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茶文化论文

作者简介：大卫·帕金（DavidParkin）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英国社会人类学会前任会长、大英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SCA）前任所长。肖坤冰：文化人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SCA）访问学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化人类学茶文化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人类学茶文化论文 篇1：

松风隔世尘

茶书会现场。

湖光山影，茶韵禅心。2020年的岁末，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南山书屋之中，一场名为“松风隔世尘”的茶书会，吸引了江浙沪乃至海外众多茶文化爱好者的关注，专题讲座、新书首发、茶道体验……古色古香的环境，优雅静谧的氛围，好书、好茶、好友相伴，使得冬夜的杭州，因为古老雅致的茶文化，而显得分外温馨。

茶在唐代传到日本后，在嵯峨天皇时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被称为“弘仁茶风”。可是随后却又沉寂了近三百年，直到荣西再次关注饮茶，把日本茶文化带入新时代。《吃茶养生记》作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在日本茶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因为记载的是中国最单纯的散茶工艺，而宋代茶书都是记载最复杂的蜡茶，所以反而填补了中国文献的空白。

饮水思源，日本临济宗创始人荣西(1141-1215年)禅师因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据说还从中国带回茶籽，而被誉为日本茶祖。他把茶籽送给了在京都栂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后来又在宇治分植成功，所以也是宇治茶的实际奠基人。荣西禅师在1168年4-9月，1187年4月-1191年7月两次到中国，主要活动范围在浙江，与浙江有着不解之缘。此番，在南山书屋的大力支持下，主、协办方成功在杭州举办“松风隔世尘”茶书会也可谓是殊胜的因缘。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关剑平先生从历史学出发，结合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生活文化，以饮食文化为主，涉及服饰、插花等，近年做了茶文化的研究，这次茶书会邀请关教授主讲主题为“荣西《吃茶养生记》与中日茶文化”的讲座，不仅详尽介绍荣西禅师的生涯以及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原委，还分别从中国和日本茶文化史的角度做出评价，规划今后的四头茶礼、宋代点茶等系列活动。讲座之外，还有《荣西〈吃茶养生记〉研究》新书签售会，以及日本茶道演示、中国茶会和体验等内容，全方面地体现茶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精彩纷呈。

这次活动得到了日本和杭州有关方面的特别支持：京都“香山堂”为活动准备了京都佛教会理事长有马赖底长老的“喫茶去”茶挂墨迹;杭州“三千水”茶空间首次公开亮相就奉献了一场别具特色的中国茶席;杭州“破嘘”空间提供所有影像支持。作为协办方，京都明渓株式會社(三德茶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事业。自2018年在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举办了“宇治茶的前世今生—三星园-上林三入”宇治茶会取得了良好效果起，三德茶寮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品质的茶文化分享活动，包括“中日宜兴宇治茶陶会”与此次“松风隔世尘”茶书会等，在中日双方茶、陶、书画等各界精英的参与与支持下，每次活动都举办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

事实上，中日两国民间茶文化交流由来已久。2009年12月，根据日本最重要的茶文化学者熊仓功夫先生的提议，中日两国有必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全面提高茶文化学术的研究水平，关剑平教授开始着手于进行茶文化学术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大力支持下，于2010年10月，成立了世界茶文化学术研究会，熊仓功夫先生担任会长。以“世界茶文化史上的陆羽《茶经》”为主题的“世界(中日)茶文化学术会议”、编辑出版日文版《陆羽〈茶经〉研究》……一次次高水准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本本精彩深刻的学术专著出版，使得中日茶文化交流，走向了更为开放、多元与学术化的道路。

信息

长三角“画砂隽赏”工艺美术展

近日，献礼建党百年——长三角“画砂隽赏”工艺美术展，在上海龙现代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省大师等名家们新创170余件造型各异、精美绝伦的紫砂壶，并由长三角著名画家们在壶体作画。这种百位艺术名家跨界合作的形式，在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史上，也极富美术创作的拓展意义。融合了上海龙现代美术馆众多艺术名家的品牌优势，发挥了艺术资源聚合效应，将进一步促进长三角跨界艺术家强强合作，推动江南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传扬。

