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五四”退潮后，作家们对“五四”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鲁迅的《伤逝》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悲剧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自身的困境，表达了鲁迅对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篇1：

解读郭沫若《女神》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理想主义思想的优秀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开创了中国诗坛的“一代新诗风”，不愧为中国新诗歌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全集不难发现，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精神，充分表现了“五四”时期除旧革新、狂飙突进、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热情讴歌了个性解放和建立新世界的美好理想。

关键词：《女神》 理想主义 浪漫主义 自我 “五四”精神

一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多产优秀著名诗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歌史上第一部产生了巨大感染力、号召力以及影响力的优秀诗集。该诗集主要收录了诗人郭沫若1919年到1921年之间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作品，全集收录的诗歌一共包括诗歌57篇(含序诗)。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之再生》、《炉中煤》、《凤凰涅磐》、《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知名诗篇。全诗集除序诗外，一共3辑，其中，第一辑共收录诗剧3篇，被合称为“女神三部曲”，全辑主要赞美和歌颂了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美好的“女神”形象;第二辑共收录诗歌30首，是整个诗集的主体部分，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同时也最能体现“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和诗人郭沫若的艺术风格;第三辑共收录诗歌23首，突出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思想情绪。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在中国诗歌史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一是在诗歌形式上，全集突破了传统诗歌格套的束缚和羁绊，创造了粗狂雄浑、奔放流畅的自由诗体;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全集充满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和理想主义色彩，热情讴歌了解放自我、破坏旧世界以及建立新世界的美好理想，不愧为我国新诗的扛鼎之作，为中国新诗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总的看来，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突出表现了“五四”时期除旧革新、狂飙突进、奋发进取的精神特征，向全世界发出了冲破封建藩篱、彻底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强烈号召，热情讴歌了个性解放和建立新世界的美好理想。

二 “理性主义”以及“理想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

通俗地讲，所谓理想主义指的是一种源于人们内心信仰的，并且以“精神领域”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我们平时所说的理想主义通常是与精神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一般称有信仰、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为“理想主义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理性主义文学”，则指的是一种主要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抒情主人公思想感情以及理想信念的文学类型。理想主义文学类型的文学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一般都是人们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他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卓尔不群的智慧、神奇无比的力量以及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总的看来，理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表现性、虚幻性和理想性，特别强调作者的主观感情以及文学的抒情表现功能，十分突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绝大多数优秀的文学家的创作都或多或少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光辉，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感染力、广泛的号召力以及恒久的文学影响力。

三 理想主义色彩在诗集《女神》中的具体呈现

1 塑造了一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

热情歌颂和由衷赞美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是诗集《女神》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郭沫若在诗集《女神》中塑造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形象高大鲜明、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具有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大胆的创造精神的叛逆者，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是诗人郭沫若自身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诗歌中，“抒情主人公”要彻底打破一切旧习俗、旧传统、旧道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这一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五四”时期“人的自我意识”的显现以及真正觉醒。例如，在《天狗》一诗中，诗人郭沫若成功塑造了一位“开辟洪荒的大我”，这一形象拥有热血澎湃的激情以及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诗人通过“大我”的塑造表达了对人的价值、尊严与创造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身心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在诗集《女神》中，既有创造了新太阳的圣洁“女神”，也有在火中涅槃得以重生的“凤凰”，还是燃烧自我照亮世界的“炉中煤”以及囊吞宇宙和太阳的“天狗”，在这些鲜明生动的诗歌意象中，都完整地传递出诗人对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感受。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诗集《女神》中的所有诗歌不难发现，诗人郭沫若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处处都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觉醒意识。诗人用诗歌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为旧世界的叛逆者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和歌颂，充分表达了诗人追求身心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美好理想。因此，诗人郭沫若在诗集《女神》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指那个孤独骄傲、争强好胜的“小我”，更象征着追求世界革新以及时代进步的“大我”。这个“自我”不仅仅是指诗人自己，同时也指你、我、他，指的是所有想要毁灭旧中国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新世界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诗集《神女》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狂飙突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特别需要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人物以及启蒙思想的时代，因此，诗人郭沫若在诗集《女神》中所表达和传递的追求身心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想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和时代价值。诗中的这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就是一位充满生机和力量、对自我和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努力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时代新青年。

