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差异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中美文化差异论文(精选5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美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两国的跨文化交流。本文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比较了中美文化差异，旨在促进中美跨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第一篇：中美文化差异论文

由中美体育电影文化特点分析中美体育人文差异

摘要：中国和美国在体育电影的制作和发展领域都有卓越的成绩，反应出两个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体育人文背景。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分析中国和美国体育电影文化的特点，找出中国和美国体育文化差异之所在，认为两国的体育政治因素与体育人的个性方面两国有一定的差异，两国的体育电影在国内的低位与体育电影人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也有所不同。中国在电影制作的规划、经济投入、市场运作以及创新方面需要向美国学习，从而提高中国的体育电影的质量与影响力。

关键词：中关体育电影

文化特点

人文差异

 

体育电影是源于人们现实体育生活又高于体育生活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以体育事业为主题，传播体育精神，反映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成就，激励观众参与并关注体育事业，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作为电影中的一类，体育电影一直有着众多的拥趸，不但由于人们对于体育的热情以及体育所传达给人们的激情、鼓舞、团结，更包括了人们希望超越自我、达成梦想的诸多因素，所以体育电影从问世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体育，作为人类的五种沟通方式之一，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和种族的隔膜，能够把需许许多多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体育有独特魅力的原因，也许就是人们喜爱体育电影的原因。

中国和美国都有深远的体育电影历史。中国体育电影诞生，至今为止创造近600余部电影作品，反映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美国体育电影从1897年至今，体育影视作品已经有几千部之多。在美国，体育电影早已成为电影类别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体育类电视节目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类型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的体育影视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数量与质量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与当今中国在世界体坛的地位极不相称，不仅不利于体育文化在我国的弘扬，也不利于全民健身的普及和推广。

1 中国体育电影文化综述

中国的体育电影还处于初级阶段。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了自己的体育电影作品。这个时期的体育电影主要以体育人物与体育事件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气节，探究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纯体育文学。“十七年”就是指新中国诞生（1949年）至“文革”开始前（1966年）这一历史时段发生的体育文学，独特的历史语境使这一时段的体育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说《体育皇后》是现代纯体育文学形成的标志，并开创了体育电影的元叙事，使爱国救国成为体育文学表现主题的话，那么“十七年”体育文学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提倡体育强国，并促进了体育文学的蓬勃发展。新时期，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洗礼，一切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整个时代燃烧着奋斗的激情，拼搏奋斗、努力进取、为国争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体育文学的新气象也促进了体育电影的复兴，作品涉及的体育运动项目更为广泛。到了21世纪，体育电影又更多的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如《大灌篮》等更多娱乐艺术明星的加入体现了在电影中体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美国体育电影文化综述

美国体育电影在美国电影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美国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它传播了体育知识，对体育精神和文化输出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美国体育事业的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体育电影以展现社会时尚、描绘现实生活为主。以拳击运动为主题的《洛奇》、《愤怒的公牛》；以棒球运动为主题内容的《北达拉斯队》、《天赋》等，反映了以运动为职业的美国民众的现实生活。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体育电影出现以表现时尚为主题、并向喜剧风格转化，如《空中大灌篮》、《疯狂教练》、《球球向前冲》等。21世纪初，美国体育电影由表现喜剧风格逐渐转向励志精神：一是延续描绘生活和表现喜剧并存的电影主流，如描绘生活的《女生出拳》、《爱情与篮球》等，富有喜剧色彩的《像迈克那样打球》、《足球老爹》等。二是积极创新，向励志精神的电影主流发展。如《最长的一码》、《卡特教练》、《一球成名》等。

3 中美体育电影中的体育文化差异

3.1 中国体育电影相比于美国政治文化色彩浓厚

中国体育电影中涵盖了更多的时事政治成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体育电影的主题以国家不强、争取民族斗争胜利为主，反应在那个时代人们渴望通过强身健体，弘扬体育精神来改变旧中国屈人之下的面貌，彻底甩掉“东亚病夫”的称号。新中国成立到九十年代之前的体育电影与当时的中国不同时期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国家性质特点，美国人思想开放，工作、生活很少受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的影响，因此体育电影中很少有美国政治文化表现成分。美国是一个视体育运动为国家生活的大陆，美国体育电影能够更加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更加能够得到美国老百姓的青睐。

