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班主任

第1篇：为什么要做班主任

长虹为什么要做智慧社区OTO平台

在“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三坐标战略指引下，长虹正由一家设备制造公司向平台和生态链公司全面转型。7月28日，长虹发布智慧社区下的智慧家庭系统平台，旗下点点帮科技有限公司与天天快递、鑫泰物业等企业达成合作，正式向智慧社区服务进军。据悉，合作各方将以长虹“点点帮”智慧物业为平台，集成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娱乐等各类应用，打造“1+N”的智慧服务模式，构建智慧社区OTO商业生态。

在其他家电企业纷纷布局智慧家庭的时候，长虹为什么选择打造智慧社区OTO平台呢？长虹的智慧社区生态链又将如何构建呢？

为何选择智慧社区这一维度？

近几年，家电企业纷纷开始向互联网转型，探寻产品+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智慧家庭成为很多家电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去年以来，海尔、美的、TCL等家电企业相继发布智慧家庭战略，搭建各自的智慧家庭平台。不过对于智慧家庭，它们更多是着眼于家庭内部各种智能设备的互联互控。长虹其实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新三坐标战略”，沿着z轴“协同化”的方向，将智慧家庭、智慧社区作为企业转型的方向。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和模式准备，如今，长虹正式将智慧社区下的智慧家庭全面落地。

长虹公司副总工程师阳丹认为，智慧社区是智慧家庭各项生活服务的重要节点。“从消费者的生活需求来看，家庭和社区的界线非常模糊，比如在家里面要炒一个菜，炒菜的过程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行为，但买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行为。一个人的生活圈也好，社交圈也好，包括8小时以外做的一切事情，往往还是围绕所在的社区来做。所以我们选择以社区为切入点。”阳丹表示。

可见，对于长虹来说，智慧社区是各个分散的智慧家庭的汇聚点，长虹的目标不仅是在智慧家庭内实现各种智能设备的协同化，更希望打造基于智慧社区的智慧家庭生态圈。

据了解，长虹智慧社区解决方案依托核心技术框架IPP，融合了云服务、大数据技术优势，主要通过旗下长虹点点帮科技有限公司联手小区物业构建物管平台，衔接物业、医疗、娱乐、教育等服务端口，提供“线上+线下、云端+终端、平台+业务”的一整套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据长虹点点帮总经理税建介绍，点点帮作为长虹专门从事智慧社区的OTO业务推广建设和智慧物业服务、小区社交和生活品直销的公司，已获得长虹集团1亿元的投资，目前在全国已经与超过1000个社区签约，未来三年将吸纳2500万业主入驻长虹智慧社区。

不仅如此，对于长虹而言，智慧社区更是长虹从单个智慧家庭向整个智慧城市布局的重要支点。长虹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茂祥表示：“个人的生活圈可划为零距离家庭圈、500米邻里圈和一公里生活圈。智慧城市将触及到社区周边，而社区周边到家庭的连接，需要智慧社区去完成。”

长虹通过智慧社区定义智慧家庭的意义在于，实现人与智能家居、智慧社区及智慧社区周边的产品与服务的联接、协同与交互，并将智慧城市提供公众的各种智慧服务与信息汇聚到业主身边，从而给业主带来超乎想象、更加便捷的智慧生活体验。

长虹OTO社区生态如何打造？

长虹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林茂祥告诉记者，具体来说，长虹的OTO智慧社区将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展开。第一，通过社区门禁、光纤入户等硬件层面业务，以及长虹自主研发的蓝牙专利技术、安装技术等，绑定用户的刚性需求，有效黏住用户。

智慧门禁是长虹智慧社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长虹从用户痛点出发、解决用户刚性需求的重要尝试。“无论是酷暑还是下雨天气，驾车进出不需要开窗刷卡，免受太阳或雨水的侵扰，车闸会自动识别身份并放行；进出小区不用找卡刷卡，门闸自动为你解开；当你停车入库时，车位锁自动解销，放下锁杆，让你停车更轻松；路过快递柜，不用密码钥匙，自动为你开柜，方便你取件……”阳丹介绍说。

第二，与物业管理公司共同搭建一个社区平台，将社区周边的商业、宅配、社交、家政等社会化服务资源整合到长虹智慧社区APP中，解决住户的日常生活需求。在长虹的点点帮APP平台上，用户可以实现自助物业缴费、物业服务投诉跟踪、小区在线购物、配送等一系列服务，彻底改变小区传统物业服务模式。

第三，通过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地产投资公司的合作，整体上提供一体化智慧社区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多方受益的新商业模式。

业内专家认为，与一些房地产公司、互联网企业提出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不同，长虹“智慧社区下的智慧家庭”是完全开放的、共用和协同的，基于长虹独创的IPP联接框架，可实现长虹智能设备与其他品牌设备的互联互通互控，最终成为一个人、设备、内容的超级聚合中心。

更重要的是，长虹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易于操作，应用性强，能实现生态链各方的共赢。长虹的OTO智慧社区由长虹点点帮提供智能硬件及大数据管理等技术支持，小区物业主导社区信息服务管理平台搭建，以这一平台为基础，双方再协同整合社区周边的商店及与生活相关的各项服务，形成社区智慧服务，因而小区物业能从与长虹的合作中受益，实现长虹与合作方的共赢。

智慧社区OTO平台的搭建，无疑使得长虹向平台公司和生态链公司转型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未来的长虹不仅是制造的长虹，更是服务的长虹，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所有与人相关的系统集成服务提供商。”阳丹对记者表示。

作者：欧阳高兵

第2篇：【邹恒甫】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

WHO IS IT 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中国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

10月下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院长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经济学、数学英文原著，文、史、哲各类书籍在办公桌上堆成了山。最显眼处，是一套离开前已经拆封翻阅的全三册《南渡北归》，该书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书旁摆着一盆初长成的君子兰，这是今年教师节CEMA十几名博士生联合给他们的老师邹恒甫先生送的。翠绿的叶片上附着张简易的红色贺卡，上书“邹老师，节日快乐”。

邹恒甫还没有看到这份学生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自8月底离京后，邹恒甫至今没有回来过。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接受《人物》记者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回京，他回答，“在等官司的公示”。

8月31日，因微博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邹恒甫被北京大学以“侵犯名誉”为由正式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并获立案。

这是邹恒甫始料未及的，他坦言对北大要打官司感到万分惊讶却又荣幸之至：“我以前说腐败、贪污的事情都没人管，现在这么点一下生活作风问题，却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操一口口音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大胆臧否人物一如往常，不时哈哈大笑，连称“太好玩”、“太过瘾”。“那么大的一个北大，挑战我一个小萝卜头邹恒甫，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的光荣啊。”他的口头禅是“太好玩”，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够跟他将游戏进行下去。

