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高职教师学习：问题、原因与对策
[摘要]教师作为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代理人，其学习直接影响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效能。由于高职教育“改革多动症”、高职院校“项目依赖症”以及高职教师“搭便车行为”，致使教师学习深陷学习动力萎缩、学习效果低下、学习与教学割裂的学习陷阱。而要摆脱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学习陷阱，关键在于高职院校精准定位、精选项目、精准转型以及精准发力。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师学习;学习陷阱
[作者简介]吴金航(1983- )，男，贵州大方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 贵阳 550025)朱德全(1966-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南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体系研究”(课题编号：18SKB051，课题负责人：朱德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课题批准号：2018社科博〔7〕号，课题负责人：吴金航)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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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改革进程中，教师是重要的代理人，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改革顺利推进。可以说，“教育改革成败取决于教师的专业能力、投入程度以及所抱持的观念，任何学校变革的进行都依赖于教师对改革愿景的心理认同和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①。同时，改革发展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与高职改革发展相互促进。教师学习是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高职改革得以落实的前提。然而，高职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陷入学习陷阱，影响教育的专业发展，进而阻滞高职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高职教师学习的现实困境、成因及其摆脱，对高职教育改革和高职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职院校教师“学习陷阱”的问题表征
教师学习是高职教师实现专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是高职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基本前提，是促进高职学生素养养成的有效推手。全面深化改革境遇下，对高职教师的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策略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研究发现，多数高职院校教师深陷学习陷阱而难以自拔，具体表征为高职教师的盲从式“尾随式学习”、缺少自觉参与的“功利式学习”、缺乏自我反思的“机械式学习”、弱化系统知识建构的“碎片化学习”、迷失自我素养养成的“本末倒置学习”。
(一)改革需要教师心中有“度”，但教师“尾随式学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检视高职院校教师的学习现状，可以发现诸多问题无不与“度”的把握息息相关。在将新的高职教育改革理念落实到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欲求实现有效学习，有一些“度”需要高职教师自己把握或进行反思式学习。反思式学习，即高职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调控学习欲望，精准自己需要的，规避贪多、贪全而导致学习浅表化的危险;另一方面自我深刻剖析，找寻适合自己的，避免“食而不化”的困境。然而，在学习过程中，许多高职教师盲目尾随改革理念，知识照单全收，缺乏反思式学习。这种尾随式的学习方式难以形成有效学习，不利于构建高职教师个性化的知识体系，不利于落实高职发展新理念，也不适合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发展之需，甚至可能沦落为“热热闹闹一台戏，一旦演完无痕迹”的流弊之中。
(二)改革需要教師真实参与，但教师“功利式学习”
“双高计划”的新理念是高职教育改革的核心。新高职教育理念的提出势必对高职院校已有的组织思维模式、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提出新的要求，对高职教师则意味着要更新观念，发展新知识、新技能、新专长，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高职改革理念欲求落实，关键在教师。基于此，高职教师学习是有效参与高职改革的提前。只有如此，高职教育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和效果。然而，当前多数高职教师的学习行为是一种“他律行为”或“他主学习”，多以获得文凭、证书或考核为旨趣，真正围绕专业成长的自律学习或自主学习还不够。多数高职教师参加项目活动也旨在职称评定，真正以教学问题解决、教学经验提炼、课程资源开发、科研素养提升而开展的自主学习还较为薄弱。这种功利性的学习目的助长了高职教师“自我防御”的学习意识，如果缺少高职教师的自觉参与，高职教育改革必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和成效。
(三)改革需要教师且行且思，但教师“机械式学习”
高职教师要有效参与高职教育改革，关键在于解决改革什么、为什么改革及如何改革等核心问题，而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离不开高职教师反思。教师唯有通过反思，才有助于认清传统高职教育理念的陈旧落后，进而接受和内化新的高职教育理念。进一步而言，高职教育改革的过程就是高职教师反思的过程。从此意义来看，高职教师对高职教育教学活动反思质量的高低是决定高职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名目繁多的改革、不同性质的各种考核，加上高职教师工作负担繁重，外出进修机会偏少，难免会增加高职教师的心理负荷。一些高职教师虽然意识到在职学习的重要性，但自主学习能力亟待提高。这些高职教师往往是基于外在的压力或院校不断申请项目，依靠项目推动的他律学习。很显然， 这种停留在任务与应激情形下的机械学习状态是不可能真正取得学习效果的。
(四)改革需要教师知识体系化，但教师“碎片化学习”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质量教学的根本保证。高职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今天，高职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学习，更新职教思想理念，完善职教知识结构，提高实操能力，才有助于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然而，高职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高职教师往往通过参差不齐、层出不穷的项目进行碎片化学习，这将导致高职教师的碎片化知识增多，难以形成系统。碎片化知识虽然针对性强，但源于仅为了单一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忽视系统知识的构建，不利于教师将所获知识或问题分析框架有效地迁移到其他知识学习和问题解决中。此外，缺乏系统知识建构，易导致高职教师过度迷恋形式，忘却基础。长期接收这些碎片化知识会让高职教师丧失思考的习惯，从而变成碎片化知识的“储存器”。
(五)改革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内涵，但教师“本末倒置学习”
课堂教学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场域，离开课堂教学，一切教育改革都会沦为空话。全面深化改革境遇下，各层次、各类型高职院校教师更应把握高职发展机遇，着力提高自身内涵;深化产教融合，勇于创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走以提高专业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与“学”协同发展。然而，目前大部分高职教师的学习没有回归课堂教学，这些教师虽然注重各种高职教育改革理念的学习，但并不关心自己对高职教育改革理念是否熟悉与理解，是否能将其有效运用于高职课堂教学中。这种本末倒置的学习信念与学习方式，可能会培养出一批只会套用高职教育改革理念，不会把自身从高职教育改革中解放出来的教师。
二、高职院校教师“学习陷阱”的生成原因
在高职教育改革呼声高涨的境遇下，国家提出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我国高职教育重塑使命、自觉求变，围绕加快发展现代高职教育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行动。然而，由于高职教育改革模式层出不穷或受项目依赖的羁绊，抑或是高职院校教师团体学习中“搭便车”的心理预期等客观性问题，难免会让高职教师陷入学习陷阱，无法有效发挥高职教师的参与作用，甚至会阻碍高职教育改革的有效推进。
(一)高职教育“改革多动症”
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是学校教育存在的价值。为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高职教育领域不断进行改革，如示范校建设、中本贯通、四年制高职人才培养试点、中等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等。这些改革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职教育向好向善的方向发展，对高职学生、高职教育、社会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有的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改变，缺乏系统性、稳定性，甚至改革名目繁多，让教师忙于应付，无所适从。事实上，“改革不同于搬砖砌墙，不是花了力气就会有成效，而是需要耐心地调研和精心地设计。制订方案比实施方案更为关键，忽视方案设计，仓促上阵，不仅徒劳无益，甚至可能比不改革更糟糕”②。研究发现，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方案，除了展示形象工程，更多为文字游戏，实质上一切照旧。这种仅仅为“有所行动”而发生的高职教育改革行为，难免呈现出一种“改革多动症”的现象。事实上，任何改革的实施都不能割裂其内在的延续性与系统性，更何况这是事关“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
当社会在精神层面陷入一个对改革强迫性迷恋与依赖的怪圈，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就有了想方设法地改革、没完没了地深化改革，就有了各具特色的“折腾”。在此过程中，有人迷信改革，有人利用改革。大众期待的良好改革愿景，要么被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先锋们任意塑造、改造和再造，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要么被别有用心、有权有势的精英们控制和绑架，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甚之又甚的，是利用对改革的迷思，大肆设租、寻租，先在某些领域主动制造困境、设置障碍，进而提出改革方案，最后强力推进，在改革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收放自如，反复获利。改革的天经地义、势在必行，造成高职教育在全面推进和局部突破中，滥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比比皆是。接连不断的“局部麻醉”，与“休克疗法”带来的伤害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频繁而无序的高职教育改革可能会催生高职教师学习的盲从性、功利性、机械性和碎片性。
(二)高职院校“项目依赖症”
“項目依赖”是高职院校发展阶段教师团体学习经常存在的困境。所谓“项目依赖”，其基本含义就是“依赖项目资金拉动发展”。高职教育改革以国家多批次地启动国家职业示范校建设项目、国家骨干职校建设项目以及后续的提升职校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等为牵引，业已构建了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基于此，不少省级政府设置了相应的省级示范校和省级骨干教师项目，如省级示范校建设项目、职教专业人才试点项目、学徒制试点项目、职教体系试点项目，以及“企业顶岗”培训项目、双元试点项目、“双专科”项目等，以便广泛推动高职院校的发展。各高职院校也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抢抓各种“项目”机遇，构建高职教师学习团队，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企盼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这场变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段高职院校治理出现了“项目治校”的现象，同时也催生了“高职院校的主管机构甚至高职院校的领导可能会迷恋于通过不断争取新的政府项目来推动组织不断变革‘发展’”③。
在“项目依赖”的驱动下，“项目意味着发展，没有项目就不发展”业已成为各高职院校发展的普遍共识，“争抢项目”便成为各区域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战略。于是，通过突击式的“做方案”的项目申报便成为高职院校一段时间内最重大的战略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也在高职院校内部形成了强烈的学习氛围，但在项目建设阶段，这种形式的“项目依赖”在强调政绩和“轰动”效应的院校领导中可能更为突出，他们看重的是项目的象征意义，而不是以项目促进教师学习能力增长为目标。在他们看来，项目只是院校与地方政府和上层政府之间的一种资源获得的“游戏”而已。这种“以项目拉动院校发展”的“游戏”一旦成为运动， 就必然导致“院校跑项目”成为体制上难以规避的时弊，也将导致高职教师陷入学习困境。
(三)高职教师“搭便车行为”
高职教育改革过程中，通过项目合作可能会促进高职教师的学习动机增强和学习方式转变，但也可能形成“搭便车效应”。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在群体行为中个体会因责任分散或责任不明而产生不作为或少作为的现象，即易形成“搭便车效应”。在高职院校的项目合作中，虽然项目中的全体教师客观上存在共同的利益，但由于项目合作中存在责任边界不清的现象，致使有的教师在项目合作中缺乏主动性或不作为，只坐享其成;有的教师即使参与了项目，实则敷衍了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搭便车效应”可能会抑制高职教师个体为学校的利益而努力的动力，削弱整个项目小组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此外，“搭便车”的人多了，教师团体的学习效率必然降低，项目容易烂尾造成“沉没风险”，甚至损害高职院校利益。
高职教师项目学习中，“搭便车效应”形成的原因是多样态的：一方面与异质分组相关，异质分组难以规避教师个体间的动机、知识、态度、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与“平均主义”的教师评价机制关联，由于多数高职院校采用“平均主义”的教师评价机制，致使项目合作中高职教师的个人贡献与所得报酬对应不明，项目团队中的教师会生发减少自己的劳动付出而坐享他人劳动成果的心理倾向。教师缺乏项目合作的积极性，会导致项目工作无效，从而形成无效的项目学习。
三、高职院校教师“学习陷阱”的突围径向
教师学习陷阱是高职院校发展进程难以规避的现象，是教师的知识、技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教师学习陷阱不仅难以适应高职改革环境，还为高职院校变革过程无意识地制造障碍，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也得不到提升。因此，亟待从精准定位、精选项目、精准转型和精准发力四个方面助推高职院校教师摆脱学习陷阱，以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助推高职院校向纵深发展。
(一)精准定位是攻破教师学习陷阱的必要条件
高职教育改革要稳步推进，精准定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伴随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教育战略。为促进高职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国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时间表和线路图做了顶层设计。但由于我国区域地理、区域经济发展和高职院校发展的不均衡，诸多高职教育政策的推进还无法立竿见影。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受传统教育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的钳制，有效落实高职教育政策的难度更大，困难更多。鉴于此，高职教育改革要因地制宜，科学定位，稳步推进，避免不顾实际的“齐步走”和“大跃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定位高职教育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方向，增强高职教育改革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因层出不穷的高职教育改革而导致教师学习的盲目性困境。
