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

第1篇：供给学派

西方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稳定及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近年来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说之关注度大大提高。其实中国目前所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与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之主张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

凯恩斯经济学派

凯恩斯学派或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1883—1946)。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 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其一生中有三部重要著作，第一部是1913年出版的针对印度发生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研究的著作，即《印度的通货和财政》。凯恩斯的第二部著作是1930年出版的两卷本的《货币论》(上卷是货币的纯理论，下卷是货币的应用理论)。凯恩斯生平最有影响的，也是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作，就是他向传统经济学挑战的第三部著作：《就业、利息和通货膨胀》(简称《通论》)。《通论》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后孕育的，并于1936年问世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经济学著作。

凯恩斯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观点，其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就是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导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导，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过，凯恩斯强调，在消费和投资两者之中，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凯恩斯认为，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还认为，在这两者中，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诞生了新凯恩斯学派(New-Keynesian School)。新凯恩斯学派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经济学所忽视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设，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原凯恩斯学派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在于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的经常波动;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波动的非均衡性质，特别是承认产品市场中的普遍生产过剩，承认劳动市场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名义总需求的冲击可以造成非均衡的产量和就业量的波动;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全性(而非经济主体的预期错误)是名义总需求的冲击产生实际效应的原因;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因此，主张应由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是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不对称信息和相对价格的粘性为基本理论，坚持“非市场出清”这个最重要的假设，认为在货币非中性的情況下，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影响就业和产量，市场的失效需要政府干预来发挥积极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昆、萨墨斯、布兰查德、罗泰姆·伯格、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泊南克等人。

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定律(法则)相对。

人们知道，自1875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充分验证了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局限性，宣告了“自由放任”、不干预政策遭到重挫。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凯恩斯的 “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应运而生，并掀起了“凯恩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过近30年时间的推行后，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这一局面引起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普遍质疑。很多人把形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滥用，认为这套理论面对这种局面已经束手无策。随之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由此，供给经济学派便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供给经济学派

供给经济学的英文原名为Supply-Side Economics，又被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是在凯恩斯学派遇到经济滞胀等严重困难，而其学说又无力解决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二是认为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三是认为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尤其是为富人减税不但会使得经济产出大幅增长，还会使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来自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假说：当税率高于某一阈值，财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高的税率压抑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导致税基下降。换句话说，减税不一定会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税收收入。

四是认为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诸如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因此，要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萨伊定律经济理论的正面影响较大。萨伊定律是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提出的一个定律。支撑萨伊定律的三个基本要点如下：

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商品的价格能够有效地使商品的供求均衡;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劳动的供求均衡;利息作为资本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资本的供求均衡，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出清。因而不会存在长期的、普遍的和全面的生产过剩。

二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交换中发挥着瞬间的作用。所以，卖就是买，买也就是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消费是无限的，所以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消费。即供给会自发创造需求。

三是由于利率的大小与储蓄成同方向变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利率的大小与投资成反方向变动，所以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动引起利率的升降变化，并最终使储蓄等于投资。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凯恩斯学派经济理论的反面影响也较大。即供给学派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供给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20世纪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在美国显现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并由于其对70年代末开始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所实行的“里根经济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供给经济学批评凯恩斯主义仅仅从需求着眼的经济分析思路，主张经济学应着重分析社会经济的供给方面，并从供给方面出发提出了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从而表明了自己与强调从需求方面分析经济并主张政府加强总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态度。

对供给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包括如下五个人：

阿瑟·拉弗

一是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他是供给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里根执政期间，拉弗成为美国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对“里根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弗因其提出了作为供给经济学思想核心内容的、说明税率和税收关系的“拉弗曲线”而得名。

二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供给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66年起，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4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1年，在意大利波洛尼亚举行的一次经济学家会议上，蒙代尔批评了当时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了减税的主张。由此，蒙代尔被美国报刊称为“供给学派的先驱”。

三是裘德·万尼斯基(Judd Wanniski)：他生于美国，曾任《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和社论作家，后自己开设了一家综合經济分析公司。1974年，万尼斯基向当时的福特政府建议大规模减税并恢复固定汇率制，他的这些建议受到福特总统一名助手的重视。此后，万尼斯基便与拉弗、蒙代尔等人经常在纽约聚会，讨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问题，大力倡导供给经济学。

四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他是供给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哈佛大学教授，1982年起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4年卸任后又到哈佛大学任教。

五是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他曾长期在乔治敦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也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的副总编和专栏撰稿人。1975年，美国会众议员杰克·肯普与他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内容的所谓“肯普—罗斯法案”，加入了肯普的班子，成为其中的主要经济顾问，并对供给经济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建树。1981—1982年，罗伯茨在里根政府的财政部担任主管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

上述供给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由于受到了里根的青睐并在他就任总统后得以付诸实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将近10年时间内，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供给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因此，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经济政策层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成为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监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资本所得税。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台税收改革，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50%降低至28%。经过里根时代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虽使以前的滞胀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但也带来了较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使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

凯恩斯学派和供给经济学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借鉴西方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宏观需求管理方法，逐步探索实施赤字财政和温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促进有效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提高，仅仅在需求侧作为，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还需在供给侧，即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因此，供给经济学对我国近年来以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供给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拥有了积极意义：

一是它使人们开始把研究的眼光由需求方转向了供给方。即供给经济学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内容，但在经济分析思路上却一改战后几十年内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供给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主要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经济学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改进总供给。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供给经济学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种种看法和主张，不仅对西方经济学界乃至西方国家的政府重新认识供给管理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实施供给侧改革也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历史上经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所谓“里根经济学”的实践，人们也的确看到了“供给经济学”的可取之处，从现实来看，供给经济学根据拉弗曲线所提出的以大规模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对于研究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促进经济稳增长，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三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参考价值。即供给经济学派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中长期经济政策和确定经济建设的重点，增加有效供给都有借鉴意义;供给学派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轻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就业出路在于生产增长等看法，对于我们合理地确定企业负担，搞活国有企业，实行再就业工程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作为新自由主义范畴重要组成部分的供给经济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因为，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里根经济学”的所谓实践，取得了以经济复苏为主要内容的业绩，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财政赤字，后来还是越来越庞大，也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总之，我国近年来提出并实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侧经济学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

