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慰藉留守儿童论文

摘要从农村的养老资源研究方面来看,研究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及医疗护理保健方面比较少。对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状况作了实地调查,分析了这部分家庭中老年人的养老基本状况,结果表明:这部分家庭中的绝大多数老年人除了要承担体力劳动以外,在精神上,他们也会感觉较为孤单,难以享受到传统家庭的那种儿孙绕膝的幸福感。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精神慰藉留守儿童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精神慰藉留守儿童论文 篇1：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摘 要：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具体表现在：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相当薄弱且极不稳定，其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老伴来完成，在精神慰藉方面老人们内心呈现出孤寂失落感与满足感并存的双重特点。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导致家庭和整个社区尊老养老文化基础动摇。构建和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应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着手。

关键词：社会转型;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人口流动

一、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期，在此变革过程中，人口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正在并将持续发生现代化转型，如人口流动频繁、家庭观念淡化、家庭功能削弱等等，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以“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省为例，2000年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为279.8万人，2003年达435万人，2006年达500万人以上，并且跨省转移就业人数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60%以上。2006年贵州省普定县有剩余劳动力8.6万人，外出务工人数6.9万人，跨省转移就业人数5.98万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6.7%，在跨省转移群体中又有60%以上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就业，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大转移、大流动”的态势[1](P23)。然而，人口外流在相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大大动摇，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状况。具体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状况及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如下5个方面的特征：(1)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中国还未建立全面的、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居民中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福利非常有限，特别是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村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地区农民的生、老、病、死及意外事故主要靠家庭承担，例如当地老年人的养老就主要采取家庭养老的形式，其社会养老水平极低。(2)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空洞化”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极其有限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们常常处于极贫极困的状态。由于生存的压力、求生的需要以及城乡间的“推—拉”力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迫切，转移力度也最大并将日趋加剧和常态化。从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不断弱化，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3)欠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最为薄弱。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投入产出比低下，利用价值不高，部分年老体弱老人群体无法通过土地获得养老资源。(4)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供给能力最差。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差，大多数是简单体力劳动者如“背篼”，从而自身收入低，维持自身生存也困难，难于赡养老人;由于自身生存艰难，不仅对留守老人的支助和关爱较少，反而还会加重留守老人负担，如大量留守儿童问题。(5)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转移性养老的可能性也极小：子女自己在城市生活都困难，不可能将老人接到城里赡养。因此，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基本概念界定和分析思路

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他们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即家庭养老。一般地，一个老年人有三种养老支持形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所谓家庭养老，是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由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网络作为养老支持力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其它方面支持的一种养老模式。从养老支持力角度来看，老年人主要依靠社会养老金生活的就属于“社会养老”;主要依靠自己日常积蓄、投资和劳动收入生活的则属于“自我养老”[2](P3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机能的衰老，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将明显下降，因此，自我养老只能算作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形式，本文中对其不予重点考虑。笔者所研究的农村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以上。

人口流动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很复杂，可以通过“养老质量”这个变量来具体衡量其影响的大小。“养老质量“反映的是老年人的需求与老年资源的供给和支持之间的关系[2](P50)。由此可见，养老质量的高低主要涉及到老年人和子女②两方“当事方”，从老年人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其内心满足感来评判，而从子女角度看则主要是以他们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来评判。依此思路，笔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影响的宏观层面分析

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可以分为一般性影响和特殊性影响。

(一)一般性影响分析

一般性影响又可以从经济供给、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来具体考察。

1.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经济供给问题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从理论上讲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对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不一定很大。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养老的经济支持是相当微弱且极不稳定的，我们可以从外出务工农民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两方面来分析其原因：(1)在养老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低，人际沟通能力和捕捉市场信息机会的能力不强，大多数人由于没有什么技术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如“背篼”，靠“天”吃饭，从而自身收入低，且工资被拖欠、人格受到侮辱和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有些会“钻”的农民工多出几个“铜板”的薪金，但是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可知，一个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较高，这是因为他要用所获得的较低的收入维持既定的平均消费标准。因此，这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一旦维持了所在城市的平均消费标准后就所剩无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持年老的父母呢?(2)在养老意愿上，由于子女独立门户，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相应的经济收支结构，他们会将劳动所得的微薄收入首先用于最急需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小孩的教育投入，然后才有可能想到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即使有些子女出于孝顺或者别的原因而事先挤出一点钱来赡养父母，但这种支持的力度较小且随机性较强，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常常会因为老人养老问题而互相踢“皮球”，老大认为老二的经济状况要好点应多支持些，而老二却认为老大是家里的长子理应多担当些。可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活中以各种理由或借口拒付赡养费的行为普遍存在。