3.2 中国励志体育电影更加强调集体主义，以及个人情感因素，而美国励志体育电影显示更强的个人英雄主义

中国的励志体育电影大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运动员是为了国家、集体荣誉而战，成绩往往是属于集体的，即使在如《女篮五号》、《沙鸥》、《女足九号》等电影中刻画出了主人翁的一些形象、但也是重点以描述主人翁如何刻苦训练、为国家集体争光，或者以个人情感为主，很少特意去表现主人翁去力挽狂澜去夺取胜利的英雄主义气概。这与中国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所拥有的诚实、稳重，的名族性格以及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体育文化特点有很大关系。美国励志体育电影都会特意的去刻画一名英雄，展现出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美国精神”，即使有团队配合也是展示在英雄成功的背后有一支默默的支持他、为他付出的团队。美国的很多其他电影也从不缺乏英雄的身影。这与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自由、奔放、张扬的个性、崇尚英雄、渴望英雄的国度有很大关系。在现实体育比赛中，美国也是有意识地造就英雄，如在篮球比赛中，中国大多通过多次传球、依靠集体配合、找出机会投篮得分，而美国往往是在“非机会”情况下单打独斗、强行出手；橄榄球也是往往一名核心球员在其他队友的配合帮助下，一人连续过人、达阵得分，美国人认为这样更加容易出现英雄。

3.3 中国体育电影的情节相对单一，不同时期的体育电影文化主题差别不大

中国体育电影虽然经历了90年的发展变迁，但中国的体育电影始终贯彻是两个主题：一是借体育电影表现爱国主义主题，弘扬金牌至上的体育精神；二是歌颂运动员、教练员的生命体验和昂扬斗志，缺乏娱乐成分。一直到了2008年所拍摄的“大灌篮”等电影又变成了单一的娱乐成分，情节过与肤浅。美国体育电影往往扣人心弦，不同电影充斥了不同的电影风格，在一些影片中美国将科幻卡通技术运用于体育电影拍摄中，加上跌宕起伏的情节自然能够拍出成功的高质量的体育电影。充分展示了美国作为多元化的年轻国家创新思维开阔的体育人文特点。说明在电影制作和拍摄过程中，美国的电影人能够开拓思维、不断创新，很少受地区政治文化束缚。中国的电影人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影片的情节规划和创新力度与美国有一定差距。

3.4 美国体育电影能够邀请更多的一线体育明星参加演出，拉近了体育明星和民众的距离，中国电影人很少邀请一线体育明星参加演出

美国体育电影中的《空中大灌篮》和《乔丹接班人》等影片中邀请了美国NBA众多的明星参加演出，在影片中描绘了许多明星与普通人之间的故事，拉近了人们与自己心爱明星的距离，受到了人们的热捧。正是这种所谓的明星效应，这些电影创造了小投入大产出的奇迹。如“空中大灌篮”中由于“飞人”乔丹是主演，加上巴克利、拉里伯德等明星助阵，投入8000万美元的影片获得了2.4亿美元的票房，虽然没有《终结者》、《阿凡达》等好莱坞巨片吸金，单也创造了人类体育电影奇迹。中国的体育电影演员过于平庸，虽然中国通过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加上国内职业体育的开展，也打造出了许多中国的体育明星，但体育明星很少参加电影拍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疏远了体育明星与普通人的关系，限制了国人的对本国体育电影的兴趣。

3.5 中国体育影片在国内的低位、数量和质量与美国差距甚远，美国的大众体育发展广泛、深入人心，造就了美国体育电影的成功

2012年奥斯卡来到了第84个年头，而在前81届中共有28部体育影片获得115项提名，最终获奖21项，最近三届都有体育题材入围最佳。相比体育题材电影已在好莱坞占据一席之地，美国是众所周知的体育大国和强国，体育产业是美国的第六大产业。美国大众体育更是深入人心，2008年，有七项集体项目随意的非正式比赛数量超过了有组织的正式比赛数量，据2009年统计有4500万美国人加入各种不同的健身中心，美国人每年花在健身房的会费高达190亿美元，超过1.7亿美国人参与健身运动，体育文化遍及每一个学校，一项拉拉队队大赛就能吸引上万支队伍参加。在人人都爱体育运动的国家，体育题材的电影获得成功显得顺其自然。中国影坛的体育电影却是少之又少，曾获奖的还要追溯到1981年以女排为题材的《沙鸥》，而去年共有20部国产影片票房过亿，体育题材影片无法分得一杯羹。中国体育军团在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越发的给力，2008年奥运会上以5l金超越美国跃居首位：一方面拥有体育大国头衔，一方面体育电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这种矛盾的存在其实并非偶然，这与中国电影商业环境差、缺乏体育因素。群众体育开展滞后有很大关系。