一是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却日益膨胀，成为美国的巨大负担。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 “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二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做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不仅如此，供给学派还忽视政府干预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供给经济学政府不干预理论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发展了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

中国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不仅主张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三是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問题。

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四是具体措施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作者：李文增

第2篇：供给学派并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摘 要：自从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许多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都是将重心转向供给端，即着力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政策措施在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从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政策主张、目标指向入手，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从而阐明供给学派并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供给学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区别

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面临相似的问题有着相似的解决办法，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吸收借鉴供给学派能为我所用的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来源于甚至照搬供给学派。

一、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同

(一)供给学派解决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胀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担心战争结束后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回到战前水平，西方各国开始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各国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成绩，凯恩斯主义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一大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IS-LM模型等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趋于精致完善。但是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出现了政府赤字过大、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由于政府赤字已经达到历史高位，通过进一步扩大赤字来减少失业已经不现实，失业与通胀并存也宣告了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破产。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供给学派便应运而生。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结构性错位问题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各方面问题开始集中显现。从经济发展基本面上看，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全年GDP增速6.9%，为2009年来最低。另外，资产负债率处于上升周期，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加大[1]。从要素供给效率来看，劳动力供给边际成本为零已经成为历史，人口红利的减少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欧美等国的产业再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雁阵下游转移，代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另外，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边际成本上升，资本使用效率也在下降。从宏观政策上看，以投资、出口、消费为主的需求拉动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中高速发展的要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连续降息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不如预期;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大幅下滑。从产业层面来看，经过长期粗放式发展，一些重化工业与一般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却供给不足——“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需要进口”，同时粗放式的发展也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从制度层面上看，包括电网、交通、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高昂的税负、市场型交易费用、制度型交易费用以及融资成本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不足。

二、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不同

(一)供给学派的主要来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指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经过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建立的以供给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成本生产率为研究重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高税率，有时通过减少征税商品的消费，有时通过鼓励走私，带给政府的税收少于适当的税率”[2]，“仅仅鼓励消费对商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困难在于供给，而不是在于刺激消费需求……好政府的目标是刺激生产，不合格政府的目标才在于鼓励消费”[3]，“极端的征税会产生让个人更贫穷的可悲效果，也没有使国家富裕。”(Say，Treatise)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早已有之，其所做的主要贡献不过是根据理论观点结合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甚至连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承认，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4]“在许多方面，供给经济学仅仅是重新发现了萨伊所说的市场法则。”[5]但是，供给学派除了继承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减税等方面的经济思想外，另一方面也与新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念是异曲同工的。

无论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萨伊(Jean Baptiste Say)、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哈耶克(F.A.Hayek)、科斯(Ronald H.Coase)、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限制公共权力和实现自由都是其追求的主要理念。“就像有限的收入是限制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唯一有效方法一样，限制政府支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政府的税收。”[6]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为了不让下届政府有花钱的自由，保守派政府可以故意通过减税来增加国债[7]。限制政府支出以限制政府权力的理念是隐藏在经济措施之后的理念追求，在被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压制数十年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终于为西方国家官方所承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分别成为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在里根政府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位经济顾问中就有22位来自于朝圣山学社。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

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与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以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且把矛盾分析法作为根本分析方法，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都得到了体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创新作为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动力，在要素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之前，劳动、资本、资源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跨越中等收入之后，创新与制度则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不可忽视的。而培育新兴产业也由资本主导转变为创新主导，只有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才能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制度是要素中的关键，同样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即解放微观主体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素内部的劳动力、资本、创新同样相互联系，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有创新，创新使得劳动力竞争力提高;而同时创新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另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也根治土地财政，为资本滞留在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根本上的改变，也为化解房地产库存提供长远解决之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虽然主次有所不同，但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内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对非援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都可以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涉及的要素都有相对应的改革措施，并且针对要素的不同方面也有具体的措施来解决。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主要矛盾

供给与需求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其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因此在此时主要矛盾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因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所以需求刺激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这时候必须要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体制机制上为生产力发展也就是供给端的形成创造条件。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再到国企改革都取得了远超于预期的良好效果，在为中国经济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主体的潜力得到释放后，主要矛盾便转到了需求端。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我国具体的禀赋优势制定了相应的需求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利用我国劳动力边际成本低廉的优势，我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遍及全球，虽然得到的附加值较低，但也为许多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利用我国高储蓄率的优势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为激发的供给潜力提供了有效的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消费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市场，再加上体制机制的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以实现预期效果，这一时期重心放在需求端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创造了三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近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出现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环境污染严重等尖锐问题，这时候主要矛盾再次回到供给端，因为这时候需求拉动已经没有效率，所以必须再从供给端做文章，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三、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政策主张不同

(一)供给学派主张以减税为核心，包括减少福利开支和稳定货币供给等政策措施

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在减税问题上，供给学派尤其关注边际税率的调控作用。他们认为，高税率尤其是高边际税率是美国经济增速萎靡和投资热情降低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的储蓄和投资不足是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另外，供给学派还抨击从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研究集中于收入分配。“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这样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从而使得贫困永远存在下去。”[4]最后，他们还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使得创新精神丧失殆尽，“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对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为垄断、垄断变为工业，并在知道将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这种意愿做出反响而增长的。”[4]

据此，供给学派提出其政策主张：第一，大幅度并持续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提高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8]。

在实践中，里根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干预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与同时代撒切尔政府的措施是一致的。除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第一，削减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1981年7月1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第二，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第三，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预算;第四，控制货币贷款，推行有节制的稳定的货币供给政策)，里根政府还通过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 ;通过减免企业税和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改善商品供给;通过加快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9]。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里根政府采纳了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学说，承认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并通过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控制货币规模。最后，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 1986 年)。从数据上看，美国最高所得税率从1986年的50%下降到1988年的28%(美国国税局，美国税务基金会)，资本利得税和变现百分比从1978年的39.875%下降到1985年的20%(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四人家庭的边际联邦所得税率(中位数收入的1/2)从1980年的18%下降到1986年的14%(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从政策效果上看，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 1980 年的 23%上到 1986 年的 25.2%[10]。但是由于里根执政期间实行大规模减税与军备竞赛，导致政府赤字规模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五大任务”，推出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改革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仍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约束，让其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大的空间与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仍需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并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任务从要素层面、产业层面、宏观政策层面、制度层面落实。