高职教育改革的精准定位，就是决策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全球高职教育发展趋势为导向，立足当前我国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全面分析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准确把握我国高职教育的未来走势，以精准定位引领我国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高职院校应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战略为指引，基于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并设计有针对性的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案，确保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目标得以落实，从而实现高职教育改革的精准发力。此外，每所高职院校要立足实际，走出一条适合本校的特色发展之路。一言以蔽之，只有准确定位，才能纲举目张，思路清晰，精准发力。
(二)精选项目是攻破教师学习陷阱的基本前提
高职院校领导对自身所积累的项目经验的盲目自信和过分依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全能型领导的膜拜和幻想。若高职院校领导以全知全能为行动前提，往往会导致对高职教育改革项目的“抓抢”、包揽，甚至“费人、费财、费力”的“跑项目”状况。事实上，随着项目申报阶段有标准可依的“做方案”结束，建设阶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徒增，项目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会逐一暴露，如高职教师积极性不高、把握不好进度、会议议而不决以及循规蹈矩、缺少创新等问题，项目可能会被停滞甚至会被放弃。当高职教师被迫参与名目繁多、性质不一的项目申报时，高职教师学习就会陷入凌乱和碎片化的状态，从而导致教师学习陷入困境。
精选项目，就是对高职院校相关者能力有限理性的承认。高职院校相关者的精力、时间，以及对高职教育领域的认知总是有限的，任何主体没有绝对的能力来包揽性质各异的高职教育改革项目。即使“机缘巧合”拿下项目，但源于高职院校缺乏完成项目的物质条件，以及项目负责人缺乏完成项目的能力，项目实施往往会受阻或难以实现项目助推发展的功能。因此，精选项目是高职院校对自身能力有限性的反思，即高职院校重新审视自身的师资科研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以及项目保障机制，发现自身在参与高职教育改革项目中的缺陷与不足，并减少项目欲望，精选适合本校发展的项目，精深一个领域，探索弥补或增强项目能力。精选项目既是攻破教师学习陷阱的重要前提，也是高职院校推动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
(三)精准转型是攻破教师学习陷阱的重要保障
高职教育的发展是多方通力协作的结果。在高职教育改革境遇下，仅靠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或仅靠高职院校中的几个核心领导、专家、骨干愿意参与学习，高职教育改革难以顺利地向纵深方向推进。只有当国家教育领导机构、地方高职教育管理机构、高职院校，以及高职教师等层面的高职教育改革主体协同参与、共同组成高职教育事业发展共同体时，高职教育改革才可能达成最初的改革愿景与目标。进一步而言，就是要精准转型，即在管理组织方式上要由锥型式组织转向扁平式组织，在学习团队上要由“项目”团队转向学习型团队，在教师评价策略上要由平均主义转向激励主义。
实现精准转型，首先是构建扁平式组织，减少锥型式组织，赋予参与高职教育改革主体自決权，充分调动高职教育改革参与者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没有教师的协助和积极参与，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④其次是建立学习型团队，避免因项目所需组构的“临时团队”或“功利型团队”而带来的非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性团队，建立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以学习为中心的专业成长共同体。最后是构建教师自主学习激励机制，即将教师学习与教师绩效奖励挂钩，鼓励教师外出学习、自主研究、合作探究，将教师学习研究结果作为绩效考核指标之一，促使高职教育教师自觉有效地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从而破除平均分配所带来的学习动力不足的弊端。
(四)精准发力是攻破教师学习陷阱的主要途径
精准发力着眼于高职院校坚持问题导向的管理模式，这既是高职院校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又是提高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首先，以正视问题为前提。正视问题是一种求实的科学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但研究发现，大多数高职教师在项目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往往仅凭自己的喜好来看待问题，甚至有意规避某些棘手问题，这不利于问题解决，更不利于高职教育改革的有效推进。高职教育高度发展阶段也是问题涌现阶段，新问题与旧问题交织，认识问题与利益问题交错，问题避不开，也绕不过。以求实的态度正视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为厘清高职教育问题的类型及其根源，抑制问题的发展速度，以及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其次，以找准问题为核心。高职教师学习过程中问题无处不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高职院校不能大而化之地搞“一刀切”。在项目推进中，既要找准事实性问题，也要找到态度性问题;既要找准行为性问题，也要找到动机性问题。高职院校领导要深入一线，倾听教师呼声，听取教师意见，同时也要实地调查教师的学习动机强不强、学习态度端不端正、学习行为科不科学。此外，高职教师也不能置身事外，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学习目标是否明确，学习计划是否清晰，学习方法是否合理，学习结果是否有效。只有高职院校的领导和教师合理采用各种方法，深入检视，方能精准问题。最后，以解决问题为旨归。正视问题、查找问题旨在解决问题。高职教育改革推进过程中，固然要解决特殊问题和表面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抓普遍问题和深层问题。这类问题往往危害广、影响大。针对这类问题，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而要深查细究，由表及里，剖析原因，循因施策，真正达成改一个、少一个。基于问题导向的精准发力有利于防止高职教师学习陷入“搭便车”困境，使高职教师在观念与行动上处于稳准状态，从而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源头活水”，这也是破除高职教师学习陷阱的“一剂良药”。
[注释]
①林克松.职业学校教师工作场所学习绩效的理论模型、实然状态与提升机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5.
②崔发周.教学改革不能只图表面热闹[N].中国教育报，2016-03-01(5).
③郭建如，周志光.项目制下高职场域的组织学习、能力生成与组织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2)：162.
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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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晓平.基于校企合作平台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4(18)：75-77.
作者：吴金航 朱德全
[摘 要] 当前，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面临多重挑战，推进高校改革的路径突破是全面启动改革的重要环节。高校改革路径突破要审视其着力点、找准其切入点、抓住其推进点、明晰其引力点，从而形成改革的路径合力。与此同时，高校要主动融入“双一流”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大潮流，彰显中国特色，使大学一域之改革融入到中国改革全局之中，使其成为全局改革的动力点和支撑点，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添智慧。
[关键词] 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路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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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育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高等教育必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不断“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不断“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健全促进就业创业體制机制”等举措，为高校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不难发现，这些改革举措实际上明晰了高校存在着行政化问题突出、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陈旧、就业创业体制机制滞后，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法治意识不强、市场观念错位、服务和贡献社会弱化等现象。因此，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两个百年”的民族复兴大业，就必须在深化改革上寻求路径突破，找准方向、做好定位，矫正行政官僚化管理失序状态，破除利益分配中既得利益藩篱，完善和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除高校传统体制机制弊端，落实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使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高校教育现代化发展。
一 深化高校教育改革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还要有国情研判和问题意识
立足国情、重视问题，放眼世界、审视历史，成为高校深化改革路径突破的着力点。立足国情，重视问题，能够保持清醒、增强自信，有助于明确改革进程中凸显的紧迫问题，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和方向，推进高校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对接，有助于准确把握党的政治路线，把国家政策转化为高校改革的行动。具有世界眼光，能够通过比较国际高等教育审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实施高校人才培养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激发高校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整合国内外教育资源。扩大历史视野，能够从高校自身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查找不足，明晰矛盾，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打造高校自身特色，提升品牌专业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教育事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释放了力量，这些智慧和力量除了对西方高等教育现代文明借鉴外，更多源于中国自身文化优良传统和历史传承，源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自觉创造和开拓。但是，伴随时代发展、国情世情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高校教育不断推进的枝叶式突破已无法应对内部治理需求和外部生存环境带来的复杂挑战。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能否有效推进高精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能否弃除违反教育规律的过行政化操作，能否实现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能否立足自身优势打造特色一流学科，这些问题成为摆在高校面前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
因此，只有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响应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把握高校自身的历史变革，设计目标，精准定位，鼓足勇气和智慧，从实际出发，大胆突破和创新，才能使高校改革适应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顺应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二 深化高校教育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落实去官僚化，增强市场、社会和法治意识，尊重教育规律
破除既得利益，打破官本位，增强市场、社会和法治意识，尊重教育规律是深化改革路径突破的切入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作为高校改革的根本目标，其核心就是围绕“人才培养”为中心，在推进深化改革中办出特色明显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人才培养追求的是人才的质量和创造力，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需要。因此，高校不能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去办教育，而是要把注意力转向市场和社会，转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舞台，用市场规则经营学校，用教育规律管理学校，用法治理念治理学校。
当前，高校教育改革最大的瓶颈就是教育官僚化、教育政绩化、教育产业化过分彰显。教育官僚化加剧了高校教师对行政化的抵制，教育政绩化引发了腐败频生而缺乏科研创新和有效人才培养机制，教育产业化定位不当造成了教育企业化的错位决策。因此，必须彻底打破既得利益，认清问题根源，摆脱认识误区。正如习近平所讲，改革“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作为问题倒逼的结果，高校改革就需要有问题意识，要找准存在矛盾的化解点，义无反顾地实施问题突破。首先，高校各部门都要不断解放思想，明确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官本位，它容易产生既得利益。大家都翘首期盼官位头衔，因为官位头衔有资源，利于拿项目获利益，这就引发了行政功能错位。因此，高校行政要有准确的职能定位，行政领导不是要表现自己的权力地位，同一线教师争项目抢利益，而是要为教师开展教学和科研创造条件，推进实质性的教学治学；要为学生成长和学习提供支持，要为学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正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所讲，如果高校能够去官僚化，“行政不是取消，是要加强，提升层次、科学管理”。其次，高校自身要正确处理教育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对于高校教育政绩化和教育产业化问题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弄懂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使命在于培养人才的真谛，而把重心放在了狭隘政绩观和获取最大利益之上。错位的政绩观把学校规模大小，指标项目多少，院士多少，国家课题论文多少，培养高官富商多少视为追求重心。实际上，高校最大和最根本的政绩是要看能不能培养人才，培养的学生优不优秀，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优不优秀，教师队伍能不能以培养优秀学生为目标开展科研和教学，高校培养的人才对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有多大。更为严重的是，对教育同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误读导致了部分高校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高校的准企业化经营直接背离了“人才培养为中心”的主旨。用市场理念经营学校，实际上是强调高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要满足市场需要，引导学校优化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方向；强调高校各类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和产品开发要瞄准市场和社会，引导学生掌握市场和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强调高校要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的内在需求规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做好教育同国家政策、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的有效对接，最大化地贡献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智慧和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资金和政策，赢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与此同时，高校更应尊重教育规律，提升法治意识，明晰各部分、各學院职权关系，做到行政教学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打破既得利益的传统格局，解放思想，激活校园活力，使高校在面向社会，遵循教育规律，依法治校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现实回归。
