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摘要：“现代性”危机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人文与科学的断裂，理性与信仰的式微等现象，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对人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相应的对策。而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实践”为核心，提供了现代性危机解决的理论基础，是对人性的哲学探索，其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能为自然的生态问题提供新的解释路径。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1：

“大叙述”时代的新人文主义

当代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于法国当地时间二○一九年六月一日星期六下午七点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据法新社、欧洲一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六月二日下午，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在爱丽舍宫追悼米歇尔·塞尔并致悼词：“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智者，他曾使法国哲学传统熠熠生辉;法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慈祥的长者，他曾将自己渊博的学识贡献给了一切，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点燃了我们民族的生命。”

从科学转向哲学

米歇尔·塞尔一九三○年九月一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洛特-加龙省首府阿让市的一个水手家庭。受到出生地和家庭影响，外加获得了奖学金的资助，塞尔于一九四七年进入法国布雷斯特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五○年取得数学学位，随后放弃学习科学离开了海军军校。由于认为数学是从科学通往哲学的途径，塞尔在一九五二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转而学习数学哲学，在哲学领域开展数学研究。随后又学习了文学，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先后获得文学和哲学两个学位。一九五五年分别取得了法国哲学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和高等学校哲学教师资格文凭。一九五六年任巴黎高师哲学辅导教师。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塞尔应他的老师兼好友米歇尔·福柯的邀请到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并于一九六八年以论文《莱布尼兹体系及其数学模型》获得博士学位。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塞尔任教于巴黎一大科学史系直到退休，在此期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塞尔开始奔赴海外各大高校讲学，一九八四年受聘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一九九○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出版各类专著六十余部。塞尔的著作包罗万象，他以朴实的语言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为一体去表达深刻的道理，对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比利时哲学家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战后一代，塞尔与同时代人一样对科学产生了怀疑，特别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他对科学主义深感失望，从而开始注意科学伦理问题，这也是他离开海军军校转向哲学和文学探索的原因。在接受拉图尔访谈时(1992)，塞尔曾回忆自己在整个身心塑造时期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六岁时，他的家人为西班牙内战中逃往法国的难民提供避难所;九岁时，随家人四处逃避纳粹德国的闪电轰炸;十六岁时，亲眼看到他的同学因法国解放运动中的不同立场相互厮杀致死，最后还是他埋葬了他们;二十六岁时参加苏伊士运河战争。因此，战争给他带来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使他极力避免争斗甚至辩论，事实上，塞尔的所有著作都是在建立一种对话和交流，尽可能消除误解与冲突。

在一九五二年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中只有四人选择了哲学方向，其中就有塞尔和雅克·德里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哲学面临着四条出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认识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塞尔进入巴黎高师后选择了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法国传统认识论哲学。与英语世界以逻辑分析为主的认识论不同，法国认识论与十九世纪的孔德实证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学界，这支将科学、哲学、历史相结合的法国本土哲学与存在主义现象学、意识哲学分庭抗礼，与维也纳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分析哲学形成对抗。塞尔以数学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是对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1903-1944)开创的概念哲学的延续，他的诸多著作也是对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认识论的修正与拓展。

塞尔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三场认知革命的洗礼，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的持续关注使他远远走在了时代前列。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塞尔在巴什拉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间，他使用代数学和拓扑学方法去研究结构的概念，发现了现代数学的古典基础，并尝试在哲学领域对这种数学结构重新定义。相较于二十世纪后期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塞尔的数学结构主义提早了十年。这场由法国布尔巴基学派发起的数学革命将古典数学中的几何学过渡到现代数学的代数学和拓扑学，塞尔经历并参与了这场革命，认为这种为古典与现代建立关系的思想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外，塞尔在受到物理学领域量子力学、相对论和信息论的震撼的同时，还受到他的好友、法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的遗传学理论的影响，将偶然性和必然性一起纳入生命中去思考。

除了密切关注现代科学的变革，塞尔对哲学的思考还融合了他的古典学素养，他擅于使用希腊拉丁语词源和神话故事来解释复杂的问题，试图为读者塑造一个兼具理性认知和感性想象的思维空间。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年间创作的“赫尔墨斯丛书”中，他选用了古希腊神话中集通信、交通、音乐、商业和畜牧为一体的“赫尔墨斯”形象来构建其概念哲学。这套五卷本丛书由《交流》(La Communication，1969)、《干涉》(L’Interférence，1972)、《翻译》(La Traduction，1974)、《分配》(La Distribution，1974)、《西北航道》(Le Passage du Nord-Ouest，1980)组成，把认知过程中所要遇到的必然因素和偶然条件都放置在一个整体模式中讨论，让它们相互干扰、翻译、结合、再分配，从而编织成一张可供交流的网络。

塞尔对“交流”的理解是针对分裂和争执而言的，早年的战争经历使他总是不忘去消解冲突，所幸的是，他在家乡的加龙河畔找到了抚慰伤痛的平静流水，在阿让的橄榄球赛中体验到生命运动，在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雙海运河中得到了“航行”的启示。总之，塞尔将各学科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的努力，不仅为理性与感性、概念与经验、意识与身体之间的通航提供了多元渠道，也为他接下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开凿互通往来的航线做好了准备。