2. 敢问子女们在何方?——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问题

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和生活照料，但是随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加快，由于年轻人的时间、精力、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子女们对老人的照顾明显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的脆弱性也越來越强。下面仅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得到的生活照料两方面来具体考察。

(1)在日常活动方面，欠发达地区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固定的闲暇时间，“活到老，做到老”，他们在晚年还要扮演着生产者和监护人的角色，即种地、带孙子女、做家务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三部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某天由于衰老或生病而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他们才“闲”下来。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农村老年人经常种地的占54.0%，经常带孙子女的占42%，经常做家务的占73%。

(2)在得到的生活照料方面，又可以分为平时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生病期间得到的生活护理两种情况。一般地，在家庭内部提供生活照料的主体是子女、配偶、自己、孙子女以及其他人5种类型。在有劳动力外流的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的老伴，比重大约为55.3%;其次是依靠自己，约为20.4%。不过对单身老人来说，53.3%的老人依靠自己照料自己，37.4%的老人依靠子女照料自己(如表1)。另外，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显示：身体健康者占38.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48.4%;身患残疾和卧床不起者占6.8%;其余的则身体状况一般。可见，有61.7%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疾病，并且他们在生活上的护理和照顾仍旧主要是依靠老伴或者自己硬撑着，单纯依靠子女照顾的并不多，除非是大病重病，甚至在某些时候老人们还要带病照顾孙子及其他人。出现这种负向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子女若从打工地返回老家一次非常不容易，有的可能是千里迢迢甚至还要爬山涉

水，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极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里“混”得确实不怎么样，所获收入非常有限，他们没有“资本”去孝敬老人，最终对远方的父母只能是“任其自然”了。

3. 谁是最“亲”的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藉问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包括适当的物质享受和身体健康，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心理上的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两代人在生活上时空分离，感情纽带变得松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

(1)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单调且高度趋同。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水、路、气、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水源污染厉害、道路崎岖不平，至今仍有部分地区未通电。所谓的电视、电话、广播对有些村民而言可能只是听说过，从未亲眼见到，至于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很多老人都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吃完饭就休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有也是非常单调的。据调查，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经常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赶场”、其次是“找人聊天”和“打牌”，再次是“看电视和听广播”，很少有人看书和看报(除非是退休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如教师、医生等)。可以想象，这样单调且高度趋同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很难排遣老人们孤寂的心的。

(2)两代人之间较少的互动频次消极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由于工作繁忙、假期短暂、路费高昂等因素的影响，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很少回家探望父母，特别是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一二年内才可能回家一次，平时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然而，这种通话联系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一方面是由于子女们在心理上认为家里一切都是平安的，没有必要打电话;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或拨打公用电话不方便而错过了向家里问安的最佳时间。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家里未装电话，他们也没有手机，接听电话通常要到邻居家去等候。即便有机会联系上，由于长途电话费太贵，他们也就长话短说了。当然还有少数的打工者一直跟老人进行“单向联系”，即子女有事能联系到父母，而父母有事或想念子女们时则很难联系到他们;还有个别子女自离家后就一直未主动同父母联系过，“跟失踪了似的”[3](P31)。这些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拉大了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加上某些子女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起到了负面影响。

(3)与街坊邻居的交流互动正向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人毕竟是社会人，哪怕是老年人平时也需要与人讲讲话、聊聊天，不可能长期闷在家里“自言自语”。一旦子女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后，他们就会寻找其它的“出路”，如“赶场”、“去庙(农村供奉菩萨的场所)里求神拜佛”、“到村里的商业娱乐中心(一般是当地小经销店)找人拉家常或说笑话”。在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时，顺便还能串串门、散散心。一般而言，老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经常交往的对象都是跟自己非常熟悉的、谈得来的、彼此间知冷知热且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街坊邻居。久而久之，这些老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就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群体”[3]，这样的一种亚文化可以很好地排遣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寂感和失落感，特别是还能保证对老年人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来自街坊邻居的精神慰藉大大超过了子女对老人们的情感支持。

