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1979~2019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的政治实践，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9年属于思想大解放背景下的研究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研究目标指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法偏向比较方法。1989年至2012年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研究发展阶段，学界注重竞争性选拔制度研究，思维和方法呈现多元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官员政绩的视角去研究干部选拔与晋升。2012年至今属于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的研究深化阶段，反思了竞争型民主选拔的理论与实践，探究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并关注干部选拔之后的“为官不为”现象。纵观40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的政治性较强而科学性较弱，检视性较强而前瞻性不够。未来的研究需要弥补当下的不足，不仅要善于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宣传、总结和提炼，还要善于对未来的改革进程进行设计、判断和预测。
[关键词]改革开放;干部选拔任用;思想解放;市场经济;从严治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上层建筑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方面，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四化”方针，探索了竞争性选拔制度，整治为官不为现象。同时，伴随着实践发展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方面，自学界发表第一篇论文的1979年至今已40年。在这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总是与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的政治实践相伴随，并受到中央治国理政方针的深刻影响。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同样，用人之道也能反映出政治之如何运行。通过对选人用人机制研究的历史梳理，可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变迁。
本文以代表性文献为基础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进展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盘点与回顾，不仅是对过去干部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总结，同时隐含着对干部制度发展的未来期盼。
一 、研究起步阶段（1979～1989）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理论界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制度，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对策和建議。
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 研究内容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刚经历过“文革”的动乱与桎梏，虽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呼吸到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但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学者们的心中还在“隐隐作痛”。特别是那些曾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用具有理论性的文字来褒贬时弊。尽管说理论研究要坚持科学立场，但个人的学术观点和对策建议多少会受到情感左右。他们严厉批判传统体制的弊端，文字铿锵有力，观点深刻尖锐。一方面，看到了干部终身制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盛行，个人独断专行的作风恶劣;容易出现新的“个人迷信”;领导人员严重老化，思想僵化，害怕改革;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当官不能为民;机构臃肿、重叠、层次繁多，冗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日益严重[1]。另一方面，指出了任命制的许多弊端。因为任命制的存在，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导致许多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领导班子过于庞大、领导干部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2]。甚至给那些党风不正的领导搞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而思想好、作风正、有真才实学、善于管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反而晋升不上来[3]。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明确提出选举制的改革方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政治上有利于广开言路，促进政治民主化;在组织上有利于广开才路，促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在经济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4]。同时辩证地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单位、所有的职务都适宜实行选举。但即使那样，也要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和罢免制度，并且试行定期的民意投票，借以对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群众性的评定和考核[5]。
（二）研究目标指向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详细例举了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等弊端，旗帜鲜明地指出其根源，要求加快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虽是一篇主要关于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讲话，但普遍被认为是“开启和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6]。
在全党上下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进行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理论界开启了干部制度研究的良好局面。将干部制度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7]，纷纷积极建言献策。有学者甚至提出改革步骤的具体设想：实行职位分类、执行职位规范;建立国家机构编制法规，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庭;实行国家机构职位的全员选举任期制、聘任任期制、考任任期制和聘用任期制;建立健全严格的考核、监察制度，建立和强化独立的选聘、考任监督机构;建立社会性的待聘人才库、职业介绍仲裁机构，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人员流动制度[8]。
1986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9]（P164），而这里“人的障碍”就出在干部制度上。既然已经普遍认识到要改革干部制度，特别是改革当时的干部终身制，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推选新人。在中央提出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选拔标准的同时，理论界加强了对干部“四化”的研究[10]。
（三）研究方法偏向比较方法
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被中断，包括法学政治学在内的规范化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刚刚起步，不少学者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感觉而写作，谈不上有严谨的科学方法。而在思辨性和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中，学者们则多采用比较方法。
关于国别比较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观点有：我国干部管理方式的特点是单一化和封闭性，西方国家官员管理却呈现出多样化与开放化[11];西方文官考试的公开性、平等性和客观性，虽然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但其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精华值得我们学习[12]。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英国、美国、法国的文官制度，认为这些发达国家特别强调工作效率、讲究量才录用和注意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这些正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未来方向[13]。
除此之外，通过任命制与选举制的比较后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胜利的初期，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进行选举，这种任命制，当然是必要的，它对保证我们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曾经起过极大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如果对这种制度不进行必要的改革，那就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了。”[5]通过对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的比较，得出要坚决废除干部终身制的结论[14]，并要求组织部门“大胆起用一代新人”[15]。通过“人治”和“法治”的比较，有学者提出“必须实现指导思想上的转变，确定选拔干部的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16]。同时，有学者敏锐地发觉，在干部管理特别是干部考核中，“注重实绩”始终是一条原则，这也是“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体现，实绩原则或者说政绩原则与“四化”方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从干部的文化素养与德才的內在联系上去深刻理解和把握实绩原则[17]。
二、研究发展阶段（1989～2012）
1992年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要求“不争论”（不争论姓“资”姓“社”，后也被泛指不争论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继实施，干部选拔任用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时期。
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原则在政治领域的渗透，学界的新一轮研究成果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
（一）研究内容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一是政绩考核成为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央规定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考核，这段时期的考核有两个特点，即针对领导干部，同时处于试点阶段。理论界对此关注较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干部考核的文献逐渐增多。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各级党政干部都需要集中精力发展市场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哪些领导干部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哪些领导不能胜任改革要求，成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什么？怎样考核？谁来考核？这些都成为学者的关注内容。讨论最多争论较大的还是在GDP考核上。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把GDP放在干部考核的合适位置，以引导干部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18]。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绿色GDP概念被提出来，要求各级干部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百姓的幸福或福利[19]。但是，“绿色GDP”作为考核指标尚不成熟，因此这一提法在当时遭到了质疑[20]。
二是公开选拔制度研究进入学者视界。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意识、权利观念和平等思想逐步深入到其他领域后，干部管理制度中主张竞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干部选拔制度中适当引入竞争被认为是必然的规律与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领导科学》《党建》《瞭望周刊》等相继介绍了无锡、淄博、信阳、宁波等地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实践经验。理论界普遍认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思想等各方面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的成熟程度，又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22]其他许多地方也纷纷对竞争性选拔制度进行试点，相关组织部门人员撰写了一些经验性文章，分析了困境和障碍。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广大基层地区出现了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等新的创新实践[23]。
（二）研究思维和方法呈多元化趋向
这一时期理论界从各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对干部选拔进行研究，除传统的党史党建学科之外，还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新兴学科。就研究方法来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注重定性的逻辑推演;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实证的个案分析或量化分析;心理学的研究多数是从技术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验证[24]。
首先，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变迁理论与方法渐成流行趋势。通过历史地审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变迁历程，可以深刻揭示这一制度演变的规律。理论界分析了政绩、机遇、关系等三个影响干部职务升迁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进行了研究[25]。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下，“干部国家”概念被正式提出，并被视为一种支撑和维系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26]。
其次，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得到应用。通过对1998年～2007年全国920位市委书记简历分析后发现，领导干部职业路径可以分为基层成长、高层下派、混合型路径三类。随着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完善，领导任职之前的轮岗次数增加，混合型职业路径干部比重增加[27]。从代际流动视角分析五十多年的干部流动数据后，发现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具有积极影响，精英地位也存在代际承袭现象，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占有明显优势[28]。
再次，田野调查方法一度十分盛行。通过对某省委党校部分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在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29]。有学者利用在县级机关挂职锻炼的机会，对该县县级党政干部职务（岗位）晋升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从该县干部结构构成、来源出身、发展轨迹，以及晋升的政绩模式与关系模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研究，为学界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全面的基层干部图景。
（三）从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的视角研究干部选拔与晋升
这一时期各个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干部选拔研究当中，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学者。他们主要集中于对干部选拔或官员晋升评价的关注，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由于他们热衷于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与实现晋升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一类所谓“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绩锦标赛”的研究流派。
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30]。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被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使其内涵得到丰富与发展，在解释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问题上显得更为有力。随着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近些年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31]。或许是出于对争论声音的回应，部分学者从内涵和外延上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延伸，除经济因素外，把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纳入进来，分析这些因素对官员晋升的综合作用，这又被看作是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种再修正。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是一种经济学框架内的广义政绩模式，只是说政绩不仅仅指“经济绩效”，还有政治绩效、社会民生绩效和环境保护绩效等。