从内容到方法论的思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塞尔对科学、文学和艺术进行反思，反对大学学科不断精细化，关注处于两极分化的中间地带，在“交流之网”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塞尔对空间的看法采纳了莱布尼兹关于“区域”(région)的观点，认为广域与局域之间并不存在排斥，相反，两者之间有着多样的联系，局域中所隐含的成分也是广域中的一部分，因此，处于中间区域的第三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同时拥有“此处与他处”(ici-ailleurs)的特点。塞尔将这个中立地带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混合概念”。

首先，时间是无序和断裂的，并不是进化论序列中的连续和永恒，因此对起源问题的探讨无法在已经生成的现象中展开，需要回到现象之前的繁多、嘈杂和混合之中，例如《万物本原》(Genèse，1982)、《罗马》(Rome，1983)、《五感》(Les Cinq Sens，1985)和《赫尔墨-阿芙洛狄特》(L?Hermaphrodite，1987)就是在拓扑学空间中对时间问题的重新思考。其次，塞尔在这个非连续的中间区域探讨了“第三方”的概念。具体而言，在《寄生者》(Le Parasite，1980)中，寄生者与寄主之间是单向度的关系，不存在互利互惠的可能，也就是说，寄生者打断了人在时间中的沉默和静止状态，这就标志着时间的不可逆性。此处，塞尔将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放在一起讨论，用“寄生者”的隐喻去探索“起源问题”，使“第三方”的定义更具开放性和发散性。在《自然契约》(Le Contrat Naturel，1990)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概念，让以往作为环境客体的自然获得了与人类一样的主体地位，自然与人类共同成为“立法的主体”，承担起地球上的重任;在《受教育的第三方》(Le Tiers-Instruit，1991)中，因互动和融合新产生的第三类受教育者既有人文素养又具备科学知识，他将完全摆脱以往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塞尔在一九九二年接受拉图尔的访谈时提到，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他将从之前的科学内容评论转向对科学方法的探索，到科学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去展开研究。塞尔的这次转向与他经历的又一次认知革命息息相关。在二○一二年法国年度人物专刊杂志L’Herne中，塞尔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阶段对计算机科学的探索，认为信息算法学和计算机过程语言所使用的陈述性思维正占据着越来越大的空间，甚至变得无处不在，这种由精密科学勾勒出来的画面在不断地取代文字符号的特殊性，认知已不再属于传统知识体系范畴。这一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文本内容到实体研究的转变，例如：在《几何学的诞生》(Les Origines de la Géométrie，1993)中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中去探索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再以科学的发展进程去揭示几何学的起源;《知识图集》(Atlas，1994)则将碎片化的知识当作构建整体的元素，在古典与现代的相遇中，让虚拟的精神与现实的实践共同绘制出一幅新的认知地图;《身体的多样性》(Variations sur le Corps，1999)是塞尔根据自己的登山和橄榄球爱好写成，通过观察身体在不同运动姿态中的灵活变化，从身体习性(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uation)去理解先于理性而存在的身体智慧，其中，塞尔用拉丁语词“habitus”来解释人类的天赋秉性，以此证明身体的广延性才是一种经久不变的稳定性。

在这一时期，塞尔不仅在思考中追求多元化，还担任着诸多社会工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时，塞尔的多部著作已在美国畅销。塞尔虽然在一九九○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但他在其他方面的突出成绩也与学术上的嘉奖不相上下，这一年，塞尔还当选为波尔多红酒学院院士，用来表彰他对蒙田的故乡波尔多的红酒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广泛传播。此外，他还从事着媒体工作：为十集科普纪录片《环游世界，遨游太空》(1991)解说和答疑，还因此被任命为法国第五电视台首席科学顾问;一九九六年，他参与了十二集的《科学传说》(1996)的解说和(合作)制片，向大众科普科学史知识。

在“大叙述”时代建立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进入新千年，塞尔将兴趣转向了人类学，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视角对存在或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他曾花费大量时间在生物化学实验室学习生命科学，然后结合前期对信息语言的考察，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出了“大叙述”(Grand Récit)概念，尝试建立一种跨学科的新人文主义精神。

塞爾的“大叙述”指的是，用生命科学去解释人类的生存问题，尝试在宇宙时间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寻找一致性。塞尔在二○○四年接受法国《人道报》的访谈中以阅读为例来解释这种“复合式的叙述”：如果只考虑到大脑的年龄就只能停留在当下的生理年限，但事实上人的大脑皮层早在一万年前就已成形，而我们的染色体则在十亿年前就已存在;这就是一个“大叙述”的时代，今天的生命科学对所有实体进行追根溯源，使一切都进入了叙述之中，我们也因此进入了时间。塞尔还对处于大叙述时期的“人”进行了分析，具体表现在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四部曲中：《新人类》(Hominescence，2001)、《炽热》(L’Incandescent，2003)、《分支》(Rameaux，2003)、《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叙述》(Récits d’Humanisme，2006)。在塞尔看来，随着技术更迭，达尔文的进化序列发生中断，人类已经偏离了进化论的定义，以人的身体变化为例，技术干扰着身体的发展，如今只有手和脑在“进化”，手指的灵活性增强、大脑得到高度发展，但身体其他部位由于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反而出现退化。于是，“新人类”诞生了。塞尔的“新人类”是“炽热的”，他们既拥有对知识的渴求，也有着身体向度的感性智慧，他们从人类进化论的连续性轨道上出走，出现新的人种分支。因此，在科学的大叙述时代，人类在绵延的时间长河中苏醒，开始进入属于自己的生命时间，参与记录属于个体自身的历史。

