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在青少年理想教育的运用浅述
[摘 要]英雄人物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伟大的革命精神，为青少年理想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英雄人物与青少年理想教育相结合，不但能丰富青少年理想教育的内容，而且能为新时期开展青少年理想教育提供独特载体、开辟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
[关键词]青少年;理想教育;英雄人物;传承运用;途径;意义
一、当代青少年对英雄人物的了解和认识存在误区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他们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的理想目标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教育青少年拥有正确的理想信念。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碎片化带来了些许问题，而且伴随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青少年受到不良观点和理论的影响，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青少年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一个国家、民族的英雄人物，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标本和精神典范，我们的历史怎么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怎么传承，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展现的。但是现在青少年对他们的认知非常欠缺。如：青少年对英雄人物的认识和定位十分模糊，他们认为只有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救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人才是英雄，而且青少年多是从书本上和电视中了解到英雄人物，对他们而言英雄人物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青少年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出现了混乱，相关的教育影响较小，宣传教育工作不够到位等等情况。所以，要运用英雄人物榜样示范作用来引导青少年，培养青少年远大的理想，并对他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以及集体主义教育。
二、英雄人物资源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
1.英雄人物是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英雄人物是人民革命精神与实践的积累和凝聚，它集中表现为勤劳勇敢、团结协作、开拓进取、拼搏创新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英雄人物对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通过英雄人物榜样教育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利于促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提升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推动青少年树立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使青少年心中形成最普遍、最具意义的文化认同。所以要深入分析英雄人物的价值作用，挖掘出深层次的内涵、铸就信念，传承精神，同時要着力巩固和壮大主流的思想舆论，引导社会热点，弘扬社会正能量。
2.英雄人物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形成和发展尤为重要，青少年的理想现状及发展走向，不仅对青少年自身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动力和保障作用，更维系着其一生的发展，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的面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现代化新兴媒体的发展，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都受到了强烈且广泛的影响。所以要将英雄人物与青少年的理想教育相结合，发挥英雄人物在青少年理想教育中的榜样教育作用，紧紧结合英雄人物的特点，围绕现当代青少年理想现状进行分析教育。
教育青少年学习英雄人物的爱国敬业精神，如今青少年接收到的信息是繁杂的，因此要培养青少年正确接收信息的能力，接收正能量，了解国家社会的现状，以激发其爱国主义情怀，立志成才回报社会;教育青少年学习英雄的艰苦奋斗精神，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提升，避免沉迷于享乐而忘记自己，要在任何时候坚定青少年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努力拼搏的意志;教育青少年学习英雄人物无私奉献精神，当今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不懂与他人分享，因此要学习无私奉献的品质，如此青少年在成长方面才能以集体利益为主，为他人着想。
三、英雄人物与青少年理想教育开展的途径
1.坚持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
学校是青少年教育的关键场所，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的主要渠道。所以学校应该将加强青少年理想主义教育，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少年这一教育目标放在首要位置。青少年理想教育将不再是单一的进行书本教育，而是从英雄人物方面着手。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学校教育方式多样化的发展，在新媒体时代下，学校教育对英雄人物传承与青少年理想教育的作用日益明显。第一，结合课程特点注重理想教育的渗透。理想教育由于其特殊性，应该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因而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都有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的任务。所以各个学科教师要克服单一的传授知识、能力的认识，积极挖掘英雄人物相关内容，丰富课堂教育形式，加强对青少年理想教育的渗透，与青少年在课堂互动中高效的传承英雄人物。第二，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形成远大的理想。以青少年的整体发展和表现为依据，对其灌输英雄人物无私奉献、不畏艰辛的精神，并紧密关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让青少年在进步与成功中重新认识自己。第三，尊重青少年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尊重青少年是教育青少年的前提，青少年在理想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教育。让青少年在一个平等、信任、尊重的教育环境中学习英雄人物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以轻松愉悦的方式让青少年学习英雄人物的崇高思想品德，使不同程度的青少年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第四，加强师德建设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在平时要注意自我修养，完善自我的人格，加强“身教”意识，因为教师的言行不仅仅反映了教师自身道德水平的高低，而且还时刻影响着青少年，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因此，教师们应该将引导青少年形成崇高理想，实现自身价值作为首要任务。
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理想教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专题讲解，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可以集中放映英雄人物的电视电影，促使青少年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可以让青少年自己动手查找资料、制作英雄人物主题板报，加深英雄人物对青少年的影响。通过这些途径帮助青少年端正其学习态度，使青少年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社会，从而培养其理想信念，促使其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
