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供应链

第1篇：21世纪的供应链

小说的21世纪

摘要：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图景中，似乎失去了小说的一席之地。本文描述了由读者的不在场构成的新世纪对小说最致命的诘问。面对无人理睬的情况，小说，以及小说批评正在失去其对象和合法性，甚至整个人文社科都面临时代的审判，在这样的二十一世纪，小说的未来也将陷入文化产业的洪流之中。

关键词 ：小说；阅读危机；合法性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因为生活节奏的大幅度加快，传统的小说阅读和写作变成了一种奢求。我们再也难以抽出一个宁静的下午閱读一本小说，而像前人的长篇巨著，百万字的小说精华，我们仿佛也只能在书架的角落为它们找个栖身之所，留给子嗣在他们游戏、恋爱之余偶尔翻阅了。人们似乎难以忍受3卷本的长篇，而面对小小的，薄薄的青春爱情小说、都市情感小说等等则会偶尔尝试一读。于是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小说图景开始变得很小，很迷你，也可以说，变得很轻。这便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的世纪中小说的存在图景小说变得很轻！无数小说家为之付出了诸多心血和汗水，严肃而艰辛地开拓的这条道路变得很轻。在遥远的年岁里，它曾经响起过最真挚热情的歌颂，发出过最发人深省的呐喊，进行过最尖利细腻的批判，承载过最深刻忧郁的内省。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图景里，小说变成了人们手机屏幕上偶尔翻动的页面，变成了少男少女揣在兜里的薄薄小本。小说不再沿着那条前人的道路探索世界的本质，不再深入地发掘人心最深处的奥秘。小说的世界失去了重量，小说飘在二十一世纪高楼林立的城市上空，和汽车的尾气、工厂的浓烟一起起舞

所以小说是迷失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图景中吗？或者说是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我们的大众将小说置于一个特殊的境地，在我们的大众那些本来就不多的阅读时间里。我们的读者不再阅读小说，他们要阅读新闻，要阅读广告，要阅读短信。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阅读，至于阅读小说这种奢侈的事情——改天吧

脱离了阅读的小说，脱离了读者的作者。我们的小说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构建，小说的创作成为了小说的目的本身，作者成为了小说唯一的读者，文本一旦问世就被放到了书架的最上层——在励志赚钱，星座风水的上面。二十一世纪的小说作者面对的问题是不再存在的期待视野——或者说是读者的不在场，再也没有人认真阅读小说，人们不再有对小说文本的期待，读者不存在了

在这个时代之前，小说的问题一直在小说的内部：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技巧等。我们关注的一直是小说是什么，小说应该写什么，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可是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突然变成了——为什么要写小说，或者说为什么要有小说？小说像突然被诊断出得了癌症，这种癌症正慢慢延续到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人们不再关心小说里写了甚么，怎么写的，而是在诘问小说的合法性。小说怎么办呢？

可是小说还来不及为自己展开辩护，人们就不再关心小说了。人们没有时间去听小说的辩解，人们才不关心小说应该不应该存在呢！人们很忙，人们关心的是股市，是房价，是工资。小说被直接无视了，抛到了生活的视野之外，这种无视是针对小说这种存在本身，是针对小说的合法性。这种对于小说合法性问题的目光的抽离，正是二十一世纪投给小说的最犀利，最尖刻，同时也可能是最后的一瞥于是以前所有的小说批评方式变得非常可笑，这种可笑具有一种根源性。我们的批评家运用着的批评方式，是为那个小说曾经鲜活存在过的年代的小说们量身定制的批评方法，而现在它们被用来对着没有读者的小说指指戳戳。我们在没有人关注的文本内部苦苦地发掘价值，在对着有如孤家寡人的作者的生平刨根问底，在对着根本不存在的读者和他们的期待视野大谈价值赋予。批评家和小说一样，显得孤立无援。小说批评家的批评没人关注，小说批评家的对象没人关注，小说批评家本身，也没人关注。这份二十一世纪的大礼不仅仅是送给小说受用的，同时也一并抄送给了批评家。于是批评家的批评就像是小丑的滑稽舞蹈，美丽而动人，然而小说要怎么办？二十一世纪这个无人的大审判所开始审问整个小说发展的历史。把我们的前人，每个为小说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前人——拉伯雷，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卡夫卡——挨个送上被告席，这个无人的法庭开始审判小说，审判小说的价值，审判小说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图景中似乎容不下这个所谓的“小说”，没有它的位置。可能不仅仅是小说，整个文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都被统统拉上了被告席。文学边上坐着哲学，哲学边上坐着整个人类历史，在他们的身后，艺术、批评、伦理、道德、宗教等等，各式各样的身影黑压压地填满了二十一世纪的无人大审判所。于是一声锤响，我们的被告开始纷纷为自己辩护。诗歌和老朋友音乐一起披上流行音乐的外衣；戏剧和电影电视剧相依为命；绘画戴上了广告和动漫的假面；宗教开始挂上送财送福的羊头；道德栖身在法律的保护伞下；哲学躲进了它的学生心理学的咨询室；历史和旅游签订了合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那个被命名为文化产业的天使手持权利和财富的金杖，轻轻一点，于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图景变得很美丽，很丰富。于是小说呆呆地立在这幅优美的图景的边缘，思考着该和哪一位新朋旧友合作一番，好离开这间二十一世纪的大审判所。于是电视、博客、游戏等等等等，每一位在二十一世纪图景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新朋友和旧相识，都开始纷纷向小说伸出友好的援助之手。于是小说被改编，被量产，被炒作，被做成小小的册子，撕扯成一片一片的。于是二十一世界的文化图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丰富。

（作者简介：程昊亮（1987.10-），男，上海，本科，同济大学，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中西美学思想。）

作者：程昊亮

第2篇：节制21世纪的资本

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译为皮克迪)满头乌发，红光满面。9月巴黎气候宜人，休假归来的皮凯蒂状态颇佳。与《财经》记者见面交谈，他的双眉会陡然上挑，这使得他的笑容常闪现出憨态，而在他表情严肃时则显得有些惊讶。

在法语世界和欧洲学界，皮凯蒂是成名较早的经济学家。他22岁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时，即已经开始研究财富分配问题，2006年他创立巴黎经济学院，其后继续专注于学术研究。2013年8月推出《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今年3月出版了该书英文版，随即引起轰动。

面对几乎突如其来的全球走红，皮凯蒂试图以谦虚和友善来应对。毕竟人们习惯了面对多有白发的“经济学家”，也习惯了只限于小众的“经济学家”。令皮凯蒂意外的是，他的第一批粉丝恰恰是那些趋之若鹜为《21世纪资本论》写书评的知名经济学家们，当最终这本书成为一种全球思想讨论现象后，去除炒作和意识形态之争，它的独特价值在于，皮凯蒂以多年的数据和实证研究，恰到好处地印证了全球性的收入分配和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性，这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更是影响将来的关键挑战。

自英文版出版至今，《21世纪资本论》以学术专业性书籍而长期雄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同样因其学术专业性，在不过半年的时间，由洛阳纸贵直接升级为“史上畅销书中最少被通读的”排行榜首。

实际上，不同人群对经济不平等有不同的解读。经济学家们会用计量模型，抑或是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求证;或如皮凯蒂另辟蹊径，借助长期历史数据，化繁为简，以统计分析分解财富集中和分配的趋势，抛弃了统而化之的基尼系数。而对非经济学家或专业人士而言，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是个人直观的感受和比较。

从法国到美国，皮凯蒂著作引发的热议，对远离大都市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克桥(Stockbridge)来说很遥远。当地居民马克喜欢这里的静谧与柔和，这个2000人左右的小城吸引美国富人在此购置房产宅地，当地以旅游为经济支柱，即便金融海啸其也未受冲击。马克对《财经》记者说，斯托克桥没有什么不平等，只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他的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马克代表美国社会分层中不到20%的人口，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数据，马克的税前年收入属于美国的中间值，每年5.91万美元。

而在美国弗吉亚州，这个美国最富裕县的集聚之地，乔治城大学教授斯特奋在该州阿灵顿有座现代气派的大房子和精美的花园。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从穷学生挤身于中等偏上的人群。斯特奋是美国年收入为9.92万美元的另外不到20%人口中的一员，斯特奋最大的感慨是，从他所住的区域，能保持他的生活的人群在日益缩小，中产阶级在萎缩。

衡量贫富不均有几种不同的角度，中等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其中一种。在申请破产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底特律市，曾因吸毒入狱的约翰出来后挣扎着维持生计，他代表着美国底层不到20%的人口，各种收入交税前一年算下来约3.39万美元。比他更捉襟见肘的美国最底层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税前年收入则仅有1.36万美元。对约翰及比他更穷的这不到40%的美国人来说，收入不仅意味着劳动报酬，更多的是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一度被认为扶贫最有效的低收入税收津贴。

坏消息是，穷人的境况出乎意料地在恶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连续推出关于美国穷人情况的最新报告。一份报告指出贫穷在美国有郊区化趋势，比起2000年前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贫困蔓延不均，穷者愈来愈穷。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份报告指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每天过着低于2美元生活，而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是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向来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因其富裕程度一直被排除在外。

美国的贫富不平等如此触目惊心，如皮凯蒂说，美国贫富分化程度已重新升到一个世纪来的最高水平。在斯特奋教授所在的社会分层之上，是美国的富人阶层，在这一富人阶层的最底端，是税前年收入平均约为27.89万美元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他们之上， 是税前年收入约为164.80万美元的财富金字塔尖的那1%，而美国0.1%的超级富豪，他们税前的收入约为758.77万美元。加州大学有学者估算，若算上隐藏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资产，美国0.1%超级富豪在2012年至少掌握了美国所有财富的23.5%。

比起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人们更关注的是政策干预后依旧昭然的贫富不均。有分析表明，2013年美国1%的富人税后平均收入為112万美元，而最底层的20%的穷人税后平均收入为1.33万美元，也就是说，富人放进自己腰包的是穷人的84倍。

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在英国显然不及美国严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副教授对《财经》记者说，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英国的社会福利比较好，对贫富差距起到一定抵消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自1970年以来并未呈现上升趋势。

在伦敦街头，经常上演的一幕就是人们排着长队领救济。8月24日，伦敦少有的和煦晴天，无论是在BBC老楼附近的普通居民区，还是商业区附近的兰利街(Langley Street)上，领救济的人群弯弯曲曲地沿街或站或坐，但他们的穿着或神态都没有极度贫困或沮丧的迹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政策干预对贫富不均的调剂作用。

英国的经济现实是，由于实行紧缩政策，使得英国最贫穷的家庭遭受更严峻的打击，而富有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则螺旋向上，有数据显示，英国五大富豪比英国底层20%的人口加起来还富有， 换句话说五户人家的财富超过1260万人的财富总和。

9月1日在巴黎，刚从秘鲁和古巴休假回来的皮凯蒂仍然兴奋于古巴的新鲜记忆，在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他说：对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处处靠现金说话，他感觉很新奇。

至于中国则更让皮凯蒂新奇，中国似乎是一种形式不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在中国，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拥有。皮凯蒂说，包括中国在内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而中国的资本，又具备了多少包容性?

中产阶级的使徒?

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其实，我在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平等超过限度。税收很重要，但它只是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政策之一，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策。但我们不必在教育和累进税之间作出选择，希望二者可以兼得

《财经》：你的书热销之后，有人把你归为倡导中产阶级增长的使徒之一，另外两个包括政治使徒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宗教使徒弗朗西斯教皇，你是科学和分析的使徒，甚至声称“和平革命的三剑客都已出现”。你怎么看自己？你是中产阶级增长和壮大的倡导人吗？

皮凯蒂：我关心中产阶级。

《财经》：你不只是关心，你也算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吧?

皮凯蒂：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中产阶级。就收入情况而言，这些年我一直是中产阶级，实际上我甚至属于有特权的群体。和社会最顶层相比，我更关心中产阶级;而我对底层群体的关心程度又超过中产阶级和最顶层。把我和弗朗西斯教皇以及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相提并论会产生误导，因为说穿了，我只是一名学者。

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为我觉得经济、历史、社会和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明显。我想做、在工作中也一直试着去做的基本上就是收集收入、财富和贫富差距的历史数据，目的是让大众更多地了解这个重要议题。

《财经》：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贫富分化或是不平等的严重性？到底是那最富有的1%社会顶层重要？还是中等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更重要？

皮凯蒂：我在书中试图对分配进行完整的剖析：从占人口结构一半的社会下层，一直到社会顶层的1%或10%。我在书中提到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的40%，介于50%的社会底层和10%的社会上层之间。我试图比较在不同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那50%的社会下层、10%上层以及40%中层在收入总额和财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我并不怎么关心那1%的社会顶层——我更关心社会下层及中产阶级。

《财经》：为什么你不关心1%的社会顶层？

皮凯蒂：其实，我在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只要它符合中产阶层和底层那50%的利益，就没什么问题。我在意的是，当不平等超过一定限度时——即它不再符合社会底层及中层的共同利益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财经》：到哪个点上它会超过一定的限度?

皮凯蒂：明确地讲，没有数学公式能解答这个问题。我不清楚确切的“限度”在哪里。

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我们需要依赖于历史证据。这些证据还很不完整，但的确是我们已能拥有的最好的证据。我们能从历史证据中学到什么?