4 结论与建议

中美电影都具有自己的情节特点，展示了中美两国不同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下，不一样的体育文化特征。通过体育电影展示，表现出中国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表现出的保守、谦虚、谨慎的个性；大局观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美国由于国家年轻、人员参差不齐。展现出年轻的国家自我、豪放、张扬的个『生以及团队衬托下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体育电影的另一面也展现的中美两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状况，也表现出两国体育经济、职业体育的运作和管理情况。通过电影展示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普及情况不如美国，体育经济的运作和管理方面也和美国差距巨大，这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体育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要想提高体育电影的质量以及在国内的关注度，在提高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做好群众体育的开展，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欣赏体育电影的兴趣。体育电影工作者本身也要系统学习体育运动有关知识，要深入人民群众、敢于在电影制作中不断创新；邀请一线体育明星前来参加拍摄，以吸引群众目光；学习美国先进的体育电影理念以及商业运作模式，从而在本质上发展中国体育电影事业。

作者：张博　陈志远

第二篇：从中美贸易摩擦探析中美文化差异

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又称中美贸易争端，也叫中美贸易战，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从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背景、原因出发，分析了中美文化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文化差异

近年來，随着全球化经济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日益紧密，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世界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双方不仅在经贸往来方面对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以外，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及未来走势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就当前中美贸易发生的摩擦，分析背后的原因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1 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背景

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在曲折中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在中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采取了针对中国一系列的行动。此次“贸易战”可追溯到2017年8月14日对中国开展301调查。为了避免进一步升级，中美先后进行了几次磋商，但“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仍然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中美双方已形成的共识，批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威胁中国，若继续反击，将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进行反制，且中美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再有效。至此，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升级为贸易战。

2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大国之争不管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军事、科技、产业，其争得是世界话语权，也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于是，有人说中美贸易战实质是第四次产业革命领导权之争，也有人说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与老牌守成的美国的全球战略竞争，还有人说是不同文明之争。不管是什么，美国已全面对中国进行了施压、围堵和遏制。

2.1 在经济上施压中国

在经济领域给中国施压主要表现：一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主政时期阻挠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扰乱和孤立的战略。其目的就是通过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制造区域不安定的紧张局势，使得国外不敢在中国投资而把资金转向美国。同时，拟废除世界贸易组织，推行把中国孤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战略。最终以南海仲裁案的失败为标志而告终。二是对中国贸易战。特朗普上台后利用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对中国展开的一对一的贸易策略。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上再次孤立中国，打破中美贸易的日益紧密的关系，然后通过自己的霸权重新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宣传中国威胁论和意识形态论，使“一带一路”的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戒心，并通过颜色革命和军事渗透颠覆别国政权。

2.2 在政治上挤压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各个方面彰显了自己的实力。为了挤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美国真是绞尽脑汁。重视同盟关系，强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军事同盟。升级安全伙伴关系，力图把美国的准盟国变成盟国，把安全伙伴关系变成准军事同盟。在价值取向上，联合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有美国政客曾扬言：“将同英国、欧盟和日本分别进行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更有美国媒体妄言“抱团”挤压中国。

2.3 在地缘上围堵中国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重视印度牵制中国的战略价值，认为美印“会成为美国在21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并推行“印太战略”，联合澳、日、印进行军事演习，试图在地缘上对中国形成“C”形包围，并在外交上对中国友好的国家进行遏制试图进一步围堵中国，比如：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援助，指责菲律宾不是民主国家，推动和朝鲜的友好关系，拉拢俄罗斯遏制围堵中国等等。

2.4 在军事上挑战中国

在军事上，美国建立所谓“三条”岛链，即：“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挑战中国的军事存在，试图来封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招摇海上、炫耀武力，试图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通过“中国台湾旅行法”，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势必导致中美双方的军事对立。

2.5 在文化上侵略中国

在文化上，美国极力宣传和倡导他们的价值观，制造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突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世界电影工厂，好莱坞的电影一直以来雄霸着世界电影市场。中国是美国影视行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一方面实现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宣传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2017年，美国出品影片在中国的收入共计34亿美元，比2016年的27亿美元增加了25%。而中国电影在美国市场2017年的票房收入加起来只有100多万美元，差异巨大。此外，美国大众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充斥着中国市场。

3 中美文化差异表现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是一个仅有200多年的西方国家，两国文化相差巨大。主要表现在：

(1)文化观念不同。中国的文化观念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为主要核心，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而美国的文化观念主要继承了欧洲文化中基督教的新教思想，主张自由、平等，追求个人主义，维护个人利益。

(2)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它受社会文化、语言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文化是影响人们主要的思维方式因素，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倾向综合性思维，强调整体，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式。美国人则和中国人刚好相反，喜欢分析性思维，强调先部分，从小到大的方式排序。

(3)风俗习惯不同。数字本来是用来算术的一种计算符号，不同的民族给予数字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使数字一下子神秘化了。从不同的数字符号看出中美两国风俗习惯的不同。比方说，数字6，在中国6代表“顺”，“顺利”的意思;中国人不喜欢4这个数字，这两数字是汉字的谐音“死”意思。美国人则喜欢，4这个数字，它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在基督教4代表福音传教士，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6美国人就不喜欢，往往与不幸联系在一起，在圣经6代表兽性、罪恶之意。

(4)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是中美文化差异的最突出、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主要信仰的是佛教，它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其影响力已根深蒂固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之中，例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佛祖保佑等等。在美国，主要信仰基督教，美国几乎80%的民众信仰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美国的文化，它是美国人精神支柱，从历届当选的美国总统可以知道，宗教势力在美国政治背后的影响力。在美国文化中，常用的一句话，“God bless you”汉语意思就是，“愿上帝保佑你!”

