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摘要：“知沟理论”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受众对于知识的获取速度，这将导致个体的行为和信仰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反思，为充分调动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1：

对儿童媒介素养的传播学思考

【摘要】传播对于大卫·帕金翰更多的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研究对象。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贯穿于他对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中。本文将对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进行梳理,深入了解一位跨学科的学者对传播学思想的认识与创新。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 传播 媒介 受众

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当代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和批评家,主要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重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其媒介素养观点“超越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英国当今最流行的媒介素养观点。他的著作《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一书深入地研究了电子媒介时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应该提出的对策。全书首尾共列十章,从 “追寻失落的儿童”开始,通过梳理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童年命运的种种学说。作者领着我们对儿童、童年和媒体概念来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建构,以重新寻回“消逝”的童年①。

传播与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

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与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这么说大卫·帕金翰的传播学思想都是他在围绕着构建媒介素养体系中阐述出来的。大卫·帕金翰在其著作《童年之死》 利用了很多章节来详细地展开论述和论证他对儿童与媒介关系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及对策——超越保护主义。大卫·帕金翰在论述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儿童的权利,权利与能力,迈向媒体权利,对儿童的保护,提供信息,参与媒体,教育;大卫·帕金翰的落脚点是教育,他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以后,希望为英国以及当代许多国家提出比较可行的媒介教育指导思想。在这论述过程中,大卫·帕金翰论及到了很多有关传播的思想,尤其是有关儿童与媒介关系的论述,显示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媒介教育一词来源于“Media education”,又有人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素养教育是指信息时代的人们在具备读书写字能力的同时,所具有的正确的认知、解读各种媒介知识、技术、信息的能力。

大卫·帕金翰认为学生参与媒介制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媒介教育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培养电视制作者和未来的记者,这是高等教育和传媒业自身的任务。然而新技术的参与潜力,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年轻人更有可能创造性地进行媒介制作,也使得教师和學生可以一起制作传媒产品,通过对年轻人创造力的发展和对于媒介制作的强调,媒介教育者与媒介教育本身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正如大卫·帕金翰在其论述过程中提及的,儿童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不同时期的儿童之间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同国家的儿童之间也不能相提并论。美国的儿童有着自身的特点,英国的儿童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大卫·帕金翰也指出,美国在进行媒介效果研究中的很多案例是属于美国的个案,并不能将这些案例随便引用,首先美国和英国就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美国的差异可能更大,因此这些案例不能随便的引用,同理,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也并不能进行不加批判地引进和发展。“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新范式虽然在英国得到了认可并且进行了推广,而且也成为了21世纪媒介素养教育的新理念,但是这一理念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待考证。但是“儿童已经流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依然发展缓慢,高等院校大都没有进行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提上日程已经势在必行。

传播与媒介研究——摧毁“科技决定论”

媒介研究在大卫·帕金翰的论证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卫·帕金翰的“超越保护主义”媒介教育新范式的提出,很大一部分决定于大卫·帕金翰对于媒介研究范式的转变。大卫·帕金翰指出,研究儿童与媒体的关系的两个派别:悲观派和乐观派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那就是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科技决定论”的陷进。

关于童年之死的断言,是以言语印刷品和电子媒介之间作对比。这在尼尔·波兹曼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印刷品创造了童年的当代概念,而电视则在摧毁这个概念。从这个观点看来,科技被看做是主动地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力量之外,无论他被使用的情景与目的如何,它都会产生影响。悲观派更多关注电子媒介所具有的娱乐功能,这一功能使得媒介为受众提供了很多的暴力、色情信息,而这一本身属成人世界的专属区,如今已经完全暴露在儿童的面前,催化着儿童的堕落。在他们看来媒介上的暴力画面必然会诱发儿童的暴力犯罪行为,媒介上的色情画面和信息必然会导致儿童的性早熟和过早性行为的发生。这一论述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科技决定论”。如果假设这一前提成立,那么电子媒介提供的信息必然是应该被受到严格控制的。的确,在电子媒介出现最初,这一观点很流行,而且也成为了很多国家以及民众对待儿童与媒介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那就是——控制。

大卫·帕金翰论述过程中显然对悲观派波兹曼观点持反对态度并指出,现代童年概念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的结果——这个网络包含了意识形态、政府、教育、与科技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每一项因素都有强化其他因素的倾向;结果是,现代童年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速率、在不同的国家情景中发展。