三、研究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理论界也迎来了研究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性和时代性特点，即理论研究密切服务于党的方针政策。虽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理论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逐步深化之趋势。
（一）反思竞争型民主选拔实践和民主选拔理论
一是表现在对竞争型选拔制度改革实践的反思方面。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通过一线招考、公开遴选等形式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地方和基层干部，但也出现了许多“火箭提拔”的违规乱纪行为或其他用人腐败现象。即使有些完全符合制度规范，但在执行中出现了问题。这说明，过去一段时期将竞争性选拔视为“灵丹妙药”，作为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这不仅会伤害实绩与能力突出但不善考试的干部的积极性，也会助长干部队伍不踏实工作、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32]。
二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学者们不得不反思竞争性的民主选拔制度。一味照搬竞争性民主制度容易导致治理失败，因此有学者提出构建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共识民主模式，作为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33]，并在设计“科学化”制度的过程中做好相应的预防举措[34]。有学者注意到了传统政治的有益成分进而提出“新贤能政治”，并认为在干部选任体制上要推进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35]。但这一提法遭遇了反对之声，认为贤能政治不仅固化了官本位体制，且缺乏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并以其“实质正义”观念背离了民主程序[36]。尽管持有批判性的反思，但更多学者认为对竞争性选拔制度不能一概否决，而是要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干部选任与本国的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37]。在具体层面上，好干部的选拔应该从实践认知、目标定位、制度层面以及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上进行研究，从而构建完整的选拔链。同时要在提高竞选制度的统一性、系统性上下功夫，提高考评的科学性，降低竞选的成本，防止由于权力开放带来的金钱与权力的结合[38]。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建立并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责任制[39]。
（二）探究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
从实际而言，20世纪80年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是解决领导干部能下的问题。自从干部年轻化政策实施后，干部自下往上的晋升雖然很难，但途径还是比较畅通，并没有制度上的障碍，即使不能升迁，也不会下降，只要没有过错就可以保证在原位置上退休。但是，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干部队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逐渐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能上不能下问题制约了干部人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与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极不适应。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促进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是什么原因导致干部“难下”？通过审视既往的干部管理制度后发现，领导干部“上”的激励性功能与“下”的惩戒性功能严重失衡：一是重“优胜”轻“劣汰”;二是重提拔轻使用;三是重授权轻监督。
但这些制度因素的背后存在着观念性障碍。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官本位”观念。整个社会群体还没有将干部的去留升降当成一种符合政治体系运行规律的正常现象和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一种隐性的、不健康的亚文化形态，成为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改革的观念阻隔[40]。
对于如何解决“干部能下”的难题，一方面，重点从制度上入手，健全和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包括进一步探索、深化与完善引咎辞职机制、常委会（全委会）罢免机制、各级人大对领导干部的弹劾机制、“上评下议”评估淘汰机制、优化干部退出机制环境、保障退出干部权益等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措施[41]。另一方面，单纯的制度建设还不够，需要辅助其他相应条件。比如，需要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42]，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在此基础上创新领导干部使用机制，并解除“下来”干部的后顾之忧[43]。再如，从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公开化来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改革举措[44]。
（三）关注干部队伍的“为官不为”现象
由于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各地加强了干部的管理要求，问责更加严厉，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压力倍增，对工作产生疲惫感，对未来产生迷茫感，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表现为本领恐慌的“庸政”现象，消极懈怠的“懒政”现象，忙闲不均的“浮政”现象，虚情假意的“拖政”现象，求稳怕乱的“畏政”现象等[45]。这主要是因为从严治党力度加大，引发一些干部的不良心态和本领恐慌，当然也有干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还有许多基层干部责大权小、事多钱少，工作辛苦程度与待遇不相匹配，维稳任务重等[46]，这些都会使他们感到无奈困惑导致消极懈怠。上级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甚至采取不利于基层政权的舆论引导，这些都会抑制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些情况不仅会对干部自身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对国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对党和政府组织的声誉和信誉都会产生重大危害[47]。
解决干部的“为官不为”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这可以从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健全规范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完善选拔任用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办法、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48]。还要构建完善的容错免责机制，包括合理划定容错免责限度，严格规范容错免责步骤与程序等，从而使之承担正向激励功能，起到鲜明的纠偏作用[49]。另一方面要跳出制度视野来探讨有效途径。对“不为”官员的问责制度建设不止于制度本身，应纳入政府改革的整体视野，紧扣政府职能转变这根主轴，以理顺纵横向权力关系为前提，准确定位问责功能，完备问责体系[50]。同时从思想、制度、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既要大力加强官员思想教育与能力培养，也要完善干部正向与负向激励机制[51]。
四、总结与讨论
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里，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解读政策文件或者宣传领导人思想，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研究必须坚持政治性，必须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但这些文献缺少科学性或学理性，还不足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因此，本文选取的文献都是一些上乘之作，所以称其为代表性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读后可以发现，大部分成果的检视性较强而前瞻性不够。也就是说，许多学者只着眼于党的政策文件和既有的实践经验，没有对未来的人事制度改革进行设计、判断和预测。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当党和国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之时，许多人研究选举制改革;市场经济兴起后，国家鼓励公平竞争，不少学者研究竞争性选拔制度。未来的研究需要弥补当下的不足，不仅要善于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宣传、总结和提炼，还要善于对未知的改革进程进行设计、判断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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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作者：余绪鹏 徐艳
摘 要：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组织动员、提供服务、协调关系、维持秩序、推动发展和引领价值等角色功能。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使村干部选拔培养工作既面临新挑战又要适应新要求。为进一步发挥村干部角色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我们必须构建贮备机制、选拔机制、培育机制、考核机制、任用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和保障机制，努力探索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
关键词：城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干部;选拔培养;机制
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使我国村干部选拔培养工作既面临新挑战又要适应新要求。为了选拔培养出农村基层所需要的村干部，我们必须努力构建一套完善的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彻底破解村干部选拔培养难题，不断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一、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功能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主要源于其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所处的位置和担当的责任。村干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骨干，是全体村民的“领头羊”，是村庄共同体的引领者。因此，在组织动员、提供服务、协调关系、维持秩序、推动发展和引领价值等方面，扮演着独特角色，发挥着独特功能。
(一)组织动员功能
习近平指出：乡村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乡村干部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1]房屋的“钢筋”支撑着整个房屋的重量，同时也体现着整个房屋的形态，这就是“钢筋”的价值。而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各种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们就像“钢筋”一样支撑着农村基层的各种组织。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看，每种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组织结构，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组织要素;同時，各种组织要素之间还会有机联系、互动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从动态视角分析组织要素。对于农村基层组织来说，村干部就如同房子的“钢筋”，起着支撑作用。只有把村干部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的系统和结构之中，组织系统和组织结构才能由抽象的概念变成客观的实体，才能让这个实体运转起来、充满活力、发挥作用和体现功能。村干部在农村基层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他们是村庄共同体的核心层和领导层。他们的角色功能就是组织、动员、带领、推动本组织成员实现特定的目标。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引领者和领导者，就像黏合剂一样把村民组织起来，倍增村民自身力量，放大村民自身能量，从而实现涉及全体村民权益的公共利益。当前，在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村干部的组织动员功能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由于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对原有乡土社会的冲击，农民个体化、家庭原子化倾向比较严重，历史传统的组织资源被破坏殆尽，在社会化分工体系中、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个体农民如何组织生产、对接市场，如何促使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转变，必须依靠村干部的组织动员。村干部就是分配好这些资源并利用好资源的组织力量，就是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动员力量。
(二)提供服务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村干部是村民选出来的“带头人”和“当家人”，理应在带领农村基层组织向全体村民提供服务上发挥重要领导作用。为村民提供的服务既包括农民个体满足的独特需求，也包括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公共服务。村干部的服务功能以“公共服务”为主，因为村庄的公共利益不能等同于村民个人利益之和，不会自动实现。农民表现出来的小农意识、自利性和保守性等特点使得他们很难看到客观存在的公共利益而去主动追求。马克思曾经描述东方社会的农民就像“马铃薯”，以家庭为单位一个一个地存在着，农民穷其一生追求的就是所在家庭的生存和延续，除此以外的其他事情根本不关心，这就是农民对家庭、家族之外的事务表现出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费孝通在描述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时指出，农民以血缘和宗族为基准确定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因此，农民很难看到超出家庭或家族的更大利益和更多好处。即便合作有更大的收益，村民没有除了血缘以外的信任基础就根本无法平等协商合作。而公共产品具有这样的特点，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和劳务的减少，与私人产品相比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因此，村民有极强的倾向不主动提供公共产品，害怕别人“搭便车”。这样，在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村干部就要主动出面，为全体村民提供服务。
(三)协调关系功能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明显的协调关系功能，习近平指出：“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同样，乡村治理也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好农村基层社会的各种关系。农村基层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村干部就生活和工作在各种关系中，一定要找到自己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协调处理好上下前后左右各种关系。他们首先要立足村庄共同体成员视角，协调好自身与村民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然后要从民主集中制原则出发，处理好本组织体系或系统内与上级组织的关系;还要从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出发，协调处理好自己所在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要发挥好协调关系功能，他们既要在思想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又要在行动上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还要体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较强的执政能力，唯有如此，才能让村民们心服口服，成为协调处理农村各种关系的高手。
(四)维持秩序功能
维持村庄秩序和推动村庄发展是乡村治理的两项重点内容，也是村干部的重要角色功能。村庄秩序是指村庄生产和生活总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稳定和有序的状态。维持农村基本秩序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发挥着“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关键作用，主要包括维持村庄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两个方面。维持生产秩序包括水利建设、道路修建、土地整理等涉及农民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方面，这项工作受益面广，资金需求大，一般是单个农民无法负担的工程项目，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维持生活秩序包括调解民事纠纷、确保社会治安、养老照料等涉及在村农民最基本生活条件的供给等问题。当前，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出现了“空壳化”“空心化”等不正常现象，甚至出现了村庄减少、退化、衰败的问题，这就更需要村干部发挥维持村庄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维持村庄秩序和推动村庄发展相互促进，互为条件。村庄秩序的维持是村庄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法谋求村庄进一步的发展。没有村庄的发展，村庄秩序的维持必定不能长久，时刻处于脆弱易变的状态，更无法承受外部力量的冲击。因此，村干部在维护村庄基本秩序的同时，必须想方设法推动村庄发展。
(五)推动发展功能