大叙述时期的新人文精神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不再是以往大写的人文主义，那种建立在世界幻象之上、排斥他者的唯一主体早在福柯的“主体之死”中消亡，如今的人文精神是指生活在世俗中的个性化的人。其次，这种新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终结论而是起源论，叙述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塞尔在二○一三年接受纽约《艺术论坛》杂志采访时对他的新人文主义精神与“后人类”概念作了区分：今天，“人类”(human)一词不应该冠以“后”字(post-)，因为人类不但没有到末日，甚至还只是在历史叙述的起点，相比科学叙述中生活在万年前的祖先，我们现在才正式进入时空。

二○一○年起，塞尔开始重新思考科学、哲学、生态和政治问题，在自然、教育、经济、农业、社会运动等方面权衡信息技术的利弊，积极讨论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为生活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分析形势、提供建议。塞尔在《地球生命》(Biogée，2010)中延续了《自然契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追问，将自然从“作为立法的主体”转变为与人类共命运的“合作者”。塞尔认为，自然的主体化过程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无处不在的信息填充着自然中的一切，此时的自然不再局限于十八至十九世纪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运动中作为客体的环境，人与自然都从虚构走向现实，承担起共生共存的重任。此外，塞尔在《拇指一代》(Petite Poucette，2012)中揭示了新科技对传统认识论的巨大冲击，在经过口述、书写、印刷之后的数字时代里，图像代替了符号，大部分知识被客体化存入电脑，信息技术为我们卸下了知识的重负，在创造便利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面对信息技术这把双刃剑，塞尔提醒到，在知识客体化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去解决如何筛选信息为己所用、如何激活自身的创造性、如何安排接下来过于充沛的时间等问题。

的确，塞尔的考虑是周到全面的，在对新人类憧憬的同时，不能忘记对科技伦理的反思。在接受二○一八年澳大利亚学术专栏《谈话》采访时，塞尔针对“认识论转变”问题提到：新技术使我们能够从几何空间进入拓扑学空间，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复杂的关系充斥着世界，使我们无法区分谎言和事实，如果我们对技术只抱有盲目自信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因为信息在成为交流方式的同时也是利弊兼备，善恶混淆，而我们虽然有大量的信息，却不一定拥有真正的知识。按照塞尔的看法，人与科学的探讨归根结底又回到了认识论上，而传统哲学所注重的差异、区分在新时代终究还是爆发了危机，在这个知识被客体化、人脑被外化为电子屏幕的时代，我们应该去重新弥合被技术肢解的身体，防止分裂加剧。与此同时，塞尔一直关注着年轻一代的成长，认为大学学科的高度专业化就是一种陈旧的认识论的体现，它已无法适应当今各领域的跨学科需求，其灾难性后果已在教育、就业甚至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中爆发出来。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六十余年的思想历程，塞尔仍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最初的“混合”理想，直到二十一世纪仍在努力消除学科之间的壁垒，为两种文化开辟航线，并致力于在大叙述时代重建人文精神。与此同时，塞尔的付出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二○一二年，德国科隆大学向塞尔颁发“埃克哈特大师奖”(Meister Eckhart Prize)以表彰他对多元身份问题的研究，塞尔是第二个获得该奖的法国人，上一次是二○○三年该奖颁给了列维-斯特劳斯。二○一三年，塞尔因其对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的跨学科贡献被授予“丹·大卫奖之现在奖”(Dan David Prize，该奖设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段的奖励)。

环游世界的信使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还未结束时，塞尔的新人类工程就戛然而止了，他的去世让我们不得不万分遗憾地挥别这位环游世界的思想家;所幸他在有限的生命空间里留下了勤奋踏实的足迹，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塞尔扎根于法国特有的唯物主义与人文精神传统，终生致力于缝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裂隙，结合前沿科技成果改进和发展认识论思想，不顾外界的质疑甚至排斥，无所畏惧地在跨学科领域做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更新，一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依然接受媒体采访，在谈论科学与政治的问题，其治学态度和方式让人深感触动。

