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诚信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银行诚信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朱熹诚信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儒学德性伦理形态。朱熹诚信思想对当代诚信社会构建的价值应该从其理论基础、历史影响、当代诚信社会现状等多方面考量。传統伦理学的继承和弘扬对当代诚信构建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应结合现代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学科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和实践检验。

第一篇：银行诚信论文

大学生诚信与社会诚信

摘 要：诚信是为人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大学生诚信建设对整个社会诚信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内涵，和谐社会对大学生诚信品质的要求，针对部分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提出在构建诚信社会背景下，开展大学生诚信建设应将加强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和建立健全诚信机制结合起来。

关键词：大学生 和谐社会 诚信建设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大学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把自己培养成为讲诚信的人。

一、构建和谐社会中诚信建设的意义

1.诚信是为人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是指真实的内心态度和品质，它是内在的，重心在“我”，即“内诚于心”，体现一种自我的道德修养，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其作用在于约束自己。以此作为自己同他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必须条件。承诺诚信，实践诚信就是最重要的规则之一。

中华民族视诚信为立世之本。它要求人们言与行的一致性，“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不诚，为有能动者也”，指出“诚”是宇宙的自然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人道之诚是对天道之诚的效法。

2.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诚信是社会政治和谐的根本保障。政治和谐包括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规范化、程序化运作达到的比较缓和的关系状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及政治行为等政治系统要素内部和要素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状态，还包括政治系统适应、协调和促进经济、文化、生态等其他社会系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有序状态。[1]政治和谐主要靠法律与道德来维系。如果说私人领域的诚信状况决定于个体，那么公共政治领域的诚信状况则决定于上层管理者或政府。只有政府讲诚信、讲信用，才能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能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

诚信是社会经济和谐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诚信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摩擦，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使人们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做人的价值和尊严，体验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幸福，甚至激发生命的创造力。

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当代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大学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其诚信素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能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环境。讲诚信能为大学生未来的成功积累人格力量，有利于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况。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还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

1.考试作弊现象。据扬子晚报报道，一项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的5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近一成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在考试中经常作弊，逾五成多的承认自己曾作弊。[2]

2.毕业生自荐材料“注水”现象。就业履历掺水造假，夸大自己在校担任的职务，为了迎合招聘的需要夸大或添上许多子虚乌有的经历;有的甚至把其他同学在校获得的荣誉证书借来复印为己所用。[3]

3.签定就业协议时出现的乱签和不履行承诺的现象。学生择业时，脚踏两只船或多只船;签约后随意毁约，工作不久就跳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针对北京地区大学生在求职与就业过程中违约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违约的占16.3%。[3]

4.助学贷款赖账不还现象。1999年推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旨在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但是此举却遇到了“信用”瓶颈。据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至2001年某省57所高等学校开展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4.5万名贫困大学生获得了2.76亿元助学贷款，然而据调查有将近20%的学生在获得贷款后没有考虑还款的事情。[4]据2004年《南方周末》报道，国内各商业银行已暂停针对大学生的助学贷款，原因是此项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0%-40%。

5.恶意拖欠学费现象。国家和各高校为贫困学生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便利学生申请缓交学费，申请各种特困生补助等，从各种渠道防止贫困生因缴纳不起学费而辍学现象的发生。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有心”的学生利用当前国家和高校这方面政策不够完善、考核体系不够健全和监督力度欠缺等机会去品尝各种“免费的午餐”。

6.毕业论文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移花接木现象。论文是学生在校学习理论水平检验的形式之一，有的同学上网下载，随意拼凑，因抄袭论文而被取消学位资格的事件时有报道。

这一系列失信行为，不仅极大地损坏了当代大学生追求真理、文明向上的形象，冲击了素质教育的实效，还给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危害。社会呼唤诚信，教育呼唤诚信，要建立和谐社会，大学生的诚信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形成。

三、大学生诚信建设的途径

1.加强诚信教育

学生的诚信意识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道德品质。诚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养成优良的诚信品质，并且把这种品质转化为一种习惯行为，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品质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自律与他律过程中不断养成与完善的。同时，要教育学生明辨是非，追求真、善、美，自觉抵制谎言和虚假，严惩作弊现象，敢于检举不良现象，从身边小事中做到真诚、守信、践诺，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上升到把自身诚信品质外化为社会所需要的诚信行为，更好地服务社会。

2.加强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良好的诚信环境氛围包括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高校环境建设要体现诚信教育，通过高品位的文化活动和良好的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大学生在这个氛围中去感悟、去思考，通过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培养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国家政府要严厉打击各行各业的失信行为，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度，消除大学生对诚信的怀疑心理，培育出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文化。形成讲诚信光荣、不讲诚信可耻的观念。营造诚信者受尊重、不诚信者遭鄙视的社会氛围。

3.完善大学生诚信的制度建设

诚信教育的侧重点在于通过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培养学生的诚信习惯，强调的是大学生的自觉性;完善大学生诚信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各种诚信制度和诚信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大学生个人信用档案，把大学生有关个人的信用情况，如各种成绩、在校获奖情况、参与社会实践情况、在校期间的品行表现、申请助学贷款的还款时间和金额、欠费情况等在校期间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记录存档，由学校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和输入相关个人诚信查询系统，采用“诚信档案制度”使大学生的诚信教育进入良性循环，从而达到帮助大学生树立诚信品质的教育目的。

四、结语

大学生要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必须守信用、重良知，认识到诚信方能成人，成人是成才的前提。学校要把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信念，灌输到学生做人的思想教育中去。新时代的大学生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应在诚信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实现自我价值和承担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张雪梅.政治和谐：内涵、标准和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2006，(1)：18.

2.林幸福.新教育视角下大学生不诚信行为浅析[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2):85.

3.韩春光.诚信卡：给就业加道“防火墙”[N].中国教育报，2004，02：25.

4.王阳，胡坚达：诚信-大学生的道德通行证[N].北京青年报，2001-09-03.

作者简介：

赵周娟，女，出生年月：1983年5月籍贯：陕西周至现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助教

作者：赵周娟

第二篇：政府诚信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摘 要]   通过研究政府诚信与城商行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发现政府诚信对城商行发展的作用存在着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渠道，但同时城商行也通过限制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和跨区经营弱化政府干预这两个主要途径，对政府诚信产生一定的反向作用。同时，以辽宁的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的经营绩效做实证分析，实证发现，地方政府信用指数与城商行贷款规模、城商行贷款效益存在着正向关系，与城商行贷款风险存在着负向关系。

[关键词]   政府诚信;城市商业银行;行政干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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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是中国地方金融机构的主体。1995年，中国在35个大中城市分期分批组建由地方财政投资入股并吸纳城市企业、居民参股的地方性质的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城商行从建立及以后的发展都与地方政府息息相关。而地方政府通常为了经济增长和在“晋升锦标赛”模式中胜出[1]，会将地方的城商行作为信贷的重要和主要渠道，从而干预地方城商行的经营并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一定影响。通常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经营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以持有股份的形式干预城商行经营或者直接以行政干预的方式介入;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地区信用环境等金融生态环境对城商行经营产生影响。学术界一般将这两种政府行为影响城商行经营的方式称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当前，国内研究政府直接干预城商行的文献较多，而研究间接干预，尤其是研究政府诚信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方面的成果较少。实际上，随着近年来中国以及各省市区陆续通过营商环境建设来提高地区软环境竞争力，研究政府诚信与城商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机理已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HJ1.5mm]

