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会开始时，温家宝说，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1：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比较研究

摘 要：本文从根本上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的原因，并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对比。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改革开放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提出"改革是革命"命题的并非只有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前苏联的改革中也曾提出和阐发过类似的命题。与戈尔巴乔夫的命题相比较，其无论是在提出的时间、涉及的方面以及所持的依据等均有不同。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其上任初始，苏联国内问题成堆：经济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权，吏治腐败;思想上严重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国际上美苏两国长期争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苏联的经济被严重拖垮，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风起云涌，对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构成挑战。所有这些，都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思考改革问题。

关于改革性质的判断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紧密相关。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性质的揭示上存在的重大的区别，其根源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解上的差异。

在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中，为了判断改革的性质和确定改革的对象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两个方面、两个层次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

首先，邓小平明确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指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其次，邓小平还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内在联系，指出基本制度虽然不同于具体体制，但要通过具体体制加以实现，要受到各种体制的制约。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区别和联系的论述，成为他判断社会主义改革性质的两个内在依据。讲区别在于强调不能因为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弊端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由此决定了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讲联系在于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就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甚至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也将成为问题，由此决定了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决定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与邓小平不同，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中，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因此，他所说的"改革就是革命"，其结果并不是对体制进行革命，而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不在于实行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在于没能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及时进行改革，因而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是我们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时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由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混为一谈，戈尔巴乔夫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存在着"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社会，是"官僚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 "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而建立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恰恰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所否定的并不是僵化的旧体制，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就是革命"的实质之所在，也是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加分析从而严格确定改革的对象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中国晚了六七年时间，按道理说应该为苏联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为苏联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在中国重要，但是苏联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工业发展，1985年4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仅仅一个月之后，就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项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改革一度陷入困境。为了推进改革，扫除障碍，戈尔巴乔夫把目光瞄向了政治领域，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求为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苏联的极端民主派和反共势力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多党制等要求，公开要求苏共放弃领导权，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苏联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长期积累和掩盖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和危机也浮现出来。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进攻，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疲于应付，根本无力顾及经济改革，这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苏联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改革的进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称为激进式改革，他企图在短期内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体制，解决苏联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而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应该说，在改革初期，苏联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由于改革不可避免的触犯不少人的利益，改革遇到了不少阻力，不少干部对改革持有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考虑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试图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障碍，打开局面。这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改革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其实，改革是一项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历史的过程。遇到问题就转向，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不成熟的政治家。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的多，困难的多，冒的风险也大得多，弄不好会丧失政权。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始万万没有想到的。

苏联改革的失败给我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了党的领导，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改革更是一句空话。苏共放弃党的领导权，就是自甘失败，自甘退出政治舞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永远站在时代前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就是因为不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盛行，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了战斗力，才无力领导苏联的改革和建设。

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本身，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都转向资本主义，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给它们带来福音，它们依然困难重重，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与我们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鲜明的对比。苏联背弃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沉痛教训，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参考文献：

[1] 阎树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之比较 --《延安大学学报》1999年9月第21卷

[2] 大卫_科兹-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3] 姜美玲 --浅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神州》

[4] 任钢建--如何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_教训和影响 --《金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 梅定国--试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及其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6] 孙大为--以史为鉴_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 --《兰州学刊》 200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文文(1989-)，女，河南洛阳人，研究生，就读于西安工业大学，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秦淑丽(1990-)，女，河南新乡人，研究生，就读于西安工业大学，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作者：周文文 秦淑丽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2：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温家宝说，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时期，我们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真正使中国的经济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着重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

人民日报记者：“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字和“十一五”规划相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请问总理，我们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

温家宝：主动调低“十二五”经济发展速度，不仅表明决心和意志，而且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说，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时期，我们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真正使中国的经济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着重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速度高，就业人数就会多，但通胀的压力也会大。经济发展速度低，就业人数少，通胀压力相对也小，但很容易使经济走向衰退。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道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7%的发展速度也不算低了。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基数大了。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谈到就业，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型服务业，这些都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比过去低的速度下还能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问题，这对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完全有决心办好这件事情。

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已是一种模式

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温总理你好。我们看到，今年年初以来，在北非的一些国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在关注着快速发展的中国，有人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很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大环境?其他国家能否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借鉴并得到启示?

