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使得科学越来越受到来自方法论的诘难，科学观点作为构成科学发现的解释基础，对它的某种“警觉”是方法论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实质是科学认识的一种自我自觉。当中最基础的问题便是科学的合理性问题，这同时也是元科学研究的关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1：

科学的国家化进程：一种比较分析

【摘要】 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科学原发型国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法国和德国以自上而下为主，大多数国家则是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互相结合。相比于求知，致用是科学在国家层面完成制度化的关键动因，其中，战争和经济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的方式和特点可以将这些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两类国家依赖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成功实现赶超，而另外两类则还在摸索和发展之中。科学制度化在世界各国的完成均是将核心国家的科学体制、科学理念和文化在边缘国家进行本土化移植，科学制度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状态相似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由此，科学本身的概念也因国家层面制度化进程的推进从认知维度拓展到了社会维度。

【关键词】科学 国家 制度化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9

早在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通过《新大西岛》这本书为当时的人们勾画了一张现代知识社会的宏伟蓝图。时至今日，历经30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这位伟大的预言家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人类步入了知识社会。在现代知识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主要驱动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进了各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这一推动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变革则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亦被称为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

所谓科学的国家化进程，我们把它定义为科学作为子系统整合于国家系统之中，并形成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体①。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utton)认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的事业，甚至是世界上唯一能看到进步的事业。科学的进步不仅局限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积累和更新，更是科学获得社会普遍认可之后與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把科学放在社会系统的宏大版图中考察，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对社会的作用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可以发现，科学出现的这些最深刻、最明显的变化，均是科学制度化进程上升到国家、甚至是超国家或跨国家的层面后产生的。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梳理科学国家化进程的历史、方式、动因及结果，能理清科学制度化的总体脉络，使公众及社会深刻认识到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的伟大力量。

科学在国家层面制度化发展的历史

17世纪的英国，近代科学革命已初见端倪，科学这种稚嫩的新鲜事物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支持，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在为科学摇旗呐喊。《新大西岛》②中专门构造了一个国家无条件提供各方面支持的、制度化了的科学技术圣殿——所罗门宫。所罗门宫决不会缺少科研资金，有精致的结构和组织，甚至在高空或地下深处都有实验室;在所罗门宫工作的研究员和长老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们致力于科技知识的创造，这些知识最终都用于促进王国全体人民的福祉;所罗门宫还会定期派遣使者周游世界，使者所要“掠夺”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知识;王国还有专门的人员来评估研究员和长老们所生产的知识对于整个王国的价值和作用，并决定是否将其提交给王国加以使用和推广。从科学和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新大西岛》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希望普罗大众看到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而支持科学发展，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在这本书的指引下，世界上现存时间最久、最有影响力的学会——皇家学会随之诞生，并开启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在英国，科学制度化的初始阶段由皇家学会成员为代表的绅士科学家③来自发完成。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的科学发展几乎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并不介入其中。而到了19世纪，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崛起让英国人开始反思缘何作为科学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不复昔日辉煌。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席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向政府申请资助用于发明计算机，政府却没有给予他资金支持，这使得他开始思考英国科学的现状。他认为，英国科学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是英国不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从国家政府的层面对本国的科学研究进行系统规划和干预④。

18世纪的法国又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国家化的另一番图景。在法国，关注科学发展前景的培根式的人物是著名启蒙哲学家安东尼·孔多塞(Antoine de Condorcet)。与培根描述的所罗门宫的君主政体不同的是，孔多塞心中的科学国家化应该是民主政体的形式，他提倡政府支持科学，但更关注在此条件下如何维护科学的自主权。孔多塞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与科学的实用性相反的另一种科学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和社会促进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科学实际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孔多塞构想的道路，以法兰西科学院为代表的法国诸类国立科研机构都在为国家服务，后来这些机构对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贡献远大于这些领域对科学的贡献。

另一个从政府层面推动了科学的制度化进程的国家是德意志帝国。拿破仑战争的惨败促使普鲁士国王发奋图强，普鲁士地区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在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推动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科学课程和科学研究首次从宗教和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科学院系，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次，著名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现代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所，更是用化学研究成果带动了德意志染料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大力发展，帮助德意志的工业帝国称霸世界。

20世纪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科学、德国科学和法国科学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制定严格的科学发展规划，亦没有对科学研究持续地资助，因此在制度化层面尚不能称为科学的国家化进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国家化进程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推进，英国和美国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各国政府和军队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毒气的使用、武器的精准化等科学成果初步凸显了科学对战争的作用力。1916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技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简称DSIR)。科技与工业研究部在政治架构上没有部长职位，所有决定由内阁大臣和知名科学家来完成，科学研究的投资方向也由科学家来掌握，科学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也弥补了英国政府长期对纯科学研究的忽视。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主要成员国纷纷效仿英国，在本国政府中建立了部长级层面的科学管理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在英国政府中的地位急速提升，政府对科技进行集中决策，与战争相关的雷达、武器等科学研究的资助额度大幅增加。

如果说，英国政府对待科学研究的做法会影响英联邦国家;那么，美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举措则影响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政府还认为科学研究活动应该是市场调节的自主活动，而二战期间原子弹的成功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形成了共识：即使战争结束也应该继续在国家层面大幅资助科学研究。二战后，美国能源部、海军部等机构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制定详细的政策和资助计划，投资美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活动。西方其他主要国家也都紧跟美国步伐，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进科学发展。同时，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称霸天下。基于军事争霸的考虑，无论是当时的西方阵营还是苏东阵营，都极其关注军事相關科学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由此，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地位彻底巩固。当然，二战后也出现了很多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试图减弱各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但是，纵然存在这些反思，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和研发投入都被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进步的决定性指标。

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的发展方式

科学制度化进程启动以来，无论是美、英、法、德这样的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科学国家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进路。