位于北京学院路的中财校园很小，散步时，不到20分钟，邹恒甫先生便可以绕校园一圈。但唯有在这里，他得到了最大的办学自由—在邹恒甫看来，无论资金，还是办学理念，中财校方对他的支持可谓“毫无保留”。

2008年4月5日，邹恒甫的夙愿终于达成—中国高等研究院(CIAS)在中央财经大学成立。其时，他正因与北大光华的纷争而备受质疑，这场风波至今硝烟未尽。

除了与少数几个朋友偶尔聚会，邹恒甫不参加任何应酬。他每天除了做研究、上课，就是睡觉、吃饭、遛狗、散步，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叫上他的学生罗长林。

心里有事时，邹恒甫即便服用安定，还会整夜睡不着觉。“学校的会议他好像都不参加。要让他乖乖地坐在一个姓名牌后面，他受不了。我印象中他参加的会只有两个，一个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会，一个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即便这种会，之前他也会紧张，头一晚就睡不着觉。”罗长林说邹恒甫非常厌烦这些场合。

另一方面，罗长林却发现邹恒甫乐于和普通人交流并从中获得乐趣：遇到环卫工人整理枯草，邹恒甫会跑过去，抢过人家的耙子，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把整片草地收拾干净才罢休，还连称“我也是农民出身”;夏天看到有人在路边河里游泳，他会脱了衣服，穿着裤子就跳进去;高兴的时候，他会手里拿根青草，伴着节拍哼些《东方之珠》、《女人花》之类的老歌。

小区太小，他有时候遛狗会串到隔壁小区去。保安们见这位总是穿同一件条纹Polo衫的卷发男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些瞧不上他。他却一点不计较，熟了，还老去跟保安们斗地主玩。邹恒甫不好意思赢保安们的钱，总是每次带两百块，输完就回家。

在一个三四个朋友聚会的场合，邹恒甫直言，比起人，他更愿意跟狗打交道。“狗哪儿有人那么多心眼?”在中财和美国华盛顿的家中，他分别养了一条狗，一条叫牛顿，一条叫爱因斯坦。

和《人物》记者多次的越洋通话中，总有狗吠相伴，而电话那边邹氏风格的骂声更是滔滔不绝。有时他会突然停顿一下，说“狗和孩子都睡着了”。记者抱歉地想结束通话，可邹不允，关于他这一生经历过纠缠过痛骂过的人和事，他得说痛快骂痛快了才过瘾。

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自少年时代，邹恒甫就立志当一名老师。

如果历史的车轮顺着“文革”继续向前，邹恒甫中学毕业后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就要上山下乡。命运的转折恰巧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出现：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不少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中浪费了10年光阴，他却刚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

1978年2月，当来自湖南岳阳华容小镇的少年邹恒甫走进武汉大学校园时，还要再过3个月，他才满15周岁，是经济学系70个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二三十岁的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32岁。

刚刚过去那個时代“斗资批修”的阴影犹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被经济学专业录取感到耻辱，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将要学习这个专业。“我们都以为经济学就是打算盘，不好意思告诉别人。”

1978 年春，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开始到来。

邹恒甫在武汉大学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有两件事情影响深远：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以董辅礽先生为首，包括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尖锐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者则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

武汉大学把最强的师资配给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经济学系更是群星灿烂，有张培刚的学生曾启贤，从哈佛回来的谭崇台、吴纪先、刘涤源，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星毕业的朱景尧等一大批解放前就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邹恒甫说。

董辅礽有一句话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在时任校长刘道玉推行的学分制下，邹恒甫获得了巨大的选择自由。很轻松地应付了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之外，他几乎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到了数学、英语和哲学专业的学习上。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都在用老方法苦学专业，而邹恒甫不但专业成绩好，还涉猎大量数学、哲学和历史的西方著作，之前都在‘批林批孔’，但邹恒甫却跟我说，很多西方学者对孔子评价很高。”他一位同班同学用“天才”和“神童”形容他。另一位同学张循礼回忆，邹恒甫的厉害在于他不仅聪明，而且勤奋。邹恒甫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但因为他小，大家都能够包容他”。在多位昔日同窗的回忆中，这位少年天才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他自己却说：“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

1981年春天，南京大学有一个关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项目，邹恒甫因为数学基础好，被选去交流一个月。那是国内第一次正式将西方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引进来。

在毕业时的英语考试中，邹恒甫名列全校第二，第一名和另一位并列第二的均为当时武汉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与西方隔绝30多年后，中国开始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少量公费留学生。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武汉大学是受委托学校之一。

1982年，邹恒甫被推荐去比利时鲁汶大学，却因年龄太小被拒绝。随后他又申请了法国一所学校，也没有等来消息。“用我们家乡的话说，邹恒甫是最没有用的，比利时都去不了。我其实是在很风光的时候，一下子就掉了下来。”邹恒甫说，他甚至做好了在国内读硕士的准备。

他自己申请了哈佛的博士和威斯康星的硕士。早年留学哈佛的经济系主任吴纪先亲自写信给他哈佛的老师列昂梯夫(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哈佛中国经济研究权威珀金斯，向他们推荐邹恒甫。

1983年3月1日，邹恒甫收到了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却不敢告诉别人。“我一看，那张纸很漂亮，就认为是假的。”直到3月7日，他收到珀金斯的亲笔信，心里才有了底，并与老师吴纪先分享了这一喜讯。

5月，命运再次横生枝节—威斯康星的录取通知来了，且学费比哈佛低得多，邹恒甫被教育部批准去威斯康星。对此，邹恒甫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吴纪先给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他激动地说：“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吴纪先甚至以辞去系主任相“威脅”，希望校长说服教育部改变决定。

邹恒甫没抱太大期望，他安慰吴纪先：“实在不行，我可以先到威斯康星，然后转到哈佛。”但老先生说：“不行!要一步到位。”刘道玉亲自到教育部找蒋南翔部长斡旋，终于促成邹恒甫的哈佛之行。

他的同学简新华回忆说：“因为哈佛大学的学费是别的学校的三倍，如果把邹恒甫派到哈佛大学，国家可能就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教育部特批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学习，他特别高兴。这应该是他对武大、对国家特别感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5月，邹恒甫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以大力改革闻名教育界的刘道玉也在邹恒甫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邹恒甫投身学术教育之后也一心想像他的老校长那样建设自己的学术“理想国”，哪怕刘道玉是改革的失败者。

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

1987年，邹恒甫应校长刘道玉邀请，第一次回母校讲学。在他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讲座上，参与交流的老师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有的甚至直接站起来批判他。“他们觉得我太奇怪了，怎么能这样否定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呢?”邹恒甫回忆说。

在邹恒甫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与西方隔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基本是空白。邹恒甫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先生们，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数十载过去，当他们重新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西方经济学早已经数学化。而在邹恒甫首次从哈佛回来的1980年代末，虽然国内一些高校经济系已经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却都只是用于批判。