(4)精神慰藉呈现出双重性。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他们内心上虽然感到孤寂和失落，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心理满足感相当高。为什么老人们的精神慰藉呈现出这样的双重性呢?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子女的经济负担很重，外出打工也不容易，能够平平安安就是福，“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所以他们总是抱着宽容、关怀、理解和体谅子女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精神慰藉问题。其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具有有限理性行为。在经济贫困的条件下生存是第一偏好，只有在满足生存的基本前提下才可能考虑“精神慰藉”。也就是说，受制于自身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他们目前没有过高地要求子女对自己的情感支持也许是一种理性行为。其三是由于年轻人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家，而父母也为图安静、少麻烦以及缓解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而自愿选择与他们分开生活，而子女外出务工正好成全了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其四是子女外出之后，老人们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那个生活了一辈子的“熟人”社会里，并通过其它途径寻求精神的慰藉，从而很好地排除了那种情感上的孤独和思念。其五是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心理支持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老年人因为孤独或者其它类似的心理问题所产生的依赖性需求，还有高层次的期待子女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成功的心理[2]。子女出门在外哪怕是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也算是满足了老年人的期待性需求，这种成就间接地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慰藉。

(二)特殊性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是生产经验、窍门的积累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和分配者，因此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或打工的结果不仅是增加了整个大家庭的绝对收入，而且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以及学会了本领。因而，子女在经济上、知识上和话语权上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父母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家庭地位，一些地区的老人们甚至不得不以子女们为轴心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长此以往，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就会慢慢被异化，严重缺乏凝聚力和稳定性。

2. 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大了子女养老的道德风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驱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一旦转移出去后与父母的感情纽带会随着两代人时空上的长时间分离而变得松弛，养老尽孝观念会慢慢淡化。在有些贫困的农村家庭，传统社会尊老敬老的“孝道”思想在子女们的心中消失殆尽，他们对待老人的行为非常极端，那种虐待老人、遗弃老人和互相推諉不孝敬父母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致使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这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严峻社会现象。

3. 农村劳动力外流悄然改变着整个农村社区家庭养老文化。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他们所见所闻都是城市里发生的“新鲜”事，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特别是随着子女们外出时间的延长和外出半径的扩大，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孝”文化在他们身上开始失落和消解，子女们普遍认为奉养老人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纯粹是其主观意识基础上的自觉行为[4]，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长辈的权威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一旦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就会将自己心目中变异了的“孝道”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开来，致使农村社区家庭养老保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尊老敬老养老的文化支持。

四、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在家庭内部，子女们要树立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和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要不断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以增强自己在城市谋生的本领;老人们尤其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相对低龄老人要想方设法从事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加自身的养老收入，又可以从劳动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消除孤独和寂寞感。另外，老少两代或三代人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轻经濟利益、重血缘关系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彼此间要用理解对方、关怀对方和包容对方的心态去生活。

2.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动员社区的力量为老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提供服务。建议有条件的村寨可以修建一些老年活动室，并购置电视机、电脑、各种棋牌以及健身器材供老年人娱乐，在这样一种乡情浓厚、充满人情味的村寨社区服务中，老人们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与其他邻居交流感情，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安享晚年。

3. 在政府层面，要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家庭养老的法制化是解决家庭养老运作随意性、差异性和管理难等问题的必然出路，鉴于部分人孝道日渐淡化的趋势，建议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内容作适当修订以增加一些实质性的处罚条款。另外，还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如《农村养老保障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原则、形式以及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养老的积极性;要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特点的社会养老制度，将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点是各地政府还要努力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外来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一些歧视性限制，切实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

注释：

①人口流动大致有三种原因，即外出务工、外出求学以及参军等特殊情况，本文主要关注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②这里的子女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实际上包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孙子(女)。

参考文献：

[1]王昌锋.贵州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R].贵州省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008.

[2]穆光中.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3]于占杰.农村空巢家庭养老保障实现途径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4]林建鸿.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家庭养老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5]皮建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责任编辑：孙 飞

责任校对：艾 岚

作者：李华红

精神慰藉留守儿童论文 篇2：

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状况调查

摘 要 从农村的养老资源研究方面来看,研究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及医疗护理保健方面比较少。对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状况作了实地调查,分析了这部分家庭中老年人的养老基本状况,结果表明:这部分家庭中的绝大多数老年人除了要承担体力劳动以外,在精神上,他们也会感觉较为孤单,难以享受到传统家庭的那种儿孙绕膝的幸福感。