作者：王悦阳

文化人类学茶文化论文 篇2：

“高茶”与“低茶”

作者简介：

大卫·帕金(David Parkin)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英国社会人类学会前任会长、大英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SCA)前任所长。

肖坤冰：文化人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SCA)访问学者。

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Alan Macfarlane的母亲IrisMacfarlane是印度阿萨姆地区一位茶园经营主的妻子，在Macfarlane与母亲合著的《绿色黄金》(Green Gold)一书中，展现了茶叶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令人惊叹的历史。在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

野生茶树(camellia 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从林中被发现的。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这一植物引起了中国商人的兴趣。他们将其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种植在僧侣的寺院里，从而将野生茶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热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茶叶及其品饮习俗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量进入英国是在17世纪30年代左右。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茶都是被贵族和上层社会仪式性地饮用，此后大约在公元600年左右传入到日本，16世纪由中国传人到欧洲。

“高茶”与“低茶”在中国：精致的茶与粗糙的茶

虽然中国是茶树培植的摇篮，然而日本的茶道传承却是不可忽视的。日本茶道大师冈仓天心在其所著的《茶之书》中，将茶的进化演变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煎茶(Boiled Tea)、点茶(Whipped tea)与以及瘴茶(Steeped tea)。三种不同的饮茶方式呈现出东方不同阶段的文化心绪。用来煎煮的饼茶，用来拂击的茶末，和用来瘴泡的茶叶，分别鲜明地代表了中国唐代、宋代，以及明代的感情悸动，可以用美学的三个流派将之归纳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中国茶在近代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出口，仅仅考虑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那么唐朝和宋朝无疑是最为辉煌的两个朝代。在这两个朝代中，茶的发展得利于皇室、帝国的国家实力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和儒学的影响。

“高茶”在唐朝：茶的第一次转型

今天，我们喝茶远远不止是喝一种饮料。我们赋予了茶诸多的意义，比如茶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意味着东方的冥想与古老的东方形象。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茶在古代曾是被用作祭祀的，并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视为一种草药。在唐朝，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首先，茶从一种简单的商品的粗糙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渐地被赋予了精神层面的意义;其次，茶的用途开始由药用向饮品转化。

唐时，饮茶成为了一种优雅的社交活动，然而却被局限于上层社会中饮用的“高茶”——为了加强概念性的对比，这里借用了英国的“High Tea”一词，指的是售价高的、精致、优雅的茶。当时的茶具依然保留着加工中草药的器具的外形。生活于中唐时期(8世纪)的陆羽在其死后，由于他对茶道的贡献被后世诩为“茶圣”。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他发现并创制了茶文化的“密码”。在三卷十章的《茶经》中，陆羽描述了茶的起源、烹茶的器具、茶的分类、加工方法、著名茶产区、对水和茶器的选择等等。《茶经》的出现，在同时代引起了震动，陆羽所描述的饮茶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饮茶仪式。

尽管如此，唐时饮茶仍然未能普及到大众。确切地说，那时“饮茶”迅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皇家贵族、儒生、佛教徒、道士之间流行。诗人和儒生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诗歌赞美茶，鼓吹饮茶的好处，但也促成了上流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区分。对于帝国大部分民众而言，无论是作为日常饮料的茶，或是精致的茶器，在经济上都是难以承担的。在陕西法门寺出门的一套唐朝皇室的茶器可以证明茶在当时仍保留有药的原始面貌，用来研磨茶的茶碾子和中医用的药碾子在外观上几乎是一样的。茶被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这对于穷苦大众来说是一项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

从“高茶”到“低茶”：茶在宋朝的繁盛与转型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但却呈现为相悖的两方面。一方面，在文人的推动下，茶的品饮方式变得更为精致复杂。一场茶会通常成为有书法、绘画、音乐、哲学等融合在一起的“雅集”。但另一方面，饮茶也不仅仅局限于贵族和文人的圈子里，而是开始向一般大众普及。他们喝茶是将茶作为解渴、提神的实用性饮品，而不是像文人雅士那样将茶视为通往精神世界的媒介。