大卫·帕金翰指出,从媒体研究的历史来看,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范式倾向于强调这四个向度(科技、体制、文本、受众)中特定的一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因此就会对媒体的“力量”做出根本不同的估计。“相反,我在这里强调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认为其中某一个因素就比另一个优越。因此,这也暗含了我提出的媒体的“力量”并不只是对科技、体制、文本或受众四个因素中任一个因素的一种拥有——也不是一种功能和结果。相反,这种力量内在地存在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

传播与受众研究——超越本质论

就儿童和童年概念的存在方式来讲,大卫·帕金翰的观点跟波兹曼基本一致,即认为它们是在对立于成人、成年概念的同时被“制造”出来的。但在波兹曼的论述中,由印刷媒体生产出来的童年一经成形便不再改变,或者说这一童年的历史是与印刷媒体时代等长的。大卫·帕金翰则巧妙地将童年被造的过程拉伸到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等长,从而不动声色地否定了童年消逝的论断。“……‘儿童’的概念一直是一个特别难以捉摸的范畴。童年何时终结,青少年或成年又何时开始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不同的目的人们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回答。”“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被经验,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②在这里,童年的本质被勾销了,童年一词成了滑动在时空坐标轴上的不定函数,有待历史变量和社会变量的共同定位。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儿童与社会、儿童与媒体等多重复杂的关系取代单一本质参与到“童年”概念的建构中来。变量恒变,童年常新,消亡之说也就失去了本根。这是作者用以驳斥波兹曼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波兹曼和其他学者依赖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将媒体受众看做是一群毫无区别的大众。尤其是儿童,他们被隐含的认为在面对操控的媒体时被动而无防备的。受众在这里没有被看做是有社会差异的个体,也不被认为能够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做出批判性的反应。而大卫开始对如今的受众给予了更多合理的解释和论述,在大卫的论述中,儿童是具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有着自己的消费眼光而且进一步提出儿童是有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力的受众。

正是这种观念上的转换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换”。既然“童年这个观念以及附加在它上面的思想和情绪,并不是给定的或固定的”,而是“时常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定义过程中”,那么童年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就远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单薄苍白。儿童不再仅仅被定义为被动的受众,媒体也不再被想像成可怕的怪物。作为主体的儿童要从被动的单个受众角色转换为主动的社会性受众,在成人的指引和帮助下理解各式媒体,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掌握“批判性的判断”能力,以便更好地掌控和使用媒体。而媒体则反过来为儿童提供培育和操练上述能力的场所。这么一来,原本从媒体到儿童或者反向画出的单箭头被取消了,代之以饱满而有弹性的双向流通格局,而且两个端点(“儿童”和“媒体”)自身也被丰富和立体化了。

大卫·帕金翰指出:“每一位论述儿童与媒介关系的学者都构建了童年的故事”。只是每一个人构建的材料和基础不一样,最终导致这个故事的上演会有着千差万别的印象。大卫·帕金翰认为,童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童年这个观念以及附加在它上面的思想和情绪,并不是给定的或者是固定的;相反它们时常处于一种不断的定义过程中——也就是一种为了意义而进行的社会斗争。③

对于儿童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一方面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儿童是纯真而易受影响的;另一方面,有一种同样感情用事的观念,认为儿童是老练、见过世面的,在某种程度上天生便具有个人能力与批判力。这两种论述都是对童年的构建,但是这两种论述好像都过度简化了儿童与媒体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大卫认为这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本质论”的观点中,即认为儿童本身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能力或者是无能力的,由于这样的“本质论”的作怪必然导致对于儿童定性的认识。

随后大卫开始论证自己重新的建构,他摆脱了上述两种观点简单程式化的论述,将儿童放置在一个社会的建构当中,比如:很多传统观点所驳斥的观看暴力的儿童,作为商品消费者的儿童,以及作为政治主题的儿童。最终将很多权利重新赋予了儿童,他们不仅有着自己的消费权利,而且有着自己的政治权利,有着自己的媒体权利。大卫告诉大家儿童不应该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商业以外,更不能被排除在媒体以外。因为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不同的儿童,这已经是一个不同年代的童年。

