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主权分析论文

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出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文章针对这一变化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新的论述。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经济经济全球化是现阶段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家经济主权分析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家经济主权分析论文 篇1：

国家审计“免疫”功能保障经济信息安全

【摘 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息化”这一字眼已经不再陌生，但这对国家经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很多人依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意识淡薄，商业贿赂致使国家经济信息泄露，经济信息失真问题致使国家决策出现偏差以及三大评级机构至今仍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国内高端审计咨询业务、国际投资银行为国家战略企业的“周密服务”，无不说明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经济信息安全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威胁。因此，国家的经济信息安全需要国家审计部门发挥预警、揭露、清除和修复等“免疫系统”职能，提高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系数，切实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

【关键词】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 国家审计; 免疫系统

一、“免疫系统”理论的提出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由此对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工作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07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刘家义审计长首次提出了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理论。他指出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摒弃原有的“监督、评价”功能，其实质是在现有的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和经济鉴证的基础上对审计职能体系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免疫系统”功能的重心在于“预警”，重点体现的是“事前”的咨询与服务。即保证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预防”功能，从而抑制各种“病害”;再一个就是能够发挥“揭露”和“清除”功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查处违法违规、贪污受贿、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主法治等各种行为，并依法对这些行为进行惩处;最后就是要发挥“修复”功能，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对于消极因素入侵经济社会系统造成的破坏给予恢复和调整，而且要防范风险，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增强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免疫系统”改变了我国国家审计重经验轻理论的现象，从此使我国国家审计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我国国家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目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信息内容及其存在问题

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已成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各国对经济信息的争夺日益加剧。国家信息安全也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中最最基础的环节。与信息技术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则显得相对薄弱，对于经济信息的安全保护更加显得苍白无力。力拓“间谍案”生动地揭示了我国的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信息有以下几方面

1.互联型的经济信息

信息经济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公用信息基础之上的一种互联互动的经济。国家的经济组织以及内部信息交流和业务联系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从而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尤其是我国经济信息“短板”问题严重，安全系数相对较低，再加上不真实的数据信息，使得这种互联关系对我国国家经济信息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2.全球型的经济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全球型的经济信息便应运而生。这种信息化使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力弱化了，从而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信息的暴露风险，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3.数字型的经济信息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信息都可以转化为数字而以光速进行传输。但是计算机信息安全操作尚不成熟，在全球信息争夺加剧的背景下，一些有关经济安全的重要信息泄漏到竞争国或竞争者的手中，可能导致重大的后果，从而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二)从我国经济市场的几个侧面突出我国经济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1.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意识淡薄

经济竞争的白炽化与信息高速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业已存在的窃取经济信息活动更为猖獗，无论是官方的经济情报部门还是各大财团、公司的情报网络，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包括经济数据、经济政策等伴随学术报告、会议研讨甚至是一句家常闲聊便被泄露出去。载有核心经济信息的移动存储介质被随意连接至互联网导致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除技术手段之外，对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审计机构人员以及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的商业贿赂日益严重。根据监察部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的数据显示，2005年8月—2009年12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 223件、涉案金额165.9亿元人民币，其中查处涉及公务员的案件12 899件，涉及国家公务员13 914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 442人，厅局级干部345人，而在这些商业贿赂高发地带，跨国企业的身影愈来愈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贿赂已成为跨国公司面临的共同挑战。有些人不顾国家利益将国家机密信息肆意透露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人民群众甚至国家机关自身对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没有足够重视应该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2.国家经济信息不真实

我国大部分经济信息来自企业和下级政府，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提供的统计信息和行业信息。少量信息来自信息市场。由此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与许多因素有关。一方面这与企业和下级政府的信息化程度及提供信息的技术因素有关;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企业和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意提供有关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在上级政府综合信息时，假若信息的不真实程度加大，就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近年来，对于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虚报瞒报税收，对国家下发的补助津贴弄虚作假，最后装入自己的口袋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了，从而导致国家统计数据失实，对于国家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带来了不利影响。经济信息是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器”，若信息失真势必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稳定。