村干部在维持村庄基本秩序的基础上，还要发挥推动村庄发展和引导村民致富的角色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村庄整体发展与村民个体致富密切相关，前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即村庄整体不断向前发展必然带动村民个体收入持续增加、生活不断向好。可见，村庄整体发展更应该放到优先位置，这就更突现了村干部推进村庄发展的角色功能。村庄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农民就像“长久地站在齐脖子深的湍急的水流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3](P1)这段话描述了当时农民最急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和生存问题。而今天的农村，农民不仅要温饱，更要环保;不仅要小康，更要全面小康;不仅要富裕，更要共同富裕。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村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振兴。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4](P526)在既定政策和制度条件下，村干部是决定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给农村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在这种视野下，村干部必须把农民们重新组织起来，激发农村基层的内生动力，形成推动农村发展的强大力量。
(六)引领价值功能
任何一种组织，都要有组织文化，或称组织价值。从组织行为学原理分析，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所特有、在组织的长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为组织成员所共同信仰和遵守的一系列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的综合。[5](P302)组织文化是维系组织发展、巩固和促进组织系统有序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组织，发展目标不明确或错误，价值观念落后、行为规范松弛、道德准则混乱，那么这个组织会越来越走向无序，甚至解体。我国农村基层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包括历史传承下来的村社共同体、现代社会催生出来的专业合作社、公益组织等。这些组织呈现出来的组织价值，既包括传统的乡土文化，也包含党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现代自治组织所具有的理念和精神等，具有多层面性和多维度性。村民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村干部作为村级组织的骨干或领导者，不仅占据组织中的重要位置，也是组织价值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村干部基于自身的多重身份，需要引领的价值也是多元的。村干部作为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或党员，要引领基层党组织全体成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并且带领全体村民认同、支持和拥护共产党。村干部作为村落共同体成员或乡村精英，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村庄正向舆论氛围和伦理规范。村干部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或成员，要引领村民树立现代民主法治理念，教育村民具有平等、自治、宽容的心态，为表达、争取、整合村民利益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政治参与。
二、村干部选拔培养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村干部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地位突出、角色关键、功能重要。然而，伴随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村干部选拔培养却陷入了后继乏人的“荒漠”困境。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迫切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对村干部的乡村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如何在迎接城镇化新挑战与适应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的双重视域下，通过创新选拔培养机制，选拔培养出一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具有较高治理能力、能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升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村干部队伍，就成为我们要解决的时代问题。
(一)村干部选拔培养面临城镇化的新挑战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资源要素向城市集中成为必然趋势。我们通常所讲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涵基本一致，只是国内对英文Urbanization有不同译法。一般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过程是指由工业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城镇化给农村基层社会带来很多变化，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增进公共服务、催生现代文明等。同时也对乡村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去城市打工，农村“空心化”“空壳化”“空巢化”现象愈益严重，使得村干部的选拔培养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待遇不高，吸引难。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村干部的待遇总体上不高，即使有些地方试行工资制，从绝对数量上看，和公务员相比，他们的待遇确实很低。与外出务工村民相比，村干部留在农村获得的务农等收入和村干部补贴加在一起也不高。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的打工收入和经商带来的高收入拉高了农村的消费水平，如果不能跟上这个水平，必然会被甩出村庄社会的交际圈子，没有地位、没有权威。仅从物质视角分析，这个职位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村干部来源不足，选苗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这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大批青壮年和乡村精英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支“993861”部队留村驻守。其结果就是：留在村里的有事业心、有抱负、有文化、有技术、有智慧、有较强治理能力的人越来越少，村干部或者潜在村干部普遍缺乏，甚至出现村党支部、村委会没有合适人选或无人可选的“选苗难”问题。大部分村干部素质不高，培养难。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现有村干部整体上年龄结构老化，文化水平不高，开拓精神缺乏，能力储备不足，综合素质很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并且有些村干部基础知识较差，即使后期党和政府给予相应的教育培训，能力上也很难有较大幅度提高。有些村干部对选举不适应，当选难。村干部要想走上工作岗位必须经过“竞选”，而这一关让许多人不适应。他们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不需要“竞选”。有的认为自己获得了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认可，没必要“竞选”。有的认为民主选举就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不认真“竞选”。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有的认为公开演讲、推销自己的“竞选”与乡村社会中不张扬、不高调、沉默是金的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反差，也不想“竞选”。村干部压力不轻，工作难。既要完成国家层面的繁重任务，又要促进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既要让党和国家放心，又要让村民满意，这双重角色集于一身，双重任务压于一肩，可以说是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村干部有维稳难、扶贫难、环保难和党建難四大压力。部分村干部政绩不佳，服众难。我们先来看一组调查数据，某地区调查结果显示，41%的群众对村干部不满意，56%的群众认为村干部在自己致富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6](P159)为什么村民对村干部不满意，无非两大原因，一是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能力不够强，二是出现了“微腐败”和“小官巨贪”现象，其结果都会导致乡村治理效果不佳，难以让村民心服口服。
(二)村干部选拔培养面临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规定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P1)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农村基层社会建设和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8](P45)按照以上要求来衡量乡村治理，那么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要看五个标准：治理主体是否主动、治理机制是否合法、治理过程是否民主、治理绩效是否高效、治理关系是否协调。每一个方面的推进都与村干部密切相关。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9](P4)这是西方语境中的治理，就其强调“社会多元治理主体”而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从整体上讲，一个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体系，应该是党、政府、村干部、村民、农民组织相互联动、相互制约的多元互动体系。在这样一个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体系中，村干部具有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一作用决定他们要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国家层面的治理机制要具体落实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就是要实现乡村治理机制的法治化，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主体按照法律管理乡村事务，使农村基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治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当然要推进乡村治理机制的法治化。从民主视角解读乡村治理，我们可以把乡村治理过程划分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过程。在这四个过程中，都存在民主不充分的问题。不可否认，村民自治实施以后，农村民主选举的参选率一直是很高的。只是到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个别村庄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实际上，从我们调研情况看，不仅仅是民主选举出现了问题，整个乡村治理过程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也大量存在，这对村干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提出了新要求。村干部要继续提高民主选举的参选率，提高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民主管理的规范性，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视角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具有特殊的绩效优势，习近平强调，“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2]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是要讲治理效率的。乡村治理效率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功能的实现，就是村干部以较低的成本投入，向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持村庄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并推动村庄经济社会平稳、和谐、有序发展。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农村，村干部要想方设法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包括“乡政村治”的关系、村“两委”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基层的各种关系中，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村“两委”关系，而能否处理好村“两委”关系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水平。在城镇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负责者，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关系的协调者，对于提升乡村治理协调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三)村干部选拔培养要适应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村干部在城镇化过程中任务会更重，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求会更高，在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必须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村干部。他们必须具备为民执政的服务意识。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永恒的执政宗旨。作为村干部必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的道路上和村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在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中让村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必须具备民主自治的包容心态。村干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当家人”，要把这个“家”当好，除了具有为民执政的服务意识外，还必须具备民主自治的包容心态。农村基层民主具有“一致与冲突”相统一的特征，村干部的“包容心态”是适应这一特征的需要。村干部面对各种利益冲突，要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使之达到一致;面对关系冲突，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使之趋于和谐;面对观点冲突，要统一思想，使之产生共识;面对矛盾冲突，要调解纠纷，使之团结一致。村干部只有具备民主自治的包容心态，才能使农村这个家“家和万事兴”。必须具备带民致富的责任担当。“为官避事平生耻。”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责任担当，有多大担当就能干多大事业。具备带民致富的责任担当是村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村干部要勇于走在创新前列，具备创新创业之“胆”;市场瞬息万变，唯有经济规律不变，村干部要敢于洞察经济规律，具备驾驭市场之“能”;农村要发展，科技是关键，脱贫致富快，要靠科技带，村干部要带头学科技、用科技，具备科技富村之“才”;农村要发展，思路是关键，村干部要选准乡村发展思路，承担起乡村发展之“责”。必须具备维护农村稳定的领导艺术。当前，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维护农村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稳定与风险是矛盾统一体，维护稳定必须化解风险。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基层也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风险。作为村干部面对这些风险，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有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意识，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领导艺术，又要有“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切实把农村稳定维护好。必须具备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的综合素质。全面农村小康是一个综合指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对于村干部而言，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都必须具备综合素质。他们要有发展经济的本领，推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要有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本领，确保村民当家做主;要有发展文化的本领，打造农村先进文化;要有维护稳定的本领，确保农村和諧稳定;要有留住绿水青山的本领，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这些本领是对村干部的综合要求，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这一全新要求就是村干部治理能力也要现代化。当然，就目前看，村干部治理能力与时代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在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探索创新一套村干部选拔培养机制，选拔培养出时代所需要的村干部。
三、努力探索构建村干部
选拔培养的长效机制
在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我们必须站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高度，结合大学生治村、返乡农民工治村、下派干部治村、富人能人贤人治村等模式的优势，继承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村干部选拔培养优良传统，借鉴国外农村人才开发培养的有益经验，探索创新一套全国普遍适用的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素质较高、勇挑重担、作风纯洁、农民喜爱的村干部队伍。
(一)建立贮备机制——旨在“储得丰”