关键词 农民工 养老 养老现状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在出现了严重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留守老人的问题,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问题堪忧,甚至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在2009年暑假期间,本人组织了一批学生,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走访调查了四川省宜宾县的五个镇即观音镇、古罗镇、白花镇、高场镇、商州镇等这些地方的农民工家庭,从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调查这些家庭中的老年人的养老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农村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现状

由于学者们对农村养老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关注较多,因此在这次调查中,本人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家庭中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籍方面,根据本人深入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农民工家庭的养老现状及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老人自身生活以及老人同孙子辈生活的生活照料现状。

在西部农村,农民工外出之后,留守在家里的老人们的生活照料就有了一定的困难。经过本人调查,留守老人中,年龄在60岁到65岁之间的比例为35%;65岁到70岁之间的比例为24.67%;70岁到80岁之间的比例为37.66%;其中80岁以上的所占比例为2.33%。这表明,7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的比例,这些老人们如果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话,他们的负担将会是非常繁重的。

关于农民工家庭的这些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问题,经本人调查,其结果为:身体健康者占47.3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35%;身患残疾的占2%;卧床不起者占0.33%;剩余的则为身体状况一般。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有37.33%的老人们是疾病患者,对这部分人来讲,他们更需要子女经济上、生活上的照顾以及精神上的安慰。

经入户调查,农民工家庭老人的居住情况为:有34%的老人是带着孙子一起生活;老年人夫妇一起生活的为48.33%;还有6.67%的老人是独居;仅有11%的老人是跟着已婚子女一起生活的(即在这部分农民工家庭里,夫妇俩不是同时外出打工,而是留下了一个照顾家中的老人)。这就表明,农民工家庭里的老人们处于独居、带孙子一起生活和老年人夫妇一起生活的所占比例为89%。从老人们的居住状况可以看出: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上困难时将会大部分依靠自己解决,子女在这一点上基本上帮不了什么忙。

留守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在入户调查中,当问及老人们遇上困难想找谁的时候,有11%的老人选择了找老伴,80.33%老人回答想找子女,7%的老人选择了找邻居,剩余的则为找干部和亲戚,可见对老人们来讲,在自己患病或是遇上较大困难时还是希望能找到子女,希望子女能照顾或帮助自己。

从对农民工家庭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情况等的调查可以看出,现在农民工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现状很差,很多老人基本上是处于无子女照顾的状态。

(二)文化和休闲生活等贫乏的精神慰籍现状。

关于农民工家庭的老人们的婚姻状况,本人的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有9.33%的老人已经丧偶。老人们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状况为:外出农民工一年回家一次的所占比例为32.67%;几年回家一次的所占比例为29.33%;在外打工不能回家的占8%;节假日来探望的占11.33%;能常来照顾的占5.3%;只有11%是在一起生活。这就表明能经常同子女见面并受到一定照顾、安慰的老人比例只有27.63%,其余的老人们则很少时间能感受到子女对自己的精神上的安慰。在本人的调查中,通过访谈,也有一部分老人表示,他们有时会通过电话和子女联系,但是一般来讲通话时间都不会太长,由于考虑到电话费太贵,也就长话短说了。此现象表明,老人们缺乏精神慰籍这一现状非常突出。

关于农民工家庭老人们的休闲方式,本人的调查结果为:有79%的老人愿意赶场,因为在这个时候不仅能够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可以遇上熟人或是亲戚,可以同他们聊聊天,顺便自己也能散散心;有64.33%的老人在家里的休闲为看电视;59%的老人在农闲时会和周围的人包括邻居聊天;15.67%的老人在平常把打牌当作是一种休闲;只有2.33%的老人选择看书报;甚至还有2.67%的老人承认自己没有什么休闲方式,家里也没有电视,自己身体不好也不经常出门,很少与其他人交流。从这可以看出,老人们最多的休闲方式就是赶场、看电视和聊天,在本人看来这不足以排解老人们的孤寂感。

对当地老年活动中心的情况,本人调查结果为:有20%的老人回答当地没有老年活动中心;有51.67%的老人表示有老年活动中心,但是没有去过;有19.67%的老人表示有活动中心并且还去过,表示常去的仅为8%。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当地的老年活动中心也并没有发挥其让老人们在那里娱乐、休闲的作用,老人们与他人的交往相应的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让老人们身心愉悦的目的。