二、研究综述

国内外的地方政府在多重目标（如促进经济增长、赢得选举和晋升等）的影响下，基本都会将自身能控制的金融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渠道，进而对地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产生一定的干预。Porta R L、Shleifer A（2002）研究发现，全球92个国家银行基本都服务于“政治目标”[2]，Sapienza P（2004）也有类似观点[3]，当然国有银行更愿意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4-5]。地方政府只有掌握对地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和控制权[6]，才能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和城商行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直接干预方面，具体体现为股权控制和行政干预。

第一，股权控制。政府股东的发展观主要源于早期发展经济学家Lewis（1951）[7]、Gerschenkron（1962）[8]等人的思想。政府股东发展观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和信用的缺乏，需要政府介入金融系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城商行诞生之始，就有着或多或少的政府股权。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课题组调查显示，国有资本（包括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持股比例在76.3%左右[9]。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财政系统、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持有的城商行股权，拥有事实上的干预权力，甚至是人事等重大事项的控制权。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有从政府干预的动力方面研究，如钱先航等（2011）研究表明，官员晋升会加大政府对城商行的干预，且对贷款期限结构产生影响[10];也有从股权控制方面的研究，如祝继高等（2012）研究结果证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贷款集中度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差[11];也有两者相关关系的研究，如赵昌文等（2009）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12]。

第二，行政干预。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往往会动员一切地方所能动员的金融资源来满足地方企业的融资，促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是企业符合城商行的贷款要求，那么就能够正常获得贷款。但很多情况下，地方国有企业和国企控股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往往会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优先获得城商行贷款，甚至是已经亏损的企业也能获得城商行贷款，真正需要城商行贷款支持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城商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可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准财政部门，也可能会使城市商业银行逐步演化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13]。郭峰、熊瑞祥（2017）研究证明，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城商行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流动性比较大的第二产业上，对企业工业总产值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隶属于地级市及以下政府的企业上[14]。而且，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会导致贷款质量下降。纪志宏等（2014）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出于仕途考虑，在晋升压力较大时会动用自身行政控制力扩张经济规模，在此情况下城商行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而这种行政干预通常会导致银行风险上升[15]。

在地方政府间接干预渠道方面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信用环境、金融生态等对城商行的经营影响。一般研究认为，信用环境越好，城商行的贷款量和贷款质量就明显偏高（钱先航、曹春方，2013）[16]。而金融生态与城商行关系方面，一般认为城商行发展受到金融生态的制约，如李延凯、韩廷春（2011）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金融生态影响[17]。但是，目前国内关于政府诚信和城商行相互关系的研究还较少。

三、政府诚信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

（一）政府诚信概念及要点

虽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采用不同视角对政府诚信进行了研究，但总体看，与诚信的概念相类似，政府诚信形成了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政府行为真实可信，如刘松山（2003）认为政府诚信主要包括四点要义：政府须对公众怀有善良之動机;政府须对公众有忠诚之行动;政府须取得公众之信任;政府不可以说谎[18]。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诚信的概念也逐渐向信用方向有所侧重，即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信用逐渐成为政府诚信的主要涵义，如马国清、陈淑芳（2005）研究认为，政府诚信是市场经济存在的重要基石[19]。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诚信就是政府部门基于相应的承诺并兑现承诺的行政作为，政府诚信的结果是政府信用，这也是政府诚信的要点。

（二）政府诚信对城商行发展的作用机制

1.直接作用机制

政府诚信是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经营后的信用度量，核心要义是政府信用。从城商行的视角出发，政府诚信主要反映在城商行的贷款回收方面，即贷款能否正常回收。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的经营，让其以贷款的方式，为地方国有企业及国企控股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或者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提供资金。当贷款到期回收时，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来说，如果地方政府能遵守诚信为公司提供足额的还贷资金，那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就能正常偿还城商行贷款;如果不能提供足额还贷资金，那么企业也就不能正常偿还贷款，这时政府因为不诚信就影响到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了。同样，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及国企控股的公司来说，当贷款到期时，国有企业如果因为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原因不愿或者不能偿还贷款，企业首先会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或者授权①，采取展期或者“贷新还旧”甚至逃债的方式，那么政府的这种承诺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政府不诚信，也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形成影响。可以将政府诚信对城商行发展的作用机制总结，如图1所示。

2.间接作用机制

由于地方政府信用在一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中，是地方信用体系建立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以及地方信用体系的核心，因此，地方政府信用对于地[CM（80mm]方信用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政府诚信受到影响（比如政府不诚信），那么将会降低地方政府信用，从而损害到地方信用体系和地区信用环境，而信用环境又是地区营商环境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影响又会传导到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中，从而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见图2）。

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的影响，会对城商行的业务开展和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到传递渠道上看，地方政府诚信会影响和降低地方政府信用，从而直接对地区企业信用和地区居民信用产生影响，由于地區企业和居民是城商行的直接客户，这种影响会传导到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中（见图3）。政府诚信对城商行经营的这种非直接的、通过信用环境而间接产生作用的影响传导，称之为间接作用机制。

（三）城商行对政府诚信的作用机制

1.城商行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由于城商行是在地方政府主导和部分参股下建立的，因此，在地方政府和城商行两者的相互影响上，一般都是地方政府占据着绝对的影响力，对城商行的发展有着重要而且主导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城商行就不具有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涉入”和“金融机构自身市场化运作优化”两种力量的抗衡，在国家逐渐对地方政府融资进一步限制以及城商行通过跨区经营后，城商行自身的力量逐渐变得强大。

关于地方金融机构对政府及政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方面的研究，国内的专家和学者较少涉及，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者力量比较中，地方政府力量占优的原因。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的反制力已经逐渐显现，对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可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限制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和通过跨区经营弱化政府干预。

第一，限制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近年来，由于国内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已经对地方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了潜在威胁。为此，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进行应对。2018年3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旨在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政策形成“合力”，共同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据财政部预算司网站2018年9月13日消息，银保监会对部分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行为的查处，其中，包括8个案例，涉及1家银行和7家信托公司，部分机构被处以罚款，还有部分机构被暂停业务②。之前，城商行在地方债务中一直承担着较大的贷款比例，但在当前中央严控地方债务的形势下，城商行将会逐渐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借贷，从而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城商行自身市场化运营将可能得到越来越大的保障。

第二，通过跨区经营弱化政府干预。2006年2月，银监会出台《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鼓励城商行在整合资源和化解风险基础上设立异地分支机构。根据该办法城商行设立异地分支行需要在公司治理、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方面满足相应条件。2009年4月，银监会又出台了《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规定城商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在政策的指引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城商行在利益驱动下，走上了跨区域经营和扩张的步伐。一个银行在某地成立分支机构后，不仅可能将其在当地吸收到的金融资源服务于当地工商企业，也可能在该银行体系内跨区域配置到其他商业价值更大的地区。郭峰、胡军（2016）实证结果表明，地市金融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信贷有可能跨区域流入地理相邻的其他地区[20]。城商行通过跨区经营或者通过兼并重组达到跨区经营条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贷款项目的选择，而不再局限于本地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干预，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控制力。