传播与效果研究

大卫·帕金翰的论点脱离不了传播学界尤其是美国经验学派所倚重的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的传播效果最终将决定如何看待媒体、儿童以及媒体与儿童的关系。大卫·帕金翰在駁斥儿童与媒介关系研究学派中的悲观学派的时候,就已经基本表明了自己对大众传媒效果的看法。大卫·帕金翰认为,波兹曼之所以抛出“童年的消逝”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对于媒体“力量”的过分认可,因为对媒体“力量”的过分强调,就导致了对于童年消逝的恐慌。那么既然大卫·帕金翰驳斥了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他就已经扔掉了“强而有力的媒体”这一观点。

大卫·帕金翰指出了媒介效果研究其实不断地在“强而有力的媒体”与“强而有力的受众”之间来回摆荡,但是他最终是站在哪一方,我们不能下明显的结论,首先他是放弃了“强而有力的媒体”,尽管没有接受“强而有力的受众”,但是他确实在靠近着这个看法,“超越保护主义”就是对这个观点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①赵霞,《童年死亡之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②③大卫·帕金翰 著,张建中 译:《童年之死》,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

作者：吴义东 牛耀红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2：

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传播学解析

摘 要：“知沟理论”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受众对于知识的获取速度，这将导致个体的行为和信仰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反思，为充分调动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经调查发现，身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在人文环境、对信源的信任度以及其所传播信息的态度，媒介的功能与地位的认知、因媒介的使用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民族文化价值认同感等方面都切实影响着媒介素养水平。

关键词：新媒介素养;大学生;民族认同;跨文化传播

湘西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与鄂、贵和现今的重庆市接壤，面积15486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7.3%。这是一个兼有丘陵和小平原，并向北西突出的弧形山区，湘西自治州境，地处云贵高原北东侧与鄂西山地南西端之结合部，围坐在群山峻岭中。地处湘西州花垣县的十八洞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首倡“精准扶贫”的地点，而在2013年，这里曾是人均纯收入仅1688元的贫困村。这样的地理特征对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闭塞的地理特征形成了较为落后的信息传播方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水平。

民族地区因经济条件落后，信息环境闭塞，致使人文素养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基于对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世界朝着一体化，去中心化，平权化发展。随着信息传播的门槛逐渐降低，把关人的“权威形象”在传播视野中的“淡化”，却为信息监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顺应新媒体传播的趋势，而又不将民族文化置于被“娱乐化”“同化”或“浅薄化”的境地，值得行业同仁们共同努力和探索。大学生作为新媒体使用的重要群体，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新媒介素养水平将为进一步解释“认知差异”提供帮助。将媒介作为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环境，旨从新媒介的传播过程入手，找出在民族地区影响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水平的相关因素，为后续提升民族地区的新媒介素养水平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及可行性策略的参考。

一、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调查现状

此次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4份。调查的范围主要为湘西地区在读大学生，年龄分布在18至25岁之间。将新媒介素养水平的调查设定为以下五个方面：1.对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传播、使用与获取能力;2.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认知与批判能力;3.对新媒体特质、新媒体运行系统、产生机制、政策氛围等理论知识的理解;4.新媒体对人现实生活所产生影响力的认知与判断;5.对新媒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认知与判断。围绕新媒介素养的构成，设计问卷共包含五个部分，共计50题。通过调查，湘西地区大学生的新媒介素养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媒体的依赖度以及使用时长

湘西地区大学生能够接受不接触新媒体的期限，47.2%的人选择一天，26.4%的人表示一天也不行，大部分的学生选择每天接触新媒介，不接触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无所适从、焦虑不安等)，仅有0.07%的学生表示对新媒介使用与否无所谓。湘西地区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3～5小时占比46.2%，5小时以上占比29.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2017年上半年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即日均上网时长约3.79小时)。职业结构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24.8%)。网民而选择用电脑上网的时间小于1小时的占比62.4%，1～3小時的占比30.5%[1]。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在普及面上以及新媒体使用时长上都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此样本的选取能够代表因使用新媒介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思维模式。在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手机使用的平均时长明显高于电脑，手机相比于电脑更为普及，再因为联网的便捷性，手机媒介的选择优于电脑。

