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经济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中国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动力，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第一篇：中国经济论文

有中国经济才有中国经济学

11月23日，由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并组织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活动正式揭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88票高票获奖。

这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全国14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11个参选经济理论进行表决，通过两轮评审专家投票，组委会公开计票后得出来的结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看法。有媒体评论说，这次评选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盘点。

除了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之外，本次评选活动梳理和盘点出来的代表性经济理论还有：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如果单纯站在中国经济学范围内来看，这些经济理论思想和顾准最早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一样，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创新，而且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杜润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远见和勇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理论先河，其贡献无论如何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实践或理论的评价，仅仅囿于中国范围之内，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审视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首次确立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流派纷繁复杂、蔚为大观。从古典革命到边际革命;从凯恩斯革命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抬头，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纳入施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比比皆是。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应用、发展并取得全球影响的经济理论流派也如过江之鲫，从德国学派到瑞典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与全球经济理论创新群星相比的话，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同样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样比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变，从而触发英国的兴起，到18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才导致了《国富论》出版一样。自此以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心，一直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小的经济流派的创新，也随着不同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产生。这样，在伴随英国革命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产生了德国学派，在奥地利产生了奥地利学派。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心也随之到了美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巴西、墨西哥、埃及等发展中国崛起而兴起的发展经济家理论创新。一句话，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而诞生的，经济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改革开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更多的还是处于学习和借鉴阶段。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更多地处于引进和消化阶段，与中国经济相辅相成。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应当感到可喜，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理论必将产生世界级影响的新的创新，正如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践必将取得的更大成绩一样。

可以相信，在中国将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经济的能量在未来30年内得到更多释放的时候，世界经济理论创新中心应该也应当会发生新的转移。

赵水忠

资深财经评论家、财经作家。十二年高端财经媒体从业经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业和管理变革的战略、方法和方向，出版过三本专著

作者：赵水忠

第二篇：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升级转型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且还应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虚拟经济、虚拟性货币、宏观调控、经济学最基础范畴等基础研究给予创新，对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不同、新型工业化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理论的研究还要肩负起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虚拟经济;通货膨胀;公共救助;公共服务

科学的理论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最高智慧的结晶。科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新的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依然保持在原有认识水平上的实践，不会是新的实践。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终于走进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升级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至此，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改革需要攻坚，发展需要转型，缺少相应的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绝对不可能担当时代的使命和达到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应有高度。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开拓进取，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全面的科学理论指导，以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改革。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缺少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经济理论界需要认识到改革的实质，更需要担负起理论改革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的强大动力。因此，当前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不是解读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其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而是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科学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以及“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中国需要对社会主义做出改革性的解释，或者说，经历了改革，需对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深刻认识。这不能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也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取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需要依据对于社会主义新的认识建立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理想。就此而言，人们不可能将这种信念和理想建立在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上。中国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实践出了问题，根子一定是在理论上。所以，改革的推进，必须解决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准确地讲，这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以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套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上是不合逻辑的，只能使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实相比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含有相当大的发展性的。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人们都清楚的事，也是在理论的逻辑上都不可回避的事。这潜存着新时代的发展与旧时代的认识冲突。在现实的改革攻坚阶段，这是一个公开的尖锐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一尖锐问题，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改革实质的漠视，很可能造成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缺失。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不能只是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对于社会主义做出改革后的新的科学理论认识。

目前，已经有一些理论界人士指出，中国现在不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但是，现实之中，还是有大量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相混淆，看不到或者说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衡量初级阶段现实，强调中国的初级阶段已经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换一个说法。二是用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物，强调目前的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给予明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保留必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之外，其他的方面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萌芽，不可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必须明确，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必然是少数，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市场活动是社会的主流。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术语，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过去，中国将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将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对的。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由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没有跟上，在中国，从上到下，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始终处于认识模糊状态。甚至对于市场经济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搞市场经济就要取消国民经济计划。二是认为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有政府介入就不是市场经济。三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知道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

对此，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必须深刻地阐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因为只要国民经济有计划在内就是计划经济。因此，最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不需要含有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的计划经济。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政府退出，并非实行经济自由化。可以说，不会是政府退出市场，市场经济就搞成了。现今全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退出市场。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比中国政府支配的市场资源的比重更高。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是自有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市场化获取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相比只有商品交换市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出了一个生产要素市场。由仅有商品交换市场到生产要素市场出现后与商品交换市场的并存，是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至此，市场交易关系发生了复杂性变化。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交易关系只表示市场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关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市场交换关系，另一种是市场契约关系。因此，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应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是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达的基础上又进展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要超越商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并积极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

二、经济理论基础研究的创新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当前首要研究任务的担当，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本体性需要而言，还至少应当在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以下五个方面做出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创新。

1. 要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建立在常态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常态经济是常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态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在，经济新常态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几乎是不论什么事，都一律套在新常态下做研究。其中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何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常态下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如何在新常态下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等等。这种一拥而起的热潮似乎是将新常态当作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状态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种有悠久历史的常态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筐筐是不需要经济理论界研究的，这应是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认真研究的。经济理论界需要研究的是新常态的基础，是常态经济与常态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要以此认识的创新来为政府的经济新常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必要的认识前提。因为毕竟经济新常态也是一种常态经济，政府的研究应当界定新常态的新是新在什么地方，当然需要明晓和确定什么是常态社会下的常态经济。对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的研究应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重大创新的一个基点。

2. 要对虚拟经济理论做出开拓性探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涵盖虚拟经济领域，只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实体经济领域。这是传统经济理论不适合现实经济需要的直接性存在问题。在现实之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都已经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合为一体化的，因此，迫切需要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这要求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首先要面向虚拟经济领域做出开拓性的探讨。

与传统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经济的市场活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借贷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经济的稳定性不同于实体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给予新的认识。若资本市场缺少稳定性，那国民经济很难实现整体运行稳定。因此，如何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是虚拟经济理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且，这种研究对于虚拟经济运行稳定的认识必须的前提是经济活跃状态下的稳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用压制保持稳定，是毫无意义的。新的经济理论需讲清楚，缺乏活跃的稳定，只是僵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破除传统的僵化，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需要的是市场充分活跃的稳定。