让我讲几个教训吧。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为了经济增长而制造极端的不平等。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如此。换言之，不要为了在21世纪获得经济增长而重现19世纪的不平等。

什么是19世纪的不平等?当时，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讲，基本没有中产阶级。在欧洲，直到1913年或1914年，90%或以上的财富基本上归属于分配等级的前10%。占人口50%的社会底层和40%的社会中层分别拥有不到5%的财富。实际上，中产阶级跟穷人一样穷，是基本不存在的一个阶级。

现今的世界就没这么极端。相比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重大改变就是有了中产阶级的存在，当然现在10%的社会上层控制的财富仍远超过其他人群。欧洲10%的社会上层拥有的财富份额占60%左右，在美国约为70%。这个比例相当大，但比起一个世纪之前90%要少很多。这意味着，今天约有20%-30%的财富归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巨大的变化意味着社会中相当大的阶层可以拥有一间公寓、一栋房子，有时是养老金或金融资产。

《财经》：即使你不愿意给自己贴各种标签，但自觉不自觉地，你和你的书会产生某种影响，你希望的影响力是怎样的？

皮凯蒂：我想当一名学者，但同时我相信书籍的力量和想法的力量。我觉得书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我们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政治。你是记者，你也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参与政治的不仅仅是政客。我们内心深处都有政治伦理和政治品德。

我们获得的教育和培养是为了对世界进步做出贡献。而我做贡献的方式就是收集这些历史数据，想方设法为关于贫富差距的理性而民主的讨论提供更多信息。这是事关人人也人人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往往是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历史证据却非常少。

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我和同事共同建立起这个数据库，这是目前最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数据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书中所做的尝试是用大家都能进入的方式来列举这些历史数据，因而这本书很易懂，就是页码很多，对此我感到抱歉，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历史资料，涉及了20个国家和地区或更多，时间跨度超过三个世纪——因此它不可能很薄，不可避免地就成了大部头。考虑到这本书汇总的历史材料的数量，这样的长度还算合理。

我要强调一下，这本书来自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我是执笔人，书中的错误都应由我一个人负责。

《财经》：你谈到政治影响力，而你的建议是从税收的角度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这是最佳切入口吗？

皮凯蒂：有一点我要强调，在这本书的最后，即第四部分，我嘗试给未来的政策下一个结论。我应该说清楚的是，大家可能不认同第四部分的所有内容，但仍会在前三部分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其实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人人都赞成的完美解决方案。如果大家不同意第四部分中的结论，我完全可以接受。说到底，我的真正目标是推动大家写出他们自己版本的第四部分。

书前三部分的历史证据很复杂，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这些不同的解读导致将来决策可能性的不同的结论，这也没问题。

当然，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对这些数据的最合理解释。我的结论是，税收很重要，但我要强调，它只是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政策之一。

实际上，最重要的政策是教育。长期来看，教育和技能投资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政策和机制。在国与国之间，技能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让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追上富有国家，就像中国追上欧洲或北美国家，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这样。它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前提是教育机构要有足够的包容性。也就是说，不只是给精英阶层，而是要投资于一个更庞大的社会群体，为他们的技能投资。

我觉得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对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把效率、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效率和均等机会结合起来的完美机制还没有发明出来。

比如说，美国的顶级大学非常好，但垫底的高校就不那么好，因此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培训。欧洲的情况当然也不尽善尽美，它的高等教育体系有时不能顺利运转。中国的问题又和前两者不同。

总的来说，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策。

税收，特别是针对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也很重要。但我们不必在教育和累进税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希望二者可以兼得。

《财经》：这二者感觉都不能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无法看到全球财产税实施，或者靠财产税可能也无法杜绝不平等，那应当如何在短期内鼓励平等的发展?

皮凯蒂：我觉得二者都是长期因素。累进税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因为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世代相传之间的互动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比如在欧洲和日本，直到21世纪初、也就是过去的10年-15年中，人们继承的财富相对于GDP的比例，与20世纪初才有了一定的可比性，这是因为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另一方面，遗产累进税等相关政策的影响时间也非常长，因此所有这些政策的通盘考虑如果只顾眼前，就没办法解决我们遇到的挑战。

不平等、财富分化VS透明与包容

在不平等、财富和收入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透明度。然后才能更好地讨论各个阶层的适用税率。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

《财经》：自经济危机以来，全球GDP增长速一直在下滑。你刚才说，不要为获得经济增长而重现19世纪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增长挑战，是否应当把经济搞上去作为首要任务?还是通过改革税制来应对不平等更重要?毕竟失业问题、气候问题等等都很棘手。

皮凯蒂：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同时需要解决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在审视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表现时，我们有必要区分长期和短期的因素。长期因素在于，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速要慢于新兴国家，这在过去一段时间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洲、日本的经济增速为4%-5%，有时候甚至超过5%，但那是因为它们当时处于“二战”后的恢复阶段，在追赶美国的生产力水平。

自80年代以后，就每小时产出、每小时工作产生的GDP而言，欧洲、日本与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基本持平——所有这些国家都基本处在同一水平，其经济增速也相对较慢，每年2%左右。这是长期的因素，我觉得在今后的十年中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发达国家，我们有必要学会适应慢速增长，并能在经济较慢增长的前提下，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财经》：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长放慢引人关注。如何促增长，又缩小机遇的鸿沟?你对中国决策者的建议是什么?

皮凯蒂：中国是一样的。在追赶其他国家时，中国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速。一旦这一追赶过程结束——当中国的每小时GDP产值与欧洲和北美基本持平时，中国的年增长速度就不再是5%-8%，可能会是1%-2%，当然，这是远景。

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我们衡量中国贫富不均的措施非常不完善，但是在过去15年中，中国的财富集中程度似乎已经从瑞典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美国的水平。10%的社会上层的财富份额已从约50%左右转变为约70%，这更接近于美国的贫富不均情况，与瑞典或北欧国家的社会相对平等背道而驰。

但我们却无法作出定论，因为在中国，统计财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我赞成实施财富累进税制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举措能够带来更大的透明度以及更多的财富统计信息。即便是税率非常低的财产税也能带来有关财富的信息，因此，中国或欧洲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掌握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横向从亿万富翁到千万富翁或是百万富翁，纵向则可以了解过去5年-10年其财富增加值。在中国，这些数据不为人所知。如果没有数据，公众就无法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

包括在我的书中，我想强调的都是，在不平等、财富和收入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透明度。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各个阶层的适用税率。

《财经》：数据获得很难，而且你强调靠国家税收政策减少不平等程度，有人会反驳说，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更自由的市场，才能让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出贫困。

皮凯蒂：是的，但我认为只靠這些不够。我相信自由市场和竞争。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后冷战的第一代人。1989年我18岁，然后从18岁到20岁时我到东欧游历，可以说，我对马克思主义免疫了。

《财经》：人们说你是以这本书向马克思致敬，但读完这本书感觉你想刻意保持与马克思的距离。

皮凯蒂：当然!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相信私有财产，不仅是因为效率，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实现社会中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

我确实这样认为，但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教育、医疗体系以及适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为这些领域提供资金，就需要适当的税收制度，以便让全社会接受，那么税收制度必须是公平的。

公平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收入不同、财富不同的群体各自的状态。如果社会顶层财富增速是普通人平均水平的3倍，那么向他们收的税就要比普通人多一点。这是常识。若不这样，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人们缴税以获得公共服务的模式将无法正常运作。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靠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的税收收入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世界上富裕国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概在30%-50%之间。

比如在欧洲，最富有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比例在10%-15%之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问题在于，如果税收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不够给教师、护士和筑路工人支付工资，就不利于发展。这在历史上有大量例证。

当然没人希望税收过高，但有些资金要用于私营领域，有些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两者之间要达到平衡，这在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财经》：平衡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很难，尤其当选举政治卷入其中之时。

皮凯蒂：是的，我同意。选举政治很复杂。当然，在一党制中实现要比在多党制更简单，但另一方面，一党制存在其他的问题，如果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怎么办?所以，这很复杂。

《财经》：换一个角度，有人认为，所有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经济竞争不充分的恶果。

皮凯蒂：我赞同这个说法，这关乎对竞争力和效率来讲，不平等可以怎样产生促进作用。我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接受，但不能过度。具体而言，历史证据表明，财富的过度集中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没有好处。当社会90%的财富由10%的上层人口所持有时，经济发展不会很好。

20世纪贫富不均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一战”、大萧条、“二战”以及一些政策因素，如福利国家、累进税制以及西方国家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冲击后推行的特定政策。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贫富不均现象较1914年大为减少，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贫富不均的扩大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贫富不均将无法发挥促进作用。

《财经》：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讨论，最终指向了资本如何作用的问题上。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当前的资本主义是仿制、假冒的资本主义，而你说我们正在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你看来什么是最理想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包容性资本主义”算吗?

皮凯蒂：我赞成包容性资本主义。但我想明确一点，如果要实现包容性资本主义，其前提是要有非常具体的制度——需要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制，需要教育和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水平的政府收入，需要某些领域的公共资产。不能将一切私有化，在教育、医疗与交通方面要有公共资产。

其实，我们周围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拥有。但量在减少的过程中。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包容性吗?

仅有公共资本是不够的。当然有公共资本要比只有公共債务强。现在，欧洲、美国或日本的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这很糟糕。我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做得比较好，因为保持公共资产很重要，不能将一切都私有化。拥有大量公共资本，在公共治理方面就可以大有作为，但这还不够。

《财经》：你曾谈到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不平等，并提及中国的反腐，你想表达什么?

皮凯蒂：反腐败非常有用，但我认为这仍然不够。当然，腐败是财富不均、分配不公的最极端形式。通过腐败敛财是获取财富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在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仅靠把少数几个人关进监狱里并不能调节财富不均。而且，如果认为腐败是社会不公、财富不均的唯一表现形式，那就太天真了。即使没有腐败，不同社会也会出现极端的不平等以及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聚集财富的方式。

所以除了反腐败斗争，中国政府也应该制定更具有累进性的收入和财富税收体系。我认为累进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产生信息。即使税率非常低，至少有一个财富税体系，政府就能以此获得相关数据，了解人们的收入状态。例如，2014年有多少中国家庭属于某个特定收入档次——在1亿-2亿元之间，100万-200万元之间，10万-20万元之间?2013年的情况怎样?平均状况如何?基于这样的公共信息，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可能性就更大。

财政公平的着力点

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正确合理财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防患于未然就要构建金融透明和财政体制，污染税可以是很有用的政策工具，但普遍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承担。如果国家希望设立公平的税收体制，那么房产税和收入所得税都要有

《财经》：中国面临的挑战除了放慢的经济增长外，债务水平也在提升，同时金融领域在开放的过程中。

皮凯蒂：我认为这些挑战都可以解决，同时可以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中国。在某些领域实行经济自由化，同时在其他领域加强收入和财富分配，鼓励更多的社会投资，这并不矛盾。有些人认为更多的不平等和更多的市场开放就总是好的，总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足以实现平衡和广泛分享型增长，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有人认为若实施累进税收制度，那么所有财富都会消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这是错误的观点。

目前，在全球GDP中，北美占四分之一，欧盟占四分之一，中国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这是目前的数值，相信中国很快就会超过四分之一，美国和欧洲的占比则减少到小于四分之一。在全球GDP中占比很大的区域和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会趋向于更大的财政公平，而且不伤及经济增长。

这些经济地区的范围比较大，如果在这些地区实施相同的政策以及法规，人们成为亿万富翁的欲望就将不会那么强烈。纵观古今中外，有很多创业者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现在有400亿美元的财产。但如果在1980年有人告诉他发明Windows系统只会赚10亿美元，而不会赚400亿美元，盖茨会因而放弃吗?让富人坐拥几十亿美元，富可敌国，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真的毫无意义。

也许有人说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通过美国《福布斯》杂志，或中国或欧洲的其他杂志上的亿万富翁排名，你会发现世界各地顶级的财富阶层每年都以6%-7%，有时甚至是10%的速度增长。

就全球平均水平而言，社会最顶级的财富增速比大众平均财富的增速快三四倍。这一现象无法持续下去，如果未来50年照此速度发展，那么全球最富有的那些人将拥有世界全部财富。我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只是个常识。就算是出于竞争力的考虑，我们也没必要让一小部分人群拥有全部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

《财经》：是否这个黯然的前景，引发了人们对不平等以及巨额财富的新一轮关注?前不久，弗朗西斯教皇去韩国做首次弥撒时，曾批评经济不平等性和过度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皮凯蒂：我并不想做什么世界末日一类的预言。实际上两个方向都存在推动力量。致力于减少贫富不均的力量和经济机制也是存在的。比如，新兴国家与富裕国家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不均。我不知道将来哪种力量能占上风。

我想说的是，追求不平等的力量占上风的风险很大，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我们无法始终保持每年5%或8%的增长速度。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资本回报率有超过经济增速的趋势。这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大幅扩大财富占有的不均衡性。

我并不是说贫富不均将永远上升，也并不是说上层社会100%地占有全社会财富，很可能会在100%之下的某个点停顿，但没人知道是哪个点。

我认为，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正确合理财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由此而产生的合理推定是，情况可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防患于未然，构建金融透明和财政体制，从而让我们依据从数据中观察到的事物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担忧都在不断升级。问题在于我们能做什么?弗朗西斯教皇可能对此感到担忧，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和过度的不平等表示担忧。中世纪，天主教曾希望高利贷采用零利率;与此同时，他们却很乐见他们的土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拥有正回报率。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利用这一资本从农民那里获得资本收入和回报并不是什么难事，农民会把部分劳动成果奉与教堂。问题是，天主教，或者我认为各大宗教都存在的倾向是，对不平等的反应通常不始终如一。

因此，对收入和财富实行累进税制以及提升其金融透明度的好处在于，这些举措能够促进公平和民主，不论你信仰什么宗教或传统。此举都能够向社会提供相关的信息，让民众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且能够采取适用于现实情况的政策。

《财经》：你的研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若达到你所倡导的更平等的现代社会，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富人征收累进税的建议，你能具体讲一下在税收的其他方面，从公司税到污染税等的不同操作空间改进的可能?