英国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自下而上的道路。皇家学会作为英国科学制度化之始端，开始只是约12名热爱科学活动的英国贵族组成的无形学院，罗伯特·莫雷(Sir Robert Moray)借助私人关系带来了国王的口谕宣布成立皇家学会。此后的200年间，皇家学会虽然是英国最知名和活跃的科学学会，但与社会中的其他行业行会一样没有得到国王的任何资助，只有特许学会拥有发表刊物免检的资格。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研究发现，宗教、经济、军事等因素的需求共同推进了英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大踏步前进⑤。中世纪的宗教圣徒们只是把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宗教改革后科学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阅读上帝的两大途径之一。当时的清教徒认为要阅读上帝的两本大书：《圣经》和自然。对于能在《圣经》中找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人们要相信《圣经》;而对于在《圣经》中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人们则要向大自然求助，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正确的解答，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暗示。英国清教宣扬的价值理念：几乎毫无遮掩的功利主义、入世的兴趣、有条理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思考的权力和责任、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精神和理念相宜⑥。默顿还对17世纪英国科学研究的热区变幻和研究成果数做了系统统计，发现这些科学研究热区与英国采矿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军事发展有直接关系，这些领域的需求和变革促使企业主、大学教授和热衷于科学的贵族们共同推动了科学的进展。这场轰轰烈烈的科学和工业变革中，唯独缺少英国政府的参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以巴贝奇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各界人士均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科学的制度化进程，尤其希望科学被纳入国家组织结构中，但这一梦想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实现。一旦科学制度化进程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就迅速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同经济、外交等国家部门一样不可或缺的部分。纵观英国的科学制度化所走过的道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化方式表明英国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土壤，人们能够自觉认可科学价值和科学精神，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制度化方式历尽波折、遭遇无数坎坷，却根基牢固，科学自身的精神特质、科学的自主性不会因战争、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轻易被动摇或取代。

与之相反，法国和德国科学的制度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英国皇家学会成立6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近臣科尔培尔(Colbert Jean Baptiste)创建了法兰西科学院(Academy of France)。科尔培尔同英国的莫雷同属国王的重臣，但他用与莫雷迥异的方式构建了法国式的科学院。在他的运作下，路易十四国王同意用年金制保障院士的生活，学者们只要取得科学院的一个席位就可以终身衣食无忧⑦，这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们自由从事纯理论研究解决了后顾之忧。英国皇家学会的管理松散且随意，而法兰西科学院却拥有完善严格的奖励机制和规章制度;皇家学会把培根倡导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法兰西科学院却将这些理念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逻辑和数学。在英国，哲学的底部是“实验”和“观察”;在法国，科学的顶部是“数学”⑧。在德国，大学率先在组织结构上设置了独立的科学院系，奉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化学实验室”(La boratorium)和“研讨班”(Seminar)形式培养科学家和教师。加之德国大学的文理共存而不是过分专业化的制度，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使德国科学体系被公认为19世纪“生产”职业科学家最成功的范式⑨。自上而下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完成科学制度化的硬件构造，在学校里设立科学课程、建立国立科研机构、制定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计划等。但是，科学制度化的软件部分，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及科学自主性等，这些扎根于社会文化中的精神种子，因为缺乏培育它们的土壤，在短期内无法茁壮生长。尤其在被迫接受外来文化的亚洲国家，完成软件上的制度化进程更是曲折。

上述两种方式均属科学制度化发展的两个极端状态，观察世界各国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不难发现，鲜有国家采用纯粹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是两种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历史很短，没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基础，更谈不上科学的发源地。美国迟至1865年时，大学或学院都还没有任何科学院系，极少的一些机构尽管提供了教学用的实验室，但教学方式仍依靠讲授式口头问答来进行。美国科学体制的早期改革者们大都是留学欧洲(主要在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后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照搬了德国的科学发展模式⑩。但是，这个科技强国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说服美国政府组建科学研究与发展署(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成功研制了原子弹，让政府顿悟科学的威力，让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二战结束后，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汲取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经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大批政府资金分配给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从事各类研究。迄今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效仿美国等科技强国的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完成了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

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的动因

希腊时代备受现代科学家的推崇，在于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家思辨和研究只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成为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思考哲学的理想国。自那时起，获取知识就成为科学获得大众认可的一个推动力。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本支柱，彻底颠覆了一直被奉为经典的牛顿物理学。没有人会料到，相对论的发现原本只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竟然在三十多年后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一事实鼓励国家机构投入巨资支持以求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代表着大规模的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正式启动。

与科学制度化的求知动因同时发展的是致用动因，科学的致用功能使得它為得到其合法性而服务于各类利益团体，“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本质上就是说科学通过服务于宗教在神权统治的年代得以生存。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王权统治国家，国王为点缀门面资助科学。后来，科学与社会各个领域找到了契合点并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化。把科学的制度化聚焦于国家层面，可以发现致用是关键因素。其中，科学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

战争往往能使科学有机会崭露头角，让政府看到科学的威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突然发现染料、药品以及光学玻璃等日常用品一夜之间全部断货，因为这些日用品都严重依赖德国进口，这促使英国把科技政策的制定管理上升到了政府层面，以期振兴本国的工业;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战争，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借助科学的力量直接锁定了二战的胜利，而科学也借助战争彻底巩固了其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地位，政府对科学开始全面规划和干预。在万尼瓦尔·布什的战后科学发展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指导下，美国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研资助机构相继成立，持续资助美国的各类基础研究。美国设立奖学金资助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这些优秀人才大多留在美国工作，造成了持续至今的世界各国人才外流现象。

和平年代，寻求科学与经济的契合点保证科学得以获得长久的资助。起初，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科学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一种线性模式：科学通过技术把成果应用于社会并转化为生产力。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提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线性模式的解释失去了说服力。基于市场经济的特性，企业只会投资能立刻看到收益的技术，而具有发展潜力的、对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有长期贡献的基础研究则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这一解释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失灵理论。虽然这成为国家投资基础研究的一种经典解释，但却无法说明世界各国缘何对科学研究投入巨额资助，而且资助额度成倍增长。后来，研究者们虽然想从各种进路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至今尚未产生公认的理论。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把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提升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高度。未来，随着科学的合法性日益巩固，科学的地位还将持续走高。

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历程及其特点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科学总是受到过多关注，现实中，除了这四个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的科学制度化也有其独特特点。这些国家都是科学后发型国家，同时，由于技术、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不同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相互影响和依赖。综合上述的各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的方式和特点作出归纳和区分：

