动识别，以实现对舆情的实时监控，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当然，建立和完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与政治工作机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长期任务。

2. 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研究

美国著名的互联网先驱Esther Dyson在其著作《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中指出了互联网环境下恐怖主义传播的危害性。[8]17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都地处边疆，境外恐怖势力常利用便捷的网络渠道，传播民族分裂思想、暴力恐怖知识和技能以不断发展自身的组织。可见，恐怖势力已经逐渐将互联网发展成为其从事犯罪活动的重要渠道。除此之外，民族地区网络舆情还具体表现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关于民族地区特定事件的相关言论，包括对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和肯定，以及對我国民族区域基本政治制度或做法的批评、批判与否定，这些言论的产生与人们错误的逻辑、片面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对相关事件的认知以及敌对势力的利用与助推都有很大关系。

针对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这种现状，应对的有效策略应该是，积极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引导、监测以及建立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一方面，通过对互联网环境中与民族地区相关的舆情信息及事件发展和反馈进行实时搜索、整理与分析，掌握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发布相关权威信息，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正确和真实的信息，以正视听，及时消除相关事件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建立相关的民族地区舆情监测机构，实现对民族地区社会舆情的及时研判，要主动应对而非被动应付。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地区网络舆情进行的研究并非单纯以舆情分析为研究对象，而往往结合了网络问政、网站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时事热点和主题，于是，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研究就愈发显得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内容丰富化、研究问题具体化。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等制度层面的手段，规范人们在网络环境中的相关行为，比如建立网络媒体环境方面的相关法律。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采取丰富多样的教育和宣传形式，提高大家的网络信息安全防范能力，切实杜绝网络安全漏洞为不法势力所利用。

3. 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情研究

民族地区的突发事件由于涉及主体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通常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生活方式与信仰的冲突，而这些事件可能还会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和挑拨，因而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舆情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更显得复杂和敏感。通常来说，一般的突发事件对社会秩序与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民族地区的突发事件则由于其具有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性，以及政治意义上的不同一般性，因此会带来事件影响力的波及范围、深度等方面更大的现实冲击。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的舆情传播开始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民族地区暴恐事件自媒体舆情、网络舆情心理、舆情事件的演变与应对等。以昆明“3·1”暴恐事件、新疆“5·22暴恐”事件等具体的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为例，许多学者从当前民族地区舆情现状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对这些突发事件出现前后相关议题内容、民众情绪的变化以及情绪集中的议题进行了调研，以把握在整个事件进展的过程中民众的态度倾向、意见与建议、情绪特点等，并分析舆情演变的过程、影响因素与舆情心理等，据此提出应对这些突发事件舆情的策略，[9][10]基本上遵循的是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针对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情的引导与管理，应对策略建议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管控机制上，加强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情的统一管理，通过对政务流程进行重组，杜绝多头管理的问题;第二，在法治建设上，将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纳入到依法治理的正确轨道，以法律手段惩治暴力和违法行为;第三，在技术应用上，重视建设民族与宗教相关知识平台，吸引和鼓励少数民族群众以合法的手段获取相关知识，在事件发生前打好应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与宣传战，加快相关多媒体内容检索技术的研发，以便更好地搜索和识别暴恐内容。

4. 民族地区新媒体舆情研究

新媒体泛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交互式传媒，如电脑、数字电视和手机等媒体，这类媒体又被称为第四媒体或第五媒体。[11]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舆论的表达上具有新的特点，这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由于新媒体环境下舆情传播具有以下突出特点，如话语表达更加个性化、传播途径与方式更加多样化、公共与隐私两种空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意见领袖的作用更加显著、谣言传播更加便利等，这些特点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变得更加复杂，由舆情转化为社会事件的几率也变得更大。正是由于新媒体在舆情传播上所具有的不同于以往的这些新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舆情管控与引导工作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

因而，民族地区新媒体舆情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围绕新媒体网络舆情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展开，包括：新媒體舆情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12]、对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3]、新媒体舆情监控现状和引导困境及其对应策略与引导机制建设[14]等。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关于民族地区新媒体舆情的相关研究遵循的也是调查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研究主题涉及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民族关系等多个领域具体舆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量化的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方法，也有访谈和案例剖析等定性的研究方法。

五、结论与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民族地区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中央管控的力度相对薄弱，而各类群体、势力又喜好在此汇聚，这些情况无疑从客观上带来了民族地区治理的难度。再加上当前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化，信息传播速度也更快，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地区利用网络手段不断制造各种不利于我国社会治理与稳定的舆情，这也增加了民族地区治理的困难。因此，加强对民族地区舆情分析、引导与监控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民族地区舆情研究论文为研究基础，构建了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知识图谱，由此揭示出该领域研究关注的核心主题及其演化特点，并获得了以下有价值的发现：

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2006年，但发文量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是始于2010年前后，在此之前的发文量只有个位数，在此之后发文量持续增长至2015年，但其后发文量增长又再次趋于缓慢，该领域的研究总体上来看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此外，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民族地区的高校，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与作者并未形成比较紧密的合作网络，表现为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比较少，合作关系比较松散。与此同时，该领域发文量比较高的核心作者和论文被引量比较高的高被引作者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只有刘建华、梁春阳、张秀红、王秀丽四位作者既是高被引作者，也是核心作者，大部分高被引作者仅发表了一两篇论文，且论文表的年份也主要是在2014年以前，这都说明该领域的后续研究还有待深入。该领域研究热点集中在“网络舆情”“ 舆情”“新疆”“新媒体”“舆论引导”“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边疆民族地区”等方面，其研究重点仍然是在民族地区舆情的研究上，但近几年对网络环境与新媒体环境舆情研究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该领域形成了四大热点研究主题，分别是民族地区高校校园舆情研究、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研究、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情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舆情研究。

总而言之，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经历了由冷到热再到趋于稳定的发展过程，对该领域给予高度关注的作者主要来源于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这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研究领域的水平与质量。但从研究力量合作与引文网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力量相对比较松散、学科结构比较单一，说明该领域研究的成熟度还有待提升。而从我们所揭示的研究热点及其相关主题来看，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除了民族舆情、舆论引导、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等直接与领域主题相关的热点外，网络舆情、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也是该领域的热点，这些热点基本上可以代表自该领域产生以来主要的研究重点。而近两年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则始终集中在网络舆情、新媒体、网络舆情管理等方面。不难发现，这些热点均与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与新媒体环境紧密相关，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与新媒体舆情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们有必要借鉴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推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舆情研究，探讨在民族地区舆情的监测、管控与引导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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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俸代瑜〕

作者：刘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