2 歌颂了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毁灭一个旧世界和创造一个新世界，是诗集《女神》又一主要表现内容。诗歌的字里行间处处涌动着诗人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与激情，充分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勇于开拓创新的英雄气概。例如，在《凤凰涅槃》一诗中，通过“凤凰涅槃重生”的故事，传达出诗人否定旧我、创造新我，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再如，在《女神之再生》一诗里，“女神”再也无法忍受那黑暗而混乱的旧世界，再也不能安于在壁龛中享受人间献来的贡品，因此，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终于创造出了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热量的新太阳。诗集《女神》中所体现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不仅是指“我”这一个体的解放，更是指“大我”即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与重生。例如，在《女神之再生》一诗中展现了所谓“大我”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的是追求中华民族解放和重生的美好理想以及敢于斗争、绝不服输的民族精神。由此可见，诗集《女神》中的理想主义色彩，不仅仅表现为对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也表现为破坏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道德，创造新事物、新传统、新道德的革新精神。

3 充分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理想主义文学侧重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信念，在诗集《女神》中就具体表现为对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主要体现在侧重主观，强调表现自我、情感喷发式的表达方式、丰富奇特的文学形象等三个方面。

一是，侧重主观，强调表现自我。诗集《女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表现自我，诗中的屈原、女神、凤凰、炉中煤、天狗等都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中出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叛逆精神，努力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女神》之所以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还表现在其诗歌语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在很多诗句中，都用第一人称“我”来开头，并且在描写景物和环境时使用了“通感”这一表现手法，使自然景物沾染上诗人自己的主观感受，赋予了表现对象以生动新鲜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二是，情感喷发式的表达方式。众所周知，直接抒情是浪漫主义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诗集《女神》的直接抒情就表现为喷发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如诗歌《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都充分体现出这一鲜明特点。诗篇中奇特丰富的想象和生动贴切的比喻，激昂的情绪以及独特的诗歌节奏等，都与诗人喷发式的情感宣泄相得益彰，反映了诗人在浪漫主义诗歌表现手法方面的高深造诣。正如郭沫若所说得那样：“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的确如此，广大读者在阅读《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优秀诗作的过程当中，似乎可以明显感受到诗人郭沫若那突如其来的诗歌创作灵感以及信手拈来的诗歌意象，所有的文字都无需反复加工和仔细推敲，诗人凭借自身深厚的诗歌艺术修养和饱满炽烈的激情就可以一气呵成使得诗句奔泻成章，一举创造出了和谐而激越的诗歌境界。

三是，丰富奇特的文学形象。纵观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都离不开丰富奇特的文学想象。充满浓烈瑰丽的色彩和恢宏勇猛的形象，是诗集《女神》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诗人充分发挥自身想象力的结果。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达感情和传递思想，诗人常常善于运用比喻、拟人、象征、夸张的艺术手法，借助特定的文学形象来寄托感情和抒发理想。在诗集《女神》中，诗人郭沫若对神话英雄、历史人物以及自然景物等形象的选择，往往与其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得益彰，选择和运用的都非常准确、新颖和鲜活。《女神》中的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充满了感染力和想象力的诗歌意象的灵活运用，都离不开诗人奇特丰富的想象力。例如，在《天狗》一诗中，诗人用民间传说中吞食太阳的“天狗”这一形象，来形容毁灭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叛逆者;在诗歌《炉中煤》中，诗人用乌黑低贱的“煤”的形象来传达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再如，在整部诗集中诗人对于宇宙进行了如此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内容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旧中国的真实面目，准确地传达了诗人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感。类似这样的比喻和想象在诗集《女神》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这样的想象与夸张似乎与生活原型相差甚远，但是因为它融入了诗人的真情实感，所以能够更加清晰地折射出生活的本来面目。诗集《女神》中丰富奇特的想象与夸张变形的诗歌语言，使诗歌弥漫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和理想主义光芒。

四 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理想主义思想的优秀多产的著名诗人。可以说，他的诗集《女神》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该诗集应“五四”运动的激发和感召而诞生，充分体现出了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女神》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在诗歌艺术上，《女神》以伟美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浓烈奔放的感情、夸张奇特的文学想象以及蕴涵丰富的诗歌意象，开拓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浪漫主义流派;在思想内容上，《女神》深刻体现了“五四”时期破旧立新、狂飙突进、开拓进取的时代特征，充分表现出了彻底否定和破坏一个旧世界以及建立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和革命精神。综上所述，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其鲜明的理想主义特征以及雄浑奔放的自由体形式开创了中国文坛的新一代诗风，在中国新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不愧为中国新诗歌领域的扛鼎之作。