4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美文化的差异

第一，政治文化差异。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并不是为了美国民众摇旗呐喊。美国的政治文化是靠一种政治传统维系起来的多样化的人群，它代表了各方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利益，所以利益集团通过培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达到统治国家的目的，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来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红色革命文化为源头，以及现代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的实践文化组成。它代表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道路也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第二，战略文化差异。战略文化是影响战略制定的最稳定、最关键性制约因素。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更迭，还是各类突发事件的影响，美国都很难消除对我国的战略顾虑，甚至是敌意。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济运行保持着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的贡献超过美欧日总和。从全球发展战略考量，美国不愿看到一个如此发展之快的中国，也不愿意选择这样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防止中国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打压对手，最合适不过。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不会让一个与自己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发展壮大，这是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此外，美国还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宣扬“中国威胁论”，抵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时，抨击中国人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些都是美国从战略上对中国做的一些部署，不愿见到一个发展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律文化差异。中美贸易摩擦的起点是，美国基于“301”调查，致使中美贸易摩擦走到了贸易战的边锋。在调查报告中，美方认为中国使用合资要求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现实中，是由于一些行业的限制，外商只能以技术股合作的投资经营。在美国，所签订贸易领域的国际协定，并不能自动生效，往往会产生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就影响了国际协定约束力。而很多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由于现存的WTO多边体制所存在的缺陷性，美国就利用这种缺陷制定了很多技术性的贸易壁垒法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都是在相关框架下进行贸易，但在很大程度上贸易政策是受国内法律的制约，使美國对中国贸易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不断。

第四，消费文化差异。消费文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人们的消费观念喜欢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投资，而美国人则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在中国，人们喜欢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在美国，人们喜欢超前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穿名牌。除此之外，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大量美国人前来旅游。从上看出，中美消费文化差异，致使双方在进出口领域比重不同。中国主要对美出口家电产品、轻工业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对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农副产品。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产品相对进口量大。同时，美对高科技领域的管制，致使逆差加大，形成贸易摩擦。

总之，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不能只关注数量和规模更要看到摩擦的本质。或许了解了两国文化差异，为妥善解决两国贸易摩擦，何尝不是一种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芳，丁一凡.从中美文化差异角度论中美贸易摩擦成因[J].沈阳大学学报，2014，(6)：422-424.

[2]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2018，(9)：72-81.

作者：宋海东 杨学聪

第三篇：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中美文化差异研究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美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两国的跨文化交流。本文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比较了中美文化差异，旨在促进中美跨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关键词】文化维度理论;中美文化差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顺畅，但不同国家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和保存的各种习俗和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一、文化维度理论

所谓的“文化”是同一环境中人们的“共同心理过程”。文化不是个人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和相同教育的许多人共有的心理过程。由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Hofstede对全球50多个国家的IBM文化价值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分析并结束了测量值的五个文化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和女性化，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它为分析和应对文化差异，促进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美文化差异分析

1.权利距离。正确的距离是组织中权利的集中程度和领导者的独裁程度，以及社会在组织中分配这些权利的不平等程度。 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利距离还是权利的微小距离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会中不同规模成员的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权利距离较大的国家，美国是一个低权力距离国家。中国人看重权威，尊重并服从领导者，认同等级制度，对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不敏感;美国人对权利的不平等分配很敏感。在美国公司中，等级制度是为了方便存在，而领导层则在不太重要的位置。

2.不确定性规避。霍夫斯泰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抵制未来的不确定性：科技、法律和宗教。人们利用技术来抵御自然的不确定性，利用法律来抵制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被用来解决不可抗拒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Hofstede的调查显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确定状态的回避趋势存在很大差异。一些民族认为生命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是敌人，尽一切可能避免它们，一些民族采取冷静和接受的态度。他们认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美国是一个低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避免的社会。

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指的是社会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形成松散的社交网络，并且非常注重自尊。对本人的职业和个人酬劳尤为重视。集体主义者关注团队并促进成员之间的和谐。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和美国个人主义。中国人倾向于用“我们”这个词来关心忠誠的群体，更多地关注群体的利益。在组织中，它倾向于促进有亲密关系的人，关注人际关系，个人表现欲不强;美国人关注个人利益，集体观念薄弱，个人表现欲望强烈。

