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足球习俗

[摘要]现代足球源自英国的古足球。古足球演进到维多利亚时代后，一度有过一段遭禁的历史，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最终获得了英格兰公学与大学体系人士的支持，并将其当作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既有乡土性也有城市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是与板球、跑步、竞走、拳击等项目并列的一种运动娱乐形态，并无统治性地位，其娱乐性要强于运动性，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格调。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生发于自然之境，属于一种乡土球戏，不仅在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中流行，还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并最终获得了教会的认可。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分化出了协会足球与拉格比足球两大体系，两种足球体系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归均衡。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打通了古足球与现代足球的延展脉络，并为协会式足球与拉格比式足球最终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本土则是一种风俗元素。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对世界体育界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在英国乡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聚会学方面的价值值得称道，还在世界近代体育的现代化转型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受到禁球规制的约束，以古足球为代表的足球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理批评、原罪审判、游戏歧视等方面的压制，导致英国足球出现过一段发育不良的时期。但是，古足球在经历了一段混乱阶段之后很快获得了包括英国学院派人士在内的各方人士的首肯。公学与大学体系的介入，使得足球发生了质的变化，足球最终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娱乐、竞技与体育项目。足球是一种植根于英国人的自然生活中的元素，原本毫无神奇性，然而，足球对当今世界各国的精神性作用很大，足球的自然性体现在诸多层面，其中不乏实现阶层和解、构建大同社会的功用。包括足球在内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球戏一直具有一种引领性的元素，其中有完备之法系，亦有自然至上理念，还有维护乡土风俗、构建田园生活、回归纯美自然性的积极动能。现代足球或许仅仅是英国诸多现代体育项目中的一种，但是，它的生发与维多利亚时代高度自然化的生活寓意与价值值得人们重新认知。

一、古足球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格调

球类项目具有很强的陪伴性，人们可以从球类运动与人为伴的特质中看到足球的本质。从各种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和足球大致同质且处于同等地位的是板球。莫蒂默曾说:“对于劳动阶层来说，组织有序的足球、橄榄球运动仍然是极为陌生的概念。他们熟悉的团队运动，只有板球而已。”[1]5保罗•乔安努、艾伦•坎德利什曾经讲述过一名名叫威廉的人士的体育生活。“威廉参加了伊顿的‘墙游戏’、‘球场游戏’和‘英式墙手球’，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足球先驱。他还是学校里一位著名的板球运动员，一名守门员，被描述为具有‘快活和强烈责任感’的性格。不幸的是，希区柯克早在1886年就死于身体的过度消耗。”[2]乔安努与坎德利什在描述足球中的死亡事件时显得很平静，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欢乐或极乐的一部分。只要略加考察就会发现，英国学者在讲述古足球时经常将其与其他的运动项目放在一起，其中联系最多的便是板球。“在布里斯托尔，温特伯恩和弗兰普顿的卫斯理主日学学校的大约200名孩子‘风趣绝伦’。他们在草坪上喝茶，晚上剩下的时间他们在板球、足球和其他类似的娱乐活动中玩耍。”[3]这也便在另一个高度上解读了澳洲足球在板球场进行的缘由。英国的保罗•诺布利在介绍英国的主流体育时提到了6个项目，其中的球类项目包括足球、板球、赛马、马拉松和高尔夫球。“英国人发明了很多体育项目，比如板球、网球和足球，一代宗师不是没有，只是太少太少，尽管如此，英国人仍对体育运动十分痴迷。在个人崇拜年代，人们对神坛上运动之神的顶礼膜拜可谓史无前例。”[4]108来自中国的体育教科书也将板球与足球放在一起讲述。“和足球一样，板球也发源于英伦三岛。18世纪，英国的乡下绅士们就开始热衷于这项运动了，当时的英国人甚至把板球视为‘国球’。板球的打法和棒垒球十分相似，通俗点说，板球就是用一块木板来打球。”[5]249记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交际生活的文献都涉及足球和板球，并将两者置于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层面，由此可见板球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难看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户外竞技现象充满了互通性，而与足球形成对抗态势的恰是板球。