参考文献：

[1] 王元忠：《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时代性特征分析——以

〈女神〉研究为中心》，《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3期。

[2] 赖先刚：《论郭沫若早期诗歌〈女神〉的核心语象与意象构成》，《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1期。

[3] 张建锋：《郭沫若〈女神〉意象体现的文化精神》，《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 刘纳：《论〈女神〉的艺术风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作者简介：高明伟，男，1977—，山东淄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与理论，工作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

作者：高明伟

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篇2：

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摘要：“五四”退潮后，作家们对“五四”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鲁迅的《伤逝》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悲剧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自身的困境，表达了鲁迅对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启蒙式恋爱婚姻生活幻灭的悲剧

《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正值“五四”退潮时期。激情狂热退却后，作家们开始了对“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五四个性解放集中反映了现代个性意识的时代本质，表现了现代个性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和唤醒民众的使命感……个性解放从要求恋爱自由发端。”[1]而当这种极度理想化的恋爱自由、个性解放遭遇现实的壁垒，就会暴露它的虚妄与启蒙者自身的缺陷。《伤逝》即通过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表现了这一反思。

一、先天不足的启蒙式恋爱

“五四作品中恋爱的主人公，如涓生和子君，他们大多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未婚男女青年。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思想和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上的。这种真挚的爱是出自觉醒了的个性对正常的自然的人生权利的追求，有着鲜明的反封建主义。”[2]毋庸置疑，涓生与子君的感情出于共同的反封建立场，但他们的恋情缺乏一种相互理解的信赖，而且恰恰是这种理解的缺乏造成了这段恋情的先天不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首先，“身份”的不平等。这里的“身份”并非指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是涓生与子君相遇相恋时角色的不平等。显然，作为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涓生自然地担当起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导师的角色，子君则是有待启蒙与唤醒的他者。这种潜在的师生关系，使他们相恋时无法冷静、深入地了解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剥落后那个鲜活真实的自我与彼此。在婚姻的日常琐屑中，慢慢显现的真实的自我在彼此眼中成了不堪忍受的陌生人。其次是，恋爱心理的不纯粹。涓生选择子君不能排除自我空虚的因素，“在这一年前，这寂静和空虚时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3]。失去子君导致了现在的空虚，一年前又何尝不是因为空虚而期待着子君的到来。子君接受了自己的启蒙，走向了觉醒的反抗，这证实了启蒙者的“启蒙力量”。子君的觉醒实现了涓生启蒙思想的对象化，使他心理上产生了男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这是涓生的恋爱触发点。而子君则对涓生的启蒙心存感激与崇拜。在反封建的激情感召下产生的情感共鸣，使她抛却必要的理性思虑，毅然地爱上了这位启蒙导师。生活在个性解放的狂热时期，子君抛却必要的理性也是自然之事，而迷失理性的后果却不容乐观。

细读我们发现，二人的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启蒙”。“谈家庭的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这样的宏大话语取代了恋人的私人性谈话内容，必然阻碍两人的真正了解。同居之前他们或忽视或意识不到，但“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阂了”[4]。对于涓生如此，对于失语状态下的子君亦如此。与其说他们是互相了解的恋人，不如说他们是启蒙战壕里的亲密“战友”。

涓生和子君在这样的启蒙基础上恋爱，其感情基础非常薄弱。爱情的先天不足给这段婚姻生活埋下了隐患。

二、难以维系的婚姻生活

“娜拉”离家出走这个问题走向了他们的婚姻，他们婚后不久就面临着如何才能长久幸福“走下去”的问题。启蒙式的恋爱面对婚后生活的日常琐屑暴露出了它的脆弱与虚妄。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对于涓生和子君而言，婚姻简直是精神的地狱。他们的结合没有得到亲人朋友的祝福，反而遭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与嘲讽，这里有子君威严的父亲和胞叔，有因嫉妒或胆怯相劝的朋友，有托词拒绝的房主人，有耻笑的房东太太，这些声音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开始“她(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入无人之境”，因为这时反对的力量尚未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后，涓生无辜被解雇，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转眼去瞥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谓的子君这么显著的变化。”比精神压力更大的是，涓生的失业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着。”如果连生活都无法维持，何谈爱情，尤其是对涓生和子君这对感情基础薄弱的恋人来说。如果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还有希望慢慢了解对方以巩固感情，但是一旦失去生活保障，现实的生存压力迫近，之前隐藏的个性冲突与矛盾必然会暴露。“仅仅是启蒙的方式是不够的，要建立在充分的物质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无论是对觉醒的启蒙者还是麻木的民众都是必要的，然而这又是思想启蒙办不到的。”[5]经济基础对涓生和子君这对失去社会支持的夫妻来说尤为重要，一旦失去就意味着他们婚姻的破裂。这就注定了子君的命运“因此只得走，可走了以后却有免不了要堕落或者回来。”[6]