2.塑造社会理想教育环境
社会环境是全面育人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影响青少年理想形成的重要因素。青少年良好理想的形成与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周围的环境和一些纷杂的社会现象总是直接间接地、积极消极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而青少年分辨能力差，为了更好地让青少年健康成长，并形成良好的理想信念，就需要通过传承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运用英雄人物的影响力来提升青少年的理想观。第一，优化社会育人大环境。我国英雄人物众多，传承的也较完好，涵盖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可以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英雄人物活动基地，定期组织青少年到基地活动，加强教育效果。聘请英雄人物、解放军战士、离退休老干部以及关工委领导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丰富的英雄人物资源为青少年理想教育提供了依据，能更好地让青少年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迪，促进青少年了解课堂之外的知识和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第二，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对口挂钩、实地考察、参观纪念馆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教育活动。如：辛亥革命的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著名革命烈士江姐(江竹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英雄少年刘文学、赖宁等。利用这些完好的资源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让青少年在深入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感知英雄精神;在參观英雄故居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英雄。
总之，把握和遵循发展的规律，通过整合英雄人物优秀资源，精心搭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活动平台。运用科学方法，拓展教育空间，增强教育合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目标，最终使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青少年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理想、努力奋斗、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保证社会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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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瑞潇
9月25日，兵团司法局召开基层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近年来，兵团司法行政系统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职工群众，认真履行职责，在法制宣传教育、法律援助和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职工群众的法律需求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生动展示了新时期兵团司法行政干警的良好形象。 (斯穆芭提·萨提别克 黄伟华)
内容提要抗战前后时人历史教育观念中，人物教学尤其是英雄、伟人的教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反映出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时人的历史教育观经历了从“人的退隐”到强调英雄人物的教学，以加强精神训练、促进国民团结，并形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历史人物教材教学观。英雄人物的道德训诫作用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意志权威，表明抗战时期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个人与群体是历史之重要主体，其重要性和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党派的历史教育中各有偏向和侧重。在战争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是最便捷、最有号召力的民族文化符号，英雄叙事被社会各界强调并服务于抗战动员。
关键词抗战历史教育人物教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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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灵魂，在历史教育中人物教学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期因种种原因，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不断弱化，以致时人一度认为历史教育失去“精神的教训”作用，历史也不复为“民族灵魂的课目”。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历史教育作为孕育国人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观念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被社会各界所强调。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史地教育视为“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历史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由此，人物教学尤其是民族英雄和伟人的教学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历史教育主张的重要内容。对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梳理尤有必要，且学界尚未见专门著述。相关的研究有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其中对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有较为详尽阐述;黄兴涛：《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等等。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时人历史人物教学观之演变及其成因，以观照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本文所指称的“历史教育”更偏向于历史教育思想或主张且采用包含社会教育的广义概念。
一、“人的隐退”：抗战前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历史教育中人的隐退缘于“新史学”的兴起，后者主张弃“君史”重“民史”。“民史”代替“君史”反映出史学发展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如时人观察“吾国有清以前，皆君主政体，一切现象，自不能出其范围……及近代，君权衰退，民治大兴，故史重社会，尽改旧观。时代递变，思想斯异，此自然之趋势，非人力所能为。”姚公书：《论历史教育之重要》，《江苏学生》1937年第3期。以往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聚焦于帝王将相，进入民国后民治大兴，“新史学”提倡以整体的社会取代具体的人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