(二)新媒介使用技能

通过调查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9.1%的人认为自己能够非常熟练的运用新媒介进行学习，73.4%的学生认为能够较为熟练，但仍需要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仍存在1.4%的人完全不会使用新媒介进行工作和学习，上网技能的缺失是阻碍其使用新媒介作为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原因。在实际学习生活中发现，基于对新媒介的运行机制与传播过程，政策背景等缺乏认知，“百度”成为解决疑问的重要途径，对于获取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也缺乏获取“高信度”信息的渠道以及使用技能上的权威指导。

(三)新媒体使用动机

在此次调查中，湘西地区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32.2%(占比最大)的学生用于娱乐以及社交的时间大于4小时，交流的对象主要为朋友以及家人。这一点对于新入校的大学生来说尤为明显，面临新环境，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也显得尤为必要，而娱乐的主要内容为看电影以及电视剧。除去睡眠与学习时间，湘西地区大学生使用新媒体实现了维系情感的需求。

新媒体的使用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用于舒解压力，缓解对新环境的压力，情感沟通，逃避社交压力。相比于新媒体，在传统媒体的使用动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湘西地区大学生选择电视的节目类型为电视剧、电影类，其次为综艺节目类，信息类节目;选择报刊杂志的内容主要为影视娱乐，其次为生活健康、时事政治、经济投资等。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实现了社交功能、情感功能、信息功能以及商业功能。对于传统媒体的使用则倾向于娱乐功能，这意味着新媒体已经成为湘西地区大学生获取新近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传统媒体成为获取生活健康等时效性较弱的信息的主要途径。

(四)对于媒介传播信息的辨别与批判能力

81.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会有意识的辨别信息的真实度，但不会深究;10.5%的人标识信息都会经过主观过滤;7.7%的人很少辨别信息，认为基本是真实客观的;没有人选择全部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赞成在使用媒介时需要选择和辨析，但在使用时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不加选择。这说明，湘西地区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信息辨别意识，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在面对碎片化信息的冲击时，难以做到主动辨识。通过访谈时发现，因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信息流动速度较慢，自身缺乏社会交往等因素，他们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小，致使他们形成对于身边信息正确与否漠不关心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二、传播学视域下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成因分析

依据美国媒介素养中心的定义，媒介素养包括人们对信息的使用、理解、评价、分析等能力[2]。受众媒介素养的形成受外部社会环境、年龄、性别，人格特质、文化信仰、价值观、教育水平、思维模式等多方面影响，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媒介促成的行为习惯，应从根源上进行引导与矫正，我们主要集中于基于已有现状和条件，提供新媒介环境，受众共同参与背景下的可行性改进策略。正如波斯曼所言，“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3]

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是由多重传播类型得以实现，这是一个逐渐习得的过程，也是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同时，基于受众的使用行为，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现象提供了滋生的空间。换句话说，媒介素养水平与其所匹配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展示了话语权的分配模式，无论是媒介造就了受众，还是受众基于某种需求而选择了媒介，受众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与关联都是基于现有媒介环境下的一种平衡。

(一)传播环境下信源的信任度

通过调查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主要接触的新媒介为电脑和手机。对比电脑与手机，因手机使用上的便捷性，使之成为湘西地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陪伴”。

手机主要通过“微博”“微信”进行信息的传播，以QQ、微信实现社交需求。与“湘西”有关的微信公众号主要实现商业推广、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会监测等功能;微博则通过设置“话题”的方式，引发受众集体围观与讨论。对比微博与微信，因开放性与受众粘度的差异，学生更愿意使用微信作为交流的工具，微博作为获取信息的工具。新媒体在线活动有力地带动了校园文化传播与凝聚力，促进了“共识”的形成和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提升文化感染力与影响力。

然而通过对不同类别的媒介进行比对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普遍对新媒体的信任度低于传统媒体，他们较多认可新媒体传播的信息“真假难辨”，书籍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可靠性上、信息可信度以及解读能力上远超于新媒体。在他们看来，由于新媒体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把关人的缺失或缺位，在信息的发布上，往往具有随意性。而书籍、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因受到监管，随意性降低，可信度提升。接触新媒体多被视作一种休闲、放松的行为，而传统媒体的接触则被视作一种具有仪式感的正式行为。