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立足于农村本土精英的培养，即新型农民人才的开发利用，这是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修建干部“蓄水池”的关键之举，也是解决农村干部后备人才缺乏的治本之策。找准村干部后备人才贮备对象。要锁定“中坚农民”1，这一群体在农村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间阶层，可以成为村干部后备人才贮备的重点对象，其经济情况处于中等，生计在村，人情交往在村。因此，“中坚农民”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和能力。要培养体制外、非正式组织的精英，特别是农村青年和返乡农民工。这些乡村精英，相对于普通村民，能力品质有保证，治村经验较丰富，村民熟悉并信任，容易获得支持和拥护，应该是村干部后备人才贮备的主要来源。为村干部后备人才贮备对象提供优质环境。第一，完善农村教育培训环境。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农村实际、满足农民生活生产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教育培训体系。要完善农村基础教育;要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要举办多种多样的培训活动，满足农民对各种知识技能的多元化需求。第二，优化农村就业创业环境。使返乡农民工留得住、有事干、有钱赚，生活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这就不仅需要物质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还需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干事创业的精英群体提供办证、税收、信贷等便利政策。第三，优化农村人才开发环境。党政机构要重点投入，吸纳社会力量多元投入，使党政机构和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合作增效，不断提高农村人才开发效率。
(二)建立选拔机制——旨在“选得准”
村干部选拔是一项综合工作，从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和范围，到严格公正公开选拔程序和规则，再到建立后备人才库，要形成一个既借鉴国外经验又符合我国农村乡土人情、既依法依规又公正透明的完整链条。要确定合理的选拔标准。在城镇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双重视域下，村干部应该具备始终对党忠诚的政治标准、执政为民的服务意识、民主自治的包容心态、带民致富的责任担当、维护农村稳定的领导艺术和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的综合素质。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选拔标准。要创新人才选用理念，打破传统的干部选用思维，不再仅仅选用“维稳型”村干部，而是要大胆创新，选用敢闯敢干的“狮子型”村干部、脚踏实地的“老黄牛型”村干部、亲民的“鱼儿型”村干部、善于引领的“领头雁型”村干部等。要拓展选人用人视野，从致富能手、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复员退伍军人等群体中，把市场经济意识强、创新精神足、群众基础好的人员择优选拔为村干部。要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选拔程序。努力在提名、考试、演讲、答辩、选举、投票、考察、测评等环节上取得突破，始终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依法依规依纪选拔村干部。
(三)建立培育机制——旨在“站得住”
精挑细选的村干部“苗子”需要基层一线长期艰苦的锻炼、磨炼和淬炼，才能成长为乡村治理的“参天大树”、稳稳“站得住”的优秀村干部。可探索“模拟班子”锻炼。这是帮助后备干部尽早适应岗位工作的创新措施。模拟村“两委”班子，提前进行施政“彩排”，可以培养其议事决策的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提高其作为“准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可探索“助理”锻炼。后备干部担任职务不必一步到位，可先从助理做起，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担任正职。可运用“一帮一，结对子”“‘老人’带‘新人’”方式，促使“助理”逐步成长。可探索跨村兼职。在本村任职，乡里乡亲，熟门熟路，有天然优势，工作难度必然不大。如果跨村兼职，针对不同村情、不同困难，从而选择不同思路、不同战略，积极应对、迎接挑战，这对于村干部将是一个宝贵的成长锻炼的经历。开展多渠道的学历培训，系统培训后备村干部的综合知识。要按照岗位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展“基地式”培训，武装理论、学习知识。开展“走出去”培训，交流经验，拓宽视野。培训重点是强化实用技能和实践锻炼。
(四)建立考核机制——旨在“评得公”
为对村干部实行动态管理，可从考核标准、考核方法、考核结果运用三方面入手，设立公平、公正、公开和统一、合理、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指标要明确。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8](P32)的总要求，把村干部工作实绩指标分解成集体经济发展、精准扶贫、社会稳定、乡风文明、党的建设、综合治理、乡镇(街道)和村重点工作等子项，科学合理设置考核指标。考核方法要科学。县乡村可以整合相关部门专门负责村干部考核评价工作。采取公布标准、部门反馈、工作评分、综合评议、县乡计奖、考核督察、结果公开七个步骤的考核方法，确保考核工作规范公开。充分运用考核结果，把考核结果与激励奖惩相挂钩。对考核优秀的村干部，大胆提拔、委以重任;对考核较差的村干部，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考核反映问题突出的村干部，严肃追责、坚决调整，真正体现出“干得好的考得好、考得好的用得好”。
(五)建立任用机制——旨在“用得上”
合理使用优秀后备人才是村干部选拔培养的关键环节。坚持从后备干部中产生正式村干部的原则，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平衡照顾”的用人弊端，从而营造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坚持备用结合。强调后备村干部的合理使用不是说马上任用，关键要确定从后备到任用的时间节点，有计划地培养锻炼和基层磨炼，条件成熟、时机合适就应当给予任用。坚持依规任用。建立健全后备干部备用结合制度，保证村干部依规任用。中组部印发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第七章对后备干部的使用有基本規定，农村基层可以结合乡村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或规范性文件，畅通备用结合渠道。持续提供平台。后备干部任用的制度规章只能原则上保障人才的使用，具体如何使用、怎样使用，还要靠打造让后备人才发挥才干、提升能力的“平台”。结合农村实际，可以创新经济类的致富平台、政治类的治理平台、思想文化类的宣传平台、生态类的环境保护平台等，让青年后备干部得到多样化锻炼。
(六)建立激勵机制——旨在“激得活”
激励手段可以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因素，既有自身能力素质等个人因素，也有薪酬、荣誉、自我实现、信息沟通等环境因素。从实践效果看，可以把薪酬激励、荣誉激励、任用提拔激励等作为激发村干部活力的重要手段。加大薪酬激励。村干部专职化后，便失去了外出打工或做其他兼职的机会，如果职务薪酬不能满足生活需求，就不能安心工作。保障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在职及离任后的报酬待遇，对于稳定村干部队伍至关重要。加大荣誉供给。加大对先进村干部的表彰宣传力度，使荣誉因素成为优势动机，对其正向行为积极鼓励和引导。搭建自我价值实现平台。要敢于给优秀村干部特别是青年村干部以舞台和机会，让他们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价值，在实现价值中推进乡村治理。增加“上升”通道。为优秀的村干部向上晋升开辟路径，特别是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时，可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并建立健全常态化机制。
(七)建立退出机制——旨在“流得畅”
退出机制不是年龄到位或任期届满的“自然”退出，而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强制”退出，设计目的是激励后备村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以保证后备人才库的质量。退出标准要公平，退出程序要公正，退出结果要公开，保证村干部心服口服离职、离岗和调岗。加大对退出人才管理力度。可以聘请专业人员对退出人员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防止青年人才蜕化堕落，让他们接受再进修、再培训，在完善自我中重新再出发。建立人才退出“回流”机制。退出机制不是后备干部的“毁灭池”，而是人才成长的“助推器”。杜绝“一棍子打死”，实行动态管理，给退出人员以改正机会，达到标准仍然可以回归后备人才库。
(八)建立保障机制——旨在“保得稳”
村干部选拔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委领导、组织跟进和财政支持，才能平稳运行。党委政策支撑至关重要。各级党委是后备村干部选拔培养工作的领导核心，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定方向、出政策，优化理念、战略谋划、统筹协调，保证为党选才、为民选才。组织持续跟进很关键。村干部选拔培养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组织部门作为干部选拔专业部门，要加强研究、设计制度、全程跟进、动态管理。财政投入要跟上。村干部选拔培养离不开财政资金支持，地方党委要建立农村青年干部培养专项资金、优秀人才激励资金，规定每人每年配备的资金数额。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逐步形成上级财政资金拨款、村庄自筹、个人自费相结合的经费投入模式。后备人才数据库要建立。应用最新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对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村级后备干部实行统一管理，为各级部门提供选人用人信息服务。
这八个机制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汲取了大学生治村、返乡农民工治村、下派干部治村、富人能人贤人治村等模式的优势，旨在为农村基层社会选拔培养出“内生型”而不是“外派型”村干部、“土生土长型”而不是“嵌入型”村干部、“永久牌”而不是“飞鸽牌”村干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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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Village Cadres
YANG Dong-guang，TIAN Li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Party School of the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作者：杨东广 田丽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注重培养选拔使用青年干部，为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和新生活力，这既是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需要，也是高校干部队伍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研究群体和研究方法
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青年干部”界定为高校中45岁以下的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领导干部，并以JS学院58名干部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既有正科级干部，也有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这些干部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广东高校在培养选拔使用青年干部方面的全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对选定的58人的简历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群体干部的年龄分布、性别构成、学历层次和工作经历，剖析青年干部在培养选拔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干部培养的基本特点和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干部主要情况分析
干部主要情况从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经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一)干部年龄分布情况
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打造“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政治生态。
从表1可知，JS学院共有在职的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共58人。年龄在45岁以下的群体有24人，占41.4%;46-55岁年龄段群体有29人，占50%;56-60岁年龄段群体有5人，占8.6%。JS学院干部结构体现出“50后”发挥引导作用，“60后”成为中坚力量，“70后”成为骨干力量，表明JS学院干部“567”年龄梯队已成型，形成“老中青结合、以中年为主、青年为后备的梯队建设”特征，为今后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干部性别分布情况
在干部任用性别配比上，JS学院干部中男性群体有45人，占77.6%;女性群体有13人，占22.4%。在副处级岗位上，女性干部有6名，占到了该级别干部的1/4，这说明JS学院干部总体性别结构比较合理，注重培养女干部，既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客观需要，也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妇女参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三)干部学历分布情况
由表3可知，JS学院干部群体的学历层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博士2人，占3.5%;硕士23人，占39.6%;博硕士25人，占43.1%;高学历人员正成为干部主要群体。本科31人，占53.4%;大专2人，占3.5%;两者共计33人，占56.9%，这部分干部群体大多经验丰富，工作能力相当强，凭着出色政绩走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这说明JS学院干部是“学者型”干部和“经验型”干部的有机结合。
(四)干部工作经历分布情况
干部具有优秀的预见力、决策力、统筹力，年轻化、知识化是基本条件，但工作跨领域多岗位，基层经历丰富，才是关键因素[1]。从表4可以看出，正科级干部5人有企业的经历，2人有其他事业单位的经历;副处级干部中，6人有企业工作的经历，1人有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这说明JS学院干部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打破了处级干部经历单一的局面，不同经历的干部相互补充，更利于制定科学政策。
三、高校青年干部培养选拔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尽管JS学院对青年干部培养选拔使用越来越重视，但从58位干部的综合情况来看，还没有达到合理的结构，特别是优秀青年干部的成长，还是缺少必要的措施。
第一，青年干部在干部队伍中占比偏低。干部的成长是有规律的，也是有年龄和任职年限要求的。从成长的年龄规律来看，培养45岁以下的正处级干部，就应在36-40岁之间成为副处级干部，在31-35岁之间应在正科级的岗位上。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JS学院青年干部分布结构极不合理，正科级干部多达20人，副处级干部只有4人，仅占该职级24人中的16.6%，正处级干部0人，这说明青年干部的晋升空间狭小。青年干部在相应年龄段中的比例也偏低，41-45岁之间的正处级干部0人，36-40岁之间的副处级干部3人，31-35岁之间的正科级干部7人，干部成长缓慢。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JS学院2001年8月由中专升格为高职，2006年4月正式由企业划归政府管理，校园建设滞后，面积较小限制了招生规模，管理机构配备的干部基数较少，加上干部与教育大系统缺乏交流，不利于青年干部的健康成长。
第二，青年干部的培养效果不理想。通过访谈得知，JS学院青年干部主要送往省委党校、教育部中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省工委基层党组织培训基地参加培训学习，这些对于青年干部的成长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培养工作重视不够。对干部教育工作存在着轻视和忽视的倾向，认为工作是硬任务，培训是软任务，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等方面的问题[2]。二是培养的针对性不强。从学习培训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政治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等内容，针对实际岗位所需业务技能的培训少。培训没有体现青年干部的特点，远远没有满足青年干部的个性化需求，不利于拓展干部的视野、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面推动他们健康成长[3]。从培养的方式来看，主要是通过组织学习、讨论交流等传统方式进行，体验式学习方式较少运用。三是培养管理不到位。培训多采用较为宽松的管理机制，导致部分学员存在着“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与学坏一个样”的错误思想观念，教育培训与干部的选拔任用不产生直接的关联度，培训的参与积极性和培训的实效受到影响[4]。
第三，青年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缺乏明确目标及长效机制。目前，JS学院青年干部培养主要依靠各单位内部培养，缺乏统一目标和要求。只注重“用人”不注重“育人”，片面强调“干中学”，干部培养只注重当前工作需要，不注重干部长远发展。平时培训可有可无，突击培训一哄而上，反映了JS学院在青年干部培养上缺乏对象统筹和资源统筹，造成培养和使用脱节。特别是对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不足，忽视其前期思想政治教育，使得不少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忽视理论和业务学习，导致错过了最佳培养期，对青年干部个人发展及高校管理都带来了损失。
第四，青年干部的选拔机制不够完善。2007年12月，JS学院对中层干部实行竞聘上岗，效果较好。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但由于受论资排辈传统观念的影响，忽视了干部年龄阶梯的因素，加上对青年干部事业观的确立上，缺乏及时引导，不利于青年干部确立目标、找准定位。相对政府部门和企业，受自由学术氛围影响，高校内部的管理文化整体比较松散、宽容。不少青年干部在这种文化中长期工作，改革创新的意识、干事创业的激情自然消退，而将更多地精力投向校园之外的兼职工作、社会交往，享受安逸的生活，对高校的整体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实际上，高校的管理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不光要具有坚定的理想和踏实的作风，更要具有广阔的视野、多方面的才能;不仅要熟悉高校内部的情况和规律，还要善于和政府、公司、研究机构等不同团体打交道。因此，对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要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思考。
四、高校青年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模型构建
按照高校干部队伍发展的逻辑顺序，培养是扩大可使用干部基数的有效途径，选拔是把符合条件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使用的必要途径，使用是对培养过程和选拔方式的检验。培养、选拔、使用应达到长期培养与公开选拔相结合、公开选拔与近期使用相结合、近期使用与定期考核相结合、定期考核与定向培养相结合，形成良性循环系统，如图1所示。
培养、选拔、使用三个环节是有机的统一体，不可割裂开来。只培养不选拔就达不到在青年干部中优中选优的目标，只培养不使用就会导致培养对象人才资源闲置浪费;只选拔不培养导致选出来的干部达不到岗位的要求，只选拔不使用就会导致干部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只使用不培养就会导致潜力不足，只使用不选拔就会导致干部缺乏竞争意识。
由于高校干部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纯行政干部和双肩挑干部两个系列。对于纯行政干部而言可以走职务通道，通过定位选拔、定岗培养、轮岗使用、企业任职、政府挂职等方式进行锻炼，从副科、正科，到副处、正处;对于双肩挑干部而言，还要走职称通道，通过岗前培训、岗位锻炼、进修学习、项目训练、承担项目等方式培养，从初级、中级，到副高、正高。因此，对于高校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要构建互通的立交桥，如图2所示。只有在互通式的培养、选拔、使用模式中，才能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可进可退。