4.男性化和女性化。“男性化”倾向意味着两性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明显不同。女人应该谦虚，温柔，关心生活质量;“女性化”的倾向是指社会中性别角色的重叠，男女都谦虚，礼貌，关注社会生活的质量。

中美都是男性化社会。为了给中国农民工赚更多的钱，中国学生注重分数和排名，这些都是男性社会的表现形式。美国社会的男性化表现在以新教伦理为指导的自助者意识形态中。

5.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长期文化关注未来，重视节俭和坚持不懈，并认为储蓄应该丰富并顽固地坚持实现目标;愿意投资未来将考虑人们的行为将如何影响后代。在短期文化中，价值观倾向于过去和现在。人们尊重传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但目前的行为和感情是最重要的。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长期国家。美国是一个短期国家，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消费方向。

三、总结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体，将这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对比，它将有助于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重新审视过去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传统，更好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孙彩惠.从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看中西方价值观[J].现代交际， 2015（10）：63.

[2]李日.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试析中美文化差异——以电影《喜福会》为例[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4）：59-63.

作者：陈雅洁

第四篇：中美两国法律文化差异之比较

[摘要]本文以“辛普森案”与“邓玉娇案”之后不同的舆论反映为切入点，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剖析比较了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中国从道德上理解正义，美国从法律上理解正义;中国以义务为法本位，美国以权利为法本位;中国司法审判的不独立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法律的信任缺失，美国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是美国民众信赖和尊敬法律的根本所在。我国应适当借鉴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文化中的闪光点，结合国情，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关键词]法律文化;比较;法律观念;法律制度

案例引入

1994年，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一案轰动了全美国。1995年10月3日,辛普森案陪审团裁决结果公布:辛普森无罪。庭审中，检方证据确凿,但最终却因程序上的失误而输掉了官司。之后，民众以及法律界都对裁决结果表示尊重和接受,美国社会特别是白人社会并没有为此掀起巨大的舆情反弹。

2009年，邓玉娇刺死官员案自发生即备受社会关注。2009年6月16日, 邓玉娇案一审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予处罚。邓玉娇案的判决见诸各大媒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法律适用问题上,他们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应属于正当防卫。

这两个案件判决后，中美两国社会舆论对审判结果的态度差异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辛普森一案辛普森证据确凿,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结果反被舆论接受;而邓玉娇案是判决结果基本符合司法公正,却不被舆论所接受。本文将以这两个案件的舆情反差为切入点，深层挖掘其背后原因，从而进一步透视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般认为，法律文化可以划分成以下几个层面：观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的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意识、法律情感、法律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法律文化中最深层、最根本、最不易改变的部分，是其他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基础和渊源。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包括法律制度、规范、程序规则等，它因观念层面法律文化的不同而显示出巨大的差异。行为层面的法律文化主要是指人们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模式，它与观念层面的法律文化直接对应。本文将结合案例，主要从观念和制度这两个层面来比较剖析中美两国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观念层面差异 ——关于正义与法本位

(一)关于正义

辛普森一案，辛普森杀人证据确凿,只因搜查证据违反了的程序正当性，最终被判无罪;邓玉娇一案中，一方是道德败坏的官员,另一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舆论从一开始就完全倒向弱者这一边。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民众对于“正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

美国对于正义理解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美国承袭了西方社会对于正义理解，苏格拉底认为，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是正义的表现，正义既是立法的标准，也是立法、执法、司法的共同本质。所以美国人的观念里，法律就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美国更看重程序上的公正，更追求法律上的真实。在辛普森一案中，美国人宁愿让凶手逍遥法外，也不愿放弃对程序正义的坚持。

中国对于正义理解是道德意义上的正义。中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正义是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符合道德伦理的才是正义的，法律应该要对这种正义加以保护。因此，中国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更看重实体上的公正，更追求客观上的真实，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裁判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人们道德上的标准，符合民意对于正义的追求。

综上，美国法律文化追求法律上的、程序上的正义，使每个案件都能在统一、普遍的标准下审理，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排除执法者与司法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滥用权力，[1]但有时也会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紧张对立以及普遍的道德冷漠。中国法律文化追求道德上的正义，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客观真实，满足民意对于道德感的需求，但是却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审理效率，并且对每个案件都用不同的标准去考虑做法也违背了法律的同等对待原则。

(二)关于法本位

辛普森案民众接受裁判结果，以牺牲实体真实来维护程序正当性，不想让警方开私闯民宅的先例，体现出他们对个人权利保障的吁求;而邓玉娇案的网民愤愤不平地呐喊,其背后反映的是传统上对官员“道德义务”的天然冀望。