面对板球与足球这两种令人着迷的集体性球类形态，英国人曾经长期处于纠结状态。“当时在谢菲尔德，板球依旧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但是1855年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谢菲尔德板球俱乐部将主场迁入布拉莫巷。有一名俱乐部成员带来了一个足球，为的是让大家在板球比赛开始前玩玩。球队的尼特利尔•克莱斯威克和威廉•帕雷斯则认为，成立一支足球队也许是个让大家在冬天保持身材的好方法。”[1]5-6由此可见，足球与板球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两种户外球类项目，两者大体沿着错位发展的路子而共同存在，丝毫未见其中的龃龉性。只要看看英联邦国家的球类运动发展情况就会知道，板球与足球在这些国家的普及程度大致相等。英联邦国家共由53个主权国家组成，其中约1/3的国家盛行足球，如喀麦隆、加纳、牙买加、尼日利亚、塞舌尔等国，约1/3的国家盛行板球，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印度群岛、南非、津巴布韦等国，约1/3的国家两者都盛行，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从现在流行的情况看，板球主要在春、夏两季进行，恰好与秋季、冬季开打的足球形成互补。板球与足球在目前世界体育领域的比重大体与两者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比重一样，足球的比重略高，但仍可形成犄角之势。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板球发展也很好，但是足球更富有创新性。受到球体弹性大、触感好、体积大因素的影响，足球的游戏性更有优势，足球由此最终走到了球类运动的前列。“1857年10月24日，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成立。国际足球联盟是这样描述的:‘它的总部设在一个种植大棚中。克莱斯威克被任命为俱乐部队长兼秘书。他和帕雷斯两人着手建立了一套便于促进足球运动发展的规则。’”[1]6无可否认，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的成立建立起了一种足球发展的主体模式，而1863年10月26日在足球史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足球协会的成立表明了足球互动性功能的激活，足球由此而摆脱了原始性的暴力仪式的特征，将契约精神、高尚理性以及对抗精神合而为一，那个时间段成为现代足球完全成立的标记。理念决定规则，规则决定形态，形态决定风格。当现代足球的旗帜树起以后，足球的风格化趋势就在所难免。后世人认可的足球风格的差异性来自理念、规则与形态，但是，足球的核心动力来自规则。“1907年，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在举行五十周年庆典之际，克莱斯威克依然健在。在庆典演讲中，他回想起来，当时的足球规则是通过研究、筛选不同学校的不同规则制定的。如果认为某条规则不错，他们就会将这条规则整合到‘谢菲尔德规则’中，如果感到比较荒谬，则将其舍弃。”[1]6高度的理性思维能力造就了足球自身的深刻性，足球其实在此获得的是一种思想的能量，足球多样化的风格也以此为生成基点。莫蒂默认为足球是在经历了学院理性的过滤后才成为现代体育项目的，其中的主体性干预与构建者来自英国的公学体系。“足球并非来自英格兰德比郡或兰开夏郡的后街小巷，而是出自更体面的地方———神圣的英国公学。到了19世纪，英国公学可不是胆小懦弱之人待的地方。面色红润，嘴里念着祈祷词或唱着圣歌的那类学生寥寥无几。”[1]1英国体育史学家MikeHuggins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一书中写到了公学在足球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和1850年左右的谢菲尔德和其他地方，偶尔举行的村际比赛是现代足球的一个重要前兆。现代足球规则从公立学校向下游扩散，因为这个预先存在的文化基础而得以扩大。”[6]2尽管足球在生发演绎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典型性的事件，但也没有多少人会忽略1863年的足球协会成立前夕的情境。“1840—1860年间，一些学校制定了联合规则，但存在着不少缺陷。直到1863年的10月26日，在伦敦皇后大街的共济会旅馆举行了一次由各公学校友参加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10条的规则，这同现代足球规则相距不远。但是该规则仍允许手触球，仍允许一部分橄榄球规则的存在。该规则是以哈罗公学的规则为基础制定的。”[7]4一味地谈论足球的价值或许无法看到其原生态的真相。高度理性与无惧伤害构成了公学足球的基本理念，哈维描述过这样的情况:“到1855年，老拉格比队员们广泛参与了比赛，特别是六年级队对学校队，他们在彼此的场地玩，虽然偶尔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故，比如一个球员的腿断了，但是学校的足球水平极高，因为他们的足球标准很高。观察人士特别称赞球员在铲球时把球卸下，从而避免了伤害。”[8]34-35这里需要关注拉格比公学的特殊性。颜强曾经考察过拉格比公学，进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传统观念的复活，最早影响到的地方，就是公学———这些为社会的未来培养中坚力量的独立贵族学校。一股教育方式改革的风气在各大公学回荡，1828年至1842年担任拉格比公学(RugbySchool)校长的马修•阿诺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反复强调拉格比公学，是因为这所学校在现代足球和现代橄榄球起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公学的名称Rugby，便是后来橄榄球的名称。”[9]10拉格比公学以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著称，这样的价值追求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活方式一致，同时也与英国步入近代化时期的整体社会风尚极为契合。“校长阿诺德和他的同道中人有着强烈的宗教观念，强调公学教育的权威性、纪律性和团结性，为了改造‘丑恶的灵魂’，更严厉的管理措施，包括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体罚，成为阿诺徳一派的教育规范。教师的权威不容触犯，学生们放肆无忌的行为，例如打猎、斗殴等一律禁止。拉格比的教育改革很快成为全部公学的楷模，回归传统的教育风格，被认为是激浊扬清的振作之举，与维多利亚精神完全吻合。”[9]10-11简朴的生活方式有多种多样的表示形态，一种是信仰，如清教徒的生活，一种则是习惯，如日耳曼人的生活。英格兰人秉承了日耳曼人坚韧朴素的生活习惯，通常而言，简朴生活是缔造一切竞技体育项目的理想的文化土壤，其中包括足球。“至于足球，19世纪初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中非常流行，但规则极为不同，例如拉格比(英文橄榄球的意思)公学拥有宽敞的草地球场，因而球员们可以抱着球跑，也可以拖住或绊倒对方的球员，而在曼彻斯特，球场则十分狭窄，因此要求球员们在场内带球。另外，其球场上没有球门，得分是把球带过一道横线即可。相比之下，哈罗公学的比赛更接近现代足球，他们的足球规则规定每队出11名球员，球赛常常在泥泞的场地上举行，球员间也较少用手控球。”[7]3公学如此，大学足球也充满了艰险感。“在1825年的比赛中，温彻斯特学院的两队各有25名球员。比赛很艰苦，被描述为‘唯一的一种长时间的伤害’。”[8]38不难看出，古足球一直难以区分手脚分工问题，手脚混用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也影响了人们对足球类型的认知。英国人对足球的认知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PeterSwain掌握的足球史信息很丰富，其对足球从史前状态过渡到非史前状态的描述值得关注。“作为回应，斯瓦恩已经证明了1818年至1851年间的媒体上足球报道的许多例子，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切中了要害。记者和编辑认为事件有新闻价值才予以报道的，其中还包括一份关于踢足球的报告。这些案件导致了刑事或法庭诉讼，人们因踢球而违反了‘公路法’或‘亵渎’安息日之类的轻罪而受到处罚。事件也涉及数千人参加的乡村宴会、庆祝活动或在教堂、工作场所或学校郊游中经常开展的游戏。这都是在公立学校和传统的民间足球的传统游戏之外的足球文化。”[10]这里不妨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足球分为两个阶段，1863年10月26日之前的足球仍归为古足球时期，而此后的足球归为现代足球时期。综合一下其他文献所记述的相关事件可知，1863年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仍处于足球的孵化期，那一时期的足球间或也会制造一些麻烦。“1845年1月16日的斯格罗夫，故意破坏树篱。不过，在他们旁边的还有‘许多小伙子在球场上踢足球，从而伤害了草地’。托马斯•柯林斯还为昨天在国王街被指控在足球场打球而感到懊悔。他和其他几个男孩一起被P.C.马丁发现，后者把他拘留了，其他的则是勒令其休息。法官对他处以5分钱的罚款或三天监禁。”[10]PeterSwain还披露了当时足球与其他活动在聚众方面的独特的感召力。由此可知，19世纪早期的英国足球虽然有过遭禁的历史，但足球依然存在，并渐渐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人们可以在一种自然化的场域内较为顺畅地玩足球。仅从相关文献也可以获知，英国当权者对玩球者的约束有限，很多时候仅仅要求大家不得破坏公私财物与公共秩序而已。