五、高校青年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对策
第一，开放性吸纳青年干部。为了改善和提高高校青年干部队伍的结构及素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的原则，注意从社会人才库中发现有潜力的好苗子，加以选拔、培养和考核，作为现有管理队伍的后备力量;在选拔管理干部时，注意将个人兴趣和特长与学校的长远发展相结合，由党委统筹全校的干部调配，并根据管理干部的兴趣和特点调配岗位，为其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提供科学指导，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青年干部队伍。
第二，系统性培养青年干部。依据学院的整体发展规划，制定干部队伍建设计划。组织部门要主动出击，在不同的年龄段，进行有针对性地积极为青年干部成长争取政策条件和岗位资源。一方面加大岗位学习、校内轮岗的力度，力争使青年干部在多个岗位接受锻炼;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鼓励、引导优秀的青年干部到上级部门、地方政府、兄弟高校、合作企业等校外单位挂职锻炼。
第三，竞争性选拔青年干部。竞争性选拔干部是推进干部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良好举措，已经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生动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结合高校的特点、要求及近年来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情况，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配套相关制度和实行规范运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为青年干部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创造宽松的条件[5]。
第四，前瞻性使用青年干部。通过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健全管理机构，增设辅助性的管理岗位，让青年干部跟班学习，定期考核，注重在岗位上培养、实践中锻炼、过程中识别、发展中使用。干部的优劣，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干部的选拔任用，要让教职员工来当“主裁判”，以教职员工的满意不满意为“主依据”，避免“带病提拔”和用人失误。党委和组织部门真正要把那些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干部，善于领导科学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善于攻坚破难、在急难险重中能够打开局面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六、结束语
高校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是个战略任务，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既要符合干部成长的规律，也要符合制度和机制的运行规律，还要符合事业发展的需要。只有长期坚持、多方协作，把培养选拔使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为高校的科学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提供强有力的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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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韩辉 刘堂卿 吴杰
1、干部选拔的标准
华为将管理干部进行分级，分为三级监督者、四级管理者和五级领导者，不同层级的干部任职资格标准也存在着相同和不同。 1)核心价值观
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三个内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干部选拔也会通过关键事件来对与价值观的匹配进行判断。 2)品德和作风
品德和作风是底线和基础。品德对干部是一票否决项。 3)绩效
只有绩效前25%的人才可以被选拔为干部。出成绩的团队出干部，连续不能实现管理目标的主管要免职，免职部门的副职不许升正职。 4)工作经验 三级监督者：
3年以上该专业/技术工作基层工作经验。 本部门副职工作半年以上。
至少管理过同一类专业或技术人员。
四级管理者：
5年以上工作经验，含3年管理经验。
其中相关领域2～3年工作经验，含基层工作经验1～2年。
本系统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2年以上经验或职能部门2年以上副职经验。 所管理的下属至少有两类人员(三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跨度为直接下属6人以上，或含间接下属至少50人以上。
五级领导者：
7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至少一种华为主业务大部门负责人2年以上工作经验或职能大部门负责人2年以上工作经验。
曾管理过多种业务，下属类型包括管理者、技术/专业人员、操作人员等各类人员。 有跨部门的工作经验。 5)能力
领导力模型，主要考察干部的决断力、理解力、执行力和人际连接力。 6)华为干部选拔的独特做法
①华为的干部一定是要从基层一线来的，没有基层一线成功实践经验的人员是不能被选拔成为干部的。
优先在主战场、一线和艰苦地区选拔干部。 ②一般来讲，一个干部不到3年的时间就要进行岗位调整。岗位的调整一般在原部门的周边相关领域进行，跨部门的大循环和部门内的小循环相结合。经过多个业务领域的历练来提高综合素质，熟悉业务全线。
③不允许干部只在某个部门或者系统里面循环，中高级干部由公司总部层面进行统一管理。
④每年对干部进行末尾淘汰制，每个层级每年淘汰10%的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这一要求，体现了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根本原则，凸显了干部工作的政治定位，具有鲜明导向性和现实针对性。
选拔党的干部，毫无疑义要突出政治标准，这是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是保证政党团结统一、实现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干部要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强调首先是要革命化。江泽民同志指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干部，政治上必须合格，要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胡锦涛同志强调，选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决防止和纠正重才轻德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归结起来就是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所以，突出政治标准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贯方针，也是党的优良传统。
突出政治标准，在当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迫切需要。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同志讲政治的自觉性降低，有的甚至对一些明显的政治问题视而不见、迟钝麻木;更有少数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大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活动，有的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同时，一些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管党治党责任缺失，在政治上不设防、不把关，让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混进领导班子。近年来，党中央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刻警示我们，干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绝不亚于腐败问题，其职务越高、平台越大，给党造成的损失越大。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来抓，更需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队伍。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抓好选人用人这个源头和风向标，把紧把严政治标准这个硬杠杠，真正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总的是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十九大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具体应把握以下5个方面。
一看政治忠诚，是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和政治生命线。如果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对党忠诚，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的忠诚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观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四个意识”是意蕴深刻、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根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就要把是否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作为首要标尺，大力选拔那些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四个服从”，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标看齐、保持高度一致的干部。对那些同党中央唱对台戏的人，那些对党中央大政方针态度暧昧甚至心怀不满的人，那些背离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的人，那些心术不正、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党离心离德的人，绝对不能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二看政治定力，是否坚定“四个自信”。政治定力，最根本、最紧要的是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大量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说到底都是因为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根基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问题。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理想信方术，不敬人民敬“大师”，精神极度空虚;有的把共产主义看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思想消极颓废;有的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奉为圭臬，价值观发生偏差;等等。思想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选拔干部，必须深层次考察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绝不能把那些没信仰或是具有伪信仰的人选进来。这方面，最主要的现实判断标准就是看干部能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源于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检验干部理想信念的“试金石”。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多元多变的背景下，党员干部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保持战略定力和前进动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三看政治担当，是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政治上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有没有担当，最能检验党员干部的政治操守、政治品格。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好像表现得政治上很成熟，但深入分析起来，其实是一种不问政治是非、不讲政治原则的圆滑。他们有的明哲保身、“爱惜羽毛”，在大是大非面前当所谓“开明绅士”，甚至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无动于衷、置身事外;有的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的就上，没利的就躲，遇到重大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没有态度，甚至故意耍滑头、当“墙头草”。这些人表面上很风光，但骨头不硬，关键时刻靠不住。如果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人多了，就会贻害党和人民事业。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既意味着我们已经积累起促成质变的历史性成果，也意味着我们到了最艰巨的攻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面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较量，面对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等等，都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斗争精神，敢于亮剑、敢于碰硬、敢于攻坚、敢战能胜。各级党组织要在选人用人上树立鲜明导向，大力选拔使用那些敢担当、善作为，尤其是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的干部，坚决不用那些畏首畏尾、患得患失、溜肩耍滑的“骑墙派”“官油子”，大力营造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责的浓厚氛围。
四看政治能力，是否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履行好责任，必须有很强的能力作支撑。在所有能力中，第一位的是政治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注意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政治能力的内涵很丰富，最核心的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应当看到，不少领导干部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比如，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深，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有的政治站位不高，全局观念不强，不能自觉做到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有的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政治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甚至对挑战政治底线的错误言论和不良风气听之任之、逃避责任、失职渎职，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南充、辽宁拉票贿选案就是例证。因此，政治能力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性指标，而是对领导干部的刚性要求。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必须把好这一关，对政治能力不足的不能轻易放行，否则就可能耽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五看政治自律，是否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明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根本保证。在所有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党员干部必须把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安身立命的“压舱石”，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就选拔使用干部而言，必须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底线和红线，对那些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儿戏，我行我素、无所顾忌，违反“五个必须”要求、搞“七个有之”等活动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不但不能提拔还要严肃处理，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前提和基础是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实。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干部活动空间越来越广，活动方式日趋多样，再加上政治素质属于人的内在品质，是思想深处的东西，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要准确识别和评价并不容易。必须针对这些情况，改进完善考察工作的理念思路、程序步骤、方式方法，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要经常性、近距离、有原则地接触干部，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考察干部，通过与干部谈心谈话，走进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听取多方面意见特别是知情人意见等各种方式，把“听其言”和“观其行”结合起来，多方印证、全面掌握干部的真实表现，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以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以看其禀性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以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的为人处世方式以看其道德品质，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看其综合素质，从中考察识别其政治品德和政治素养。要抓住重要行为特征加强分析研判，注重干部的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既从履行岗位职责中，又从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特别是从关键时刻、重大关头的表现中，考察识别干部的政治品质和政治能力。要全面辩证、客观准确评价干部，对干部政治表现既要有定性判断，更要用事实说话，通过具体事例来体现，防止抽象的概念组合，避免模糊表述、千篇一律。特别是对个性鲜明、有魄力、能干事，但也容易得罪人的干部，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最大限度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这是我们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标准，对于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新的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干部的德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政策和战略举措。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用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是否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判断一个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决定着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选拔任用干部既注重才能，更注重品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使各级领导权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手中，对于确保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应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紧紧抓住并用好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拥有一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建设这样一支执政骨干队伍的关键。