从要素层面来看，劳动方面实施开放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同时精准扶贫，提升消费潜力及人力资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化解房地产库存，同时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以吸纳就业。从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来讲，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资本方面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丰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增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及意愿。创新方面继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政策优惠等方面提升创新热情，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从产业层面看，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培育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依靠“一带一路”、对非援建等战略消化，同时以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补偿、鼓励兼并重组、提高环保及能耗等技术标准、捆绑旧产业与新产业等方式合理化解。在“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的过程中以社会政策托底，妥善处理失业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则实施“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等战略，并积极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相融合，同时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宏观政策上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亦即宏观政策要稳。财政政策从总量调控转变为结构调控，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阶段性提高政府赤字率，发挥财政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则保持稳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适宜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看，继续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降低制度型交易费用，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取消不合理税费，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减轻微观主体负担，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让政府从不应干预的领域退出，同时在产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两者政策措施存在的区别

比较两者的政策主张可以发现，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包含了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放宽对微观主体限制的内容。但即便是这些看似相同的政策主张也存在着区别。

从减税来看，供给学派关注降低边际税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税制改革。供给学派强调的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减免企业税，在美国来讲确实能降低有投资、储蓄能力人群的税收负担;但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只有7%～8%，降低个人所得税减负作用并不大。因此，我国主要是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企业减负并间接降低消费税水平。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供给学派与同时代成为英国官方经济学的新奥地利学派有着同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因此供给学派秉持较为极端的反政府干预立场，其甚至要求政府以削减福利开支的方式退出经济领域;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引导产业升级、完善法规制度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微观企业来看，供给学派的一系列放宽政府限制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措施实质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护条例来实现企业成本的降低;而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不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和制度型交易费用来实现企业减负。

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关键，改革措施更加全面也更加完善。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再到创新、制度，都有多项国家战略推进实施，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措施是减税，但在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方面缺乏相关措施提高要素有效供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发展新兴服务业以提升人力资本相反，供给学派甚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使得饱受高通胀、高失业率、经济发展停滞之苦的底层民众雪上加霜。

四、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新改革的目标指向不同

(一)供给学派重在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

供给学派一方面致力于扭转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停滞以及高通胀、高失业率，另一方面也实践着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精神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从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上，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看出，供给学派主要为富人带来福利。降低边际税率对于穷人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却可以极大地解放富人的负担，而且越富有的人所减少的负担越多。在供给学派看来，只有这些中上阶层的人才具有储蓄和投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这个制度的主要威胁是以累进税率征税(急剧上升的税率夺取较高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以致富有者拒绝拿钱去冒险”[4]，“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另一大措施就是减少政府赤字、平衡财政预算，而供给学派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大幅削减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一个明智的社会政策应该大量降低失业补助的福利水平。”[4]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放宽对限制企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也与供给侧改革旨在降低市场型交易费用的下放行政审批权不同，其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保护条例来实现的。供给学派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通过劫贫济富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另外，滞涨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供给学派调整了供求关系，使得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供给学派并没有触及到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减税等提高有效供给的政策也并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矛盾以其他形式更加激烈地爆发，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本质上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推动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其终点运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着眼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回归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

虽然我国目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原来的禀赋优势逐渐丧失，要素成本全面上扬;另外，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经济规律，如目前产能过剩的现状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不无关系。因此，实现要素升级、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产业升级改造是为了未来经济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短期内继续维持高增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会让资源环境付出不可逆的惨重代价，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渐转变为现实，甚至引发动荡。因此，在改革中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意志，在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失业风险有可能增加，减税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政府赤字率进一步上升，淘汰落后产能也会出现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问题与阵痛。但是只有经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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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27.

[9] 管清友.供给学派的实践典范[J].金融博览，2013，(11).

[10]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童行健

第3篇：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利弊分析与启示

摘要：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减税为重要主张的新兴学派。文章首先回顾了减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历程，指出减税具有激发投资热情、增加居民储蓄和刺激经济增长等益处，但同时也有短期内增加政府负担、引起物价上涨等弊端。在文章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利弊分析后，结合我国当下经济发展现状，启示我国在实施减税时应要重视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优化与完善我国税制结构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系等。

关键词：供给学派;减税政策;利弊分析;当代启示

供给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面对的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经过战后20余年辉煌后的“滞胀”现象，对此，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实施减税政策，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带动经济增长。在肯尼迪政府和里根政府时期得到广泛关注，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振兴了美国经济，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与积极性。通过政府实施减税政策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减少企业运行成本，为企业推动自身技术改进以谋求更好质量的产品减轻了压力与负担。此外，减税也可以增加居民储蓄和振兴居民消费信心，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减税，大胆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经验可以为我国更好的实施减税政策提供指导与参考。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既不可盲目全盘接受西方国家减税措施，也不可闭门造车忽略不见，我国应当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实际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减税”政策，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减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减税法案对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法案无疑是继里根政府实行减税政策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重置不同国家的国际地位、引发国际税制竞争起到了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史中，关于减税政策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的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都提出过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减税理论和思想。以三个流派的税负思想为代表，分析减税政策在西方国家的演变与发展，对我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税负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古典学派的税负思想

古典学派在批判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基础上，提出了适合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税收理论与原则。其代表人物威廉·配第在分析与总结英国税制混乱而导致国穷民乏的深层次原因后，首次提出了国家税收应该要遵循“公平、确实、便利、节省”的基本原则。亚当·斯密在继承了威廉·配第的思想后，第一次系统、明确的提出了“赋税四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

古典学派在提出“赋税四原则”的同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国家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以保证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此外，古典学派认为税收的高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们站在当时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上认为国家通过征收税率会间接的减少资本积累，进而影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减税政策可以给资本的原始积累减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完成资本积累。古典学派从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观点出发，主张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与水平，实行轻税的政策。古典学派的轻税思想与其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西方主流学派减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凯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

凯恩斯学派的兴起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社会1929～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面对此次危机，古典学派的反对国家干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束手无策。凯恩斯学派反对古典学派所倡导的传统的主张反对国家干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仅依靠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是不能使经济有效运行，反而还会造成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现象。凯恩斯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认为应该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