3. 要对虚拟性货币理论给予全面系统认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就目前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实体性货币转化为虚拟性货币。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并展开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而不能是依然用实体性货币理论认识现实的虚实一体化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认识到，虚拟性货币的产生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事实。实体性货币的性质是特殊商品，虚拟性货币的性质是信用工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货币。目前，在经济界，还有许多人不区分虚拟性货币与实体性货币，对现代金融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现代货币的虚拟性来把握。若保持对于货币的实体性认识，那出现金融危机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如果人们对于货币的理解还都是依据实体性货币理论，不区分虚拟性与实体性的重大差异，只讲货币理论，不讲是实体性货币理论还是虚拟性货币理论，不仅不符合对于现代货币认识的基本逻辑，而且还会对现实中的货币运行造成某些外部性干预的扭曲。这就是现在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4. 要对宏观调控研究做出创新的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接受了由西方引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但是，依据这种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迄今为止中国实施的宏观调控只是货币总量控制，并不直接调控虚拟经济。而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虚实一体化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应是对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调控。事实上，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涉及股票市场，失控的这一市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能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一市场的盲目性就会引起国民经济危机或全世界金融危机。这牵涉到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可否直接调控资本市场，二是宏观调控应怎样调控资本市场。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经济理论界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调控理论必须创新。对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使用强大的理性资本力量去调控非理性的资本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绝对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资本市场。只有依靠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时代，政府才能够自觉地运用财政力量对资本市场实施宏观调控，即可依此避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而言，增加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建立新的虚实一体化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总之，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必须告别以货币总量调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代。

5. 要科学确定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目前，创新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科学地确认劳动范畴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的是以商品研究为起点，有的是以效用或需求为基础范畴进行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商品是劳动的产品，效用是指劳动成果效用，需求是对劳动成果的需求。因而，与商品、效用、需求范畴相比，劳动范畴是更为基础的范畴。这一范畴关联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所有内容，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全部活动。只有用劳动范畴贯穿于各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才能确保根基牢固而体系完整。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创新中，应当而且只能是从将劳动作为本学科的最基础范畴起步。这种起步是21世纪经济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原点，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能够自此科学地服务于社会的基础保障。

三、当前迫切需要的应用理论研究

坚持基础研究，并不等于放弃应用研究。中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在基础研究创新的基础上，依然负有对于现实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社会责任。

1. 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研究。从理论的层面透析，可以确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于，区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公营企业的设立。在改革之前，中国是将公营企业纳入了国有企业范畴，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搞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而改革改到今天，事实上是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设立模式替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致使全面深化的改革难以推进。因而，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混在一起，经济改革当然无法进行，而经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只有解决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这是确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这一确定的逻辑约束。

在近代的历史中，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包括应当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在公营企业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在经营方面，国有企业只能限于竞争性的基础行业和资源性行业，而公营企业必须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在管理上，国有企业必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义，而公营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公营企业必须听从政府的支配。在权属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代表全民运作，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归属各级政府所有，因而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各级地方公营企业。在企业设立的目的上，国有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设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消灭剥削制度;而公营企业的设立是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经济，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总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能混在一起改革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又需要设立公营企业履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责。

2. 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货币是核心关键的问题。每年发行多少货币，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焦点。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问题在于，混淆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区别。由于惧怕通货膨胀，因而不敢随着物价上涨发行相应量货币;由于囿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将虚拟经济对于货币的需求纳入社会对于货币的总需求量;因此，发行的货币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一般地讲，通货膨胀是恶性的，是货币发行多了从而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是非价格因素的货币贬值。而实际上，物价上涨并非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在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价格会自行调整的，且在价格刚性作用下，这种调整只会引起价格上涨，不会降低价格。价格调整的结果同样会造成货币贬值。所以，货币贬值并不都是由于货币多发，也并不都是由于价格调整。通货膨胀必然造成货币贬值，价格上涨也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只是，对于有关部门的工作来讲，不能将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等同于价格上涨引起的货币贬值，不能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相混淆，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压制价格调整性质的货币贬值干扰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界对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是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

3. 新型工业化理论研究。200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点，自这一年起，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腾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也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腾飞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此后，经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乃至更久，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11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对中国的工业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和明确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是新型工业化。如果中国大众不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腾飞阶段，那理论界是需要负责任的。如果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做出必要的系统认识，那中国经济就难于自觉地应对工业化腾飞阶段，难于顺利地实现工业化。中国经济理论界不必等着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工业化已经腾飞了，再开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问题在于，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腾飞。现在强调进行工业化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应是很迟钝了。因此，不能再迟钝下去了，理论界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积极地开展各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包括要研究工业化的配套工作，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点。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在科学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顺利实现新型工业化。

4. 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聚焦于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问题，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很少有提农业现代化的，至多只是提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农业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再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跟进，着力开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直接为中国尽快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应主要包括：符合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土地制度研究、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家庭农场市场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培育新型农民的系统研究、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实施中国农业种子工程的研究、保障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研究、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研究、林业经济现代化研究、渔业经济现代化研究，等等。

5.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至2015年，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七年，在世界各地，人们没有预料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会这样快的就平息了。但是，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很快就会迎来21世纪的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理论界并没有能够做出新的认识，至少是缺失看法一致的深刻性研究成果。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也未能强化自身遏制金融危机的机制与力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世界经济的实质为盲目性的不确定性无法控制地不断增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几乎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唯独中国一枝独秀，依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全世界瞩目的事实，只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大多数研究人员至今尚未对此做出确切而深刻的认识。这总体上表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实际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居安思危，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严肃对待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问题，认真地组织和引导相关人员加紧研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危机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和应对危机办法。