赫尔墨斯的信使形象贯穿了塞尔一生的思想，对信息的传播、解读、转化、创新的努力正是对塞尔本人的传记书写。他的跨学科背景和研究成果虽然在今天饱受赞誉并被认为符合时代的需求，但他早期的学术生涯却因此历經了坎坷。塞尔在求学期间获得数学、文学和哲学三个学位，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具有良好的古典学素养，选择了哲学作为职业发展方向，但他的跨学科背景为当时的大学体制所不容，最后被“驱逐”出哲学系到历史系任教。塞尔在《罗马》的开篇就感叹过“生活不易”，感谢历史系为自己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他曾自嘲，自己虽是科学史系教授，但在业余时间却是个专业的数学哲学家。然而，塞尔在历史系依然受到冷遇：他在索邦大学开设科学史课程，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前来听课的历史系学生屈指可数;至于他的历史系同事，他们多专注于研究经典文献，对他的科学史不感兴趣，因此也没有很多交集。于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塞尔赶赴海外讲学，他在二十世纪末的著作也多在国外讲学途中写成。塞尔把这种游历比作赫尔墨斯在空间中穿梭的路径，把海外“漫步”比作尤利西斯的返乡之旅，也因此，他所有的著作与访谈只使用法语，在海外高校也多选择在法语系讲授法国文学和思想。

可以说，塞尔所提倡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与巴什拉开创的“断裂的认识论”传统截然不同，当福柯与他的导师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将巴什拉的这一传统进行改良并推广时，塞尔却与他们“背道而驰”，拒绝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切断联系，反对巴什拉对主客体的区分，批评巴什拉以唯理性主义的数学语言去提纯自然的做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塞尔在屡遭挫折之后拓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尝试用一种兼具理性与诗学的声音去叙述与呈现，而他的著作也以此对“中间地带”“第三方”“混合”等概念给出了独到的见解。总之，要理解塞尔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思想就需要回到他的著作、访谈甚至人生经历中去，但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塞尔的思维、风格及其内涵就需要回到他所在的法国人文主义精神中去，例如，塞尔对世俗生命的认识与拉伯雷“将身体视为一切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对“运动具有的稳定状态”的执着受到了蒙田“人性易变才是恒常”的启发，他在诸多领域的不懈创新更是百科全书精神的真实写照。因此，塞尔的思想遗产对当今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塞尔的独树一帜不仅与法国的其他思想形成有力的互动，让我们重新了解到法国特色的传统;另一方面，塞尔在国际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推动了法国学派与英语世界的对话，这将有益于世界学术生态的良性运行。

目前，塞尔著作的英译本还不到二十本，不及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还有少数著作被译成了西班牙语、日语和俄语，中译本也只有《万物本原》(蔡鸿滨译)、《失控的占有欲》(陈荣泰、吴启鸿译)、《生地法则》(邢杰、谭弈珺译)、《拇指一代》(谭华译)、《寄食者》(陈荣泰、吴启鸿译)。在国内，对塞尔的研究多以介绍为主，仅有少数论文或专著的章节提到了塞尔的思想，因此，大多数中国读者对“米歇尔·塞尔”这个名字依然是陌生的。我第一次知道塞尔是在刘东教授的课堂上，当时刘老师在讲授“哲学家的嗅觉”时引用了塞尔的身体论点，我也是在那堂课上被这位远在异国的哲学家吸引，之后在刘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以塞尔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一边阅读和梳理大量文献资料，一边巩固法语、学习拉丁语，并期待着能读到和读懂塞尔的更多创作。但如今，这个“理想”被塞尔的去世所中断，当我习惯性地在法语网页输入“Michel Serres”时，满屏的标题都定格在了塞尔的生命数字“88”上，让人深感痛惜。

塞尔的生命历程虽然完成了，但他丰盛的思想却依然传播着。世人对塞尔的研究仍然在继续，我也谨以此文向这位环游世界的哲学家表示深切的悼念与诚挚的敬意。

作者：徐明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2：

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对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启示

摘 要：“现代性”危机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人文与科学的断裂，理性与信仰的式微等现象，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对人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相应的对策。而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实践”为核心，提供了现代性危机解决的理论基础，是对人性的哲学探索，其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能为自然的生态问题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拉图尔;科学实践哲学;实践;“现代性”危机; 思想

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两种文化》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日渐分裂。”在我国，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在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逐渐形成了与“两种文化”类似的现象，即对科技负效应、现代性本真的含义缺少足够的重视。[1]面对这一危机带来的困扰，国内外很多思想家从本体论、认识论、思想史、科学史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摆脱这种危機，以拉图尔为代表的一批关注现实的思想家试图从实践哲学视角弥补“两种文化”的断裂、解决“现代性”危机引起的科学丧失人性，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抗，还有中西文明的隔阂等问题，主张以动态的实践过程建构科学知识，消解自然与社会的二分，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方向。在这一研究进路中，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可谓开启了先河。

一、“现代性”危机的现实表现

“现代性”是一种物质文明的集合，主要结合了科学、技术、工业、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等，这种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的新文明也引起了人们世界观的变化[2]，属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而“现代性”危机则是价值、文化、信仰和生态危机的相互交融[3]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一切的利益、价值都以人类为中心，世界万物以人类的发展为重任，只有人类才有内在价值。“现代性”使得经济、文化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和危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逐渐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冲突。