刘道玉让邹尽快回来教授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还在哈佛求学的邹恒甫动心了，但时事没有给他机会。“刘校长被免除职务，哇，我就跑出来啦。一下子刘校长家里电话线都被拔掉了。当时家里有一个电话是了不起的。刘校长下台以后，还有好多小报告打到上层机构，检举到教育部，说他请了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邹恒甫回来讲课。”

邹恒甫没有放弃。1991年，进入世界银行不久，他就动了一个念头，想在国内组建一个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由于当时政治环境还很紧张，直到1993年此事才有了眉目。1994年，在武大梅园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

在揭牌仪式上，董辅礽给予自己的弟子以高度期望，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邹恒甫将武大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称为“小IAS”。1930年，美国成功的百货商人路易斯·邦伯格兄妹在普林斯顿小镇投资成立了一家名为IAS(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研究院，历经80多年发展，IAS如今成了一个汇集全球顶尖学者的学术圣地，从这里曾涌现出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有34名教授获得过各自领域的全球最高奖。

但两者是根植在各自不同的土壤之上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普林斯顿IAS的宗旨是为各领域各学科的科学家提供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和科研资金甚至赞助商的压力。邹恒甫的IAS却远难达到这一点。

当时，中国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人们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化。要在经济学领域建立一套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乃至成体系地推动，必然面临各种阻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龙永红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大学允许邹恒甫自主尝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

同学们都说“四无”(无钱、无教学办公用房、无師资、无教材)办学的邹恒甫是回国办学的武训，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却更愿意把他比作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在他看来，邹恒甫办学面临的很多压力，表面看是人的问题，实质上这些问题更多是体制造成的。有人给邹恒甫泼冷水，认为他做此事会费力不讨好，但他依旧坚持，要在中国办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

在一些场合，邹恒甫和同学们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同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确实“更符合未来的走向”，“但你要搞得全球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不可以”，“比如说你认为搞经济就是搞计量经济，那传统经济学呢?大量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他们靠这吃饭的，那也是社会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的鲜明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成就了他。如果他中庸一点，要照顾那边、照顾这边，可能做不到今天这样。他是根本什么都不管。”邹恒甫的同学这样对《人物》记者评价他。

没钱，他向朋友们募捐。他的老师董辅礽自己掏出8000多元给中心购置了第一台空调，还发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都给中心捐钱。没有教学用房，他就向学校要，从梅园的两间平房到后来财务部楼上，中心多次更换办公场所。没有教材，邹恒甫就自己从美国扛回大量原版经济学教材复印后发给学生。他还亲自写好讲座、招生海报，和他的同伴一起到校园各角落粘贴。

如今回想起来，邹恒甫还是觉得那句英文谚语说得好，“The old days are good days.”他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就一点都不过瘾。

1996年，邹恒甫如愿以偿，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参照普林斯顿IAS的课程体系，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都被他请到武大来给学生们上课，包括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

当时回来讲学的学者们曾开玩笑，在邹恒甫那儿讲课，是要“放血”的，不仅没有分文讲课费，往返路费也要自己负责。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邹恒甫说起这段也有些唏嘘：“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靠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

邹恒甫把业余时间都给了IAS。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回忆：他印大量的公益性的材料，大家都可以看，世界银行那些不花钱的材料，他就是往回背啊。他对办教育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很痴迷的状态。

每次回国，虽然世界银行给他报销回国的商务舱机票，但为了省钱，他通常都选择从北京站15个小时到武汉。2007年，邹恒甫备受质疑之时，在美国耶鲁等名校留学的18位IAS学生写信支持他们的“邹老师”，信中详述了这位哈佛博士兼世界银行官员坐火车的细节：“从1990年到1998年，您坐飞机头等舱一到北京，便改火车站票去武汉。我们帮您扛书箱子，但您比我们更有力量。您同我们一起在拥挤不堪的硬座厢里打拱猪牵羊，起一张牌和出一张牌都同我们鞠躬……每次，我们都挤在硬座厢的厕所旁，受尽了来往客人和列车服务员的白眼……”

“站票，一个座位都没有，一直站到武汉大学。这一定要省，实际是在为教育省钱。他确实能省下一切的服务、待遇，为什么呢?就为了这个教育。” 曾经在北京接待过邹恒甫的一位朋友说。

IAS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清风，吸引了武汉乃至全国各高校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和学子。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当时在武汉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尹恒这样描述IAS带给他的影响：“就好像一个练武功的人，练了一辈子武功，却苦于上不了层次，在江湖上面被人打得东奔西走，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武功秘笈。”

邹恒甫从国外带回来的“武功秘笈”也的确惠及了一代人。尹恒告诉《人物》记者：“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搞经济学的学者，很大一部分人的现代经济学核心教材和原版著作的信息，是受到那个时候武大IAS的引导的，或者说直接来源于IAS。”

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在武大IAS，邹要求学生们第一学期修初级经济学，第二学期修中级经济学，用以熟悉经济学英文教材，大二开始上高级经济学课程。所谓高级，即国外一流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同时学生们还要兼修相当数量的数学课程，包括英文原版的数学分析原理、动力系统、时间序列分析、拓扑学等等。据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学生回忆，大一时，学生宿舍几乎没有人是两点以前睡觉的。

初上大学的人都比较迷茫，邹恒甫的学生尤其如此。“他可能自己觉得理论很重要，但他没有让我们真正明白。”一位武大IAS的学生回忆，有些年，邹恒甫乐于从美国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他会让人把实验班所有男生都召集到一起，按了电话免提，他便开始给他们“上课”。主题不外乎两个，除了批评国内的经济学教授们，便是告诉学生们要专心学术，不要去政府，不要去投行“摸钱”。

曲高和寡在所难免。学生们听完，精神短暂振奋，但平时接触的人、面临的话题都太实际。久而久之，电话那端滔滔不绝的时候，电话这头渐渐意兴阑珊，只偶尔有人凑近电话机“嗯嗯”回应两声，以示有人在听。

2001级实验班上八十多个同学，继续留下来念硕士的，只有二十来人，其余要么本科毕业便找了工作，即便读研也去了别的学校或别的专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来读研的话，会继续本科时代的高‘压’生活。”2001级实验班学生曾辰航说。

也有坚持下来的学生们，是后来才领悟到武大那几年辛苦对他们的意义。2000级实验班的李三希后来进入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过第一年的淘汰机制，班上四十多人只留下了十来个，李三希是其中之一。“我们比较有优势，在那儿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本科就学过了，所以我学起来就很轻松。”李三希说。

1998年8月，在中山大学，邹恒甫见到了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的张维迎。彼时，武汉大学国際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已经步入正轨。张邀请邹到光华办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的班，初定由邹管宏观经济学，张管微观经济学。

在邹恒甫报到后，光华管理学院新增了一个系—应用经济系，“我只想当个班长，但张维迎硬让我当系主任”。

邹恒甫要求老师们都用他指定的英文高级教材，且必须用英文授课，“他们都受不了，都跑掉了，我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实际上，他也几乎不给原光华的教授排课，因为“他们水平都不行”。邹恒甫决定另起炉灶，他将在武汉大学办学时的人马全部拉到了光华，同时去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找老师来上课。

