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摘要：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中，为最大限度整合教学资源，解决极其有限的专业教学时间与课程知识信息量极其丰富的矛盾，可以将外国文学作品选、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等课程作为不同阶段的三级课程设置；并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分期，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真正建立体现东、西方文学内在联系的世界文学史教学内容体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1：

论近代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文学交流

[摘 要]近代初期，由于异族的统治，阿拉伯文学发展缓慢。1798年法军入侵埃及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拉开了近代阿拉伯文学复兴的序幕。近代阿拉伯世界与西方通过战争的暴力方式和留学、翻译等和平方式在文学上进行互动交流。阿拉伯文学在吸收借鉴了西方文化的成果的同时也丰富了西方文学的内容。

[关键词]阿拉伯文学;西方文学;暴力;和平

阿拉伯世界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会的经院哲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文化落后于同时代的东方文化。阿拉伯人把东方文化传到西方，又把保存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回欧洲，为处于黑暗中的中世纪注入了一剂清新剂。由于接近西方的地理位置，再加之法国入侵带来的文化影响，使阿拉伯近代文学受欧洲文化影响较深。近代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渗透也作出了反应，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如下：

一、战争这一暴力交往方式使阿拉伯文学被动地与西方文学交流

历史活动的后果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798年拿破仑率远征军入侵埃及，“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1](P568)拿破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向往东方，对这一入侵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年轻时代的手稿中有一份他对马里尼的《阿拉伯史》所做的评述，而且“从他所有的著作和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亚历山大大帝充满荣光的东方，特别是赋予埃及的记忆之中。”[2](P104)此外，拿破仑还从战略上、历史上和欧洲权威学者的著作中了解埃及。其中，他主要依赖的是法国旅行家沃尔内伯爵的两卷本著作《埃及与叙利亚之旅》和《论土耳其的现实冲突》。后者对法国探险活动在东方所遇到的障碍按照难易程度逐一列举，认为法国在东方取得霸权的三大障碍依次是英国、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2](P105)。拿破仑想通过建立埃及研究院对所有相关主题进行研究，并建立活档案。

法军在埃及驻扎的动机是与英国争夺中东地区的霸权，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他们对埃及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不断打击马木鲁克势力，在经济上进行掠夺的同时将大量文物与国宝运送回法国。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先进文化向四邻落后文化扩展传播，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吸收，往往组成一种双向互动运动。”[3](P423)拿破仑远征对埃及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他把大批图书以及从古希腊到拿破仑的著名历史学著作带到了埃及，随军还带上了庞大的科学考察团，包括著名数学家、化学家、美术家、天文学家，还有15名通晓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翻译人员、文人[4](P806)。法国从此获得了研究埃及的第一手资料。被西方学者看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集体掠夺的记录”[2](P109)的《埃及志》，对拿破仑在埃及建立话语体系起着支配性作用。法国科学家在埃及创建印刷厂，使平民大众有机会接触到文学作品。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科学文化更加快速有效地传播，西方开始对近代阿拉伯世界产生持久影响，同时也引起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关注。

二、以留学和西方经典著作译介为主要方式的主动交往

留欧学生的派出及其回国，在埃及逐渐产生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具有现代眼光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仅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感受同时代西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且还深受以阿富汗尼、阿卜杜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成长为埃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宗教改革家阿富汗尼和他的弟子阿卜杜，以及爱国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等的文章和演讲，是这一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1881年，阿卜杜在埃及政府报的评论中，把小说描述成“有崇高目的，比如教会如何宽恕别人……使人明白一个民族的未来，并激发美德、劝阻恶行”[5](P205)。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法国小说被译介到埃及。但这时的翻译大都因循古风，采用“为我所用”的策略。几乎所有的译著都是改编式的翻译：将法国小说的叙事方式换成“玛卡梅”艺术，将其中与埃及传统审美趋向、风俗习惯、人文及宗教文化相悖或不符的因素“埃及化”或“阿拉伯化”[6]。19世纪中叶，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与欧洲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西方的小说、戏剧、故事、诗歌等陆续被译成阿拉伯文。塔哈塔维不仅是埃及翻译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翻译西方小说的先驱，曾翻译过《法国诗选》等文学作品。