其一是主体主义带来的个人困境。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也加剧了人类对自身的崇拜和信任，形成了人主宰世间万物的观点，把人当作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论断，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他物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主体性逐渐绝对化，形成主客分离的现象，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现代人在对自由的追求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客观的社会情境，力图征服和操纵客体。现代性对人类至上、唯一性等的崇尚，最终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产生对自我的盲目自信。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现实社会个体过分关注个体的生活，忽视了更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和价值，丧失了人的本性。主体主义主张维护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缺少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心，也丧失了他者、社会的制约，成为欲望和占有的存在者。

其二是生态伦理危机日益严峻。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环境隔裂开来，人作为主体操控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却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科技智能化、生产机器化使自然之物持续不断地变为人造物，破坏了自然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人类中心主义使个体注重生活的享受，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从而摧毁了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主客二元论中自然作为实在的客体，缺少与人类的互动，致使自身的诉求被忽视，自然被机械化地切割。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最终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消耗、雾霾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水资源缺乏等现象是人类中心主义主宰下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是以“天灾”的形式呈现出人为的生态环境失衡的后果。

(二)工具理性的盲从

“现代性”也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而现代性设定的理性就是指工具理性。[4]过分追求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为科学丧失人性、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抗，以及中西文明的隔阂等，遮蔽了人的理性和生活本质。

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盲从遮蔽了丰富多样的人性。启蒙运动将理性从人性中挖掘出来并赋予至上的地位，纯粹的理性使得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追求片面化。把科学当作工具，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崇，导致了理性的工具化，使科学理性成为人的信仰，从而产生了一种狭隘、极端的理性主义，忽视了人性对理性的指导作用，使得科学技术丧失人性的光辉。现代人寄希望于工具理性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解决信仰问题，压抑人性的合理合情性，低估了工具理性产生的人性缺失的后果。工具理性推崇的工具价值促使人们把工具、手段作为生存价值观，排斥价值理性，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诉求，纯粹的物化世界则使得个体被抛入无限的虚无和荒诞之中。[5]

另一方面，对工具理性的盲从也引起了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这种文化的冲突不仅涉及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也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方科技发展形成的文化模式被极大的推崇和照搬，这种文化全球化趋势形成的文化霸权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模式，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往往被忽视，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文化断层危机。同时，工具理性也提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地位迅速下滑，形成了斯诺所批判的“两种文化”现象，即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家之间互不交流，甚至相互敌视，与之类似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科玄论战等关于科学与文化分裂的现象已有一定的现实积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日益明显。

二、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现代性”危机解决的理论基础

20世纪末，有关“现代性”的探讨和解决路径深入到科学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实验室研究”试图从本体层面寻找科学与人文分裂、工具理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引起的危机。在这一研究中，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打开了科学建构事实的科技黑箱，解构了科学理性至上的地位，拉图尔把这一观点发展、补充形成了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

拉图尔科学实践哲学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对传统科学哲学背景的认识，我们知道，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式是把知识看作普遍的规律，因此，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同样有效，而拉图尔在对这一标准模式的参与性观察分析中解构了科学知识的普遍真理性和有效性，把科学理解为活动和成果的共同作用。他的科学实践哲学涉及范围广、研究方向多，主要内容包括：实践的本体研究、行动者网络纲领、符号学方法和广义对称性原则，而这些主要内容又融入了他关于科学、社会和自然的思考之中。

“实践”在拉图尔的研究中被用在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它打破了科学研究原有的划分模式和既定规则，倡导建构开放性、异质性的网络，运用“思维过程”和“逻辑论据”揭示事实建构的微观运行过程，把科学知识的本质描述为一种实践和活动的建构过程，重视过程的研究。基于实验室研究而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把参与事实建构的所有行动者够纳入到网络中，“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动态网络分析方法”[1]，不再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实验室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和环境都参与到事实的形成过程，彼此相互作用进而充分调动人与非人行动者等各异质要素的积极性，以促进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重组事实和价值，形成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纲领。

另外，广义对称性原则给予自然/社会、人类/非人类的同等地位，不再主张人与自然的主客分离。在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任何一方不再享有优先权，自然和社会被视为一体，用“行动者”来代替参与科学实践过程中所有的存在，共同构成流动、变化的动态网络。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领域的扩展运用也呈现了科学、社会等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不同的符号翻译着实践活动，建构着时间和空间。同时，拉图尔也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表征社会、科学甚至整个宇宙，诸多异质性要素处于互生的情境关系中，使用不同的符号将自然和社会融入实践的无缝之网中，开阔了自然与社会的视野。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符号学为出发点，对称地看待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较于英美实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里体现了去人类中心化的观点，与拉图尔消解科学与政治的特权一样，非人行动者的加入同样解构了人类在事实建构中的特权地位，这里的将人类与非人同等对待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观性，在拉图尔提出实践转向后，实践作为“中介”，以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为基点，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的关系网络得以很好的维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在实践的网络中平等共存。