第一类是依赖自然资源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利用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的优势，迅速扩大生产积累了大量原始财富。为了应对激烈的世界竞争，这类国家的优势产业对于产品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导致与之相关的农业科学、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基础研究的需求上涨、投资加大，最后带动了这些基础研究领域实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在科学后发型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因为他们曾经作为殖民地照搬了英国的科技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英国一脉相承，减少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即使这些国家后来脱离了殖民地身份，但依然是英联邦的一员，没有技术壁垒阻断他们与科技强国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层面科学制度化随着相应的技术优势而飞速发展。

第二类是依靠工业基础先发展技术后推动科学的科学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二战后的日本仍然保留了战前的工业实力，加之美国的扶植政策，使日本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可以不受技术壁垒影响获得英美的先进技术。日本于1970年代在技术领域赶超英国，成为能生产材料、计算机等高精尖产品的技术强国。一些与尖端技术产品密切相关的物理学、化学、电子科学等基础研究学科在20世纪末开始显现优势，更是在21世纪初获得多个诺贝尔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开始了全面西化，科研体系、教育机构皆效仿西方，西方科学文化也在日本成功移植。日本的科研人员留洋归国之后把近代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保留并传承下来。例如，以汤川秀树为代表的日本核物理学家学成回国后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为据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21世纪初连续出现了1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堪称日本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短短百余年时间，日本就蜕变为亚洲第一科技强国。

第三类是缺乏工业技术基础的科学落后国家，集中在南美和南亚地区，巴西、阿根廷、印度和马来西亚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之前多为殖民地，经济和政治都长期依赖所属国，也建立了与所属国需求相一致的科学学会和科研院所，完成了部分科学制度化。这些国家即使脱离了殖民统治，但依然只是英美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生产地。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也没有太多与技术需求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得到资助。当然，前殖民地的优势也使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有机会受到系统的西方科学教育，推动本国科学的发展。很多印度基础科学研究人员都曾在欧洲和美国学习，但这些研究工作与本国的技术领域相脱节，无法形成技术带动科学的联动模式?。同时，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导致与科学软实力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无法普及和扎根。印度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男女童之间，以及不同种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都差别巨大，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和保持率都较低。一个义务教育都无法普及的国家，自然无法具备科学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基础。

第四类是技术实力严重不平衡的东欧苏联卫星国。1989年之前，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波兰的各方面发展都要依附于苏联的统一指挥和管理。这些国家同苏联一样，在与军事相关的航空航天、核物理等领域有独特的优势，但民用技术严重缺乏，尤其是轻工业领域非常薄弱，所以这些卫星国的技术与基础研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21世纪以来，这些卫星国完全摈弃以往传统，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在科学领域可以看到，很多东欧小国的国家科学制度化进程是在以OECD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实体的支持下重建的，听从这些国际组织专家的指导，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又使我们看到了科学制度化的更高层面——超国家或跨国家的科学制度化带给国家制度化层面的影响。但是，这些苏联卫星国同样面临科学文化在本土是否会水土不服的问题，未来是否能成功跻身科技强国尚难预料。

总之，一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绝非只是国家的内部事务，其进程深受本国历史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科学制度化在世界各国的完成，均是将核心国家的科学体制、科学理念和文化在边缘国家进行本土化移植，均是边缘国家的科学家在核心国家接受系统科学训练后把科学制度化的必备要素带回本国扩散和传播。上述对不同国家的分类描述不难发现：受殖民地影响，南美、南亚和非洲诸边缘国家的科学发展仍然延续了英国和法国这类核心国家的传统。受意识形态影响，东欧各卫星国也曾持续依赖苏联。而美国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它的科技政策制定、科技重点和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对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科技发展均有强大的辐射指导作用。

总结及展望

近代科学产生至今，“科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虽然“科学”并没有世界公认的定义，但从认知维度上对科学的理解已经相当成熟和统一。当科学制度化停留在设立学会和在大学中建立独立的科学院系阶段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多局限于认知维度的层面。当科学制度化进程在国家层面加速推进时，对科学的普遍理解就从认知维度迅速拓展到了社会维度。虽然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科学与国家相遇后，科学才作为一项要素快速与社会其他关键要素全面渗透和融合。可以说，科学的国家化使普罗大众接受并认可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制度化进程的演进，而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又促使我们从社会维度对科学本身的定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从科学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程中可以明显发现，相比于宗教、政治的制度化，科学制度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状态相似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在任何一个国家，科学的制度化都经历了科学学会的建立、大学中设立独立的科学院系、科学家职业的出现、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和科学资助的制定等一系列实际步骤。虽然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科学制度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全球范围内均呈现出几个科学实力较强的核心国家带动若干科学实力较弱的边缘国家的状态。同时，科学后发型国家之所以能转变为科技强国，也都归因于近代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和科学管理理念在这些国家成功移植。无论是历史上殖民地国家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当今欧盟对东欧国家的扶植，科学最早收到当地居民的認可，科学的制度化在殖民地国家最容易推广和完成。各个国家的科学制度化拥有高度的一致性，默顿所强调的科学的普遍性在不同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科学完成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意味着科学的地位上升到同经济、文化、法律等其他社会要素一样，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度化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这一过程其实是科学从社会中逐步独立，获得认可之后又还原或回归社会的历程。这一过程发展至今，科学、技术与经济已经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创新这一概念。创新的范围扩展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相应地，科学也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科学的制度化发展还远未结束，在科学的国家化进程开启的同时，欧洲也启动了跨国和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进程，这一层面的科学制度化将为我们呈现与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不同的状态，需要学者们以新视角继续探索和研究。

注释

高洁、袁江洋：《科学无国界：欧盟科技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绅士科学家：科学革命初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多是英国的贵族、企业主，科学研究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并非谋生手段，因此被称为绅士科学家。

C. Babbag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 London， 1830.

[英]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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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杨庆余：《法兰西科学院：欧洲近代科学建制的典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24卷第6期，第81～87页。

陈光：《略论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过程》，《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4期，第4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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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 Schofer， "The Glob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 180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Vol. 68， No. 5，pp. 730-759.