大量翻译作品开拓了阿拉伯文学家们的视野，给他们带来了新思想和新形象，从而也使阿拉伯文学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主题是东西方文化问题。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的长篇小说《东来鸟》是涉及东西方文化问题的重要代表作。埃及的叶海亚·哈基、黎巴嫩的苏海勒·伊德里斯等作家的作品描述的故事多发生在巴黎或伦敦，主人公则是在西方求学和游历的阿拉伯青年，对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涉猎。更有甚者，西方作家的作品被阿拉伯作家奉为经典和研究对象。舒克里在他的著作《果实》中，对雪莱和伊斯兰前时期诗人安塔拉作了比较研究。阿波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艾布·沙迪在1910年曾仿效雪莱的《致云雀》、济慈的《夜莺颂》和华兹华斯的《杜鹃》，写出《燕子》一诗。1923年，埃及人艾哈迈德·萨威·穆罕默德翻译了法国作家安德烈介绍雪莱成就的《爱雷尔》一书，使雪莱在埃及名声大噪。

三、阿拉伯世界及文学丰富了西方作家的创作素材

法国入侵埃及促进西方作家深入了解阿拉伯世界的风俗文化及社会现实，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素材，从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巴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巴黎巡游记》、拉马丁的《东方之行》、福楼拜的《萨朗波》和理查德·伯顿的《麦地那和麦加朝圣记》。这些著作都以伊斯兰东方的知识和经验为背景，而且在学术上都依赖于东方这一孕育这些文本的母体，对东方学话语的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

被誉为“照亮俄国文坛的太阳”的著名诗人普希金(1799-1836年)把《古兰经》中体现的伊斯兰思想作为创作的思想源泉之一。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南俄高加索地区，当地穆斯林的粗犷和豪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写出了融合伊斯兰文化的中篇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在南方流放的岁月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东方式的民间传说激发了普希金的创作灵感。他非常迷恋这种独特的东方文化，后来根据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具有东方传奇色彩的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近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阿拉伯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影响，并在阿拉伯普通民众中产生共鸣。虽然近代阿拉伯文学受到西方文学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交往力的互动作用，西方作家同样摆脱不了对阿拉伯文学的借鉴。在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下，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东方色彩。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M].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主编.世界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J. Brug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in Egypt[M]. Netherlands： Leiden： E. J. Brill，1984.

[6]蒋骁华.埃及的翻译：从文化传承到文化精神分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0).

作者简介：王妍慧，女，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学院校级博士人才启动项目“丝绸之路各国文化旅游合作研究”(SLGQD13(2)-2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王妍慧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系新探

摘 要：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中，为最大限度整合教学资源，解决极其有限的专业教学时间与课程知识信息量极其丰富的矛盾，可以将外国文学作品选、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等课程作为不同阶段的三级课程设置;并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分期，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真正建立体现东、西方文学内在联系的世界文学史教学内容体系。

关键词：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体系;世界文学史

1997年国家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将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二级学科后，许多学者和高校纷纷开始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出现了好些优秀教材。但这一学科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体系的形成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适应文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改革，将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最大限度加以利用。二是如何通过极其有限的专业授课时数，让这门囊括了全球范围、知识信息量非常大的学科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从课程体系建设入手，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科知识分解成不同层次进行教学。整体课程体系由三个学习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外国文学作品选”，以讲解外国文学经典为主。致力于学生艺术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该课程适用于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新闻专业等基础课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第二阶段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主要适用于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在大学高年级开设。这一阶段主要体现本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启迪学生的专业兴趣，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再开设专业选修课：如“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东方文学专题研究”、“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专业选修课可根据学校师资特点和优势，灵活开设。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理性思维水平，进行一定的学术训练，在专业选修课中一般将“比较文学”作为必选课。因为虽然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的方法并不等于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更偏重于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介绍，同时对比较文学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研究。这三个阶段的课程讲授的内容和知识体系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具备文化创新能力，为从事现代文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精神。