3.国外跨国金融经济组织掌控了中国市场的生杀大权

(1)三大评级机构

我们知道，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越发展，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近年来，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中国信用评级业务正陷入被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信用评级掌握着发债企业的生杀大权和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是控制资本市场走向的制高点，与国家的金融主权息息相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一旦控制了中国评级业，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依赖美国评级机构，这势必严重侵蚀中国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由此可见，国外在通过无形的“软实力”来间接控制我国市场。

(2)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普华永道在中国拥有最为庞大的客户群，其中不乏像中石油、中国铝业、中国银行这样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毕马威在审计香港和内地100家上市公司方面的市场占有率(按市值计算)分别为47%、30%;安永在为中国大陆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提供财务和咨询服务方面占据领导地位，并且帮助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发行A股和B股;德勤在中国为多家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一些重要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在香港，德勤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但是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一般建有自己的情报部门，专门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筛选分类，然后提供给相关客户(企业、机构甚至个人等)获得商业上的“增值”收益。

(3)国际投资银行

美国大型投行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研究能力惊人，信息采集、处理、分析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行对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都近乎无秘密可言。甚至近年来，我们常看到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一致，有时连小数点后的数字都分毫不差。2011年发生的高盛对我国A股的狙击，从中谋取350亿元人民币更是说明了外国投行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的深刻威胁。

三、发挥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维护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的实现路径

(一)预警职能，努力做好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保证了审计机关能够尽早感受到经济社会在信息传达和信息真实性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揭示这些风险一旦出现带来的危害，迅速运用法定权限查处产生这些风险的原因并防御、化解、减少风险;同时，也能更早、更及时地建议政府和相关的权力机关，整合运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消除产生信息风险的根源，从而健全制度，完善法律，使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以维护国家利益。对于本国经济信息安全意识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国家审计部门就更应该充分发挥预警职能，对于国家的经济信息提供防泄漏和数据保护等，运用审计工作报告的形式提醒相关部门和企业谨防关系国家利益的数据信息外流。同时要深入探索信息系统审计，在对信息系统产生的信息进行审查和评估的同时，还要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完整性、可靠性进行审查，将审计业务范围和内容从传统的财务报表等“有形”信息，扩大到信息处理系统的安全性、完整性及其内部控制等“无形”信息，从传统的事后审计逐渐转变为事前审计，确保国家经济信息安全。针对政府官员存在的商业贿赂日益严重的情况，国家审计机关更应该加大治理措施，对于可能产生商业贿赂的信息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预先消除商业贿赂的实施动机，并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二)揭露职能，及时发现问题

国家审计机关既是国家的经济监督部门，也是一支庞大的信息队伍。审计一般不创造新的经济信息，但它所获取的数据信息来自第一线，且经过审计验证与核实，具有真实性与权威性，从而可以增加经济信息的价值。对于国家经济信息的不真实问题，国家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充分发挥审计反腐败的职能。审计部门应积极开展经济腐败审计，实时地揭露和发现破坏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蠕虫”。国家审计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揭露国家经济信息中的不真实现象，惩处有些官员为了政绩的虚报瞒报甚至腐败问题。经济腐败审计是以防治经济腐败为目的，从而查处经济信息不真实现象。由独立的审计主体，运用专门的策略、手段、程序与方法，对国家公职人员违法违纪、虚报瞒报行为进行专项审计监督，强调查处与防范相结合。开展经济腐败审计是我国审计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反腐败工作的创新。

(三)清除职能，分析解决问题

在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应健全境外投机风险控制。我国要积极开展对本地区境外机构和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调查，摸清总体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研究制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监督办法，探索建立有效的经常性监督方式。对于已经出现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事件，国家审计机关将协助政府及立法机关衡量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制定相关法律，从机制、制度和管理层面挖掘深层次问题，防止决策失误等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家审计机关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分析，能及时发现和调整资金运动偏离目标的行为，及时修复决策的失误，及时发现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审计在控制和监督经济犯罪，保证公共财产安全中具有独特而强有力的作用，是及时获知经济犯罪准确信息的金睛火眼，是及时控制贪腐的国家卫士。