或许正是因为足球维持着一种明确的自然性、原始性与自由性，才可以在高度工业化时代的人类社群中得以快速发展。PeterSwain也认可这样的事实。“埃恩认为，在1818年至1851年间，持续存在的足球文化远比人们所相信的要明显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足球是一项特别受欢迎的运动。这段时间，事实上，考虑到‘工业革命’的剧变，任何形式的持续的体育文化都在整个世纪中幸存下来，特别是地理上的文化，这是值得注意的。”[10]从PeterSwain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古足球参赛人数较多，其规模更像一场群体集会。“一场大规模的足球比赛往往形式不明。毕竟，有一百名成年男人和男孩在比赛，每个球员都可能因为在安息日踢足球而被逮捕和罚款。确实是这样，不过，这并非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间足球比赛，当然也不会得到公立学校校方及其男生们的倾情投入。”[10]由此可见，足球在英国的遭遇确实有矛盾性，古足球游戏虽然在英国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却一直可以存活下来，且在乡间有充分的流行空间，不仅如此，古足球还保持着相对简单的形态与淳朴的风尚，同时也维持一定的暴力强度。PeterSwain阐释了当时的情况:“地方当局在此期间显然对足球怀有敌意，他们在哈利法克斯人民公园表示，在坚持‘不收费’的情况下，‘禁止跳舞、足球和其他娱乐活动’。”[3]PeterSwain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讲述了以农场为生活依托的各类人士所参与的足球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农场的佃农约翰•斯内普提供了证据，证明教区的居民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1849年为非法侵入而采取了行动，而自‘远古时代’起就有人在这片被质疑的牧场上玩过各种游戏。”[11]139PeterSwain看到了居民与地方官员斗争的重大结果:“的确有人指出，人们因在公共街道上踢足球而被阿什伯恩治安法官处以罚款，但有人认为，人们非常不愿意这样做。与之相调和的，治安法官和居民之间必须保持长时间的斗争，然后双方才会妥协。”[11]139由此可知，英国古足球并未遭受过太多的道德化的改造，而是直接超越了道德化的阶段，步入了初级契约化乃至高度理性的法制化的时代。

二、生发于自然之境中的乡土球戏

古足球步入现代足球的主体推手是公学和大学的力量。MikeHuggins高度评价了英国公学体系对户外运动的促进作用:“在1852年，GeorgeSara也称赞‘竞技运动’是‘把我们的孩子(从伊顿公学到慈善学校)送到全世界为自耕农服务的运动’。这种更具现代感的游戏或竞技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体能介入，还必须有户外条件，且需要有年轻同伴一起玩，这便是问题的关键。”[6]Ⅸ英国足球绝对的户外化格局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英式足球的典范性也体现在这里。PeterSwain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维多利亚时期普通英国人的室外休闲运动的关注层面。PeterSwain并未沉浸在单纯地考量英国足球起源的状态之中，其关注点一直延伸到各种户外运动的复合性存在形态方面。“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新成立的协会游戏的流行程度，因为在本世纪中叶，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型游戏以及其他体育运动都很流行，主要是在教堂、工作间或学校的室外进行，有时候在农村的室外聚会、晚会和庆祝活动上开展，它们只是一种街头足球或休闲足球，后者还经常出现在草地、田野和公共绿地上。重要的是，这都是一些小规模的球赛，却最接近1863年前的足球形式，由此可见辩论足球起源的重要性。”[3]PeterSwain还讲述过当年英国人复合性的休闲娱乐生活的状况，其中包括了足球活动。“72岁的肯特公爵殿下的生日在温莎举行。‘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已有3000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娱乐活动包括板球、舞蹈、射箭、足球、斗篷、圈套和棒球摆动、扔棍子，每项活动都设有奖品。”[3]PeterSwain高度关注到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人的足球及休闲生活，他发现当时的足球和其他娱乐方式有很强的匹配性。“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男人们有了较多空闲时间，他们用竞技运动来娱乐自己，而这些运动为军营人士所追求。英国士兵踢足球最具活力，而苏格兰人则在风笛伴奏下全心身地跳舞。”[10]由此不难看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仅户外生活丰富，各种户外娱乐休闲生活还带有联动性、匹配度与共融性特质。

从PeterSwain提供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年的英国军队中也十分流行足球游戏。“驻扎在斯卡伯勒的城堡场的第28团也沉迷于游戏。这些人先练习步枪射击，完事之后便开始用足球、麻袋比赛、手推车比赛和跑步来娱乐自己。即使是在达特摩尔东北边缘的小镇和平民教区查格福德，球赛也在进行，这一次是由‘主日’学校的孩子们打的。”[10]足球从来都是平民运动，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得不到英国上流社会的支持。莫蒂默曾记述:“在哈罗公学、伊顿公学及温彻斯特公学，出自名门的纨绔子弟通常都非常爱闹事。他们天生有一种优越感，随意蔑视每一个没有贵族血统的人。理查德•桑德斯在《野蛮喧嚣:英式足球的古怪起源》中写道:‘男生对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事实上，如果你出生于18世纪的贵族家庭，无论你有多么无能或者没用，未来掌管国家的都依然是你。’”[1]1英国的公学在世界教育史上独具特色。英国公学原本是贵族学校，近代英国人显示出了超强的理性力、创造力以及慷慨的处事态度，这些品格都和公学的设立有关。然而，英国的公学曾经有过一段灰暗时光。“当时在公学发生的骚乱并不少见，也经常出现平息年轻人动乱的军队。必要的时候当局就会派出士兵。1811年英国伦敦齐普赛街的暴力冲突就是其中一例。当时，麦钱特泰勒斯学校和圣保罗学校的男孩子们相互追打，一直打到军队赶来平息阵势。不打架的时候，这些男孩子则喜欢打打猎，用石头、弹弓或者弓箭去捕鸟、打兔子、捉松鼠、打狗。”[1]2由此可知，在引入足球之前，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一度参与过各种各样的打猎活动，这里可以看出足球和狩猎活动的兴替关系。