2.城商行对政府诚信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城商行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助力了地方企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城商行的干预形成了金融机构发展的桎梏。虽然目前城商行对地方政府及政府行为有了一定的反制力，但总体而言，城商行的“金融机构自身市场化运作优化”作用力仍然远远低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涉入”作用力。城商行对政府诚信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对政府诚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是以间接的和外部的影响作用为主。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与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启动器，也是金融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在市场体系中还是金融体系中，信用是处于核心且基础性地位。城商行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要求地方政府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由于城商行的业务以及地方政府争取金融资源的需求，地方政府会逐步建立信用体系并主导诚信化的信用环境，这将进一步改善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地区金融生态。而随着营商环境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逐渐优化，又会对地方政府信用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商行的建立和运营，有助于推动地方信用体系的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方政府信用，进而提升地方政府诚信度。这样就形成了城商行对政府诚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见图4）。

四、政府诚信对城商行发展影响的研究假设与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政府诚信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

（一）研究假设

假设1：地方政府诚信度越高，地方城商行的资产规模越高。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的目的就是促使城商行多发放贷款，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如果地方政府的诚信度越高，那么地方城商行越可能发放贷款，进而推动地方发展。而地方经济发展，又进一步提高贷款需求，从而推动地方城商行进一步增加贷款量。

假设2：地方政府诚信度越高，地方城商行的资产效应越高。城商行由于是由地方政府主导设立的，而且大部分的分支机构和业务范围仍然以当地为主，因此其效益情况是和当地的政府信用状况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果地方政府诚信度越高，地方城商行的资产效应可能越好。

假设3：地方政府诚信度越高，地方城商行的经营风险越低。当前，国内大部分城商行仍然以中小型城商行为主，且主要局限于区域经营，其经营风险可能与地方政府诚信密切相关。如果地方政府诚信度越高，地方城商行的经营风险可能越低。

（二）政府诚信对城商行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以政府信用指数作为政府诚信的表征指标，反映地方政府诚信对城商行经营的影响。受数据来源限制，仅以辽宁省城商行具体经营指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设计与指标选择

地方城商行贷款额，使用“城商行贷款额度/当地GDP”这个指标来进行计量分析;地方城商行效益，使用“城商行贷款利息收入（未扣除利息支出）/城商行贷款总额”这个指标来反映;地方城商行风险，使用“不良貸款率”来反映城商行经营风险。

设定城商行贷款额度/当地GDP，以“LS”来表示;城商行贷款利息收入/城商行贷款总额，以“LB”来表示;不良贷款率以“LR”来表示。参考易志强（2012）[21]和宋艳伟（2011）[22]两个研究成果的计量模型和指标，设计政府信用和地方金融机构贷款、效益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计量模型为：

ln[KG-*4]（Y）i，t=αi+βi ln[KG-*4]（X）i，t+εi，t[JY]（1）

并将三个方面的分项模型分别表示为：

ln[KG-*4]（LS）i，t=αi+βiln[KG-*4]（X）i，t+εi，t[JY]（2）

ln[KG-*4]（LB）i，t=αi+βiln[KG-*4]（X）i，t+εi，t[JY]（3）

ln[KG-*4]（LR）i，t=αi+βiln[KG-*4]（X）i，t+εi，t[JY]（4）

其中，i表示城商行，t表示时间，α为随机项，ε为残差项。

LS、LB和LR为被解释变量，而Xi为解释变量。通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为解释变量设计了四个指标③（见表1），分别为：①地方宏观经济情况。这个指标意味着，如果当地经济发达，那么对于当地城商行的发展是有利的。计量中采用人均GDP，以“pGDP”表示。②地方政府信用指数，以“GII”表示④。③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指标。这个指标意味着，如果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即数值越高，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干预地方城商行的动力。指标为地方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方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以“FPI”表示。④城商行内部治理水平。本文使用这个指标来反映城商行的治理水平，一般采用城商行业务及管理费/城商行利润总额，以“IGL”表示。

2.数据来源

第一，政府信用指标选择。由于国家发改委正处于探索研究地方政府信用过程中，未发布相关的权威报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国家信息中心建立了“信用中国”网站⑤，对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领域的信用信息进行动态监测评价。虽然公布各城市年度信用报告，但与本文的研究主题有较大差别，这个指数体系不能采用。从课题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考虑，较为合适的指标主要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报告，截至目前只发布了2016和2017年辽宁各地级市政府信用评级指数（见表2）。

第二，城商行数据来源。目前，辽宁省有地级市14个，共有14家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由于铁岭银行查询不到相关数据，实际分析的是13家城商行。由于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报告只包含2016年和2017年指数数据，因此，相对应地选择了2016年和2017年各城市商业银行数据，分别来自各银行网站的年度报告。

3.数据计量处理

经过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对LS和LB的模型分析中共收集到26组数据;由于缺少阜新银行2016年不良贷款率，对LR的模型分析中共收集到25组数据。计量和数据处理均使用SPSS 16.0软件。模型的计量方法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第一，数据检验与处理。对被解释变量LS、LB、LR三项指标数值进行统计检验。以LS为例进行T检验，检验其正态分布。当以LS原值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Sig=0.000，不符合正态分布。于是将LS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ln[KG-*4]（LS），再进行数据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Sig=0.047≈0.05，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通过对其他数据分别进行检验，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数据，也均符合或者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可以进行计量分析。在此不再一一列出相关检验结果。

第二，对方程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后，方程2的R=0.778>0.7，表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表4中F的显著性Sig=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有用的。总体上看，回归方程式较为合适，从计量结果上看较为可信。

表5是ln[KG-*4]（LS）模型的系数表，结果显示，ln[KG-*4]（LS）和GII，存在着0.338的系数，表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规模存在着正向关系。

第三，对方程3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后，方程3的R=0.692≈0.7，表示模型的拟合度基本可以;表6中F值的Sig=0.006，小于0.05，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有用的。总体上看，计量结果较为可信。

表7是ln[KG-*4]（LB）模型的系数表，结果显示，ln[KG-*4]（LB）和GII存在着0.157的系数，表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效益存在着正向关系。

第四，对方程4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R=0.705>0.7，表示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表8中F值的Sig=0.006，小于0.05，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有用的。总体上看，计量结果较为可信。

表9是ln[KG-*4]（LR）模型的系数表，结果显示，ln[KG-*4]（LR）和GII存在着-0.110的系数，表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风险存在着负向关系。

4.实证研究结论

从辽宁地市级政府信用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规模、贷款效益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看，本文利用计量模型证明：①辽宁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辽宁城商行贷款规模存在着正向关系，即地方政府信用变好，城商行的贷款规模会扩大;②辽宁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辽宁城商行贷款效益存在着正向关系，即如果地方政府信用提高，那么城商行的贷款效益也会变好;③辽宁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辽宁城商行贷款风险存在着负向关系，即如果地方政府信用提高，那么城商行的贷款风险会变低。