(四)修复职能，调节规范问题

国家审计通过审计署等审计机关报告的审计报告在辅助国家搞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相关人员，使其对于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提高警惕和重视程度，使被审计机构因为国家审计的威慑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自律”行为，增加和突出国家审计的“隐性价值”。对于国外跨国机构垄断中国部分上市公司评级、咨询等情况，国家审计机构应该在上报国家决策及财务机构的同时，构建经济信息安全的战略体系，尽量限制外国机构控制核心信息的机会，帮助我国会计事务所做大做强，建立自己的投行和评级机构，在国际并购，发展跨国产业时有效“补牢”，形成国家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四、结束语

各国政府视其经济信息为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领域，覆盖了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称其为一国的“血液”。因此，国家审计要发挥社会经济的“免疫系统”功能，维护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有必要加强审计的综合性与时效性，强化审计的预防性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的经济信息安全体系几乎是空白，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管理条块分割、各行其是，缺乏国家级经济信息安全管理的顶层机构，难以防范境外情报机构和黑客的攻击。国家审计在防范国家经济信息安全中发挥了预警、揭示和修复的功能，通过审计信息，抓住具有宏观性、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反映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存在的缺陷与不完善的地方，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提出审计建议，促进改善宏观调控，促进信息时代下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此外还可以通过司法部门增强违反经济信息安全犯罪的震慑力和影响力，协助构建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体系。

【参考文献】

[1] 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

[2] 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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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家义同志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审计研究，2009(1).

[5] 赵保卿.“免疫系统”论与审计的预防职能[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

[6] 杜玉平，梁劲钊.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跨国经营研究[J].财会通讯，2008(9).

[7] 许莉.国家审计维护金融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制度创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9).

作者：孙婉玮 刘成立

国家经济主权分析论文 篇2：

浅谈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出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文章针对这一变化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新的论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现阶段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往的国家安全更主要的是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即便是涉及到经济安全，也是为了保障上述安全。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大促进了生产、资金、技术等各经济层面的全球发展与扩张。加强了国与国之间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存，使得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马上会反映到外部，进而影响其他国家与地区，导致其他国家也发生危机。以往很多事例证明，这种危机的破坏力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

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的逐步发展，也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主题，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已经不再是军事手段，追求国家经济利益也不是都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首先要用经济手段解决。因此经济安全的地位也变得日益重要，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显出来。

从微观角度来看，人们对经济的安全感下降也是经济安全地位凸显的原因。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经济矛盾错综复杂，想要解决这些经济矛盾就要对经济形势有整体的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也促使经济不发达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一系列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提高了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在提升经济安全问题地位的同时，也发展了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经济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开放的阶段，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保证国内资源供给的问题。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问题显得更加立体化，并向横向发展。对经济安全的思考不仅要针对国内情况，也要极为关注国际情况。这就使得现阶段经济安全问题比以往的问题更加复杂。

在全球化之前，一国政府对于本国经济的调整力度要更大。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一国政府对于其经济的政策性调整的可控性降低，而且对于其经济安全的威胁也逐步多样化，主体也逐渐增多。不单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对另外一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他形式的主体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跨国公司、传媒集团、非政府组织等。甚至是从事跨国活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个人，都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比如国际新闻记者、跨国资本家等。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安全的影响绝不亚于一个主权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大，经济利益界限变得模糊，也增加了维护经济安全的困难。各国之间的经济渗透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更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经济的保护更加综合，经济无国界的现象也在增加。国家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企业也很难在形式上绝对地区分是外资还是本国民族产业。更多的需要考虑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很难再区分你我，也许今天的对手就是明天的合作伙伴。经济安全问题也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全球化以前，一个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变化相对较慢，传统强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位置。相对较弱的国家仅是对国家内部发展进行调整，很难使得国家地位得到改变。所以往往是战争等剧烈社会冲突才能产生整体态势的变化。现在世界整体形态的变化更多地反映在了经济发展上。无论是经济发展过慢，使得国家处于两极分化的底层，经济安全容易受到威胁，还是经济发展过快发生经济危机，都会产生经济的不安全因素。这些经济变化和国际整体竞争力的快速变化也使得经济安全整体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安全问题，具有不一样的含义。