三 深化高校教育改革需要强化制度机制建设，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化制度机制建设，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改革路径突破的推进点。当前，我国教育结构多样性，水平差异化以及学生对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越来越凸显，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公平和效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教育国际合作交流使生源和资源竞争日趋激烈。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教育理念和方式同样面临着多方位的冲击。针对教育形势的新变化，高校必须认清中共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的新格局——即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进一步加快推进和完善高校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确保人才培养形成强有力的制度机制保障。
在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改革格局下，抓好内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高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高校在自主办学上更要明确权利责任，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社会参与上，做到教育质量接受社会评价、教育成果接受社会检验、教育决策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吸引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改革同样需要有大局全局意识，做到校院两级，各部门、各科室共同参与，协调推进，共同谋划，形成科学、合理、有效、持续的顶层设计安排，最大化地吸引社会的广泛参与，扩大自主办学的空间。
高校顶层设计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和完善制度体制机制，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本上就是要形成稳定、系统、管用，能够释放创新活力、促使校园和谐、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教师奉献精神的制度体系。在制度体系的安排上，要充分考虑高校自身的发展状况、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依托资源、地域特色、学科优势、教师队伍、生源结构等因素，体现出制度结构和功能、硬件和软件的协同互补。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制度体系的执行力，也就是制度执行者能力的现代化。依托制度安排，行政人员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意识，规避官僚化陷阱；职能部门明确责权、强化协调合作，避免部门利益陷阱；教师要提升整体业务素质、修炼教学方法、增强责任意识，同时建立高校“引育并举”的人才工程制度和聘用奖惩制度、放活人才进出机制，提防功利陷阱；学生要提高实践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和责任观念，防止灰色技能陷阱。
有效规避各类陷阱，层级互动，纵横交错的执行合力才能得到释放；才能够进一步实现高校发展的稳中求破，破中求立，使各项制度体制建设更趋完善，更加协调，激发创新发展的勃勃生机。
四 深化高校教育改革需要全面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高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提升文化传播功能，强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深化改革路径突破的引力点。当前，“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地位越来越凸显。高校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功能，要坚持德才并举，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时刻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引导高校毕业生自觉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
强化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放大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校园的传播力度，培育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这能够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场域，其制度安排更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导航定向，高校的各个组织主体就会失去共同治理学校的根基，制度的执行就会迷失价值方向，因此，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需要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能够激发师生员工的正能量，唤起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增进高校深化改革的效能。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一旦融入高校生活，让大家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同高校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就能够使广大师生员工产生共同的价值认同，形成治校的价值合力。共同的价值认同势必会提高改革的效率，增强改革的动力，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集中更多的力量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彻底清除改革征途中的羁绊。
实际上，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高校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高校作为文化知识创生和传播的重要场域，彰显主流价值文化责无旁贷。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就是要传递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高校通过文化传递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事业中去，其服务社会的最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发挥。与此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自觉纳入到高校深化改革之中，有助于从教育领域首先解决当代社会信仰缺失问题，补充师生员工的精神之钙，并为找准高校的办校理念、办学思路、办学目标提供价值指导，有助于使高校参与改革的每个个体“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表率。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认识”。当前，高校改革的路径突破不但要从高校自身发展中去深化认识，还需要从中国改革全局中去汲取智慧和经验，认清当前高校所面临的创新创业、双一流建设、新工科、教育信息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不断提高突破的勇气和智慧，找准高校改革路径突破的着力点、切入点、推进点、引力点，自觉地把高校一域的改革融入到中国改革的全局之中，使其成为中国全局深化改革的动力点和支撑点，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树立榜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山劈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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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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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玉波.坚持立德树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N].中 国教育报，2013-11-05.
作者：郝身沛
[摘 要]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弊端，进一步激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与治理。具体到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三方面改革，公共政策意在构建有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力量积极性的包容性制度框架，公共管理旨在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协同共治的包容性治理结构，公共服务重在保证公平可及，加强关乎弱势群体基本需求、可行能力与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创新服务。中央和地方正在强力推进的政务服务改革，既是积极的实践探索，又是对改革要义的有力诠释。面向未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加强改革成效评估；总结推广各地有效做法。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包容性发展；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加快我国老龄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研究》（14AGL02）；江苏省 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高传胜（1973—），男，江苏淮阴人，博士（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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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适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抉择。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反映出来的蓝图看，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而且力度相当大，真正体现了“全面”“深化”特征；而改革的根本任务，则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与潜力，充分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的潜能与创造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一方面是调整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调整阻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奇迹，而且包括经济总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亦已大幅跃升。然而，与此同时，长期快速发展中累积的问题亦不断凸显，其中既反映在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困难上，也体现在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和互促互动不足上，同时，在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等方面亦有所体现。因此，中国又到了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经济基础更好发展的关键时期，更何况，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場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阶段。
不仅如此，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社会活力与潜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我们适应实践发展、顺应形势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过程；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在矛盾中运动，呈螺旋式上升的，这决定了改革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如果说中国崛起依靠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不断释放所产生的低成本规模竞争优势，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源环境状况日趋紧张，中国必须尽快转变到依靠改革红利所产生的效率、创新驱动的新发展轨道上来。
二、改革旨在破除行政障碍，
推进包容性发展
从学理上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即在于破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行政性壁垒，有效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真正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经济社会政治等协同共进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作为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同时亦更具人文关怀和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模式，包容性发展已经成为相当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实践。其理论内核可以从发展主体、发展内容、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亦即：在发展主体上强调全民共同参与、发展人人有责，在发展内容上主张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全面协调、统筹共进，在发展过程中重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在发展成果分配上倡导利益共享、关照弱势群体。[1]