美国法律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即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西方的文明起源于地中海北岸希腊半岛南部的群岛上，因此西方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靠海吃饭。古希腊人发现海虽然桀骜不驯，但在掌握了规律之后，仍然是可以被征服的。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征。苏格拉底说，无论什么人，学习、探索知识是他基本的权利，谁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谁就有资格配当统治者。可见，在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的主张就是苏格拉底思想的“再版”。美国作为一个西方移民国家，自然秉承了西方人崇尚“权利”的特性，他们视人权为司法公正的基石，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法律文化转变为人权法律文化,树立了以肯定个人正当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新的伦理观。[2]

中国法律文化以义务为本位，即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大陆性农耕文明时代，这种文化的经济背景是靠天吃饭。然而，“天”似乎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及，因此，中国人对“天”充满着深深的敬畏感，连皇帝也只是“天子”，人只是“天”的附属物。所以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天”和“天子”，只有它们才有资格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臣、民只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把人作为可任意处置之“物”。但人毕竟不同于“物”，人是有思想的，这种“思想”就只能是义务，而不能有半点的权利。[3]

综上，美国法律文化以权利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用义务来源于、从居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4]但这也会造成个人自由的超约束发挥，人与人的关系面临崩溃的局面。中国的法律文化以义务为本位，以集体利益为价值取向，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这就给“人治”提供了便利，但它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廉洁奉公、上下合作、团结和睦、助人为乐等精神，却是值得在现代继续弘扬的。

二、制度层面差异 ——关于司法的独立性

当年主审辛普森案的法官说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的罪行，但法律没有看到。”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民众还是选择接受，选择相信司法的裁决;而邓玉娇案即便审判结果客观上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中国民众却仍然对法律的适用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不信任。可见，在对司法独立性和审判制度的认同上，中美两国民众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美国的民众高度认同司法的独立性以及由非专业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所作的裁判结果,对法律制度充满着信赖;中国民众却不断批判和质疑司法的独立性和审判制度，甚至上升为一种逆反的心理。[5]在认同、信赖与批判、质疑之间，其实折射的是中美两国司法的权威性的差异，而司法的权威性又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的独立性在中国没有还得到完善。中国传统的政权模式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合一的，即“三权”都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现代的中国仍然没有完全从这种人治的观念中走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司法部门只是作为权力附属部门存在，[6]这些观念还是深植于中国民众的心中。目前我国司法最突出的问题仍是行政化、官僚化、地方化，我们离真正的司法独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中国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也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赋予司法独立以完整内涵并真正实施的国家。司法独立的价值观最初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开创的法治理论,而司法独立的具体理念开始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反对封建王朝的专权斗争中,资产阶级逐步提出了分权的思想,这为司法独立的提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第一次系统阐述三权分立原则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三权分立”思想。[7]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定使得美国的司法独立成为了现实。因此美国司法机关不必受其他权力机关的制约，能够做到高度的中立和公正，这也是美国民众对司法审判的信赖和尊重的来源。

三、比较之后的思考 ——中国法律文化的进一步构建

通过与美国法律文化差异的比较，不难发现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中都各自存在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然而，美国法律文化中所崇尚的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权利本位等原则可能更能为现代社会所认同，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所以这也是我国的法律文化中需要充实和修正的部分。当然这里的充实和修正并不是指僵化的生搬硬套，而应该是一个植根于我国现有文化土壤不断进行融合和优化的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来自各个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也在激烈地碰撞着，我们应该把这种碰撞视为一个良好的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客观分析各种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郑成良,张英霞,李会.中美两国司法理念的比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2):3-5.

[2]林林.邓玉娇案的法文化比较[J].比较法研究,2009(6):122.

[3]王晓岭.中西法律文化比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6(3):63.

[4]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62.

[5]林林.邓玉娇案的法文化比较[J].比较法研究,2009(6):122.

[6]李海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J].浙江社会科学，2010(4):50.

[7]束文.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相对性[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5(2):21.

作者：崔琳

第五篇：中美战略文化差异性探究

摘 要：战略文化对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具有深刻影响。《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在战略环境的认知、国际冲突的看法、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不同，折射出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加快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文化的弱点来有效规避其战略压力，掌握未来中美战略博弈的主动权与制高点。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文化;中国;美国;差异;战略互动

作者简介：刘少华(1963-)，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亚太政治;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战略文化根植于一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深刻影响与制约着国家的战略取向和战略实践。因此，探究国家的战略文化，特别是厘清国家间战略文化的差异，对于认识与理解各国不同的战略抉择，正确把握与处理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战略文化的涵义