正是有与古典学派不同的观点，所以凯恩斯学派在减税思想上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他们认为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是调节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杠杆，政府应该要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作为确定税负水平的政策目標，而不应当将税收局限于财政收入功能的范围之内。凯恩斯学派认为，税收可以在经济繁荣时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经济萧条的作用。当经济增长繁荣时，国民收入水平就会得到相应提高，纳税人的税率就会十分充足，此时调高税收将有助于抑制总需求的过度膨胀;当经济衰退萧条时，国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必然会减少，此时政府实行减税政策将有助于抑制经济衰退，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和刺激投资。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的大规模征税必然会影响到私人的货币数额，间接造成通货紧缩，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私人投资水平和规模萎缩，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实行必要的减税政策，扩大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居民消费水平和私人投资规模。

(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供给学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短暂20余年的经济辉煌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等原因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面对这种“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供给学派因里根经济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壮大。供给学派认为，高边际税率会降低人们的工作热情，阻碍私人投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相反，低边际税率会提振私人投资信心，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和劳动供给。供给学派认为实行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减税可以刺激居民储蓄的增加，提振私人投资信心，对抑制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减税会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公共部门流转到私人部门，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进而为社会和居民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达到供求平衡;最后，减税可以缓和劳动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岗位，促使社会稳定有序。

为了证明减税理论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佛以拉佛曲线来进行阐释税率高低与税收量之间的关系，即国家税收收入的多少与政府实行的税率高低并无直接的相关性，高税收不一定来自于高税率，也有可能是低税率，其关键是要把握好税率的度，确定好合适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税率水平，进而带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减税政策的利弊分析

实行减税政策固然可以激发投资热情，增加居民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需要看到一味实行减税政策会在短期内增加政府负担，间接引起物价的飞速上涨，所以制定好符合本国国情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税率政策至关重要。

(一)减税的益处

1. 激发投资热情

如何实行有效的税率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行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减税政策可以降低中小微企业和新兴产业的税负压力，使企业的成本得到降低，有利于进一步激发企业的活力，带动民间资本存量的增加，激发私人和民间企业的投资热情，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与水平。当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普遍，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不光需要企业本身加大创新力度，站稳市场份额，更需要政府从减税降费方面给予企业活力与生机。政府过高的税费，加上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和融资渠道、成本的偏高，会给民营企业的运作带来极为沉重的成本压力，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减税政策的有效实施给企业解绑，释放活力。从这点上来看，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利于激发投资热情的，带动经济增长。

2. 增加居民储蓄

实行减税政策不仅可以激发投资热情，也可以增加居民储蓄，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居民的存款实际收益。实行减税政策可以使个人所得税有所下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这样一国居民就更加倾向于用多余的钱去消费奢侈品，从而提振居民的消费愿望，拉动一国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对于消费意愿较低的居民，可以将多余的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或进行投资理财活动，居民储蓄率自然得到提高。

3. 刺激經济增长

减税政策必然会对一国的生产与消费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会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首先，减税可以使劳动者税后所得收入有所增加，纳税劳动者看到税后收入的增加会间接刺激劳动者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从而使劳动供给增加，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再次，减税会激发投资热情和增加居民储蓄，投资规模越大越广，居民储蓄水平越高，国民收入水平也会随之增加，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得到明显提高。最后，一国通过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减税优惠政策，也会鼓励这些高新企业将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到产品研发和技术进步上来，进而带动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上升，而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低也决定着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因此，科学技术越进步，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减税的弊端

1. 增加政府负担

首先，从政府收入情况来看，实行减税政策虽然具有激发投资热情、拉动经济增长等显著益处，但其也会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大政府负担。其次，政府的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实行减税政策，在短时间内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资金会日益加大，没有及时的收入来源作为公共支出方面的补充，反而还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这就使得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产生矛盾，造成收支不平衡和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现象，从长远而言，不利于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后，减税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财政支出，是政府过紧日子、企业和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国家选择。减税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也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攻坚方面，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2. 引起物价上涨

物价水平是由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共同决定的，当供需达到平衡时，物价也会达到均衡水平，即物价处于平稳状态，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当物价达到均衡水平时，社会总供给或总需求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价格水平的变化，而税收作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量因素，它的变化会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从而间接影响到物价水平的变化。因为减税会使纳税人的税后收入比平时更多，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消费欲望也会随之增强，人们会有更多的闲置资金去消费奢侈品，这样人们对奢侈品的社会总需求就会增加，而当社会总供给不变时，奢侈品的价格必然会有小幅度的上涨趋势。当然，需要看到的是，这里的物价水平上涨并不包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无论政府实行减税或征税政策，对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有较大的影响。

三、减税政策的当代启示

(一)重视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减税政策虽有弊端，但综合而言，用的好将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里根政府通过实行减税政策，成功的将美国经济带出滞胀的漩涡，对美国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当下，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发展实体经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如何更好的发挥减税政策的优势值得政府智库和社会大众的深入思考。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低迷趋势，我国在稳定外贸出口的同时，也需要扩大我国内需，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势头来看，今后一段时间扩大我国内需将对拉动我国经济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当下受到新冠疫情及青年群体就业等各方面压力过大的影响，扩大我国内需仍有很大上升空间，而实行减税政策和促进地摊经济的兴起对扩大我国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减税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使纳税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间接增强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对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减税，企业将多余的资金用于更大的投资或扩大企业的规模，从而达到增加就业、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在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减税政策在带动经济增长上起到的促进作用。

(二)优化与完善我国税制结构

根据减税政策的相关理论分析，对我国税制结构进行优化与完善，可以增添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注入源源动力。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的相关减税理论，我国税制改革应主要集中于降低诸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减免相关产业税收和对某些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上存在着一些重复收税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扩大成本和进行技术开发，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就是要求我国间接提高所得税税率的起征点，不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起征点，更要提高企业所得税得税率起征点，激发个人消费潜力，释放企业发展压力，为带动我国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增添活力与创造力。