茶文化之所以在宋代如此繁荣与宋徽宗赵佶的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他虽然不擅于治理国家，但却在书法、绘画等艺术方面有很高造诣。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茶文化践行者，他喜欢品茶并时常组织臣子们进行斗茶活动。在他心情好时，甚至会亲自为宠幸的朝臣们点茶。他所绘的《文会图》生动展示了文人雅士们斗茶的场景。徽宗还写了一本关于茶的专论《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尤其是他提出的“七汤点茶法”在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宋徽宗本人的大力推动以外，还有大量的学者促进了品茶的精致化与理论化。他们似乎更喜欢“玩”茶而非喝茶，宋朝的斗茶采用“点茶法”。茶叶被研磨成精细粉末，加入热水，再用茶筅快速击打以产生泡沫，并可以形成各种图形，被称为“茶百戏”。产于福建的“建盏”在斗茶活动中尤其受欢迎，因为黑釉衬托得白色的汤花更为鲜明。这些儒生也写了大量有关评茶的诗文，使得品茶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

尽管一方面，宋朝的饮茶更为精致化和仪式化，但另一方面饮茶却也开始在普通群众和整个社会中逐渐流行。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宋朝时全国范围内茶产量大大提高，年产茶总量几乎是唐朝的三倍。其次，宋朝的“高茶”和“低茶”之分可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当时，全国主要可分为三个大的茶产区：质量最好、价格最高的茶产区在东南地区，包括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等地。这些产区出产的茶通常采摘其嫩芽，并且加工也非常精细，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和贵族的口味需求。比如，当时在福建武夷山就设有“御茶园”，并且朝廷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监制这类贡茶。以此相反，西南茶区的茶采摘通常更为随意，带有很长的枝梗，加工也很粗糙。这些茶大部分被很便宜地卖到藏区和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再次，尽管宋朝在军事实力上赢弱甚至被迫要向北方的辽国和金国每年交纳大量“岁币”，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非常发达。尤其是在徽宗的治理下，整个社会对文人、艺术家、画师的尊崇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茶被视为是文人创作艺术的催化剂，或者饮茶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更现实的艺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茶：高茶或低茶、贵的或便宜的、精致的或粗糙的，这样一来，举国上下都浸入到了茶文化中，皇室和贵族可以品饮“高茶”，而一般群众也可以消费“低茶”。

三重“高/低”结构：茶道追求中的两难困境

回顾唐宋两朝的饮茶风俗，我们可以看到茶的分类与饮茶者的社会地位是紧密相关的。皇室贵族以及上流社会的官、绅、文人品饮“高茶”，下层民众能够负担得起的则是采摘较粗、加工也很粗糙的“低茶”。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可见的和明显的“高/低”社会结构之分。但同时，在茶的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也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理空间上相反的“高/低”结构。在前工业社会中，茶是极少数能够承担长距离运输的商品之一，这就意味着茶的产地与消费地是分离的。在地理空间上，种茶的茶农通常居住在遥远的山区，而茶的消费者则是居住在平原上的城镇居民。并且，居住地的不同海拔高度(山地/平原)事实上还暗含着一种“文明”的分野。穷人以及未受过教化的人通常被认为居住在海拔较高的深山中与世隔绝，而富人、文人雅士和教化程度越高的人越被认为是居住于平地上繁荣的城镇中。简而概之，居住的海拔越高，则其对应的社会阶层越低。这在中国古代的“汉/夷”区分观念中尤为明显。

其次，中国古代的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教影响。在上流社会的饮茶中有较强的仪式性，这种仪式感是通过精致的器物、奢侈的环境呈现出来的，而宗教的影响则表现在他们的言谈、身体姿势和动作中，这些逐渐形成了茶道美学，饮茶者试图以此为途径通往更高的(宗教)精神境界。然而，受到佛教影响的茶道美学的却存在一种内在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品茶的实践行为被认为是对美的追求，这种美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器物之美，同时也指精神层面上的美德。一位真正的茶人还应该具备佛教的“大慈悲”精神。这意味着，品茶者要将茶视为来之不易的一种“赐予”，因此应该对那些穷苦的、辛勤采茶制茶的茶农也怀有一颗慈悲之心。然而显得讽刺的是，饮茶者越是追求茶的高质量，这就暗示着茶应该生长在海拔更高更险的地方，比如俗语所言“高山云雾出好茶”，但这也意味着茶农的工作将更为艰辛。因此，最终的两难困境在于上层社会的品饮者越是追求物质层面上的“高茶”，他们在茶道美学的精神层面则会更低。