在上述四个方面内容中，最后一个方面的结果，需要以前三个方面为前提条件，并且要得到前三个方面的支撑与保障。从学理逻辑和实践层面看，如果前三个方面做不到、做不好，最后一个方面往往也难以真正实现，即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艰难地实现，也会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样，水平极低。因此，如果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将“利益共享”理解成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政策上也容易产生误导。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应该从包容性发展的前三个方面内容着手，加快构建起有利于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框架以及相应的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结构、公共服务体系，进而推动包容性发展。之所以要如此改革，还可以从中国历史、现实及其变化和政府作用与边界的理论探讨角度进行分析。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不仅经历了相当漫长时期的封建集权统治社会，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广泛而又深远。对于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强政府对一盘散沙式社会的有效整合无疑是必要的，而且这还有诸多方面的好處，其中包括有助于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并借此培育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国防实力伴随经济崛起而不断增强就是规模经济性的最好体现，这无论是从武装人员占总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还是军费占GDP的比例、人均军费等指标的国际比较中都可以得到验证；中国高铁的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则离不开强政府所带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有力支撑，其中包括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在技术引进方面所产生的有利的市场谈判地位。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断变化，政府作用与边界必然也会发生变化。这在经济学、政治学中一直都有不同看法。比如在政治学中，即有政府有机论和机械论两种不同哲学。政府有机论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然有机体，每个人都是有机体的一部分，政府是这个有机体的核心，因而社会目标由政府确定并由政府引导去实现；更有甚者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政府应该通过法律和适当惩罚来与“恶魔一半”作斗争。相反，机械论并不认为政府是社会有機体的组成部分，而认为它是由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人为创造的东西。“政府是一个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处在舞台中心的是个人，而非群体。即使在机械论内部，对于如何增进人民利益，又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歧。[2]其中，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职能应该是有限的，他们反对政府有太多的经济作用，有的甚至怀疑政府改善社会福利的能力。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为了个人利益，政府应该进行大量干预；当反对者提出这种干预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时，他们则回答，“自由”不仅仅是人身不受侵犯的消极自由，还包括有可行能力去做什么的积极自由。一般认为，政府机械论在英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中又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歧；中国则是政府有机论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机械论的两个流派亦有众多信奉者。但客观而言，英美国家并非绝对的机械论者，他们也经常讲求国家利益；中国也并非完全的有机论者，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发挥个体的作用，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都着眼于此。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过强及其带来的路径依赖性影响依然存在。比如，不少民众仍然习惯于凡事找政府，企业和社會组织总喜欢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一些企业经营者喜欢与政府官员打得火热并构建复杂的政商关系，甚至官商勾结等腐败链条、网络，尽管这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已经大有收敛。从根源上探析，首先，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掌握着太多的资源与权力，对微观主体的切身利益与发展机会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民间主体有很强的寻租动机；再者，政府这只“手”还时常闲不住，甚至伸得太长。实质上，全面深化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该放手要舍得放手，简政放权、加强社会治理，即是如此。管住“有形之手”，斩断伸得太长的手，比如确定权力清单并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与约束；第三，在该出手的地方要高效出手，比如强化监管职能、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总之，放手、收手以及高效出手，都是为了让民间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公共政策改革，
意在构建包容性制度框架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从学理上进行系统梳理并考虑后续实施，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密切相关，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是三大方面，即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共政策的努力方向是要构建起有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力量积极性的包容性制度框架，公共管理则重在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分工协作、互补互动的包容性治理结构，公共服务则应在保证服务公平、可及的前提下，加强兜底保障功能，进一步完善针对弱势群体基本需求、可行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创新服务体系。这部分将重点分析公共政策体系与内容方面的改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改革将分述于后面两个部分。
“包容性制度”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2012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其中他们用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或曰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来解释一些国家的繁荣与贫穷。通过国际案例比较，他们发现，繁荣的国家和社会通常都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其中经济制度的特征主要包括：保护产权（secure private rights）、公正的法律体系、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个人发展机会与创业积极性）、行业进入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职业、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政治制度的特点主要包括：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以确保国家基本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建设，等等。他们将这样的制度称为包容性制度，并将它与攫取性制度相对。在“攫取性制度”下，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并被少数精英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因而大多数人缺乏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即便这种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也很难持续繁荣，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甚至还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内乱和不稳定。因此，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3]
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说，包容性制度就是能够全面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发展积极性并充分发挥每个人与生俱来潜能与创造力的制度，换言之，即是有助于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的制度。由此看来，将包容性制度与排斥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相对，则更为合适。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理应以包容性制度作为自己的改革目标。按照诺斯关于正式制度的理性设计思路，政策制定者应该像一个歧视性垄断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那样行事，为不同的选民群体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正义，并设计和保护产权；而作为回报，他将获得税收收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为此提出要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对照来看，这正是理性设计包容性制度的思路。而且在政治方面，《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也符合诺斯论述的提高政治效率的改革方向。按照他的论述思路，政体从只有单个、绝对的统治者向民主政府演化，能使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从而剥夺统治者任意敛财的权力，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作为契约实施的第三方，其结果是提高政治效率。
构建包容性制度框架的公共政策改革目标在《决定》中已经得到充分反映。根据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政策形成过程中相关方面之间的关系，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管制性政策和自我管制性政策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公共政策，《决定》中都有相应的要求。对于分配性政策，《决定》提出要“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于再分配性政策，则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管制性政策，涉及经济、社会不同领域，比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等。在自我管制政策方面，《决定》中有专门一章关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内容，并提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四、公共管理改革，
旨在形成包容性治理结构
全面深化改革，除了要重新审视并改革公共政策之外，还应改革公共管理体制机制与方式方法。只有将政策制定与实施两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破除阻碍发展的行政性壁垒，激发社会活力，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从现实看，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包容性治理，既符合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都比较大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同时也是发展民主政治、满足不断成长的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需求的客观需要。再者，学术前沿趋向亦表明，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范式需要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公共治理范式转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这里仅以公域管理理论演进趋向来说明公共管理改革选择以包容性治理为目标的合理性。
综合而言，公域管理范式从早期的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公共行政”范式，经过“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再到“公共治理”范式的不断演化，实质上就是向不断强化民众参与、更大程度地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包容性治理范式的转变过程。新公共管理范式针对公共行政范式所产生的行政僵化、服务低效甚至政府失灵等问题，提出引入竞争机制来改变政府管理方式。以效率为核心、以顾客为导向，强调分权和授权，鼓励竞争，倡导参与式管理，破除等级森严的强势政府和官僚体制，是新公共管理范式的重要特征。据此理论，政府角色应是“掌好舵”而不是“划好桨”。新公共管理范式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人，公民则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因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必须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主权，提高供给效率。[4]
然而，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政府架构仍是封闭的，公共决策仍是内部决策，甚至在“掌舵”时却忘记了谁是“船”的真正主人。于是，新公共服务范式应运而生。按此理论，政府官员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其工作重点既不是掌舵，也不是划桨，而是建立具有较强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于与营利性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一起，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其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问题解决的促进者、牵头人、组织者、协调人、中介人甚至裁判员。因此，政府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同时，政府还必须是开放的、可以接近的、有回应力的，要能满足民众需要，并为其创造机会。此外，政府不仅要关注市场，还应关注法律、社会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5]