(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系

西方歷史上的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所主张的减税政策只是为了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固有矛盾而产生的，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现象，更无法脱离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背景。当然，这些措施有些地方是可取的，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发展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虽已迈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有必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能走故步自封的老路，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道路与经验。因此，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只有紧贴我国经济中的最大实际情况，早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系，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税”政策，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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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海龙.西方供给学派理论简析及启示[J].中国商论，2019(23)：104-106.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徐正顺

第4篇：从萨伊定律到供给学派:生态技术创新推力演绎

摘要：目前，传统技术创新的负面作用逐步显现，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改变技术发展方向，实行生态技术创新，旨在弥补资源和资本上的不足，协调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关系，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不论是萨伊定律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对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指导和推力作用，促使其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层面到国家层面演绎。

关键词：萨伊定律;供给学派;生态技术创新;绿色产品

Thrust Deduction of the Ecolo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Zay′s Law to Supply-side Economics

ZHU Qi-zhong

(Tourism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Key words: Zay′s Law; supply-side economics; ecology technology innovation;green product

目前，日益恶化的环境和温室效应，给人们敲起警钟，现有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从历史上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动力不仅源于市场需求，而且也源于技术的不断创新。每次重大科技革命将引发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今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和表现形态是“生产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1]，这种技术创新方向的负面作用已显现出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衰竭、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通过改变技术创新方向，实行生态化生产模式，以弥补资源和资本上的不足，协调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关系，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最早始于熊彼特，而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概念、起源和类型研究，如S.myers[2]、J.L.Enos[3]、R.Mueser[4]等;二是过程研究，涉及到研究开发、生产、市场营销和产业创新模式等，如J.Schmookler[5]、S.Kline[6]、J.M.Utterback[7]等;三是战略研究，涉及到竞争优势、价值链、技术演化趋势、创新能力等，如E.Roberts[8]、E.Mansfield[9]等。从时间上来看，技术创新的研究轨迹是先微观后宏观，先企业技术创新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技术创新的动力源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技术创新的动力源包括两类：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引。根据国外学者的统计分析表明，20%-40%的创新都是由技术推动的。所以，未来的技术创新离不开技术的“推力”作用。本文在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态技术创新涵义和现状的分析，阐明生态技术创新推力从微观到宏观的演绎过程。

一、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比较

(一)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萨伊定律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当时，法国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场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购买力极强;同时，连年的战争又使法国遭受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萧条的生产，一方面使广大民众手中的货币急剧贬值，实际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市场上的产品奇缺，民众买不到足够的供正常消费的物品，即整个产品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萨伊在借鉴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认为法国当务之急不是抑制或刺激需求，而是应该加强生产，增加供给，扩大外贸。生产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原材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失业，增加广大民众的收入，从而增加需求，即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

20世纪70年初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世界性的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后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危机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率达8.9%，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5.3%，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出口也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的挑战，外贸逆差居高不下，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了“滞涨”的漩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政策。从市场角度分析，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市场正处在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交叠时期，战后技术革命创造的传统工业，由于生产量的不断扩大，产品逐渐供过于求，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新技术、新工艺所形成的新兴产业，由于产品尚处于导入期，产量小，产品供不应求。1980年里根上台，内外交困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凯恩斯主义的合理性，从而为供给学派的“时兴”提供了机会[10]。新兴工业的刺激计划使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回升很快。

(二)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相似点

近几年来，有不少学者把供给学派看成是对萨伊定律的复活，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对萨伊定律的全盘否定，供给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所以供给学派是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11]，这说明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两者产生的前提相似。萨伊定律产生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替时期，虽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广大农村还处于封建主义统治，所以萨伊定律产生的前提是工业品供不应求，而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供给学派产生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交替时期，虽然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产业，所以供给学派产生的前提是高科技产品供不应求，传统产品供求基本平衡。(2)两者的立足点相似。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都立足于产品供给，即从供给角度探讨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萨伊认为一个产品一经产出，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是生产开辟了对产品的需求。供给学派也认为美国的经济“滞涨”的症结是供给不足，特别是投资供给不足，主张通过刺激报酬、利润、工资等，促进生产，提高劳动效率。

(三)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不同点

虽然说供给学派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但两者并非完全等同，仍有一定的分歧，表现在：(1)供给是否等于需求。萨伊认为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为其他价值相等的商品开辟了销路。这里含有的另一层意思是供给等于需求，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在萨伊眼里，即使有商品积压现象，也只是一种局部过剩。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货币缺乏，而是因为其他商品生产的太少，没有创造出足够的需求，从而导致这些商品卖不出去。供给学派的观点与其不同，认为在供给与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常常是背离的。(2)政府是否进行干预。萨伊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供给与需求能够自发调节平衡，不需要外部的强度干预”，“它主张放开价格，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展自由的对外贸易”[12]。供给学派的观点是国家适当的干预是必要的，通过减税能够刺激供给。因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若税率降低，税后净报酬增加，随之劳动力供给就会增加，资本供给就会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供给增长，利用效率提高，生产扩大。

二、生态技术创新的含义与现状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和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的增强，潜在的绿色需求开始形成，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厂商已经开始开发生态技术，以适应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一)生态技术创新的含义

生态技术也称绿色技术，是指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创新潜力，把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开发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品。生态技术非常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保值增值，是发展清洁生产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的技术支持。因生态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工业生产模式，有利于人类社会实现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它的创新将代表着今后科技发展的方向。

生态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1.从微观角度出发，企业的发展理念、运营模式、技术创新等必须与绿色需求相适应，才能保持永续的竞争力。企业必须按照产业生态的要求，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绿色企业，其生态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能源和生产的清洁化、废料和废旧产品的原料化、资源流动的封闭化。

2.从宏观角度出发，开发各个企业都能获益的绿色技术;大力开发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物和有限资源的再生及有效利用的技术;为企业提供各种能源、资源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的技术;走一条对环境无公害的技术创新之路，形成国家生态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技术创新的现状

1.生态技术创新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绿色消费已成为世界潮流，尽管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围绕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内在动力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但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工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这些都为生态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2.生态技术创新正孕育着新突破。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材料技术等虽有所发展，但仍在酝酿新的突破。像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在加紧制定和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积极进行生态技术创新，力图抢占未来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我国的生态技术刚刚起步，必须把握好世界经济调整的新机遇，加快创新步伐，争取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发挥后发优势。