足球就是这样，在英国具有鲜明的自然性、乡土性和娱乐性。“《柴郡观察员》要求，为人们的娱乐或公共娱乐计划。Rodee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具有切斯特人民公园性质的地方，为什么不把其中的某一部分用来游戏和运动?在晴朗的夏日晚上，它会成为数以百计的工薪人员最喜欢的度假胜地……看到绿色的草地上覆盖着足球或板球派对，那将是一个美丽而令人愉快的场面。”[3]唯其如此，足球才可以很好地延续人类运动的复合性价值。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足球是英国乡村生活图景的一部分，足球和其他竞技乃至娱乐活动的高密度的融合，构建出一种史前足球的生活图景。足球在未能成为高度功利性的职业竞技运动的时代，始终是一种恬静而自然、祥和而安逸的一种游艺活动，它构建出维多利亚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英国风俗。这里尚须论及人类工业革命的作用。英国工业革命的生发或许有其偶然性，但它在客观上却缔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并将世界推举到一个新高度。英国是足球缘起国，足球在英国本国的流传本身已经充满了太多的传奇性，英国以外的诸多学者更多地关注到了英式足球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本土性、原生性以及缘起性形态。

从上述文献中可知，英国人早就发现，足球还有提升人的健康生活水准的功用，这种健康不仅指身体健康，还包括了心理健康，在现代心理学走向独立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为宗教学家所关心，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不例外，且以拉格比公学为例。“拉格比公学前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因为给这‘既无意义又不科学’的运动带来了秩序而倍受赞誉。他从1828年至1842年担任该校校长一职。阿诺德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运动，但他知道如何能让孩子们合理释放精力并帮助他们塑造性格。更为重要的是，有序的运动比赛可以让孩子们远离维多利亚时代的‘罪恶铁三角’———酗酒、赌博和手淫。”[1]2维多利亚时代很多高尚人士也关注到足球对心理健康的巨大影响力，其中就包括拉格比公学的校长阿诺德。“阿诺德并不是一个亳无性情的古板教官，他关怀人性，同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密切观察公学里青少年学生的表现，注意教育方法改革，不断寻找一些新的教育方式。维多利亚时代初期，随着英国国力强盛，社会主流思维越来越倾向传统，一个被视为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前途的隐患，而在公学里普遍存在的问题，摆在绅士们讨论的台面上:公学学生中泛滥成灾的手淫自渎行为。”[9]11其实，人类族群社会中的部分成员的手淫现象并非某个独特的现象，即便在英国，亦绝非一种偶然性的情况，人类社会中的很多族群对待手淫大致采取三种策略:首先，将其视为一种虚拟性或不存在之物，对其作出彻底的隐晦化处置。其次，承认其存在，但将其控制在默许的范畴内，从而对其不闻不问。再次，认可手淫现象存在，不再视之为原罪，而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加以遏制与引导，并最终在最大限度上将其消灭。颜强也强调了英国公学对精神健康的高度重视。“整体社会环境的性压抑，爱洛斯人格在生理青春期发育的冲动，是自渎行为在公学这些青春期男生当中普遍存在的原因。主流社会对这种公学里的精英青少年的‘自甘堕落’充满了忧虑。英国骨子里是一个通过给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LetterofMarqueandReprisal)发家的国家，否则也难以依靠海上群狼的诱敌深入战术，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9]11人们在此可以看到一种类似宗教的解救式力量，不仅如此，拉格比公学还担当教育英国贵族子弟富有更强大进取心的职能。“军武之国，对雄性和勇武的尊崇，是这个忧患意识深入骨髓的岛国的立国之本。而未来的国家栋梁躲在阴暗卧室里手淫自渎的行为，是社会主流无法接受的。当时的首相迪斯雷利就说过:‘这是我们最大的社会毒瘤。’如何解决这种青春期问题，成为教育者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9]11足球治疗手淫的现象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健康观、生命观与体育观的革命，足球由此被人看作是一种反抗原罪的良药，而不再受人歧视。

英国公学的价值具有连带性。当一种社会问题出现后，未必意味着那个问题绝对充满了负面能量，相反，在很多时候，一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到来的前奏。足球就导引出了这样的现象。“也许公学学生的自渎正是现代体育，尤其是团队集体运动项目兴起的原因之一。我没看到过哪位现代体育历史和社会发展研究者，对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现代体育发展背景进行过详细钻研，但是自渎成为社会高危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存在。”[9]11-12由此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学有诸多非常态的意义，其中包括对现代足球乃至现代体育的创造性能量。“公学里有先见之明的教师们，例如马修•阿诺德，出于让青少年学生释放郁积能量，同时增强纪律和团结意识的目的，鼓励他们走出房舍，去户外积极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体育运动，这肯定是现代体育的源头之一。这个源头催生的不仅有足球、橄榄球，还包括许多其他现代体育运动。”[9]11-12质言之，手淫并非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然而，拉格比公学敢于挑战这种社会隐晦事项，显示出一种极大的认知进步。

面对人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身体原罪现象，以拉格比公学为代表的英国学校管理者接纳了更为科学而先进的观念，他们更看好高强度体育活动的积极价值。“上述这三种习惯，没有一种有利于团结协作，而对集体观念的培养是19世纪‘公学’的办学目标，并且这些习惯也十分不容易令人接受。因此，体育运动便立刻开始成为一种提高学生道德、教导学生做人的方式。”[1]2真实的情况也的确令人欢欣鼓舞，公学学生经过足球训练之后，普遍变得彬彬有礼，其道德修养有很明显的提升。“一些有着宗教背景的机构，尤其是属于新教体系的英国国教，也强调身心合一地去实践体验宗教教义。很多公学本身都有着僧侣修道院学校背景，牛津大学同样如此，所以公学教师大多有着明确的宗教认同感。”[9]12由此不难看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学具备了思想的卓越性，而由那个场域散发出来的诸多思想都在后来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得到了积极验证。