四、理论界肩负着监督政府经济工作重任

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担负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从基础理论研究到现实经济应用研究都需要经济理论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无论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理论界配合政府工作责无旁贷，同样，经济理论界监督政府的经济工作也是责无旁贷的。在现代社会，政府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政府的经济工作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就包括来自经济理论界的监督。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细致地、系统地研究政府的经济工作，包括从财政预算到突发灾难拨款，方方面面都要实施必要的监督。经济理论界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是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社会监督的政府，不是腐败的政府，也会是多少有些胡来的政府。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好。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8万亿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接近14万亿元。面对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量，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没有得到薪酬的增加，甚至有的地方还削减了公务员工资。按照现代财政原则，基础建设不应动用税收资金，而只应使用财政信用资金，增长的财政收入不会用在基础建设方面。在这期间，国防经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毕竟是一个用钱的小部分。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并没育提升，或许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大了。这本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期，是基本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期，但是，却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工业化腾飞的魅力，没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在2004年之后汇集财力干大事的实力和业绩，尤其是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缺少稳定的长期的财政投入计划。可以说，这或多或少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并未能完全把握好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实施的大局，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不到位有关。这个应负的主要责任在经济理论界，不在政府。

准确地讲，这些年来，政府确实加大了民生保障，花掉了不少的钱。并且，政府还向民众保证，今后将继续加大给予民众的福利。就此，经济理论界需要给予政府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过多，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之前，政府更不应该承受过多的福利负担。严格地讲，中国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不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上去了，而相应的工业化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发达水平。所以，中国必须警惕，不能让拉美悲剧在中国重演。改善民生必须靠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靠提高工资收入，而不能靠提高政府福利。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财政理念下，政府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救助的双重职责，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政府，万万不可混淆这双重职责。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公共救助是个别的，是指针对暂时有困难的人实施的国家救济，或是给予社会特殊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不单单是增加财政负担，最严重的是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平，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分配难以实现公平，构成对市场公平的破坏和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工作给予监督，避免发生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相混淆的问题。民众的住房是民众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对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必须自行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或改善住房条件，无需政府插手。这就是说，民众的住房问题和改善住房条件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新加坡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在住房方面实施公共服务，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不应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效仿。中国应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对个别的困难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但目前，中国既不是像新加坡那样提供公共服务性住房，也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提供公共救助住房，而是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为大约20%的城市人口提供经济适用房。这种做法是明显地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将原本的公共救助做成了扭曲的公共服务，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只是干了一件在传统体制下想干而没有钱干的事情，走回到政府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去了。对此，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将政府从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窠臼中拉回来。

参考文献：

[1]钱津.感受腾飞——论中国工业化与通货膨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钱津.贵州腾飞——科学实现“十二五”时期跨越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钱津.直面现实——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钱津.中国现实经济求索[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5]钱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钱津.管理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钱津.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

[8钱津.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1).

[9]钱津.中国需要理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社会科学研究，2013，(1).

[10]钱津.开创现代农业生产新格局研究——基于对农村开发扶贫的审视[J].中州学刊，2014，(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钱津

第三篇：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

[摘 要] 中国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动力，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中国 经济崛起 东亚经济合作

一、中国经济的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GDP总量由1978年的3588.1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增长了68.7倍;在1979年～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飞速发展，成为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稳步的高速增长，从2003年～2007年，更是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贸易大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吸收外资达7893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投资人在亚洲的避风港。难怪在全世界最大的500百家公司和100家顶尖的信息技术公司中，超过80%都在中国开展业务。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了较快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5282.49。这意味着中国具有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有强大的抵御金融危机和市场危险的能力，彰显了中国具有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高速着实让世人震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曾经达到过的高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

中国经济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增长，其驱动力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源于高储蓄和高投资创造的高增长。很高的国内投资是同相应高的国内储蓄相称的。在1979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就高达32%，90年代长期保持在40%，2005年储蓄率高达46%，为世界所罕见。对比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投资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1990年至2006年一直维持了较高的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5%起步，最高达到48%。 据统计，高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每年平均达5.5个百分点。

2.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内生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非公有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5%，大大超过国有经济，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望达到75%， 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因素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吸引力，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普遍被称为是正在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构成了对东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为东亚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奠定了基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继续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了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致使“雁行模式”的无法继续下去。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过去近3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发展，致使保证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失去经济的活力，延续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拉动力量。同样，东亚各经济体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分享到了实际利益。日本之所以能摆脱长达12年的经济衰退，与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不无关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对韩国经济快速复苏和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东盟国家更是及时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通过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的红利。

2.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稳定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实力，而且为东亚各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在金融危机、非典危机、禽流感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的顾全大局、识大体的积极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和加强区域间的合作，积极对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使东亚国家看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稳定经济的作用。随着内在需要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自从2002年初，东亚国家的出口增长中有20%到90%归因于在中国市场上发生的销售额，这样的进口已使中国成为东亚几个国家发展的推动力。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后，双方的进出口贸易当年突破了5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2%。到2004年中国从东盟进口630亿美元，同比增长33.1%。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发展，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将不断加强，这不仅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发展，还将推动东亚各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关系的加强。

3.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地区创造了新的经济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主要表现为:(1)新的产业结构循环机制，即由日本单独推动的东亚产业形式，逐渐形成了由日本和中国共同拉动的产业结构循环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产业升级缓慢，致使日本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所以中国在东亚产业循环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中国拥有的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技术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就加强了东亚业已形成呈现的复合式网络型趋势。(2)新的贸易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格局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呈上升的趋势，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则下降，改变了过去中国对日单向依存的贸易关系。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坚持“让东盟先得利”和“早期收获计划”的方针，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东盟国家感受到中国真正成为拉动东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正如阿罗约所言：“有了中国，我们可以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3) 新的投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开始向东亚其他经济体进行投资，由过去的单向投资向双向投资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下降，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合并收购等方式对日本投资。