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安全问题的时候，更加关心市场的开拓;国家经济利益如何从公司的利益中得到保障;世界能源与资源的状况，特别是对本国的影响;本国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等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心本国经济如何从受他国影响的状态下有更多的自由发展、自我发展的空间;如何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得到改变;怎样才能保障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进而保障经济安全等问题。

经济全球化给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的舞台，无论什么国家都进入到了同一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加入了国际大分工。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经济安全领域必定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和发展手段，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就造成了集团式的对抗，也就是常常提到的“南北问题”，这也就使得经济安全问题更加能够影响国际社会。

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既有困难又有机遇，经济安全受到更多影响的也应该是发展中国家。

第一，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金融体系也更加脆弱，在全球化这一过程中就更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大量外来资本对本国的冲击。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甚至还不如一些大的跨国经济体，更谈不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问题。第二，虽然国家的大小、综合国力的强弱不是决定经济安全的根本原因。但是，国际竞争力弱、综合国力不强等一些原因势必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弱国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就使已经得到的经济利益更加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抢占，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第三，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很难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去，导致制定出来的规则更多的是考虑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要求，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言权，也就很难体现其利益诉求。第四，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脚步相对较慢，更加缺少经验，应对危机的能力弱，也就更加难以保障经济安全。以上这些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安全问题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形势也更加严峻，如不能更好地处理与应对危机，经济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

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困难，也相应地带来了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了国际分工当中，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本身也是对经济安全的一个保障。其次，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各个国家经济进行交流与渗透，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其中得到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这些经验与技术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参照发达国家来健全本国的经济体系和经济管理机制，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借鉴来完善本国的一些危机应对机制与措施，加强经济安全的保障。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渗透的同时，也加大了相互依赖性，从而形成了共生关系。而这一关系，也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避免本国受到影响，在必要时也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外部援助。这些外部援助也能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危机，甚至相互合作从而化解危机，加强世界经济整体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受到了更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要针对自己的经济情况，分析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制定出有效的防范机制与措施。

作者简介：宋萌(1979—)，男，河北保定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新闻学;王丽霞(1978—)，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新闻学。

(责任编辑：周加转)

作者：宋萌　王丽霞

国家经济主权分析论文 篇3：

新自由主义范式对转型国家的危害及反思

摘要：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战略，并引发了严重的转型危机，而当前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集中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私有化、绝对自由化的转型战略的内在弊端,它所造就的畸形经济体制在市场秩序、产权制度、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及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稳定性、脆弱性和无效性，从而成为导致危机加剧的深层制度根源。经历危机洗礼后，转型国家势必要对指导本国转型的新自由主義范式做出重大调整，探寻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有效转型与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全球经济危机;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转型危机比较充分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失败，而刚刚得以结束但并未尘埃落定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再一次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转型国家带来的灾害。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它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交织未解并相互冲突的直接反映，还是曾经为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所使然。

一、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目前左右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大现象。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和政治管理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经济思潮。它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蓬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各个新自由主义学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为官方积极推广并成为泛滥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和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经济政策的基础。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政策，如推行私有化，强化市场竞争;执行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遏制通货膨胀;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对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规制;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资，压制工会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主流社会，形成了对主张政府干预和积极的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反革命”。诚如罗纳德•里根在其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就职演说中曾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一论断简单而直接地阐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凯恩斯主义，反政府干预的政策立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进一步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进行了系统归纳，并冠之以“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美国利用经济援助、银行贷款等附加条件强制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纲领。它包括了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和放松监管为核心的十条政策建议。然而，“华盛顿共识”从其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猛烈批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全面地看，“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它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管制等，是在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因此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全球化的趋势向全世界张扬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世意义，从而再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华盛顿共识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因而非但未能有效指导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家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仍然在和导致经济崩溃的模型打交道。