笔者认为，这段婚姻终结的最重要原因是彼此的隔膜使他们不能在生存困境中相濡以沫。显然涓生要承担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虽然满心悔恨，却没有在道德上，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7]结婚的新鲜感消失后，他告诫子君“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言外之意是告诫她不要被世俗的事情拖累，专注于养鸡养狗，涓生根本没有考虑子君此时的心理境况。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某一领域视而不见，所以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8]按照女性主义的思想理解，正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使他难以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他虽然主张男女平等，生活中却不能忘怀自己启蒙导师的身份，没能平等的对待与深入的了解子君，子君的生命体验成了这个骨子里的男权中心论者的盲点。《伤逝》是涓生对子君的忏悔，但却总不忘为自己辩护，恰是这辩护指认了他在这场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家庭陷入经济困难时，他对同样身处窘境的子君没有安慰，反而是精神的虐待与言语的暴力。“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这种指责与他“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着”的唱调何其相悖。“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那么子君忍受着生活的压迫苦痛是因为谁呢?既然是夫妻，更准确说是战友，就不应该说出这无情的话。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对于自己信仰的结果要付完全的责任”[9]涓生的一句“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就弃子君于不顾，尤其是当他已然预想到这会导致子君死亡时，就更加暴露了他的卑劣与自私。

启蒙者应该反思：在反对男权中心的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时候，自己是否仍受其影响，甚至无意中充当了他的帮凶。几千年传统思想造就的文化心理上的糟粕是难以彻底根除的。

三、反思悲剧的根源

有论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过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源，“长久以来由于男性霸权的存在，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使得两性之间产生隔阂而难达到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双方只能寂寞的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10]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子君在争取到的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生活中仍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权利与足够的解放。她只是生活在涓生建构的新话语霸权下，一个从父权制家庭走到夫权制家庭的女性也谈不上解放。但笔者认为以男性霸权解释这场悲剧是不够的。

五四时期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有19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有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者据之以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呼唤人的觉醒。然而“五四那一代人对于西方思潮的把握虽然尖锐，却又是浮光掠影，未经真正消化的，是热情匆忙的运用多于冷静理性的思考于理解的，过分情绪化构成五四人的觉醒的基本弱点”[11]。这种对西方文化缺乏理性审视、过度情绪化的肤浅理解最终导致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酿成了悲剧。

的确，“无论是觉醒者的悲剧，还是不觉醒者的悲剧，都和无比坚固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有关。”[12]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涓生与子君的悲剧中暴露的启蒙者自身的弱点与缺陷。他们对启蒙的真正意蕴与践行中可能遭受的困境缺乏理性的审视，充满理想化色彩的理解，当遭遇到现实的壁垒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溃败。加之，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不能彻底摆脱的封建传统思想，涓生与子君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对这场悲剧的反思也正指向了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思。

注释：

[1][2][5][12]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第58页，第50页，第56页。

[3][4]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伤逝》，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44页。

[6]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娜拉走后怎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7][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二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9]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二卷，第三号。

[10]曾琪：《关于<伤逝>中子君形象的探索》，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1]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潘万里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530004;王艳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300071)

作者：潘万里 王艳

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篇3：

试论《伤逝》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摘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评述鲁迅的小说《伤逝》。认为《伤逝》的思想意义在于“五·四”时期的青年人要争取个性解放必须与争取整个社会解放相联系，而这种思想性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运用独到的语言、行动、心理描写及环境烘托等艺术手段来表现的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主观抒情性，也有较高的艺术性。

关键词：鲁迅;涓生;子君;主观抒情;个性解放;悲剧

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是其爱情题材之独篇，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也有极其独特的艺术性。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对这篇作品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为初学者打开了眼界，使我们能够在深读《伤逝》的过程中，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探寻真实涵义，成一己之言。

1、深刻的思想性

《伤逝》的主要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其歌颂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气和行动，批评了他们斗争的不彻底性，并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势力的顽固和黑暗，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能够把爱情和婚姻问题置于整个社会斗争的背景之下，指出青年人争取个性解放必须与争取整个社会的解放相联系，以此作为自身解放的前提。这种思想远远高出了当时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所揭示的主题思想。