皮凯蒂：就更长远来看，很明显，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环境变化和全球变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平等的问题和金融透明的問题。

我认为要双管齐下，而且我也一直在说，如果国家没有财政公平可言，那么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人很难接受环境政策。当然，有必要呼吁环保人人有责。向富人征税并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也不足以解决养老金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在要求普通人和中产阶级出力的同时，却不要求富人付出至少同等程度的努力的话，实现起来就困难重重。

当今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在于，人们怀疑富人在这一方面的付出与其财富不成正比。也因此环境政策推行举步维艰。欧洲就是如此，只要人们认为权贵们所付出的努力不具有可比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环保方面做出努力。

污染税可以是非常有用的政策工具，但要记住，这些税普遍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承担。因此，我们有必要同时设立收入和财富累进税制，以确保整个税收体制的公平性。污染税，顾名思义——如果能获得成功，难以在长期内带来多少税收收入，它的目标并非完全是要增加税收，而是为遏制污染。如果这一税种大获成功，而且减少了污染，那么税收收入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初衷就是为减少污染。

这意味着长期而言，我们仍需要对收入和财富征税。

有人认为财富税是彻头彻尾的革命。事实上，每个国家——可能中国除外，都以财产税的形式来征收财富税。至少，房产作为财富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国是要被征税的，是非常重要的财富税。事实上，我觉得在收入税之外设立与房产价值挂钩的税种是很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推行房产税对中国也非常重要，有的人收入很高，但房产很少;有的人房产多，收入也高。如果国家希望设立公平的税收体制，那么这两个税种都得有。

《财经》：谈到房产税，今天我直接从伦敦飞过来，伦敦出租车司机在去机场的路上抱怨说，全球资本推动伦敦的房地产价格飙升。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你认为它是否会让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继续高于本国增长率，并由此导致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果是这样，资本流动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消极角色?

皮凯蒂：伦敦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大部分俄罗斯寡头汇集于此。在过去几年里，英国政坛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提高了伦敦房产税的累进税率。英国对房地产征税，也对出售房屋的交易征税。在卡梅伦上台之前的工党政府对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豪宅征税5%，而卡梅伦上台后，对价值超过200万英镑的豪宅征税7%。他们的政策虽未明说，但两党的共识是应对高财产价值和高财富征收更高的税。我认为要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左派右派，只针对事实。

资本全球化风险巨大：首先有必要意识到，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原因能导致资本回报率会低于经济增速。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从历史来看也是。

用简单方法来解释：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增速为零，因为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是恒定的。然而，资本回报率是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本是有用的——住在建筑物里比露宿街头强。设备是有用的，例如机器人比仅靠赤手空拳的强。资本可以用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它就能带来回报。即便存在充分的竞争——这与垄断无关——即使在经济模型最标准的完善市场，资本回报率在长期来看也还是会超过经济增速。自然进程无法让这两者处于均等状态。它本身也不构成问题，除了它能导致相对高的贫富差距和财富集中。

未来的挑战

在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需要有财政公平和社会公平，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优质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

《财经》：你提到机器人，提到比尔·盖茨，这让我想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里夫金。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指出，私营市场追逐效率和生产率，导致我们越发靠近这样一种态势，即几乎所有产品的边际成本都会一步步地接近于零，而这种零边际成本现象将带来新的经济体系——协作联盟(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如果这一经济体系茁壮成长，那用GDP衡量经济活力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否会对社会的平等与分化产生影响呢?

皮凯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很难讲哪一方能占据主导地位。考虑到新数字经济其零边际成本的特性，它所蕴含的力量完全可以推动社会平等性的提升，因为一旦某一数字产品、知识或产品控制面世，以零成本面向大众进行生产就有可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借此，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这些产品，而私有财产所有者即原创者便显得无足轻重。

但与此同时，这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私有财富能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我在书中也表达了，就长远来看有很多我所说的“资本变形”——从土地财富到房地产、企业，到制造业再到金融资本。有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无形资本以专利形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富的总价值，例如与劳工收入对比时，会有所下降，它反而还会增加。

在大家看来，数字经济将意味着机器人的崛起，而且可能会更多地取代人力资本，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机制，推动更多的国家收入向专利和机器人的所有者倾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你可以零边际成本复制任何授予的专利或数字产品，但是针对细分市场的特定专利和数字产品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会增加，因此，最后，这些产品会产生很大的地域价值，而且有时候比传统形式的资本和财富更挣钱。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领域。

有人指出，资本在GDP中比重的上升可以被看作是经济自动化的迹象。我不确定这一观点正确，但是我认为在这一阶段，对于传统资本密集型领域来说，像房地产或能源，从全球角度理解资本比重的上升比认识到机器人的崛起更为重要。然而未来，这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资本比重的增长。这也说明，专利问题、专利法规和版权问题将在未来变得更为重要。

《财经》：里夫金设想的未来——工厂完全由机器人负责运营，正好与中国的老龄化和即将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现实相对应，抛开里夫金的理论，你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分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皮凯蒂：随着人口的不断下降，这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很可能变成比我书中描述的世袭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社会，过去积累的财富比新增财富更加重要，在人口减少的社会更是如此。如果在同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已抵消人口下降的影响。但随着生产率不断增长——在某个时间点也会下降，到时人口下降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简单推断一下：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十个孩子，大家都不会关心遗产，因为每一代都会把一切财富平均分成十等份，所以要靠自己积累财富，不能指望继承大量的财富。

相反，如果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么无论你的父母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将继承父母双方的遗产。在人口不断减少的社会中，遗产会变得越来越多。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即将消亡。假设在2050年只剩下最后一代德国人或中国人，所有人都没有孩子。最后一代人将继承之前各代中国人或德国人积累的所有财富。遗产的流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趋于无穷大。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實中不会发生。

但该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一代人都比父辈一代人口少30%——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那么这种强大的机制将在遗产继承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财富分配相对平等，每个人继承的遗产相等，那么这不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但问题是，财富的分配，包括在中国通常是极不平等的，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如果想在中国积累财富，在上海或北京买房子，但只有劳动收入而没有遗产转移过来，就会很困难。

《财经》：你提到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促进了各国的趋同和不平等的缩小。在云技术、大数据的背景下，新技术可能有负的外部性，产生“赢家通吃”现象，这是否只能由政府通过高税收调节，避免更严重的不平等?

皮凯蒂：“赢家通吃”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以互联网行业为例，人们的电脑都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使用相同的社交网络，因此，依靠网络创业的第一批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从社会角度来看，让少数几个人变得非常富有并不会带来很大的益处。在超过某个水平之后，货币激励变得没有多大益处。极端的财富积累带来的问题是，一旦这种积累财富出现，就会永远复制下去。

欧洲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历史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因为那时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等，同时也有很多创新。有人认为，那是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实际上从1900年至1910年，我们发明了汽车、电、跨大西洋无线电广播，这些同Facebook一样都是重大创新。

经济增速那时每年为1%-1.5%，这已经非常快了，这意味着每30年/一代人就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经济得以更新。这不是静态经济，而是有许多创业者的创新型经济。但这也是非常不平等的经济：鉴于增长速度为1%-1.5%，资本回报率为4%-6%，风险愈大，投资回报率愈高，财富的不平等会上升至很高的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是极端的社会冲突以及寻求国外投资的权力竞争的产物。我并不是说他的话完全正确，但我觉得当时肯定是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这也是政治不稳定和战争或其他形式冲突的根源。

历史虽然不能只得出一种结论用以指导未来，但至少我们都应认同，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仅仅依靠自由的市场力量解决这些普遍问题是错误的做法。

《财经》：你喜欢梳理历史并从中找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交会点。 “二战”之后有很多帮助降低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可以重新启用这些政策吗?或者，现行体制更倾向于那些扩大社会不平等的政策?

皮凯蒂：应该对这些战后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21世纪的世界形势。以财富税为例，19世纪引入财产概念时，财富主要是指房地产和土地，金融财富在19世纪之前很有限，至少在理论上。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财产税主要针对房地产，因为这个税种是在房地产作为主要财富形式时创造的。

现在，财富的结构已然不同。房地产仍然重要，但金融财富和跨境金融资产也变得举足轻重。

我们需要调整税收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特别需要对银行信息进行国际交流。欧洲与美国明年会签订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我认为金融透明、银行的信息传输以及对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都应被纳入协定。

当然，如果中国能签订类似的透明协定更好。它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带来公平，并让公众相信全球化会为他们带来利益，而不仅仅为跨国公司或顶级财富持有人带来收益。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反对全球化。在最近欧洲各国的选举中，尤其是法国出现了这个势头。美国也有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化只为一小群人带来利益。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解决方案，以适应现代全球经济。

《财经》：书中有一部分让我感触很深，你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向科威特派遣了100万军队反对萨达姆政权，而且仅用了数月的时间便做到这一点。你说，如果这个都能做到，那么完全可以在避税港方面做点事。你的意思是说，政府干预是解决不平等性的最佳工具吗?

皮凯蒂：我想到的是和平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贸易制裁，而不是主张派军队到瑞士或泽西岛。其实，这正是过去五年内美国政府对瑞士银行的做法。五年前，大家都说，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永远不会改变，瑞士太强大了，我们无力改变它。

突然之间，美国政府对瑞士银行实施制裁并表示，如果你不实施信息自动传输，那在美国就拿不到银行牌照。瑞士政府就改变了做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和平制裁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之所以提到伊拉克，是因为我认为伊拉克在1991年和2003年的两场战争是过去20年历史中的重要一笔。石油是世界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油的分配不均是世界财富分布不均的重要方面，尤其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很多政治问题都与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极端不均有关。这个例子也说明，如果政府有意愿，就可以大有作为，但有时政府采取的方式不对。

有时候政府很强大，如美国政府能将百万大军迅速派到1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可是，政府又假装惧怕巴哈马群岛，声称无法解决巴哈马避税天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特别是在欧洲。我相信自由贸易，我相信这是一个正和游戏。但如果希望全球化为所有人带来利益，而不只有少数人，那么在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需要有财政公平和社会公平，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优质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会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

《财经》：提到全民优质教育体系和公共服务，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拥有最低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之一。流动性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从美国的案例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

皮凯蒂：我在书中试图对大学中不同级别的捐赠资金的回報率进行比较：初始资本越多，回报越大。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它放大了不平等的机制，即平均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平均回报率没有比增长率高出很多，但高财富人群获得的回报率比增长率高出很多。而看美国的教育系统，他们一直非常擅长于创办非常优秀的大学，更有利于制造精英。这很危险。中国应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在21世纪，一个国家希望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口会占很大的比例，没有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精英团体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

国家应提供大量的公共资助，相对降低上大学的学费，否则便会出现以下情形：哈佛大学是所名校。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查查哈佛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水平，你会发现这一水平与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排名前2%的家庭的水平相当。在我看来，这并非是英才教育，因为所有的好学生都来自于收入排名前2%的家庭。这也是美国不怎么重视劳工收入不平等性，并且人们对于收入不平等性的意识不强的原因之一。

美国人目前愈发担忧学费的问题，他们觉得如果学费高得离谱，人们就得寻找各种方式来获得高等教育。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将面临更多这样的问题：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问题是，学校的运营有多少是靠学费、有多少是靠拨款，如何放权，如何实现大学之间的竞争，虽然竞争本身是好事，但是同时也会影响教育平等的机会，这是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康娟、熊静、何芊樾对此文亦有贡献，专访视频详见财经网和财经新媒体

作者：金焱

第3篇：21世纪建筑产业的策略

万达集团从2012年就开始不断向美国进军，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去购买酒店、购物商场。根据美国房地產协会的一个统计，从2013年3月-2014年3月，中国大陆到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总金额达到220亿美金，交易单价是59万美金，美国的电商因为我们华人的采购能力太强，盖房子现在要看风水才能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需求。

国内从成本领导策略和差异领导策略来看，很多经济学家强调一线城市太贵，二线城市太多，我们要有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差异化竞争策略有两种，第一是品质，绿色建筑、智慧建筑;第二是文化，包括艺术和美学，我的研究策略就是建筑艺术化、建筑文创化、建筑科技化。