关于留守老人对养老院的看法,本人的调查结果为:93.67%的老人认为自己有儿有女的不想去养老院养老;只有2.33%的老人表示自己想去,但是子女不让去;也有3%的老人认为养老院里面有人照顾,比现在好。这个调查表明老人们还是倾向于选择在家养老,由子女养老。

关于留守老人们对他们自己理想的养老生活的看法问题,本人的调查结果为:有57%的老人选择了与老伴一起生活,他们认为这样的话自己更为自由,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还能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有支配权,不过这部分老人多是属于身体健康而且年龄多数是在70岁以下的老人,而且他们也表示在自己不能劳动了或身体健康不允许的条件下,他们也会选择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有40.33%的老人选择了与子女一起生活,这部分老人则多数是属于70岁以上的,身体状况不佳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子女才会对自己耐心一些,自己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二、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农村老人的养老情况调查也发现,有一些农民工的经济条件较好,可以将父母接进城里同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城市生活既丰富又复杂,而且生活节奏快,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一般也会选择留在乡村,成为了留守老人。对这部分老人来讲,虽说不存在物质供养上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精神孤单,存在精神慰籍问题。

从调查看出,农民工家庭里留守老人们的养老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养老的精神慰籍问题。从调查数据看来,许多农村老人们愿意与子女一起生活养老,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庭养老更能让老人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解决养老的精神慰籍问题。

三、改善农村农民工家庭养老状况的对策建议

针对农民工家庭的养老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精神慰籍问题,本人认为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

(一)实行社区互助养老。

实行社区互助养老不仅能够解决西部农民工家庭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还能解决他们的精神慰籍问题。因为在实行社区互助养老时,首要的就是建立“社区”,而这个“社区”则是由老人们自愿组合形成的,因此,在这个 “社区”里,老人们之间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排解老人们的寂寞,解决老人们的精神慰籍问题。

(二)是实行家庭养老。

除了实行社区互助养老以外,还可以采用家庭养老,这也是可行的。因为,一方面,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几乎都是来源于家庭和亲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虽然传统上几代同堂的观念已经逐渐削弱,但是家庭和亲情对老年人的老年生活质量还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家庭养老在我国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因此,可以在实施社区互助养老的同时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老人的居家养老不仅可以满足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同时也方便子女为老人提供照料。

(作者: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行政伦理)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罗元文.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06).

[3]刘飞燕.居家养老: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消费经济.2006,(06).

作者：阳月华

精神慰藉留守儿童论文 篇3：

传媒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

【摘要】本文从农村留守儿童与大众传媒的接触情况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当今传媒环境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面临的困境，指出大众传媒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留守儿童的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行为进行引导，提升其媒介素养，并加强传媒行业的自律，使大众媒介不再是留守儿童获取精神慰藉的工具，而是他们获取知识、健康成长的有力帮手。

【关键词】留守儿童;社会化;大众传媒;媒介素养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农民工在自己进城务工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后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诸如户籍问题、住房问题、高昂的读书费用、社会福利无保障等等，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托付给年迈的父母或亲戚朋友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的局面，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由此诞生。2011年5月31日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全国留守儿童人数已经超过5800万，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1]。可想而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继续大量转移，留守儿童群体将会逐年扩大。然而，这些滞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生理、心理皆尚未成熟。同时由于长期的亲情缺失以及沟通缺乏，常会有孤独感，他们性格孤僻，对人和事多表现出消极冷漠的态度，迷恋媒介交流，通过频繁和长时间地使用媒介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特别是如今大众媒介高度发达与广泛普及，电视与网络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的闲暇时间，成为他们窥视世界的窗口和幼小心灵的寄托，甚至形成了某种依赖。但是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开始疏远人群，沉溺在虚幻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传媒环境下留守儿童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转变过程。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面临如下困境：