(未完待续)

作者：大卫·帕金　肖坤冰

文化人类学茶文化论文 篇3：

文化与文明及其相关问题试析

摘 要：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可感可触的实在性的;文明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文化有真假、善恶之分，文明则无真假善恶之分;文化和文明都是运动的、进化的而非静止的、停滞的;文化和文明有高低之别。

关键词：文明 ;文化 ;真假 ;善恶 ;高低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文化与文明的同一与差别是什么?文化和文明有真假、善恶、高低之分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是文化

较早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杰出人类学家、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一种旨在为人们提供相关信息的搜索引擎出现。网上有关“文化”词条的表述是：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法律、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而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2]

关于文化，维基百科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拉丁语：Cultura;英语：Culture;德语：Kultur)指生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是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环境的体现，是其认识自身与其他生物的体现。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等。[3]

什么是文明

胡适先生在他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说：“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当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4]

关于文明的概念界定：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明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文明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文明是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上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5]

维基百科中的描述是：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义，引申为“分工” “合作”，即人们和睦地生活于“社会集团”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6]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文化”和“文明”的界定尽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个问题留给人们的进一步探索空间仍然相当宽阔。

文化与文明的辨析

第一，文化与文明的属性界定。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内涵，学术界一般认为文明的内涵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属性，对于此点几乎没有争议。但文化是不是与文明一样同具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属性呢?这个问题争议较大。

爱德华·泰勒是从精神层面表述文化属性的，而维基百科则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定义文化：广义上，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狭义上，文化则是精神的。对此，笔者倾向支持文化仅具精神属性的观点：文化是相对于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与物化既相联系又相分立，所以文化生活的本质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心灵的、观念的或理念的。笔者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投影以及投影的累积，而投影依赖于实体但不是实体本身。例如：当人们谈茶文化时，茶叶、茶壶、茶杯、茶楼、茶水等，不是茶文化，只是表现茶精神、饮茶者心灵意念的物质载体;当人们谈学校文化时，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等，不是学校文化，它们只是形成和展现学校文化的物质设施。以此为依据，笔者认为：作出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判断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第二，文化和文明有真假之辨吗?众所周知，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旦被人类创造出来，就变成一种实在或存在。文明成果作为一种实在或存在的最突出的特性，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因此，文明成果的这种经验性和非超验性，决定了文明的产品不存在真假问题。

然而，文化就不一样。如前所论，文化是人类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投影以及投影的累积，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心灵的、意念的或理念的。这些投影、理念、意念的边界不能超越历史的和现实的物化存在，一旦超越了现实的以及历史的物化存在的边界，那么，这些投影、理念、意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子虚乌有，就失去客体事实的或物质实在的依据，因而就是虚假的。据此，笔者以为，文化有真假之辨。

概而言之，一个文化理念如果是经验的、既可证实亦可证伪的，是有历史的、现实的或有事实依据的，那么这个文化理念就可判别为真;反之，如果一个文化理念是超验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缺少事实的、现实的、历史的或物质的依据，那么，这个文化理念就可判断为假。有关假文化的例子，如神话故事里杜撰的妖魔鬼怪，宗教里假设的天国、来世，包括对人类社会未来的许多“乌托邦”式的构想等，这些都是超验的而非经验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是纯粹的思维推想或幻想的。因而，这样一类文化现象就只能归之于假或暂时归之于假。

第三，文化和文明有善恶之分吗?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据此，笔者认为，这些总成绩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正积累，这些正积累在本质上是良善的而非邪恶的。