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为沉闷的科学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知识观被“实践优位”的建构论所取代，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现实层面，这些基本的理论内容也为“现代性危机”提供解决的路径。在对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时，学界从科学哲学的实践观点去着手的不是很多，特别是拉图尔的实践理念在解决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等分裂的“现代性危机”问题时有显著的借鉴价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路与方法。

三、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路径

“现代性”危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后果正逐渐显现，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某些程度上暴露出了相似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不懈探索正是整个人类的使命。在现实层面上，我国目前大力提倡和发展科学技术，如火如茶地建设现代化国家，但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现代化的本真含义等缺乏足够的反思。[1]拉图尔在这里提出了“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口号，认为现代人试图“纯化”的领域，其实质蘊含着杂合体的“转义”过程[6]，人类一直处于非现代性的社会中。从他的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以解决“现代性”产生的危机。

(一)去中心化：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

“现代性”危机说到底是关于人的危机，现代性带来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不仅仅形成了主客二元论，也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温床。然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裂造成的人与世界、他者乃至自我的疏离是不容忽视的。拉图尔以广义对称性原则终结了由现代性衍生的不对称二分法。[6]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的集合，从而化解了一切事物以人类为中心的单向局面。

去中心化的观点一方面要求人类能够放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平等地与自然、社会以及他者和谐共处，以共同构建整个多元宇宙，以集体主义取代主体主义。拉图尔从实验室到社会乃至自然界都深度剖析了物的作用，包括实验室仪器、文本资料、修辞方式，以及动物、人造物、环境等，这些非人类的归属在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中被赋予与人类同等的态度，人类并非磋商或争论的唯一评判者、决定者，非人类因素同样参与了这些过程[6]，进行自我的表达。而去中心论在现实层面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关注公共领域的价值，把对个人的主体性崇拜转化为对社会、自然以及他者的关注，接受和认识他者[4]，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以符号学为出发点，对称地看待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较于英美实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里体现了去人类中心化的观点，与拉图尔消解科学与政治的特权一样，非人行动者的加入同样解构了人类在事实建构中的特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观性。在拉图尔提出实践转向后，实践作为“中介”，以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为基点，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科学的关系网络得以很好的维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在实践的网络中平等共存。

另一方面，去中心化也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伦理建设中。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发端于文化—社会建构论，也超越了社会建构论，在这一科学哲学理论中，自然和社会因素不仅介入了科学，科学也同样介入到具体的社会和自然中。他将这些不同因素联结的过程成为物的集合，所展示的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解构了社会或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决定权，二者在科学实践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的要求，我们在对待自然时，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存在关系，即认识到自然存在的规律、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关涉到行动者网络存在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生态伦理问题不容忽视，我们不仅从行动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本身的规律，妥善处理社会发展带来的人类健康与环境风险，不再按人类的意志肆意征服自然、污染环境，而是给予自然足够的重视，把它纳入到与人类行动者同等的状态。我们还要从思想上重视生态所具有的天然整体性存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社会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在生态治理上有所行动，还需进一步加强生态伦理引导和教育，梳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政治和谐共存，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让科学回归人文：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在要求

在康德主义看来，自然极和社会极是明确的二分。在产生危机之前，现代性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带来了人的自由与解放，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提升。而对于拉图尔来说，人和物、自然和社会、科学和人文在行动者网络中是共生共存的，没有哪一方是处于主体或客体状态。因为长期的二分状态形成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冲突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发展呈现封闭式的下降。由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下的科学与人文需要重新联结。

其一，重构认知方式。自然实在论中知识的先验决定论长期统治着人类的认知领域。在社会实在论中，科学研究基本被认为是社会学家的专长。二者都是将科学视为静态的理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旨在以动态的实践消解自然和社会的二分。科学事实的建构以实践为基础，联合网络中人类因素与非人行动者，形成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中本身不存在预先主导的一方，调和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割据一方的局面，从整体上重构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实践本身蕴含了主观能动性、多维度性等特点，要求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结合，才能给予科学以一种更加完整与全面的解释[7]，说明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在实践中可以调和。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出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二者之间的断裂、科技负效应等提供解决的参照，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其二，科学呼吁人文的回归也需关注与现代发展相匹配的文化潜能。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充分表达[8]，科学技术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生活，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消极影响，“风险社会”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使得事实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价值冲突和信仰危机，公共道德的话语权成为了少数人的政治手段。拉图尔在對自然的政治学研究中提出让科学和政治走下神坛，把民主带入科学，从而解构科学和政治的特权地位。文化蕴含着生活价值[8]，而对文化价值和信仰的重塑，也是行动者网络的内在要求，行动者网络理论从整体上重构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按照拉图尔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发展通过吸引不同要素进入到网络中，让更多的物集合到一起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建设，充分发挥各要素的追踪考量能力，在建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从符号意义上表征了传统“洞穴”的文化局限，主张走出“洞穴”，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符号。拉图尔通过引入“拟客体”逐步分析了科学、乃至现代文明的建构，“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精神和心灵符合是文化价值的首要任务。关注于科学的人文关怀，科学在改变我们观念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文化与文明。拉图尔努力追求一个兼顾人与物相互流动的对称性人类学[1]，“使人类文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7]。