温家宝：我们十分关注西亚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亚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经济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一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已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我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

“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港澳单独列为一章，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支持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十二五”规划报告中特别提到港澳，包括继续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还有就是确立粤港多项大型基建项目的合作，中央在作出这些规划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考虑?另外，现在有人说香港已经逐渐在消失它的传统优势，已经没有独立的能力应对区域竞争，所以迫使中央这次要出手，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我们很想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现在香港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贫富悬殊这样一些深层次矛盾等问题。

温家宝：香港记者的提问，使我想起在2003年我访问香港，也就是在那一年那次访问，我见证了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议。我可以先跟你说，我很想再去一次香港，看望香港人民，向香港人民表示问候。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港澳单独列为一章，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支持。这样做不仅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要求，对港澳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利的。

方才你说香港的传统优势不存在了，我不这样看。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有着开放自由的经济，有着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完备法律法规，有着全面的各类管理人才。香港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都经受住了考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没有改变。在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支持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在金融上的改革都首先在香港先行先试。比如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已经超过3000亿元。我们首先实行了货物贸易在香港以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合作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香港连接内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地向前推进，使物流、人流更加畅通和便捷。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目前不仅有应对区域竞争和风险的能力，也有应对世界竞争和风险的能力。但是，香港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外部局势。因此，也要有忧患意识，利用好机遇，迎接各种挑战。我曾经讲过，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有一个长远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二，要重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第三，要努力改善民生。我以为，在香港还要重视教育、科技，以增强香港发展的后劲;还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和旅游服务，发展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就业。香港有着比较充裕的财政收入和雄厚的外汇储备，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要照顾好弱势群体，致力于改善民生。

我利用这个时间还想回答一个你没有提的问题。就是在“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在香港有一种舆论，说香港“被规划”了。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遵守基本法。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都是支持香港的发展，中央的规划绝不会代替香港的自身规划。

今年在政府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对于管好通胀预期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总理你好。通货膨胀现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高物价、高房价已经直接影响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那么您如何评价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呢?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措施出台?应对通货膨胀，您会不会考虑让人民币较快升值?

温家宝：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关进去很难。我们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如果你看看整个国际形势，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我常讲，通货膨胀包括物价、房价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今年在政府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

关于管好通胀预期、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详细地讲了。我不想再过多地重复。我只是讲，对于管好通胀预期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去年11月份，我们消费物价涨幅达到5.1%。12月份，经过努力，物价水平降到4.6%。今年上半年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大概记者先生也懂得，因为翘尾因素影响大。1月份，CPI达到4.9%;2月份，还保持在4.9%。但你知道，2月份翘尾因素的影响高达3.7个百分点。对于物价，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努力管好通胀预期的。首先，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以保障供给;第二，加强流通，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这个薄弱环节;第三，主要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场。我们将持之以恒地把这项工作做到底。至于房价，我们也是三管齐下。第一，还是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我想补充一点，对于物价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第二，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手段来调节市场需求;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无论是物价和房价，地方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也就是说要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房价也由地方来负主要责任。

你关心人民币升值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动摇。如果从1994年算起，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3次。现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57.9%。我们的改革主要是改变单一的盯住美元，而实行根据市场需求，参照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浮动的弹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种改革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关于房价的调控，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总理，您好。刚才那位外国同行也提到中国的房价，您也阐述了我们调控房价的三方面政策措施。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就出台了不少关于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被称为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今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重申，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现在社会上有担心，就是这些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实到位?会不会半途而废?请问总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温家宝：关于房价的调控，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我们三管齐下，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人民群众中有许多担心，他们总的是赞成的，但也有许多忧虑。我们提出，今年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明年再建1000万套，在今后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是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个方向必须明确。这里就有一个资金落实的问题，中央今年将向地方补助1030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投入，但还必须更广泛地利用社会资金。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这是中国房地产建设的一大机会，如果丢掉了，十分可惜。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后，管理和退出机制现在就要着手制定规则，形成一个完整的从建设到管理、退出的机制，使保障性住房质量和效益得到保证，使保障性住房将来的管理也得到保证。

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我们非常关心“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请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这种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文化领域有什么具体政策和发展方向?