相较而言，公共治理范式则更进一步，它不僅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还强调治理依据和方式多樣化。在治理主体上，它不仅重视社会部门作用，而且把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等放在与政府组织对等地位上，强调多部门有效合作，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因而多中心协同治理是其重要特征。在治理依据上，不仅强调要依据国家立法，还要依据包括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甚至不同主体间的协议，因而各行业从业者不仅要遵纪守法，还要遵守基本的社会道德和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在治理方式上，主张根据实际需要，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能使用非强制方式就不用强制方式，能用双方协商方式就不用单方强制方式，能用自治方式就不用他治，遵照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的选择顺序，追求公共治理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此外，还主张所有公共治理主体权责对等，确保没有权力不受监督、没有权利不受救济；必须依法承担违法责任，确保过罚相当、罚当其责。[6]
由上可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增强各级主体的责任意识，强化社会分工与平等协作，实现开放、民主和有回应力的包容性治理是基本趋势，我国现行公共管理范式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包容性治理结构，并在此结构下，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即一方面通过机制创新，充分调动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监督其他人不负责行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提高从业者不负责任行为的成本，通过双管齐下，降低危害社会事件的发生率，并推动包容性发展与治理向良性方向前进。
五、公共服务改革，
重在增强包容性创新服务
除了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之外，公共服务则是与政府紧密相关、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三个重点内容。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微观主体发展成本高低、机会多少、条件优劣、能力高低以及环境安全与否；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以及各群体之间的差距，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差距、“短板”有很大关系。因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落实公共服务的公平可及原则，当前依然十分重要。但公平并非绝对的平等，而是要坚持公正但有差别的对待原则。鉴于“十三五”时期贫困治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深化公共服务改革必须加强兜底保障功能，重点建设和完善关乎弱势群体基本需求、可行能力与发展机会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服务体系。
包容性创新是来自印度的范畴。就狭义而言，它既鼓励有利于经济弱势者的各种创新活动，开发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创造相关的商业机会和利润，又主张积极提高他们吸收知识的能力，增强其创新能力，扩大其经济机会。从广义而言，即印度著名学者Masahisa Fujita所言，创新应该是无处不在、人人有责的。从学理上而言，包容性创新可以从四个方面阐释：主体上强调创新全民参与、人人有责；过程中主张创新无处不在，尤其重视创造和扩大经济弱势者的经济机会；内容上不仅鼓励开发适合经济弱势者需求的创新产品，而且重视提升经济弱势者的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结果上则要确保经济弱势者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以此促进社会和谐稳定。[7]
公共服务基于功能视角，可以分为基础性、社会性、经济性和安全性公共服务四种类型。[8]不同类型的服务对包容性创新与发展的作力点不同，因而改革的着力点也稍有不同。其中，社会性和经济性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尤为重要，应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基础性公共服务是微观主体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对国计民生发挥基础性作用。根据国际经验，这类公共服务改革的重心，一是要保证服务供给可及性、易得性，二是力避垄断经营可能产生的高价。中国的基础性公共服务行业，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尽管有的行业引入了少数几家国有企业来竞争，如通信行业，但其竞争性并不充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形成了一定的默契。由于竞争不足，在改进服务、取消不合理收费以及降费等方面都还有不少改进空间。李克强总理曾多次过问此事，足以说明深化改革之必要。
社会性公共服务，不仅为民众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还能为国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培育可行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因而，其状况如何，关乎国民可行能力的高低和真实自由拓展的空间，对发展主体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程度、水平都有重要影响。阿马蒂亚·森所言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中，有两种是社会性公共服务，即防护性保障和社会机会。[9]前者即为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保障，后者则为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健全社会保障，普及医疗卫生和国民教育，民众因而拥有谋生的智能和强健的身体，发展了人力资本，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与创新能力。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这关系到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可行能力能否得到开发与提升、贫困陷阱能否打破，因而应该是包容性创新服务中的重点。
经济性公共服务，是为微观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的，其供给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营商环境宽松、发展条件优劣，有的还关系到事中事后监管。切实保障这类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可及性和易得性，不仅有利于降低地区和行业发展的进入壁垒，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对实现发展过程的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亦大有裨益。此外，在产业发展日益集聚化、人才等高级要素日趋集中化的今天，有效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所创造的宽松便捷的发展环境，还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因此，有远见的地方政府都会不遗余力地加强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保证服务的便捷、经济和高效，为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经济社会高效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这类服务对他们创业、发展尤其重要，其中包括像尤努斯創立的格莱珉银行提供的小额信贷那样的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服务[10]，因而这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安全性公共服务主要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安全保障和监管服务。具有安全保障的宏观环境、法治诚信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微观主体对未来形成良好预期，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这对激发社会活力、发挥各种要素潜能、提高社会经济活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仅面临守成大国的阻挠、遏制，而且周边环境亦不安宁，这都要求加强国防外交建设；同时，国内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社会对市场监管、公共安全以及司法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更需要此类服务改革创新，为包容性发展创造和谐稳定、法治诚信的国内外环境。
六、央地政务服务改革：
实践探索与要义诠释
以上仅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进行探析。国务院及各地各部委正在如火如荼推行的以简政放权、“放管服”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政务服务改革，则是其实践探索与有力诠释。系统回溯可以发现，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牢牢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先是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2015年又将优化服务纳入其中，“放管服”三管齐下、协同推进，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合力攻坚，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三年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总体来看，营商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准入和运行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
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大省，一直以小政府服务大社会、以小政府促进大发展，但仍然是全国政务服务改革起步较早、突破较大的省份。他们不仅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出了省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而且建立了首个基于云计算、省市县三级采用一体化模式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针对个人和企业两大办事主体，平台上集成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阳光政务、数据开放等四个功能，分别体现了网上行权、网上惠民、网上晒权和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功能。特别是“阳光政务”，不仅晒出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等四张清单，还公告全省政府部门每一笔审批业务，让群众监督行政权力运行。正因为“一网收尽政府权力”，该网因此也成了“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權力运行监督载体。不仅如此，由于平台引用了“淘宝”技术，被服务对象可以借此给服务者打分、评价，据此评定部门绩效，因此，政务服务网成了名副其实的“24小时‘不打烊’”的“政务淘宝”。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浙江省之所以强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除了要落实中央精神与要求，还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按时任省长李强的看法，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是浙江最大的活力，然而土生土长的他敏锐地观察到近些年浙江民间活力不如20年前，能释放的红利在减少。他坚定地认为，“浙江的发展活力在市场、在民间、在放手让市场主体去闯”，因此，浙江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而且他坚信，“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红利，就是进一步给市场松绑，进一步激发微观活力”；“现在要做的，就是管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所以他主张，通过法律制度调节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同时又不能忽视自治组织、社会组织这“第三只手”“自治之手”的作用。
综合来看，浙江省政务服务改革的主要特色在于，通过“互联网+公共政策”“互联网+公共管理”“互联网+公共服务”，实现权力事项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政务信息集中公开、数据资源集中共享“四个集中”，既体现了“服务零距离，办事一站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又在网上形成了公平、高效、透明的政务生态系统；此外，还可以依托政务服务网的“大数据”，构建政务服务网综合监测分析平台。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构建“责权法定、边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作高效”的政府运行机制，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并借此充分调动和有效发挥市场、社会两大部门中微观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治理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进而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协同共治的包容性治理格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虽然中央和地方的改革都已取得不小进展，但“放管服”改革仍然还有较大可为空间。在简政放权方面，有些该放的权还没有放、有些权放得不对路、有些权放得不配套、有些权放得不恰当。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执法不公、检查任性、缺失疏漏、监管不力等问题比较突出。在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群众和企业对政务公开不全面不及时、规则不公平、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等也有不少意见。同时，“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一些部门在工作方式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没有作相应转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成效。可见，改革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更加充分有效地激发全社会发展力量的积极性，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改革效率，取得改革实效。
七、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尚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满足社会合理需求，营造公平有序、宽松便捷的宏观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社会发展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完善公共政策体系与内容，规范提升公共管理行为与方式，优化公共服务结构与供给方式，真正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必须针对改革进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分析其成因，完善改革微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改革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
（一）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确定问题所在与深化改革的具体内容