四、结语

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理论，如果说科学家的活动是连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桥梁，那么拉图尔的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体现了这种桥梁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事实的黑箱化。值得一提的是，拉图尔认为越建构越实在，因此，跟踪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并不会消解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哲学带给了我们无数的启迪，也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辩证提供新的视角，给我们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新的转变。

拉图尔把科学看作是异质性要素组成的整体，不存在科学的特殊优先权，但是拉图尔也为就此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只是解构了其真理特权，化解科学主义造成的工具性。对拉图尔来说，让科学回归人文，就是将自然和社会共同放置在行动网络中[6]，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瓦解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拉图尔重审了科学和技术的建构，这种对传统世界观的颠覆是让科学重回人文的重要转变。

参考文献：

[1] 郭明哲.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D].上海：复旦大学，2008.

[2] 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9.

[3] 张明辉. 现代性危机下责任公民的教育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5.

[4] 漆思，张国杰. 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和谐价值观构建[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10.

[5] 张琳，王永和. 现代性悖论下信仰危机的表现[J]. 思想教育研究，2012(1)：37-41.

[6] 洪晓楠，钟晓林. 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评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7)：28-32.

[7] 蔡仲.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冲突与融合——“科学实践哲学”视角的思考[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38-45，161.

[8] 靳阳阳. 现代文化的现代性根源与矛盾研究[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5.

作者：丁利娜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3：

试论科学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

[摘　要]随着主客二分思维从萌芽、酝酿、确立及解构的演变，科学也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壮大及陷入困境的过程。在主客：分思维指导下高度发展的科学却带来人类意想不到的生态困境，于是各大哲学流派纷纷提出解决主客二分危机的各种方案，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排斥主客二分而主张主客交融的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将思维的界限局限于语言的范围内，巧妙拒斥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等主张完全解构主客二分，提倡无中心和非在场的观点;后SSK代表人物拉脱尔、皮克林等提出科学实践分析方式。正确解决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一条可行性途径是承认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主客辨证法的科学实践观。

[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主客二分危机;主客辨证法

一、主客二分思维的演变历史

主客二分思维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主客二分思维的形成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人类和自然还没有分化，人类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被淹没在自然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类非有机体的身体。人类对于自然如同幼儿对待母亲一样，视之为自身不可缺少的肉体的一部分，对自然充满爱和恐惧。这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原点。那时虽然也产生把人类自身的现象映射于自然的神话和巫术，但这时主客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主客二分的思想无从产生，所谓的自然科学也不存在。

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者充满着心灵这个原理之上。“希腊思想家们把自然中心论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运动体的世界。运动体自身的运动，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是由于活力和灵魂。但是他们相信自身的运动是一回事，而秩序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设想心灵在它所有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人类事务还是别的)中都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支配和调节的因素，它把秩序先加于自身再加于从属它的所有事物，首要的是自身的躯体，其次才是躯体的环境。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还是有理性的;自然界的每一造物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以及在理智上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对于希腊人而言除非它是不变的，否则没有东西是可知的，而自然界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的世界，这就会导致科学认识上的不可能。这时主客二分思维还没形成。同时在认识论上少数思想家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得到的认识才是真的，如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题包括人和自然的对立和主客二分思维的萌芽。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理论”经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改造为宗教神学，在宗教神学里把自然看作是心灵所能了解但不能全部了解的事物，视上帝为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根本原因，自然万物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是上帝赐予人类任意处置的财物。上帝即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一切认识来源的最高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里得到充分的酝酿，这时的认识主体为虚拟的人格化上帝，充当客体的则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

文艺复兴时期，主客二分的思维得到明确的区分，主体性观念得到充分张扬，这是近代自然观的必然产物。近代机械自然观是由哥白尼等孕育，由把自然数学化的伽利略、培根创立并在牛顿等人那里趋于成熟。与希腊自然观对立的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断言它即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所以它就没有能力理性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部机器：一部按其本来意义的机器，一部被其之外的理智设计好的机器，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去的物体”。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是早期机械论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二元论即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上帝这个绝对实体。精神主体如何把握外部的自然客体呢?笛卡儿认为可以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既数学方法去建构真理体系。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不能作为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哲学中笛卡儿把主体和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从数量和规律上把握客体把自然作为科学技术对象加以把握。意味着把自然界彻底客体化、外部化，这时主客二分思维已经形成。

自笛卡儿哲学确立主客二分思维之后，宗教神学中蒙蔽认识主体的上帝已消失，人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自然成了主体的对立物，人类开始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进军来满足人类的贪欲，造成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主客二分思维的危机及不同解决方案