当然，这个模型中可能也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①数据量偏小，计量结果的说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②地方政府信用指數的指标权重和整个计算过程无法获得，地方政府信用指数的可信度有所折扣。这两方面的问题也是后续研究有待提高的空间。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政府诚信与城商行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一方面，政府诚信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对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诚信通过地方信用体系和地方信用环境影响到地方金融生态，从而间接对城市行的经营绩效产生间接的作用。城商行也通过限制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和通过跨区经营弱化政府干预这两个主要途径，对政府干预形成一定的约束，对政府诚信产生一定的作用，即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地区金融生态，从而反作用于政府诚信。

同时以辽宁的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的经营绩效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规模存在着正向关系;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效益存在着正向关系;地方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风险存在着负向关系。引申出的政策涵义，就是地方政府应该通过不断的提升政府信用，从而可以提高地方城商行贷款规模、贷款效益，并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

当然，随着近年来中国和各地方政府对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未来各地区的政府诚信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但也需要看到，在经济压力加大，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下，城商行可能会面临来自政府方面的较大压力和行政干预。因此，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地区经济和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的研究，将有助于地方政府理性认识三者关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从而更好地推动地方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注 释]

①例如，地方政府可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内国有企业或其他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逃废债，同时借助于当地的司法体系，以直接纵容一些企业借转制悬空银行债务、“赢了官司输了债”等形式有效地替代逃废债。

②《8家金融机构因存在违法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行为被查处》，2018-09-14，[BF]http：//www.sohu.com/a/253850617_250147。

③由于政府信用指数仅有两年数据，辽宁全省有14个市，理论上有28组数据。按照计量数据处理的一般要求，数据的个数应为指标的5倍以上，因此，设计4个解释变量是较为合理的。

④由于大部分地级市政府信用为负值，因此不能对数处理，使用原值进行计量分析。

⑤“信用中国”网址，[BF]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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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ercial Banks：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Analysis

Yang Xishui1，Chen Kexin2， Zhang Xianhe3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3.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enyang 110036，China）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There are two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direct and indirect.City commercial banks also restrict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 and weaken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through cross regional operation， which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At the same time，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iaoning’s government credit index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credit index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loan scale， urban commercial bank‘s loan benefit， a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credit index and urban commercial bank’s loan risk.

Key words： government credibility;urban commercial banks;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mechanism;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蔡晓芹）

作者：杨西水 陈克鑫 张献和

第三篇：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建构研究

摘 要：朱熹诚信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儒学德性伦理形态。朱熹诚信思想对当代诚信社会构建的价值应该从其理论基础、历史影响、当代诚信社会现状等多方面考量。传統伦理学的继承和弘扬对当代诚信构建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应结合现代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学科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和实践检验。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构建对接需要从语言分析、制度建设、思维方法、实践对策等多方面实现传统伦理资源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朱熹；诚信思想；诚信社会构建

文献标识码：A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下转型时期的现代化中国，那么社会诚信问题无疑是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重心，社会失信、诚信危机问题等等不仅冲击着民族良知的底线，也给公民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和谐及道德维系等带来极大危害，诚信危机严重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各个领域。如何构建健康和谐的诚信社会道德风尚，有效遏制、防范、惩戒社会失信行为，中华传统道德伦理资源的阐发成为学界论述较多的话题，比如儒家诚信伦理资源的当代价值，佛教诚信思想的底蕴，等等。近年来，朱熹思想研究出现较多成果，其中朱熹的诚信思想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例如林建华的《朱熹诚信观及当代价值》；张品端的《朱熹的诚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萧仕平的《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等。另外，厦门大学乐爱国注重文献爬梳，从朱熹《中庸章句》的“诚”概念内涵角度多有阐发，如《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朱熹〈中庸章句〉‘诚’论》《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等。这些文章从朱熹文献梳理、诚信概念阐述以及朱熹诚信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局限等方面进行探索，反映了学人对朱熹诚信传统伦理价值和作用的高度关注，也表达了对当代社会诚信危机的反思。朱熹诚信思想作为传统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构建当代诚信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将二者放置于同一个平台，既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思考，又有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何将朱熹诚信思想带上前来与当代社会“照面”，进行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朱熹诚信思想伦理特色、历史根源、价值作用与当代诚信社会建构的多维考量，由此探讨传统伦理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转化等等方面值得认真研究。

一 朱熹诚信思想的传统德性伦理致思模式及价值分析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条重要德目，是千百年来备受中华民族关注的一项重要美德。诚信在中国伦理学上是一个意义完整的范畴。同时，“诚”和“信”在古代又是两个分别有不同含义的相对独立内涵。回溯中国文明史，古代诚信思想从上古人民对待神灵的朴素道德情感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的凝练和升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翻阅古代经典和思想家著作，关于诚和信的思想论述非常多，“诚”在战国以前典籍就已经出现，《尚书·太甲》是现存最早的古籍，其中就有关于“诚”的记载，“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1]（P213）；而早期古籍“信”字出现的频率更高，《尚书》出现“信”字7处，《论语》多达38处，《左传》则更是多达217处。“诚信”作为一个词组相连使用是在战国中期以后，《逸周书·官人解》曰：“乡党之间观其诚信。”[2]（P305）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也是后世诚信思想的渊源。这一时期诚信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包含个体修养、为人处事、政治国事等多方面内容，诚信准则被很多思想家高度重视和阐述。比如，孔子作为先秦儒家最为突出的代表，对诚信道德规范作出了系统阐述，《论语》极为重视并数十次讲“信”，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君子……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在论“诚”的问题上，孟子提出“思诚”的重要命题，《孟子·离娄上》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天之道也。”天道至诚，人道思诚，天道就是人道的本体根据。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大学》《中庸》的诚信思想，还将诚信视作礼、义、仁、智、信的五伦之一，奠定了诚信在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地位；汉代董仲舒又将诚信阐发为“五常”德之一，巩固了孟子“五伦”之一的诚信思想，其后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等对诚信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

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汇通三教，儒学的解释范畴和张力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儒家的诚信观念得以相当程度的发展。朱熹诚信观主要继承《大学》《中庸》等经学论点，从理学视野角度将“诚”上升到“天理本然”，“信”作为“诚”的经验体现，并将诚信作为“礼义仁智”的基础性地位来构架其诚信伦理观念。我们可以从最能代表朱熹思想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注解和理学的理论模式中梳理其诚信思想。《大学》第一章：“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朱熹注解为：“诚者，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3]P（3-4）《中庸》第十九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解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一也。”[3]（P31）可以看出，朱熹对“诚”的定义即真实无妄，而只有天理是真实无妄的，故天理得诚之名。诚是天理的本质属性之一，人修身存天理，首先必须诚。可见，朱熹理学视域中的诚，已经是自形而上的理念而折射到形而下的器世界的规则，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天理的代名词。朱熹理学体系中，诚已经上升到天理、道的地位，成为理学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相对先秦儒学，朱熹理学赋予诚信作为“五伦”之一更为重要的位置，朱熹认为，诚信是“仁义礼智”的核心基础，“或问：‘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4]（P104）一人若不能诚，则不能信，仁义礼智四德则不能落到实处，诚即“天理之本然”，是理学的最高本体。朱熹理学视域的诚信内在结构，相对先秦诚信思想更为完备严密，涉及到本体论、价值论、修养论等，是传统儒学伦理思想史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诚信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将“天理”“理”的第一哲学、理念作为中介实现嫁接宗教与人事的道德沟通，这一成功嫁接，使得诚信有了坚实的天理形而上基础，同时将神秘宗教意味的超验伦理落入到人事之“理”中，使得诚信思想具备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性内涵。“做人要讲道理”“有理走遍天下”的生活实践规范，违反道德就是“伤天害理”的恶德定位等，朱熹诚信观突出了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通过“理”本体观念的中介深入中国日常百姓生活。可以看出，朱熹的“理”既具有形而上的超验意蕴，也有日常经验性的现实内涵，是其“理一分殊”思路的必然生发。理学视域中的诚信必然也具备这一特色，即诚信不仅是天理之本然，也是日常道德生活经验的绝对律令。千百年来中国人将诚信作为个体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诚信更是一种道德责任，推动和谐人际关系和正常社会秩序具备重要意义。诚信意识已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伦理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民族道德意识深层，发挥着积极价值。不难想见，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集大成的朱熹理学及其诚信观念，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从天理、天道到人道、诚信到天理仍然是传统儒学德性伦理的思维模式。因此，对朱熹诚信思想与理学的考量，必须界定于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范畴，即主要强调内心道德信念的自律、道德来源的天理形而上本体等等。朱熹诚信思想属于德性伦理范畴，是宋代儒学伦理学的重要成果，诚信是传统儒学德性伦理的重要内容。“德性伦理强调人的内在信念、善性良知、责任义务对道德行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5]P（32）以此可见，诚信品德在中国伦理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诚信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成熟的伦理形态，必然是中华传统伦理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