(二)新媒体情感功能日益凸显

不同于早期新媒介生存的残酷乱象，新媒介的“趋利性”可谓是一种现实选择。受众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以及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使得新媒体平台的“付费模式”成为现实，手机“得到”APP则是优质知识付费平台的代表。基于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对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素养”的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形成对新媒介信息正确的解读、分析，应用与批判能力，对个体而言，它是提升社会适应力的基础;对于国家而言，将为其形象与文化传播的系统构建注入能量。然而“流量”“点击率”“转发量”等被视作媒介信息重要性的考量依据时，“娱乐化”“低俗化”“非常规化”的信息时常获得非理性的关注。

诸多学者对于电视等媒介的“娱乐功能”予以批评，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将媒介的娱乐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与早期对电视的“解闷”“解气”以及“解惑”的“三解”功能[4]高度吻合，新媒体将娱乐功能、信息告知保留的同时，实现了向情感功能的重心转移。受众的“藏匿性”使得压力得到充分释放，有时甚至伴随不理性的宣泄，致使“网络暴力”“网络谣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基于新媒体传播模式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受众面对面沟通的压力，特别是对于未完全社会化的大学生而言，手机成为其特别的“陪伴”和情感依赖也就不足为奇。

(三)碎片化的媒介使用行为加速了受众认知的碎片化建构

如果说新媒介的产生是基于建立全人类的“地球村”，它的发展与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却不在掌控之中。“正是电视本身的娱乐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追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5]。新媒体作为一种渠道，能够满足受众对于信息传播速度上的要求;其在内容建设上，更是有传统媒介难以超越的优势，比如存储的海量性，携带的便捷性，多元价值交流的跨时空性等。

湘西地区大学生中37.5%的人存在经常被手机上的广告、电影、游戏、综艺节目等所打乱并无法控制的现象，50%的人偶尔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便是在可进行深度思考的环境中(如上课、阅读等)，23.8%的人存在经常使用手机(社交，看娱乐信息等)，60.8%的人偶尔使用手机，15.4%的人很少或基本沒有用手机上网。区别于书籍等传统媒介对于知识的系统构建，认知的水平与思考的深度将被碎片化的学习与娱乐行为所替代。在深度思考的过程中，也常被碎片化的信息获取行为占据，这将使得他们认知体系的碎片化趋势。大学生本身认知还在逐步完善，解读信息的能力受限将导致信息解读片面化的趋势。无论是在接收信息还是解读信息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认知偏差。新媒体的出现，加大了认知与解读的碎片化趋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由新媒体所展示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认知差异。

(四)人文环境及民族文化认同感

通过调查发现，来到湘西地区进行求学的大学生，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通过西部招考等优惠政策;2.同样来自于民族地区;3.离家不远;4.对民族文化感兴趣。湘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人文素养尚待提升，缺乏社会交往等因素，大学生又呈现出低竞争性的一面，而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忽略“终身学习”的理念。

近日，“佛系少年”一词在网络爆红，形容青少年对于现状各种无所谓的态度。大前研一在其《低智商社会》中，提及到日本国民对现实生活所呈现出的一些现状。又因新媒介的发展，以及其提供的种种便利，基于逃避现实压力而产生的“御宅族”们呈现出高封闭性，低欲望的趋势。大前研一将其归因于金融危机后的挫败感。波兹曼同样强调了传播信息的娱乐化展示的种种后果，并且这种娱乐化的生活态度将进一步影响和破坏人们理性的认知能力。

1940年，沃尔夫在《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语言决定思维的理论。他认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我们都按照本民族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6]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数千年的羁縻政策，湘西社会政治结构总体比较松散，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民风淳朴，具备较大自由度和相对独立性，构成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也造就了人文社会环境的宽松，这不仅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通。

除此之外，鲜有大学生愿意承担起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责任，认为这是政府、社会、传承人的责任，非湘西地区的大学生还呈现出较强的“文化异质感”，认为当地人员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负有重要责任。面对责任的“缺位”与“推诿”现象，这似乎又折射出一个危机，除了物质层面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技术创新之外，对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整理，则需要源源不断的具有使命感，价值认同感、持续性并乐于奉献的力量加入。大学生正是我们应该重视并培育的群体，更应注重民族文化与新媒体文化的融合，应用新媒介传播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的特殊情境下，開发校本课程资源，通过课堂深度解读民族文化内涵，实现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三、结 语