依据上述课程体系，我们需要打破过去将文学史和作品解读一锅烩的教学内容体系，重构上述三级课程体系中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外国文学史”。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外国文学教材越编越厚，所涉及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对知识点的罗列愈来愈多。绝大多数评论，对教材的这种变化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高度的赞赏，以“既……又……”这样的句式来概括之，以示教材涉及知识的全面甚至无所不包。但笔者认为，这种趋势并不值得倡导，因为所有的教材都面临对知识信息的筛选问题，落实在课程的教学中更是如此。教学内容体系无论如何不可能囊括学科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必须通过一定的价值观为学科知识进行定位，确立在教学体系中有效的知识。而且，还须进一步对知识运用到教学中的“度、位、量”，进行提示说明，才能体现教学内容体系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在“外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许多老师经过教学改革实践，基本上在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外国文学史中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知识组合;二是要破除过去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中的“西方中心论”，东、西方文学应该并举，同时得到重视。根据这些共识，现有的教材编写在知识内容的更新和东、西方文学结构体例上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大量引进了中、西方文学交流等“影响研究”方面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仍然沿袭着两种基本教学模式：一是将东、西方文学分离，用大概2/3的时间讲授西方文学，用1/3的课时讲授东方文学，或者因课时的原因，干脆在必修课中省略东方文学，而将东方文学作为选修课。二是虽然同时讲授东西方文学，但东、西方文学实际上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或者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中西比较文学”。

为避免上述两种模式的缺陷，已有学者呼吁：“应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比照，寻找在文学中蕴藉的人类文化本源，探讨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总体特征，描绘出人类总体文学的基本构架。”应当说，上述见解描绘出了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但这些有益的见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体系中去呢?

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应该着重于整个世界文学总体发展的文学路径的描述，就像绘制文学地图一样，在各民族文学总体特征的比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学形态的类型划分和对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对文学作品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制约。通过深入研究，尽量廓清世界文化发展总体线索。不仅做到东、西方文学并举，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打通东西方文学的共时性联系和差异，以宏观的视野，引发学生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因此，需要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打破外国文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陈旧分类法，以崭新的理念和逻辑框架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在教学内容体系中，世界文学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会形态和阶级属性线索作为标准，且宜粗不宜细。可以将东、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比较，把整个世界文学史参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17——19世纪)、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对过去划分比较混乱的中古文学和近代文学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合并。将中古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划在16世纪末。以便将中古时期的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限下考察研究。将17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文学统一合并为近代文学。这种划分， 目的是为了更连贯地理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发展与文化、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下，考察东、西方文学的总体规律。这样的教学内容体系避免了对外国文学支离破碎的讲授，让学生形成宏观文化视野，并对世界文学的演进过程作规律性的把握。

除了对世界文学史分期进行调整外，对每一时期中东、西方文学现象作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例如古代文学时期，我们不一定为了证明教学体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从几大文明古国所有文化现象说起。可以直接从文学起源及最早的文学要样式入手，以口头文学的主要样式：神话、诗歌、戏剧发展过程为线索，在文学样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东、西方文学都存在的典型样式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神话，我们可以将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古希腊神话进行总体研究，既总结出各民族神话的共性，又寻求制约着不同体系的神话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时从希伯宋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之间

的血缘传承和变异中，比较巴比伦神话与希伯莱神话相似的基因以及变异，而史诗和戏剧，则同时以希腊史诗、戏剧和印度史诗、戏剧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诗相比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响研究”来了解世界史诗文学存在的不同形态。这样的比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说明东、西方文学之间，并非是截然划分，互不相干的文学形态，而一开始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处理史诗问题时，由于过去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体系都预设了古希腊史诗的标杆作用，一直以来，学者们费尽心机去阐释中国为什么缺乏史诗性作品。其实，站在世界文学这一整体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问，为什么西方缺乏中国那样的抒情性短诗?在诗歌起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现了哪些典型的诗歌形态?在这样视角的提问下，就可以认定古希腊的叙事性史诗和中国的抒情性短诗分属于的不同典型的诗歌形态，而且各自成为自己民族文学的源泉。这样，中国的《诗经》和荷马史诗，就无所谓优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这里涉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疆界的新问题，即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中国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和世界文学史的对象，是否应该进入该课程?如果要进入，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讲授?笔者的看法是：从世界文学总体发展格局中，对于世界文学多元存在和发展，中国文学对此起到过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关涉上述问题，中国文学现象就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如果与上述问题没有联系，则不必在世界文学的知识框架中涉及中国文学。不然就很可能就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了中、西比较文学。

另外，中古时期是世界格局变化最剧烈、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态变化最难以捉摸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古时期分离出去， 自成一体，其依据是以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来强调人文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划时代意义。但这样却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学与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将西方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滋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演化过程，分离成静态孤立的现象。这样便无法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讲清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密切关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学类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信仰与理性、神性与人性之间此起彼落的矛盾张力。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的兴起，不应视做完全是与宗教文学的对立，而是基督教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性”的大力张扬，实际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笼罩下展开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阐释《神曲》作为基督教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价值意义，而不会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对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为不同质的文学，硬性划分出去。