第一，建筑艺术化。建筑大师莱特表示，建筑就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的科学性艺术。大家知道20世纪最著名的两个作品，艺术化最强的一个是柯比意的作品叫廊香教堂，把作品变成雕塑品;另外一个建筑是雪梨歌剧院，这是在1955年雪梨市政府向全世界来征图，有一个丹麦的建筑师叫乌龙，他听了来自澳洲一些姑娘的话，说随便画几张加上立面图就去比图了，一开始被刷掉了，但是恰巧评审有一个是美国的建筑师，他从淘汰的作品里面给筛选出来了，没想到成就了20世纪这个最重要的作品。由此可见，做建筑艺术化是借由艺术的特殊性创造经济的稀有性。

第二，建筑的文创化。著名的建筑大师表示 “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然是凝固的，可是其上有很多人文的思想”。建筑文创化有三个重点，一是要创造一个感性的场地;二是能够感动的体验;三是感实的服务，这是建筑文创化非常重要的内涵。例如到内地商店去购物，一般停留10分钟左右。那我们到百货公司最多停留2个小时，我们要把名牌和折扣结合在一起，休闲和购物整合。中产阶级这一块，做中产阶级就不能再奢求所谓的品牌时尚的消费，我们要指导的是向往品牌的消费群，就是这些人只重品牌不重时尚，那他就会到折扣专卖店去。

1995年为止，美国的折扣商店销售收入已经超过百货公司，我们到日本、东京去看一看，没有新的百货公司，新的百货公司最漂亮的都是在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几乎看不到，所以我们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思考的方向。它的核心内容你要有世界名牌和知名品牌。Outlets的成功要件，第一是要成本低价，第二是Outlet一定要以本地的消费客为主力，这才是最大的根本，观光客只是你其中的一环，大概占30%，其中的70%还是以本地的消费群为主。

第三，建筑科技化。当电脑由微小化转化无形化，建筑成为人与电脑互动的画面。从上游的生态，到中游的安全监控、室内装饰、综合服务。台湾的经验来说，借由科技的差异性来创造经济的稀有性。以台北101为例，因为这个建筑的改造以后，它的价值提升了6.8%，它的投资报酬率达到19.6%;周边新建建筑，建筑物价值是19.9%，投资报酬率是9.9%，居住率6.4%。

作者系台湾建筑中心执行长

作者：许铭文

第4篇：21世纪的供应链管理

20世纪90年代，对于多数企业而言，产品经过加工后，通过仓库配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平均时间是15~30天，有时候甚至更长，从订货到发货的过程通常包括：通过电话、传真、电子数据交换或者公共邮件下达和传送订单，是用手工操作或电脑系统，运用信用授权和将订单分配给仓库的方法进行订单处理。最后，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当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客户收到订购产品的平均时间仍让较长。然而，一旦出现如缺货、订单丢失、订单出错或发货地址不正确问题时，所需的总时间会更长。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情况屡见不鲜。

为了解决从订到发货时间过长的问题，并且为了预防突发事件，企业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增加库存。列如，零售商、批发商和制造商都持有同一种商品的库存，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库存，由于产品差异大，缺货或延迟交货的现象仍让很常见。

20世纪广为使用的商业管列以及实现配送的分销渠道，都是从工业革命时代起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而来。这些长期保留下来的商业惯列在现阶段仍然存在，并且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这是因为没有更好、更明确的方法代替它们，传统分销过程的目的在于战胜危机，获得利益，然而这些早已变的不在重要，因为供给不足已经不在的工业时代的特点。消费者购买力不断增强，同时，他们对产品的种类和服务类的需求日益增加。事实上，现在消费者们更希望从大量的商品和资源中挑选出满足自己独特需求的那些产品。消费者们不在被动接受产品。相反，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了产品或服务的设计和配送过程中。随着运输能力不断增加，运输过程的可靠性有了显著提高，借助于精密和尖端的信息系统，现代运输能够实现更准确、预测精度更高的配送。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大量廉价信息的快速传递给全球商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信息的特点是快速、准确、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与信息相关的事物都变成了准则。互联网逐渐成为了一种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B2B)的常见而又省钱的方式。在这些推动力的驱使下全球经济快速诞生了。

历史学家们认为20世纪的最后10年的信息或数字时代的启蒙阶段，同时，数字时代将继续在21世纪呈现持续发展的趋势。在信息时代。商业之间彼此互通的本质使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应运而生。及供应链管理。管理者们不断改进传统的营销、生产制造、采购和天津物流公司惯例。企业采取了供应链管理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之后，能够根据需求准确生产出产品，并快速配送到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天津物流系统可以确保实现产品的准时配送。消费者订购产品和产品分类配送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以往服务中常常出现的错误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零缺陷的管理承诺或者是通常所说的六西格玛管理。完美订单，即按照所需的产品种类和质量要求，准时无误的将产品配送到指定地点。并保证发货单的正确，产品没有损坏，这种情况在过去非常少见，而现在成为了情理之中的事情，或许这源于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现在能用比过去低是多的总成本和较少的财务资源实现上述这种高水平的服务，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商业结构和战略上的根本性改变，全部都是来源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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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21世纪是电脑的世纪

21世纪是电脑的世纪。由于电脑提供了咨询和发展的机会，许多教育工作者都致力让每个学校都有电脑，都能上网。与此同时，家庭电脑发展得也非常迅速。在这样的“电脑环境”里，孩子们自然就生活在电脑世界里了。电脑被视为刺激儿童学习的良师益友，在教学上的应用，已从中学普及到小学、学前班，有的甚至把不满周岁的孩子就放在电脑面前把玩电脑。

这个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事物已经在这个世纪中担当起重要角色。几千年的语言文字形式的人类文明，在信息体系作用下，在数字化、程序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基础上加速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当我们欢呼电脑E时代到来的同时，也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正视它。

一、目前中学生用电脑状况分析

在当今社会，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城市几乎家家都拥有电脑，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脑，被誉为“新生代”的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便是电脑。

我们课题小组成员通过对身边同学的调查认为中学生使用电脑主要有以下用途：用于学习(包括绘画、写作)、玩游戏(包括欣赏音乐、看电影)、上网。而上网主要有以下用途：网上学习、查资料、玩游戏(包括欣赏音乐、看电影)、聊天和交友等等。

据统计，其中玩游戏所花费的时间占的比例最大，几乎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二、电脑对中学生成长进步的积极作用：

目前中学生使用电脑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但这其中有利也有弊，电脑容易被我们中学生接受，其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为：

1、是快速掌握多方面知识的重要途径

电脑已经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全世界各大图书馆的资料大多可以通过电脑上网获得，它不仅查阅快捷而且也省去了大量的额外的花销。还有新闻、资料、娱乐、文学等各种信息。通过电脑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可以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了解到更广泛的未知信息，也使更多的中学生更快、更早、更接近科技前沿，使我们更加地热爱科学，崇尚科学。

2、接受教育的有效方式

目前的学习软件琳琅满目，与书本相比要有趣灵活得多，就像看动画片一样，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大布列颠百科全书厚厚的几大本，一张小小的光盘就能搞定。还有“网校”这种新式的教学方式，“网校”里老师单个教你，“同学”们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完全没有在教室里与老师面对面的那种拘束，也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对我们中学生的自由发挥有很大的帮助。

3、电脑是加强交流的有益工具。

目前的中学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除了在学校我们一般独处的时间较多，而通过电脑上网我们可以在聊天室或OICQ等其它的交流网站聊天，在这虚拟的世界里，各自谈论着自己喜欢的话题，网友不论老少，不论职业，只要认为兴趣相投就可以尽吐心声。这对渴望朋友，渴求友谊，渴求倾诉的我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在网络中愉快地畅谈，得到心灵上的放松和解脱。

4、电脑是购物的帮手

现在，电脑购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中学生再不用去挤公交车，在网上，轻轻敲击鼠标，把你要买的东西直接送到家，不但节省时间，而且又便宜，一举

两得的办法不亦乐乎。

三、电脑对中学生成长的消极作用。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学生使用电脑也是有弊端存在的。

1、孩子需要跟关爱他们的父母建立个人友谊，而电脑却把父母与孩子分开了，易使孩子从小就“只认电脑不认人”。常玩电脑的孩子一般都沉默寡言，学习注意力集中时间相对要短，学习动机降低。生活能力差，语言表达能力弱，离群、孤僻、对父母缺乏热情，对生活缺乏兴趣。

2、电脑让我们这些正处在发育期的少年儿童坐在电脑桌前的时间越来越多，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紧盯屏幕，脖子僵硬，手抓着鼠标不放，这些不良姿势长久下去会产生诸多毛病。然而不良坐姿对肌肉等部位的伤害要10年后才会显现，所以我们现在还体会不到，感觉无所谓，等知道后果就晚了。尤其是对眼睛的危害，日本研究员指出，电脑普及后，近视的学生人数增加很多，以前大学生才戴上的眼镜，现在高中生、初中生中相当普遍。我国现在中学生的近视率已达6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电脑时代"少年儿童的形象、立姿和走路的姿态，都和我们的父辈不同，戴着眼镜、头部前倾、双肩内缩。一些教育家和儿童专家强烈要求学校在基础阶段停止使用电脑，指出使用电脑对孩子们的身体、情绪和其他方面的发育造成伤害。

3、我们中学生特别容易“迷恋”电脑游戏，一旦上瘾，就把课余时间全花在玩电脑游戏上，荒废了学业，学习成绩下降。现在的电脑游戏又大多是一些打打杀杀的游戏，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而我们中学生对社会认识不深，好奇心又很大，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在网上交友容易上当受骗好，网上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对我们的危害也很大。

聊天、游戏、造成了我们的学习成绩下降，身心健康受到伤害，不利于我们中学生的健康成长。

电脑是科技的进步，它方便人们做事，帮助人们学习，充实人们生活等等„„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还发明了网络，他让人们在网络的世界中学习知识，寻找知己，同时还能在网上玩游戏等等„„网络实在是乐趣无穷。

当前，一般家用电脑热已吹遍中国的城市乡村，计算机开发商 已把目光全面转向家庭：计算机价格大幅度下降，各种家庭用软件纷纷面世，面向家长、家庭的电脑培训如火如荼。一些专家甚至预言：下世纪初，电脑将像家用电视机一样，普及到千家万户。

电脑进入家庭之后干什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父母把电脑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关调查表明，在已经购买电脑的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人近三分之一;在欲购买电脑的消费者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买电脑是基于孩子的学习考虑的。在一些家用电脑展销会上，家长郑重地向孩子许诺，只要孩子期末考试成绩优异或考取重点中学，家长将给孩子买一台电脑以资鼓励。

中小学生学习电脑是有弊端的，但作为家长绝不能因噎废食。关键在于家长要科学地指导孩子学电脑、用电脑，从而发挥电脑的教育功能。

(1)家长在购置家用电脑前，就应该对电脑的功能、电脑的使用方法及保养、计算机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最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培训，从而在指导孩子学电脑、用电脑时能够胸有成竹;同时，家长要认识到电脑的教育功能并非只适用于孩子，家长应该和子女一起学习电脑知识，和孩子有相互切磋，共同提高;要指导孩子正确学习电脑，不使孩子成为电脑游戏迷、VCD迷。

(2)孩子学习电脑并不是孩子年龄越小越好。一般认为，孩子到了小学高

年级阶段学习电脑比较适宜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家长要激发孩子学习电脑的兴趣，不能逼迫孩子学习电脑。

(3)在孩子学习电脑时，家长要适当控制孩子的上机时间，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各种室外活动，扩大兴趣，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家长要教育孩子正确区分机载信息，增强对不良影响的免疫力。

第6篇：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21世纪中国海洋策略：借鉴成功经验，积极发展

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正积极地抢占海洋空间和资源，可以说在21世纪取得了海洋开发的领先地位就取得了国力发展领先地位。在起步晚于发达国家、技术暂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海洋资源开发成功的经验，积极发展海洋开发事业。

关键词：21世纪，中国，海洋，策略，借鉴，经验，发展

世界现状

联合国《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标志着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建立，为全球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国际海洋法律基础。

科学家们预言，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因为海洋不仅可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食品、矿物、运输及水资源等，而且将在新能源开发上扮演重要角色。海洋能是一种蕴藏量极大的可再生能源，通常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温差能和盐差能5种。作为未来地球能量的源泉，海洋自然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向海洋要能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世界各国的国际海洋意识普遍增强，各国都在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海洋管理制度。人类对海洋的观念从过去的一味索取转变为为生存和发展而协调行动，以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认识到应把海洋作为生命保障系统加以保护。

世界各国正加紧海洋资源开发的科技和资金投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依靠在海洋高科技中的领先地位实施其海洋产业发展战略，不仅抢占海洋空间和资源，而且都把发展海洋高科技当作海洋开发的重中之重。我国亦把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重大措施。

中国现状

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岸线，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中国可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沿海岛屿6500多个，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左右。中国近海和管辖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包括生物资源、油气资源、固体矿物资源、海水资源、海洋能源、海洋旅游资源等。各种海洋资源开发活动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海洋产业，传统的海洋产业有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水制盐业;新兴的海洋产业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油气工业、海滨旅游业、海水直接利用业、海洋药物和食品工业等;另外还有一些正处于技术储备阶段的未来海洋产业，如海洋能利用、深海采矿业、海洋信息产业、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产业已成为沿海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初具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海洋经济总产值目前已达1400亿元人民币。另外，海洋环境影响气候变化、降雨量分布和自然灾害的发生，从而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沿海地区乃至内陆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已成为中国环境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启示