责 编/马冰莹

作者：王晓艳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2：

元科学探讨的历史演变

摘　要：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使得科学越来越受到来自方法论的诘难，科学观点作为构成科学发现的解释基础，对它的某种“警觉”是方法论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实质是科学认识的一种自我自觉。当中最基础的问题便是科学的合理性问题，这同时也是元科学研究的关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困难之处在于人们对科学及其方法的追求存在两个相斥的基本目标：一个是基础性和确定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是摆脱任何先验预设及固定方法束缚的倾向。最终对这一悖论的超越旨在从一个新的向度厘清理性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潜在关系。

关键词：元科学;预设主义;相对主义;科学合理性

当今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造就了科学是一种理性事业的信念，更有甚者把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形成了“科学迷信”和“科学霸权主义”。相对于大众对科学的这种笃信，科学的根基也就是元科学的理论研究却始终是莫衷一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它怎样成为合理的?当科学及其方法的根基相对科学本身来说变得不那么确定的时候，从基础上对科学尤其是对科学方法论进行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严格的预设主义到极端相对主义;从对科学内部合理性的寻求转向将科学内部合理性与科学外部各因素有效结合起来的历程。当然，这种对元科学发展的历史梳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一、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夏皮尔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传统》这篇论文及其他著作中指出，哲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试图去理解寻求和获得知识的过程。例如，寻求知识的方法是什么?一种信以为真的知识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就是说，哲学要解决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它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元科学的探讨。元科学一般是相对具体科学而言，它关涉的是具体科学所使用的最一般的范畴、规律以及对科学本身合理性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元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是预设主义的科学观，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科学观。

1.预设主义

预设主义以柏拉图、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为代表，强调科学的确定性，将某种预设前提看做是科学不变的特征或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预设前提”并非具体科学中类似公理、假说之类的理论前提。事实上，按照李醒民先生在他文章中的说法：“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赖以开始的、大半未言明的起点，也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不易察觉的深层根基，因而是极其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验的和集体元意识的”…。也就是说，科学预设是科学背景或是情境假定，它与具体的科学理论并不直接相关，也不是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预设主义者持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在寻求知识的事业中存在某种预设的或基本的或必然的东西。同时，这种预设的成分是不会被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新知识修正或摒弃。

预设主义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首先，这种预设的、基本的、必然的、不可修正和摒弃的东西被称之为科学方法。在他们看来，作为科学的逻辑科学方法论是一套将科学当做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不管理论的具体内容而研究任何可陈述的逻辑结构、理论的形式架构、解释的逻辑范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科学方法论给出一切理论都应该具备、永久不变的公理结构。具体的理论会产生或消亡，它的内容会变化，但科学方法论所把握的是科学中不变的本性”。其次，这种方法既然是用来表征科学的，那么它就必然有预设主义本体论或认识论的主张。我们可以对康德及其著作作这样的理解：他的先验哲学是在形而上学实在论对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他是借助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们的经验之外的自在之物、直观形式、范畴建立起他的哲学。这些直观形式和范畴，不仅是我们知识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不管我们在经验中获得什么新的知识或发现，都不能对它们加以修改或抛弃。也就是说，在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或基础问题上，强调科学知识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可靠基础，同时这一基础不会因任何可能的新知识而被摒弃。第三，它必然要预设一些原理或规则。例如，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简单性原理等。同时，逻辑上的归纳推理规则和演绎推理规则在科学推理中也被普遍运用，不会因科学的新发现和发明而发生改变。第四，预设主义认为评价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就在于科学的实证性。理解一个科学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理解作为这个命题证据的那些东西。科学的作用简单地说，就在于对人类经验规律性的描述。预设主义相信正是因为科学与经验的这种密切关系才使得科学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当然，预设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趋同论，它们之间的划界标准虽然有所不同，但作为预设主义的某种形态，都预设了一种超越了历史和科学内容的永恒标准。不管已知的这种预设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预设主义认为，正是这种“预设”本身的存在构成了人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个实质，它们为科学合理性建构了作为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准。科学合理性的最终标准以及科学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经验的可证实性。同时，应当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形式、结构能够把科学命题组织起来。预设主义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观点，事实上就是用可证实性预设了意义标准，而用逻辑规律预设了科学陈述的形式。总之，我们应当肯定，元论是关于科学的基础、目标还是方法，都存在着确定性问题，没有确定性就没有科学。但是，预设主义将这种确定性加以绝对化，变成某种超越历史和社会的永恒存在未免有失偏颇。

2.相对主义

预设主义把关注点放在科学相对稳定的方面，给人们一种科学大厦的地基和构架都已经完成的印象。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科学时却发现科学的合理性标准的地基似乎不是那么稳定，这一理论思潮主要是以科学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预设主义的科学观就遭到了普遍怀疑，历史主义的研究表明：科学毕竟没有单一的贯穿一切的方法，甚至没有表征各个科学时代特征的唯一办法。

作为哲学对于科学知识获得过程的另一种解释，相对主义既反对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又反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预设主义。怀疑论主张，人们不可能有任何知识，人就是万物的尺度、决定者;而预设主义又往往把预设当做先天的，并进而断言它们构成了科学恒定不变的本质。相对主义者则认为：“科学中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能够表征一切科学特征的方法，科学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导致对世界的新的理解，而且也导致方法、推理规则、科学概念以至元科学概念的改变。”评判一个理论证实以及证伪的方法已

经不那么重要，只有当该理论消耗完自己的潜能以后，它才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因此，科学的发展模式不再是对已确证的科学事实的累积，而是以科学共同体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在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著名代表就是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其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反对科学合理性标准在于经验到否定科学客观性基础。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把“范式”看做是评价科学和科学变化的单元。他认为，范式决定一个常规科学传统，决定了科学家们应该要研究的问题类型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一个新的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而对于范式的转换，他将其与“格式塔心理学转换”相比较并把这种转换定义为“一种人们可以通过它从不同的方面看待世界的转变”。因为每一个范式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按照库恩自己的话说，革命之后科学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工作。这样一来，根据一个客观实在的标准对范式进行合理选择就变得不可能了。费耶阿本德十分强调“背景理论”对科学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客观的规则可以统摄科学，相反，元论这种规则如何美妙和具有说服力，在实际科学活动中，这种规则都经常被违背。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相符合，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事实是由旧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所以事实和理论间的冲突可能是进步的征兆”。因此，经验事实也不能作为科学的基础而出现，否则，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将荡然元存。