4.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创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2002年中国启动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倡议以来，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就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的行动促使日本、韩国也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随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与东盟发表了旨在加强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迅速，显然也是自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了不落后与中国与日本的步伐，韩国也加快了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可见，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合作机制中的3个“10+1”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10+3”的合作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东亚合作呈显出一片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伴随着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东亚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仅香港、日本、台湾、8新加坡和韩国5个东亚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达到67%。2005年，东亚10个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的58.6%。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要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乃至世界经济强国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而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是为了营造中国经济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参加到东亚崛起的进程中来，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Investors keep eyes peeled in dragon”, Beijing Review, Vol 48No22, June 2, 2005

[2][3]陆建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亚非纵横[J].2007年第1期

[4]马修·萨恩 弗雷德·盖尔:中国:快速增长研究，http://www.ers.usda.gov/

[5](新)黄朝翰: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从东亚邻国的角度看》，王正毅、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朗: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C].上海人们出版社2007年

[6]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年11月13日)国际金融报[J].2006年11月15日

作者：揭　晓

第四篇：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在产出目标、约束条件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差别。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经济发展的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应对，以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对于我国来说，低碳经济与我国的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致的，我国应通过运用经济与法律等手段加快发展低碳技术，加快改进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特点及其影响

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从全球的生态安全出发、以减少经济活动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为主要目标的新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模式。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围绕着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因此，低碳经济截然不同于以往任何经济发展模式。

首先，低碳经济是在保证全球的公共利益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其约束条件也就是碳排放限额，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经济活动、如碳交易，碳减排等均是要在国际协议框架下实施。因此，低碳经济是比开放经济更加具有全球意义的经济模式。而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已属于人类道德和国家形象等层次上的问题，任何一国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否则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国际谈判争端的实质是各国都要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博弈中争取本国的最大利益。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考虑投入要素及经济产出，各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是不同的，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是资本和技术，而发达国家可能主要是劳动人口。

其次，低碳经济不仅是指因减碳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活动，而且还包括改变现有生产与生活方式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低碳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发展轨迹，并有可能要支付更多的经济成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对于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其人均收入较高，并且拥有减排二氧化碳相关的核心技术，人的需求层次已达到关注环境等一系列温饱之外的问题，其经济发展阶段已进入到以技术和服务引领的阶段。减排二氧化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既有能力也有比较优势，当然更有责任，因为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其经济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和改善人民生活，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由于要支付更多的经济成本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不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

第三，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低碳技术和低碳理念。低碳技术可以为市场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低碳理念则有利于创造低碳经济的市场需求。在现阶段，无论是低碳技术还是低碳理念都处于发展和形成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低碳技术以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制高点，国际竞争逐步转向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例如，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新兴能源产业作为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大力发展，同时也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寻找市场需求，试图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其发展的空间和权利，也只有充分发挥本国的市场优势，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才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发展。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1.减排二氧化碳与节能减排高度一致。

根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4年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总碳排放将近95.3%(不包括森林采伐及生物量减少所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因此，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源于能源消费的增加。减少二氧化碳重在减少能源消费，因此，减排二氧化碳与节能减排在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经济近三十几年的经济数据和历史事实证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2003年以来，伴随着能源消费的迅速增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急剧增长，90年代后期到2002年，能源消费处于平稳增长阶段，相应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较稳定。2003年和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分别增长了15.3%和16.1%，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也陡然上升，分别增长了16.85%和15.68%。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燃烧燃料废气排放量，都呈高速增长态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138 145亿标立方米猛增到2007年的888169亿标立方米，其中燃烧燃料的排放量从2000年的81970亿标立方米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209922亿标立方米。2008年我国碳排放已经达到62亿吨。

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2 000美元至4 000美元的工业化中期的爬坡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至少还要持续20—30年。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工业化中期阶段，三种产业结构比例是1：5：4，主体是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2008年我国煤炭、钢材、铜、铝和水泥的消费量分别为27.4亿吨、5.4亿吨、538万吨、1 260万吨和13.9亿吨，占全球消费量的比重在20%一50%。这些决定了我国较高的能源消费强度。从城市化发展阶段来看，一方面，每年超过一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将导致城市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现有城市居民改善生活质量的行为也将加快能源消耗量的增长。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高碳能源为主，能源消耗、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与增量都处于上升状态。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预测，2005—2030年在参考情景和可选择政策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将分别增长3.2%和2.5%，碳排放将年均分别增长3.3%和2.2%。预计到2020年碳排放量要在2000年基础上增加1.5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7年的总排放量还要大。节能减排是我国当前与未来必须要采取的国家行动，否则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将会受到较大的压力和制约。

2.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比较低。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居世界第1位。虽然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十多年过去了，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WWF2050展望》中文版报告称，目前中国

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左右，相当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具体来讲，在能源效率方面，从煤开采到运输到发电，再到用电，煤的热量仅仅使用了不到1/4，造成大量能源损失浪费;从单位能耗来看，目前，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从能源开采率来看，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全国可回收而没有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达350亿一400亿元，每年约有200亿一300亿元的再生资源流失浪费。

能源、资源消耗大，除了效率低浪费严重外，还与我国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地位相关。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相当一部分为高能耗、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英国Tyndall中心气候变化研究部门2004年从“碳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国贸易出口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后发现：中国由于进口货物和服务可以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3.81亿吨;从中国出口的货物产生大约14.9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即大约11.09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47.32亿吨的23%，相当于同期日本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德国、澳大利亚的排放量总和。由于我国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在形成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与措施

l、加快推进低碳能源技术进步。

所谓低碳技术，也称为清洁能源技术，主要是指提高能源效率来稳定或减少能源需求，同时减少对煤炭等化石燃料依赖程度的主导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能源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产值物质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即降低能源强度;一是采用技术替代，主要是能源或是燃料的转换，用低碳的燃料如天然气和氢燃料等替代煤和石油等，或是从化石燃料转向非化石燃料(如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无碳的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和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

我国2005年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能源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推进能源技术的进步，努力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逐步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理组织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尤其是低碳基础科学研究，装备制造水平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和前沿技术储备等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技术进步。