1、加强舆论宣传，普及海洋经济意识

我国一直注重陆地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以及海洋产业的概念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比较陌生，海洋产品以及海洋开发的技术还不成熟。国际上海洋经济的发展态势虽然美好，但是海洋开发的高投资性，高风险性以及周期长的特点使得海洋产业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成效不显著。全球海域覆盖率在70%以上，政府应该意识到海洋经济开发的重要性，加强舆论宣传，普及海洋经济知识，宣传海洋文化，树立新的海洋价值观。

2、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在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宏观政策法规上，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计划制定相应的决策，恪守与时俱进的理念，不断完善政策;在微观层面上，各地海洋资源的开发条件迥异，在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因地制宜，切忌依葫芦画瓢，坚持科学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做到具体矛盾具体解决。

我国政府应加快立法的步伐，通过法律的手段固化和强化全国的海洋管理工作，同时应明确各涉海部门的职责，发挥全国性的海洋管理机构的作用实行综合管理和协调管理，实现海洋行政管理工作的统一调配，提高工作效率。

3、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扶植新兴海洋产业

我国海洋产业的结构是海洋渔业即第一产业在海洋产业的发展中地位优势明显，海洋产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该产业中，海洋产业中的

二、三产业比重小，这也是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比较薄弱的主要结构原因。要发展壮大我国海洋经济，我们就必须要优化我们的海洋产业结构，积极投资开发海洋第

二、三产业，利用先进的技术水平提高海洋渔业、海洋盐业等传统的产业，通过一些优惠政策的引导扶植，着力推进发展海上油气、海洋药物、海洋工程、海洋电子等新兴海洋产业，调整海洋

二、三产业的比重，优化海洋产业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

4、广开渠道，确保海洋经济发展资金需求

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高投资性、高风险性以及长周期性，雄厚的财力支撑必不可少。海洋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各海洋产业企业应广辟路径确保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

5、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达国家海洋经济的繁荣，除了政策的引导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新技术的不断开发与创新。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重大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及时制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规划和决策。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海洋技术，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和推进成果的应用，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海洋技术的创新开发需要大量科技人才，教育部门应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根据未来发展战略有针对性的调整现有专业的设置，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创新水平的提高，为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培养有用的人才。

第7篇：21世纪的大学

在本演讲中，作者论述了“21世纪的大学”这一主题。首先，作者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大学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方式。作者评述了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指出了大学开展科研、服务社会的重要性，同时当前大学承受着来自政府、社会的过高期望。作者反思了在大学卷入社会活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

利弊，指出了长远规划、科研合作、国际流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中，大学需要处理好科学与技术、开发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工商界的关系。作者特别探讨了大学-工业合作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了二者间的合作可能及不同性质，并介绍了牛津大学的有关策略。在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了他关于大学的使命的观点：探索自然和人类世界;培养独立思考的、负责任的下一代。作者还认为，大学推动经济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也不能对其加以限制。

关键词：大学;21世纪;知识经济;全球化;大学—工业合作

Universityinthe21stCentury

SirColinLucas,Vice-ChancellorUniversityofOxford

Tralated

Theauthordiscuesthethemeof“Universityinthetwenty-firstCentury”.First,hereviewsthechangeofrelatio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society,thewaysofuniversitiesechotoitsownglobalisationinthecontextofglobalisation.Theauthoralsoreviewsdifferentperectivesontherelatio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governmentandsociety,pointsouttheimportanceofuniversitiestodevelopresearchandservetosociety,andthehighexpectationfromgovernmentandsociety.Theauthorthinksoverthevaluesanddisadvantagesofuniversities’involvementinsocialactionanddrivingeconomy,andpointsouttheveryimportanceoflong-termplaing,researchcollaboration,internationalmobility,andthecombinationofteachingandresearch.Accordingtohim,intheiovationandtechnologytrafer,theuniversitiesmustbetterdealwiththerelatiohipbetweenscienceandtechnologyanddevelopment,andtherelatiohipbetweentheuniversitiesandindustryandbusine.Inparticular,theauthordiscuesthecomplexrelationbetweenuniversitiesandindustry,indicatesthecollaborationpoibilityanddifferenteencebetweenthem,introducessometacticsofOxfordUniversity.Intheconclusion,theauthorcomesouthisideaonmiiooftheuniversities:exploresthewholeoftheexperienceofmankindanditsnaturalenvironment;bringsupanewgenerationwhocanthinkindependentlyandbereoible.Theauthoralsosummarizeshisviewonuniversitiesdrivingeconomy:itisnoteential,butitshouldnotbelimited.Keywords:University;21Century;KnowledgeEconomy;Globalisation;University-IndustryCollaboratio

“21世纪的大学”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主题。实际上，在2002年是很难预测未来一百年大学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记得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

福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对未来30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变革提出咨询意见。它不但提出了一些未能实现的技术，而且没有预测到核能、激光、计算机、复印机、喷气式飞机、雷达、声波定位仪、抗生素、基因密码等许多技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2000年的大学与1900年的大学加以比较，我们今天显而易见大学发展的延续性;但是1900年的教师无疑会对体现当代大学

特征的学科事务、新兴学科、教学方法、学生社会背景、组织结构感到惊诧和不解。

这样，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似乎益处不大。另一方面，显然，我们此刻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大学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功能都在发生实质性转变。此外，很明显，我们在大学中进行的学术工作的本质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于是，我今天的发言特别关注我们现在处在哪里及其对可预测(尽管是短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背景：全球化

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中。既然关于全球化讨论的有益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共同知识，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对之做过多的阐述了。请允许我讨论以下两个主题：首先，全球化塑造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其次，大学界目前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一些方式。

我们的确处于一种加速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的效果或近或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公司生产产品，募集资金、安排总部，贸易变得越来越弹性化和全球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知识成为繁荣的关键乃至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重新定义他们的繁荣。实际上，我们当前正在(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这样)重构世界经济图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重构：我们见证了一个挑战既有精英(乃至当代精英)和重估其他群体的历史过程。如女性地位的变化，有价值技能的正在发生改变的本质。

诚然，新技能是新经济的灵魂。所谓的“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强调了从相对简单到最复杂的新型知识技能的根本性意义。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以一种先进的方式生产知识，以及了解和使用知识是未来的关键。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熟悉的陈述(事实上就是)，但是电子革命已经改变了知识组成方式及知识的探索、传播和运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要求知识不是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获得，并且不是仅仅被少数人当作社会权力的象征和工具而紧紧掌握。反之，新经济要求知识广泛传播并迅速作为共同繁荣的一种途径。新经济要求人们广泛拥有获取、组织、理解和运用各种层次知识的技能。进一步说，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类型多样、使用方式多样，社会需要一种不断使有活力的成员周期性地更新技能的机制。

这一切都对大学的工具性功能具有重要影响。20或25年以前，我们都知道一所大学是什么样子。除去少有的例外，它们趋于雷同，为了给社会提供做基本类似事情的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向年龄基本相同的人群传授差不多相同的东西，产出相同的东西。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高等教育部门迅速多样化的世界之中。我们看到：高等教育不同的使命正清晰地显露出来，不同类型的招生方式和培养形式，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学位课程结构不断丰富，间断学习、回归学习、终身学习、远程教育等等出现了。总之，数量日益增长的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

许多诸如此类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业已发生的日益增进的全球化。显然，既然需要组织新知识，需要传播已有知识，需要培养促成创造性行为的推理和分析之类的复杂技能，“知识经济”就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样，我们在重新确认一个古老的命题：教育是个人和集体成功的基本途径。

二、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

知识及新知识创造(即创新)对经济成功的重要性必然导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体审视大学的职责。事实上直到最近，我还是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模糊的。在认识到了大学在创建知识经济中的必要性的同时，公共政策在它自身如何实现、它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方面都不明确。在世界不同地区侧重点并不相同。在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地区，高等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publicgood)还是私人产品(privategood)之间存在特殊的(并且尚未得到解决的)张力。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大学最普遍的关心是每一个地方关于大学如何获取资金的争论：政府应该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吗?如果提供资金，该达到一种什么水平?政府提供资金是为了换取什么?在新经济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最有效地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谁来为高等教育付费的问题(或者说，为了哪一种原因支付多少费用?)是一些国家争论的焦点，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尽管形式不同，这一问题开始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说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开发全球经济中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有人可能会说，高等教育是社会自身一种必要的产品(good)。从另一方面看，显然大学部门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力度——或者至少已经高出纳税人愿意提供的力度。而且，就日益增长的收入潜力来说，对上大学者来说当然存在个人利益(个人收益)。相应地。上大学者得分担他们的学习成本。进一步说，虽然经费渠道多样化减少了大学对单一付费者的依赖，但是目前还是在就此争论，这一争论有其意义。美国州立大学近年的经验显示了，在州政府和立法部门的政策发生突变时它们是多么的脆弱(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有人进一步争辩说，付费学生的要求会促使大学变得更加弹性化和负责任(但是，我看不到在美国有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持大学毕业生将作为高收入者纳很高的税的反方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由学生担负多数费用的实际不利方面是导致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人们对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疑义，为高额学费而承担债务这一可能性使低收入家庭子女望大学之门而兴叹。于是，学生付费可能阻碍了高禀赋者的入学。更具体地说，它还会限制扩展上大学规模(至少在适龄人群)的政策的效能。当然，美国提供了一种规划财政补贴体制以调节不利因素的模式。但是，只有最富裕的私立院校才能为政府补助提供充足的配套资金。负债是美国学生生活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对对创造知识经济特别重要的研究生来说)，巨额债务往往延续到工作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并不是说个人收益率(privaterateofreturn)不存在，也不是说我们不必寻求让学生为大学贡献经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算出一个合理的比例——根据学生能够承担什么及学费对大学做出的实际贡献来判断。英国目前每年要求学生家长直接偿付1100英镑的学费。但是，以我所在大学为例，这一付费水平只占学校收入的2。我了解到中国学生支付学费，并且介入到政府津贴的贷款机制中。这或许来源于背景的不同——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对教育贷款的不同文化应对。虽然如此，在入学人数正在翻一番的状况下(并且假设在将来还会超过这一数字)，还是存在问题，像其他地方一样，学生及其家庭不愿意贷款—负债，贷款者也不愿意增加贷款额和风险。实际上，随着不可回收资金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学生学费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维持和发展大学这一公共政策的一大难题。

这些问题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当代形式：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大学教师强烈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中大学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随着大学教师对外部压力增长和变革压力增大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越来越表达出这一信条。然而，这误读了历史。

事实当然是大学总是与其所处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服务关系。它们总是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并且为了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要而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对自身进行调整。稍稍回顾一下西方大学史有助于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要、政府的要求及不断演进的经济做出应对，大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在19世纪，随着一个更加开放社会的到来，少数教派人群的权利缺失现象消退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大学出现了新兴的科技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工程等，这些学科在20世纪不断扩展和分化。19世纪的英国大学开始训练帝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美国大学已经将自身转变为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者，这类证书是成长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所亟需的。这时，在美国大学与经济、工业发展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此外，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部门的人数日益递增，在20世纪女性以更大的数目进入高等教育部门，她们在大学中已经不可或缺。最后，20世纪大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直至工商管理的出现，说明了大学在成为思考社会问题和提供解决途径的工具方面程度之深。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该世纪初，大多数大学实际上主要是教学机构，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基本是教授的个人事务。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战争，通过把大学富有活力地实际卷入为紧迫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的过程中而改变了这一情况。根据我的理解，特别是在冷战头20年间改变了大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被视为两类意识形态斗争及试图表明某一种意识形态在提供成功社会方面更优越的重要参与者。

尽管在冷战头20年间应用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大学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至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类幸福问题。在美国特别明显，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的是，苏联卫星上天导致了向大学注入大批研究经费。当约翰·F·肯尼迪宣称太空是“最后的疆域”时，他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展示美国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幸福的现实道路，科学及其应用能够实现自由美国民众的成就。

在那一时期，不仅是科学，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从经费资助中受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和苏联是这样)的政府似乎都把大学看作是冷战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学及其科研能生产必要的知识，这不但能加强多种军事实力，而且能帮助社会更有效地运行及个人生活得更成功。因此，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上大学的青年人数急剧增长。

这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其模式似乎要成为一种典范，或者说至少已经成为大学热望的一种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左右大学的特征。

我想从这一历史回顾中推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大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上显然都是很容易变化的。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在我们自身所工作的大学世界发生变革。大学立足于世界之中，知识有待投入运用。我们应当期望知识金字塔不断受到挑战，我们应当期望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引发我们大学的组织变化。然而，我还是要加上慎重一词。我并不认为在历史上大学领导或驱动过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一般来说，它们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或对此做出反应，迄今以前大学的变革显得缓慢。但是，在我们当代世界中，我们周围的社会、经济中的现时变化正在加速，这一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进行着。于是，这就有一个实际问题，大学如何热最有效地应对它们所需要的转变和责任。对我们这些大学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不止是向我们提出了实际问题。随之而来的这些需求和重构压力使得许多大学同行对自身、他们的未来及与他们所做相符的价值观忧心忡忡。这样，他们就变得更习惯于既有方式，并且更倾向于拒斥变革的不确定性。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我得出的第二个主要结论如下。我所回顾的历史也揭示了大学是如何形成社会对它的看法的。今天人们对大学的很高期望并不新颖，但是它为期也不长。重申一下，新观点的历史根源于冷战。至少在西方，冷战巩固了这一观点，即大学应当对提高社会福利做出直接的行动，它们应当有意识地投身于共同关心的公众认可的任务。当然，这一基本任务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了，但其思想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样过去40年间保持了一种坚定的共同信念，在政府中尤其如此。首先，应当为大学设定特殊的任务，其次，大学具有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事业成败的潜力。对当前知识经济而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大学的表现影响到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成败。全球化为大学提供了服务于社会这一项新任务，世界各国都发现了这一点。