从根本上来说，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破除阻碍微观主体发展的行政性因素，充分调动各种发展力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加高效地发挥政府有限的有为作用，支持微观主体更好地发展。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知道哪些行政性因素还在制约着微观主体发展，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微观主体需要政府以什么方式、发挥哪些作用。就方法论上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按照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必须了解公民的需求，并满足其合理需求。鉴于此，要使改革能够切实深化下去并取得实效，必须通过包括政务服务网站在内的各种通道，充分了解微观主体对现行公共政策内容、公共管理行为与公共服务方式的现实需求，并通过包括第三方在内的多维主体合理评估，发现政府部门及其政务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确定深化改革的具体内容。
（二）深化改革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动力、压力双轮驱动
要使改革能深化下去并取得实效，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各方面、各层次的改革积极性，形成改革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综合全国各地的情况看，目前改革确实有自上而下的压力，体现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上层推动特征。而要使改革能够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推进下去，真正能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切实呼应社会需求，除了要将改革压力按照行政层级传递下去、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之外，还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各层次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上下左右同力的良好局面。比如，对于政务服务人员，需要组织人事部门的积极参与，建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在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动力机制；对于企业家和创新人才，则需要营造宽松有度的制度环境，用透明公正的法治稳定其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
（三）探索合理可行的評价方法与体系，加强对改革成效的评估与考核
改革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适时对改革成效进行评价，既有助于及时看到工作成果而起到激励作用，又可以发现问题，增强后续改革的针对性。而且，针对部门与人员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动力与压力双轮驱动，也需要对改革进程与效果进行科学合理可行的评估。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络平台采用“淘宝”技术，实现了被服务对象对政府服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评价，是一种可行的实践探索，但这只是一个维度和层面的评价。要形成对不同层级改革成效的全面有效评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系统合理可行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标准。比如对政务服务改革的评价，比较直观的起码有三个，就是改革后企业和社会组织申请开办的时间压缩了多少、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每个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概念。
（四）注重總结推广先进经验与有效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改革创新
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各部门各层级都有不少改革创新的先进经验与有效做法，值得总结提炼，并将其推广到更大范围，这既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标杆示范效应，又可以激发更大范围内的改革创新。比如在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方面，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便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学习，因为这一平台不仅集成了便民惠民服务，而且通过网上晒权、行权还可以规范行政部门履职，并让其接受社会监督。此外，“淘宝”技术的引用，还方便了社会评价与绩效考核。再比如江苏省南通市，不仅依托市政务服务中心组建了市行政审批局，将原由15个市级部门行使的53个行政许可事项交由行政审批局集中行使，将业务处室由26个压缩为4个，而且围绕与企业、群众办证办照关系最紧密的事项，发布《实行证照联办目录清单》，对企业经营资质审批与注册登记实行合二为一，证照联办，做到材料、流程、告知、窗口和数据“五合”，全面推进审批提速，社会反响良好，值得地市级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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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校：张立新]
作者：高传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展开，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入新时代的改革果敢抉择、指引方向。科学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脱离国情，又要遵循发展规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尽快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采用正确的改革取向、方式方法及其路径等，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及其效果。
我们正在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协调运作，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和社会复杂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和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体制机制创新等为重点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注入活力，并使改革成果长期惠及全体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能够得到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取得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前所未有。现阶段，随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融汇不断深化，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领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而不能各自为政、畸轻畸重。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应。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措。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观点，体现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契合着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35年来，我们突出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不断探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逐渐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实说明，我们完全能够，也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全面深化改革的取向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探讨其取向问题，也就是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选择问题，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进。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
要紧紧抓住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使宏观调控能引导市场实现高效有序不失真的运行，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有利于培育出自觉满足市场需求意识、增强创新力和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竞争主体。处理好深度改革与发展、稳定、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的关系，着力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实现加强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合，以及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推进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结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探索和创新，有效运用法治手段规范改革程序、巩固改革已有的成果和保障深化改革实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必然会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困难，它比起经济体制改革来讲更加需要审慎从事。为此，在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坚持的取向：一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搞改革，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前进的动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更不能丢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我国的实践尤其是国情来决定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步骤。三是必须有领导、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能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十分复杂，实施每一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都十分不易，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和党的领导下审慎从事，正确处理民主与稳定、改革与稳定的相互关系，尤其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坚持党强有力的科学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取向
近些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改革仍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的取向应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形成健全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努力提升文化宏观管理能力，培育出有创新力、竞争力的文化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形成主导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推动文化产业尽快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打造出我国的文化
软实力。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取向
通过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呈现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不断变革，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分化与整合，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人民诉求的多元化等，社会体制与之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需要突破社会的体制性约束，以实现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持续和谐。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问题及举措
第一，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第二，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第三，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国家应该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国家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变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
(一)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
●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本保证：党的领导
重点：经济体制改革
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主体力量：人民群众
1.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
2.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
3.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从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
4.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从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5.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思考：为何“全面深化改革”位居三大战略之首?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不变逻辑，也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历史实践。 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改革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则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
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
(二)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
1.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2.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3.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三)怎样全面深化改革 1.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四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2.具体措施： 基本原则：
要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6个“紧紧围绕”