“新史学”与旧史学在史学的主体及其作用的观点上也存在冲突。“新史学”主张“摈弃名人传记及英雄主义的崇拜，他们的观点认为个人是不足以推动全社会，社会才可以支配个人”。而旧史学认为“伟大的人物与整个的社会的表现是相互对映的”。新旧史学家在教学观点上主张不一，意见纷歧，使得“一般教材的标准就无所適从”。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新史学”提出将“人类社会”作为史学主体，史学之目的在于探讨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英雄个体、历史人物的作用被抑制和弱化。历史人物在精神训练中的榜样作用也不再被重视，“从前的历史，大半为做文章取材料，或做事情取榜样，故史的内容，在热闹丰富。现在完全为认识人生，认识人类社会，所以史的内容，不在平铺直叙许多史事，而在忠实诚信指出人类社会进化之迹。”胡哲敷：《历史学科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10期。
人物教学中“群”概念的确立取代名人传记和英雄主义。梁启超等在推进“群”概念传播方面不遗余力，“合群”“群觉”“群力”等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言说的重要词汇。“五四”时期“群体”内涵注重促进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以形成整体的团结和觉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的概念则侧重于“养成或促进群体之成功与发展”。如常乃惪认为“历史最大的功用还是在群的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群体意识的方面，历史有唯一的功用”。常乃惪：《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学科》，《中华教育界》1930年第2期。他所指的建设群体意识即培养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历史教育观念中出现人的退隐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学人提出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的历史教育主张。1922年梁启超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一案，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3期。文化史或专题史的编纂方式有利于突破朝代、政治史的叙史方法，是“君史”走向“民史”的重要途径。赵玉森在其《新著本国史》中以文化发展为历史线索，其“划分时代，也从文化上划分”，将中国古史分为文化发育时代、文化推衍时代和中西文化融洽时代，提出“撰历史人的眼光，趋重在文化两个字”。赵玉森著，李石岑、陈铎校订：《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傅运森编辑，朱经农等校订：《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年。在课程上，小学设乡土科或社会科，而无历史一门。中学阶段初中虽有历史，但在高中必修科只教文化史。中学历史教育由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通史教学转变为注重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演变的专史教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多把政治史民族史分量损之又损，专致力于文化经济与各个社会问题，议论多而事实少”。1930年代初学人批判“此时期历史教育，退化了，无精神的教训作用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
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所包含的阶级意识和理论等，进一步淡化了历史人物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与事件的经济学解释结合起来，[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4页。成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其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从经济的角度揭露统治阶级的隐蔽动机，挑战后者统治的合法性。其体现出的经济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神化”历史人物的现象进行批判，强调人物及其所代表阶级背后的经济动因。李大钊批判“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他称这种治史方式是一种“神学”的方法。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他认为伟人、圣贤、王者、英雄是传统史学的主体，其功绩和神话实际上是特权阶级自身历史的书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彪炳史册并成为道德教化的典范，与其说是具有“超自然权力”，不如说是自身享有的特权使然。个人作用不应被夸大，而应关注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整体诉求。
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中个人的神话进行祛魅，个人被团体所代替。李大钊在其著名的《史学要论》中说：“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页。他所言的“团体”指由于经济关系利害相同的团体即阶级。个人只是考察团体、社会的探照灯。时人注意到唯物史观“以经济代替政治，以物质代替精神，以劳动代替统治阶级，以教化而为无产阶级护符，盛行于俄德，波及于世界各国。”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此种史观下英雄人物的精神榜样作用也消匿，随之被团体特征或阶级精神所取代。
相比于民初以来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对民众灌注的民族国家这类整体性概念，阶级概念更具体、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影响力巨大。时人称“其效力足以毁灭了以人，民族，国家，伟大精神为结晶的整个历史”。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此语虽夸张，但可见唯物史观以经济、阶级论弱化伟大人物和精神的历史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历史观念的革新。
与此同时，民国初年的疑古之风也对历史人物教学有一定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受此影响，史学界倡导大胆疑古的精神，用科学知识疑古辨伪。古史怀疑派以顾颉刚等为中心，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学者认为这种疑古之风进入历史教育领域有损历史的传信价值，称疑古派“倡言黄帝尧舜之事迹，均系后人所编造，而夏禹则为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乃自己划灭其民族光荣之历史，使国人茫然忘其祖先之所自出。”认为疑古之风“足以戕贼民族之自信力，而消失民族自尊之情绪”，甚至称此为“历史教学上最大之失败”。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1930年代的知识教育界部分人士站在提高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的立场来评价疑古辨伪对历史教学的影响，其批评不合实际也过于严厉。疑古之风在客观上可能弱化了历史人物的传信价值，有其破坏性的一面，但顾颉刚等在治学方面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方法值得肯定，其在建立科学信史方面的贡献不可抹灭。
由上所述，民初以来国内外政治和思潮的演变，催生了新的历史观点。一方面科学的历史观出现，历史教育注重从民族国家的整体角度来看待社会演进，并且注重经济文化专题，淡化英雄、人物教学。同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的独立地位，注重客观事实和进化观念，反对以往重视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训的鉴戒史学。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传播，阶级观念发展为意识形态观念，进一步淡化了历史教育观中具体的人的作用。李大钊1919年撰《我与世界》一文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李大钊：《我与世界》（1919年7月6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从反面犹可见民族、国家、阶级成为时人对历史与社会认知和言说的基本框架，个人消隐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整体化叙事中。