大学是一个人价值观、性格、习惯等形成的重要时期。面对新媒体形式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的当下，学会运用新媒体服务于工作以及学习，并且主动辨析、应对和批判新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新时期对大学生提出的一种“社会适应力”。新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存在二次甚至多次“加工”后的“再现”，其也隐含着传播主体对于社会的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等的综合认知，是个体价值观以及经验的映射。

新媒体在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民族共同记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不仅拥有感受民族文化特色的“近水楼台”，更是民族文化内涵挖掘与传承的重要动力。然而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民族文化并不关注，也缺乏探究的意识，伴有对民族文化特色“浅薄化”“娱乐化”“碎片化”的解读，其思维模式也受到新媒体较大影响。

在新媒介形态日益丰富的当下，面对信息的冲击，更应减少“信息贫困者”与“信息富裕者”之间的差距，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不同，尽量避免因此带来的矛盾。在此，笔者反思在新时期下，重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媒介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了解新媒介素养现状以及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新背景下“知沟”的形成过程，为探究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7-08/04/c.

[2] Centre for media literacy，introduce media literacy.[EB/OL].http：// www. medialit.org/ about-/default.htm，2017-03-05.

[3] Neil Postman，“Science and the Story that We Need，”First Things，69，January，1997.

[4] 支庭荣.媒介管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63.

[5]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20.

[6]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81.

[责任编辑：东方绪]

作者：田嵩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3：

对传播学教学中媒介素养战略实施的思考

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传播学知识和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各种现实的大众传播问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媒介素养的概念不谋而合。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身兼受众与未来的传媒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所以传播学教学涉及到媒介素养两种能力的同时培养。

媒介素养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传媒教育理念。当时，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导致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森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影响深远的问题，于是提出反对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意图引导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浅层次满足。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并陆续开发出许多教学模式，媒介素养逐渐成为一种通识教育。我国传媒学界对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这一研究已经日益引起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极大拓展了传播学的关注视角与领域。

一、专业学生媒介素养相对缺乏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虽然其媒介素养普遍好于其他专业学生，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总体而言，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媒介技术制作和发布信息，对传媒的信息收集、守望功能的认识较为全面，承认作为受众的自己在大众传播中的相对被动地位，能够意识到传媒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影响，但是对于媒介信息中隐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未能认识到传媒对自己价值观形成的深层影响。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的时代，该专业学生对娱乐信息有更多选择偏好，习惯于接受媒体给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思想钝化的倾向。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偏重于传播实践所需要的具体技术与操作方法，而整体思维的批判能力较弱。

比如，传播学教学中有个经典案例：关于“一位老人在街头摔倒”的报道。这则报道有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四个版本。大陆的版本侧重于救助了老人的两个做好事不留姓名的小伙子，侧重于全社会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香港版本侧重于政府对在税收的使用和公共设施的改善上的作为。台湾版本侧重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由此引发的争端。美国的版本则爆点更多：首先老人向美国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同时老人获得了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全美牙医协会也表示对老人的同情，由此引发美国的就业机会、医疗价格过高、要求减少军费开支等等后续事端。课堂讲授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是带着好玩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报道，这反映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体思维方面媒介素养的缺乏和批判性的缺乏。

虽然这是一则假想中的报道，但却真实反应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各因素的关系。因为媒介与社会其他系统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互相制约。首先，大众传播要受到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其次，大众传播的内容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控制。由此，大众传播对社会的依赖就带来了社会对传播的控制，使得传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和牵制。其他社会系统会出于各种目的，采用各种形式，自觉不自觉地给大众传播事业施加各种影响。无论在何种体制下，任何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与控制机制相联系，传播者都必然地、无可选择地处于各种控制网络的交汇点。因此，即便是面对题材类似的报道，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也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版本。

二、如何在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战略

在传播学教学实践中贯彻媒介素养战略，就要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从宏观、全局性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微观的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的学习。事实上，传播学本身是一门带有浓厚批判性色彩的学科，本身就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传统学派两个思想相对立的学派。美国传统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他们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但是他们对现存社会及其传播体制持一种肯定态度，很少对传播现状提出质疑。欧洲批判学派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它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媒介进行了深入批判，把传播现象置于其所处的宏阔社会背景中，强调传播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广泛与深刻联系。批判学派对传统学派持否定态度，但是其学术关照视角对传统学派也有一定影响，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的提出，就是批判性思维胜出的表现。