(四)重大意义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充分体现了我党高度的改革自信、改革自觉、改革自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示了我们党坚定的改革姿态，体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现代化规律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把握，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和精神特质，体现了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主抉择，昭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胆改革、坚定改革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顺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紧迫要求。
1.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现实选择
3.是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4.是顺应人民期望、保持党和国家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出路。
5.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破解前进中的问题，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将具有空前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应“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需要，做出了“5+1”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改革的广度之宽、力度之大、深度之深，在我党改革开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改革领域由某一个方面改革向全面改革推进，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方案的起草和推进由部门担纲提升为由总书记亲自挂帅，体现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坚强意志力和最大力度;改革阶段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和自我革命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行业垄断、强化权力制约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改，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
(五)重要经验
1.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3.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研究员 柳昌清
2013-3-26 5:12:36来源：2013年03月25日08:06 中国青年报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
曾经强抓经济发展
中国近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抓住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摆脱国内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的政策使利润率下降的束缚，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场所，这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邓小平对这一点非常明确，非常重视。他的南巡谈话，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南巡谈话推动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强抓机遇也带来了负面效应。首先，在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上，开放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围绕开放，适应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其次，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招商引资，投资建厂，对原有的公有制企业抓大放小，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经济发展主要靠地方政府的竞争来推动，靠对外开放来带动。
在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推动方式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重复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重复建厂，使产能大大超过实际需求，效益低下。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地方之间相互竞争，结果一些地方条件过于优惠，导致土地资源廉价出让、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等问题。在产品出口、进口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种动力机制，正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深层原因。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依靠地方政府竞争转变为依靠企业竞争，把开放带动转变为科技创新带动。
不改革，则危机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事件，使利用外资和欧美市场发展制造业的机遇大势已去，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问题开始凸显。
发展(尤其是增长)也不是绝对的。增长有代价，代价过大就不可持续。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年GDP增速比过去提高了多少，也要看到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包括能源)多开采了多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增加了多少。增长也会潜伏危机。在政策急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少数人利用权力和资源暴富，广大劳动者就业、住房、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害，由此导致社会不公和加剧贫富分化。如果这些矛盾不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大量的冲突。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变少数人先富为大多数人共富，变生活型富裕为资本型富裕，变富为强，增强企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政治凝聚力、国防硬实力、文化软实力，使综合国力的增强赶上“威胁中国”力量的增强，以实力来维护和平，应对挑战。
这两种危机对将来而言是“危”，对现在而言却是“机”。如果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机会，将来就不会产生危机;如果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将来的危机就会出现。
当前中国也存在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有这些年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改革有基础，改革有保障;其次，权力腐败虽然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但还没有形成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改革的见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还没有根本改变，党中央还有权威和能力推进改革。只要形成对全面深化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也可以及时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不同”
抓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与抓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改革与发展的主次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以发展为主导，改革配合发展，为了发展速度，往往放弃或扭曲了改革;现在要以改革为主导，以改革保障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长期发展，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是首先要考虑的任务。当然，改革也要照顾到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发展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但更多要考虑到长远发展，不能再一味追求每年每月的发展速度，而要考虑到发展的效益、质量、可持续性。必要时，为了改革的推进，要舍弃低效益、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二，对于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以前的配合发展和开放的改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大和利益的增加，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减少，意味着自我革命。对于有意或无意利用以前改革决策的失误而获得额外利益致富(甚至暴富)的人来说，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断了“发外财”或获取既得利益的路子。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些人还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理由对全面深化改革不满和抵制。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有合理完整的方案。在长期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抓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候的改革举措，由于多数与开放和借鉴有关，也容易“摸”(引进、借鉴)出来。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有一些举措是没有“摸”准的(不符合中国国情或没有切中要害)，成为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要真正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就必须有整体合理、切中要害的改革方案。当然，整体改革的方案也可以分步骤、分部门推进，但必须要相互衔接和协调，不能相互矛盾，或者前面的举措为后面设置障碍。
第四，在思想理论方面，重点不能再是“解放思想”了，而应当是“提升理论认识”。过去要在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首要的就是解放思想。现在通过30多年的开放和搞活，不仅西方的各种思想传进来了，而且过去受到批判和抵制的传统思想也恢复了，思想理论出现了多元和分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改革共识，设计出合理的整体改革的方案，就必须创新基础
理论，形成对中国和世界认识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理论学说。以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才能形成改革共识，才能设计出真正合理的整体改革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鲜明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伟大斗争肩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确保用今后几年时间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一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迫切需要;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三是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四是顺应人民愿望，保持党和国家生机活力的根本要求。总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这些重大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社会矛盾多发易发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等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总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可说是正当其时、机遇难得。我们有信心在党的十八大总体纲领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具体纲领指引下，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进一步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展，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领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这对于我们坚定改革信心，增强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至关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鲜明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伟大斗争肩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确保用今后几年时间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打赢的一场攻坚战。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既有别于过去30多年，也与过去10年有明显不同。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更为艰巨复杂，这些矛盾和问题躲不开绕不过，解决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看我们在改革上能否迈出新的重大步伐，越过这道大坎。
面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迈出新的改革重大步伐的信心、智慧、勇气，打开新的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充满期待，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两个全面”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贯彻十八大精神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鲜明立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巨大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历次三中全会都聚焦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由此可见，这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且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正因为这样，全面改革就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大历史特点。
从现实情况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远比以往更为敏感和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