二、人物的回归：抗战时期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难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环境中，要图自救，要求国家或民族之复兴及完整计，非有赖于积极提倡民族主义的教育不可。”卿会：《改造民族性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3年第4期。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固然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但任何国家如欲维持其民族之对内固结力，及对外抵抗力，则不可不借历史以期认识本国史及外国史”。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
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并非就教育方法立论，而以目的、结果为准，其主要特征是重视精神训练以促进国民的觉醒和团结。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明确“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教育部关于国民党历届会议对于教育决议案及其实施情形之检讨总述》（1942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史地教育成为民族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初等教育通过史地时事及各种纪念会的讲解，启发儿童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中等教育则提倡国民道德，灌輸民族意识，以养成青年爱护国家、发扬民族精神之意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1938年8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说道：“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与地理。”史地教育被赋予“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之地位。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抗战时期“精神重于物质”，历史教育因时代内涵的变化被赋予重要使命。
历史教育最大的精神功用是培育民族精神。高良佐认为“民族教育之施行，最足培养民族之特性，激扬民族之精神者，则为历史教育”。高良佐：《民族教育与历史教育》，《建国月刊》（上海）1935年第1期。宋念慈则从历史教育孕育民族精神的角度阐发其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教学可“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力，唤醒民族自觉，努力共举与列强并驾齐驱，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平等自由”，通过“实行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以期达到复兴民族之标的”。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季刊》1936年第5期。曹明道则从国防的角度谈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是国防的精神要素，“民族精神是推动一切国防工具的原动力”。曹明道：《精神国防与历史教育》，《教与学》1936年第7期。
历史教育如何振作民族精神以促进抗战，知识界将目光投向具有典范作用的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抗战前历史教育对人物教学的忽略被众多学者批判。钱穆认为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教育，“至少当使国民对其本国史具一种温情及善意之看法与理解”。他明确提出历史教育要注重人物，“读史而不注重人物，断难把握社会的重心”。他批判“近人治史，好言文化及经济等项，对于人物贤奸，政治隆污，不暇深论。至于国家兴亡，或许认为帝王家事而忽略了”。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李季谷也认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宜以人物为中心……如泛论一代的风物制度，倒不如从当时的主要人物事迹出发，因而论及其时的思想风气及制度等等”。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1935年他撰文《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指出：“近十年来，初级小学中且无历史之课目，历史事迹仅在国语及社会二课目中偶然夹杂出之。”结果中小学生“对于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名将勇卒之为民族发扬光辉之勋功伟绩，嘉言懿行，往往不能一一道出”。“大部中小学生只知华盛顿，林肯之刻苦勤劳，惠灵吞，纳尔逊，拿破仑之孔武有力，而不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方孝孺，黄宗羲，顾炎武等忠勇义烈，为国效劳”。“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此丧失殆尽！”李季谷：《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中国新论》1935年第2期。可见，文化史或专题史的教科书编纂方式受到质疑，因其对于人类社会活动进化，认为“各方面都应视为平行的，等重的，不应偏倚”，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29年，第5页。不能凸显人物事件以进行精神教育。
知识界认为民族伟人、英雄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应该在历史教育中被充分重视。任职国立编译馆的郑鹤声认为历史教育可使学生“知道其本国之光荣，示以伟大人物之范畴，以鼓舞其爱国心”。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期。1936年陈训慈专著《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书，他认为历史教学的中心目标是唤醒民族自觉，而欲达此目的，“有关民族兴衰的名人事迹，实是最具体有用的教材”。他强调历史教学中重视民族名人的教学有重要意义，如通过举述中国历代伟大人物的重要贡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激发后人奋起自强的努力;讲述民族遭难中的忠烈事迹可以激发国人舍身报国的志气;介绍本乡先烈名贤的故事可以引起民众追慕先贤的深切观感。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正中书局，1936年，第1、8～15页。也有人则主张在讲授国耻史的同时，也应“适度介绍吾国往史中民族英雄的事迹，历代史乘中卫国捍民之民族英雄为数至多”。程炎泉：《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大夏周报》1936年第7期。民族英雄教育与国耻教育正反两相刺激，更能激发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还有学者从培育民族性的角度提倡伟人教育，“使人人深识其自己民族中历代伟人建设政治、开拓国运及制作典章创作文化之伟绩，而渗透于人人之意识中，而后能熔铸成一种卓然不拔的民族性”。漚庵：《历史教学之商榷》，《新江苏教育》1940年第5、6期合刊。人物的回归和英雄的凸显成为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的重要主张。
国难时期历史教育被视为培养人格的学问。历史的道德垂训作用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传达，即以事实启示、以人格感化民众。宣扬道德教化尤其某些特定的政治道德成为历史教育应有之义。1936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以殷逆（殷汝耕——作者注）叛变、汉奸叠出，因电中央……请明令全国教育界，以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材，藉正人心而挽狂澜”。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李季谷强调通过历史教育“正名斥邪”，指出“史之要义，端在劝阻”，他呼吁历史人物教学要歌颂忠义、标榜勇将能臣和“指斥奸雄汉奸”。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