二 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构建的理论前提考量

如果说朱熹诚信思想是传统儒学发展到成熟时期的伦理形态，集中代表宋代儒学对诚信这一论题的重要思想，那么对当下诚信社会构建的德性阐扬必然有一定的借鉴和价值指引，对诚信法制建构的道德之维也有一定启示。另一方面，朱熹诚信思想是中国古代农业时代的伦理思想，其诚信理论存在部分局限性，应用于当下也难免有时代隔阂。因此，朱熹诚信思想对当代诚信构建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通过怎样的方式发挥其现实效应、对朱熹诚信观应该有怎样的元伦理学追问，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论及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建构问题，一些学术理论上的基础前提值得认真思考。

1.对朱熹诚信思想的立论基础考量

从前面所述可知，朱熹论“诚”的内涵与“实”“理”“天”“本然”等核心概念紧密联系。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指出：“朱子論诚亦可分为宇宙的与人心的两面……内指此心，外指行为，乃及天地万物之宇宙。诚之更高一层，则在此内外之合一。”[6]（P79-80）由此可见，朱熹论诚的根本基础即“天”“理”，是传统天人合一的进路，天理至善，仍然是《中庸》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思维模式。天道如此，人道不得不如此，是中国传统伦理思考的方向惯性。而儒家视域的圣人，就成了至善的人间使者和偶像、诚信道德的代表，朱熹说：“诚是天理之实然，更无纤毫作为。圣人之生，其禀受浑然，气质清明纯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为而自然与天为……有一毫见得与天理不相合，便与诚有以毫末未至。”[4]（P1 563）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致思路径是“天人合一”，但是传统道德哲学中的天道能否等同于人事？天道能否有力规约人事？天道何以一定至善？究竟什么是善的概念？等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也就是说，“天理”“诚”“实然”“天人合一”等等均为传统思维的模糊语言，并非严格的分析和逻辑语言，以致我们试图追问为什么“天人合一即是善”，理学家无非回答个人“体贴”而来，并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从实际经验来看，宇宙的风行雨施，山川日月，寒来暑往，在古代确实提供了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但自然界也存在山洪爆发、旱涝灾害、动植物生老病死等客观事实，因此并不表明天道运行一定至善，天道运行是一个自然过程，说其至善，是中国传统人为思维的附加。刘小枫针对传统道德谱系指出：“道德心性所依据的天道再高玄也是自然形而上学之天，没有经批判的理性澄清形而上给定的道德心传的根据，就可以肯定某种道德心传的正当性？谁能保证古代先哲所谓的道德不是在虚假形而上学的根据上建立起来的？”[7]（P9）从现代学术角度来看，朱熹诚信思想的立论基础：“天理”和诚信，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天人合一思维的成果，但其伦理学的严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问题，值得深入考量。

2.朱熹诚信思想的历史效果意识剖析

历史效果是哲学解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提出的重要概念，指传统文本作为流传物在历史中形成的延续影响作用。时间和空间距离是当代学术界考量朱熹思想应该具备的基本意识，南宋时代、古典农业社会形态和当下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时空间隔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朱熹诚信思想经历千余年的风雨洗礼，在后世产生怎样的历史效果意识，能否延伸到未来的中国社会，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现代等等问题留给我们予以解答和剖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观念的东西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就是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真理。”[8]（P91）朱熹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理学思想统治在封建社会影响达数百年，因而，其诚信思想必然发挥着历史性重要影响，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诚信观念。例如，朱熹故里的徽商，以“仁义为先”“以义取利”的经商观念深受朱熹诚信思想影响，形成了诚信不欺、取予有义的商业伦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形象效应。今天中国老百姓为人处事、家庭教育、经商活动很多方面仍然可见传统伦理的潜在影响和道德规范作用等等。这是从积极意义上看朱熹诚信思想的历史效果意识，也是探索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构建关系的基本前提。

麦金太尔指出：“道德与道德哲学的历史乃是一个持续挑战某种先在的道德秩序的历史，一个在其中哪一方在理性论辩上击败另一方的问题始终要被区别于哪一方保有或获得了社会政治霸权的问题的历史。并且，只有参考这一历史，合理的优越性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9]（P342）人类历史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哲学，对一定道德哲学的影响必须考虑各种历史因素。朱熹理学能够深远影响后世，除开理学本身综罗百代的学术思想外，后世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也不可忽视，朱熹理学也适应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基础秩序的需要。从中国思想史实际分析，朱熹理学在同时代即有与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的斗争，后来也有王学的分化、戴震对其“天理杀人”的批判以及明代李贽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标准的思想反叛等等。由此可见，朱熹理学思想在后世也是不断发展变化和遭受批判的，这启示我们对传统伦理学的理解和接受，必须保持开放和辩证的态度。

3.当代社会诚信危机问题的现象学分析

刘小枫认为：“中国哲人需要像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待自己的传统思想那样，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清理，才可以谈论道德形而上自足的可靠性。道德问题仍然需要知识（尽管不是自然科学一类知识）的明晰性。”[7]（P9）不难看见，朱熹诚信思想理论的道德基础：“天理”是一个抽象的、难以明晰定论、定量的道德命题，按照这个观点，一个人不诚信的动机和根源是因为受到天地浑浊之气的蒙蔽而失去原初的天地清明之气（朱熹气的思想受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思维影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无非就是通过操存涵养等修养工夫回复天地清明之性，也就达到诚和信的道德修养，这是从朱熹理学推导出的不诚信根源及道德修养根本。中国古典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科技理性和商业交往远远没有现代化阶段水平，因此可以说，古代社会失信现象的动机相对现代社会较为单纯，传统德性教化相对能够发挥较大的整合作用。但当代社会失信现象的发生，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有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动机，有报复不诚信现象的心理动机，有个人层面、社会层面、组织层面的失信现象，有善意和故意、恶意的失信原因，等等。绝非一个“天地浑浊之气”蒙蔽人心的原因所能涵盖，因此，社会诚信的建构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古典道德修养、恢复天地清明之性的涵养说教所能完全解决。