第二，反对“科学存在一种绝对的方法和固定的模式”这种一元论，提倡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库恩在考察科学革命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时表明，在科学革命出现的时候产生的所有论证既不能诉诸逻辑的方法来说明，也不能直接通过经验观察进行证实或证伪。他提出范式转换的方法，认为：每一个范式都表达了自身的价值标准以及相对应的方法论规则，并且，它们都只是我们用来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工具只有好坏之分而元真假之别。对理论的检验标准不在于证实或证伪，而在于是否耗尽其功用。库恩认为，客观合理性不是在遵守规则之上，而在于超越规则之中。费耶阿本德则强调：一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离开特定的问题和语境去事先预设什么适用于一切科学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在科学活动的多样性面前，这种预设必定是苍白的;另一方面，即使事先预设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自觉不自觉地被打破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他认为：“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如果人们想真正理解自然，使科学和自然能够真正达到契合，那么就应该采取一切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言，没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客观的方法。费耶阿本德把相对主义对方法论的研究带入了另一个极端：反对方法。反对方法事实上是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

此外，以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纲领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在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上也是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他们像分析社会学案例那样，对科学史上诸案例进行考察，发现知识的获得离不开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会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这样的相对主义的结论。ssK科学观中的相对主义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其次，它有意混淆事物之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最后，它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否认存在用以普遍地约束人类理性活动的合理性方法。

总之，元论是历史主义学派还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很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对传统的预设主义的批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将某种“相对性”绝对化了，在批判预设主义的同时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于是，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某种意义上超越似乎是可以预期的。

二、超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

夏皮尔认为，在寻求知识的解释和说明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证都是不成功的。关于预设主义，他指出，哲学和哲学史家、科学和科学史家都曾对它予以否定。首先，在哲学方面，以皮尔士和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认为科学是一项处于变化中的事业，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和模式可以套用。“M，怀特和奎因也否认有基本真理和必然真理的存在，认为科学是信念的集合，其中没有一种信念会免受修改或拒斥。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论点：我们当做必然真理的东西不过是我们玩弄‘语言游戏’的一种功能……，因此，除了这些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之外，没有必然的或基本的真理。”对科学史的历史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过去那些所谓存在着必然的、不可拒斥的真理和方法的观点许多都被驳倒了。其次，科学史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科学已经经历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新事实的发现和新观念的确立，而且还扩展到使用的方法论(与不可违背的科学方法的拥护者相反)、合法与不合法的科学问题之间的区别(与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证实主义相反)，被认为是可能的或正确的解释(被认为与亨普尔和其他人相反)，被认为是观察或观察证据，甚至探究的标准和目的(与实际上所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相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提示告诉我们：“科学中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存在原则上可免受修改或摒弃的东西：不论是所谓的事实、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像某些据说是可免受修改或摒弃的一组‘元科学’概念中的定义，统统都是这样。”

预设主义遭受了来自历史主义者的批判，与此同时相对主义遭到的指责更为严厉。它被认为在逻辑上陷入了自相矛盾中，也就是说它在自我参照上是不一致的：如果要确立相对主义，则必须放弃相对主义本身。因为按照相对主义的观点，个体作为检验标准的载体就排除了任何命题在认识的充分性检验中失效的可能性，也就谈不上该命题正确与否。这就导出一个悖论：正确的理论本身却是不确定的，这与绝对怀疑主义中…怀疑一切’这一基本命题是否应该被怀疑”相似。相对于这种从最基础的逻辑性上所进行的反驳，夏皮尔从哲学史与科学史对相对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则更为具体。他指出，相对主义乃是哲学思想方法上走极端的结果。他们要求不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要么就是绝对同一，要么就是绝对不同，否认它们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这样，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就导致了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观化。其次，夏皮尔也坚决否认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的论点，主张科学演化是具有合理性的，在

不同的两类“范式”或“标准”之间存在着合理发展的链条，它可以对前后发展的科学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指出现代科学比以往科学要好的事实。

总之，夏皮尔既反对预设的不可违背性论点，又反对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论点，它们最终是殊途同归的，都会否认知识的可能性。他在批判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和说明科学知识的可能途径，这种方式是基于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既批判又保留的基础上对二者的一种超越。他主张：科学中一切都是可变的、可修正的、可抛弃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又是有联系的、可比较的、合理的。这样，他就主张在两个极端中取其中，走中间道路，认为它才是获得知识的可靠途径。他认为，这种知识观同时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科学的各个方面——例如包括迄今已被区分的观念、事实、方法、标准、概念(元科学概念)等等所有这些——原则上都是可以修改的，当然，尽管它们事实上不须要实际上不断被修改”;第二，“能够作这样修改是根据某些理由，这些理由则是基于我们从事科学事业过程中所学会的东西”。这样，若满足这两个条件，则可建立以合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夏皮尔的这一观点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正一反一合”的解释模式就是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超越，是一种扬弃的发展过程。

三、科学解释学的维度

如果说夏皮尔对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超越是基于对二者的扬弃之上，那么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者的解释维度则是另辟蹊径，走出了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达到了对二者的真正超越。伽达默尔科学解释学在突破有限和狭隘的理解意义上揭示了我们的“理解”活动过程，以期寻找到思维和理解我们“在世”的方式。从对游戏概念及其内在的循环运动的介绍，到对交谈的分析，伽达默尔科学解释学的全部论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超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运动。他认为那种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对象”之外的“历史意义”是导致我们元法真正超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元凶。伽达默尔通过对各种范畴的解释向我们表明了将世界划分为主体以及对象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他认为，要达到对预设主义的超越就必须学会摆脱“万能理性”和“绝对知识”这一类的观念。

伽达默尔对预设主义所作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某种超越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完全摆脱了相对主义则是一个问题。当然，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对美学意识和历史主义提出了批评，而正是“美学意识”(麦金太尔所谓的“情感主义”)导致了相对主义的观点。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伽达默尔对语言、视域以及历史性所作出的思考来发掘其对相对主义的超越。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过程不是一个闭合的循环，没有绝对开端和终结，并且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能够占有外在的主体性存在。人类生活在历史之中，而历史性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不会就局限和停止在某一种绝对的观点之上，因此就不存在一个真正封闭的世界。伽达默尔的这一观念使我们对“不可通约性”有了一番新的理解：相对主义运用“不可通约性”来说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与异己的视域或生活形式进行比较。但是，他却认为应当运用“不可通约性”的观点来说明语言和经验的开放性，并且以之来将我们所处的情境描述为面向异己的观念进行理解的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异己的东西进行理解，那么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对自己成见的责任。相对主义认为某一东西为真不过是一种独断，是我们仅凭意志活动就能够决定的，但是伽达默尔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在历史之中的，“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之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元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如果我们以为仅凭我们的意志便可以决定我们的存在方式，那元疑是可笑的，我们始终都在历史的进程中，而这一进程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存的过程。