1940年3月汪伪傀儡政权建立，在此背景下，忠义成为国难时期首要的政治道德。同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召开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时，从国家需要角度强调要发挥历史教育的现实性特征，呼吁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他指示“写史教史、重于考据，而写史教史之时，应特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之叙述”。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2期。“编辑一般史地读物”成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后者组织编纂历代名人传记丛辑、民族英雄传记丛辑、中国先哲传记丛辑等传记类通俗读物以教育一般民众。江应澄：《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近况》，《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历史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成为政府进行精神总动员的重要工具之一。参见郭辉、李百胜：《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也重新认识唯物史观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939年翦伯赞专作《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其著名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再版代序。他指出“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像我们在旧的历史著述中看不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他认为忽视人的创造作用的机械的唯物论是不可取的，并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等“闭口不谈个人”，认为他们“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领导大众从事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是“历史的司机者，或接生妇”。翦伯赞：《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第6、74页。由于抗战需要，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以论证“革命领袖”或群众领导者的合法性。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提倡的英雄伟人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肯定个人英雄主义价值的倾向，与之相反，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英雄和英雄主义是时代所需，但英雄的宣传教育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193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上海创办《学习》刊物，该刊是“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为团结教育和指导爱国青年学习的重要刊物。白蓁在此刊物上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方法，认为“实验主义者在历史中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大众’的历史之创造作用。”白蓁：《历史与历史科学》，《学习》1941年第10期。邓初民认为个人的英雄主义不足倡，“要使汉奸屈服在大众之前，不是屈服在个人的英雄之前。因此我们的行动，在原则上就离不开大众，离不开组织。离开了大众组织的行动，就一定要走到英雄主义方面去，变成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的，没有群众的光杆英雄，却决不能创造历史。”邓初民：《留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学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第2期。在他看来，英雄主义要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提倡及客观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民族主义历史教育难免会有冲突。部分学人从国家存亡的角度来看历史教育，认为教育方针为国家政策，历史教育应追随国家政策变动。因此，他们主张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精神教育要重于知识教学。为了调和价值冲突，他们将学术研究和教育层面的历史进行区分。如尹炎农在《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一文提出新旧史学对伟人英雄的对立态度并不影响历史人物教学，强调“以史观来研究历史是学术的问题，而历史教学乃是教育的问题”。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宋念慈也认为教育目标是富有时代性的东西，教育目标的订立应常随时代而转移，要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促成民族复兴。宋念慈：《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季刊》1936年第5期。历史研究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基础环节，历史研究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是进行历史教育的前提。然而如果在政治和社会需求下，片面追求教育功用，历史教育可能偏离科学史学的范畴。
因此，有些学者坚守“新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的立场。如胡适在历史与教育的问题上反对历史被教育问题所牵绊。他坚持民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及古史辨所引发的“偶像破坏运动”的必要性。1935年6月他在给陶希圣的信中，对后者提出的国难时期知识分子应从爱国角度对民族国家文化多作正面宣传，提出不同看法。胡适认为学术上允许“自责”，而在教育上被要求少“自责”而多“自吹”，属于两面标准。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要有承认事实的勇气，强调“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胡适：《致陶希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他呼吁“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胡适：《答室伏高信》，《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胡适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坚持客观主义的史学，其和民族主义史学家立场的区别，也是一个“平时”“战时”侧重点的问题，其立足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古史整理的推进，新史学尤其是客观主义史学迅速发展，史学剥离原有依附于经学时所具有的政治和道德训诫的外衣，逐步科学化和专业化。但是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民族主义化，其逐步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国民党以“提高民族自信”为由，统一和垄断民族历史叙事，打压客观主义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如在历史教科书编纂方面，课本编纂是学者的事情，而其能否通行却取决于政府。张荫麟指出有学者“编了一部至少在当时比较算是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因为其中有些意见和一位未曾读过多少历史，也不大肯运用神经系统的达官不合，那部书便在出版界忽然绝迹了，而且替它出版的书店也几乎受累”。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天津）1934年9月28日。历史教育的独立性受损，新史学推动下民众历史观念的革新和历史意识的活跃，却被利用和服务于加强国民党政治统治和政治动员。