一般的文学史还将中古东方文学延续至19世纪，给人的印象是东方文学辉煌一段时期后，就进入漫漫的落后时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时间划分上的不一致，就无法在一个时空的横向比较中，把握其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总体特征。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整个东方文学从14世纪到18世纪几乎完全缺席、失语，形成教学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将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到16世纪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体格局中把握其内在联系。

应当说，在中古时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确立、发展和扩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离的紧密关系。东、西方的主要地区，以三大宗教为纽带，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当时东、西方文学中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呈现出深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一。

同时，随着三大宗教的发展和扩张，在三大文化圈之间，形成剧烈的冲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战争不断，基督教文化圈的扩张带来东、西方文学剧烈的震荡，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世界虽然多次进行十字军东征，以武力征服了东方，给东方人民巨大的灾难，但东方文化反过来给西方文化以极大的刺激。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东方因素。碰撞过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着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同文化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与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处于活跃状态。相同的文化圈内，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交融也同样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内，虽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步衰落，但它播散到亚洲各民族之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又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认识当时的很多具体作品，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发掘《堂吉诃德》、《源式物语》、《一千零一夜》、《西游记》这些作为世界经典著作的跨文化价值。因此，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先导性质，而且在彼此的渗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学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二。

17世纪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学中理性与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篱，轮番主宰文坛，成为近代社会主导性趋势，也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这一趋势在历经18世纪之后，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有一次大回旋和反拨。在此运动过程中，宗教的躯壳褪尽脱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爱”却一直融铸成西方文化之魂，成为文学表现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学时期，可以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国别文学为主要线索，而从文化圈理论入手，找到这一阶段文学史构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仅是中古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现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文化特征。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扩张，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头队伍的西学东渐形成强大的文化扩张态势。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西方，许多实用技术也被西方吸收运用。凭借殖民扩张的强势，西方文学确实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东方文学。但即便如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冲击与回应模式。“东学西渐”的状况仍大量存在。东方文学作为与西方文学形态迥异的独特类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文学在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东方文学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那么，东方文学在意蕴、哲思表现方面，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方面、与西方文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戈尔、纪伯伦、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创作，从世界艺术水准和体现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亚于托尔斯泰、乔依斯、爱略特等文学大师的创造价值。因此，在教学中，如何重点选择联结东、西文学的典型个案，将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学的重大文学现象和重要作家作为教学重点，是有效整合东、西方文学的关键，比如日本文学在西方文学和亚洲文学中发挥的“桥梁”作用。还有在传统和现代剧烈冲突中探索前进的阿拉伯地区文学。

总之，从建立真正的世界文学史的愿望出发，吸收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以史论的形式，重新选择、组合有利于体现世界文学总体发展规律的知识，必然减少外国文学中支离破碎知识信息量，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给学生以宏观的文化视野，以清晰地把握世界文学演进的规律。

[责任编辑：陈立民]

陈　俐，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作者：陈　俐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3：

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

摘要：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东方学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但东方学家多站在西方基督教的立场上，以难以被穆斯林接受的观点和方法解读伊斯兰，从而导致伊斯兰在西方被误读和曲解。因此，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极为重要，有助于对东方学正负两方面影响进行梳理，也有助于在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批判性地借鉴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并通过强化文本阅读和自主研究，达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

关键词：东方学;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基督教;文本阅读;学术研究

一般以为，东方学是指西方对东方(近东、中东、远东)语言、社会文化以及各人文学科开展的研究。如果说早期的东方学还带有浓郁的学术色彩的话，那么，由此引申的被广为袭用的所谓“东方主义”则更多地偏向政治。无论是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站在欧洲立场上且视东方为“他者”的一种思维，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解读。

显然，东方学的解读对象泛指整个东方，其中包括阿拉伯地区、印度及南亚次大陆，也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东北亚地区。由于东方学是基于欧洲为中心而存在的一门学科，因此，这门学科的价值取向、对他者——东方的评判也是基于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标准。上述三个属于东方范畴的区域，就其宗教属性而言，分别属于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本文的研究不涉及广义范畴的东方学，仅探讨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而言的东方学研究。