其实，手淫并非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教会人士的眼中，它深刻地威胁着宗教安全，其以相对保守的天主教为代表。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天主教在英国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自1530—1560年间，英国教会史上共发生了四次大的变革，即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都铎和伊丽莎白一世改革。”[12]伊丽莎白一世虽然尊崇天主教，但她的身世和眼界决定了她更倾向于新教。于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制造了一些对传统天主教不利的元素，教会的部分财产落入新兴资产阶级的手里，罗马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地位也遭受解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宗教虽然仍旧十分开放，而新教已经占居了主导地位，英国公学所倡导的新型的身心合一的理念便与英国高度开放、宽容的宗教氛围分不开。人们很容易看到类似理念的新教因素。“那个时代的新教，流传着一种‘肌肉基督教’(Mus-cularChristianity)的实践方式:肉体承受一些挑战乃至苦难，反倒能促使心灵的纯净。宗教的类似行径，我在大足石刻里见过石刻树立者极端自戕的行为，《达•芬奇密码》中，也有过对天主教极端教徒这种肉身惩罚式修行的描述。‘肌肉基督教’没有那么极端，但和‘身心合一’的宗教实践精神相吻合，在公学氛围里，也与现代体育运动的首倡相当契合。”[9]12那里不仅展示出宗教教育的积极维度，还强调了身体至上的高尚性，同时也不乏尊崇英国本土既有价值观的内涵。将公学的学生引导到操场而非其他地方，显示出英国教育体制与古希腊教育体制的一致性。受到海洋性气候以及罗马文化的影响，英国人性格刚毅，英国也一向是尚武之国，以简朴、自然、刚强气概压制不良生活习惯的做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学系统内蔚然成风。阿德里安•哈维曾记述:“在1825年的比赛中，温彻斯特学院的两队各有25名球员。比赛很艰苦，被描述为‘唯一的一种长时间的伤害’。”[8]28公学与大学的持续介入，迫使人们重新认识户外运动的高尚价值。新的认知度在19世纪中叶以后得以出现。“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困扰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公立学校的纪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尽管如此，大规模推广体育运动被认为有助于维护学校秩序，人们有理由相信，体育可以提升人的智力性和实践能力，它也由此上升成为一种主导课程。”[8]174英国的公学、大学都保持着自律、节俭、不畏艰难的理念，大学尚且如此，此风在民间更盛，类似的理念一直沉淀在足球中，现已成为当今世界为人称道的一种价值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化具有高度的和谐性，多种价值观在这里不仅未曾造成极端性的矛盾，反而在一种更为高端的界面上达成了妥协，并缔造出一种超越过往所有时代的新型的文明形态。19世纪的英国足球可谓一种明显的无阶级差别的大众运动。诺布利曾经阐释过足球对实现阶级和解的作用:“谢天谢地，现在几乎没有足球流氓(至少在国内比赛中)和足球暴力事件发生了。以前都是工人阶级对足球感兴趣，但是现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也成了忠实球迷。与过去相比，女球迷和家族球迷的数量大幅增加。英式橄榄球也呈现类似现象。英式橄榄球分为联盟式橄榄球和联合式橄榄球(后者直到如今仍有非职业选手参赛，而且号称是真正的比赛)。”[4]109足球中的大众性文化特质植根于英国的民主政治生活，足球还为此提供了属于体育界的独立性的范本。MikeHuggins曾阐释过维多利亚时代体育的状况:“到了19世纪末，休闲的民主化已经开始了。体育活动越来越资本化，它们通过媒体得到更好的宣传。”[6]16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的英国民主政治也一直延伸到日常休闲生活领域。户外运动在英国具有普适性。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不仅喜欢运动，还保留了欧洲老牌贵族的传统，喜欢与他人分享体育运动，极为乐意在体育与娱乐领域资助他人。“在兰开夏郡的波顿，布拉德福德伯爵的意图是‘在唐格•豪尔开设一个公园或游乐场，供公众使用’。一大片空地，由15人组成或者16英亩土地将用于板球、足球和其他健康运动。”[10]由此可见，当年英国的足球是一种植根于民众生活中的自然游戏，并无后世人常见的独特的狂热宗教式的存世形态。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娱乐休闲行为，并无太多特别之处，其与其他很多游戏项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熔铸成一种复合式的休闲方式。

英国体育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库里和埃里克•邓宁曾经分析:“然而，我们认为提出最后一点可能很有帮助，这不仅说明了1850年之前足球缺乏社会声望，而且也说明了数据本身的模糊性。两位历史学家发现这些信息应该值得祝贺。事实上，许多关于这些比赛的引用都出现在《贝尔的生活》中最不显眼的地方，通常是一段精心隐藏的段落。这些运动包括赛马、板球、竞走、水上运动、拳击、追兔、赛狗、摔跤、托儿法术、斗鸡、钓鱼、跳棋、象棋和射鸽子。报纸对足球报道的定位和报道的缺乏无疑表明了体育运动在体育公众和记者眼中的低地位。”[13]由此不难看出，英国原生态的足球和传输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足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两者至少在文化的体系性方面存在差异。足球在英国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性的社会存在物，其与英国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并形成了一种自然之状。当时英国流行的很多游戏都带有交互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一种共通性的资源，人们甚至不愿过度强调足球、板球、狩猎、跑步的独特性。哈维就关注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休闲生活的交互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项目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斗鸡、追逐、板球、竞走、赛马、步行、拳击和摔跤，其文化复杂性程度很高。”[8]230这里应当再度强调一下狩猎的核心地位。MikeHuggins曾写过威尔士亲王的体育生活:“威尔士亲王并无多少宪法方面的作用，他的体育休闲时光中的大部分用于在专属的猎区狩猎活动，并在伊斯特韦尔、桑德林汉姆以及朗德瑞勋爵的温亚德公园享受着举枪射击的派对，还在古德伍德、新市场以及其他地方参加赛马派对，偶然也会钓鱼，他还是拉格比协会的出资人。”[6]22MikeHuggin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的前言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有过总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说的‘体育’是什么意思?1837年，这个词仍然与野外运动密切相关，特别是狩猎、捕禽和钓鱼。”[6]Ⅸ由此不难看出，足球在英国仅仅是一种与赛马、竞走、板球、摔跤、钓鱼之类的项目高度匹配的运动，且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众的一种自然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些运动项目仿佛生活自身一样，彼此充满热切的呼应度、匹配感以及附着性，毫无彼此游离、此消彼长或让某种特别的运动项目特立独出之处。由此可见，英国的户外运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更多的世俗性、简易性与融通性特质，人们陶醉其中，却并未觉得那是一种强制性的特殊生活，相反，那里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自然生活情态，也尚未出现如后世体育界中常见的那种膜拜与喧嚣、死亡与热恋、疯癫与狂欢之类的元素，一切皆如平常，充满了祥和自然的风情之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史学家HaroldPerkin曾说:“社会的历史更生动地反映在他们的休闲方式上，而非他们的政治或工作上。体育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或娱乐，还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并给大家带来一种关于社会变化方式以及其他社会影响力的独特的见解。”[6]Ⅹ法国和英国隔海相望，而阐释两国足球的学者也谈到了足球的风气问题。“足球起源于英国，法国史家则考证，布列塔尼12世纪就有踢足球的记载，比英国尚早了些。不过，现代足球的风气和规则确是起源于英国。”[14]98这里使用风俗学的概念显然要比体育学的概念更为精准，由此可知，足球在英国仅仅是民俗的一部分。而其他国家所认知的足球则一直是一种体育，很难成为与本国风俗融为一体的物象。