“当时张维迎是挺我的，他要利用我把光华神气跋扈的教授都打压下去，我确实做到了。”邹恒甫“哈哈哈”笑着回忆他和张维迎 的“蜜月期”。

按照课程设置，该系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两个学位的课程。研究生培养计划随之改变，很多课程学生们必须重新学方能毕业。1998级的博士生则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境地。他们在邹恒甫的课堂上把他围住，险些打起来。

“我说原来的计划是别人制订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他们说我不对，我说那你们把我搞死啊。他们都要疯掉啦。”邹恒甫说，“后来所有本科生都不愿意考我们的这个专业，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

在武汉大学，资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邹恒甫。为了让优秀的学生专心做学术，他在IAS设置了比其他学院高得多的奖学金，最高可达10万元以上;他想请国际一流的大师都到武汉大学讲课，但多数人收费不菲;IAS的课程需要教师具有极好的数学与英文基础，原武大经管院老师在他看来大多不能胜任，他只能到数学系另请老师，实在不得已，只好请博士带硕士，硕士带本科。这些，都不是学校给予的有限经费和他个人募捐能维持的。最艰难的时候，眼看过两天就要发工资了，邹恒甫还没搞到钱。

2001年，武汉大学商学院有关领导到光华考察其在全国率先开办的EMBA学位项目，有人建议武大也开办一个。但由于种种原因，商学院并未马上启动。2002年，邹恒甫牵头做了一个EMBA项目培训方案，请了一批国际上的知名教授前来授课，正式开始招生。

邹恒甫说，2002年至2005年，是武汉大学EMBA最火爆的时候，他把几乎所有国际上的应用学、管理学、会计学大师都搬到了武汉大学。除郎咸平、张五常曾到武汉大学讲过一两堂课外，武大EMBA项目几乎不请国内学者讲课，武大商学院的教授们自然也被排挤在师资队伍之外。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这一点，邹恒甫非常清楚。

邹恒甫认为，武大EMBA对北大、清华和长江商学院等都是个巨大打击。武汉大学EMBA拥有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却收取比它们低得多的费用。“显然，这对于原来的利益格局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一位与经济学界诸多知名人物交往甚深的商界人士对《人物》记者直言，邹恒甫高薪邀请国外学者授课，而不给国内学者机会，必然导致一些人不满。

眼看办学的种种掣肘因素都被突破了，2004年，邹恒甫却一下子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那年夏天，邹的哈佛校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57岁的让·雅克·拉丰，55岁的杨小凯，还有他的老师董辅礽，都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他。他们都曾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段照亮他，并一直陪伴他。杨小凯是邹恒甫多年至交，他和另两位一起，始终支持着邹恒甫在武大的办学事业。武大EMBA中心有三个联合主任，除了邹恒甫，另两外便是董辅礽和拉丰。拉丰得知自己患癌症后，打电话给邹恒甫：“恒甫，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帮助武汉大学EMBA了，我再也不能帮助中国了。”

与此同时，EMBA办学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邹恒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人认为，邹恒甫让自己的亲妹妹邹三毛打理EMBA的一些具体事务，就是为了从中牟利。

他的一位朋友回忆，最初邹恒甫拿回的资料遗失率特别高，“他就给我讲，他要叫三毛去帮他看住，不让人动手脚”。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谢丹阳在一篇《谢丹阳品邹恒甫》的文章中回忆，一次他到武汉大学讲学时，邹恒甫说中心的账目很让人费解，准备请妹妹三毛来管。他警告(邹)三毛：“你要是做任何违规的事，你就是坑了你哥。”

邹三毛由此被卷进日后的一些争议中。她被质疑在国内有5套商品房，还开高级轿车。邹在2007年8月底专门发博客澄清，称自己妹妹只有一套公寓，她的车也只是IAS的公用车，很多时候，他妹妹扮演的是司机的角色。

他的多位朋友都认为，以邹恒甫的性格，他本不愿沾染EMBA这样的事情。邹恒甫称，他在武大之所以钟情于EMBA，唯一希望的，就是拿EMBA的钱把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大师都请到武大来讲课。

EMBA解决了困扰邹恒甫的经费难题。一直以来，财权都集中在武汉大学，跟商学院没任何关系。但好景不长，2005年，由于EMBA学位批准的权力被放到了商学院，武大EMBA项目被收归商学院管理。IAS“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也被拆分到经管院不同的系。

2005年8月，邹恒甫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傲气的他拒不上任。他黯然离开武汉大学。“2005年，我在那儿吃了餐饭，就不再理睬他们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就不斗了。我不是为了钱才斗争的，而是想用那个钱来办学。只有你们这些窝囊的人想要那个钱，那我就让你们搞钱去吧。所以我就把人全部带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我没讲过一堂课的EMBA，我反感那个东西。”邹恒甫说。

在武大，邹恒甫连续4年评博导，都被告知卡在了投票环节。一位与邹恒甫交往数十年的朋友认为，如果国内的大学教授像美国的哈佛、耶鲁教授一样，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话，邹恒甫会是很重要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整个评价指标是一个行政指标的时候，邹恒甫，对不起，你就是一个另类”。

外间人评价邹恒甫办学遭遇的挫折，多以为他不懂中国国情。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这么看。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很多人就不相信，社会上真有他这种敢于不管不顾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多数人到他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混得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他是何苦呢!他是真不懂吗?中国的人情世故他能不知晓?当然，也可以说他确不知晓，因为他从心底里完全拒绝这种‘人情世故’。”

一起办学的伙伴相继离去，办学又受重挫，“我一个人斗不下去了”，邹恒甫回忆。那个时候，嘴上一向藏不住事儿的他却把所有灰色的情绪埋在心里，他与武大的矛盾远没有后来与北大的纠纷那样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丁学良怎么跟武大领导说的吗?把邹恒甫搞走，你就把一个跨国公司变成了一个乡镇企业。我可以走，离开武大，悄悄的，因为她是我的母校，我不说她。”

简新华认为邹是有中国情结和武大情结的人，“你可能看了很多报道，他尽管骂这个骂那个，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好像没骂过武大”。

骂我的人都学我

今年5月，邹恒甫五十大壽，在国内有教职的学生们集体给他过了一个生日。他在饭前作了简短发言：“今天是谷雨，也下雨了，下雨好。今天谷子也很多。你们都是谷子，不一定是种子。种子不多也不要紧，有一粒两粒就行了。”

学生们都明白，他说的种子，是指学术的种子。

邹恒甫当年播下的种子不少已经发芽、成长，并在各高校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信中，这样评价邹恒甫：“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其中一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归国任教。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林毅夫认为，邹恒甫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