一、东方学之起源：古典东方学

东方学的历史与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即18世纪末之前的古典东方学时期，19世纪至二战结束的现代东方学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的当代东方学时期。

根据上述划分，古典东方学的上限时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学界一般都认为，古典东方学的产生是以基督教传教(Evangelization)活动为先导的，而西方宗教界对东方——中东地区的传教始于12世纪，即基本与西方十字军东征同步。

实际上，在大规模传教活动开始之前，作为个人行为的西方学者对东方阿拉伯的研究早已出现，如被后人称为“英国东方学第一人”的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1070～1135年)就曾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和叙利亚地区广泛游学，并通过学习阿拉伯语来展开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阿德拉德的研究也得到了英国王室的推崇，被聘为亨利二世的家教。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学者还有柴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1041～1148年)、丹尼尔(Denial，?～1190年)等。以这三人为代表的早期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他们通过对包括花刺子密(al-Khwarizmi)在内的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及其学术著作的翻译向西方介绍阿拉伯穆斯林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除对阿拉伯穆斯林在科学领域，尤其是数学和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现出仰慕之情外，并无太多杂念，诚如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霍布森所言：“达·芬奇、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哥白尼在沙蒂尔(ibn al-Shatir)、花剌子密以及纳西尔·艾德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的类似成就面前居于下风，就连瓦斯科·达迦马也相形见绌。”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徒的圣城(指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自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西方基督教势力向阿拉伯穆斯林多次发起十字军东征。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大规模传教活动而展开的对东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才被正式纳入官方视野。据20世纪初的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可被视为东方学研究的推手。他曾踌躇满志，亲自率兵发动了以埃及为主要目标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年)，但不幸的是，在其攻占埃及后的第二年，就沦为由阿拉伯民族英雄拜伯尔斯率领的埃及马木鲁克军队的俘虏，法国通过支付巨额赎金才把路易九世解救出来。他回到法国后，曾告诫属下：“显然，通过战争手段是无法战胜和制服穆斯林的。因此，必须将武力发起的战争转变为在信仰和思想领域的战争。对欧洲学者而言，除了展开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战胜伊斯兰思想的武器就是来自于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此后，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明显地从原来的以关注学术为主转向对伊斯兰信仰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伊斯兰思想的研究。

在东方学发展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1311-1312年在法国维埃纳(Vienne)召开的基督教第十五届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Vienne)。此次大会在教皇的授意下，颁布了在欧洲一些大学(主要指巴黎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决定，从而确立了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的学术地位。然而，此时整个欧洲对阿拉伯-伊斯兰的研究并未因此而迅速形成规模，直至剑桥大学于1632年、牛津大学于1636年分别正式设立阿拉伯语专业之后，以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方学学科才得以确立。不过，对这一学科的特指词“Orientalist”(东方学家)、“Orientalism”(东方学)的概念认定则相对滞后。有学者认为，如果以这一特指词的出现时间作为“概念认定”的依据的话，那么英国是1779年，法国是1799年，而这也正是古典东方学和现代东方学的分界。

16～17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是威廉·贝德韦尔(William Bedwell，1561-1632年)。威廉具有很强的基督教背景，他对伊斯兰教所持的态度是负面的。另一位较为杰出的东方学家是剑桥大学教授西蒙·奥克雷(Simon Ockley，1678～1720年)，他在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于1875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撒拉森历史》(History of Saracens)。

17～18世纪，英国的东方学研究成绩最为卓著，较有影响的东方学家主要有：爱德华·布库克(Edward Pocok，1606-1685年)，其代表作是《阿拉伯历史举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埃德蒙·卡斯特尔(EdmundCastell，1606～1685年)，其主要著作是《闪族语言词典》;乔治·赛尔(George Sale，1697～1736年)，其重要成果是翻译出版了《古兰经》注释;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其最杰出的贡献是翻译出版了《七首悬诗》。