我并不是说全球化与冷战是一回事。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各国政府经常以附和着陈旧话语的方式来谈论全球化。未来被说成是处在简单的两极之间：富有或贫困，实力或无能，国家成功或失败。这样，大学对产生健康、繁荣社会举足轻重的观念以一种新的面貌延续下来。此时此刻，大学处于人们对未来期待的中心。我会在下文中指出这很不现实，并且潜在地使大学陷入危险境地。

但是，我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欧洲，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等——都在明确地指出大学的功能是为了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这样，人们呼吁大学去适应——首先，生产有用知识(当代意义的有用)并通过使其直接整合到经济中而体现出有用性，其次，为大量人口在不同时间、场所、年龄提供学习机会，为他们特别是那些边工作边学习的人提供合适的条件。大学在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如前所述，大学的类型和使命越来越多样化。当然，由于大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不同以至它们不再相联，高等教育面临着丧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危险。但是，要点在于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新经济的联系已经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政府的观点;这也是工商界的兴趣所在，他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愿意为其公司工作的雇员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在职培训。

我想通过引证大约两年前澳大利亚出现的两项文件来简要地阐明这一状况，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政府和机构都在陈述的观点。首先，一个名为《变革的机会》(TheChancetoChange)的文件中，一位首席科学家提到：

……大学具有充当推进创新过程的发电机的核心角色，以及创造财富的巨型引擎的潜力……

其次，澳大利亚科研协会(AustraliaResearchCouncil)在其文件《投资于未来》(InvestinginourFuture)中写道：

基础研究是社会实现国家目标的一项战略投资。人们现在更恰当地把科研看作带来商业、社会和文化收益的行为连续统一体。科研给全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

这种话语流行于当今世界。其可取之处是，这些陈述说明了大学中的创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适应了国家的社会需要。创新的功能主要在经济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目标。目前，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都与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三、科学、研究与知识经济

当然，上一段落上引述的文献指以科研为基础的创新。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教学和科研——创造新知识和把已有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这两个非常传统的标题下讨论21世纪初大学的新范式。在许多方面，大学学术界对创造新知识的兴趣更大，因为他们自身就是20世纪下半叶研究型大学文化增长的产物。但是，迄今大多数政府是因为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以科研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的产物而实际上更关心科研。这是一种虽然带有偏见但很明显的观点。请让我从这里开始说起，因为我来自一所研究型大学，对科研创新问题极为关切。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我所要跟他们说的正是中国大学校长已经跟我说起过很多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花很多时间来开药方;我更愿意讨论一些我认为在我们面前需要识别、分析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请允许我陈述一下：我认为大学应该生机勃勃地卷入社会活动之中，它们应该对经济活动做出反应。但是有必要很清楚地省察这些问题。

知识经济与其说关心科学本身还不如说更关心科学的技术运用。从根本上说，在政府看来。大学科学的有效性在于它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的能力：作为解决方案、促进者或产品以某种方式进入市场。这样，公共政策在这一领域的首要关心就是技术转化(technologytrafer)。然而，这是一个尽管明显还是需要陈述的基本观点。虽然科学的产出中包括经济价值，但是没有科学这一源泉就根本不存在产出的可能性。这样就推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大学在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如前所述)方面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科学方面获得大量资助，而不只是获得技术转化方面的激励。在我看来，事实需要得到确认。当然，在英国，科学研究获得了规范的、大量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通过科研委员会(ResearchCouncils)根据科学自身的质量标准来决定的。我认为在许多地方都是这样。显然，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实质性的科研投入。然而，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在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中存在一种关注短期效应的倾向，他们将其称为“可交付物”(deliverables)，但是许多科学研究并不遵循这一时间规则。大学领导者只得不断呼吁科研并呼吁可持续的研究经费。例如，在存在明确的科学活动投资政策的英国，大学部门每年投入不足的研究经费达到1400万英镑。我们不但要使得科研及相关的大学科研获得充足的经费，还要从长远上保证这种资金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和设备(仅从这方面举例)的更新率正在加速。由于我讨论过的原因，如果在科学投资方面做出了一项战略决定，不从长远考虑就会是浪费资金。

这一点很简单。但是现实要复杂得多。大学科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现象——首先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获得公共关注的竞争，与此同时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解决复杂问题而相互合作。然而，我们在走向一个重大科学的费用是如此高昂以至合作和竞争的意义都在变化的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小型的科技创新与重大基础性、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差距巨大，费用与付出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新的竞争观念出现了，国家科学思想失去了许多政治家至今仍信奉的简练性。请让我简要地列举这些要点。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证明是20世纪末最大的科学突破)是一项国际合作努力，即便是这些小组间实际上存在竞争。该计划不可能由一国完成，也不可能由这些小组仅在一国背景下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一些主要科学显然需要大量投资，这些设备显然是一国某一地点所不能承担的。这样，这种竞争就成为设备场所的竞争，不同机构的研究小组为以某种形式使用这些设备必须进行合作。显然，在某些领域，在某一大洲内或全世界只有一个研究场所。

投资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的实施战略在开始阶段必须很好地设计，因为要了解设备会是什么样子是非常困难的。以欧洲的粒子物理为例。1996年耗资40亿瑞士法郎在日内瓦建立了强子对撞器。目前的问题在于应该投入多少资金，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规划大约未来10年间组建正电子对撞机。全球很可能只需要一件这样的装置。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决定组建一套这样的设备。谁来投资，以什么作为基础，安置在哪里?通过合作或竞争，这些决策如何达成?同时，这之后还有第三代对撞机，它已经开始主导科学战略家的视野。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非常昂贵的基础科学的拨款战略如何规划、经费怎样实现。把这一个问题留给要提供这类投资的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国家竞争的不确定过程吗?以我所列举的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重大科学来说，我们在期待一场科学竞赛(作为军备竞赛的回应)吗?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家做出了一项重大的科学投资决策，只是精疲力竭地发现一项新的大规模资金需求只是把以前的投资转变为昨日的技术吗?这似乎是一项既不明智也无效果的方式。

粒子物理学也许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对科学的多数领域并不适用。但是，即使是一个中期规划，重大生命科学(例如)的费用也难以维持，特别是在单一机构背景下，特别是因为该门科学的本质在迅速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举陆登庭(N.Rudetine)校长提到的哈佛大学癌症项目为例。这是一项跨学科计划，涉及大学内的众多系科和很多与哈佛有关但又独立于哈佛之外的独立机构。在哈佛以外，这类项目(还有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项目)必然需要不同大学内研究小组之间的合作。目前在这一基础上已经有了国家政府之间的一些项目合作。这在欧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近建立欧洲太空研究计划(EuropeanResearchace)就是又一个理性的跨政府计划并且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模式。

与此同时，大学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护并资助校内的小型科学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宏观层次的问题，战略选择问题最终就很困难了。优秀的科学成果是由优秀的科学家做出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是单个的科研领导者而不是大学管理者发展了新的、令人振奋的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是这样)。但是一个人把科学方向留在一所大学内并任其自发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问题费用高昂。当然，应该有一种良好的科研拨款机制，如果某人的不做此研究工作的同行能够赢得这些拨款，就会是浪费资金。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管理和领导问题。请允许我讨论与此相关的三个论点。

我的第一个论你们都明白，因而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说，当启动一项新的科研发展计划和项目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事先明确各项费用是必要的——这些费用包括设施费、补助、启动费、折旧和更新费等。教授们通常不关心这一点，并相信这是一个简单问题。新项目要求商业计划;只有资金充裕的大学才能付得起各种临时开支。如果不能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出现结构性赤字。但是，不论科学如何诱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取得好的成绩)，如果没有很好的预算在你的大学内就很难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很显然直接为同行开出任务清单是与生产率背道而驰的。创新和学术创造力的灵魂在于好奇心与卓越个人能力的运用、优秀的直觉、毅力的结合。这在一种指令性氛围中是不可能繁荣的。但是，大学领导者必须在启动研究项目前深思熟虑。我们的工作不止是思考当前问题;首要的是我们展望未来，以一种在未来10年间知识创造中什么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眼光来为大学科研行动建立共同的方向。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开展的众多学术行动从整体上远离我们的个人研究经验。为了与此协调，有必要在大学的众多部门中组织规划小组并且每一个小组都意识到他们的实质性未来。但是，许多建议都具有说服力，说服力往往来源于陈述艺术和指令语言而不只是某种内在有效。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没有第一手知识，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测度方法。我相信，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位大学校长的最重要能力是具有这样一种良好的意识，在一些尚未得到确认的领域凭自己的直觉相信并信任他人，即便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这样，有必要有一种未来战略，有一种指引大学的方向。这通常是一个抉择过程，有充分的信息来完成抉择。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够拥有或需要相同的战略。这需要在熟知大学特定的长处和不足、理解其特定文化如何支撑不同类型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学战略是大学领导者明晰未来的可能性与对这些可能性最有效地适应大学或发展大学的理解之间联姻。规划大学的未来，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进一步说，规划不应该是僵硬的。它们需要弹性和足够的宽度，以便能够在不改变设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而加以修订。最后，大学必须为此聘任教授，建立研究小组和部门，围绕这一方向来设计课程。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如何管理教员、特别是那些科研动力(或者说教学，但是教学质量难以测评)下降的教员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你们当中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我想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进行有价值讨论的主题。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授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机。好的教授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自身有好奇心和抱负来投入工作以解决好奇心驱动下的复杂问题。这种抱负通常与工作质量得到其他人认可的更为简单的抱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有一种渴望。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本人非常关心教授任命。自然地，在任命一位男性或女性教授时，必须不但要看其良好的资格条件和推荐信，还要看其得到认可的出色工作履历。然而，除此之外，还需要审视我所提到的个人品质。在不同的大学系统中，任命教授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提倡大学校长的直接介入，因为大学校长寻求教授们的这些品质而同行专家看重的是另外一些条件。

自然地，如果在院校中没有一种努力向上的文化，教员的内在动机就得不到激励。简而言之，多数人的显在动机和成就会使表现差的少数人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说“同行压力”。更直接地说，应该要求每一位教授在接受聘任时就大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自我陈述。此外，每一位教授(实际上还应包括其他教员)每年都应当接受系主任的鉴定。教授们开始往往拒绝鉴定，这要看鉴定是如何做出的。它不应该是责备过程。反之，在完成了一项关于每一位教授的来年个人目标和一个关于是否在上一年度决定了什么的评价之后，鉴定应该是以一种友好的氛围进行的。这是一个发现困难，给出科研、出版杂志类型、教学技能方面的建议和方向的机会。如果鉴定做得好，就意味着能表彰富有活力者，激励疲惫者，指引迷惑者。它还是一种检测某些科研成绩的标准指标的方式，这正是大学管理者所关注的(出版率、论文所登载刊物的质量、以引证指标测算的论文影响等)。在一些国家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测算方式。例如，在英国有每五年一次的科研评估(ResearchAementExercise)，它给每一个大学学系的科研表现评分，在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力。最后，还有许多可以采用的小的激励机制。例如，它们也许包括给青年教员的小量科研拨款、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或许还包括资助一个优秀研究生参加会议)、在大学报纸上公布、参观实验室或校长办公室等。最后，在这一领域一种有效运作的晋升机制是一种重要工具。

但是，这是我犹豫了一阵的一个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在一所大学里系主任是一个关键的教员管理角色。他们是离教员最近的领导者。系主任理应认识全部教授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长处和不足所在。他应该与研究生保持联系，至少应该熟悉每一年级本科生的数量。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该带领学系持续发展，激励他的同事，确保教学有效运行，青年教员受到良好的对待。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当理解他的同事们各自的工作方式;他应该知道谁在从事研究工作，谁需要激励或解聘。在一位优秀的系主任的领导下士气高涨。反之，一位懒散的或漠不关心的或横蛮的系主任对大学极为不利。大学校长应关心系主任的选任。校长们应该确信系主任适合他们的工作任务。校长们需要与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以支持。