约发展的重大难题，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中央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是对改革所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一个形象而又准确的重大判断。基于这一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特别提醒全党，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推进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现阶段，随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融汇不断深化，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领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而不能各自为政、畸轻畸重。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应。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措。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变革。
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等。这与十六大提出的“六个更加”(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和十七大提出的“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即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应当说，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而全面提升，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新条件下系统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所谓全面提升，概括起来说，可以叫做练好“四大内功”或叫“基本功”。
一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总量虽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创新创业活力不旺，大而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究其原因，一是在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这就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快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的根本一条，则是进一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聚集。二是通过改革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完善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布局。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优势产业、优质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而如果不在今后几年内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就不可
能真正达到全面小康。因此，只有通过改革加大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力度，推动更多优质生产要素和先进生产力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国民经济布局更加均衡、更加合理，才能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即邓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的：“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方针，东西并举、共同富裕。
三是通过改革，推动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利于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还要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人民各方面权益是否得到切实保障。在迈向全面小康的决战决胜进程中，在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发展和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前人早就提出但从未真正实现的一项反映最广大人群心愿的社会理念。
四是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所谓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质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而这两方面问题，都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决定》系统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举措，同时系统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健全促进就业创业机制等重大任务。由此可见，《决定》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布局，是与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密切联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理解，这里所说的“一整套”就包括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而所有这些新的重大突破，实质上都离不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精辟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学习《决定》，可以体会到《决定》通篇充满着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勇气，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提出了大量新论断、新举措，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应当说，《决定》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生动体现。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三个进一步解放”，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重要著作中郑重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今天理解全面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一条就是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决定》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鲜明提出“三个进一步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前提，是总开关和原动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质上就是围绕以人为本，解放和发展人的创新活力、创业活力以及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创造，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又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增强发展活力。这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充分解放出来，把人的思想活力和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强党和国家发展活力。当然，我们又清醒看到，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很不平衡，先进生产方式和落后生产方式并存，要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最紧迫最根本的任务。我们同时清醒看到，当前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观念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因素，有发展基础较差问题、也有社会活力不足问题。《决定》如此鲜明强调“三个进一步解放”，归根到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
我们讲增强“三个自信”，自信从何而来?就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更有效率，在实现人民权益上更有保障，在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活力上更有办法，从而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强调“三个进一步解放”，也使得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任务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紧紧抓住今后几年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机遇，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篇章
从现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尔后再经过30年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新的大变动必然带来新觉醒，而新觉醒又必然造就新的大变动。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包括我们的军队，对我们的光荣传统和今天的理论、道路、制度有新的自信，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上有新的自觉，在看世界上有新的眼界，从而能够抓住新条件下的新的战略机遇。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联系这种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意义更加突出。
一是时间节点特殊。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体是70年时间。这70年的前3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干成了一番大事业，顺利实现了第
一、第二步战略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那就要看后35年我们怎么干。而这后35年当中，又首先要看今后这几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我们怎么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好担负起启动今后几年决战决胜伟大斗争的光荣使命。
二是思想条件具备。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声和期待非常强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总体一致，这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心思安、人心思进、人心思富是主流。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继续向前蓬勃发展的大势。
三是改革基础扎实。改革开放35年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路径、目的之把握以及实际驾驭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能力达到了新水平，创新活力、创业活力和抵御风险挑战能力显著提高。
四是国际环境总体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而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和利益汇合点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等因素，又为我国改革发展带来新机遇。当然，形势复杂，正面和负面因素相交织，这
样的“两重性”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五是归根到底，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全面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为我们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总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可说是正当其时、机遇难得。我们有信心在党的十八大总体纲领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具体纲领指引下，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进一步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快评)
许志峰
《 人民日报 》( 2014年07月03日
02 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打响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征程的“发令枪”。这是党中央着眼改革发展大局做出的战略部署，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与财税改革，对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进行了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发挥着突破口和先行军作用。1994年实施的税收制度和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体现国际一般经验的现代财政体制基本框架。20年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审议通过，标志着改革进程有了重大突破。
开局之年启动财税体制改革，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展现出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智慧和勇气。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之间权力调整，利益关系复杂，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新形势下，我们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风险挑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从机制上看，这些问题都与财税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相关联。破解这些发展难题，迫切需要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系统性重构。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明确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在短短 1 3个多月后，改革方案即正式通过，体现了党中央在改革上敢于碰硬、言出必行的坚定决心和务实姿态。
改革工程千头万绪，抓住要害，方能纲举目张，推动全局。财政制度安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期、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由经济社会向五位一体统筹协调的转换期，中长期的“叠加效应”，使财政运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度变革。财政乃庶政之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如果说1994年财税改革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只有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才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策导向、物质基础和财税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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