莫里斯总会站在足球发展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他对足球与英国公共生活关系的阐述值得关注:“在随后的数百年间，球类运动一直是形式简陋、场面喧哗的非正式运动，丝毫不受重视，也基本没有组织规制可言。它们仿佛一直潜伏着，等待它们的时代来临。终于，血腥运动行将消失，属于它们的时刻到来了。以‘追求身心健康’为宣言的英国公立学校纷纷开始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足球活动。”[15]23其实，足球自身就充满了道德律。阿德里安•哈维曾经阐释:“在1802年，一位评论员赞许地观察到，大型学校里的足球、板球、击剑和军事演习都在‘提升年轻人的技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19世纪初，体育中的美德在英国的许多重点学校得到了赞赏。这种赞赏当然会符合某些建立伟大的学校的人的感情，特别是怀凯姆和约翰•里昂，他们把体育当成是一种很高的尊严。”[8]18加莱亚诺也看到了足球对于人的精神的改良作用。“社会的未来统治者们在大学校园里学习如何在足球比赛中战胜对手。在那里，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挥洒青春的激情，磨炼他们的意志，学习忍耐，砥砺智慧。在社会的其他阶层，因有了工厂和车间的存在，工人们虽然不需用足球来检验自己身体的极限，但是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故乡的统治者们发现，足球，这个大众的宠儿，给穷人带来了愉悦和慰藉，使他们免生罢工或其他邪恶之念。”[16]39J.A.Mangan充分肯定了底层民众对足球的参与作用。“直到1875年，除了谢菲尔德，各省几乎没有足球协会。大约1875年，省级运动开始了，比赛在斯塔福德郡的兰开夏郡开始，参与者包括整个中部地区所有等级的球员，但主要由机械师和工匠组成。这一运动的传播速度之快，堪称惊人。”[17]很多社会革命都以立法的革命为要旨，英国古足球在经历了乡村足球的阶段后，开始朝现代足球演进，其演进过程也以立法革命为标志。“风靡英国各地乡村的足球运动场面狂野无序、变体五花八门，而到了学校里则变得有规制可循了，只不过，不止一套规制存在。在哈罗公学和其他某些学校，一种踢球运动流行开来，并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英式足球。”[15]23这里揭示出足球进化的特殊规律。

古足球带有原始的乡村生活的品味，始终维持着野蛮、血腥、暴力特性，而这样的足球也在不经意间跃入英国国内优雅的公学与大学体系，并得到了类似哈罗公学这样的贵族学校人士的接纳，英国的原始足球因此才出现了一种淬火般的裂变，因而未曾消失在时代洪流之中。

三、足球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归均衡

MatthewBrown曾经考察过足球在19世纪的存在状态。“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组织的体育直接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非正式帝国在南美洲最强大的时期。同时不应忘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厘清了前哥伦布时代横跨美洲的大部分投掷、抓握、踢击类游戏的起源。”[18]MatthewBrown高度强调了踢球游戏和其他游戏的差异性。足球仅仅是一种游戏，它也因此具备了诸多的跨学科的认知维度。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足球很容易就超越了人种、地域、阶级的域限，足球的精神化育功能在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PeterSwain看到了足球从民间步入学校的巨大变革。“主流历史学家们认为，从本质上讲，民间足球会消亡于19世纪30年代，对他们来说，现代足球只能起源于公立学校以及公立学校的学生。”[10]足球的民间性体现出其自然本真的一面，而足球的学园性则展示出其高度理性化的一面。由此可知，足球的本体与变体有较大差异，足球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非因为其具有原始性或教育性，而是因为它兼容了两者之优长。

由于古足球的根性作用，其在进入乡村足球阶段后仍旧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乡野特质。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已经呈现出朝现代足球形态迈进的积极态势。质言之，足球可以带给任何一位参与者、迷恋者、追捧者愉悦感，同时，足球在保持其原始自然性的同时，其自身也就此成为一种人的自然欲望的具象形态。足球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一种从不确定状态到确定性状态的演变过程。瑞典的比约恩•埃克布洛姆也强调了足球参赛人数不确定的特质:“对参赛人数没有限定，也没有双方人数对等的规定，没有限制比赛场地和区域。投手们并不在专门规定的场地上比赛而是在一个区域性的环境内，这种区域内有双方认定的目标和球门，双方将球运到各自的目标以获胜。”[19]6古足球向现代足球的过渡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却始终未能偏离英国人看好的户外运动的本体价值。英国人并未真正删减、去除或消解掉足球中的野蛮性因子。从当代英国足球研究者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英国学者一直将足球中的野蛮性当作自然生活的主体构件，不仅如此，还认为其中蕴含一种高尚的行为，而凌驾于足球本体之上的则是足球规则体系的高尚性，足球的规则体系包括高品质的裁判制度。高尚的裁判制度给足球的纯洁性提供了保障。“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卡鲁描述出来的粗陋简单的、口头制定出来的规则;如此多的人一起比赛、竞争。没有裁判员执法和控制比赛，也没有场外人士处理争端。”[19]6裁判的缺位或许可以强化足球竞技的神谕性，却无法遮蔽其野蛮的自由游戏的特质。