(二)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党的先进性。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骨干队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干部队伍正处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不仅新中国成立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已全部退出领导和工作岗位，而且“文革”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已经或将要退出领导和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干部逐步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总体来说，现在的干部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宽、思想比较活跃、开拓创新精神比较强，但由于一些干部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加上在个人成长中忽视“内功”修炼，以致在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前，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呈现明显不足，许多干部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宗旨意识淡薄，对群众缺乏感情，想自己的东西过多，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有的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和组织讲条件，不愿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有的过分看重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忽视组织的培养、同事的支持和群众的努力，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复杂环境、长期艰苦实践的磨练，处理复杂问题、驾驭复杂局面、做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不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亟待提高。这就迫切需要全面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把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实践锻炼，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
(三)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需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是党的十七大对干部工作提出的重大任务，体现了选人用人让全党满意、让群众满意的本质要求，对于增强党的威信、提升党的形象、激发党的内生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选拔出来的干部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并把这一标准贯彻落实到干部工作的各个方面。当前，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重才轻德、以才蔽德、以绩掩德的现象，致使一些品行不端、作风不实、投机钻营、有才无德的人得到提拔重用，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干部的德作为一个标杆、一种导向高高举起，坚持公道正派、坚持任人唯贤，把德才兼备的人选准用好，就能让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就能极大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效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二、深刻理解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基本要求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新形势下党的干部路线的集中体现和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准，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
(一)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这是理解和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的作用的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的范围。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就是选人用人要以德为前提、以德为先决，同样是能力强的干部，谁在德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就提拔重用谁;对于在德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干部，本事再大也不能提拔重用;对已在领导岗位上德出了问题的干部，还要坚决调整下来。当然，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以德为先，也决不能忽视才。一个干部有德无才，政治上虽然可以信赖，但难以托付重任。因此，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必须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把握、来贯彻，既要把好政治关、又要把好才能关，真正把那些品德好、同时又有真才实学、能力突出的干部选拔上来。
(二)正确把握德的重点。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首先要把握好干部的德。《决定》在总结党的选人用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不同层级领导干部德的共同点，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干部德的重点：一是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对党、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时刻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共产党人的立德之基。领导干部必须忠于党的事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始终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在国家利益受到
损害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领导干部的修德之本。世界观决定着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决定着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决定着工作观、政绩观。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只有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能为个人谋私利，只有把自身的价值实现和人生追求融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之中，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办好事。三是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领导干部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埋头苦干、不事张扬;坚持原则、敢抓敢管，面对困难、勇挑重担，出现失误、敢于负责;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取得新成效。四是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在目前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这方面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干部能做到办事公道、为政清廉、待人平等、律己严格，自觉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样的干部在德的方面才是过硬的。
(三)正确把握考察德的途径和方法。识人难、用人难，往往难在识德上，如何考察干部的德一直是干部考察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决定》通过对干部考察工作的全面分析，提出了考察干部德的主要途径。一是从履行岗位职责中考察干部的德。判断干部的德，不仅要看他说得怎样，更重要的是看他做得如何。要通过看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中的工作动机、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成效以及工作中表现出的团结协作精神等，全面了解干部的德。二是从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的德。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情况是干部德才在一定时间内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要重点看干部的胆识、意志品质和对群众的感情，特别是在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面前，要看干部能否冲在一线、沉着应对、坚韧不拔，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做好工作。三是从关键时刻表现中考察干部的德。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等往往在面对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时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还是见风使舵、盲目跟从;是坚持原则、勇于斗争，还是是非不分、退缩逃避;是服从组织、顾全大局，还是敷衍塞责、讨价还价，是对一个干部政治品德的深刻检验。四是从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中考察干部的德。在这个问题上，关键要看干部对待个人升迁的态度，是以辛勤的工作、良好的品格、平和的心态接受组织挑选，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还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跑官要官、求情拉票。要看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能不能保持清醒头脑、不为所动。还要看干部在荣誉面前，能否正确对待、真诚谦让、见贤思齐。
考察干部的德除采取上述途径和方法外，还要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拓展和完善。要注意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干部的德，要从为官和做人两个层面上去分析、从全部的成长轨迹中去把握、从优缺点的准确认识中去评价，从工作之余的情况中去了解。要注意从群众的口碑中了解干部的德，对干部德的情况群众最有发言权，既要了解“现实的口碑”，又要到干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解“过去的口碑”，在对比分析中获得群众对干部德的真实评价。要注意听取少数知情人的意见了解干部的德，干部品德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知晓的范围很小，有一定隐蔽性，多数人可能不明就里，这时少数知情人的意见更具有真实性，更有利于了解干部的德。
三、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贯彻到干部队伍建设的各个方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既要贯彻到考察干部、识别干部、选用干部中，又要体现在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管理干部中，真正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的各个方面，尤其要把干部德的养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以立德。用人导向是一面鲜艳的旗帜。用准一个干部，就会对广大干部起到积极的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用错一个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甚至败坏党的风气。选人用人要坚持从党的事业出发，树立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要让那些品德高尚、能力出色、实绩突出、作风正派、群众公认的干部受关注、受尊重、受重用;让那些品德低下、能力平庸、不干实事、不敢负责、作风飘浮、群众信不过的人，没有市场、没有位置、没有地位，真正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在全社会营造更加重德的浓厚氛围，引导干部更加注意品德修养，按党的要求为官、按传统美德修身、按群众期盼干事。
(二)加强教育培养以育德。干部教育培养要把育德放在首要位置，采取多种措施常抓不懈。把干部德的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教育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努力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要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当前，要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着力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引导广大干部注重在艰苦环境、危难时刻磨练意志、砥砺品质，在直面矛盾、破解难题中培养敢于负责、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为群众排忧解难中增强为民意识、升华爱民情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严格管理监督以律德。干部良好品德的养成，既靠严格自律，也靠管理监督。一方面，干部要严以律己，自觉培育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始终以党的纪律、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珍重自己的人格、珍重自己的声誉、珍重自己的形象，慎微、慎独、慎友，自警、自省、自励。另一方面，组织上对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纠正干部管理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要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增强谈话的针对性，在干部思想波动、接到群众反映、班子出现不团结等问题时，及时提醒打招呼。要加强对干部执行政策、纪律、制度等各种规矩的督促检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坚决维护党的规矩的严肃性。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对干部的约束和警示作用。要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对干部监督的强大合力。(作者:沈跃跃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14年02月20日15:15来源：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格尔木市紧紧围绕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选拔优秀人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新要求和总书记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二十字标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更新干部培养选拔任用工作理念，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牢牢把握选人用人关键，把改革发展需要、人民群众需要的好干部培养选拔起来，为格尔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证。
一是注重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坚持“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和“围绕发展配班子、着眼发展选干部”的工作原则，重点选拔政治上强、民主作风好、领导经验丰富、能够驾驭全局、善于领导科学发展、清正廉洁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注重倾向工行委、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大胆起用思想解放、思路开阔、善于打开局面、善于接受新思想、敢闯敢干的优秀年轻干部。在班子调整时，注重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干部提拔交流到重要领导岗位或担任部门“一把手”，确保“用好一个人，带动一大片”，在全市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有为才能有位”的用人导向。
二是注重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工作中，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干部选任机制，规范选拔任用程序，扩大干部工作民主，落实重要岗位重点管理的要求，选好干部、配强班子。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标准，不断改进创新干部考察考核方式，开展了“干部德的反向测评”措施，适时开展延伸考察，确保干部考察情况的全面、真实。在扎实做好考察考核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纪检监察、计生、综治等部门，特别是拟任用干部上级、下级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力求更客观、准确、详实地了解掌握干部工作实绩和德才表现。根据考察考核情况，按照“创造性抓工作落实的人上、不会抓工作落实的人让、阻碍工作落实的人下”，切实选准、用好、用活干部，进一步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