林毅夫晚邹恒甫两三年在中国开始办学，从这个层面而言，二人当有很多惺惺相惜之处。只是，由于各自经历的不同，两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推动方式。相比林毅夫的“四平八稳”(邹恒甫语)，个性鲜明的邹恒甫选择了更彻底、激进的方式。

他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提起鲁迅的文章《无声的中国》，鲁迅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除创办武汉大学IAS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外，邹恒甫不遗余力地在各地高校推广他的办学模式。在外界的质疑中，邹恒甫办学有“贪多嚼不烂”的嫌疑。多位他在武大亲密的合作者以及武大IAS的学生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也都总会设想：假如邹恒甫顺着“把IAS办成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的路子走下去，IAS就不会陷入被很多后来者超越的境地。但当回首来路，不难发现，邹恒甫日后办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并非他主动所为，那只是他一路尝试却又一路受挫后被动出走导致的结果。

邹恒甫也享受着“很多人骂我，但他们都学我”的乐趣。到北大光华后，邹恒甫发现了远超于在武汉办学的影响力。他自豪地宣称：“我彻底地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经济学教育理念，包括北京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他们都学我，这在武汉大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2003年，龙永红提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很快得到经济学院的回应，主管教学的校长亲自主抓相关工作。龙永红说，这一路远比邹恒甫当初顺利，却与邹一直以来的坚持紧密相关。

此外，同为哈佛校友的钱颖一2002年在清华，田国强2004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以及很多其他高校经济学领域尝试的教育改革，也多遵循邹创立的模式。

邹恒甫到处帮人办学也产生了一些他始料未及的影响。“一个是说你的精力是不是分散了。另外，涉及一些经济类的奖项、一些学科的排名时，学校之间是竞争性的。从单个学校的角度来考虑，你支持了别的学校，势必对这个学校的利益造成影响，冲突就会产生。”龙永红这样分析。

在2007年给邹恒甫的邮件中，张维迎就表示，除了武汉大学和世界银行外，希望邹恒甫不要再在任何其他机构担任职务。

被光华解聘事件发生后，邹恒甫猜测，也许自己2005年起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办学，真正“引起了张维迎和学校领导很大的反感”。

但他当时没想那么多，他一心想的是，“先解放全中国，最后解放武汉大学”。

2007年6月，一封邹恒甫写给时任教育部长周济的公开信，使北大辞退邹恒甫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

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工作量上。张维迎认为邹恒甫2002年后的表现不符合学校对一位教授的要求。邹恒甫在公开信和邮件中对此作出驳斥，详细列举了其自2004年后每年在北大光华的教学工作任务。他对《人物》记者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好像我给了他一座房子，他却说我还欠他一根冰棍。”

在龙永红看来，北大辞退事件使邹恒甫经历了少有的打击和挫伤。龙也是当时少数公开支持邹恒甫的人之一。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时间，邹恒甫情绪相当低落。“北大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对他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是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最后他没有办法再利用这个平台。”

在2007年9月给北大人事部长周岳明的传真中，邹这样写道：“从1998年12月12日到今天，我从没有做对不起北京大学的事…… 我会永远免费地给北京大学学生上课，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有一个学生。”

邹恒甫对《人物》记者说：“我自己认为我是北大的，我写文章、办刊物，我就是为北大争光。我以北大的名义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发的文章是最多的，林毅夫都还没我多，张维迎还不到我的十分之一。而且我这种精神，独立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北大的。周其凤、朱善璐他们都不代表北大，张维迎更不代表北大。”

邹恒甫说自己爱武大所以不骂武大，却又固执地认为自己骂北大恰恰是体现了北大精神：“孔庆东写本书《狗日的北大》，为什么不?东北人一天到晚是带这种口头上粗话的，跟四川人重庆人又龟儿子又锤子是一样的，四川人骂龟儿子的北大，武汉的骂婊子养的北大，你妈妈的婊子养的，蠢得要死。北京人没有他妈的三个字也是说不出话来的。那个《狗日的北大》不是说孔庆东不爱北大，而是因为他太爱北大了。”

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

在哈佛经历的耶鲁学者Serge Lang挑战政治学权威亨廷顿的故事，常被邹恒甫提起。为了不让支持越南战争的亨廷顿当上院士，Serge 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他整理了1000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他还在MIT、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到处开讲座，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忆及此，邹恒甫大呼“相当过瘾”。

在2012年6月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RePEc的排名中，邹恒甫成为唯一入列前100名的华裔经济学者，他为此在博客中以“邹恒甫雄踞全世界第96名”通告此事。

这一排名依据收录在RePEc数据库的学术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下载次数，被引用论文的年代递延影响因素等30多项不同标准，分别制定30余种不同排名，在去除最大与最小值、取调和平均值后，即获得世界经济学家排名。邹恒甫常常说自己和林毅夫是三流经济学家，国内其他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也多依据于此。

中国著名海归经济学家几乎被邹恒甫骂了个遍。他骂海归们“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 “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邹恒甫还调侃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

邹恒甫唯一一次夸张维迎是被张请去北大后第一堂课：“张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邹恒甫。”张维迎上课，他坐在后面，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站起来，当面指出张的错误，张“只能忍着”。

在任职学校的教师职称评定会上，有老师介绍自己发表的论文有10点学术上的贡献，他直接就回：“那你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有人说论文虽是和导师联合署名，但主要工作是自己做的，他当面骂人家“忘恩负义”。

邹恒甫还热衷于到处砸场子。“你什么都不懂，你别搞什么中文了，你搞哲学却英、法、德文也不懂，希腊文都不懂，你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比你搞得还好……”涉猎甚广的邹恒甫在任职过的几个学校的文史哲各系放炮，豪情直追当年北大的“天下第一骂”辜鸿铭：“XXX系主任，在北大的时候我就代理他讲哲学史;历史系系主任XX，我跟他说，你讲法国革命，不如让我来讲;那个讲中国文学的XXX，我就调侃他，研究陶渊明你可能不如我。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到现在都骂的。”

“我知道多少汉学家啊，余英时先生啊，好些人我都认识啊，跟他们好啊，他们有什么鬼官架子啊。他们都是你去他们家敲门就敲门，吃饭就吃饭。国内好些人都是神经病。这些年我都快被他们折磨成神经病啦。所以我都不跟他们来往。当官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替他们办事，经商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给他的孩子写推荐信。我没有必要跟当官的人交往。经商的陈XX、王X，我都不理睬他们。”

这样出位的言行造成了他在学界的孤立。能够真正包容“大嘴”邹恒甫的人并不多，要公开支持他更需要勇气。有人形象地描述：“如果让他和张维迎站队首，其他人自由选择站队，我想不到谁会站到他后面去。”“因为那不仅是态度的问题，更涉及利益。”即便那些自认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一再要求匿名。