三、民族的英雄人物：教材选择和教学观
抗战时期英雄人物被视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判定英雄人物的标准，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时人普遍认为民族英雄人物的宣传要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即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发扬民族荣誉。且这一时期“民族英雄”的定义泛化、标准多样，将之理解为未形成特定意涵的“民族的英雄人物”似更切合当时语境。另外，由于战时历史教育侧重本国史，教材中的英雄人物亦以本国本民族的人物为主。
历史上的忠勇义烈成为教材的重要来源，养成忠义的正气成为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尽己之谓忠，仗正道曰义。时人认为“忠义的价值，是在能放弃个人的利益，而谋求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正谊所在，虽牺牲其身命，亦所不惜”。时人列举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等誓死守卫故国的例子：史可法、黄道周本是清朝的敌人，然而乾隆四十年下诏褒扬明季殉节诸人，也包含史可法;而为清廷努力的洪承畴、钱谦益、尚可喜、孔有德等反贬为二臣。因此“忠臣义士，杀身舍生，虽属敌方，亦无不肃然起敬。反之，虽得利用于一时，必遭斥革于将来”。郑鹤声：《国难中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中国学生》（上海）1936年第1～4期合刊。历史上在政权嬗递和民族危亡中表现出精神大义的忠勇义烈，是历史人物教学的重要案例资源。忠与奸、荣与辱、功与过、是与非作为评价人们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充分辨析，有利于国人形成正确的忠义观和是非观。
顾倪非联系和区分古代英雄人物的“忠义”与现实的“忠”，主张实现从个人到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转换。他指出要恢复民族自信心，须阐扬民族英雄的气节，发扬民族固有的道德。所谓固有道德亦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他呼吁“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此“忠”不同于传统的忠于一姓一家，而是要忠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国家民族概念抽象不易把握，因此他提出要忠于国家领袖。“负抗战建国领导之责的，则为领袖，为国家民族的总代表。所以我们要效忠国家民族，必须先从效忠于民族的领袖做起”。对民族领袖的效忠表现为“服从法令，尽责任，守纪律”。顾倪非：《历史教育的价值》，《正言教育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许重远则认为要破除领袖的个人主义，发展领袖的民族思想立场，指出“务使儿童知保护民族权利、利益及发扬民族荣誉的，就是民族领袖”。许重远：《历史教学与“拥护领袖”》，《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时代进化，人类的观念也不断在变。按照现实需要而从历史中“寻找”和“推出”的英雄人物如何剥离原有的历史语境适应现实要求，顾和许两人的策略是置换英雄功绩服务的对象。在一家一姓的王朝时代，以帝王个人为本位，民族英雄大都是帝王功业的辅助和创造者;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对古代民族英雄功绩的宣扬则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基础上。
从宣扬历史上英雄忠义事迹到抗战中倡导对领袖的效忠，反映出意识形态对历史教育的渗透，古人成为现实政治道德的宣传工具。《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一文明确提出抗战时期的历史教学要点要“鼓吹民族伟人的事迹”“诋毁民族史上的汉奸”。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1937年第118期。再如王敬堂指出：抗战建国期间历史教育的要点之一在于发挥舍生取义的精神。舍身取义的精神是民族至大至刚之气的表现，“全国人民，若能都有这种精神表现，所谓汉奸，卖国贼，投降主义者，绝不会产生出来”。王敬堂：《抗战建国中之历史教育》，《经世》1940年第1期。还有学者提出对于历史人物忠奸之辨，宜强调有积极影响者，“在史实中对于人物之评骘，忠奸之辨宜清，但其事实之叙述，可详于忠者而略于奸者”。《中学本国历史地理课本编辑要点》，《湖南教育》1942年第25期。
忠义是历史人物成为英雄、伟人的道德前提。作为教学素材的英雄人物有丰富的分类和标准。抗战时期教育部出台征选历史剧本办法，“将历代名人例如帝王名将大臣及民族英雄等编为戏剧，以为历史教育之辅助”。入选人物的标准为“有功于国家民族者;能代表一朝代之特殊精神者;言行事迹足资国民矜式者。”《教育部徵选历史剧本办法》，《文史杂志》1941年第11期。朱杰勤将民族英雄分为对内发扬民族精神和对外表明胜利两类。对内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敌忾、鼓励抗战决心的代表有：宋末抗蒙鞑的张世杰、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抗战到底的史可法、驱除满清的孙逸仙及全面抗战中无数的民族英雄。宣扬对外胜利的民族英雄有“立功异域，征服异国的：如汉之张骞班超;明之郑成功和马欢。有挞伐外寇，扬我国威的;如明戚继光之破倭奴;郑成功之驱荷人;刘铭传之守台湾;冯子材之戰交趾;有出使外国，不辱国体的：如汉苏武困身于匈奴;唐郭子仪之单骑见回纥;清曾纪泽之折卫新疆事件，林则徐之力禁鸦片。”朱杰勤：《战时历史教育问题》，《黄花岗》1938年第5期。树立这些榜样意在激励民族自强自信，服务于抗战动员。
抗战的不同阶段学人所主张的英雄、人物范型有不同代表。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人格特征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抗战初期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主要列举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杀身成仁的复仇志士。他指出：书中所列举的人物“都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编书的本意》，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页。他编著此书是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关于古代英雄事迹的通俗读物，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抵御强暴。胡适认为张元济对英雄范围的界定偏向于消极防御，战后他给张元济的信中指出“大作所收八人，大都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他赞同张元济“提倡这种杀身成仁的人格的用意”，认为应该补充可以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如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魏征、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诸人，甚至觉得这还不够，“还想加上一些人，如孔子、墨子、汉光武、唐太宗、宋神宗”等。胡适：《致张元济》，《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7页。张元济和胡适的主张反映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点。前者作此书时为抗战之初，鼓舞国人抗战斗志成为该书主要任务;而战后胡适评价此书时，更重“建国”，做积极事业的人物范型成为宣传重点。
抗战时期历史人物的教学和宣传针对不同对象表现出不同的层次策略。民众和学段较低如小学、初中阶段的历史教育更倾向于以人物教学为主。北伐之后，民众的力量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和当局的重视。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口号，在社会上甚嚣尘上。要“唤起民众”，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从文化建设尤其是历史教育入手，“用历史来说明事理，最容易使民众接受”。“要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灌输他们的爱国观念，最好不发空虚的议论，把我们祖先的故事切切实实的介绍给他们。他们明瞭了过去的光荣，重新振作的精神自会油然兴起”。傅也文：《历史教育与民众教育》，《浙江青年》1937年第7期。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制定的《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中也专列“备战民众历史教育”一章，反映出高校对民众历史教育宣传与普及的重视。针对民众的历史教育以强调忠奸之辨，“正名斥邪”为重要内容：“表扬爱国志士事迹，以励人心”;“宜贬斥汉奸国贼，以儆效尤”。教材以浅近的乡土历史知识为切入点。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备战历史教育工作大纲》，《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111号，1936年2月20日。民族伟人的教育应多举述乡土史地人物，乡土史地中捍卫国家、捍卫地方的伟人或其遗迹是历史最好的教材。