二、东方学之发展：现当代东方学

1 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东方学

现代东方学始于19世纪，正值英国殖民主义扩张已到了无以复加之际，世界许多地区都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出于宗教和经济原因，19-20世纪的东方学研究的特点是殖民色彩浓郁，如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东方学研究的高度关注。在这些大企业的主导下成立的一些所谓“协会”和“学会”，大肆收集东方各国的文献手抄本，为日后的东方学研究铺垫了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积极充当殖民当局的阿拉伯—伊斯兰事务“文化顾问”，成为西方文化入侵被占领地区的先行者。本质上，这一时期的东方学研究与古典东方学时期以传教为目的的研究一脉相承。反观西方的传教活动，不难发现，传教活动不仅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而且是试图通过建立“信仰”这一渠道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是一种基于心灵的文化侵略。正如埃及当代学者穆罕默德·伯希在其《现代伊斯兰思想与西方殖民主义》一书中所言，“基督教徒希望能在穆斯林中传播他们的宗教，于是他们欣然接受了‘东方主义’。这对他们而言，更加便于传教，更加便于深入伊斯兰世界。传教士的利益与殖民者的目的一拍即合。殖民主义借助于传教士在东方拓展属于西方的势力范围，而传教士则向殖民主义当局进言称‘基督教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的一座基地’。殖民当局听信此话，并为传教士大开绿灯，为他们提供保护，对他们予以经济上的资助。这就是东方学起始于传教活动，而后又与殖民主义联合的原因所在。”

十字军东征未能征服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传教活动也没有削弱这一地区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这使西方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加趋于偏激。虽然始于18世纪末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占领和经济掠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西方人占了上风，然而面对“强大”的伊斯兰教，他们仍然束手无策。曾四次当选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于1883年在议会下院手持《古兰经》坦言：“只要地球上还存在这本书，我们不仅没有希望战胜穆斯林，而且我们的国家还将面临危险。”∞英国首相的此番言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质疑和恐惧，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原本相对独立的东方学正式与殖民主义牵手，成为殖民主义拥有的除兵舰、大炮和枪支以外的又一锐利武器。也正是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东方学研究才得以飞速发展，其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欧洲许多著名大学都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或其他东方语言专业，以及西方各国东方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如法国的亚洲学会、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及德国的东方学会等。大量至今影响犹在的由欧美东方学家撰写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专著大都在这一时期问世。更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刊载东方学研究成果的专门杂志得以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东方学法国流派奠基人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de Sacy，1758-1838年)所领导的“亚洲协会”出版发行的《亚洲杂志》(约1822年创刊)。

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代表的东方学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东方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东方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搜集信息、翻译文本，对历史、文化、宗教、执政家族、思想、传统等予以解读。东方学家因其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在西方执政当局眼里成为无可取代的伊斯兰东方的专家，甚至在当局制定有关政策时，也会向他们咨询并听取意见。正是在殖民当局的支持和怂恿下，东方学研究颇显繁荣，东方学家的地位也得到提升，甚至还赢得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并在这些国家的学术机构里参与学术研究。

19世纪最有影响的东方学家是爱德华·威廉·雷恩(Edward W.Lane，1801～1876年)，其重要著作是于1836年出版的两卷本《现代埃及道德与习惯研究》(An Account of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Egyptians)和多卷本《英阿词典》(Arabic-English Lexicon)。另一位较出色的东方学家是爱德华·亨利·帕尔默(Edward H.Palmer，1840～1883年)，其代表作是1886年出版的《东方苏菲》和1881年出版的《阿拉伯语语法》。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1830～1889年)也是这一时期的知名东方学家，曾翻译出版了一批阿拉伯语经典著作，其中有迈格利的《香气》和穆拜拉德的《语言大全》等。理查德·比尔顿(Richard Burton，1821-1890年)也是那一时期杰出的东方学家，其最主要的成果是翻译了《一千零一夜》。

应该说，上述东方学研究成果对西方人了解阿拉伯世界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的150多年里，还有更多的东方学家站在伊斯兰教的敌对面，以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撰写了大量有关伊斯兰史、伊斯兰法、《古兰经》与《圣训》知识等方面的著作，此类书籍数量高达6万余种。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西方误读伊斯兰和阿拉伯的理论依据，其中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东方学家及其作品主要有：英国人威廉·缪尔(W.Muir)的《穆罕默德的身世》、比利时裔法国人亨利·莱蒙斯(H.Lammens)的《伊斯兰教：信仰和制度》、英国人阿尔弗莱德·朱马(Alfred Juma)的《伊斯兰》、匈牙利籍犹太人伊格纳兹·高德兹赫(Ignaz Goldziher)的《伊斯兰研究》、《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法》、英国人汉弥尔顿·基布(H.Gibb)的《伊斯兰现代潮流》和《伊斯兰教和西方社会》等。

2 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东方学

相较欧洲而言，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要晚得多。美国东方学始建于19世纪初，从时间划分上来看，此时已进入“现代”阶段。因此，美国不存在古典东方学。