自“华盛顿共识”问世以来的近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影响及其危害曾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充分表明，它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巨大伤害作用。导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均与放弃凯恩斯主义、推崇和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影响密切相关，甚至这些政策行为本身就是它的结果。根据这个学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人们的欲望。在体制方面，新自由主义视国家和社会的监管为公众敌人中的头号敌人。特别是通过自由派经济学家强加的“小政府”的概念，并尽量减少干预市场的自发过程。新自由主义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认为除了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这样必要的措施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有损于市场效率及市场的健康运行。

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它还从根本上混淆了经济政策目的和手段。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发展，不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发展。因此，应该明确这样一点，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发展理论，不管是它哪种形式的变种，都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在某些国家里，它可以复苏经济并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增长，但是，社会代价将使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成效消失殆尽。

二、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的转型经济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见证了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那么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政策的彻底破产。这场危机不仅给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而且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全球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首度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的增长率为-0.6%，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为-3.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2.4%。

在全球经济大家族中，有一个独特的群体遭受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这就是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危机期间，转型国家的新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混乱。货币贬值与资本外逃、股市崩溃与银行破产、债务高涨与实体经济衰退、政局不稳与社会动荡，成为转型国家经济危机并发症的典型特征。多重危机的交互作用引发了宏观经济动荡，进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刚刚从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的转型经济再度遭遇重大挫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提供的数据，以波兰、匈牙利等15个国家为代表的中东欧转型经济体2009年的GDP增长率为-3.7%;以俄罗斯、乌克兰等13个国家为代表的独联体的GDP增长率为-6.6%。作为前苏东最大转型国家的俄罗斯，其经济增长的降幅约8%。虽然从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大多数转型国家2010年预期的GDP增长率由负变为正，但是仍有少数国家(如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罗马尼亚)仍要在负增长中度过2010年，其中不乏被西方认定的转型先进国家。而转型国家整体也要至少经历大约五年的时间，才能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

转型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冲击是由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深层的制度根源。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必然通过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多种途径传导到转型国家，并且被放大、扩散，从而对本国经济体系带来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在转型国家的爆发也与其二十年来所经历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具有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训导，对本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激进改造，从而在大约十年中初步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到20世纪末)。经过改造后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体制、贸易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力量自发决定，各种管制措施被大幅去除，国内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从事各种市场交易以及对外贸易。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测度转型国家制度改革进程的转型指数来看，衡量价格、贸易的各项指数均得到大幅提升，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已经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水平。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机制。

第二，产权制度和金融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變革。通过小私有化、大私有化等各种类型的产权改革方式，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形成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在许多国家，大量私人企业不断涌现，私人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基本超过60%。在一些市场化改革进程较快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这一比例甚至达到80%。伴随着产权制度的变革，转型国家的金融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大量涌现，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破土而出。其中，在中东欧国家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银行系统中的大部分资本为外国所有者持有。有数据显示，除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外，中东欧国家银行系统中外资所占比例为55%~97%[1]。

第三，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不断加深。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转型国家已经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由于经互会的解体，转型国家纷纷调整其对外经济发展的定位。中东欧国家主要着眼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特别是在加入欧盟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几乎向欧美国家完全开放了本国的市场。俄罗斯在转型初期对外开放的程度虽不及中东欧国家，但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其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断加深，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近在咫尺。

第四，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规模庞大和干预过度的政府是导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因此，向市场经济转型势必要彻底改革政府，将其范围和边界大大推回，以便为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张创造最大空间。缩减政府职能的进程在转型之初就已经展开。例如，俄罗斯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中，政府的经济监管和宏观调控职能被大幅度削减，仅仅剩余一项，即实行统一的财政、信贷和货币政策[2]。此后，虽然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职能范围有所调整，但“小政府”、“有限政府”已经成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治理理念以及改革的制度导向。