“战略文化”一词由美国战略学家杰克·斯奈德在1977年发表的《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为的含义》中首次提出，由此开创了战略文化研究的先河。由于战略文化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抽象性，因而要想对战略文化予以明确的、具体的定义实际上十分困难。正如英国学者肯·布斯所说：“考察和确认战略文化的概念是一项艰巨的知识工作。战略文化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如同国际政治一样，对战略文化的解释不可能用量化的手段来实现。”[1]学者们根据各自对文化和战略的不同理解，赋予了战略文化概念以不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战略文化是一国战略界成员通过学习、模仿或彼此共享而获得的战略性思想、情感性条件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综合体。”[2](2)“战略文化是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信念。”[3](3)“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4]前两种定义由西方学者所下，他们大多从微观层面着眼，把战略文化视为一系列的观念、符号、情感和行为模式，强调的是单位层次观念上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与前两者不同，由中国学者给出的第三种定义把战略文化看成一种通过宏观历史经验和文化传承孕育出来的、系统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赋予了战略文化以宏观的内涵。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战略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一般都认同：战略文化是一套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潜在地影响战略决策偏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所共同享有的、以相对稳定的战略观念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而战争性质、冲突性质和武力效用三个层次上的不同认识则成为判定合作型与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主要标尺与区分维度。“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5]

二、《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所体现的战略文化差异

我国于2013年4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以专题形式阐明了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武装力量运用的基本政策、原则和主要方式，指出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于2012年1月颁布的国防战略文件——《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是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指明了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美国财政吃紧的背景下美国未来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主要任务、目标与原则。两份国防战略文件在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国际冲突的看法、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均有明显差异，凸显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的不同取向。

1.在战略环境的认知上：积极防御VS前沿部署。面对当今复杂、深刻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国对时代潮流与主题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6]和平依然是主流，各国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这种和谐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6]中国始终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要求，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武装力量，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现阶段我国海军始终以近海防御为战略要求，以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为着眼点，积极发展与完善现代化的武器作战装备与作战体系，进一步增强机动作战、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海上安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美国则认为当今的国际安全形势充满“挑战性”，始终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虽然在反恐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基地組织并未被彻底根除，“极端主义分子仍会继续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及本土安全。”[7]1在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挑战。在中东，“阿拉伯觉醒运动”所带来的阵痛难以消除，“政体变更以及在变革压力之下造成的国内紧张局势和国家间紧张关系，都为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7]2在欧洲部分地区，“安全隐患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依然存在。”[7]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成倍地放大一些地区性国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给予它们更多的行动自由来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7]3在美国看来，自己的利益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中很难有绝对的保障，时刻面临着威胁与挑战，冲突与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在这样一个类似“霍布斯丛林状态”的环境中，美国选择通过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以期获得自己的绝对安全。冷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球的前沿军事部署，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并积极构建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力图实现“全球打击、全球投送、全球到达”，以更有效地慑止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潜在敌人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和威胁。现阶段随着亚太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美国把前沿军事部署的重点逐步放在亚太，海军军事力量进一步向亚太倾斜，依托亚太的同盟体系强化在第一、第二岛链的前沿军事存在，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与“干预”能力，实现所谓的“再平衡”战略目标。

2.在国际冲突的看法上：新安全观VS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以非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来看待冲突。认为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依然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利益汇合点，通过增加互信，管控分歧，达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当今时代，“紧紧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合作维护安全，携手实现发展，是时代赋予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6]中国主张，本国的受益不应以他国的受害为前提，而应以他国的受益为前提，并且本国利益的满足主要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国是以一种超越本国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狭隘性来界定国家利益的。中国以一种非零和观念来界定利益，基于绝对收益展开合作，新安全观就是典型的表现。“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6]新安全观反映了中国的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观念，主张以共同利益为起点，以互信为基础、以扩大共识为必经阶段、以减少冲突增进合作为目的，展开与各国的非对抗式安全合作。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护航、国际反恐、军事演习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力推动了国际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建设，有效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军事互信，为塑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则以零和的冲突观与利益观看待国际冲突。美国倾向对世界进行善恶、敌友二元区分，并据此决定合作与否以及合作的程度。对待朋友美国与之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待敌人美国则用遏制与武力威慑应对。在美国眼中，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为本国利益的满足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其关注的重点是本国的相对收益，即在获益时强调比对方获得更多利益，在无法获益时则力图削弱对方利益。在安全上，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作为地区力量的中国的崛起将以多种方式潜在地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7]2特别是“中国持续增长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将会对美国强大的投送能力形成牵制”。[7]4对此，美国要“继续在亚太进行必要的投入”，尤其要“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确保我们可以维持区域介入和自由作战的能力”。[7]2美国强调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依靠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充分发挥盟友和伙伴的作用，即在战略手段方式上坚持“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看似是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重大修正。但就本质来说，这只是在目前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对战略手段的局部调整。美国企图让其盟友与伙伴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与防卫义务，分摊美国的霸权成本，使美国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继续维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世界其它地区建设伙伴关系的能力对于分摊美国全球领导的成本与责任依然十分重要。”[7]3这凸显了美国推行合作的有限性与功利性。美国当前以制造或炒作地区热点问题为战略“抓手”，进一步强化与亚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巩固美日、美韩、美菲同盟，拉拢印度和越南，企图构建对华的战略遏制体系，以达到制衡中国、巩固亚太霸主地位的目的。