然而，即便我们细数了科学解释学对超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所作的贡献以及其深刻意义，但对我们来说，问题仍然存在，因为科学解释学还是没有对这一超越作出完全的描述。也就是说，在“如何超越”这一点上，我们仍是比较模糊的。事实上，真理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关于真理的主张”总是内在地要求对之进行辩护的论证。因为开放性决定了真理是要面向批评的，也因而是可错的，所以关于真理的主张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们仍需支持它们的最好理由和论证才能实现。同时，这些理由和论证根植于实践，而实践总是处于历史的进程中。于是，谋求真理的过程便可以通过论证以及对别人批评的开放来谋求对于真理主张的证实过程。

伽达默尔强调传统、过去以及流传下来人们视之为正确的东西与忽视传统和效果历史的现代思潮的同化。历史情境赋予的那种隐形视域与理解的当下的视域分别处于张力的两端，它们之间是一种既碰撞又融合的关系，而伽达默尔正是把科学解释学的位置放置在这张力之间。可以说，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两种不同的视域的差异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目的并不是要用一方去验证另一方，拼个你死我活来消除这种矛盾或者说差异性，而是通过“视域融合”来达到对这种差异性的扬弃。笔者以为，这个扬弃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把理解者的视域，以及文本所隐含的隐性的视域都放置到一个更广泛的视域中，这个更广泛的视域更多地包含了被理解者也就是文本的历史视域。其实就是说，理解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都不是“战场”，因为元论在谁的“主场”都会造成某种不平衡，于是把它们放置在第三方战场中，以期获得某种平衡。用伽达默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自身移置既不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同感，也不是用自身的标准来使他人服从于自己，而是始终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上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当然，视域融合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求某种为阐释者的共同体在选择和评价一切关于真理主张时所需要的主体间性和公共标准。对这一标准的探求就会将我们引向伽达默尔对“实践”的阐述上，但是，对这一问题他也未能予以圆满地回答。

总之，通过对科学史和后经验主义哲学的探索，我们目睹了自然和社会科学中解释学维度的恢复。“在自然科学哲学中，这一发展被表述为从对单称词项(逻辑专名和直指定义)的意义和支撑的困惑开始，转向寻找严谨的定义以区别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和命题，转向对具有可通约性概念系统的评价，最后转向科学作为一个历史能动过程必须被理解的认识。”科学理论并非不证自明，为了获得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必须对“真理的主张”进行论证。同时，科学共同体进行论证所使用的理性或者是经验本身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带有历史性的痕迹，并且指导科学实践的标准是开放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观察和事实之间的区分在解释科学活动各个阶段时都被更加地凸显，作为事实本身的东西被解释为由我们的前理解和理论阐释所构成。在这种理解下，科学理论就不再是事实的堆砌，它变成面向开放、可选择、可通约的理论阐释。科学解释学维度的恢复是一种实践一道德的关注，它试图超越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中存在的各种弊病，为恢复实践概念的到来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四、结语

科学方法论同科学活动本身一样，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预设主义到相对主义，从对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超越到科学解释学维度的恢复，从对方法论的程式化努力到“反对方法”。这一元科学发展的路向是历史的，并且不会永远停留在某种维度中。同时，对我们有意义的借鉴在于，善于学习已有科学方法论，但从不把任何一种方法绝对化。永远把方法论的探求过程当做是面向开放的一种历史性活动，接纳一切有意义的方法论思想，并将它准确地定位，让其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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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88.

作者：曾永志

科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篇3：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科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学

内容提要 科学的巨大成功引发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科学主义倾向。同时，由于学科特点，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回归。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两大思潮进行剖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趋势，以及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的必然性。

关键词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融合 国际关系研究

〔

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取向上一直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和学科观。科学主义者将国际关系现象的自然特质一面视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依赖实验与数据，强调学科知识的客观性与精密性;而人文主义者则把关注点放到人本身的意志、观念、文化和知识等方面，采用描述与解释等方法，强调国际关系学的社会性。这两种研究取向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大思潮和不同的学科观。本文通过对其进行剖析，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接受它们融合的“科学人文主义”，这对处于“前科学”阶段和具有“唯科学”传统的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科学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根源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科学主义(scientism)兴起于19世纪，国内又译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实证自然科学，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实验观察和一些量化的测量手段而得到的，因为这样得到的知识可以证实，其价值具有永恒性，排斥非实证的相关知识。在科学主义者看来，人类同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自然法则，科学可以像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一样征服和控制人类。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带来了人们对科学的普遍信任和尊重，科学主义者更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移植到其他所有知识领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这也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元论”者所持的主要逻辑依据与思想渊源，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See Andrew Hurrell,Keeping History,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7，no.3(July 2001)，pp.489 -494.。也是中国学者认为无法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大致说来，本文认为科学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影响如下：

首先，追求数字化、定量化，并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全部。数学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又称“定量”法，指在研究中采用数据对比论证，通过分析演算和推断，以形成对国际问题的解释、判断和预测，从而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应当承认，数学法以其严密逻辑性、准确性与简约性，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中都有重大价值。这就造成一些科学主义者过分迷恋“定量”法，认为其是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法宝。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匆匆进行一些调查将收集到的数据套进既有的数学公式进行简要统计分析，采用实证与实验的研究方法，如范畴分析、模式分析、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和电脑分析等，力求国际关系研究“精确化”与“科学化”，反对历史与哲理层面的规范研究，这就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又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