3.生态技术产品供不应求。根据TüV南德意志集团(TüV SüD)亚太有限公司所做的为“2010 TüV SüD绿色指标”(TüV SüD Green Gauge 2010)的独立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绝大多数被调查者(94%)愿意为明确证明是“绿色”的产品和服务支付高昂的额外费用(平均为多支付45%的费用)，而且83%的被调查者表示需要购买此类产品或服务。该份调查说明绿色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不仅产品数量少，而且花色品种也有限。

三、生态技术创新的推力演绎

生态技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萨伊定律到供给学派，显示了生态技术创新推力演绎过程：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层面到国家层面，它每前进一步都将创造出新的需求，并满足之，体现了企业和国家的主动创造精神。

(一)萨伊定律与生态技术创新推力

萨伊定律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管理方面。众所周知，萨伊定律有四个著名的结论：一是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售得越快、越多;二是每一个人都与全体的共同繁荣密切相关，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三是输入外国产品决不会损害本国生产，因为用以预买外国产品的必然是本国产品，输入即输出，对外贸易同样给本国产品开辟销路;四是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这四个结论对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技术创新能够为自己创造需求。按照萨伊定律，绿色产品的供给能够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詹姆斯•穆勒曾说过“‘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一切都是中间、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13]。在新的现实中，企业的生态技术创新是为了达到绿色消费的目的，并形成对其他绿色产品的需求。绿色产品在启迪、指引、创造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企业投放在市场中的绿色产品不是被动的“物体”，而是积极的“力量”——“吸引”和“创造”消费者，这些本身经与消费者互动创造而来的绿色产品正在发挥创造的作用。所以，一定数量的绿色产品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绿色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其他生态技术不断创新。长此以往，绿色产品就将代替非绿色产品，生态技术就将代替传统技术，使整个经济系统达到良性循环。

2.生态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之间优势互补。生态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它通过四种途径向外扩散：一是生态技术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二是生态技术落后企业的模仿效应;三是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四是企业之间的联系效应。生态技术在扩散过程中将会不断再创新，从而促使生态技术向多样化发展。不同的生态技术将被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或者说不同的企业将拥有不同的生态技术优势，进一步促进绿色产品生产的多样化，绿色产品销售也将越快、越多;同时，一个生态技术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也会促使其他企业获得成功。众多获得成功的企业，再通过优势互补，形成“食物链”、“食物网”，实现资源、能源、废物等的生态循环，获得共生优势。

3.生态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之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态技术创新产品不仅日益成为产业结构的中坚，而且也将成为未来重要的贸易内容。生态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其产品生产的扩大会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急剧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环境，实现绿色市场准入制度。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要增加产品的生态技术含量。此外，生态技术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贸易内容。企业的生态技术贸易由生态技术出口和生态技术引进两方面组成。近几年，随着各国生态意识的增强，企业生态技术贸易额呈不断增长之势。

4.生态技术创新有利于供给消费手段。生态技术创新不同于传统技术创新之处，在于遵循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既要激发消费者的绿色需要意识，又要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为人们创造许多新型的消费手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品不断创新。生态技术产品作为高科技产品，其丰富多彩必将唤醒消费者潜意识需求，引发绿色需求向多元化发展。生态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应与消费时尚保持同步，在引领消费时尚中物尽其用。增加生态技术产品的循环复用，提高消费者的附加利益。二是产品价格逐渐降低。随着生态技术产品产量的扩大、品种的丰富化，企业通过柔性生产技术，既实现规模经济又实现范围经济，逐渐降低生态技术产品的价格。三是物流系统的绿色化。物流系统的生态技术创新要求企业必须选择绿色物流系统，既方便消费者的购买，又利于环境保护。物流系统的生态技术创新还要求企业做好废旧产品的回收工作，不断提升产品的循环利用水平。四是促销的绿色化。绿色促销是企业通过绿色促销媒体，传递绿色信息，指导绿色消费，启发引导消费者的绿色需求，最终促成购买行为，它包括绿色广告、绿色推广、绿色公关等方面的内容。

(二)供给学派与生态技术创新推力

供给学派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方面。生态技术属于高新技术范畴，其创新正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急需政府提供“保育箱”、“幼儿园”，实行重点的要素保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即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14]。

1.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生态技术创新投资。目前，在传统产品供过于求、生态技术产品供不应求的形式下，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增加生态技术创新产品有效供给上来。它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而且还能够提高中间需求，促使企业改进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和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第一，政府支出的推力作用。政府支出和贴息方向应当转变，重点支持环保、清洁生产、信息、生物医药等生态技术产业，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和贴息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以引导或拉动民间资本投资，用生态技术创新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品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

第二，税收减免的推力作用。供给学派认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对企业来说，生态技术创新既是一项高回报率业务，也是一项高风险性投资。因其成果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所以政府应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如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其基本税率或减免税收等，承担部分发育市场的前期风险，以矫正市场缺陷，减少企业生态技术创新风险与成本，激发民间投资生态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以智力资本积累推动生态技术创新。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实际收入的增长，既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该观点对生态技术创新同样适用。

第一，智力资本积累的推力作用。由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所形成的生态技术创新，正在迅速改变着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的面貌，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所以，政府应当鼓励人们进行生态技术创新方面的智力投资。只有当生态技术有形资本和生态技术智力资本有机结合，且达到最大化时，生态技术创新才能达到最大化，人类福利也才能达到最大化。

第二，劳动力质量提升的推力作用。生态技术创新不仅仅是科研部门或企业的事，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劳动力质量的高低与全社会生态技术创新的开展程度息息相关，高质量的劳动力有助于激起全社会从事生态技术创新的热情;另一方面，生态技术产品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态技术产品，才能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绿色需求。

3.以稳健的金融政策加速生态技术创新。供给学派不仅重视减税对供给因素的影响，而且还特别强调稳健的金融政策对产品供给的推力作用，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需求过剩。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供给不足主要是指生态技术产品的供不应求。适度、稳定和可预测的货币增长能够稳定货币价值，消解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加速生态技术创新。一方面，人们在安排货币收入时，不仅乐意保存货币，不去囤积物质，有利于稳定物价，而且乐意选择生产性投资，尤其是选择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生态技术产品投资，不做投机性投资，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信心和预期的乐观性;另一方面，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