能源技术创新涉及的领域广，范围大。如在火电减排方面，需要发展清洁煤技术;在输配电环节，需要采用非晶合金变压器和无功补偿技术;在能源生产和供给方面，技术创新的重点在于不断开发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不断通过技术的升级提高能源的加工转换效率以最大化利用一次能源;在能源输送和配给方面，技术创新的重点则是不断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传输、配送过程中的能源损耗和浪费的降低，提高能源的流通效率;在能源的需求方面，技术创新的重点则在降低各类终端使用设备的能源消耗上等等。

2.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

提高能源效率是节能减排最为有效的方式。根据IPCC和IEA的报告，持续有效的能源效率改进能够贡献2020年及以后一半的减排潜力，此外，相比于新的供给选择，能源效率以较低成本全面地考虑到了能源政策、环境可持续性、供给安全和竞争力。IEA研究报告指出，终端能源效率和终端电力效率到2050年可减少36%的碳排放。1990年以来，由于能源效率的改进，国际能源机构(IEA)16个成员国在2005年节能超过16EJ(艾焦)，相当于避免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节约了大约180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如进一步应用已证明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可以节约另外25亿吨二氧化碳。

世界主要国家都将提高能源效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展和运用先进能源技术、加强能源管理、深化资源能源的市场机制改革等措施实现大幅度能效的提升。同时还包括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靠技术进步不断降低利用成本，切实解决新能源发电上网难题;加快研发先进技术和设备，推进第四代核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多途径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提高其在能源中的比例，使之成为满足未来能源需求的重要补充，成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

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速度较快，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产业规模居世界前列，但我国新能源实际利用并不理想，为此，必须要加快能源价格、税收等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于清洁能源利用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走低碳发展道路，制度创新是关键。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不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在客观上为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但同低碳制度的创新要求相比，这些政策措施还远远不够，应在以下方面着力强化：首先应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通过经济、法律等途径引导和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其次应大力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最后应加快推进中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

加快低碳经济立法，依法推进低碳经济。在《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基础上，应尽快出台和修订《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煤炭法》、《电力法》等，以法律形式保障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行。

加大低碳投入力度，推进低碳快速发展。要通过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信贷担保等手段，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有必要从减排角度对财经政策进行整合，探索设定“碳预算”，根据“碳预算”排放目标安排相关财政预算，并在未来考虑开征“碳税”等。

3.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和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次金融危机，也为我国调整能源结构，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机遇。一般说来，当经济衰退、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阶段时，需求大幅减少，那些劣等生产条件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同时，危机或衰退将刺激新技术应用，并催生新的产业，成为新技术投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起点。金融危机将带来一轮产业洗牌，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顺应世界的发展规律、顺应产业结构的规律，当前中国必须抓住全球产业洗牌的机遇，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力推动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调整能源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节能减排与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低碳经济在最终目标上，都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的途径上，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更为具体化。节能减排重点是抓好工业节能减排。这是由我国发展阶段和工业能耗所占比例决定的。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控制建筑和交通能耗的快速增长;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和评价考核，切实完成“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发展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减量化放在优先位置。减量化从减少生产环节人手，推进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

作者：史 丹 杨彦强

第五篇：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回顾与前瞻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我们也的的确确面临着一个大问题，中国经济必须可持续发展下去。要实现这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三大转型: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型，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型，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在三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势必出现五大演变趋势。基于此，开发中国中西部市场，营销策略多元化，加速产品开发、有效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注重广告宣传的艺术性，适应现代消费新潮流等中国市场营销策略应是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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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奇(195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江西南昌330077)

今天的演讲是在一个教室里展开的，我们是一场讨论式的学术讲座。讲课时，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我们用互动的方法，对一个重大的、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予以充分地讨论，这就是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问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赶过了英国、法国、意大利，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海南举行，中国作为金砖国家挺立在世界面前。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扰。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非典它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又到哪里去了?我们至今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地无可奈何，巨大的GDP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在2009年1季度结束了2003年以来2位数增长的历史，开始出现失业率逐月攀升的严重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出现了2500万农民工失业和600万大学生就不了业，这两大群体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两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一个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另一个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理想和憧憬，但又无法得到就业机会的群体。2003年非典事件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迫使快速成长中的中国必须进行反思:我们的的确确面临着一个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样，就引出了我讲的第一部分——

一、中国经济的三大转型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先生测算的结果是，2030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经济必须可持续发展下去。要实现这种可持续性，必须实现三大转型。

(一)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型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经济增长，主要指的是数量、规模的扩张，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即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比经济增长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包括对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增长的主体居民幸福感的提高问题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年均增速为9.98%。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GDP从0.36万亿元，增长至39.8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10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地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54.9倍。很显然，这两个增长是不同步的。这两个增长使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局面，就是在财富的分配中，分配的重心是向国家倾斜的。我是学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工作者，马克思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他是怎样设立这个概念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所得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不断地下降，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相对贫困化。我不敢用这个概念来描述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

众所周知，前苏联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具有核武器质量的优势，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拥有核武器数量的优势。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前苏联，为什么在顷刻之间崩溃了呢?它的崩溃不是因为不强大，而是因为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我们知道，一个强大的前苏联可以生产出原子弹，而长期以来生产不出百姓所需要的牛奶、面包、衬衣等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一个非常惨重的教训。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大，如果它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实惠，这样的国家也是会垮台的。因为贫穷可以垮台，因为强大同样也可以垮台，关键要看你是不是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要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如果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得不到同步提高的话，他们就无法去响应这种增长，无法去拥护这种增长。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一次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速度作出了一個新的调整，这就是在“十二五”时期中国GDP的年均增速设定为7%，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必须大于7%。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执政党第一次明确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设计上，让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二)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

中国30多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一个事实，即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科技进步，不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是能源消耗的增加、资源消耗的增加和投资的增加。这种主要依赖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所引发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到了绝路，再也走不下去了。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沉浸在一个美丽的幻觉之中:“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是事实，我们有13亿多人口：地大也是事实，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是，绝不物博，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在整个世界只能是一个资源小国、资源穷国。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天然气、石油的资源拥有量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俄罗斯的十分之一。而经济增长方式却是绝对粗放的，中国每100美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1倍，美国的9.6倍，甚至是印度的2.6倍。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现在真正能够适宜人口居住的，不到300万平方公里：中国有600个城市，其中有400个城市缺水：中国60%的石油依赖进口。

所以说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绝路了，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30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是按照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推导出来的一个趋势。如果考虑资源约束的问题，我们是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的。因此，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所谓主线，就是头等任务，就是根本性的工作，就是贯穿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

【提问:我感觉中国经济的泡沫成分比较多。比如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仅是数字的增长，而不是实体的增长，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地方经济将会降低一大部分，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十二五”的转变，有没有包括这方面的转变呢，包括房地产市场?