早在“五·四”运动高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就曾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反叛的冲动。二十年代初，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更促使这些年轻人走上了娜拉的道路。一时间，大批描写年轻人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然而，这些作品大都局限在肤浅的歌颂之中，谁都没能站到鲁迅先生思想认识的高度。其实，易卜生是经鲁迅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而善于冷静观察和思考的鲁迅先生不仅欣喜地看到一大批中国的“娜拉”的觉醒和出走，更看到了潜藏在个性解放道路上的危机。他曾在一九二三年女子高等学校做了一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了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并于两年后写成了《伤逝》，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来形象化地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人的个性解放，特别是妇女解放，在没有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批判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爱情至上的虚幻信条。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唯一前提这一高深的题旨。

2、独特的艺术性

《伤逝》深邃的思想性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如果我们把《伤逝》和鲁迅先生同期，甚至同类的小说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但形式、风格却迥然相异。

2.1作者主观的抒情性

鲁迅发表较早的《狂人日记》和稍晚的《祝福》等小说，都采取了惯用的冷静刻画的方法，对封建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就是与《伤逝》题材相近的描写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而终遭惨败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其形式也和《伤逝》完全不同。《伤逝》没有多少对封建恶势力的正面描写和直接斥责，虽然对男女主人公狭隘的斗争要求含有否定的意思，但对他们悲剧命运的同情却远远超过冷静的批判。用对封建势力滔滔不已的愤怒之情的喷泻来表现小说主题，正是《伤逝》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体现了《伤逝》是诗化的，具有散文诗的性质。既具有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又提供了深广的诗的意境，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虽然作品中也有描写、叙述、议论，但自始至终是以作者主观情感的倾泻奔腾为主线，并形成统摄全篇的诗魂。

由此看来，《伤逝》的创作决不是现实主义一种表现方法所概括得了的，它更有以主观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伤逝》之所以成为鲁迅先生小说中最富感染力的一篇，首先是由其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和强烈痛彻的悲壮气氛决定的。作品采用了男主角涓生“手记”的形式，便于直抒胸臆，这就首先确定了全篇抒情的体例。同时，作者开篇首句就采取具有强烈抒情效果的倒装句式：“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更是不无匠心。这样的交代，不仅为全篇定下了悲壮抒情的基调，而且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至此仍未能摆脱个性解放羁绊的涓生那难以言状，无法解脱的苦闷和悲哀之情。

涓生所抒发的情感，无论是激动、喜悦、还是苦闷、悔恨和悲哀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同时也融铸着作者的爱憎。鲁迅先生的主观感情借涓生的独白倾泻无余，就象大海借着拍岸的波涛一样涌泻出心底的激情。当然，涓生不是鲁迅的化身，鲁迅先生也没有经历过涓生的悲剧，但鲁迅先生不但是整个“五·四”退潮时期青年人不幸命运的目击者，而且还是无言地忍受着旧婚姻制度折磨的当事人。他理解和同情涓生的感情就象熟悉他自己一样。

鲁迅先生的初婚是不幸的。家庭的包办婚姻使他长久地陷在烦恼和苦闷之中。只是为了不伤害善良、悲苦的母亲，鲁迅才无声地忍受着这只有形式而绝无内容的不合理的婚姻。但无爱的婚姻的痛苦在年轻的鲁迅心中一刻也不曾消失，这种没有爱的悲哀和对于爱的剥削者——封建礼教的憎恨，曾使鲁迅对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产生了发自心底的共鸣。

这位少年的诗是这样写：“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引自《鲁迅传》第61页。林非，刘再复著。)鲁迅则这样沉痛地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引自《热风随感录四十》)

由于鲁迅先生有着在遭受封建旧礼教迫害方面，与“五·四”时期的年轻人同样的感受，所以他在“五·四”反封建的高潮中也曾振奋、激昂过，对像子君、涓生这样的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年轻人是深怀支持和赞同的。而到了革命转入低潮时期，鲁迅先生又亲眼见到无数个像子君、涓生这样的青年人的悲剧命运，这就又不能不引起他的无限同情和惋惜，《伤逝》正是鲁迅先生这一复杂情感起伏的表白