足球不仅与其他体育项目有明显差异，即便放在球类项目的体系内，足球也有一种独立性特质。较诸其他体育项目，足球更像是一种物化的精神或精神化的物象。换言之，足球中蕴含着一种让人的主导性能量生发逆转之态的元素。造成此境的缘由并不复杂，足球的内在生发与演进的逻辑十分简约，但充满了自然野性中的强悍之态。足球一直蕴含一种膜拜史前生活方式的动能，而那种能量呈现出反转而上的人为性。德国的克里斯蒂安•艾希勒对游戏的自然性有深刻的理解:“在没有恐惧没有饥饿的时代，心情欢快、无忧无虑的人乐于把世界变成游戏场，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变成玩具。玩词语，玩音响，用手指敲击，让沙子从脚趾间滑落。揉捏烂泥，射纸球，把樱桃核吐到草地上，用扁平的石子在池塘上打水漂，敲栗子，把玩遥控器。”[20]1不仅如此，艾希勒还将足球看作是一种最接近完美的游戏形态。“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在足球这儿登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所有游戏中最自然的一种，是完美的形式和持久的力量的逻辑结合。完美的形式，这就是球、球体、几何学上的尽善尽美。持久的力量，这就是重力，地球的引力，是它把球留在地上并反复地将球召回到地上，召回到双足所在的地方。足和球，世界上最简单的会面。这就是足球。”[20]1足球的本性直接连通着自然之魂魄。足球超强的影响力随处可见。面对如此的足球镜像，每一个深爱足球的人士都会萌生探索其缘起的动力。从各种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成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一向带有强烈粗犷的品性，足球的类似功能一直延续到当下。正因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普通市民的注意力，其中包括传统的贵族以及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者群体。切特温德显然关注到了英国各阶层人士对足球的钟爱程度。“尽管这个运动项目不怎么文明，但是这种球(苏格兰人称作Ba，英国人称作足球)却受到人们真诚的尊敬。在苏格兰某市，每次比赛后人们都要仔细地擦掉弄在球上的污点，并把这个球一尘不染地传给后代。在那里，出资建筑球场是公民们的义务，制造这种球也由公民们来预付现金。在哈姆雷特地区，由当地的教区执事负责提供比赛用球。在其他地方，一对新婚夫妇必须捐献一个球。”[21]3-4MikeHuggins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对体育的重大贡献。“从1860年代末开始，中产阶级就满怀热情地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对国家和世界体育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和社会实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更广泛地说，对英格兰、大英帝国和全球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对体育的热情和活力对娱乐文化的职业化以及阶级文化与阶层关系的成形产生了影响。即使有时以虚伪、妥协和延伸为特征，他们自己的体育运动也有正当性和目的感，所以，支持体育的意识形态也被就此缔造出来了。”[6]31美国的弗兰克林•弗尔曾经解读过中产阶级球迷精神性的独特性:“我希望自己的一方，就是中产阶级的足球迷，在这场文化之战中不要受到伤害。但是与诸多足球评论鉴赏家接触之后，我发现他们受到的责骂完全是自找的。他们是些顽固的势利小人。”[22]232GrahamCurry和EricDunning认为:“虽然工人阶级提供了大部分参与者，但竞赛的管理和国家规则的制定仍然掌握在前公立学校学生的手中。”[13]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足球的影响都很大，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无产阶级。“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已牢固确立，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现代足球运动便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标志被中产阶级推崇，也被大量的工人大众所喜爱。”[23]6西班牙的阿尔弗雷德•加蒂乌斯、何塞•马里亚•乌齐认为:“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他们一定会感到很骄傲吧，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足球产业或许是唯一将大部分的经营收入分配给劳动者的产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劳动者也是这个产业主要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他们自己的腿脚和足球天赋。”[24]7由此可知，工人阶级一直是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推手。法国的阿尔弗雷德•瓦尔与皮埃尔•兰弗兰基曾说:“正当这些踢球的人竭尽所能要把足球留在他们的社会阶层中的时候，工人阶级，比如说巴黎郊区的工人，对这项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庞坦的年轻人正沉溺于娱乐场、舞会、拳击比赛和完全凭运气的赌博游戏中。”[25]1足球的工人阶级性决定了足球的大众化成色，绝大多数研究足球文化的学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足球与普罗大众生活的关系。“那时工人们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他们有钱去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助威，或者乘火车去观看在外地举办的重大比赛，或乘有轨电车横穿市区，观看本地的比赛。球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有的是教会组建的，有的是板球俱乐部改建而成的，而有一些原来的街头球队，先在本地区踢出名堂，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成功。有些球队是在工厂中建成的，有时雇主也会鼓励工人组成这样的球队。不管这些球队的起源如何，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工业区以及苏格兰的中央工业区是十分普遍的。”[7]15工人阶级对足球的关注导致足球和工业文明产生了血脉联系，足球也由此获得了一种人力资源上的支援。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奠定了一种足球竞赛的范式，却无法确定未来足球的全方位的演绎模式。