一位邹恒甫的挚友曾经劝过邹恒甫不要那么毫无遮拦地去臧否人物：“爱憎分明是一个方面，不走极端是另外一个方面，不能说爱憎分明就必然要走极端。我说你为什么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三流四流。我说特别是林毅夫教授，林教授到武汉大学是怎么说你的，评价很高。他说林毅夫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不会计较的。我说别人这么尊重你，别人不计较，你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邹恒甫也一点不给同学面子：“我的同学给我提的意见最多，但我根本就不管他们。我说你们一事无成，听你们的，我搞什么啊。他们都太老爷化了。”

简新华感慨老一辈经济学家治学和为人处事风范如今已经鲜见：“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当年学术观点不同，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但私下是好朋友。”

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出他在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但鲜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对此，他并不在意，“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邹恒甫常常跟学生讲熊彼特和他的学生托宾的故事。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却大有不同。有人问托宾，你从你老师身上都学到了什么呢?托宾回答，他只是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经济学家(how to be a economist)。

“他就学的是那个范儿，当经济学家的气质，就是文史哲经社无所不通。”邹恒甫说。

“从哈佛大学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很多范儿。尤其我的同班同学，也学到很多，我们还在忙着考试，他们一进哈佛就已经在学术期刊上登文章了，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他们两三年就毕业了，我们还搞五六年。那时候真是群星灿烂，我们中国的学生过去，都是中等以下。钱颖一啊，李稻葵啊，胡祖六啊都是这样。哈佛招中国人都是出于照顾。我跟林毅夫说了，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还要等上200年。”

“现在我的学生还没有一个能赶上我的。”邹恒甫抱憾之余希望他的所有学生都能专心于学术，为“200年”后打基础。他给学生写推荐信的条件，除了听他的课并通过考试，还要他们保证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碰到毕业后去了投行或者政府部门的学生，他会直接骂他们是“叛徒”。他博客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你们再进投行，我就杀了你们”。

邹恒甫给CEMA2011届全体学生的毕业赠言是这样的：“你们有30多位好学之徒出国深造，我感到太高兴了!但愿大家都读完博士学位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朋友都说邹恒甫“太纯洁”，“偏执得就一定用他的那种纯洁的目标和理想的世界观来要求别人。那就没办法，别人永远很难达到他那个境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曾因著名华裔金融学教授黄奇辅离开学术界，而不再让自己的学生用黄编写的教材《金融经济学基础》。

这些年，他向世俗做出過的最大让步是，他不怎么骂自己那些去投行的学生了。近4年在中国的经历让他逐渐明白：“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即使搞学问，大家好像也都当独立董事，搞演讲，搞项目，都摸钱，这种学术的腐败行为简直是无法避免。”在这种环境下，他必须心疼自己的学生：“在国内读博士的话，他们会是生活都没有依靠的人，30岁都还要家里负担。”

只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的，“不好意思啊，我认为我一贯的正确”。

他形容和北大的官司是他“要拿北大来开刀”。“清华大学是管得更好，我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但他们把我挡在外面，不让我进去。”他也深知其中原因：“他们认为我太刻薄了嘛，都不理我。”

朋友聚会，邹恒甫永远是主讲。其实大家都喜欢他高兴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也喜欢开点玩笑，但在龙永红的印象中，这些年来这种场景越来越少。“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一整晚都在骂人。”在龙永红看来，“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就这样一直保持战斗的姿态。“我十几岁开始就认定自己要办学，所以我跟这些人斗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最想高兴的是，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偷偷摸摸地能在全中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让那些反对我的人都来学我。我真正觉得我的事业是非常光明正大、最有前途的，凡是阻挡我的，都将成为历史的垃圾。也因为这样，反对越大，我越过瘾。”

作者：李光敏

第3篇：班主任工作反思:你为什么要做班主任？

近几年，学校在人员工作安排时，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又“可喜”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教师“争先恐后”地申请做班主任。许多教师过去无论学校怎么动员做工作都不愿意做班主任，而如今竟主动要求做班主任了;有些教师驾驭课堂、管理学生能力实在有限，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与学生发生冲突，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求助班主任或学校领导来处理，现在也竟然提出做班主任了。这种“主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人人皆知的原因，那就是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职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晋升职称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班主任工作经历。由此可见，“主动”的原因是为了评职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动机影响行为。作为班主任，首先必须要思考：为什么要做班主任?有的人确实是为了评职称，有的人是被那有限的班贴所吸引，更多的人是被动地服从学校的安排。我不敢说，基于这样的动机做班主任就一定做不好班主任工作，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优秀班主任，更不会成为教育家。要想成为优秀班主任，必须出于以下目的：

一、为了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著名的教育家魏书生曾说过：“不做班主任的教师不是完整的教师。”我觉得很有道理。教育是一项复杂而艰辛的劳动，不单纯就是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技术性劳动，它还包括更重要的教育管理学生的重任。班主任就是此重任的主要担当者。虽然做班主任很苦很累，工作压力大、任务繁重，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既要上课，又要教育和管理学生;既要协调任课教师关系，还要与家长沟通;既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关注学生的品行，更需时刻把学生安全挂在心头。(班主任工作 http://【范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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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班主任每天要做什么事？

一、班主任每天要做什么事?

1、每天清晨上课前先走进教室，了解班中学生的到课情况，了解课外回家作业的完成情况，指导早到学生的学习安排与有序活动。(早上到校时，先去教室转转)

2、每天表扬三位或三位以上作业认真的学生，好以点带面，让学生有羡慕，有骄傲，有方向，有努力。(学生上课前，或作业时花几秒钟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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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天能认真地与两位学生交流，谈学生个人情况或了解班中实情，使增进了解，处理班级事务有针对性。(下课时间，找同学谈，或与学生偶尔相遇中谈谈)

4、每天关注喜欢看课外书的同学，并参与其中，至少逗留在一位或几位同学的身边，一起看上五分到十分钟的课外书，默默中培养习惯，关注中培养认真，参与中激发兴趣。

5、每天中午巡视学生的就餐情况，保证就餐文明，使每个学生尽量吃好。

6、每天鼓励一位有进步的学生，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

7、每天放学检查学生的课桌，促进学生学会收拾自己的东西，学习用品不丢三落四，并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

8、每天重复一句话：心中有集体努力靠自己，全班同学一个也不落下。

二、哪些事可以由学生做?(班主任工作 )

早读可以交给课代表分配和管理，作业有组长收上来，班规的制定可以有班委会组织全班同学共同制定……但教师一定有从旁指导。

三、哪些事必须由班主任做?