面对封建旧势力的反扑，面对“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先生深深地陷入了“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的苦闷。这种彷徨伤感之情加上像对子君这样无辜的牺牲者的惋惜、哀伤，构成的压抑不住的激情，使富有诗人气质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将这满腔悲愤化作滔滔诗情倾于笔端。他像观看了千年的火山喷发，无法抑制如此壮观的景象给自己带来的振奋、激动，也不能面对炽热的岩浆，不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更不能视而不见寒冷、枯干的大地是怎样迅速地将那一股股热流冷却、堵塞。他要为涓生和子君的勇敢大唱赞歌，要为惨死的子君鸣冤叫屈，更要为嫉恶如仇、积极进取、但又无路可行的涓生呼叫出心底的痛苦和悲哀。这种浓重的气氛笼罩着全篇，使《伤逝》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特色。

2.2人物悲剧的社会性

鲁迅先生对《伤逝》中男女主人公是有批评的，他们只知道盲目地爱，而忘却了人生的其它要义。但这种批评是通过涓生无限

的悔恨来表现的。既没有苛求，更没有嘲讽，相反却倾注了满腔同情和悲叹。虽然，鲁迅先生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个性解放是条死胡同，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站在旁观者立场上，对涓生和子君进行严峻的批判。他知道，千千万万个涓生和子君，是在浓重的深夜里开始觉醒的知识者，窒息人们灵魂的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象黑夜的浓雾一样厚重，它笼罩在人们头顶，不肯消散。而子君和涓生只是在单枪匹马地与这几千年的恶势力进行战斗，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准备和武装，因此在跟旧世界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就都纷纷败下阵去。鲁迅先生更知道，绝不应该认为他们只是斗争的失败者而只能受到观战者的批判，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是失败者才更值得悲叹。

子君从一个大无畏的知识女性，变成终日只知道做饭，饲养油鸡和叭儿狗的家庭妇女，实在是令人痛惜的。但鲁迅先生对中国妇女是极赋良知的。子君的日渐空虚，完全是社会所致。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子君无法觉醒到彻底冲出家庭，与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地步。她的个性解放要求，只局限在能够自由地爱，有了这种自由的爱，也就满足了。但当时的社会就连这一点微薄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于她。子君个性解放的行动不过是只在自己的鼻子尖下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不到一年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才是真正可悲可叹的。《伤逝》全篇反复激荡的那种浑稠、凝重的悲哀悔恨之情，是由涓生对子君这个渴望光明，追求幸福，但终因软弱被“无爱的人间”吞没了的善良女性的追求，以及对自己无可推卸的责备构成的，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子君的同情与哀悼。而这一点恰恰是《伤逝》所采取的对封建势力声讨和控诉的不同寻常的方式。

涓生比起子君要成熟和坚强。他也一度沉浸在暂短的爱情幸福之中，但随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爱情危机的日益明显，他很快就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当他被解雇以后，子君变得怯弱、颓唐，但他却觉得“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绝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会麻痹了翅子，即是出了鸟笼，早已不能奋飞”，而庆幸自己“总算脱出这鸟笼了”。他敢于面对生活的挑战，知道“过去的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所以他要开始新的生活。当初他追求子君是为了得到真正的爱情，而当爱情变得徒有其名时，他也同样不甘忍受。他鼓励子君出走，也决定自己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他一方面在报上登载寻求抄写的“小广告”，一方面译书，准备在刊物上发表。涓生是不甘沉沦的，他离开子君，奋身孤往。但可叹的是最终也不知道目标在哪里，非但没有带动子君飞起来，就连自己也在进取中失去了方向。到头来，只落得给孤立无援的子君以致命的打击，对死者起无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鲁迅先生对涓生没有责备是绝对化的，但同情远远大于批评。涓生的孤身奋往，来源于不熄的进取精神。在同代人中，涓生是勇敢的，又是痛苦的。他接连遭到爱情破灭，被辞去职务的打击，却仍然勇敢地探索，鲁迅先生对此十分赞扬。面对封建势力的顽固和黑暗，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是何等高尚和可贵呀!不公平的是，怯弱埋葬了子君，而涓生也在进取中连遭失败，同样的悲剧等待着他。无数个“此路不通”不断加剧着他内心的苦闷，并且越积越深。子君的死，更使他无路可寻的痛苦达到了悲痛欲绝的顶点。他悔恨自己，谴责自己，最终也不得不回到依然是“破屋、破床”的会馆，感到满目空虚，走上只有“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先导……”的道路。此时的涓生笼罩在何等浓重的悲哀气氛中呵!涓生是愤世嫉俗，积极进取的。鲁迅先生又何尝不是在一次次的苦闷挣扎中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不断进取的呢?鲁迅先生对涓生倾注满腔的同情，无疑是对正义和勇敢大唱赞歌，而涓生深深的空虚和苦闷也是赋有时代特征的。鲁迅先生在他发表《伤逝》等作品前后的思想彷徨时期曾经对许广平说过，他的作品太黑暗了，这是因为“现在是各方面都是黑暗”而形成的苦闷、彷徨、烦恼、与悲愤的反映(引自《两地书》)。在《伤逝》里，鲁迅通过对涓生苦闷状态的同情，呼喊出了社会的不公正。那些甘愿做奴隶的人虽不得温饱，却尚得苟存，而敢于反抗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人却更是好景不长，甚至只有死路一条。这社会真正是到了“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地步了(引自《两地书》)。