三是注重强化党员干部的培养锻炼。进一步加大各级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力度，不断强化素质提升工程。坚持更新教育培训理念，优化教育培训方式，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省内培训与省外培训等相结合的办法，科学组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市委党校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中国梦”教育等作为重点培训内容，分级分类施训，强化了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结合发展需要，通过邀请上级领导、专家学者来格尔木举办学习讲座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循环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城市规划建设、旅游文化发展、行政执法、健康城市创建、维稳综治等专题内容的学习培训，取得了较好效果。同时，注重多渠道培养锻炼干部，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州直机关、对口支援单位、信访部门、乡镇(村社)挂职锻炼，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不断加强岗位锻炼，丰富干部阅历，提升干部能力素质。 四是注重加强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加大各级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力度，强化工作举措，延伸监督触角，前移监督关口，确保管好管住干部。健全完善党员干部与组织部长约谈、干部监督联席会议、聘请监督员、领导干部外出报告等制度，发挥部门联动机制，健全完善了以组织人事部门为主的组织监督、以纪检监察部门为主的党内监督、以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律监督、以人民群众为主的群众监督、以新闻媒体为主的舆论监督体系。在干部日常监管中，认真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两谈两考、离任与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制度和措施，全面构建电话、网络、信访三位一体的监督举报平台。充分发挥“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作用，根据了解掌握的干部思想上出现的不良苗头和群众反映的情况，从关心爱护、教育引导干部着手，认真开展谈心谈话和诫勉谈话，提醒干部及时纠错，确保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促进了干部健康成长。
(格尔木市委组织部供稿)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标准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2(共
1、
2、
3二、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对错，对的在括号内打“√”，错的打“×”。每题1分，共20分)
1.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和消灭规律，但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使之为人类的实践服务。()
2.“一国两制”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模式，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贡献。()
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4.凡是由于企业领导人失职、渎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并不得继续担任或易地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5.行政管理职能只能由行政机关行使。()
6.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不实行计划生育属违法行为。()
7.党中央决定，从去年冬今年春开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
8.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
9.民主集中制是指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和在民主指导下的集中相结合的制度。()
10.行政许可证是行政许可的唯一表现形式。()
11.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主要是采取出售的形式。()
12.行政机关既是行政管理法规的制定者，又是行政管理法规的执行者，因此，必须加以监督。()
13.同一单位的领导干部，不管正职还是副职，享有同等的行政决策权。()
14.B县是A市的所辖县。为了解决B县在收取电费方面存在的问题，A市电力局可以直接下文给B县政府。()
15.“三讲”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不开展“三讲”教育。()
16.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17.“三高”农业指的是高值、高产和高效农业。()
18.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收入达到八百美元。
()
19.我国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0.茂名市已实现了市到县(市、区)通一级公路的目标。()
三、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题所给的答案选项中，至少有2个是正确的。请将所有正确答案选项的字母标号填入空格内，未全部填对的不给分。每题1分，共5分)
1.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前夕，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____。
A、暴露其挑衅正义的实质
B、反映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
C、表明一些日本政界要人充当了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急先锋
D、表明日本从未认真清算过自己的侵略历史
2.有人说“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提出的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还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因而不能坚决贯彻执行。”这种说法错在不承认党的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____。
A、是建立在过去实践基础上的
B、是经过试点证明其正确后制定的
C、只有在执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
D、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现状经过调查研究制定的
3.某镇政府修筑公路时，需占用一村民的承包地。在没有与该村民达成有效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便组织人员将其承包地上的庄稼毁掉。该村民要求镇政府对此事予以合理解决，但未得到答复。于是，该村民向县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将镇政府推上了被告席。法院经过认真的庭审调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对原告作出合理赔偿。这一事实表明____。
A、政府滥用职权会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B、司法机关必须依法行政
C、我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依法受到保护
D、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受人民法院监督
4.1999年，全国人民在____三场政治斗争中激发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收到深刻的教育。
A、同党内腐败分子斗争
B、反对李登辉“两国论”
C、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
D、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
5.以下说法正确的是____。
A、高州市是我国水果第一县(市)
B、化州市是全国第二大的红麻种子繁育基地和冬种玉米基地
C、信宜市是被称为“南方玉都”
D、茂港区是茂名市最新成立的市辖区
四、情景模拟题(20分)
某局某科共有5名同志，1名科长、1名副科长和3名干部，该科因科长在国外考察学习，日出工作由副科长主持。某天上午8点钟，该科副科长一上班就遇到以下几件事：
1.科里一名干部在上班途中被摩托车撞倒后昏迷，现正在医院抢救。
2.办公桌上放着五份需要处理的公文，其中包括一份急件。
3.局办公室通知：一是接到市政府信访办电话，有十几位下岗职工正在信访办上访。因涉及你科的业务，经请示局长同意，请你们马上派一名同志去协助处理;二是军分区政治部来邀请函，上午9时召开庆“八一”军政座谈会，分管副局长批示你科派一名同志参加。
4.大学里最要好的同学发来传真，他乘坐的飞机既将于上午10时抵达。
5.局机关党委通知，上午8时30分局党组中心组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要求各科科长参加。
假如你就是该科副科长，你将如何处理?请简要说明处理原则和方法。
五、论述题(要求观点鲜明、层次分明、文字流畅、书写工整，字数为1000字左右。20分)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
请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
参考答案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标准模拟试卷
(十三)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所给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答错、不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共30题，每题1分，共30分。)
1.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除( )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
A，茶叶 B.烟叶 C.蚕丝 D.水产
2.中央提出200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左右。 A.6% B.7% C.8% D.9% 3.我国的财政收人连年大幅度增长，有效地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财政收人包括( ) A.税收收人、债务收人、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人 B.税收收人、外汇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人 C.债务收入、外汇收人、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人 D.税收收人、外汇收入、债务收人
4.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以( )为核心。
A.集体主义 B.勤劳勇敢 C.爱好和平 D.爱国主义
5，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按照( )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A.党管一切 B，政事分开 C.政企分开 D.市场运作 6.我国坚持不懈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表明( )。 ①国家行使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职能
②国家履行专政职能、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职能 ③国家机构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④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我国与国际社会进行反恐合作表明( ) A.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B.我国与国际社会有共同的利益
C.反恐代表了世界各国每个公民的意志和利益 D.反恐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1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8.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我们既要满怀信心，积极推进工程建设，又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尽量减少不利影响。这一认识蕴涵的哲理是( )。
①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②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 ③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④坚持辩证法的全面观点，就能达到预期目的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9.“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的命题是指( )。 A.意识是主体和客体连结和转化的中介 B.意识是主观精神的主观映象 C.意识的形式和内容是客观的 D.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10，人工智能的出现对哲学意识论的意义是( )。
A.降低了人在意识活动中的主体性 B.否定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性
C.根本改变了人类意识活动的规律性 D.表明意识活动与其他物质运动形式的同一性 11.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根本的原因在于( )。 A.人民群众是人口的大多数 B.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 C.人民群众具有先进思想 D.人民群众通晓历史发展规律 12.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 )。 A，劳动者 B.劳动对象 C.科学技术 D.管理方式 13.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 )。 A.独立自主 B.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D.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主体是( )。 A，国家 B.管理者 C.企业 D.生产者
15.1955年，( )代表党和国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A.毛泽东 B.周恩来 C.邓小平 D.叶剑英 16.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开始于20世纪( )。 A.60年代初 B.70年代初 C.80年代初 D.90年代初
2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17.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 )。
A.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 B.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C.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 D.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8.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是( )。 A.农业 B.教育和科学 C.工业 D.商业 19.党风的根本问题是( )
A.推进经济建设 B.发展先进生产力 C.解决党群关系 D.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20.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是( ) A.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B.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 C.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D.市场经济是有国家干预的经济 21.( )是国务院直属机构。
A.国家统计局 B.国家海洋局 C.国务院港澳办 D.国务院外事办 22.监察部行使的监督是()。
A.专门监督 B.主管监督 C.职能监督 D.法制监督
23.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方权利义务决定时，要说明作出决定的事实原因和法律依据，这是行政程序的( )制度。
A.辩论 B.通知 C.说明理由 D.资讯公开
24.相传，古代楚国大将伍子青过昭关时，由于过分忧虑和担惊受怕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这主要是他( )造成的。
A.性格内向 B.情绪调节不够 C.意志不坚强 D.没有高雅的情趣。 25.下述社会关系中属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是( ) A.各社会组织内部的管理关系
B.行政机关缔结买卖合同而形成的关系
C.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某一行政管理权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D.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
26.在第二审程序中，有权提起上诉的是第一审程序中的( )。 A.共同诉讼人 B.人民检察院 C.第三人 D.当事人 27.法律汇编是( )。
A.将某一部分的法律规范进行加工整理 B.对原有规范性文件加以适当变动
3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C.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按照规范性文件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或按发布的时间先后顺序汇编成册
D.一种立法活动
28.向级别与本机关相同的有关主管部门请求的批准某事项应使用( )。 A.请示 B.报告 C.通报 D.函
29.关于答复询问的报告，叙述错误的是( )。 A.用语简明，得体，分寸适宜 B.可夹带请示事项
C.是下级机关答复上级机关询问的文种
D.内容准确真实，实事求是地向领导机关作认真负责的报告 30.公文中兼用的基本表达方式是( )。
A.议论、描写、说明 B.议论、说明 C.议论、叙述、说明 D.抒情、说明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题所给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不答、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共20题，每题1分，共20分。) 1.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 )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A.广纳群贤 B.人尽其才 C.能上能下 D.充满活力
2.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 )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 A.尊重劳动 B.尊重知识 C.尊重人才 D.尊重创造