(一)缺乏亲情沟通，媒介交流成为精神慰藉。每个儿童都会遇到成长的烦恼，而大多数儿童在遇到烦恼和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向他们的父母和朋友倾诉或者寻求帮助。父母对子女关爱和呵护是儿童情感健全发展的基础。可是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多为隔代监护，接触的人群有限，他们大多缺乏沟通互动的对象。2012年7月我国发布的首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突出表现在学习焦虑、与人沟通焦虑、处事敏感、易冲动等方面。在他们遇到心理上或生活上的困惑时，不善于沟通，多会产生无助感，从而产生逃避现实的心理。久而久之，媒介交流则成为他们寻求精神慰藉、排遣孤独的第一选择。留守儿童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是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的重要时期。然而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得不到监护人及时有效的引导和监督，留守儿童接触媒介的动机并不是获取信息充实自我，而是寻求精神慰藉，如过度迷恋网络游戏，热衷收看一些成人化的电视剧，喜欢刺激、惊险的电影类型等。2011年7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郑素侠老师通过对河南省许昌县100名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电视和网络媒介在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接近半数的留守儿童使用电视的主要动机为消遣娱乐，内容上的偏好与动机是一致的：对观看“愉悦”的追求，使得他们有意无意地远离新闻和实用资讯，而转向能够转移他们注意力、让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不快乐的消遣娱乐类内容[2]。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大众媒介的首要功能是提供信息，然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它只是一个可以用来逃避现实世界的工具而已。

(二)媒介信息庸俗化，负面影响难以避免。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而社会环境中的媒体又是其重要因素[3]。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网络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全民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各种猎奇的、过分娱乐的甚至虚假的资讯充斥着电视网络，一些大众传媒生产的低俗化的文化产品，直接影响了留守儿童对客观价值的认知和判断。留守儿童的身心尚未成熟，接触人群有限，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下，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海量的媒介资源，他们不能有效地、自觉地进行过滤与筛选，无法对媒体所报道的人和事做出正确的、理性的评价。一些低俗的、不真实的内容，容易对留守儿童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心理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其盲目地跟风模仿，形成错误的人生追求。

传媒环境下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突围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复杂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心理情感乃至行为方式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解决。

加强对留守儿童媒介引导，提升媒介素养。在当今社会，能否正确使用媒介为个人生活和工作服务，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让留守儿童具有媒介理解与批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己，促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4]。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三方作为留守儿童获取知识、寻求关怀的主要渠道，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媒介引导。首先，家庭与学校作为直接面对留守儿童的第一战线，应做到相互补缺、共同教育。长期务工在外的家长应做到多与孩子沟通的同时尽可能地与学校建立联系，多与教师进行交流。学校将孩子在学习和成长中所遇到的问题、心理上产生的变化及时反馈给家长。同时，学校还可以在孩子放学离开学校后进行继续关注，例如定期家访，多与监护人进行沟通。

其次，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的“聚集地”，拥有其具体、详细、真实的第一手信息，而社会作为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推动者，二者应相互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应聘请专业人员对学校老师进行媒介素养课程的培训，组织志愿者对留守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教师要以身作则，参与相关培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树立对大众媒介的正确态度。教师要成为积极的引导者和共同学习者，帮助留守儿童共同理解媒介产品的内涵意义，提高留守儿童使用、判断媒介内容的能力。同时，学校应及时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情况、接触使用媒介等信息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以便及时调整教育方式、内容等。

加强传媒业的惯例，倡导行业自律。当今传媒界竞争日益激烈，为吸引眼球，许多媒体一再降低底线，传播大量垃圾信息，哗众取宠。这样一个浮躁的传媒环境，对留守儿童来说无疑是危机四伏。如何对留守儿童使用媒介、接收信息进行正确的引导，为其提供一个健康的传媒环境是当前大众传媒刻不容缓的任务。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媒体的管理，重视把关环节，严格审查传媒传播的内容，以保证大众传媒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各大媒体应积极传播帮助留守儿童增长见闻、树立主流价值取向的信息，生产适宜留守儿童身心成长的媒介产品。例如制作健康的青少年电视节目，使留守儿童在获取娱乐的同时也能受到教育，做到知识性、趣味性相统一。通过种种自律措施净化传媒环境，为留守儿童的成长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使传媒在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再是一个阻碍而是一种推力。

结 语

总而言之，如何处理好留守儿童社会化这一问题，父母、学校、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留守儿童为了逃避亲情缺失的孤独感，将自己沉浸在媒介所提供的幻想情境里，在媒介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安慰与满足，若是长期如此，必将不利于其社会化的正常发展。希望通过父母、学校、社会的通力合作，积极引导，提高留守儿童对于媒介的使用、理解能力，使大众媒介不再是精神慰藉的工具，更是帮助他们获取知识，健康成长的最有力的帮手。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也需要从自身的特点与功能出发，为留守儿童提供一片健康的乐土。

[本文为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09CXW016)及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

[2]郑素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3]瞿继辉.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分析[J].学理论，2010(22).

[4]杨靖.媒介暴力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J].当代传媒，2012(4).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郑艳

作者：郝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