和欧洲各国的东方学一样，美国早期的东方学也与基督教传教活动相关。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教活动始于1820年，主要的传教区域是沙姆地区⑤，其传教活动以建立各类教会学校为主，如1859年在黎巴嫩创办的女子学校、1866年建成的叙利亚基督教学院(即美国大学的前身)。1911年，美国的传教活动开始进入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并确立了“通过海湾向阿拉伯半岛实施传教”的战略。在这些传教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美国东方学家塞缪尔·兹威默(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年)、邓肯·伯莱克·麦克唐纳(Duncan Black Macdonald，1873-1943年)，他们都是《阿拉伯世界》杂志的主要创办人;前者极具影响的专著是《伊斯兰对信仰的挑战》，后者则更加关注对伊斯兰神学的研究，其专著是《穆斯林神学之发展》。

美国的东方学以传教开始，并以在主要阿拉伯国家创办教会学校作为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跳板，可谓“文化渗透”的成功案例，至今依然存在的开罗美国大学就是最好例证。显然，美国的东方学如同欧洲各国的东方学一样，也具有明显的政治驱动，这在二战后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备受美国关注。与此同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己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角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然而，面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国自叹不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对其有过深入研究。为此，美国在二战后即采取果断措施，千方百计强化对东方尤其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研究。1958年，美国参议院还专门颁布了相关决议，并于1959年成立了美国中东研究联合会。到1965年，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并依托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共创办了15家阿拉伯语教学中心。至此，能够提供有关中东问题、伊斯兰研究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已达28所，从业教师达300多人。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著名财团和机构如福特(Ford)公司、洛克菲勒(Rockefeller)财团、卡内基(Carnegie)基金会以及兰德(Rand)公司等都出于自身需要，对这类研究予以资助。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较快发展，大批欧洲东方学家的加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英国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汉弥尔顿·基布、奥地利杰出东方学家古斯塔夫·格鲁尼巴姆(Gustave E.yon Grunebaum，1909-1972年)等都先后成为美国高校中东研究机构的台柱，为提升美国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东方学研究不仅擅长于广泛吸纳欧洲各国东方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同时还十分注意与阿拉伯学者等亚洲国家学者的合作，从而大大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最早加盟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阿拉伯学者是希提(黎巴嫩裔)，其他较为活跃的阿拉伯裔学者还有沙里勒·义赛韦(埃及裔)、穆赫辛·迈赫迪(伊拉克裔)、阿布杜拉·哈姆迪(摩洛哥裔)等。

美国的东方学研究显然与欧洲早期的东方学研究不同，而这种不同正代表了当代东方学的走向。如果说欧洲早期的东方学较多关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话，那么以美国为引领的当代东方学则以政治为导向，以当代和现状研究为中心，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的东方学研究以对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作为基础，聚焦于伊斯兰之现状，“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以便使政府适时修正其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而其与高校阿拉伯一伊斯兰研究机构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甚至一些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专家去政府相关部门任职也不鲜见;同样，官员加盟学术研究也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决策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学的政治色彩。

美国东方学研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特点催生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而“区域研究专家”也成为“东方学家的新名称”。区域研究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东方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不难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区域研究中的东方学的“他者思维”未曾改变，那些新东方学家对东方文化的敌视态度依然如故，建立在对伊斯兰歪曲和误读基础上的东方学传统信条依然贯穿于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之中。美国学者伦纳德·伯阳多尔(Leonard Bayandor)是最热衷于区域研究的新东方学家之一，他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实现我们在这些区域的势力存在并清除敌对力量。”

对于美国当代东方学(或称“区域研究”)研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其受犹太学者影响较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人所皆知，犹太裔学者深知美国高校的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们为此千方百计在这一领域施展影响，使相关的学术研究尽可能偏向于以色列。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犹太裔势力已成为左右美国阿拉伯-伊斯兰研究发展的第三股力量”。当代最有影响的犹太裔美国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就是这股力量的最好代表。

三、东方学的影响

无论是古典东方学还是现当代东方学，在一定程度上给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走向产生过多元影响。同时，东方学的存在更多地让西方世界对神秘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东方学研究参与者之多@以及他们所构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又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相关学科默认的学术话语，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 积极影响