3.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完善政府职能，要把( )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A.促进经济增长 B.增加就业 C.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D.稳定物价
4.严只有判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世界本身是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矛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 )。
A.把逻辑矛盾与客观矛盾混为一谈 B.用逻辑矛盾否认矛盾的客观普遍性
C.割裂了逻辑矛盾与客观矛盾的内在联系 D.否认了逻辑矛盾是客观矛盾的主观映象 E.把逻辑矛盾与客观矛盾对立起来
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因为只有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才能( )。 A.正确认识问题的性质 B.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C，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D.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 E.坚持实事求是 6.割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会导致( )。
4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A.激变论 B.直线论 C.庸俗进化论 D.均衡论 E.循环论 7.下列命题中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有( )。 A.世界是上帝意志的创造物 B.世界统一于存在 C.万物皆在我心中 D.绝对理念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E，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 8.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意识理解为( )。 A，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 B.社会存在的反映
C.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统一 D.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 E.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统一
9.水的三态变化对物理过程来说是质变，对化学过程来说却是没有发生质变，这说明( )。 A.质变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B.质是多方面的
C.质是多变的 D，质变与量变的区别是相对的 E.质变与量变没有确定的界限 10.经济结构不平衡在我国的具体表现是( )。 A.农业相对落后 B.工业结构不合理
C.加工工业落后 D.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E.基础工业不发达 11.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主要依靠( )。
A.增加投人 B.铺新摊子 C.科技进步 D.提高经济效益 E.提高劳动者素质 12.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特征是( )
A.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长B.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C.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 D，高投入、低产出 E.高消耗、低效率 13.要使地区经济布局趋向合理，正确的选择是( ) A.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作用 B.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C.东部地区要支援中西部地区 D.放慢东部地区发展速度 E.在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方面加大力度
1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
A.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B.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C.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要求 D.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E.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15.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包括( )
5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A.上级人民法院 B.上级人民检察院 C.最高人民检察院 D.各级人民法院院长 16.行政诉讼第一审程序包括( )等步骤。
A.书面审理 B.法庭调查 C.法庭辩论 D.合议庭评议 17.行政裁决的程序可概括为( )。 A.立案 B.调查、审理 C.裁决 D.备案 18.公务员严格遵守的纪律，按其性质可分为( )。 A.政治纪律 B.工作纪律 C.廉政纪律 D.社会公德纪律 19.请示的结构由以下选项的哪几部分组成?( ) A.标题，写明制发机关名称、事由与文种 B.主送机关
C.正文，包括请示理由、请示事项及请示的具体要求 D.制发机关名称与成文日期
20.关于请示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
A.请示的内容必须是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无权或确实难以处理的问题与事项B.使用范围广泛
C.具有执行性
D.有较强的时效性，强调及时快捷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的括号里划“√”，错误的划“×”，每题。.5分，共10分。) 1.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质变量变规律。( ) 2.假象是从反面歪曲表现本质的现象。
3.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4，货币政策就是通过控制货币的需求量，使货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相适应，从而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 )
5.批复是答复下级请示的文件，是下级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用来指导工作的。( ) 6，联合行文时，必须做好会签工作，使各机关或部门领导人均履行签发手续。( ) 7.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国家主席是与全国人大并列的机构，可以独立行使职权。( ) 8.《民法通则》在债权一节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定金、违约金、抵押和留置。( ) 9.政府机构派出的组织并不一定都是派出机构。( ) 10.像指示一样，所有机关及其首长均有权发布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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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 12.错误的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 ) 13.真理的特性是它的客观性。( )
14.检验真理需要实践，还需要逻辑证明，因此，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 15.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 16.社会主义承认社会价值，否认个人价值。( ) 17.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 18，附加刑可以独立适用。( )
19.行政诉讼中只能采用合议制审判方式。( )
20.凡是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都能申请行政复议，凡是能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也都能提起行政诉讼。()
四、案例分析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1.潘某系某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国有)特艺科、包装科业务员。某年某月，某印刷社找潘某，要求调拨纸张给该社。潘提出白版纸、玻璃纸每令分别加收15元和25元“奖金”。印刷社领导研究认为，即使付“奖金”也比买高价纸张便宜，便同意潘的要求，印刷社先后9次向潘买纸，潘本人从中获款1万多元。另外，潘某还违反规定，先后五次向另一印刷厂低价卖出30多吨白版纸，从中获取好处费1万多元。
问：潘某前后两次行为构成了什么罪?
2.安某，男，45岁，某市前进印刷厂厂长。安某为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先后两次安排本厂工人非法制作上海霞飞日用化工厂已注册的“霞飞”化妆品商标印版，并为其他厂家印制假冒“霞飞”商标标识等10万余套，非法经营额达15万元，非法获得10万余元。
问：何为单位犯罪?对单位犯罪应如何认定与处罚?
五、公文改错题(请将下面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本题10分。) 1.以上意见，如有不当，请即批转有关单位执行。 2.今年底前后，全县预计能速造公路约100多里左右。 3.某市某局关于批复某问题的函
4.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少数腐败分子，把反腐败进行到底。 5.该犯持枪拒捕，当场将我武警战士刘涛同志击毙。 6.阿克苏县全县7个乡都种上了桃树。
7.这位经理十分精明，其做生意时特别善于谈判。
8.北京市的许多中学，在电化教学的状况下，教学质量有了提高。
7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9.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今夜有小到中雨。 10.这是一个部门全年的财力情况统计表。
六、综合分析题(本题20分。)
1.为什么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结合十六大报告，试论述如何“完善深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参考答案
(十三)
一、单项选择题
1.B 2.B 3.A 4.D 5.B 6.D 7.B 8.B 9.D 10.D 11.B 12.C 13.A 14.C 15.B 16.B 17.D 18.B 19.C 20.C 21.A 22.A 23.C 24.B 25.C 26.D 27.C 28,D 29.B 3O.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 2.ABCD 3.ABCD 4.ABCD 5.ABCDE 6.BE 7.AD 8.ABCE 9.BD 10.ABD 11.CDE 12.BC 13.ABCD 14.ACDE 15.ABC 16.BCD 17.ABC 18.ABCD 19.ABCD 20.AB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2O.×
四、案例分析题
1.【答案要点】潘某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上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面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潘某的职责就是管理纸张的销售，他在销售过程中巧立名目，从中索取“奖金”和接受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完全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再者，《刑法》第93条规定，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员论。潘某正好具备了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符合受贿罪的主体特征特征。所以，被告人潘某构成了受贿罪。
2.【答案要点】
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单位犯罪是指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利益，按单位的意志决定实施的犯罪。构成单位犯罪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②为本单位谋取利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单位内部成员假借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牟取个人私利的，不是单位犯罪，而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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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成员的个人犯罪。③必须是经单位决策机构作出的决定或由负责人决定的。若不是单位决策机构或负责人员决定的，应以个人犯罪论处。④构成单位犯罪，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刑法》第31条的规定：“单位犯罪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单位犯罪一般采用“双罚制”。本案中，安某身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无视国家法律，安排工人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罪，应依法对其判处刑罚，并对其所在单位判处罚金。
五、公文改错题
1.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准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2.今年年底前，全县预计能修建公路50公里左右。 3.某市某局关于某问题的复函
4，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腐败分子，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5.该犯持枪拒捕，当场将我武警战士刘涛同志杀害。 6.在阿克苏，全县7个乡都种上了桃树。 7.这位经理十分精明，做生意时特别善于谈判。
8.北京市的许多中学，由于使用了电化教学，教学质量有了提高。 9.湖南、湖北两省的部分地区今夜有小到中雨。 10.这是一张关于一个部门全年财力情况的统计表。
六、综合分析题 1.【答案要点】
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5·3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握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如果不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党的领导就会处于随意状态。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总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之中。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割开来或对立起来。
9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标准模拟试卷
2，【答案要点】
十六大把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十六大精神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实践证明，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江泽民同志精辟地指出：“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人基层，深人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广大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还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决策透明度，逐步公开重大决策过程。这有助于集思广益，吸取人民的智慧，使决策获得广泛的社会理解从而形成能够保证决策得到准确、有力执行的社会机制，使决策真正达到预期日的和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要建立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要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公开听证制度，凡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决策的重大项目要提前向社会公告，让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对涉及经济发展和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在全社会和党内开展形式多样的讨论，激发党员、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是要严格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和决策制度，通过民主程序决策重大事项，保证决策层的每一个成员享有同等的发言权、决定权。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都要经过领导集体内部充分讨论才能作出决策，有的还要经专家和研究机构充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平等讨论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特别注意倾听少数人的意见。要建立投票表决制度。对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形式的领导集体，按表决结果形成会议决议;对于实行首长负责制的领导集体，表决结果作为重要参考，由首长作出最后决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应做到记名投票表决，并记录在案，以检验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对重要人事安排的决策应做到无记名投票表决。 四是要完善决策的议事规则和程序。要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和决策后的责任制。各种决策的出台应有明确的程序，并要把体现决策中民主化程度的有关程序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改变由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决策方法。建立把科学论证作为必经环节的决策程序，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明确规定决策系统和其他系统的权力与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要相对分离。决策失误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或政治责任。
五是要充分发挥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要注意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囊网络，响的综合研究部门的作用，充实和加强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使它们真正成为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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