生态技术创新，因其对环境问题的改善和对经济促进的双重角色，正日益成为理论界、企业界甚至政府关注的对象。在环境的压力下，生态技术创新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企业和国家研究的新发展。生态技术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改变了传统工业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模式，综合考虑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论是萨伊定律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观点对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指导和推力作用。萨伊定律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自我创造需求、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企业贸易发展、供给消费手段;供给学派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生态技术创新投资、以智力资本积累推动生态技术创新、以稳健的金融政策加速生态技术创新，该推力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动态演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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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余敬, 董青.技术创新新论：生态技术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 (3): 41-42.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朱其忠

第5篇：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与其存在的合理性探究

摘 要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兴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它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和批判者而出现的。因此，本文也将围绕着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要观点的分歧进行论述，阐述其主要观点以及其合理性。

关键词：供给学派 主要观点 合理性

一、供给学源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他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一代实行家已经成为他本人的信徒。至少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要摆脱凯恩斯，并不比当初他摆脱古典学派的束缚来得容易。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由市场机制自然决定的总消费需求会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总供给，因此会出现失业和衰退。所以，必然采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增加总需求。

然而，经济并不总是处于萧条期，例如，在18世纪中后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高潮，经济增长持续而稳定。但在这一时期，基尼系数也上升得非常快。凯恩斯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表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并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少。但在那一时期，尽管没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更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经济的持续发展说明，消费需求一定是充分、而不是不足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萨伊定律的简单说法，那么至少在经济的这一持续增長期，一定有一种力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不断地持续扩张，并同时使总需求保持充分。而总需求的这种扩张，并不是由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收人分配的恶化在这一时期并未带来消费需求的不足。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理，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首先，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最后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滞胀的存在表明，即使采取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例如当量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政策转移支付等，以缩小收人分配不均并扩大消费需求，经济仍可能存在消费需求的不足。

因此，凯恩斯所指出的收入分配不均，并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即使在收人分配相当平均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仍可能不足；在收入分配相当不平均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也可能保持充分。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史的发展来看，消费需求是在不断扩张的。这种扩张不仅体现为某种商品需求数量的增长，还主要表现为对商品需求种类的增加。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可以增加对某种商品的需求，但却无法增加商品的种类。由于在长期来看，后者对总需求的增长更加重要，因此，凯恩斯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麻烦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认为，新商品的创新对持续扩大总需求更为重要，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技术创新。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凯恩斯理论的最大缺陷。

说到这里，似乎供给学派的观点逐渐能站的住脚了。供给学派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产生的背景：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以赤字财政、扩大政府开支为重心，以通货膨胀为特点。虽然它在克服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由于经常地、人为地刺激需求，使物价不断上涨，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购买力。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石油危机，产生了严重的“滞胀”现象。例如，1971—198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9％，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升7．4％，失业率年均6．3％，特别是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达7．2％，物价上涨达13．5％。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顾此失彼，进退维谷：刺激需求，会加剧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会加剧生产萎缩。凯恩斯主义既拿不出解决滞胀的对策，也提不出解释滞胀的理论。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滞涨：在经济学，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

供给学派主要有以下主张：

（一）减税。

减税是供给学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张，他们主张大幅度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尤其是边际税率。其理由是：高税收挫伤人们劳动、储蓄和投资积极性。它改变劳动与休闲、储蓄投资与消费韵相对价格，使休闲和消费变得便宜，劳动、储蓄和投资变得昂贵。减税应使人们乐于劳动而胜于休闲，乐予储蓄投资而牲于消费。、减税具有自行增加产量和就业、增加税收和降低通胀的效应。降低税率虽会减少税收却刺激劳动、储蓄投资积极性产量随之增加，税基扩大。这可以弥补因税率下降而减少的税收，使税收总量增加。随着政府收入增加，财政赤字也会减少，又会降低通胀率，因为这使政府减少通过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数量，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拉弗曲线，对这种效应进行了描述。

(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

供应学派认为，要使减税政策收到效果，还必须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这里考虑的应该是税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一方面，巨大福利支出是造成高税收的重要原因，不削减社会福利，高税收很难降下来；另一方面，如不减少社会福利，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减税很难发挥刺激人们工作瀚蓄投资积极性的作用。，削减社会福利的理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思想。扼杀了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削减社会福利的具体措施有：减少福利项目，降低补贴标准，提高领受条件，严格发放制度。

(三)放松对企业的规制。

过多的规制不仅限制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而且还增大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用于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费用，因此供给学派尤其反对过高的环保规定。过多的规制还造就庞大的官僚机构，浪费纳税人的金钱，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

（四)实行有节制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对于货币理论，供给学派与货币主义的观点相似，都认为物价变动是纯粹的货币现象，货币数量超过了需求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他们都主张限制性货币政策。供给学派也强调通货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在通胀条件下，减税难以收到效果，为配合减税而主张稳定通货。在稳定通货的具体主张上，有下述几种看法：恢复金本位制；实行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实施主要商品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与主要商品价格挂钩。

（五)恢复金本位制。

许多供给学派韵经济学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由于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的币值是用一定数量的黄金来计算的，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因为黄金供给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6于是，人们就会恢复对货币币值的信心，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都会明显下降。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放慢还会使利率降低，促进投资和资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利率的下降还可以使政府减少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

二、供给学生派存在的合理性探究

供给学派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它之所以盛行一时，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经济进入滞胀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其政策主张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里根上台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他在“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当年的总统预算便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把资本收益构最高税率由28％減到了20％。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像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率，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近年来除了几位倡导者仍在宣扬供给学派外，信仰和赞赏的已日趋减少。

供给学派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实际上使富人获益。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人阶层多，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损。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制定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法律条例，虽然增加了企业负担，但保护了社会利益。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并不准确，他们指出70年代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另外供给学派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事实上，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虽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但也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的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他们对当前西方经济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后果的分析，比较符合当前美国等国家经济发寝的客观现实；他们强调增加供给，肯定了生产的支配作甩，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但是供给学派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们完全继承了“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复古思潮；在经济政策上，供给学派没有也不可能使社会退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而是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同时他们强调增加供给；会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比凯恩斯主义以前更加剧烈。□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哲学院）