文艺复兴以后主客二分思维促进了科学的较大发展，而科学的发展确证人是可以高度依赖的理性主体。18世纪休谟提出怀疑论主张。他认为人是无法通过理性去认识外部自在之物的，这标志着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萌芽。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既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科学不是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和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它们超出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外。”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忽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是由主体赋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正是主客体关系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实证主义排斥形而上学和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观念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就逐渐丧失，哲学的危机日益显露，寻找哲学的出路便成为哲学各大流派的中心任务。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哲学的危机，他指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这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实证主义排斥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他所创立的现象学就是要站在事物的立场而不是以主体的立场对意识加以描述，他认为自己的现象学在哲学的严格性和关注生命、生活、人性之间找到恰当的表述。但这种描述排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随后他的学生海格尔对他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彻底抛弃主客二分思维，即他后期提出的“在的真理”就

是一种排除了主客二分而达到主客融合的存在论。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提出的，必须加以超越，所以他经常援引未受主客二分思维约束的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以便从中发现更具有始源性的真理。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根本任务应是揭示“本体论上本原的东西”“根本的东西”即存在本身。传统的哲学和近代科学掩盖存在的作用，为了领悟存在需要顿悟需要诗一般的想象，这就容易导致神秘主义的产生。

20世纪初分析哲学的形成使哲学研究从过去的“认识论转向”向“语言学转向”过渡即认识的内容转向了认识的表达，从心理概念转向语言形式。所谓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在语言框架内部的关于实体存在的内部问题;另一类是关于世界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外部问题。前者可以通过经验或逻辑方法解决，后者则无需讨论，因为它们是无意义的问题。这样就拒斥了主客二分关系的解决问题，将思想的界限即主体性消解在语言的范围内。但逻辑经验主义仍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仍坚持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二分，而这点则进一步受到历史主义学派库恩等人的质疑和挑战，他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科学家们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是主观约定的世界，其内容是由科学家们的共同信念所决定的。强调渗透在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因素、理由因素、心理因素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不只是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的反映的结果。

历史主义学派库恩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等对主客二分思维进一步进行了抨击。福柯将“上帝之死”，发展成为“人之死”他认为不是人作为主体把语言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语言的存在揭示人的存在意义。这就使主体人的存在像其他的实体性的存在一样被消解掉了。德里达采用解构方法揭露文本本身的矛盾，摧毁文本原有结构发掘被其中心意义所排除，隐蔽或遗忘的意义，强调意义的多向性和不确定性，颠倒结构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消除结构中一切确定和固定的东西。他这种无中心和非在场的观点实则要求改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而抛弃与之相关的主体性原则和人类中心论。

自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林奇、拉图尔、皮克林等后SSK代表人物在批判布鲁尔以对称性原则为核心的强纲领等SSK理论的同时，也吸收了福柯和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都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拉图尔指出“科学实践本身是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唯一不起作用的地方。”即主客二分思维消解走向主客相互作用。目前形成三个较为成熟的后SSK学派，即林奇的常人方法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林奇关注的焦点不是传统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如实在论和客观性等，所以其影响很小。而后两者则相反主要关注实在论和客观性等之类的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提倡一种自然主义经验研究，试图消解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他们把对科学的研究放在正在发生的实践过程中，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实践，所以影响很大，成为后SSK的领军人物。下面详细介绍后两者：

1.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他用“联盟”“行动者”“网络”描述这种物与人的相互作用，试图消除社会与自然，社会与技术之问的差异。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书会中跟随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书中描述行动中科学的知识网络的建造与扩散，在这书中对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理、理性与非理性、体制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进行消解，强调在人类活动与非人类活动的领域中各种力量之间不断地生成、转移、变化循环往复，突出科学的实践特性使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文化处在一个开放的空间。拉图尔的理论体现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地位完全对称。

2.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则把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力量的阻抗与适应的辨证史，其分析的对象是机器或思想，而同时认可机器、思想与社会关系所有都交织在一起共同进化。与拉皮尔不同，皮克林把时间置于实践的显著位置，更加突出时间的作用，认为主客二分思想所存在的问题要在时间的术语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而不能像拉图尔一样只谈论行动者、人类、非人类或在话语中简单地解决他们。

三、解决危机的出路——主客辨证法

起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石，也正是由于主客二分思维寻求现象背后原因的巨大努力，近代科学诞生在西方便有了方法论基础。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主客二分思维也经历了一个偏重客体一偏重主体一主客交融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的附魅一自然的法魅一自然的返魅。直至今天人类面临诸多环境问题和生存问题等，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没处理好主客关系，人类主体意识盲目自大。目前的后现代哲学家关于主客二分思想的批判和解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还科学的本来面目，让人类更理智对待人与自然。但他们这种物我不分的实践将导致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值得注意的是SSK们的科学实践分析思想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极为相似的。当前许多西方哲学家把眼光转向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并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的道家、儒家、墨家思想汲取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二分思想危机的良方。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由于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才阻碍了中国通往近代科学的道路。如果照搬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来解决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困境，历史证明主客二分思维仍是我们研究发展科学的最佳途径不能笼统地取消。我认为应是在承认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主客相互作用的辨证法实践观思想这才是我们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的理论基础和可行性方法。

[参考文献]

[1]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9

[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Latour.Bruno.For David Bloor….and beyond：aReply to Daviid Bloor Anti—Latour[M]//Studies inHistory and Ph.10sophy of Science，1999

[责任编辑：李允光]

作者：冯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