第五，转型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剧烈的重构。新自由主义认为，虽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大多数前苏东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但其经济结构是扭曲的、畸形的(过度工业化)，并未有效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比较优势，而转型则需要经历一个“后工业化”的过程，即降低工业的比例，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遵循这一理念，转型国家在整体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对其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变革，试图重构与西方经济兼容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种理念的导引下，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大大缩减，新型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成为发展的重点，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如俄罗斯)。

上述五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激进转型战略的意图。西方学者也将这五方面变革的程度作为衡量转型快慢与绩效优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当转型国家经历严重危机时(如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将症结归咎于没有彻底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上述五个方面变革;而当转型国家经济复苏时(如21世纪初期)，他们则将其归功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入推进的作用。然而，经由新自由主义改造的经济体制却埋藏着严重的隐患，并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得到集中体现。

首先，尽管转型国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这种体制仍然是极其不完善的，特别是缺乏完备的制度基础设施支持。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市场监管体制依然十分薄弱，缺乏增进信任的文化环境与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健康有效的市场秩序无法形成。结果，市场主体往往将宝贵的资源、技能投入到外贸、金融等部门的各种投机和违法行为活动中去，而不是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服务。机会主义和投机行为的严重泛滥不仅助长了金融部门的经济泡沫和虚假繁荣，而且加大了整个经济体制的系统性风险。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就与这种畸形而无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本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体现出肆意妄为的市场主体给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

其次，盲目的对外开放和无限制的融入全球经济也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在近二十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债务依赖型的金融体系。许多转型国家参照西方的模式对本国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造，瞬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然而，这些金融机构大多规模弱小、债务比重过高、缺乏应对危机的良好管理水平。一些中东欧国家不仅过度开放本国的金融部门，而且采取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高举债经济模式，从而使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例如，匈牙利的外债高达GDP的60%，且外债的1/3是以外币方式存在的。2007年中东欧总共吸收了全球新兴市场流入资金约7 800亿美元的近一半，它们大部分是以购买银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形式流入的，而这些资金又被大量投入对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中去[3]。虽然外资的流入对于中东欧国家获取经济发展的必要资金，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状况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给体制尚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时，西方资金出现大量外逃，中东欧国家立即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并进一步危及其他经济部门。

再次，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转型国家遭受经济危机重创。尽管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转型，但是许多转型国家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经济结构。除了以上论及的中东欧国家的过度外向型和金融依赖的无效模式外，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俄罗斯的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能源原材料仍然占有过高比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拉动(主要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有色和黑色金属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资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1994—2000年这一比重大约为82%～85%。石油在俄罗斯资源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俄罗斯经济走势也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原油价格从2008年7月的140美元 / 桶暴跌到2009年1月的不足35美元 / 桶，结果使俄罗斯经济迅速陷入衰退[4]。由此可见，本次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资源的脆弱性。正如俄罗斯《观点报》指出的那样，金融危机与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阻碍了俄罗斯强国复兴的步伐。其他转型国家(如乌克兰)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种困境势必要求转型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努力改变主要依靠石油和原材料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5]。

最后，缺乏调控能力的政府无法提供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措施和方案。尽管市场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它并非是万能的。市场不仅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完备信息、消除垄断、协调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失灵问题，而且无法自行消除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抵御各种不确定因素对经济体系的冲击。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救助，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然而，在经历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能力遭到严重削弱，政府在面临危机挑战时缺乏应对的资源和政策工具，只能听凭市场自我吸收和消化外部冲击和风险。在中东欧加入欧盟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时要受到欧盟的严格制约。此外，在转型国家特定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党派斗争、政治交易、利益集团俘获等因素交互作用不仅影响了政治环境的稳定性，而且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这些无疑为政府及时、有效地出台反危机措施造成了许多政治障碍。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与经济转型的新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已经严重损害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在广大欠发达国家中的“声誉”，而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彻底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对转型国家而言，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势必要对原先指导本国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正，从而探寻到一条更为有效的转型与发展道路。超越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立足国情，努力实现改革理论的新突破，不但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制度与规则，又要充分考虑转型国家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历史传统，注重其应用的内生化与本土化，以提升新制度结构的整体运行绩效。