如上所述，运用数学法固然有其优势之处，事实上，该时期出现的卡尔·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戴维·辛格的“层次分析”理论、以及海沃德·阿尔克的“数学取向政治学”的确立等都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化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也并不反对这种科学化的诉求，但反对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无视国际关系现象所表现的纷繁复杂的多个变量及变量间的关系，如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志的不确定等。这正如传统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政治学的要旨与物理学的要旨不同，科学知识可运用于事实，而理解、智慧和本能只是运用于人类关系的研究;主张科学方法的人往往把方法误为现实;科学方法要求高度的可测性和精确性，因此难以对付国际政治中最有变动的成分Morton Kaplan,Traditionalism and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orton Kaplan(ed.),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8.。因此，方法论冷战的牺牲者是整整一代的美国研究生，他们可以不研究历史、法律和外语，就作为专家参与统计方法的讨论。强调训练包括数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欢迎，但它不能取代历史、法律和语言〔英〕提莫·邓恩等主编：《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周丕启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采用何种方法、形式或思维方式取决于研究的内容和所解决的问题，定量研究不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全部和最后归宿，它也不可能达到对国际关系所有现象的完整把握和准确理解。

其次，为追求学科科学化与精确化，在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上无视国际关系学科的“现实性”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在传统主义强大的攻势下，各派围绕科学主义革命产生的争论虽暂时落下帷幕，但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却影响深远。不久，在该论战基础上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者沃尔兹就认为，“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确定和可测量”〔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而因类似于民族精神、国民士气等国内权力难以客观、精确的测量，因此，要构建科学理论只有将其抛弃。并认为理论要想科学，必须尽量减少变量。为此，他把国际政治系统结构分为三个组成原则：系统的排列原则、单位的功能差异、系统中单位间实力的分配。他把最复杂但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忽略，同时，只要民族国家存在，第一部分不会改变，即为常量。这样他仅把系统层面的第三部分作为变量，认为如不这样，“我们将必须考察不同的目标。(尽管)其中一些目标也许产生于有关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特征”⑥〔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235页。结果，沃尔兹把最难控制的国内诸变量排除，表面看严谨、简约并易于逻辑推理，但却使理论离真正的国际政治现实越远，有学者为此批评它仅是一个“谬误的太阳系仪”⑥。

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权力既向上转移又向下转移的时代，在从贸易壁垒到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国政策对他国的态度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间的传统区别变得模糊不清”〔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全球框架中的亚太区域》，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9页。，这种背景下，仍把国家作为一个机械的黑匣子，从而把国内因素完全忽视，在理论假设建构上明显与“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相矛盾，那么怎么能称它为一个科学的理论笔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在经验假设上来源于社会，并且理论构建完成后还必须回归到社会，也即接受社会现实的检验。当这些假设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人造艺术”时，理论的解释力贫乏就在所难免。因此就导致了“它关注的只是特定结构下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对结构转化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行为变化做出比较;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一面，但是它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最致命的问题是，由于它的结构是自笔者设定的，它连既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都解释不了，许多学者批评沃尔兹的结构理论不能解释冷战(两极)体制的崩溃，理由也正在于此”苏长河、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最后，对中国而言，科学主义还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要么过分强调“纯理论”，要么强调“纯实践”，“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有关国际政治的政策研究，在中国是‘两张皮’”王缉思：《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21页;门洪华：《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28-31页。，“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就理论而谈理论的情况较多，而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成果则相当少见”于铁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以改善的几个方面》，《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1页。;另一方面，由于急功近利，使得研究者过多注重某些具体问题的局部研究，并赋予浓厚的功利色彩，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对中国大陆过去五年中三本有代表性的全国外交、国际关系核心学术期刊登载的361篇论文进行调查发现，有比较明确的包含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的论文数目仅占总数的4.4%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大国际评论》2004年第1期，第26页。而建立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是提出可以导向理论假设的研究问题，没有理论假设，再有多少年的努力，我们也无法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

可见，由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的复杂性决定了若脱离国际关系学的自身特性，一味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必将失去主体意识与应有理性，失去学科特点，变成与自然学科没有本质区别的、脱离人和人关系的单纯追求精确的学科。要避免这种现象，就要加强从人文层面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

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近代人文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一战后，资本主义已暴露出种种矛盾，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认为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如波普尔的反科学主义观〔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延伸到学科研究方法上，不赞成把人文学科唯科学化，认为人文学科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关于“人文主义”概念，西方学者常把其与“人文学科”一并辨析，“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60-761、761页。，“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上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⑧。人文主义不相信科学万能，主张通过理解等定性方法逐渐把握未知的世界。人文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伦理性信念，也即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信仰，因此，这种信念(信仰)会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和人文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46页。这也是中国学者持国际关系理论“二元论”的主要逻辑前提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8页。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趋向，注重把“国际关系学”与对“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尤以建构主义为典型代表。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制度不断加强，造成国关学界的“反思学派”企图以社会批判精神和高扬“实践理性”为口号，要求学界重新重视国际关系的社会历史性、人文性以及反思性，适当地摆脱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统治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国关理论的主要流派，两者均受自然主义影响甚深，奉行理性主义(与工具理性密切联系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冷战于1991年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现有理论中的利益、权力和制度变量均不能完全给予解释。这启发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强的理论。建构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认为“世界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现实本身完全相符合的最终知识。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它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所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与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奥勒夫、卡赞斯坦、考斯洛斯基等人。与自然实证主义相比，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结构不仅是物质现象，还是观念现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或者说存在一个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intersubjectiveworld)——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世界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3页。

建构主义者认为，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施动者的“国家”也是有意图的行为体，具有自我意识，它实际上无法被看到，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2-278页。事实上，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把人复活了。此前，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在内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以经典经济学的方式，把国家作为“经济人”，即把国家非人化。经济学是一种理性选择的思维方式，标准是效用最大化，不考虑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的本体性问题，只考虑这些被假定为利己者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建构主义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出来。人性的回归自然涉及到根本的哲学问题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9页。由于它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揭示出施动者(国家)由个人组成，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共同观念，它甚至把国家看作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非客观符号，因此，建构主义的思想落脚点在于人文主义。据此可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范式间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首先，科学观对立：科学主义主张以物理、生理和生物的自然科学模式塑造国际关系学;而人文主义坚持整体原则，主张根据学科特点，而非盲目仿效自然科学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主义为“求科学”，强调国际关系学应忽视主观性变量，人文主义则强调为“求真”，国际关系学必须关注这些变量。其次，人性对立：在科学主义那里，人以及与此相联的国内政治，被降格为机械的“黑匣子”，无视其社会性;而人文主义则强调人的主体性，从意志、社会文化历史与哲学的角度由深层而不是浮于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最后，研究方法对立：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达至真理的惟一方法，主张采用数学、统计、实验、测验等对国际关系进行量化研究;人文主义则主张采用问题中心，对国际关系应采取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大量采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如个案法、访谈法、历史法、观察法等。两种范式区别参见下表：