第5篇：班主任每天要做什么事？

一、每天清晨上课前先走进教室，了解班中学生的到课情况，了解课外回家作业的完成情况，指导早到学生的学习安排与有序活动。(早上到校时，先去教室转转)

二、每天表扬三位或三位以上作业认真的学生，好以点带面，让学生有羡慕，有骄傲，有方向，有努力。(学生上课前，或作业时花几秒钟表扬)

三、每天能认真地与两位学生交流，谈学生个人情况或了解班中实情，使增进了解，处理班级事务有针对性。(下课时间，找同学谈，或与学生偶尔相遇中谈谈)

四、每天关注喜欢看课外书的同学，并参与其中，至少逗留在一位或几位同学的身边，一起看上五分到十分钟的课外书，默默中培养习惯，关注中培养认真，参与中激发兴趣。

五、每天中午巡视学生的就餐情况，保证就餐文明，使每个学生尽量吃好。

六、每天鼓励一位有进步的学生，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

七、每天放学检查学生的课桌，促进学生学会收拾自己的东西，学习用品不丢三落四，并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

八、每天重复一句话：心中有集体努力靠自己，全班同学一个也不落下。

二、哪些事可以由学生做?

早读可以交给课代表分配和管理，作业有组长收上来，班规的制定可以有班委会组织全班同学共同制定......但教师一定有从旁指导。

三、哪些事必须由班主任做?

批改作业

与学生谈话

与家长沟通

表扬学生

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和生活习惯的教育

第6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班主任-班主任工作心得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班主任

一、要做一个学习型的班主任。

首先不要把做一个学习型的班主任看的很难，要有敢于学习的欲望;其次不要总拿“过来人”自己上学的经验管理学生，要学习新形势下班级管理的高招;第三要注意留心生活和身边的教育案例，处处皆学问，处处值得学习。

另外，每一学期每一学年都要有自己的班主任个人成长计划，尤其要侧重学，学什么?适当的关注比较新的教育理论，认真的学习一些和班级管理相似的教育案例，多读一些和班级管理、班主任相关的报刊杂志，如《班主任》、《班主任之友》等等;多学一些心理知识，尽可能的参加教育方面的活动，比如以上两家杂志在网上举办的征文等等;多观察身边的班主任，看看同事有什么管理的妙招……可能我们没有刻意的要去学成什么“大家”，但学习带来的充实感和临阵的具体应用，至少能让我们的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

不要埋怨没有时间，其实我们班主任的时间是“最充裕”的，从早到晚管理的空隙，哪怕仅有几分钟，也能变成学习的时间。一则教育案例、一个简短的教育新闻评论、甚至一片精美的散文，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点滴时间学习思考的啊!

成功的专家，在由平凡走到今天的过程，不都是自己善于学习的原因吗?

二、做一个有智慧的班主任。

我们平时有这样的体会：在研究、实施管理班级的时候，脑海中也会闪现一些“火花”，这些“火花”，我们把握了，利用了，就会成为我们的闪光点，就是一种智慧。比如一次和一名学生谈心，得知很多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自卑情绪，人为的放大了自己的缺点。我灵机一动，缺点的对立面不就是优点嘛!让他们把自己更多的优点找出来不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嘛!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设计了《其实你很优秀》的主题活动，不仅在班会上渲染气氛，还设计了表格，让每个同学把别的同学的优点写下来，然后我装订成小册子。这样，每个同学就得到了全班其他同学的“优点”清单。班级的精神面貌因此好转，原因就是那不仅仅是优点清单，更是一份信心增强剂啊!

做一名有智慧的班主任，才具有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斗智斗勇取胜的把握，现在的学生接触的事物多，尤其是新事物，再加上年龄的特点，他们甚至感觉比老师要“聪明”，尤其当一些小聪明耍成功的时候，管理的难度会更高。“生高一尺，师高一丈”在知识传授上，我们可以毫无保留，但在管理上，我们要想法设法，运用智慧的能量一直走在他们的前面。

三、做一个善于总结的班主任。

许多成功老师的收获在于他们长期的班级日记，在班级日记里面，可以写下每一天班级发生的事情和对这些事情的思考、研究及解决方法。言辞并不华丽，但我们能看出一位班主任老师为此付出的努力，每天的班级日记敢于拿到网上亮出来，不做好认真的总结，不把握事情的公平真实，肯定是不能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家长的认可的。我们平时搞一些活动，活动开展的即使很好，不做好总结也是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最起码，表扬积极分子必不可少，何况总结的过程，也是自己反思积累的过程。当把自己的总结反思整理出来，是对自己思想的梳理;如果再敢于拿出来，也是一种勇气的展示;两者相互促进，能会做得越来越好!

四、做一个有爱心的班主任。

我们做班主任，普遍感到的是累，尤其是认为自己对学生付出了很多“爱”并不能被学生理解、接受的时候，那种落寞、那种失望会进一步的加深这种“累”的感觉，并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情绪。所以，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付出爱心，要付出一种可以被学生接受的爱!

桂老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问很多老师都说爱学生，问很多学生却说感受不到被爱的滋味!为什么学生不能感受到老师、班主任的爱呢?因为爱的给予要讲究智慧、方法和技巧的。在桂老师的“因生给爱十法”的精彩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她对学生和学生对她的那种充满真情的爱。所以，我们做班主任首先要保证自己真的爱学生，还要会爱，更要保证能让学生感受到我们的爱!爱的力量是巨大的，学生因爱而生的对班级的热爱和对我们的尊敬，才是班级管理的润滑剂。

五、做一个重视师德的班主任。

学生不仅具有超强的模仿能力，也具有很高的联想能力和创造意识，毋庸置疑的说，一个班级的风格、一个班级学生的素质，往往和班主任有更大的联系。(班主任工作心得 )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师德修养，不重视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我们的班规再好，我们的要求再严，“捣乱分子”仍将是层出不穷，在他们的身上，你会看到来自我们的一些被放大的师德缺陷。

如果路上碰到学生和我们打招呼，微笑和回敬会提升我们的亲和力，冷漠或随便的哼一声会永远的阻碍学生再次的礼貌。这是细节，更是一种师德的体现，当我们埋怨学生没有礼貌的时候，是否想过自己对学生的态度呢?

此外，自己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塑造自身师德，提升自己人格魅力的关键所在啊!

六、如果以上做不到，请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

人无完人，班主任也没有完美的班主任，如果以上我们做不理想，那就坚持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凭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至少也可以避免工作的拖沓，至少也能给安慰自己的良心。

生活不能尽如人意，工作也会有疲倦期，当自己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在学生的面前暴露。班主任积极地心态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蓬勃向上，消极的意识也会有更快的传染性!至少，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是必须的。

丰田汽车存在缺陷，可以召回;我们的教育是不可召回的，学生的童年是不可复制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我们充当什么角色是由我们演出，他们评判储存的啊!