应该说，《伤逝》中人物形象的明暗变化是和主人公感情的扬抑错落相一致的。抒情主人公为子君和涓生的大胆行动，幸福结合而激动喜悦，也为他们陷入生活的窘境和爱情危机而惋惜哀叹。一时赞美，一时同情，一时惋惜，一时悲愤，种种复杂的情感落在不同时期的子君和涓生身上，与《伤逝》全篇抒情的魂韵和谐统一了起来。

如果说《伤逝》是一首悲歌，它悲叹的不恰恰是整个黑暗的封建社会吗?

2.3刻画性格的灵活性

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新民族形式的创立者，他吸收了中西方小说在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的长处，创立了自己的风格。《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所使用的创作手法是不同的，但同样都统一于全篇抒情的风格之下。

子君的性格主要是通过肖像、动作、语言的描写来完成的。这种通过外部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手法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在塑造子君的形象时，鲁迅先生采取了这种手法，但又不是机械地运用。为了使人物塑造与全篇抒情的格调相一致，他总是使子君的每一幅肖像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绝非是旁观者冷静的描写。

子君和涓生同居前，子君是作为新的知识女性而被涓生敬慕和热爱的。他们决定同居。外出寻找住处的时候，勇敢的子君面对“路上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却是大无畏地，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此时的涓生也正被崭新的思想和热烈的恋情激荡着。他是这样描写子君：“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总是微笑点头，而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光泽”。子君这样的肖像在涓生的感情屏幕上映照出来，她那心地单纯，渴求新知识，向往新生活的性格和“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勇气，得到了涓生发自心底的爱慕和钦佩。使叙述描写成为诗赞。而这种诗赞又不仅仅是涓生献给子君一个人的，它更是鲁迅先生献给“五·四”时期无数像子君一样的新知识女性的。

涓生，主要是通过他的独白，进行细致的自我心理描写，来展现其性格特征。这种手法多见于外国小说。鲁迅先生将这种手法吸收并应用到涓生身上，是有目的的，也是十分成功的。这样，即便于抒发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又给读者一种快捷的直感。使作品中抒情主人公形象更鲜明，感情色彩更强烈。如他在对子君热恋的日子里，“在久待的焦躁中”只要“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使涓生的心“骤然生动起来呵!”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

一切入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我憎恨那不像子君鞋声，穿布鞋底儿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恨那太象子君鞋声的常常穿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莫非她翻车了吗?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吗?”这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使没有外表肖像的涓生的性格如同有肖像的子君性格一样鲜明。他那热烈、勇敢地追求爱情的性格是与子君一样炽热的。

以后子君越来越深地陷入到精神的麻木与空虚之中，没有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甚至没了渴望新生的念头，只是“吃了筹钱，筹来吃饭”饲油鸡、喂阿随……，继而虚荣到竟用涓生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去喂叭儿狗。昔日敢于冲破封建牢笼的束缚，今天却连房东太太的奚落也忍不住。此时涓生对子君的爱已经转变成惋惜与怨恨。在他的感情屏幕上再也找不着子君的酒窝，红火了的脸色和稚气的求知的眼光了，而只剩下“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地大嚼起来”的已经失去光彩的子君，一个只能拽着丈夫的衣角生活的平庸的家妇了。而涓生此时的心情与子君热恋时又多么不同呀!虽然他还是试着启发子君，然而却无法掩饰自己那可怜的自信。过去他和子君有谈不完的话题：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易卜生，泰戈尔……。而现在同样是那些话题，涓生却感到空虚。“从我的嘴里传人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学舌。”这段细致深入的心理描写，极其准确地表现了涓生复杂地内心世界。