从社会整体的发展态势上看，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国的作用都很大，它带有天然的社会矛盾平衡器的作用，世界各国中产阶级的稳定性元素十分充沛，中产阶级一向是社会保守力量的捍卫者，然而，中产阶级看似保守，却是一种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在足球的世界里也有极重的分量。“事实上，他们势利得都没有想过要反击自己的同胞。他们轻蔑地评论说自己的球迷们是些业余爱好者，对足球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他们这群中产阶级热爱足球就像热爱一块上好的进口羊乳奶酪，他们居住的社区是星巴克分布最多的地方，所以他们缺乏工人阶级那种燃烧的激情。”[22]232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对体育的发展作用很大。MikeHuggins对此有过评述:“即使在1840年至1860年期间，体育运动的格局也发生了缓慢而显著的变化。到了19世纪50年代，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兴趣的组成部分。赛马吸引了中产阶级的‘运动家’，此外，垂钓、板球、打猎、追踪狩猎、游艇、划船和射击也吸引了中产阶级。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很多体育俱乐部，它们通常不受社会影响，尽管不总是如此。”[6]4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岛国，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的势力版图。英国担当起了拯救欧洲的职责。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英国可谓欧洲的先驱或先锋缩影。MikeHuggins并不否认维多利亚时代体育参与者的阶级差异。“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映社会阶层意愿的产品。工作性质、住宅位置与规格、自由时间的多少以及人们的闲暇休闲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阶级，造成了权力的分化、休闲活动的不平等与分裂。阶级就像性别一样，其受人尊敬的程度亦如城乡差异一样，它已然成为体育文化的薄弱环节。”[6]19在此基础上，MikeHuggins也认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体育参与者阶级差异的有限性特质。“几乎没有哪项运动仅限于一个阶级。体育参与和观看以复杂的方式与阶级交叉。板球、骑马猎犬、野兔赛跑和赛马会得到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财政支持。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控制了赛马所有权，并挤满了看台，然而，工人阶级把当地的会议看作是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参加人数众多。”[6]19足球就是这样，其大众性源自其对人性普泛诉求的层面。各个阶级的参与者可谓取其所需而互不妨害。无产阶级在足球中得到了宣泄，中产阶级在足球中获取了审美，资产阶级独立或联合其他资本力量组建了俱乐部，他们是足球理性化、秩序化、市场化的推手，三者共同将足球改造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职业，而政府人员则可以利用足球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足球像诸多现代体育项目一样，都成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完成这种转型的动力有很多，主要体现在契约精神的介入层面。换言之，恰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法律化使得古足球转化成为一种现代足球。ikeHuggins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况:“1874年《泰晤士报》刊登了19个不同的体育项目，1901年则刊登了27个不同的体育项目，其中关于体育的文章很多。体育俱乐部、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较老的体育项目已经有了地方性与区域性的变体。现在，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新的规则越来越多地被记录、标准化和定期修改，以适应运动员和观众的需要。”[6]6回归到历史地理的领域可以更好地看到英式足球的本真价值。MikeHuggins显然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体育的风俗性内涵。“体育运动涉及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因此值得单独研究。事实上，现代竞技体育很可能是他们最长久的遗产。英国人开创了许多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是19世纪末欧洲最重要的文化习俗之一，而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运动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6]Ⅸ-Ⅹ英国的户外运动或许仅仅是其国家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产物，但是，其所缔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却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从此以后，人类个体与群体的生活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使得行为相对静态化的人类进化道路受阻，人类重新步入一种身体进化与智力进化的双轨并行状态。在此意义上看，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挽救了人类，而足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到欧洲中世纪身体观的影响，近代欧洲大陆一度陷入一种身体观念弱化、虚无乃至倒置的时代，欧洲大陆国家身体观未能赶上其工业化的步伐。与其他大洲的文化革新运动相似，欧洲的文艺复兴的重心始终不在体育，由此，欧洲近代体育的复兴要略微滞后于思想、文学乃至艺术。幸好有英国存在，质言之，包括足球在内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显然拯救了欧洲。足球最大的特质便是其户外性，而坚定的户外性恰是近代体育的优良基因，同时也是其演进为现代体育的原动力。顾拜旦曾因观摩到英国的户外运动而萌生了构建现代奥运会的意图。英国人偏好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也直接带动了欧洲的身体革命，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时尚，足球也跃然而起，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最佳的娱乐、休闲与游戏方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民众的游戏活动更加丰富。“可以看出，游戏的数量增加了，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进步，18世纪是16世纪的4倍多。”[8]值得一提的是户外运动。英国的户外运动已然变成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风向标。“新富或新晋商人也在土地上投资，越来越多地，按照时尚的要求，购买体育地产，以帮助他们进入社会的更高层次。提供租金、开采矿权的收入使他们获得了射击和狩猎的权力，这也证明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良好的体育运动是最佳的福利与财富象征。特别是在农业萧条时期，射击的权力可以得到商业化扩张。”[6]22由此可见，狩猎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所热衷的运动，后起的商人也热衷此道，并因此获得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从体育的合成寓意上说，足球与狩猎有共性，两者都展示出一种高度自然化的生活方式。具体到体育或娱乐的语境中，其户外性特质体现得十分彻底。就户外性而言，足球的纯度很高，换言之，足球一直以户外性驰名，自然草地与阳光的陪衬，造就出足球的基本模块，足球也因此更近似一种来自自然界的精华。从此以后，足球从乡村娱乐活动跃进到一种超大型的体育项目，并拥有了具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受众群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不仅培育了相当规模的球迷，还催生出参与性球迷与非参与性球迷两个群体类型。参与性球迷发展成为后世的尚武类球迷，非参与性球迷演化为后世的观赏性球迷。时至今日，英国的尚武类球迷还经常被人误解为足球流氓，而民众似乎更为肯定观赏性球迷的价值。其实，这里同样有一种误区。尚需声明，正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高度包容了足球的原欲，伊始缔造出当今流行于世蔚然大观的现代足球。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更好地品味维多利亚时代足球的基本范式。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维多利亚时代足球的文化遗产性价值要高于其体育学的价值。质言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足球充满了乡土性，人们由此可以看到足球植根于英国民间日常生活的简单而质朴的画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为现代足球的生发、定型与传播奠定了基础，英式足球在英国域外是体育，在英国则是一种风景画。

四、结语

近代欧洲体育一度出现过一种举步不前的现象，欧洲大陆未能超越瑞典体操和德国体操的规制，其体育运动的水准无法达到古希腊竞技赛会的格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体育观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不同，他们更强调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英国的户外运动最终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一种划时代的精神财富。无论如何，英国近代体育都堪称是欧洲近代体育的最高范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由此而显示出了其超越一般体育项目的倾向性。自然性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仅仅出于对阳光的渴望，英国人由此而养成了于闲暇时光在户外运动的习惯。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一度处于分化与裂变过程中，即便在裂变前，也并非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运动项目，它在英格兰更像是一种风俗，其带给英国人的是一种自然性、日常性、适意性的生活方式，而非一种强直性、刻板性与励志性的运动方式。维多利亚时代的足球乃至其他的运动项目的户外特性已经全然被现代社会接受，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人性的自然性。古足球在经过了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浸润后，逐渐递进为一种具有严明法哲学内涵的足球，其精神内核则是悲剧。质言之，维多利亚时代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期，还缔造了很多值得现代人珍视的体育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了足球的现代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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