传统天道、人道合一的致思路径实际上混同了天道、人事的区别。事实上，人事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天道难以成为一个统摄人事的绝对力量。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后期提出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重要观念，所谓生活世界，即在一切科学之前已经现行存在的世界，“因此人们可以提出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人们完全可以站到这个直接直观的世界的基础之上，排除一切客观的、科学的意见和认识，以便全面地考虑，在生活世界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科学的’因此可普遍有效地判定的任务”[10]（P149）。胡塞尔关心的是欧洲现代科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不言而喻，道德科学必然也包含其中。当我们思索当代社会诚信问题的时候，如何思考传统伦理学、应该构建怎样的伦理致思必然进入与当下生活世界的复杂关联。“当诸科学利用生活世界中的对于它们各自目的来说总是必需的东西时，诸科学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不言而喻之上的。但是以这种方式利用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从科学上认识到了生活世界固有的存在方式。”[10]（P152）生活世界先于科学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性来源，是胡塞尔现象学要表达的主题。因此，直面当下生活世界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前提，我们不能将某种既定的伦理学说强加于先行给予的生活世界，当我们联结朱熹诚信思想和当前社会诚信问题的时候，与其以某种抽象的“天理”“道”界定诚信的内涵和要求，不如从当代社会的“生活世界”先行给予出发，认识和对待诚信危机产生的种种根源和防范措施，这是面对朱熹诚信思想必要的视角转换。

三 朱熹誠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建构的现实问题探索

当代社会，人们常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来形容市场经济运作下的商业社会，从经验事实上看，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片面物欲追求与道德沦丧的确达成直接的因果关系。朱熹理学产生的背景是南宋时期儒佛道三教交融的产物，朱熹以《四书》为重心，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回应佛教的挑战，以儒学道德修养为主要目标来正人心、整合社会。不难看出，朱熹创立理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与当代市场经济商业时代可谓天壤之别，在大量“传统儒学诚信思想的当代价值”“朱熹诚信观及其当代价值”的文章叙事背后，笔者常常感觉传统道德说教回应现实严峻道德问题的软弱和空洞。也就是说，试图阐发朱熹诚信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美德伦理学，力图达到社会道德纯化的现实效果，去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诚信危机，难免步入无济于事的现实困境。因此，朱熹诚信思想与当代诚信社会的构建对接，并非简单照搬和着力弘扬传统道德就能收到现实效果，而应该结合具体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1.对朱熹理学及诚信思想的语言学分析之必要

面对传统美德伦理，历史虚无主义、理想主义、绝对主义都不可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朱熹诚信思想语言具备一定的民族特色，如“天道”“人道”“诚”“天理”“信”等等都代表东方伦理学基本概念。以现代学术理念来看，中国传统伦理学重视心性的感悟体验特征，但在语言表达和伦理认知上难以明晰化、科学化、精确化，因而面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伦理判定和实践行动，需要对传统伦理学进行一番语言分析工作和意义转化。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乔装了思想……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伪的，而是无意思的……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罗素的功绩是他能够指出：命题的表面的逻辑形式不必定是它的真正的形式。”[11]（P38）从中国思想史角度分析，后世思想家对朱熹理学也进行过不断的语言分析和意义转换，从戴震的“人欲就是天理”、王阳明的“心即理”到李贽的“百姓人伦日用就是天理”等等莫不如此。可见理学视野中的“理”是随着人们的视域不断更新和变化的。因此，对待传统伦理学概念内涵，唯有进行时代转换和语义分析才不至于陷入“先验”的形而上学独断论。面对“人间万事细如毛”的日常社会世界，以某种高高在上的“天理”“理”来定位诚信的伦理基础，谁能保证难免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实困境？因此，传统伦理学语言的抽象和模糊性是当代弘扬传统道德资源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比如，在当代，我们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正义”就是“天理”，对诚信制度的建设、失信防范和惩戒就是最大的诚信，不仅个人、家族要讲“仁义礼智信”，政府、国家、社会、公民更要构建“仁义礼智信”的现代伦理。不难想见，朱熹的“天理”应该转化为现代社会“公理”的内涵，这是传统伦理学语言分析工作，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

2.朱熹诚信的“体用一源”内在结构与现代诚信道德构建分析

萧仕平以“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分别定位朱熹的“诚”和“信”，并指出：“义务的道德提示我们应以公共法规进行诚信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达到朱熹所谓的‘凡事都著信’之境……愿望的道德提示我们回味朱熹‘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借助信仰力量夯实个体的诚信道德的基础。”[12]（P75-76）从体用一源思想框架分析，朱熹的致思进路重视从“诚”到“信”的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中庸》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思路即首先讲超验的“天”之诚，然后再讲“人”之诚，即从天到人的思维格局。朱熹继承先秦四书的基本理念，还是遵循天道到人道的超验推理，也就是坚持了“愿望道德”的主导地位，坚持内在的超越以通天地、圣人境界。前面分析传统儒学“天道之诚”、天理至善的立论基础并非无懈可击，朱熹理学和诚信思想的天人合一思维也是忽视天道和人道的区分，落入到现实，容易将生活经验事实的复杂伦理问题简单化之弊病。陈泽环认为：“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经过民主商谈而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13]（P20）可以说，朱熹诚信思想中的“诚”处于终极关怀的层面，“信”处于底线伦理，这和萧仕平对朱熹诚信观“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概念分梳可以相通。从陈泽环的观点来看，朱熹诚信思想缺失“共同信念”这一道德结构层面，现代民主社会的交往理性、对话伦理学精神在朱熹诚信思想中相对缺失。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对朱熹诚信思想来一个倒转式的批判反思，适应现代诚信构建之基本路径。即从“信”、个体的底线伦理出发，构建社会制度的基本规范和个体义务体系，以维系日常生活世界生存的基本道德。底线伦理是经验性第一位的，在此是一个完整道德结构中的独立要素，它代表中国公民全体的普遍性伦理构建；共同信念是现代社会应该培育的交往理性和对话伦理品格，是对重大道德问题采取民主协商形式达成的共识，是当代中国伦理学走向现代的关键环节；朱熹的“诚”可以为当代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提供终极的个体“安身立命”的超越性道德反思。可见朱熹的“诚”和“信”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是存在的，“诚”之体、“信”之用并不具备内在必然的一致，需要进行现代性的道德结构分层剖析。

3.诚信危机社会防范和传统伦理学效果统计分析

诚信社会的构建和失信防范不仅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也是一项社会工程，涉及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各个方面。从实践伦理学角度，当前做好诚信危机根源和防范对策的统计学分析非常重要，也是检测传统伦理学现实效应的有效途径。从生活世界出发，遵循现实社会失信防范对策和研究更为实用，否则容易陷入“空谈心性”的宋明心学老路。诚信防范对策效果分析，即是采用现代统计学方法，通过定量模型和计算数据等分析哪些方法和措施对诚信建构是有效的，以便决定我们日常生活中采用怎样的道德构建策略。