然而，文化就不一样，文化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总投影。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既充满着真善美也充满着假恶丑。既然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投影，那么人类文化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满着真善美以及假恶丑。人类文化中邪恶的典型例子，恐怕要数法西斯文化所搞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活动。据此，笔者以为，文化不仅有真假之辨也有善恶之分。

第四，文化和文明有高低之别吗?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和文化没有高低之别，另一种则认为人类文明和文化有高低之别。正如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不仅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而且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回溯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状态的进化过程，描述了原始人如何运用理性去理解和解释他们尚不能理解的自然和社会生活，展示了人类原始生活与现代生活相互关联的图景，得出了“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是互相联系的”结论。泰勒的进化理论把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认为每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泰勒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分析全世界数百个不同社会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即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相似，均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对于这一观点，只要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学者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辩证法是先于爱德华·泰勒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进步的。

基于泰勒的论述和分析，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发生、运行的过程是不断发展、进步并且上升的，而不是循环反复、混乱无序、停滞徘徊乃至堕落倒退的，是得出人类文化和文明有高低之别的依据，它是逻辑的、历史的以及事实的依据。或者说，如果你认为人类社会发生、运行轨迹不是发展、进步、上升的，而是循环反复、混乱无序、停滞徘徊乃至堕落倒退的，那么就可能得出人类文明和文化无高低之别的判断。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发生、运行的过程不是发展、进步、上升的，而是循环反复、混乱无序、停滞徘徊乃至堕落倒退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对于那些持历史虚无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观点者来说，他们认为人类文明和文化无高低之别是自然的。

显然，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的主要贡献是从纵向整体上论证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在其进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由低到高的进步、上升状态。然而，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不同地域的文明和文化由于其产生和创造于人类历史不同发展和进化阶段，在横向上也相应表现出水平和层次的高低差别。对此，中外学术界一般认为：农耕社会文明和文化落后于工商社会文明和文化;工商社会文明和文化落后于现代信息社会文明和文化，或者说，信息社会文明和文化高于工商社会文明和文化，工商社会文明和文化高于农耕社会文明和文化。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五大阶段说法一致。

关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和文化之间有高低差别的论述，著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在其《全球通史》中也有相应的论述，他曾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受到外来文明和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但结果外来文明和文化不仅没有征服和取代中华文化和文明，反而被中华文化和文明所同化作出一定的解释，他是这样论述的：历史上“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完全地被中国化”。[7]这一论述比较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文化相对于周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在层次上要高。打个比方说，当时中华文明和文化是一块高地，而入侵中华的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是一片洼地，在一般常态下，高地的水只会向洼地流，而洼地的水不可能向高地流。也就是说，野蛮民族的入侵和占领不仅不能使他们的较为低级的文化和文明取代较为高级的中华文明和文化，反而被中华文明和文化所消解、所同化。

令人痛心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来自西方的工商文明和文化，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文化由原来的高地沦为了洼地。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论述道：“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年～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年～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8]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作了明确论述，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在西方工商文化和文明的强力冲击和压力下，1840年之后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一直处在焦虑、彷徨状态。一方面，满清统治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特权，提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对抗“欧风美雨”;另一方面，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也接纳和吸取了许多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先进成果。客观坦诚地说，自鸦片战争到现在170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发育和成长一直在自身传统与西方元素的相互碰撞、相互吸纳中徘徊、摇摆和生成。令人感到较为乐观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正在一条正确而又健康的道路上阔步行走。

综上所述，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可感可触的实在性的;文明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文化有真假、善恶之分，文明则无真假、善恶之分;文化和文明都是运动的、进化的而非静止的、停滞的;文化和文明有高低之别。

参考文献：

[1]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1Nd9hMR6hP1VSQHkMVR0HtDeA9RNDM7j5MEv1nXlc9o0nc-ZBY3sL6zJobRt7YA5lYoodh4cIYaLsbIjxmijWTvYnMJxNwREPCIFyhFGzm.

[3]文化[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Culture.

[4]胡适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5]文明[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788/

5000062.htm.

[6]文明[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Civilization.

[7][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8-584.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卜 珺]

作者：储成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