汪玉奇:房地产问题非常复杂，因为中国地方政府6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房地产收入，地方政府拥有庞大的支出冲动与压力，为了实现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实现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利益同盟的严重问题，正是这种利益同盟现象的发生，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终难见成效。看来，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与途径。】

(三)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世界两极格局从20个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被打破，世界政治多极化引发了经济全球化，于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恰逢“亚洲四小龙”大规模地调整产业结构，于是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扮演起了承接“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角色，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加工中心。我在一则资料上读到，中国生产了全世界60%的衬衣，50%的照相机，35%的电视机，25%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无法想象，全世界80%的打火机是中国一个城市——浙江温州生产的，欧盟市场70%的微波炉是中国一个城市——广东东莞生产的。正因为这样，出口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年平均在30%左右，已经形成了出口贸易增长5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的数量关系，由此测算下来，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60%。这个判断可以由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个指标来佐证。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最高时达到65%，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达到50%。中国出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一，进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是一个外需拉动为主体的经济体，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中国外汇储备2000年只有1600亿美元，而今天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用有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争。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不断地缩水。

这样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呢?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如此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存在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危险的。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以美国、欧洲为主体的虚拟经济板块，他们通过金融创新，不断地向全世界提供低价格的资本：第二个是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板块，他们以自己富足的资源禀赋向全世界提供低价格的资源：第三个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板块，他们以低价格的劳动力，向全世界提供衬衣、软件、运动鞋、玩具等。整个世界似乎一片太平，三个板块互相合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了，这三者之间联结的板块被打破了。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还能否重新组织起这三个板块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可能。第一，全世界没有这么多廉价的资源可以提供。现在世界石油价格已经突破了110美元/桶，低价格的资源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度地上升，低价格的劳动力时代，或者说人口红利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当然，美国、欧洲的金融板块也许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中还能够提供许许多多低价格的资本，但是，另外两个板块的不复存在，使这三个板块所构成的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复存在。因此，中国要继续走外需拉动型经济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就是要转向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的经济发展机制。

以上三个转变，是中国保持了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在走向“十二五”规划这个关键点，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的战略选择。这三个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演变趋势

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经济三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市场有哪些演变的趋势。我粗略地概括了一下，以为有五大趋势。

(一)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

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从2009年以来不断加速，2010年已经达到了18%，这是中国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发展态势。这个态势的出现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分配结构的调整，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心开始向居民倾斜，从而进一步释放了消费需求，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十二五”时期，当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大于GDP增长速度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张，从而使中国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张。

【提问:你说社会财富分配向居民倾斜，具体有哪些与以前不同的地方?通过什么方式来分配的?

汪玉奇:近三年来，中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是有非常措施的。

第一，大规模地对农民进行农业补贴。在中国进行加入WTO谈判的时候，我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只占农民总收入的5%，而美国、欧洲达到了60%。所以，关于农产品补贴问题，中国与美欧谈判是很主动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空间。近三年来，这个比重已经由5%提高到15%，提高了10个百分點，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离开政府补贴，靠千百万的农民孤立地去面对市场风险，农民是无法通过农业富裕起来的。所以，这一个比重的变化是非常积极的。

第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连续两年，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连续两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都达到20%以上。

第三，在这场反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开始了在中国农村展开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所以这一切都有效地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地坚定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释放了消费需求。所以，这三年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能够从14%-15%跳跃到18%，与这种消费预期、收入预期的改变，与实际收入水平的改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提问:但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没有工资的，那么工资的增长对占人口80%的农民来说，是不是没有影响呢?

汪玉奇: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中国有2亿农民工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所带来的实惠。】

【提问:我也有一个问题，虽然国家继续扩大农业补贴，但实际情况是，所有物价在上涨，包括化肥、油价，这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若减去成本，恰恰是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汪玉奇:你刚才说得很对，这就是我们过度地消耗资源，造成资源严重地供不应求所致。由于中国60%的石油来源于进口，从而输入性通货膨胀是造成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这样就大大地抵消了我们增加农民收入的实际效果。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走向集约型发展方式，是有着全局性的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资源供求关系的问题，它牵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

【提问:你刚才说的能源消耗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扶持新能源汽车。但问题是，新能源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采购方主要来源于政府，由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时间长、企业见效慢，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政府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财力问题，政府不可能直接投入新能源产业。尤其是，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直接投入到新能源汽车的采购中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玉奇:你这问题提得非常深刻。现在我们在走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被奥巴马的绿色新政引到了一个歧路上去了。其实，我们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全可以用降低资源消耗的办法去推进可持续发展，完全可以不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绿色新政去做。但是，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切实的忧患意识，而热衷于政绩追求，盲目地去搞绿色产业、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现在中国内地非常流行发展光伏产业，也就是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产能已经占到世界的25%，是什么占到25%呢?是硅料、硅片。而硅料、硅片恰恰是美国人不生产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部分，看起来是新能源产业，但它是产业的上端，恰恰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而我们美其名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加快端正政府行为、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真实地走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来，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节约能源完全可以从科技进步开始，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开始，但这些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奥巴马提出绿色新政，于是我们也搞绿色新政，如果我们还是用一种运动的方式去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方式转型，最终是走不出困境的。

在这里，我要讲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有一句口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革命”。我油然地想起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第一次革命是什么?第一次革命是1953—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所有制的变革。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1980年代发动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办法才能使这个发展方式实质性地转变过来，而不是流于口号。我对那种模仿美国，然后去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这种口号，是深知其中的奥妙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扮演自己的政绩，同时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去争取中央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财政支持，去赢得各种各样的地方利益。所以，对于新能源汽车，千万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以为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的新的交通工具。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与新能源汽车相匹配的充电站，这种社会化的服务设施无人去建设，你怎么可能去普及新能源汽车呢?