2.4环境设置的象征性

《伤逝》中鲁迅先生还充分地利用了环境、气氛的渲染，为全篇悲壮的诗情提供了深远的意境。而且无论是时间环境，地点环境，还是其他条件环境都是紧紧依随着情节的波澜起伏而不断变化着。

《伤逝》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很简单，时间也只有一年。这样的安排看起来似乎是不经心的，但细细咀嚼起来，又不难发现，这由春夏秋冬四季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蕴含着一种象征的意味。他们的爱情产生在万物勃发的春天，此时，二人的心花也正和着大自然蓓蕾的节奏而同步开放。暮春，就要迎来美丽的夏天，他们的爱情也达到了身心完全结合的顶峰。而同居以后，随着“重温旧课”已感到乏味，爱情即开始一再降温，到了秋风落叶的双十节前夕，他们的生活终因涓生的被辞退，家里断了经济支柱，而使爱情趋于解体。寒冷的冬天到了，无爱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子君终于不得不在冬春交际之时离开吉兆胡同自己的家，又回到封建旧式家庭中去，去迎接死亡的命运。一年四季的交替，似乎预示着他们的爱情悲剧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轨迹。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子君在自己的鼻子尖下面画下的那个可怜的爪眭解放的小圆圈。只仅一年的光景，她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而这起点已不再与她相容。

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是发生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之下，作品中交待的“会馆”里的“小屋”是具体产生这爱情的地方，也是最终带给涓生无限悲哀的场所。同是会馆，同在春天里，一年前涓生的小屋充满着诗情画意，而一年以后却完全变了颜色。一年前这里曾使涓生因恋爱着子君而激动、欣喜，一年后小屋里却只剩下子君的冤魂影随着涓生。小屋前那同是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也前后因子君的在与亡而强烈地反差着变化着。

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子君向会馆的小屋走来，“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那半枯的槐树，因为有了新叶的萌发，而显得虽暮犹春。而铁似的藤树的老干上也不甘老朽地挂着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然而一年以后呢?槐树和紫藤似乎随着子君去了，倏然枯死了一般地失去了希望和勇气，只剩下无路可走的苦闷的涓生，已如同万恶的黑暗势力一般地无可救药了。

鲁讯先生着意安排典型的环境，并着意渲染不同的气氛，无形中赋予了《伤逝》以强烈的悲剧力量。并同时用看似顺手拈来，实则恰恰是潜心安排的一两件小事，做画龙点睛之笔，形成悲剧自然发展的最敏感的触点。

当四只小油鸡和一只叭儿狗刚刚被买来的时候，无疑给新的小家庭带来了活力。这一点可以在涓生轻松愉快的回忆中得到证实：“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谁知到了子君陷入平庸麻木之后，他们在涓生的心里即刻仿佛变成了引导子君走向空虚无聊的罪魁祸首。而到了叭儿狗最后竟至于和涓生抢羊肉吃的时候，便彻底地成了涓生的对立物。然而就是这只小狗，这只在主人情绪的天平上忽高忽低，连固定的地位也没有的阿随，在子君死后，爬出了西郊那个险些送掉他性命的土坑，“瘦弱地、半死地，满身灰土地悲哀登峰造极”。一只不谙人情世故的小畜牲，尚且如此恋家恋人，何况一个活人呢?涓生见到这只昔日里倍受子君宠爱的小狗，真是如同见到生前的子君。是自己曾把阿随扔进了土坑，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同样地把子君推进了旧势力的包围之中的“土坑”呢?怎能不使涓生那因为子君的死而产生的满腹哀伤和悔恨加倍升级呢?阿随的回转出现，如此强烈地给贯穿“伤逝”全篇的悲壮之情增添了一笔浓重的悲凉。

《伤逝》的确是一首悲壮的诗篇。它无处不饱溶着鲁迅先生的主观情感。这感情是强烈而深广无际的。喜悦之时是那样的豁然坦荡，惋惜之时是那样的诚挚客观，悔恨之时是那样的痛彻肺腑，悲惨之时又是那样的浓重浑稠。而其深刻地鞭挞黑暗社会的主题，则恰恰是直接蕴含在这催人泪下的反复咏叹之中。如果我们深读《伤逝》，体会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就不能不感受到鲁迅先生在这部作品中那震人心魄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邢富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

2.林非《鲁迅小说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10

3.《鲁迅研究》期刊1984，1

4.林非、刘再复著《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5.《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作者：侯小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