我们不要求他们将来感恩戴德，至少要有一句“这班主任很认真负责”的评论吧。

第7篇：为什么要做法官

法官，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性

—为什么要做法官，如何做好法官征文

“为什么做法官”?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杰勒德〃布伦南说过“带着从司法经历中取得的经验和从自省吾身而获得的智慧，我们可以判断当法官是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或最佳选择”。在中国，司法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人民法官为人民司法是始终不变的宗旨，这就决定了人民法官必须要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人民群众信任的平民法官。

大学毕业后，我经历了四年的企业工作生涯，这四年的时间我从没放弃对法律工作的追求，期间从未间断对法律知识的学习。2007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进入了昭苏县人民法院，开始了从书记员到法官的历程。刚到基层法院的我，先后被分到执行局、立案庭、刑庭锻炼。每天照惯例做着庭审记录、送副本、发传票之类的事儿。书记员的工作很快得心应手了，新鲜感也就随之消匿。在我们这样的基层小法院，书记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除了给庭长和审判员做书记员外，我还协助审判员做些其他工作。调解书、判决书我们也没有“署名权”。所以我们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倒更象是现在的程序法官。我仿佛找到了新的兴奋点，沉浸其中，一本正经，一丝不苟。每成功调解一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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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写完一份判决，每发现一个法律问题，心中都有一份满足。满足于当事人视我为“法官”的尊重，满足于我能象“法官”一样为我的当事人主持正义。每当朋友们调侃，象我这样的“小法官”坐在庭上，是否能震慑当事人。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回应，只要坐在了审判台上，就自然有了法官的威严。在我的眼里，是“法官”这个称谓，是法庭这个特定的场景，赋予了我“法官”的威严。而因为我的年轻，“法官”的威严又被打了折扣。而我又是那么自信，自信凭一颗公允善良的心和专业的法律训练，以及捍卫公正的豪情足可以做一名称职的法官。

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当我做了法官，我要柄持那正义之剑，惩恶扬善。遗憾的是，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正式步入法官的行列后我却远离了庄严的法庭，开始了在法院立案庭开展送达工作，并协助庭长进行立案、流程管理等其他工作。曾经设定了自己的职业格言“既然选择了法律，就要崇尚正义;既然做了法官，就要为权利而斗争。”因而人在立案庭，却始终牵挂着那个法庭，牵挂那些把诉讼当作了最后救济手段，企盼法院公正判决的当事人。我这个不坐堂的法官，也就把“实现公正，为权利而斗争”的梦想托付给我那些坐堂问案的法官同行。

经过时间的流逝和工作的磨练，使我认识到，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迈向“法治”的国家，人们还难以将“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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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谓与社会精英阶层相联系。而我们需要的是懂得老百姓生活疾苦的“平民法官”。平民法官是人民法官的本意。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说明了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共和国真正的主人，而一切履行国家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任何人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都不应高于人民，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国家机关都在前面加上人民二字的本意。作为人民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审判权，是由人民赋予人民法官来行使的。所以，人民法官职业的神圣性，是源于审判权是由人民所赋予的这一根本属性上，神圣的应该是人民，而不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作为人民法官必须时刻清醒地牢记自己的职责，必须对人民所赋予的审判权充满敬畏，必须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这才是人民法官的本意。

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人民法官只能是平民法官。平民法官是指人民法官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指的是人民法官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平民就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平民在社会中不享有任何特权是一律平等的。平民法官是说法官是平民，而不是说平民是法官，如果错误地认为平民法官就是说平民是法官，这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反动，这就不是讲“法治”而是想“法乱”。所以，我们必须对此要有正确和清醒的认识，要坚决防止出现偏差和走极端。做平民法官就是说人民法官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没有自己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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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忠实的维护者，是人民审判权的最忠实的执行者。除了坚持和追求“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和企图。既然人民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公务人员在社会地位上就不能高于人民，所以，人民法官的平民性是由人民司法的本质所决定的。

法官是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的法律职业。如果你没有高超的法律技能，就无法护卫正义之神;但法官在群众面前绝不能自视为社会精英群体，如果你将自己当作“官”，就亵渎了“人民法官”神圣。法官是一种境界，是融法律与品格为一体的境界;法官是一种人生，是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修善自我的人生;法官是一种信念，是获取人生辉煌的信念。

法官是我人生的梦想。

人生有梦才精彩。

立案庭：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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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法官是对人民法官的更高要求。做平民法官就是要求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要做到司法公正、廉洁、为民，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既要严肃执法又要文明执法，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对法官自身素质的要求上，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专业素质，既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在履行职责上，要始终把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第一职责，办案是我们法官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和要求，也是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要确保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要坚决杜绝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在对法官工作作风的要求上，要坚决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衙门作风、老爷做派，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坚决克服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做平民法官就要求我们不能高高在上，要有普通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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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人民群众始终充满感情，把自己当成是人民中的一员，要牢固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要“只见公仆不见官”“俯首甘为孺子牛”，要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平民法官要融入到群众中。要真正成为平民法官就要求人民法官必须从感情上认同，在心理上认可，在行动上体现，具有平民意识，“要像马锡五同志那样，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工作，高度重视解决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高度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解决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要大力推进法官下基层工作，深入农村、企业、社区、学校，像马锡五同志那样融入到人民群众中间，真诚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司法的生命就在于公平与正义，我们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角度上，才能切身感受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平民百姓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人民群众是多么的盼望和渴望。

做平民法官不是说法官就可以平庸，更不是否认法律的专业性和法官的职业化建设，二者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对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所以，我们提倡做平民法官，就是希望广大人民法官放低身段，放下架势，放开心理，以平民的视角去审视司法的重要性，审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必须能得到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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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真心拥护和信任，要让人民群众从心里真正认同你是“咱老百姓的法官”，这才是做平民法官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法官是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的法律职业。如果你没有高超的法律技能，就无法护卫正义之神;法官是法治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谋取生活的手段，就亵渎了它的神圣。法官是一种境界，是融法律与品格为一体的境界;法官是一种人生，是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修善自我的人生;法官是一种信念，是获取人生辉煌的信念。

法官是我人生的梦想。

人生有梦才精彩。

第8篇：企业为什么要做9000认证

ISO9000认证又叫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通过ISO9000认证有什么好处

1) 市场部门要求企业取得或保持此证书，因为

A)有时客户要求企业一定要通过ISO9001认证证书，才能成为他们的供方;

B)在开发新客户或拜访陌生客户时，提供证书或声明本企业通过ISO9001认证，可以提高陌生客户对自己企业的信任度;

C)应付各类外来检查或验厂时可以用到;

D)向市场(包括最终消费者)证明自己是一家“入流”企业，具备一定的质量保证能力。

2) 公司行政部门要求企业取得或保持此证书，因为

A)为获得某些资质或为了树立公司形象或品牌，需要此证书，如建筑业资质的申请、省名牌的申报等;

B)在与政府、银行、合作方联系工作时，有时需要展示此证书以证实自己的实力、并获得相关方的抚持;

C)其它管理活动可能也需要有此证书，如证书对人才吸引的影响。

3) 公司决策层提出的要求，原因可能为

A)企业所有者(如老板或股东)需要判断自己企业的管理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

B)需要赶上或超出竞争对手，以保持优势。

更详细的介绍，请到我的看见查看

http://hi.baidu.com/燕子021021/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