学段越低，越重视历史人物典范的教育。顾颉刚以自身的教育经历关注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我回忆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十一、二岁时的为最深入。我最受感动的是《新民丛报》所载的《十五小豪杰》”。因此他很重视民族英雄的宣传，致力于编写名人传。1934年他给罗家伦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想做些小学生方面的工作。现已请人做了些民族英雄的古史，再请人画图……其总名拟为‘少年故事丛书’”。顾颉刚：《致罗家伦》（1934年2月），《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英雄人物在精神和行为导向方面感染力强，于中小学生而言直观、具体，易于被接受。
在学校历史教育中，关于英雄人物的教育在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最受重视。由于各个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历史教育在不同学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郑鹤声认为“小学程度，应以精神的陶冶为主，以伟大人物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的历史教育，精神陶冶与知识教育处平等地位，以人物品格、社会主潮为诵习对象。中级学校以上的历史教育则应趋重于知识研究，以社会制度，国家政教和国际外交为主要内容。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1941年第11、12期。因此教科书中关于英雄人物的书写较多地体现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许多小学历史课本直接以人物为纲。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姚绍华、金兆梓编校的适应1932年新课程标准的《小学历史课本》，“就社会科的立场，视发展儿童本位教育的需要，搜取富有兴趣而可代表的具体史实或人物印象，作为材料……”《历史课本编例》，姚绍华编，金兆梓校：《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33年，第1页。继而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纲展开叙述，从舜、禹、武王和周公开始，叙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一直到近代的孙文的事绩。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有改编教材的规定，战时教科用书编辑的工作重点即优先编战时补充教材。各科教材要注意战时教育的“适用作用”，要求历史教学须于本国史上过去之光荣、抗战民族英雄及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等项特别注重。所编的历史补充教材仅限于本国史，如增加关于民族英雄等历史故事之教材。《教部编辑战时补充教材近况》，《申报》1939年9月15日，第3版。关于民族英雄的专门教学更多是以补充教材的形式锲入学校历史教育中。为了加强英雄人物的教学，部定中等学校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师范（高中程度）和简易师范（初中程度）须有“中外名人轶事及史料搜集法”這一门功课，并编订与此相适用的师范生教科书。如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了卢文迪等编写的《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一书。该书是中华书局所编写《历史》中的第4册，专门介绍历史人物，包含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革命家、教育家、学术家、科学家和其他名人共80余人，其中本国伟人占大多数。卢文迪等编：《中外名人轶事、史料搜集法》，中华书局，1941年。
受教科书编纂体例及历史主义叙事风格的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行迹往往蕴含于历史事件中，因此教科书中的英雄叙事相对隐而不彰。这种英雄叙事暗含于教科书编写的整体脉络中，表现为将历史与民族同一化，历史变成“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如金兆梓认为本国史的意义就在于讲述民族集团的历史，“我们要晓得这民族集团现有的生活状况，就得先晓得这民族集团向来求生活的活动和其活动的经过——本国史。”本国史中有创造发明的伟人、或开疆拓土的帝王将相等统一被泛化地视为创造中华民族伟业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成为“中华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化身。因此，相对而言，教科书的英雄叙事体现于历史编纂中，而立足于社会教育的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则有明显将教科书中的“平实”人物“英雄化”的色彩。也因为如此关于民族英雄的教育在战时以补充教材的方式进入到学校历史教育中。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立场不同，人们对英雄的认定标准和宣传教育也表现出很大不同。中共所塑造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凸显“人民性”“群众性”特征，认为人民是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创造者。陈伯达指出，在历史发展中“有一种先知先觉的人物，站在历史前头，作为人民的向导”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些人物有墨子、岳飞、李秀成、孙中山、李大钊等，他们为人民、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他们就是人民的英雄。他号召青年要“立志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成为真正的民众英雄，而且一定要成为民众的英雄，才能成为最好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的英雄论述和宣传教育中，民族英雄首先必须是民众英雄。如何成为民众英雄，他指出要能够扎根于民众中间、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战，“鼓舞民众救国革命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具有“随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陈伯达：《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晨光书店，1939年，第45～47页。
相比于国民政府和教育界对“古人”的重视，中共和左派知识分子更重视现代史的“英雄”宣传和教育。1935年8月方志敏殉难，1936年陈绍禹（王明）著《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表达了他对“英雄”的认定标准。他认为方志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发挥了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方志敏“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为主义殉难，是共产党员的特殊风度;为坚强信仰而至死不屈，为相信事业而终身奋斗，为人格气节而视死如归，是人类中最优秀代表的英雄气概。”他称方志敏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模范”“土地革命的优秀领袖”“抗日民族英雄”。陈绍禹等：《民族英雄方志敏》，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1936年，第4、37页。