刚才谈的新能源汽车，好像远了点。回到我谈的第一点。中国市场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绝对是这个世界最具有成长性的市场，绝对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空间、巨大利润空间的市场。】

【提问:现在的情况是，内地的人在消费方面越来越不敢买东西了。

汪玉奇:你说得非常对，我下面要讲到这个问题。

中国要扩张消费需求，我们原来遇到的障碍是不敢消费，因为，沒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是不敢消费的。当所有这些保险转变为事实，这些福利开始保护我们、改变我们的消费预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影响消费的因素，这就是产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也许我们扩张的消费流到美国、流到境外去了，事实证明，大量的内地居民在香港抢购奶粉，这难道不是一种消费需求的流失吗?】

【提问:这次金融危机，国家促进消费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促进农村消费，但是农村消费有一种盲目攀比的特点，这种消费的扩大在可能对国家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汪玉奇:我对你这一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我下面会讲到这个问题。】

(二)恩格尔系数加速下降，消费结构大幅度升级

感谢恩格尔这位德国统计学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有价值的规律，这就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现在我们是真正感觉到了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并且在加速下降的过程。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恩格尔系数将降到26%。现在，就处在恩格尔系数开始加速下降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看到了恩格尔系数下降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这就是中国的消费结构在大幅度升级，新型消费开始大量发生，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旅游业占到了中国GDP的8%，按照产业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一个产业占到GDP总量的8%，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所以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无法想象的是，由于港澳个人游的开通，每年香港来自内地的游客超过1800万，拉动香港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

(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消费具有绝对的领先性

2000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是39%，到2010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按照“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要超过50%。城镇化的加速，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刘易斯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城市经济、现代经济不断地吸收农业过剩人口，现在中国事实上已经有2亿农民户籍在农村，而人居住在城市，开始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因此，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事实上要大于我们的统计数字。我们原来非常幼稚地认为，中国的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转移，因为中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当城市有就业机会的时候，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市民：当城市发生危机，失去就业机会的时候，他又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成为农民。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安全的过程啊。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判断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证明是错误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感情，对农业没有任何感情，他们对城市充满渴望，对城市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即使失业了，他们也不回到土地上，依然停留在城市，首先消费他打工收入的积蓄，当这个积蓄消费完毕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绝望者，而城市每一天都在用灯红酒绿刺激着他们，于是城市的犯罪率就这么上升起来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另一个结论，我们事实上的人口城镇化程度要高于官方统计的数字。因为有大量的、事实上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但是在城市长期居住、长期工作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这么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使我们的城市消费有着绝对的领先性。所以，我很反对曾经有一个口号，就是中国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如果要把市场开发的重心放在中国农村的话，那绝对是错误的，因为这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相悖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80%的人口在农村了，官方统计的人口城镇化率是46.6%，实际上的数字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这个趋势还将持续，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兴起，新一代农民的兴起，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转型的过程。

【提问:现在，人们对城市化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指出了许多城市化的弊端，您是怎么看的呢?

汪玉奇:城市化绝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绝对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至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模式，那是选择者的对错，这个趋势是不可违背的。如果因为有了这个弊端，而把农民重新从城市驱赶到农村去，那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就像不能因为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车祸，而把高速公路关闭了一样。】

【提问:我感觉，现在的农村，也开始发展生产，农民在农村也生活得很好。但是，政府要建设现代化的农村，把农村的老房子拆掉，把农村的人口驱赶到城市。人是有选择的。我觉得这种城镇化的过度发展，是不太合适的。

汪玉奇:首先，我不太赞同你关于中国城镇化过度发展这一说法。中国的城镇化，与我们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是滞后的，我们的第二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55%，而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还是46.6%：在整个国际比较中，我们的城镇化率至少是低了10-15个百分点，因此，不存在过度城镇化的问题。第二，你提到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就是现在地方政府把农民集中在一起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可能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耕地极为缺乏的国家，中央政府提出，要确保中国18亿亩耕地，也就是人均一亩多一点，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在中国，土地是最廉价的，中国农民是很难自觉地去珍惜土地的。比如，旧有的宅基地占有一个空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建新房，又要占一块宅基地，然后他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在城市要有一个居住空间，因此，一个中国农民要有三块土地来支持他的生存，即旧宅基地、新宅基地和城市居住空间。】

【提问:这跟户口制度有关系。

汪玉奇:不是跟户口制度有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民没有权力去处置它。在非市场的处置中，它也就值二三万元一亩。所以，农民可以用非常浪费的方式来使用土地。】

【提问: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太高，一个小孩毕业后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

汪玉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讲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村的土地实行私有化，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那么农村的一亩土地价格就是10万、20万，甚至30万元，农村居民就会高度珍惜它的土地，就会把他节省下的土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转化为货币，成为他在城市居住的资本，在城市创业的资本，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走了60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道路，是不是还要走下去呢?它是正确的还是需要变革的?到了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在这里很愉悦地向大家报告，重庆正在进行这样的探索。若农村的农民盖新房，政府支持他们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对复垦出的耕地，政府进行土地收购，收购价格达到10万、20万一亩，就是说允许宅基地交易市场化。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民有出让宅基地的资格，农民出让宅基地所获得的高额收入，解决了他们进入城市居住、进入城市创业的资本积累问题。】

【提问:农民租种的耕地是集体所有?