参考文献：

[1]甘行琼,西方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10

[2]童星 严新明，经济危机的本质及其治理之道.太平洋学报 2010?18(3)

[3]甘小军 王翚，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简介.科技广场2008（4）

[4]毛晖，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启示.北方经济；2007（6）

[5]孔繁荣 聂国卿，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减税政策的比较分析.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13(1)

[6]罗良文，供给学派的就业理论及其启示.理论月刊2002（6）

作者：陈奇

第6篇：供给学派的主要论点和政策主张

(2013-06-06 12:08:40)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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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还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1.恢复“萨伊定律”，强调“供给第一”

供给学派是以重视供给分析为标榜的。所谓供给，也就是指生产，所以供给学派又被称为生产学派。但供给学派主张增加的供给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条件下的供给的增加。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凯恩斯所主张“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因而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萨伊定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只要依据萨伊定律，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就会自然趋于消失。供给学派论述道：由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升降会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抑制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人为地刺激需求，干预利息率的变化，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能相适应。所以，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会出现。这个学派之所以称为供给学派，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和凯恩斯相对立的，着眼于供给的观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也都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惟一源泉。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2.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在供给学派看来，刺激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措施等，其中征税是最重要因素。因为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最终诱因是获得报酬或利润，但最关心的并非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限制所造成的费用以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因此，税率即计算课税对象对每一单位应征税额比率的高低，特别是边际税率，也就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高低，更是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是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合算来决定的。

供给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财政政策，特别是攻击累进税率的高税率，认为这严重挫伤企业经营积极性，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而高利率必然使投资萎缩，导致生产增长缓慢，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加剧通货膨胀。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所以能增加供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拉弗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其论点大致如下：每个人的时间可以进行两种选择，既可以用于市场就业，生产市场商品，得到市场工资，然后用工资来购买其他人生产的市场商品;又可以用于非市场就业，例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汽车，或者以闲暇消磨时间，这种就业得不到工资，而其产品则为生产者直接消费。问题在于个人或资本家如何在市场生产或非市场生产(以及闲暇)之间分配他的劳动时间。拉弗用“经济人”的概念和边际分析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个人追求的是最大效用，因此，必然要使分配在两种活动中的时间所产生的边际价值相等。也就是说，个人从用于市场劳动产品最后一分钟所得到的收入中获得的满足，要等于用于非市场活动的最后一分钟所产生的满足，这种满足就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如果两边的边际价值不相等，他就要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到有着较高边际价值的劳动活动中去，以增加自己的满足程度。当个人将他的时间分配得使其在以上两种活动中的边际价值都相等时，鼓励因素的任何变化都可能突然使两种活动中的一种变得更加有价值，从而影响市场就业量和市场商品量。鼓励因素中拉弗强调的是税率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提高边际效率，个人总收入每增加l美元，可支配的收入反而下降，如个人所得税从20%上升到25%，那么工人拿回家中的工资将由80美分降到25美分，市场生产的相对边际价值下降，因此个人愿意以更多的时间用于非市场生产。所以，边际税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发生减少市场生产的替代效应，并由于非市场生产不用纳税，这项活动的增加，减少了政府可课税的基础，收税反而下降。如果既考虑劳动因素，又考虑资本因素，那么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在三方面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一，更多的劳动或资本进入市场，扩大产量，因而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二，当边际所得税率提高时，资本从像公司债券这样的传统较高税率的市场转向于免税或低税的地方政府公债。相反，削减边际税率，在市场上运转的资本为赚取更高的利润就会从低税的活动转入传统较高税率的活动，不需变动产量就能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三，边际税率越高，挣得的最后1美元的租税负担越重，就越加促使个人或资本家聘请会计师或律师设法对边际收入进行逃税，而削减税率就能减少这些人的逃税行为。拉菲尔甚至断言税率的削减可以使税收增加100%，一般估计可以弥补减税成本的40—70%。

拉弗曲线

拉弗还把税率和税收的函数关系制定出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表现为一条山丘形的曲线，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拉弗曲线”。

图中x轴表示税率，y轴表示税收。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亦为零。随着税率升高，税收逐渐增加。税率升至，税收最大，为最优税率。税率超过，由于高税率阻碍经济主体经营活动，使税收基础缩小，税收因而减少。税率升至100%，税收将因无人愿意从事经济活动而降为零。拉弗称之为税制的“禁区”。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减富人纳税就多增加储蓄。其次是主张取消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税率的差别，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一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说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为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扩大就业，还可以使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增加，即愿意增加劳动的供给，这就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也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减税无碍于收入均等化。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增长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出来，即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也有些影响是迅速和直接的，如降低税率可使商品和劳务成本可能很快减少，从而增加企业的盈利。同时，因人们愿意工作而迅速增加收入，使储蓄很快增加。这样，减税将会较快地使经济获得某种新的活力，而不必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收到减税的好处。

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一九八六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减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3.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调节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让企业自由地进行经营，生产能够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则会阻碍企业经营的创造性，影响生产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关于价格、工资、雇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及证券交易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商品的成本。其次，企业为了应付许多非生产支出，就不得不压缩发展研究支出和更新设备的投资，从而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严重下降，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因此，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放宽或取消这些限制，恢复企业自由经营，以激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减税对企业家的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只有在消除这些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

供给学派反对国家调节，认为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是在危机时期工资与物价也坚持不降的原因。而且这些国家调节经济措施，也使工人对失业抱无所谓态度，劳动热情不高，国民经济发展得不到自由竞争的调节，“滞胀”病症也得不到治理。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行调节作用，让就业率、利息率、劳动工资率，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动，这样，储蓄、投资、物价等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得到调节，而趋于增长期均衡。

4.削减政府开支，主张财政平衡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巳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5.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恢复金本位制

在货币理沦问题上，供给学派与货币学派的论点基本相同。两者都认为物价变动纯粹是货币现象，货币数量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导致了物价上涨，因而他们都主张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如何实施这一政策上，供给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罗伯茨等人主张实行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同的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认为只要把货币年增长率控制在4—6%范围内，就不致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引起物价上涨。而拉弗、万尼斯基等人则提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因此可以说他们所信奉的货币主义已不同于正统的货币主义，而是另树一帜的货币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