3.在武力效用的理解上：协商谈判VS武力解决。中国认为武力不是消除威胁、保护自我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中国更重视“谋胜”而非“力胜”。中国秉承“新安全观”的“协作”原则，主张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与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性安全问题，反对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即便是涉及到武力的使用，也不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滥用暴力，而是主张把武力的使用纳入法律轨道，“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依据，坚持在双边多边条约的法律构架内行动”，“坚持依法用兵、依法行动”，[6]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有理、有节地使用武力，并重视武装力量多职能的承担，遂行多样化任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中国不追求与自身地位不相称的军事力量，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与军事霸权，而是建设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契合、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防与军队。

美国强调“力胜”、“战胜”，视武力为解决战略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和消除威胁、维护安全的最有效途径。对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美国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例如在全球反恐问题上，美国直言“当必要时可对最危险的组织与分子进行直接军事打击”，[7]1注重用强力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主张“通过与盟友、本地区其它国家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来慑止正在推行核计划的朝鲜的挑衅”，[7]2强调运用政治军事高压政策迫使朝鲜就范。在这种“尚武”理念的支撑下，美国更注重自身武装力量的建设，力图攫取最大化的军事权力，追求最大化的军事优势。不过，在目前国防开支削减的情况下，美国不是通过扩充武装人员的数量来增加军事优势，而是依靠武装部队素质与作战能力的提高、军事力量结构的优化、军事技术的创新、军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作战理念的革新来增加军事优势，呈现了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美国现阶段通过打造一支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更小、更精干、更灵活”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提升“全球机动投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与“联合作战能力”，以期有效掌控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三、中美战略文化差异背景下中国的战略路径

1.加快建构成熟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中国应充分发掘本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精神，包括忠恕仁义的伦理哲学与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中庸理念等，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我国当代的战略文化建设中，丰富与完善自身战略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推进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发展。“中国需要在各种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及比较与选择中，进行新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以找回‘自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战略文化的自我超越。”[8]

2.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与沟通。由于中美存在战略文化的差异，因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角度有所不同，可能导致双方在观点、立场上的矛盾与对立，造成信息误读与战略误判。因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当下存在着“信任赤字”、战略互信缺失的中美关系而言，亟须双方开展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首先，中国应积极促进两国之间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中美在经贸、能源、环保、科技、反恐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推动中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以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夯实两国战略关系基础;其次，建立健全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直接、有效的对话与沟通渠道，完善两国间危机管控机制，防范军事沖突的发生;再次，积极开展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并推进机制化、制度化建设，以有效减少冲突、化解矛盾，增进相互信任。

3.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美国战略文化既有优势，也有内在的缺点与不足，对此，中国可充分利用其弱点和缺陷来巧妙规避美国的战略压力，占据未来中美博弈的制高点。针对美国战略文化重“力胜”而轻“谋胜”、重技术而轻思想的特点，中国在努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的同时，应更注重吸收与借鉴中外先进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思想，推动战法战术的创新与革新，以全新的作战模式与作战理念制衡美国强大的技术优势;针对美国战略文化崇尚武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特性，中国不必在各个领域追求压倒对方或与其平衡，而应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几种高效的反制手段，确保在这几个领域的战斗力与不对称优势，力图在不对称中实现平衡，维护自身的战略安全;针对美国战略文化的扩张性与进攻性，中国可采取复合均衡的外交战略，借助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多边力量与机制进行有效制衡。

四、结语

战略文化造就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战略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与制约着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取向。《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表现了中国和谐、合作、尚谋的思维特质，显示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取向。《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反映了美国斗争、冲突、尚武的思维特征，展现了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倾向。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国的战略文化并不意味着只包含一个方面或一种元素，事实上，没有一国的战略文化是完全单一性质的，每一国的战略文化均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某一方面主导的战略文化类型。同时，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僵化不变的。随着环境与认知观念的改变，战略文化也会被重构，即便这一过程会显得十分漫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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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際均. 论战略文化[J].中国军事科学，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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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国防部.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Z].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

[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Z].Washington，D.C，2012.

[8]江西元. 试析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文化重塑[J].教学与研究，2009，(2).

【责任编辑：孙 巍】

作者：刘少华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