汪玉奇:农民租种的耕地是集体所有，宅基地也是集体所有，但它是农民私有住房所占有的土地。对于这种宅基地，我们地方政府如重庆对其进行变通，允许它们作为私有财产进入市场销售，这是一个变革。这个变革事实上已经对土地市场产生了促进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各地区千差万别，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模式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也许需要我们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已经开始。】

(四)中产阶级形成使中国消费结构进入小康主体型状态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就是扩大中产阶层。这个理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有一次我到法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位参赞告诉我，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巨大的力量。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法国共产党的党产十分丰厚，埃菲尔铁塔周边的土地全部属于法国共产党所有。但是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僵化的党，它始终坚持是代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它就不断与中产阶级相脱离，从而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现在的法国共产党是在一家咖啡屋二楼三间办公室办公，以前的土地全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党提出扩大中产阶层的主张，按照国内官方统计的口径，年收入6万到22万为中产阶层。我对这个指标存在异议，上下幅度太大了，中间相差16万。而且年收入6万，标准也偏低。“十二五”期间，将是大力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过程。由于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而中产阶层的消费，从目前中国消费水平来讲，是一种小康型的消费，是一种比较殷实的相当于中等国家中等收入的消费。所以这种消费将成为我们消费结构的主体。

(五)西方消费方式对新生代的重大影响

发展中国家显示的发展规律表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6000美元的發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消费风气非常容易被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所影响。由此形成一个概念，叫示范效应。现在示范效应在中国表现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新生代中尤为突出。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奢侈品消费非常普及。诺基亚在没有任何技术改进的情况下，每三个月推出一款新的手机，原来是银色，现在是金色，它就是为了满足中国居民对黄金、白银财富崇拜的心理，满足炫耀式消费的心理。LV包现在成为内地最时尚的消费品牌，甚至在港出现内地旅客排队抢购LV包的现象。

三、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

(一)着力开发中国中西部市场

中国中西部经济有着巨大的成长性，同时中西部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性。2009年以来，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结束了长达30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历史，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面临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东部地区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也超过东部地区，201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最快的5个省份都是中西部省份，其中包括江西省。因此，要瞄准中西部市场，大力开发中西部市场。台商郭台铭是有智慧的，郭台铭在深圳富士康发生员工跳楼的悲剧之后，开始进行产业转移，其中在重庆建立年生产8000万台笔记本生产基地，显然这8000万台的笔记本电脑不是用于出口，因为重庆到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物流成本将会抵消其全部加工利润。这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占领中国中西部市场，因为重庆是中国中西部一个中心城市。

(二)营销策略多元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外很多人为什么看不懂中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和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到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奢华的开幕式，美国都办不起。世界上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都是在体育馆举行的，唯有广州亚运会在海心沙岛建立了一个一次性使用的开幕式会场。我参加开幕式彩排观礼，感觉特别奢侈浪费。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怎么可能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呢?

如果你到中国的乡村去看一看，甚至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一看，就能感觉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东中西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决定了开发中国市场，营销策略必须是多元化的。中国城乡差距的不平衡、中国东中西发展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而且中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因此营销策略更应该多元化。

(三)加速产品开发，有效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对于人均收入6000美元、8000美元、1万美元的国家来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6000美元这个过程中，它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上升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迎接了多少次消费浪潮。首先是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说起来像是多少遥远的故事了，接着是新三大件，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再接下来是新新三大件，电脑、空调、电冰箱。消费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现在人们已经进入到了要消费苹果平板电脑、进入驴友、个人游的时代，进入要消费世界品牌的时代。消费倾向的不断提升，也就不断提出对新的消费产业、新的消费品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四)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注重广告宣传的艺术性

我从一则材料读到，现在中国80%中老年消费者的产品信息是通过电视获得的，而70%青年消费群体是通过互联网获得产品信息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扩散、推荐、宣传产品，这是任何企业必然的选择。

如何在众多的产品中使自己的产品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呢?重要的是要强化广告的艺术性。广告艺术博大精深，我们要根据中国消费市场特点，充分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推出产品的广告宣传。

对于我这年龄段的人来说，有三则广告无法忘怀。第一则是中华牙膏的广告，一个中年男士，正在准备行装的时候，门外响起“换糖，换糖”的吆喝声，镜头中一个蒙太奇，一个孩子手上举着一个中华牙膏的牙膏皮去换鸡毛糖，接着这个男人的镜头回到了现实，他把中华牙膏放进他的行李箱。中华牙膏是中国的老字号，这个广告满足了我们怀旧的心理。第二则是南方黑芝麻糊的广告，买芝麻糊的孩子站在慈爱的老板娘身边，伸长舌头舔碗里的黑芝麻糊，把那种童心，把那种温馨演绎得淋漓尽致。第三则广告就是蒙古王酒的广告。漫天大雪，一个男人骑着一匹骏马在雪地里奔驰——男人要有一匹快马：接着一个近景，这一个男人携带着一支铮亮的猎枪——男人要有一支好枪：第三个镜头，这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壶蒙古王——男人要有一股豪情。说明广告艺术对于产品宣传有多么重要!

(五)要适应现代消费新潮流

现代消费新潮流是追求安全、追求生态。生态和安全是现代市场竞争中最大的卖点、最重要的卖点、最有吸引力的卖点。刚才有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在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扩大消费市场需求是不是会引来消费市场的外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我作为一名消费者，也深受假冒伪劣产品之害，现在已经到了恐惧的状态，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状态。我手机接到这样一个短信——消费者的一天: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的牛奶，吃两根地沟油炸的油条，穿上假冒的NIKE运动鞋和阿迪达斯运动服上班，打开报纸读假新闻：中午吃苏丹红染红的鸭蛋，瘦肉精养大的猪肉：下午回家在路边买两张盗版的光碟，回家喝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晚上钻进黑心棉做成的棉被，做一个真实的噩梦。这个短信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一个民族的产品如果失去了安全，失去了信任，这个民族就失去了信誉。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决定这个国家力量、决定这个国家生存权利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这个国家经济实力首先就体现在其产品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上。所有的市场营销可以强调艺术，但是所有的艺术归结到底就是产品必须是安全的，是生态的，是符合现代消费潮流的。

这就是我对中国市场营销策略的五点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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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 马克思.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美)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5] (美) 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十七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高 平】

作者：汪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