表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公理关照

表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范式态度对照

由上可见，针对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对科学主义范式的盲目崇拜、技术至上造成的人文主义失落与主体沦丧，人文主义范式强调研究中主体因素的介入，主张运用理解等方法对国际关系整体把握，无疑是对科学主义的极好修正。但是，既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就应尽量追求科学化，也唯有此，才能推动其建设，国际关系学作为新兴学科尤其应该如此。而人文主义者强调理解的方法，无疑有悖于现代科学精神。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知识谱系，其科学知识的“知识点”非常多，如果互相之间的联系没有弄清楚，学科的发展将非常困难。联系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亲自体验，通过参与体验学到知识或改变误解;其二是逻辑推理，逻辑无法用通常的感官去体验，它必须借助大量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单单通过亲自体验来理解国际关系显然并不现实。可见，人文主义的兴起只有融入科学主义，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再说，“人文主义”和其他“主义”一样，只是一种思想态度与价值指向，其所内蕴的核心概念是“人文文化”，而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非人文文化间，本来就不存在截然两分的边界。它对抗科学主义但并不摒弃科学，它持守信念伦理但并不排除与责任伦理间的互通性关系，它重想象、重悟性可并不否定逻辑思维存在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45页。因此，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可以互相补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60-761页。这即是国际关系研究引进科学人文主义的逻辑前提。

三、科学人文主义兴起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接受的必然

人类历史发展无法离开科学技术开拓和人文关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甚至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9页。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页。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应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就此他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 又称“科学人性化”)。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了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科学研究 ( science study)开始发展到科学的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并在自然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以及整个后现代思潮中迅速发展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还兴起了影响较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与科学文化研究(CSS)等学派。在实践层面，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为一例。基于我国现实社会实践科学化的迫切需要与侧重人文文化的传统，因此对科学人文主义也予以热烈回应，“科教兴国，人文导向”、“以人文精神高度审视科学”、“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2002年举办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后发表的“科学文化人宣言”等，均是试图把人文主义融入科学的典型表现。同时，牟宗三的“返本开新”说、余英时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说、杜维明的“创造性的转化”理论等，则是试图把科学融入人文主义的努力。显然，两者的融合在中国已初步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科学人文主义”黄瑞雄：《科学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及其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年第6期，第103页。

如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已导致一系列危机，如理论琐碎，各理论间难以沟通，难成体系;视野狭窄，无法将各种国际关系事件相互联系，揭示真相;方法单一，各类方法难以相互补充。如何从两种研究取向入手，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呢?可以说两大思潮的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归宿。人文主义应该，而且也可以通过融入科学主义达至此目标，关于其原因，本文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时代发展使然，即由“科学在当代的发展和人的主体价值充分张扬的现实决定的”乔瑞金：《走向科学主义与人文整合的当代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5期，第14页。一方面，在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已走向融合。在科学主义的哲学探索中已纳入人的因素，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以前国际关系表现为国家间相互独立，而现在日益走向整体化。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加深，在国际层面出现了跨国市民社会，并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6页。对此研究，在学科科学化的前提下无疑要加强对社会化因素中的人文主义探求。

其二，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特点的要求使然，“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能排除国家之间的社会性实践”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10页。科学在提高国际关系学科独立的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的最高目的在于用语言解释规律，也即形成理论，以此解释现实并预测未来，这就决定了“理论”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王俊生：《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8页。由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最终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都是人，而人是被社会化了的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想，因此其研究必然要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走向融合。事实上，早在20 世纪70年代，已有不少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意识到计量分析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释由人组成的社会所面临的复杂矛盾。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这种认识得到深化，文化分析和认同研究逐渐增多即是典型表现，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与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大分裂说”等王逸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58页。在各种新的作品里面，最出色的一部著作名叫《国际关系理论里文化与认同的回归》(中文译名《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该部作品分析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和民族主义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全球政治中的忠诚问题，提示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联系，乃至对“他者”、“相遇”、“想像”、“乡土观念”、“距离效应”、“国际性国家”、“地球民族主义”、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的“巴尔干化”等话语做了仔细追踪。在两位编者看来，与其说是文化和认同范畴新近才出现，不如讲是它们返回到国际关系学的港湾，而这种回归是学术和历史的必然〔美〕拉彼德·克拉塔奇维尔，〔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306页。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58-59页。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原因还表现为：一方面，虽然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唯科学主义已经出现，科学主义的负面效应也已暴露。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性特点，在现代科技革命爆发后被西方国家远抛其后，因此在未完成转型前，对属于工业社会文明的西方科学文化的扬弃更为困难，甚至会导致对西方科学的盲目崇拜，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表现为“言必称美国”，不仅主要理论范式来自美国，甚至研究的问题也来自于美国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8页。;另一方面，由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人群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知识的民族特征。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必然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地缘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8页。近20多年来，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已快速发展，但由于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毕竟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使得两种文化存在对立的可能和基础，甚至可能导致不加分析地予以抵制，“言必称中国特色”。

由此可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已成必然融合之势，关于融合的途径，本文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应注重人文关怀，“科学主义”常与功利主义相结合，贬低人文主义，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片面和不完整的研究范围之内。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更加关注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既研究一般的大国关系，如均势等，又重视人性、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既注重国际关系学为国家利益服务，又注重对人性的拓展;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系统的方法，倡导方法与对象的统一，鼓励方法的多样性，将实验、量化等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放到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氛围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坚持质与量的分析相结合;再者，在科学定性上，对国际关系学作科学人文定性，摒弃国际关系研究中狭隘唯科学主义科学观。防止为一味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舍弃国际关系以人为中心的学科本质。立足于国际关系学的科学人文综合属性，探求其自身应有的学科定性。最后，在观念认识层面上，要防止近代人文精神中轻视科学、鄙视技术的倾向。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而是围绕科学建立，将实证方法与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描述相结合。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科学人文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学科在中国的科学化程度仍不高，真正以实证主义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设计的论文数量还极少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大国际评论》2001年第1期，第26页。融合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将既继承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注重国际关系研究的客观化、定量化，又更加注重从文化视野，从人的发展的人文主义维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学，最终使疏远的科学世界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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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