在以上段落中，我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但是，就这一点而言，有些离题，因为本演讲的主题是研究型大学里科学的未来。现在让我回到这一主题。在某种重要意义上，21世纪大学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独立身份，以及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研合作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科学将停止竞争或者说这些合作者将不会相互合作。无疑，那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假定了未来的一种重要的国际化。这包括了与相互交换的重大可能性相关的电子交流的全球化;我前面所提到的日渐增长的合作模式揭示了这一点;它是通过人员流动带来的迅猛发展的交流的产物——今天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便利地相聚北京，而这在30年前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全世界缺少真正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相互竞争。全球化自身的可能性促进了这一竞争。于是，就有了科学家和学者大规模(且日益发展的)流动。流动有这样一些好处：由于静态的、长期的教师队伍，大学容易变得死气沉沉，在此以前这一问题一直被规模扩展(这增加了费用)掩盖了。流动也有不利方面：研究小组和大学的计划会由于关键人物流向其他院校而遭到重创。但是，科研领袖的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影响了报酬。丰厚的报酬能吸引最优秀者。在我稍前一点所描述的未来趋势中，毋庸质疑，由于国际流动是向着能够提供这类报酬的国家，就存在重大的危机(这业已成为当前的一种趋势)无疑，在一些优秀人物的分布方面，是正在变得两极化。实际上，我们还看到最优秀的研究生的国际化，这类学生的流动逐年增长。这也强调了各个层次科学家的国际流动现象。

但是，校长很有必要理解到，钱并不是学者们寻求的唯一报酬。他们还向往(并往往这样)良好的工作条件、出色的同事和优秀学生。还不断有个人原因——经常是家庭原因——使得他们不能稳定下来和渴望流动。那些到国外工作的人也回国待一段时间，当他们回到祖国时，他们又可能发现祖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学校长应认识到，在招聘教授时丰厚的报酬并不是唯一必要的。当然，有必要预先了解一位特定的对象为什么愿意来，因为没有必要在那些显然没有必要特殊原因流动的教授身上浪费时间。然而，校长是聘任中的关键人物，正是校长领导着大学所需要的杰出教授的招聘过程。如果一所大学要成功地实现其战略，就必须有一些关键的教授。校长本人必须加入招聘教授的过程之中。

当然，大学还面临另一项挑战。我坚信大学应该不断多样化，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使命。显然，作为全球化目标的一部分，追寻教学使命和人口的技能更新有助于实现这一效果。同样地，我们会看到少数大学把科研卓越摆在关注焦点。虽然这一小群体的组成会发生变化，但它们为数不多。然而，科研议程的逻辑完全有可能发展并最终导致高等院校中科研与教学的分离。这需要大量费用来驱动，这样就需要以一种最经济的方式来投资。它可能由在唯一一个地方建立昂贵设施的效益而推动起来：例如，牛津大学就大大地受益于在该校附近建立一座同步加速器和其他高能物理设备的决策。在当前，我们看到研究型大学与独立设置的研究机构的并存。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会比另外一些国家更为明显。人们会联想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或大规模运作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在它们的当前形式中，这类结构是稳定的，但是存在一种发生极化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科研机构依靠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未来的研究人员这样一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研究型大学放弃本科教学。

我必须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一种风险。我绝对相信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的价值。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把创造新知识与向下一代传授已有知识中隔绝起来。我也不相信才智很高的学生能够被最有效地激发起来学习，除非他们是由那些自身参加了高质量研究的人们来教授。我认为，研究生只有在研究背景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

四、技术转化

请让我转向我所说的各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科研创新如何转化到经济中。世界上没有一位校长会认为大学科研的巨大潜力与经济无关。同样实际的一点是，也许就在10年以前，在美国以外及零零星星的一些例子中，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缺乏活力。尽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这在大学行为中已经很普遍。这一行为在日益发展：例如，英国大学在过去一年中组建了200家技术创新公司，此前五年每年才70家。我自己的大学大约每六个星期创办一家公司。

虽然具体上存在差异，我还是认为目前战略和实践的各个要素是明显的。为了取得成功，需要有三类参与者——政府、大学、工商界。首先，政府投资是必要的。以英国为例，政府提供了持续的目标资金：支持大学里技术转化机制的资金、企业化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投资、从校外聘任杰出教授所需要的资金。其次，大学自身必须积极投身于技术转化之中。它们应当以一种有实效的方式帮助教员投入技术转化之中。大学自身应当具有企业气质，因为迄今为止大学的平衡活动中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这一气质。例如，我自己的大学已经组建技术转化阵营并给以投资，该项目称为“伊希斯创新”(IsisIovation)。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标准的模式。我们把实验室和设施里生产的一切称为隔离定步谐振(IPR)现象，我们在发明者、创新发生的所在系及不断投资的大学自身之间分配收入。

伊希斯创新项目重视实验室里的应用研究，并帮助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开发工作。我们引来了一批计划为第二阶段发展提供资金的风险资本家。我们有一个商业精英组织来帮助建立这些新公司。我们有一套孵化器。我们有两个与我们一起投入创始公司活动并与以建成的工业并存并荣的科学园。这些科学园自己融资，我们在这里发展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当地新工业的迅速增长不但有益于我们自身，还泽及邻居。剑桥大学的类似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个因素是大学与工商界的合作，这通过产业合作、合同研究、咨询和其他途径而实现。这一切都非常标准并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在英国(我想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工业界还没有正确理解它投资于大学会获得哪些好处。虽然如此，在大学技术创新与至少产出地方经济收益的能力方面存在非常强的合作。但是，这一合作中存在许多问题，我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政府促进技术转化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它们在努力营造一种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围绕斯坦福大学和MIT形成的“自然经济”(naturaleconomy)经验中得来的。它的可能性受到了质疑。更特殊的是，这些政策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念之上：在美国，大学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推动力。目前尚不清楚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例如，硅谷的起源和持续成功似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当然，高质量、资金充裕、有活力的研究型大学是产生地方经济变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大学或这类特殊的机构，很难相信Hewlett和Packard能够产出它们目前已经产出的东西。此外，主要发生在硅谷的电子革命是一个比斯坦福科学更大的现象，在许多方面人们会说这一创新基本发生在知识公司中。当然，那里一直存在协作和互益影响。推测起来，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运动。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不愿意给一所优秀大学抹黑或者消除其影响。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作用于大学而重新产出一种特定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一模式是否已被很好地理解。有人会说，政府无意识地采纳了这一观念，因为我在前面提到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社会的代表。不管怎么说，这一模式的特征是这些地区也有为数可观的地方风险资本、专家法律服务、简明的规章和规划制度、好学校及必需的生活设施。寻求企业创新的政府需要培育以上这些内容。

我们有必要澄清另外一个经常令人困惑的重要问题。“知识经济”实际上用词并不恰当。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y)、信息全球化(globalisationofinformation)。这是技术创新的迅速的力量所导致的一个过程。混淆创新与技术是一个错误，然而，把知识与信息混为一谈同样是一个大的错误。问题是如何创新，如何生产我们所称的“创新社会”(iovationsociety)而不是“知识社会”(knowledgesociety)。如何对创新进行奖励?如何加速思想转化为市场的周期?对个人来说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欲?这样，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待创新的普遍态度而不只是一个大学围绕自身生产新经济的特定问题。

当前，根据其科研功能的准确定义，大学是创新者。它们思考新的思想，发现新的意义，揭示新的特性、要素和过程。当前关于创新的讨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它强调了转化性和应用性，也就是说创新是指大学里一种新思想的创新如何变为经济中的创新。随之而来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大学如何最有效地转化技术，最有效地把科学研究投入应用以及如何在那些要走入外部社会的教员和学生之间促进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改变教员对他们的科研和教学产出的问题。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社会恰当地给予其大学的一项任务。这与给它们一项责任去催发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不是一码事。

因此，我必须清楚地向你们解释，我仍然怀疑大学是否能够满足政府对它们的所有期望。我关心的是，那些期望并没有得到很慎重的考虑，并且可能是基于误解而做出的。于是，我关心当大学受到来自外部力量裂变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科学趋势的威胁时，大学是否将一度在公众失望前脆弱无力。我希望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大学应该积极为社会服务，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大学通过这些新的科研责任和新的传输教育的方式而对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五、识别大学面临的威胁

在前面所讨论的问题之外，在当今世界中还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我将提到五个方面。

第一，从实际看，大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大学领导者需要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工业界对其成员的期望明显与大学不同;它主要关心硬产品;它缺乏长远眼光。各种水平的大学科研人员更关心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往往预测不到问题会通向哪里。于是，不能简单地给他们定一些短期截止期限。大学与工业必须互教，告诉各自想要什么、各自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有必要特别地努力投入时间和人员来理解、把握工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如果合作项目很重要，有必要安排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来管理大学—工业合作项目。各种关系应该由大学的科研办公室来处理。在管理科研产出中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在知识产权的分歧方面也存在实际问题：既然研究产出受到了资助，它归谁所有?就谁来掌握学术任命及谁来把握结果方面，在工业资助研究的权利上存在实际问题。在大学低估了科研成本及工业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回报方面，成本核算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如我前面所说，教授们倾向于只对他们的小组研究活动注入资金，并不考虑大学的总成本。欧文们不能将大学视为国家对工业的一种廉价资助。大学获得收入，收入是每一个人都感兴趣的。科研办公室应该确保有一份明确了每一方面的规范而明晰的合同。

我想在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方面补充两点。首先，大学特别是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关心它同意为工业界所做的工作的种类。即便是经济学家把科研与开发放在一起，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大学应当从事科研，也就是说，它应当理解最复杂的普遍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它们不应当面向市场开发产品。例如，生命科学中的路径和受体问题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学没有必要在运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开发特别的麻醉品。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大学可能卷入官司之中，因为它们应该是公正的保护者和被授权把麻醉品发放给普通公众的规范实体的严格履行者。产品开发的收益很高，这对大学财政具有吸引力。但是，开发并不能树立大学声誉，它不是吸引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到该校工作的东西。

这是引导我们处理大学的技术转化(在经济中，这种活动举足轻重)问题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开发事业独立于大学之前，大学在技术开发中应卷入多深。这些小型的新企业非常脆弱，这就是牛津大学把它们迁入大学的孵化部门的原因。它们必须在与系脱钩，但是又要与系里的学术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科研上它们不应该还与系搅和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它们必须搬开。

我关于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第二点是程度问题。你会在多深程度上让大企业进入大学?是否应该让它们在系里占有一席之地?应当让他们肩并肩地工作吗?应当让它们的科研楼紧挨着你们吗?这是一道难题，不同的主要大学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大学和工业在一起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这种安排潜在地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工业会为大学建立非常现代的设施，或者承担大学的一些费用。换言之，这种安排能帮助大学做一些做不了的事情。其次，大公司的科研文化(例如，在制药或电子行业)与大学十分类似。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大量的基础研究，微软、Oracle、IBM等也是这样。在某些领域，因为不同的团体关注、讨论相同的问题，大学与工业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在牛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把这些工业研究小组设置在我们的一个科学园，不让他们在系里占据位置，也不让他们在科学区选址盖楼。我们认为，大学与工业集中在一起有一些显著的危险。首先，距离太近会导致对某种思想的所有权的严重争端，随之是对知识产权的分歧。其次，必须明确理解公司投资是为了营利，这就是他们介入大学的最终原因。他们的研究议程的来源与大学不同。他们的基本义务是对股东负责。再次，工业研究总是存在一种微妙地偏离你的大学同行的研究方向的危险，使他们不能意识到一种完全基于好奇心的科学研究的巨大收益。

这自然而然地使我转向我前面承诺要讨论的当前情形的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受资助人控制的大学”(keptuniversity)的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但在其他地方依然重要的问题。科研过分依赖私人部门资金会带来对科研方向的微妙的或明显的压力，潜在地影响到科研发现的本质。如果单从好奇心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科研方向的发展并不“纯粹”(在自然科学中更是明显)。在决定为什么科研人员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隐蔽的，具有社会性。科研人员可能简单地忽视了整个思考领域和所有各种思想。于是，科研必然受到外来影响。然而，高生产率的科研特别是重大科研不能依靠最复杂问题本身而不是基于其他考虑，但是它们总是在被选择来进行。研究型大学活力的保证、质量的保证最终到声誉的保证都根源于大学目标的独立性。

对所有大学来说利益冲突是一个实际问题，当教员开始深深地卷入商业风险或委托研究之中时尤其是这样。大学的声誉受到了考验。如果我们要处理好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明确的协调利益冲突的规则。但是，更一般地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中止其作为关键的独立思考场所的问题(这是它们必须维持的角色)。依赖商业化带来的收入，依赖与商业化的特定目标相关联的政府资金，使大学面临着创造力衰退的风险。这很容易使大学变成寻租者(rent-seekers)。对这一切的最佳防御措施是大学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人，包括政府会不求回报地给我们钱。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依附并不适合寻求维持或发展壮大的大学。

我想简要地讨论我提到的余下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大学以外的滚动革新的一个潜在效果是，从事创新的研究人员会离开大学，担任企业家或开发新技术的高薪雇员。这样，大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政策是否将因最具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的流失而导致科研目光短浅。在我看来，大学的更新周期，以及研究型科学家成长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自然更新周期太缓慢了，赶不上这一潜在的蒸发率(流失率——译注)。这样，如果我使用一个形象的隐喻，大学就是一种忘记了创新的泡沫火山，没有大量科学家组成的岩浆在火山下导出创造。这样，在我所描述的这一竞争激烈的世界有这样一种可能的风险，一些大学丧失了动力。创新周期可能逐步消退。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在于，我们如何管理介入技术转化的教员。我们把我们的教员担任外部雇员而从事咨询工作的工作时数限定在每年30天。此外，我们不准参加了组建技术创新公司的科学家以其他事务而被该公司聘用达30小时以上。他们得在为我们还是为公司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经验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与我们在一起，因为研究自由吸引了他们。