因此，课堂教学中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出发，帮助学生从经济基础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播的性质，让学生意识到媒介工业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由此出发来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而在对经验学派相关理论的教学中，也要帮助学生辩证地去理解，要将经验学派的理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认识其历史意义和局限。

同时，还要在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的基础上，改变单向讲授的传统教学法，采用参与、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事实上，单向的传播模式本身就被传播学研究所批判——从心理学角度对于传播学做出贡献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认为，领导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剥削式的集权领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协商式的民主领导和参与式的民主领导。传统单向讲授的教学方式有些类似于剥削式的集权领导，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决策都由组织的领导者制定，上下级之间沟通不畅，因而传播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参与、互动式的教学则类似参与式的民主领导，由领导者实施目标管理，向下级提出具体的目标而不过多干涉下级实现目标的方法，领导者主要使用奖励的方法调动职工积极性，上下级之间充分信任，信息沟通准确流畅。李克特认为参与式的民主领导的效果最好，能产生工作的高效率，能使每一个人参与管理，上下级的关系也比较理想。

而参与式教学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来教学，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教学过程中，教师真诚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以及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其具体方法多样，如游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动作教学法、活动教学法等等。在实践中，参与式教学开展合作学习，有利于师生间、生生间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有利于思维的撞击和智慧火花的迸发，能够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由此营造一种积极的学习氛围。尤其对认知结构、能力水平、学习进度、个性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学生来说，参与式学习弥补了教师一个人不能面向全体学生的不足，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达到知识互补的状态。

实践证明，在传播学教学中，参与、互动式教学的确能极大增强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有很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参与、互动式教学法并不是简单的老师提问以及学生回答，而是有很强的策略性，具体操作可以视实际需要调整。比如，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教学中，可以针对当下某个热点问题，让学生关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不同媒介的传播方式，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让他们在自己的参与下，真正理解对于相同的传播主题，不同媒介的传播特质在哪里，进而帮助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的复杂性、丰富性，让学生在互动中更好地理解学科精髓。

可以想见，参与式教学离开多媒体技术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作用的技术。近年来，多媒体技术已经在全国高校的几乎所有课程上普及开来。但是多媒体技术对于传播学教学有着特别的意义。

首先，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未来职业取向很可能是媒体行业，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必将是他们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技能，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也能更直观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对于自己专业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

其次，传播学的理论多而且抽象，理论的解释力强但是应用性不足。同时，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多科性背景，牵涉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这些特点使得单靠板书、讲授，很难将传播学的理论阐释透彻。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图文声像的结合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对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理论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例如，在讲解二级传播或者多级传播这一理论时，可以播放当下流行的一些影视明星代言的广告，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询问学生许多广告为何采用这一模式?借此帮助学生理解通过意见领袖而进行的多级传播的效果。

但是多媒体的使用要避免喧宾夺主。多媒体是教学手段的一种，其目的是更直观、形象地传达教学内容，即传播学理论。由于多媒体表达手段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学生往往会沉浸在其中，而忽略真正的教学内容，所以如何在课堂上把握好多媒体使用的分寸，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问题。

此外，传播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在于让学生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传统传播学教学一直以来与新闻学教学分道扬镳，单纯注重理论性，在锻炼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方面重视不足。传播学教学可参照新闻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让媒介素养实施的目标落到实处。如果有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在学校平台或者学院平台上，办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将传播学课堂上所授理论用实践行为加以演练。如果资金等条件有限制，可以利用免费网络，让学生在网上开办电子报纸、杂志。同时，教师应该创设多种条件，聘请在业界较有知名度的媒体从业人员，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开展沟通，具体形式做讲座、开讨论会等。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媒体参观，或尽早参加实习，让学生处于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角色当中，将课堂描述的场景转化为实际情境，培养学生对新闻出版业的兴趣，增强他们对行业的切身体验，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总之，在传播学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战略，对于传播学教学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然，除了课堂之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主动式、终身式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学生本身也应该通过各种信息平台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政府则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并提供相关的资源和指导，学校以及教师也要以自身优势参与到社会整体的媒介素养培养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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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华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16000)

作者：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