东方学的正面影响，尤其是针对东方学研究的客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古典东方学时期，东方学家将大量伊斯兰地区阿拉伯文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哲学等文献译成西方语并在西方传播，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乃至加速了西方工业化进程。而伊斯兰宗教思想的西传，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西方宗教改革作了铺垫。

2)东方学家对诸如《一千零一夜》以及古代阿拉伯诗歌等的翻译，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了阿拉伯文学，而且也使阿拉伯文学与艺术影响西方世界成为可能。

3)东方学家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献的挖掘、校勘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4)东方学家在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时所用的研究方法对阿拉伯穆斯林学者的启示，以及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相关学科的建立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5)东方学家在确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重要地位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6)东方学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状的关注，促成了穆斯林自身对其社会的研究以及对现当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的跟踪。

7)东方学研究的存在，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与西方相关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

2 消极影响

尽管有上述正面影响，但阿拉伯穆斯林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学给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正面影响大且后果严重，其主要表现如下：

1)在宗教领域鼓动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怀疑，并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神圣性提出质疑。东方学家站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立场上，打开了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空间;竭力歪曲伊斯兰教。穆斯林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学家向西方介绍、解读的伊斯兰教是不全面甚至是被歪曲的。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东方学家在普通人眼里就是精通伊斯兰、通晓阿拉伯事务的专家，他们对阿拉伯-伊斯兰的解读是不被怀疑的。他们歪曲伊斯兰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穆圣凡人化，甚至将伊斯兰教称为“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ism)，从而进一步淡化伊斯兰教的神圣性;故意夸大伊斯兰教各教派间的分歧和教派的作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东方学家旨在否定伊斯兰教的“统一性”，挑起教派乃至国家间的不和，进而挑战“统一的伊斯兰教”。

2)在政治领域为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殖民主义侵略提供信息服务;在伊斯兰世界中宣扬民族主义，刻意制造分裂。东方学家中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不同阿拉伯国家古代民族的文化属性进行深入研究，如埃及的法老文化属性、北非的柏柏尔文化属性、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的腓尼基文化属性以及伊拉克的亚述文化属性，伊朗的波斯文化属性等。这一研究本身没有错，但殖民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研究成果，通过强调阿拉伯地区古代民族的多元文化属性来弱化现代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属性;在伊斯兰社会中传播西方式政治制度，竭力诋毁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无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文化特性，执意推行西方的议会制模式。

3)在社会建构领域。如对穆斯林家庭一夫多妻制的恶意批评，对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无端指责，对宗教教育的诟病等。

总之，在东方学家眼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都是落后且是需要改造的，直至现在，这种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改变。

四、结语

东方学是一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历来由西方人主导，因此，它的西方意识相当明显，尤其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现代东方学时期，东方学更是被西方殖民当局或绑架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帮凶。作为东方一部分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东方学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东方学家站在西方基督教的立场上，戴着“西方的眼镜”对伊斯兰教肆意歪曲，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横加指责，以阿拉伯-伊斯兰事务专家的身份著书立说，以难以被阿拉伯穆斯林接受的观点和话语解读伊斯兰，从而导致伊斯兰形象在西方大为失真。因此，伊斯兰在西方被误读、被曲解，与这些东方学家的不实研究有很大关系。正是这种出于敌意的误读和曲解，加剧了西方社会与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长期不和，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价值观念方面，两者更是相去甚远，而且这种不和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几乎难见弥合的可能性。

中国本身就是东方学者眼里的“东方”之一员，东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引发了我们本能的防范意识，尤其是对中国的不实之词，我们绝不会接受和默认。但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研究客体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研究过程中是否也能保持一份清醒，不被西方学者所左右?的确，自东方学被正式命名至今的200多年中，欧美学者通过科研实践，在东方学——尤其在对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领域已经构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话语平台。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强国不断的“观念输出”，不仅研究方法被广为袭用，而且一些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概念性用语也被相关学界广泛引进。毫无疑问，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如果在学术研究上连同话语也不加甄别地“全盘西化”，这恐怕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高水平研究。

最近几年，业内学者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或中东学)，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必须重视的是，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绝不是西方国家东方学的翻版和克隆。为此，笔者认为，在建立中国特色阿拉伯学的同时，对东方学研究的研究也极为重要，它能帮助我们认清是非，不至于踏入“误读伊斯兰”的陷阱。当然，建立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更重要的是强化文本阅读和自主研究，这两者才是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

作者：蔡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