接下来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存在科研扭曲的危险，科学家看待他们的工作产出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分强调应用性转化研究会导致忽视好奇心驱使的研究。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这不是一个主要威胁。在报酬差异悬殊的美国大学，同事们似乎是为他们的科学兴趣而一道工作。但是，大学领导者应当防止对应用研究的过重奖励。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带来了重大创造。

最后，很有必要认识到通过大学损害人文科学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科学来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science-basedeconomy)的公共政策。在英国，这一点非常明显。英国为科学提供了可持续的大量资金。在资金方面，没有其他学科能跟科学相比。我认为，这表明至少在英国，我们在走向一些严峻的内部分割问题和大学所特有的裂变。也就是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们都在加入发现事物的真正本质的行列中。不论是一时的诗意发挥还是复杂事物的结构，一项事业的各个部分及全体成员的创造力都必须维持个体的创造力。就大学的某一部分受到歧视来说，超越某种特定的度量标准(虽然我们并不是要同样的报酬和背景)是非常有害的。

六、结论

以下我将做出一点结论。尽管我的发言谈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我的主题还是在于检视研究型大学在新世纪的演进背景。我讨论了科学研究可能出现的面貌。我还阐述了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大学是如何被给以创新任务的。我认为政府对它们的期望过高。我讨论了在这些政策背景下管理大学的实际问题。现在，我最后要申明的是，大学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它经常被如我前面引证的澳大利亚文件那样陈述着。

大学确实应当参与经济，它们为经济做贡献，宣称它们要为经济做更多的贡献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急短期之所之急，是当前时期的特征。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面真实。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它们为有差别地给以意义、探索、发现、重新排列、理解而存在;它们为理解差异和不同而存在。这一切事实上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源泉。知识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东西。只要不是明显的邪恶，一代人深信不疑的，另一代人可能视其为缺陷重重。

大学事业在于从物质方式到精神方式探索整个的人类经验及其自然环境。一所伟大大学的特征是，它们探索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和多样性。大学有必要保持对各自国家的认同，在那里它们同时理解他国合乎情理的差异。在人类事物及自然现象中，它们认同普遍性(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的东西)及表明了个人身份或经验的特征的变量。在技术至上迎面而来时，在我看来，目标的多样性是建设和保护文明、有序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的必要使命的基础。

大学的教育使命比仅仅提供教学重要得多。它们寻求培养学生的这样一种能力：就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们此刻生活中必须说是或无比重要的东西。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教会青年思考。如果我们认为创新能够带来未来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创新只能来自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人们，来自为自己考虑的人们。每一代人都将过去，如果我们要造就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人们——他们领导、保卫、改进我们移交给他们的社会，就像我们努力改进曾经移交给我们的社会一样——大学就必须坚持这一使命。独立思考、心境澄明、想像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个人责任感、社会良知、同情心，所有这些一个成功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美德和个人美德都在包含所有学科的这一学习环境中成长。在我看来，把大学在社会中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一种误解。(好范文整理)

第8篇：21世纪的数学

21世纪的数学

中科院院士 陆启铿

“21世纪几乎肯定会把数学再转变为全人类的活动”

数学界普遍认为希尔伯特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数学全才，只有他能够在1 900年发表那著名的演讲，提出了23个数学上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 20世纪的数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00年之后，已经没有一位数学家能够或者敢于为21世纪整个数学 的发展指出方向，所以在2000年，国际数学联盟组织了来自全世界的3 0位数学精英，集体撰写了《数学：前沿与展望》一书，希望该书能够从总 结20世纪的数学中指出21世纪数学发展的一个大致趋向。但该书在前言 中就指出，此书还是有不少遗漏的地方。此书指出的方向有多少是正确的， 有多少错误的，到时候才会知道。人非神仙，谁能料事如神?就是希尔伯特 的演讲，经100年的实践检验，也被证明有较大的失误。

在历史上，对数学应如何发展，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著名数学家 庞加莱认为，数学离开物理就会走入歧途，物理学不仅迫使人们面临大量的 数学问题，而且能影响我们朝着梦想不到的方向前进。而另一位数学大师希 尔伯特则认为，数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数学自身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一些他 认为对数学有重要影响的数学本身的问题，即著名的希尔伯特23个问题。这使得以后许多数学家沉湎于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迪雅(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三一学院院长，牛顿研究所所长)认为 ，20世纪下半叶数学的发展已经回归到“更多的庞加莱精神。强调几何的 思维，甚至在代数与数论的领域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21世纪数学发展 总的趋向。然而这仅针对基础数学而言。20世纪中数学已渗透到人类活动 的许多方面，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控 制论、决策理论„„难以尽列。日本大企业喜欢从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中招 聘管理人员，认为他们有逻辑的头脑，而逻辑思维在企业管理中是至关重要 的。国际上，曾有好几位国防部长(包括美国的)是数学系毕业的。阿迪雅 说，“21世纪几乎肯定会把数学再转变为全人类的活动”，这是有根据的 。

能否把21世纪数学的趋向说得更具体一些呢?这是大大超出我的能力 所及。《数学：前沿与展望》是组织了30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写成的，还是 有许多遗漏的地方，特别是应用数学方面。我只能用统计的方法，根据此书 中哪一方面的作者最多来预测基础数学在未来的主要趋向。

书中关于“数论”的作者最多，共有5位。看来在21世纪“数论”又 将重登“数学的皇后”宝座。这与怀尔斯在20世纪末解决了历史上的大难 题费尔马大定

理有关。几百年来这个问题耗费了不少数学工作者的心血，毫 无办法解决，以至于有一位哲学家把它称为人类思想的极限。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问题非人类的思想所能解决。所以这问题的解决不但有科学的意义，而 且有哲学的意义，即极限是可以突破，正如音障可以突破一样。下一世纪主 攻的难题，自然是黎曼假设(即黎曼猜想)，书中有好几位作者(包括不是 数论方面的作者)，都提出这个世纪难题。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阿迪雅所说 ，费尔马大定理的证明“强调了几何的思维”，而不是用陈法解决。这说明 一个真理：知新才能创新。看来肯定或否定黎曼假设的证明也将如此。

书中另一个作者最多的领域是数学物理，共有四个半。如果加上序言的 作者阿迪雅(他过去一直宣传数学物理的重要性)则有五个半。为什么会有 半个呢?因为其中有一位作者————丘成桐————所写的题目是“几何 与分析的回顾”，其内容多半与数学物理有关。丘成桐近期的工作与现在数 学物理最热门的超弦理论密切相关。当然，不论国内或国外的物理界都对超 弦理论褒贬不一。2000年9月，阿迪雅在清华大学的杨振宁讲座上作报 告，认为超弦理论是21世纪理论物理的主要方向。有意思的是杨振宁对超 弦理论是属于不以为然之列。但是两人对21世纪的中国数学皆寄予厚望。书中对其他数学分支的展望，都只有一二篇，在这里也无法一一列举，但它们对数学家及数学政策的决策者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第9篇：21世纪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纪

21世纪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纪，作为一名21世纪的新型教师，我们不但要具备良好的师德素养，要有扎实过硬的学科知识，还要有不断创新的教育方法。只有那样，才能成为学生心目中最喜欢的老师。下面，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一、俯下身来，与学生同一线上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说的话你必须要听!如果是以前，学生是必定把老师话当成圣旨的，老师的这一招也管用。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21世纪的新新人类，他们小小年纪就会上网聊天，会玩网络游戏，喜欢追星，喜欢唱流行曲......如果我们还用那一套老掉牙的教育方法，那学生根本就不把你当一回事，甚至他们还会在心里面骂你：白痴!那如何才能让学生认同你，听你的话呢?我认为，你只有俯下身来，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多想点子，真诚地与学生交朋友，与他们同一线上，那样才会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回想起我刚接手这个班的时候，班中的“五大天王”变着法子来给我添麻烦，耳边总是不断地传来其他孩子的投诉声：“老师，麦思宇他拿我的笔!”“老师，杨倍松他随便骂我!”“老师，张捷民他踢我书包!”……听到这些话，我并没有大动肝火，而是先把“五大天王”请到办公室来，面对他们时，我没有大声地斥责他们，也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口吻命令他们以后不准那样。而是把话题一转，问他们：“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明星?”这几个孩子听到我这一问，那吃惊的表情简直无法用

言语去表达。因为，他们认为做了错事，来到老师的办公室少不了一顿批评，谁也没想到我居然问他们喜欢哪个明星。刚开始谁都不敢吭声，过了一会，张捷民小声地说：“我喜欢黎明。”“呀，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居然和老师的偶像一样，我也喜欢黎明。”我笑着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呀，老师也有偶像?”他们希奇地问。“对呀，老师可不是老古董。”“老师，我喜欢成龙。”“老师，我喜欢飞轮海。”……其他几个孩子也不甘示弱地说出了他们的偶像。听了他们的话，我对他们承诺，谁最听话，没有同学投诉，我就送谁一张他们偶像的名信片，到学期末大家比一比，谁拿到老师送的明信片最多。孩子们听了都高兴地跳起来。过了一段时间，班上的投诉果然少了，我也遵守我的承诺，每人送一张偶像明信片。从他们那满足、信任的眼神中，我知道我真正成为了他们的朋友。

二.自我检讨.不断改进

经常会听到很多老师抱怨：“我不是班主任,学生不听我的话,我管不了他们”我个人认为让学生认同你,靠的并不是一个“班主任”的头衔。有些人即使当了班主任,也一样管不了学生;又或许有些人当了班主任,把学生管住了,那是因为学生惧怕你“班主任”这个头衔。而不是真真正正地从心里接受你,喜欢你。所以,只有真正成为学生心目中喜欢的老师,你的教学效果才会事半功倍,教学成绩自然而然也会不断提高。

处在小学阶段,特别是四---六年级的孩子确实比较顽劣,因为他们刚进入叛逆期,如果教育方法不得当的话,往往会弄巧成拙,毕竟,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不是机器人,不会按照你的步子,固定不变地往前走。这就是要求我们这些教育者必须从自身做起,想方设法改进自己的教学,教育方法,自我检讨,而不是一味地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让学生喜欢你,是每一个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不要轻易地“威胁”学生

我从不主张当学生做错事的时候(例如：上学不专心听课，随便骂同学等等)，老师动不动地就“威胁”学生说：“去，打电话，把你妈或你爸叫来!”这样做不但收不到你所预期的教育效果，往往还会使学生产生反感、抵触的情绪。一些脾气比较倔的学生，甚至还会摆出一副"打就打，谁怕谁"英雄就义的架势来。试想一下，谁愿意在学校犯了一点小错误，老师就大肆宣传，喊爹叫娘的，非得把家长请来学校不可，回家说不定还得挨父母的一顿“男女混合双打”!人无完人，更何况还是处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们，犯错是在所难免的。当学生做错事的时候，我总是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再与他们讲道理。我这样做并不是纵容学生，而是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方法，远比动不动就把家长请来学校这种教育方法好得多，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他们也会觉得你这个老师是讲道理的。如果经过三番四次的教

育，学生还是毫无改进的话，我才会与家长说明原委，让家长配合管教。

四、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假期

谁都当过学生，谁都不希望放假的时候，老师布置一大堆功课做。我自然也经历过学生阶段，还记得学生时代，每次放假，老师都会布置很多作业，等到作业做完了，假期也差不多过去了。现在为人师表的我经常会对学生说：“上学，上学，意思就是说上课的时间要努力学;放假，放假，意思就是说放开心情，休个大假。”所以，每次放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我都会布置比较少的作业。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带着沉重的负担来度过属于他们的日子，我希望他们能拥有一个轻松、快乐的假期。还记得今年八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学生的QQ空间里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暑假真的过得太愉快了，因为我的暑假作业很少，我早就做完了!哈哈!”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还给孩子们一个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假期。

五、融入其中，与学生多沟通

我的学生创立了一个QQ群，要求我加入。在QQ群里面，我与学生打成一片，与他们畅所欲言，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当学生信任你，把你当朋友，就会对你敞开心扉。有一次，我在我班学生小鹏的QQ空间里发现了他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过大的反应，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孩子们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必经阶段。他们脑海里的“喜欢”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复杂。如果不注意教育的方法，一味地批评他，那就会起到反效果。回到学校后，我找个时间与小鹏聊了一次。当我问他是不是喜欢上了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时，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不错，有眼光!她可是我们班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呀。但是，你想想，她会喜欢一个成绩比她差的男孩子吗?”听了我的话，他惭愧地低下了头，他问我：“那老师，我该怎么做呢?”“从现在开始，你上课认真听课，多回答问题，多让老师表扬你，学期末考个好成绩，她不就对你刮目相看了吗?”“真的吗?”“真的!”我坚定地对他说。从那以后，他果真按照我说的去做。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出来了，上学期期末考试，他的语文成绩由70多分提高到了88分。在QQ里与他聊天的时候,他还对我许下诺言:“老师,下个学期我要考个90分!”我知道，我这“另类”的教育方法达到成效了。

总而言之，想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方法是多样的，只要你肯多动脑筋，多想点子，时时处处为学生着想，对他们多鼓励，少斥责，那你就一定能成为学生心目中最喜欢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