统计学的效度测不应是从某种道德体系出发，而是从诚信现状的生活世界出发，直面生活本身存在问题的道德状况进行科学分析。统计学分析并不排除道德教化对诚信构建的积极价值，比如针对特定人群的道德信仰状况调查，采取一定的数据问卷，检测传统道德的天地良心对社会成员有怎样的认同度、义利关系的现代认同情况、传统社会舆论对诚信伦理的规范和制约作用等等。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我们从大量的诚信承诺或失信案件中具体感触传统伦理的现实作用或者局限性，认知传统德性伦理在当下社会的现实效果。另一方面，制度发挥一种规范和惩戒作用，对诚信社会的维系具备刚性制约，制定怎样的制度、制度的现实效应等都需要统计学数据予以科学量化。通过统计学分析，从法治和德治两个方面促进当代诚信伦理构建走向科学途径。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诚信缺失的严重性。党的十八大及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即着手落实诚信社会建设的措施，如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其中包括有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等。此前，党和政府早就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命题，把它提升到依法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高度。随后，我国政府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把“明礼诚信”确定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等。当下党中央将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以倡导，诚信是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基石，足见党中央对构建诚信社会的的高度重视。当代诚信危机现象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三鹿奶粉”事件、黑心棉、注水肉、地沟油等商品造假、拖欠农民工工资、房地产烂尾楼、短信欺骗、学术领域的假文凭、论文抄袭等等引发的社会安全隐患，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面对当代诚信危机现象，学术界从诚信危机根源、传统德性伦理阐扬、制度建设、诚信教育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以建构诚信社会的有效对策。由此可见，诚信危机现象的多层次性、广泛性以及构建诚信社会对策的复杂性。

建设诚信社会，政府的引领与相应规范的制定是必要的，但诚信社会的建设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行为，必须依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探索和实践。正如詹世友、王涵林所述：“在当今时代，中国道德文化精神必须进行多维综合铸造，需要抓住根本，从基本的现代人伦关系的构造出发，尊重和保卫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既是最基本的法治要求，也是当今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就人们的道德心理建设而言，既要培养一种理性的道德思维方式，同时也必须培养一种公共伦理精神。”[14]（P1）毋庸置疑，当我们致力于弘扬朱熹为代表的传统诚信思想，也必须持有诚信社会的“综合铸造”思维向度。既要充分重视和弘扬朱熹为代表的传统诚信道德伦理，又要考虑到传统德性伦理的弘扬面临现代多元化、科技理性、商业社会的历史处境所遭遇的种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以及应用伦理学的相对缺位，突出显示传统德性伦理的不足和局限，对朱熹诚信思想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知。单纯的传统道德承续和弘扬远远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层次的诚信危机现象，朱熹诚信观念的时代弘扬不仅应考虑到其积极价值、理论基础，也要考虑传统伦理学和现代学术理念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现实对接的可行性。只有这样，朱熹诚信思想的当代阐扬对推进诚信社会构建才能进一步发挥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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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詹世友，王涵林.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精神的多维综合铸造[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

（责任编辑 书华）

作者：兰浩

第四篇：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

摘 要：为倡导青年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通过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创新性地将校内诚信与就业诚信相结合对学生的信用状况给予全面评价，推进高职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建立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促进大学生就业，创新高职院校德育教育方式。

关键词：诚信档案;诚信就业;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青年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工作单位创新性地开展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

1 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建设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多所学校，如浙江工业大学、华中师大等，已结合本校实际，相继建立了在校生的诚信档案。华中师大还率先在武汉高校中建立了《大学生诚信档案》，主要包括：学生承诺书、个人资料、家庭背景、品行说明、学习效果、经济状况、信用记录和特别记录等。这个档案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最直接、最客观的反映。教育部2001年首次建立学生高考电子档案并作为纸介质档案的辅助，高校实现了网上远程录取;2005年首次将考生考试诚信记录记入考生电子档案，考生的诚信记录载入学生的学籍档案。教育部的这些举措告诉我们：大学生的诚信记录将成为学生个人在社会上的“通行证”，已不再是一种构想，它正在变成现实。

2 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建设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的意义

目前高职学生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如：考试作弊、无故旷课、借贷不还、蒙骗欺诈、私自毁约、隐瞒重大事件真相、伪造证件等等，这些诚信缺失情况是学生教育管理中的难题。在加大诚信教育的同时，建立高职学生诚信档案，把学生诚信状况与评优评先、助困帮贷、组织发展、推荐就业等相结合。一方面使大学生关注诚信，提高诚信意识和诚信素质、塑造文明诚信的形象，促进校园诚信氛围形成;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管理的机制创新和管理水平;此外毕业生的信用“标签”能帮助用人单位充分了解毕业生在校情况，提高用人单位信任度，从而有利于学生就业。

3 建立高职学生诚信档案

高职学生诚信意识的淡漠和缺失，迫切要求建立高职学生诚信档案。针对高职生源的家庭教育状况，高职生的自律、互律、他律能力以及高职生未来的职业定位，需建立起一套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学生信用档案和评价体系。

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a、学生诚信承诺书;b、学生个人基本情况信息表;c、学习诚信评价;d、经济诚信评价;e、社会实践诚信评价。

学生诚信考评分为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两种。

评级——定性考核。用概念与范围的形式，对学生的信用状态加以分类。(诚信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评分——定量考核。利用统计方法，对学生的诚信状态进行量化，从而可以更加深入的进行分类和管理。诚信考核分作为诚信评级的依据。

学生诚信考评工作由班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各班成立考核小组，辅导员负责监管与指导。

4 建立高职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

高职大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包括信用数据采集、信用评价报告和企业招聘信息三部分，它要求教师完善高职大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数据，结合就业企业评价，认真回顾总结学生在校和实习就业期间的诚信状况，找出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形成信用评价报告，并将信用数据采集内容和企业招聘信息在诚信就业信息平台予以公布。通过高职大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人才工作信息化。

5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学生信用评价方式

高职学生信用评价体系以高职大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为基础，其数据包括：学生诚信承诺书、学生个人基本情况信息表、学习诚信评价、经济诚信评价、社会实践诚信评价等。针对采集数据，首先利用统计方法，对学生的信用状态进行量化，形成信用分，再以信用分为依据，划分信用等级。信用等级分类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三年信用评定成绩分别计入高职大学生诚信就业信息平台。将学生诚信考核成绩作为学生贷款、评优、就业等工作的重要参考。

6 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工作的创新之处

高职学生诚信档案及诚信就业体系建设工作创新之处在于：

6.1 本项工作将对失信类型进行原因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教师进行裁决量罚，而且有助于准确地进行道德评判和针对性的管理。

6.2 探索实行信用分类管理的学生工作管理新模式，采用多等级的信用评价标准，使不守信者不仅要为本次的不守信行为付出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信息的公开将会使他失去更多的机会。

6.3 将校内诚信与就业诚信相结合，对学生的信用状况给予全面评价，这样有助于增强高职学生的就业诚信意识，紧密结合行业企业需求，促进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的信息对称，扩大高校就业服务工作的范畴，推动就业工作取得实效。

6.4 高职学生信用体系旨在推进高职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建立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克服唯分数、唯学历、唯证书倾向，注重靠诚信和实践能力评价学生，采用学校评估与企业评估相结合的方式，改进教育评价方式，拓宽人才评价渠道，建立公平、客观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

6.5 高职学生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大学生信用体系的建立拓展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范畴。通过建立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不仅在高职学生诚信教育方面具有开拓性，有助于在学生培养、管理过程中的裁决量罚、形成并完善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同时该体系有助于构建权威、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人才评价发现机制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高教[2006]16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中发[2004]16号.