温家宝：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国民素质、文化发展和道德情操上。我们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历经劫波而现在还保存完整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一个典范。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懂得，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国家强大。

在“十二五”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要把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还要善于把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结合起来，使祖国文化再展辉煌。

我们推进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只会为台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为有利的商机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十二五”规划已经正式通过，而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日前在台湾举行了首次会议。请问温总理，“十二五”规划和两岸签署的ECFA怎么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另外，有部分台湾民众担心大陆经济转型之后可能对于在大陆的台资企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出现经营困难、边缘化，请问总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温家宝：请台湾记者代向台湾同胞问好。大陆与台湾的ECFA协议的早期收获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在今年2月份，两岸有关方面进行了一次评估，总的认为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效果初显。今年1月份，两岸贸易额增长了30%。你可能知道，去年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台湾的顺差达到860亿美元。

你方才担心大陆经济转型会使台湾企业边缘化，我想对你讲，大陆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现在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经有8万多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如果算上异地投资，就是经过维尔京群岛这些岛屿，整个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台商投资已经占到大陆吸引外资的9%。我想请你消除顾虑，就是我们推进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只会为台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为有利的商机。我们将对台资企业继续实行国民待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不仅不会被边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发展。我还想说一句，在ECFA实行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还将本着循序渐进的方式进一步推进ECFA的后续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你都可以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和对台湾商界和人民利益的关心。我们是同胞：“骨肉之亲，析而不殊”。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8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

温家宝：你的第一个问题问得早了一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首先，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要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做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我们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中央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因为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去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不断获得健康发展。对此有很多民营企业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民营企业认为，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过程当中有很多民间投资还会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似乎“玻璃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在社会上针对“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不少争议。请问总理，您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温家宝：我们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在2005年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去年我们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应该说，这两个36条“雷声”不小。为什么说它“雷声”不小呢?因为我们明确地提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我们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什么许多非公企业还感到“雨点”小?甚至提出存在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现象，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够。大家如果注意这两个文件，后一个36条其实是对第一个36条的补充，它在政策和准入的细节上都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新36条的贯彻细则。我相信，这两个文件将会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单就你提到的民营经济发展来说。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从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这样也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实施了一揽子计划，不是单一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俄通—塔斯社记者：总理您好。我在中国工作已经18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也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但是最近发现物价变贵了，请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俄罗斯的媒体都称赞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他们说这些措施让人觉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温家宝：你的问题重点在第二问，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际贸易下降26%，而中国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罗的海指数一度快跌到零。我到深圳集装箱厂去考察时，连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降到3.8%，不少企业停产，大批农民工返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使企业恢复活力;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民生继续得到改善;大力度地加强科技支撑，使经济充满后劲;同时大范围地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所有这些都不是单一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关于投资比例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你问的问题的要害就是所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小。我跟你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从而避免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至于通货膨胀，我方才已经多次讲过，这次通货膨胀是国际范围内的，在很多新兴国家，CPI都达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经分析了。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控制市场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请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问题。我们留意到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知易行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提到今天，请问温总理，您认为“十二五”规划要得到真正地实施，真正地贯彻落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温家宝：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通过改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增加经济总量，但是这种总量的增加不能以过度地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那样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影响。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的考核。我以为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农业基础还不够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也还不够稳定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是27年来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请问总理，这是否意味着在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十二五”时期能否保持住这种变化的趋势?

温家宝：应该说，这些年来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到去年达到5919元，增长幅度超过10%，也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农民收入的增长大致是三个来源。一是农产品，或者叫农业收入。我们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去年的补贴额超过1200亿元。此外，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并且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书本费和住宿费。在中等职业学校，我们还特别规定，对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学农专业的孩子全部免费。这些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二是工资性收入。这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歧视政策。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多达2.42亿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50%。三是部分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农业基础还不够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也还不够稳定。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比如，我们前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40%，在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继续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我们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温家宝：最后，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队，并且给中国以物资上的支援。我们的救援队昨天已经到达日本，我们运送的救灾物资也送到了日本。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请你代为转达。

(摘自3月15日《人民日报》)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试析论文 篇3：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功能

摘要：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多种多样，在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尽相同。社会学界流行一种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便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对中产阶级的功能的认知也是如此。文章从国内知名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中梳理出针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体构成和政治功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中产阶级 界定 政治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加速转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加紧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在全面推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格局在慢慢形成。在利益调整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发挥的功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纷繁复杂的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文章的贡献在于，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整理，并从中得出较为客观和中肯的结论及启示，最后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主体构成

1.1 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李春玲(2011)指出，当前人们通常用四个标准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是收入标准，其次是职业标准，再次是教育标准，最后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张宛丽(2002)在200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对中间阶层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李培林和张翼(2008)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应该用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来衡量中产阶级。李正东(2001)划分中间阶层的具体标准是：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职业指标、经济指标(包含财产和收入)、声望指标和权力指标。陆学艺(2002)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他认为中间阶层就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有收入、职业和教育，即中产阶级应该拥有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从事一定的职业并受过高水平的教育。