1. 国家转型方略朝着废弃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寿终正寝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知道将来会采取的形式，也不知道结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这一切可能会等很漫长的时间，当然，也可能只需等很短的时间。新自由主义这种模式只是制度的一个工具，为了资本主义本身今后的发展，当它无效的时候，这一政策可以作适应发展的修改，甚至发生本质的变化。经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后，加速新自由主义消亡可做的功课是，在每个转型国家制定替代方案时，使其有利于发展、一体化、社会公正和民主。任何旨在以发展、公正、真正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可行前景取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核心，是要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一社会和政治力量要有能力反对和击败维护现有制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6]。因此，国家要在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国家以其社会政策，有能力解决食品、就业、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和住房等问题。新自由主义是由统治制度创立的。同样，当它不符合统治制度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就会被另一个思想流派、另一种模式取代。因此，当我们与这个现行政策做斗争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它的暂时性，也不应该忽视能使转型国家真正复兴的更大目标。

2. 积极而又审慎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盡管是由跨国资本主导和推动的，但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转型国家必须从国际现实和世界经济目前和可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出发，需建立在融入世界经济、采取一切可能的现实措施基础之上。转型国家应积极参与，趋利避害，而不能游离其外。同时，转型国家发展开放型经济，还必须充分发挥自然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创造后天比较优势，使本国在比较优势阶梯上不断攀升。比较优势既有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自然比较优势，又有建立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基础上的后天比较优势[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应该科学地定义和研究提出的全球化世界观，其本质是要相信，全球化是整个世界实现协调发展、发挥科学技术可能性的必经之路。

3.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中找到平衡点。金融创新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开放趋势下各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中，由于现实存在的监管滞后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危机之所以发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的金融创新与松弛的金融监管。因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金融企业希望通过金融创新来打破制度限制,以拓展金融活动的利润,使其在残酷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为防止金融风险,金融管理当局必须加强金融监管[8]。对于金融监管而言,其目标当然是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市场崩溃,从而维护金融体系安全。这次剧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给转型国家下一步如何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与启迪。

转型国家在迈进金融全球化中要同时关照经济体制的转轨进度与金融开放的创新效率。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转型国家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在抵制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化的同时，要根据转型国家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4. 虚拟经济要回归实体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要素，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金融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也就反映出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9]因此，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更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防止新自由主义模式所导致的畸形金融体制悲剧的再次重演。

5. 重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合理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人们对于过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危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政府必要的调控和监管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金融发展领域。就转型国家而言，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一方面，由于转型尚未完成，因此政府依然要担负着推动各项经济制度变革的重任，其中也包括改革政府自身，以使政府与市场和私人部门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面对遭受危机冲击后的凋零局面，政府也需要通过更加全面细致的公共政策来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使发展更加均衡有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范围或许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反复调整，但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到更加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式，从而真正建立起一种规模适度、能力充分、干预到位并能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政府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徐坡岭，张鲁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J].俄罗斯研究，2009，(3).

[2]张弛.俄罗斯转轨绩效透视[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112.

[3]俞南平，等.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J].俄罗斯研究，2009，(3).

[4]关雪凌.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index.html，2010-07-02.

[5]刘国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6).

[6]郭连成，等.国际金融危机与转轨国家的应对——以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为研究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

[7]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等.全球化與世界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18.

[9]姚金海，等.金融危机的演化阶段及其美国检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1).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王岩云

Reflection on the Harm of Neo-liberalism Paradigm to Transitional Countries

Huang Qiuju, Jing Weimin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Washington Consensus;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ransitional countries; development mode

作者：黄秋菊,景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