[3]殷宝双，张莉.从企业文化建设看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科技信息.

作者：李静娴

第五篇：大学生诚信缺失与诚信建设

摘 要：目前大学生诚信状况日益严峻，令人忧虑。本文通过分析部分大学生诚信意识缺失的表现和原因，提出个人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学校要软硬兼施、社会要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等对策，为大学生的诚信建设建言献策。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诚信缺失;诚信建设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是人与人之间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是企业立业之本、是政府立信之本，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诚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全球化思想浪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大氛围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在面对“诚信”时徘徊迷茫了。

一、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具体表現

(一)学习方面诚信缺失

在大学考试中，总有一些同学走捷径，致使考试作弊情况屡禁不止。在日常学习中，同学之间抄作业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同学长时间不归还所借书籍或不能完璧归赵;在学术方面，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或找“枪手”代写，更有甚者伪造与其所写论文相关的数据。殊不知这些行为，不只是自欺欺人，也违背了诚信的原则。

(二)生活方面诚信缺失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有的同学表里不一，待人不真不诚。在网络交往中，有同学利用虚拟空间的漏洞，发表一些有违社会公德、人情道德的不良信息和视频，利用网络这一交友媒介，骗取别人的金钱、感情。在校园恋爱交往中，有的同学玩弄他人的情感，最终对他人造成生理或者心理上无可挽回的伤害。

(三)经济方面诚信缺失

一些同学恶意拖欠学费，利用一些假证件来骗取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更有甚者毕业后不能按期偿还国家助学贷款;在同学之间，有些同学喜欢占别人小便宜，借他人钱不还;有的同学为了钱，不惜去欺骗父母，供自己享乐;还有部分同学，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去做一些不合法、不道德的事情。

(四)求职方面诚信缺失

大学毕业生在制作求职简历时，伪造一些并不属于其自身的奖状或者荣誉证书，以此来夸大自身的能力;在寻求到更好的职位、待遇或者工作不如意时，有同学武断的不履行工作合同，不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客观原因

(一)学生对诚信认识不清，个人综合素质不高

大学生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在诚信的理论认识层面上对诚信持敬重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诚信有足够正确且深入的认识，对诚信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知。大部分同学对诚信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传统道德规范积累上的，对诚信并没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此外，大学生在践行诚信时，由于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健全，思想还不够独立、坚定，以致他们在大是大非的面前，会因为外界的种种因素而放下诚信之初心，选择妥协退让。其实，这正是一种以鼠目寸光得今日之利而断明天前景的不理智表现。此外，部分大学生自身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不强、人格不健全等也是造成其诚信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家长的不良示范作用，家庭教育观念片面化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在当前严峻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形势的影响下，许多父母只追求子女学习成绩的提高，忽视对孩子优秀品质的培养。此外，一部分家长并不注重自身言谈举止，以致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父母的一些不良习惯或者思想。在不注重和不注意的双重作用下，孩子的诚信意识就得不到加强，更谈不及提升。

(三)学校对诚信教育重视不够，诚信制度不健全

学校是进行基础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现行教育机制下，不管是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学校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缺失，致使现在的大学生并没有形成很强的诚信意识和习惯。对于大学的诚信教育，一方面学校领导对诚信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教师水平不高或学校实力薄弱，致使学生们并不能享受到一些有意义、有影响的引导性诚信教育课程。学校不完善的诚信制度对学生的约束力度不足，一些学生的诚信意识就很难自觉树立，学校中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状况都与诚信体制不健全有一定的关系。除此之外，班风、系风、校风不正，没有给同学们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也是大学生出现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

(四)社会大环境秩序混乱，诚信意识日益淡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等与中国优良传统相背驰的思想也顺着全球化的潮流传到了中国，而这些思想被部分国人所接纳并推崇，并出现了一批民族虚无主义者，而大学生也成为此群体中的一份子。这些“新”思想在部分学生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举止，诚信随之离他们渐行渐远。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好的一面。市场化无疑是竞争更激烈了，一些企业为了赢得其在市场中的主动权，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不惜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瘦肉精、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曝光后，人们真的是对社会的诚信失望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转变。近几年“碰瓷”事件屡屡被报道，这些无疑不是在考验我们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诚信，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这样的负面的、不诚信的信息，社会整体的诚信度可想而知。这些不诚信的事件也在无形中考量着人与人之间诚信，当然也包括大学生。

三、大学生群体的诚信建设

(一)个人要全面提升自身素养，养成良好的诚信习惯

部分大学生的不诚信与个人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作为大学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勇于担当。同时，大学生要在这个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中严格自律、自觉，坚守基本的原则和底线。此外，作为大学生要有正确、坚定的是非观，面对是非，要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能唯利是图，过于功利。大学生要把诚信作为个人生活和学习的准则，只要是自己承诺过的事，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都应身体力行，履行承诺。

(二)家长应认识到自身责任，转变家庭教育观念

家长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要在孩子的面前树立一个是非分明、负责、诚信友善、自觉自律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家长也要转变教育观念，要明白一个只会读死书的学生既不快乐也不健全，只有加强孩子的全面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并有可能拥有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在社会中拥有个人的一席之地。

(三)学校应软硬兼施，全面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

学校通过班风、院风和校风的建设，为全校师生营造一个诚信和谐的良好氛围。在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学校可采用理论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子进行有效的诚信教育。所谓理论创新就是采用学生易接受的方式和内容，并进行持续教育，让同学们在对诚信教育的内容感兴趣的同时，也能对诚信有正确、全面、系统的认知;所谓实践，是老师在课程设置方面，要为学生布置适当的诚信课程实践作业，使学生能真正的从内心和行动上尊奉诚信的原则。学校要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力求建立一个规范、系统、实用的诚信体系。同时，学校在建立诚信体制时，可以向同学们征集意见，一方面可以直接的了解学生们对诚信的认知，另一方面有利于诚信体制的宣传，也能为诚信制度的执行奠定一定的群众基础。此外，学校可发动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老师或学生，通过他们对诚信的学习和践行，产生一定的示范影响作用，以使其他同学也能在无形中遵循诚信。

(四)社会中各个主体通力合作，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在诚信建设中，新闻媒体要发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影响大的优点。多报道一些有关诚信或者对社会产生正能量影响的人或事，使大众耳濡目染，牢记诚信。政府一方面要做诚信的表率，要清廉执政，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另一方面，要依法行政，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管理和控制。此外，政府可通过多种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传递到每個人的心中，并针对教育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创新、改革教育体制，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青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要照顾好他们的“衣食父母”，生产优质健康的放心产品，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社会责任，让普通消费者对企业家的恶略印象逐渐改观。除此之外，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认识到，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都会影响到社会整体风气，因此每个人都应将诚信准则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诚信的缺失非一朝一夕所酿成，也非一人之力所造成，因此诚信的回归需要长期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准则，只要每个人都朝着诚信迈进一小步，那么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也就迈进了一大步。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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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