1.2 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 李春玲(2011)提出六阶级分类法从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进行了界定。这六个阶级是：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业劳动者。它隐含着两种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一种是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大中产阶级概念，它包括了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一种是狭义上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概念，它专指新中产阶级。李强(2005)则提出了“中产阶级四个集团”的观点。第一个集团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第二个集团是“新中产阶层”，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周晓虹(2002)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主体构成为：一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二是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三是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四是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五是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六是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

综上所述，关于中产阶级的主体构成，国内学者莫衷一是。但也有共通之处，比如李美玲和李强都把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列入中产阶级的范围，并认定其为新中产阶级，李强和周晓虹均认为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周晓虹观点中的“外企白领”和因采用高新技术及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其实就是李美玲和李强所提出的新中产阶级，李强、周晓虹、刘欣都把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

2 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

2.1 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李强(2001)认为，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因此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周晓虹(2008)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现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借助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正常社会晋升制度的建立，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使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冲突和摩擦获得了现实的降解。张宛丽(2002)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

综上所述，学者们大都认为中产阶级自身具备优良的素质，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且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处于“体制内”，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他们会从保障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荡，希望政治稳定，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他们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2.2 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基础 李路曲(2000)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张伟(2004)认为，在理解中产阶层时，存在许多需要辨析的概念，如稳定和不稳定都是一个中性词，政治秩序本身也是一个中性词，它们并无明确的价值取向。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产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本着现实和积极的态度，与其称中产阶层为“稳定器”，不如称其为“推动器”更有建设性。

综上所述，也有不少学者对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器”的功能提出质疑。他们从制度变迁和社会动态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有学者认为稳定、不稳定和政治秩序都是中性词，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界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中产阶级的功能也是一个变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2.3 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李路路(2007)认为，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中产阶级在利益博弈中，既可能与上层阶级联姻，也可能与下层阶级结盟。中产阶级自身充满异质性，在社会博弈中角色多元化，具有复杂的矛盾性格，没有固定模式。谢岳(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地方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形成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关系，他们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综上所述，中产阶级发挥功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趋于多元化，其最终扮演何种角色受到阶层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如不加以引导，很有可能演化成社会中的异化力量。

3 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趋势

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首先，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只是“稳定器”，还有可能成为现行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其次，必须认识到中产阶层是一个位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分非常复杂的社会阶层;再次，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然后，社会稳定是各阶层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过程和结果;最后，必须对中产阶级加强引导以使其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基于以上认识，未来的研究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目前对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及其社会功能的演化关注得比较少 目前已有的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争论充分证明了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多样性。然而，学界在争论中产阶级不同政治功能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这些彼此差异甚至对立的政治功能是否会相互演化，以及相互演化的条件。比如，在何种情况下，来自体制内的中产阶级成员(如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会不满足于现状而寻求变革呢?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政治因素导致呢?因此，今后的研究将从单一地讨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转向讨论在何种环境条件下中产阶级将发挥何种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之间如何转化。

3.2 对边缘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研究将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 近年来中产阶层内部正在形成一个主要分布于下层，同时又大多集中于非国有部门、私营部门或体制外的亚群体，学者们将其称为边缘中产阶层。这些边缘中产阶层包括那些来自农村普通家庭的80后、90后大学毕业生，他们正在努力奋斗以求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中去。边缘中产阶层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和理念，视改善生存处境、跻身中层为人生目标，表面上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一旦上升无望，潜在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就会冲击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识。因此，应加强对边缘中产阶层政治态度、政治诉求和行为动向的研究。

3.3 对网络时代中产阶级参与公共事件的研究将成为研究亮点 近年来，中产阶级逐渐倾向于采用更低成本和代价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突出表现是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和舆论的一致性，包括网民对特定事件的一致性评价、共同声讨和彼此协作的人肉搜索。网民借助网络舆论平台，一方面通过对公共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进行审视和监督，另一方面则依托于互联网的民间自治力量的成长，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革新。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参与公共政治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信息交流的平等化。中产阶层的网络参与议题的范围及性质、效果及局限性如何，网络参与背景下政策主体的回应及公共治理的维持与变革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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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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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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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J].当代亚太，2000(11).

[11]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J].江汉论坛，2004(1).

[12]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6).

[13]谢岳.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J].天津社会科学，2005(1).

作者简介：葛小抱(1989-)，男，河南新蔡人，南京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研究。胡乘铭(1988-)，男，贵州天柱人，2011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行政伦理、地方政府研究。

作者：葛小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