中共所宣传的英雄类型丰富且更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其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形成情境化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英雄人物的平民化是中共英雄人物教育观的最显著特征。以中共对“抗日英雄”杨怀英的塑造为例：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编著《民族英雄杨怀英》一书指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涌现在对敌斗争、生产、学习和拥军优抗各方面的英雄模范是不能以千百计数”，晋察冀边区妇女联合会选编：《民族英雄杨怀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时间不详，第1页。并将杨怀英作为这类英雄模范的鲜明代表加以宣传。在中共组织的对敌斗争、生产和学习、拥军优抗活动中表现积极且有重要贡献的群众代表，均被其视为英雄模范。这反映出中共建立在“群众史观”上的英雄观和英雄主义。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号召他们要进一步在工作中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5页。毛泽东和中共特别重视教育和组织民众，塑造“平民英雄”是他们团结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激励措施。相比于古代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化，现实中“平民英雄”的情感带动似乎更具动员力量。吕振羽以宋末抗元事迹为例，其热情表达了对张世杰、陆秀夫、罗开先、文天祥等民族志士的钦佩之意，并有意淡化他们的“贵族性”将其“民众化”。他说，宋亡之际平日高谈“孔孟之道”的高官、大将、贵族大都皆逃跑投诚，而具有民族气节的殉节志士都不是身居要位的重要人物，由此可见，民族斗争的伟力蕴含于一般民众而非个别伟人中。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36、137页。
抗战时期英雄和人物范型的分类和标准多样，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各有侧重。社会各界皆重视通过历史人物的教学宣扬某些特定的道德规范以动员和团结抗战。这些道德规范中忠义是基础，为抗战环境中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训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重视英雄伟人的国家和民族属性，而中共则强调英雄人物的人民性和群众性。相比于国家法令，英雄人物的典范教化呈现出道德性质而非命令性质，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其建立在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抗战环境下道德垂训重新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通过历史人物复兴传统道德也是国民政府进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侧重点。客观主义史家和唯物史观派等延续了“五四”启蒙诉求，对“东方文化”“精神生活”等之类表述，一直保持高度警觉。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仁“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英雄人物教学的受重视更多是现实政治因素的诱导，而非科学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结语
抗战前由于政治变革、“新史学”的兴起和唯物史观的传播，学人历史教育观中的人物教学一度被弱化。个人被团体、阶级和民族国家叙事所取代，历史教育的道德训诫作用淡化。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为社会各界所提倡。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要想團结社会各界抗战，必须在思想上能够领导、凝聚全国人民，于是从历史伟人、英雄中寻求道德和行为典范。从现实需要出发的民族英雄和伟人叙事，实现了从王朝背景下个人本位到民国时期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转换。历史教育的精神训练作用被强调，英雄和模范人物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成为历史教育教学、宣传的重要内容。学校历史教育如历史教科书通过叙述伟人伟绩、民族英雄之史实、帝王将相之远略与事功等证明历史上中华民族之优越，以培养民族自尊和自信。不过，国民政府和教育界所举述的这些历史人物表现出一定的“贵族性”、不够“平民化”。与之相反，中共提倡的英雄人物与其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强调人民属性，具有平民化和现实化特征。中共逐渐形成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叙事。
思想和表述蕴含于历史之中。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的教学从民初的弱化到抗战时期被强调，此种变化主要受政治、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民初社会分裂，威权失坠、民权兴起，对英雄、人物教学和宣传需求较小;而在战争年代，时势唤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资源在激发敌忾同仇之斗志、树立民族自信方面有典范作用。强调英雄人物的典范作用、提倡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固属必要，然而其本质终究只是知识分子以文化改进社会的一种救国思路。吕思勉曾指出“现在普通人之见解，以为只须训练人民，使之健斗;又或标榜一二民族英雄，资其矜式;使尽提倡民族主义之能事，则可谓虑浅之至”。他还是强调民族整体的力量，“从古以来，人民无以一人之力与异族斗者，皆合若干人为一团，以与异族斗”。可是非常时期他又不得不承认“群之和重于一夫之勇，虽不能彻底改革，亦不可不有事焉。”《论民族主义之真际》（1935年），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吕思勉认为民族自强的根本之道在国家本身的政治刷新、社会组织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政府立场的历史教育褒扬民族伟人、伟业，过于强调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性，表现出一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叶蠖生批判国民政府是从唯心论的立场“强调精神动员的作用，企图从历史教育方法来提高民族自信心，激起爱国的热忱，以增强抗战力量”，这种途径自然有可取之处，但其“发展为一种读史救国理论”。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2、3期。此时期的历史人物教学成为精神动员工具，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初以来奠定的科学史学发展路线。不过，抗战时期由于汪伪政权的产生和汉奸的出现，国民党出于维护正统和法统的目的，提倡发挥民族固有道德，尤其强调“忠义”的政治道德，以历史英雄人物为号召，凝聚人心，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作者：邓燕
1 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 名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刘胡兰的故事 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刘胡兰。
生平
■10岁参加儿童团，不到14岁便入党，当上了区的妇女干事。躺在铡 刀上时，尚未满15周岁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3 抗日英雄王二小
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4 董存瑞的故事 名言：“为了新中国，冲啊!”
旱河上，巨大的桥型暗堡中向外喷吐着罪恶的火舌;桥型暗堡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巍然挺立，单手托举着炸药包，导火索燃烧着，冒着青烟哧哧作响，战士高声呼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喊声，震撼山河;这喊声，穿透硝烟，成了千万人的呼喊;这喊声，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董存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1954年，隆化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董存瑞烈士，修建了董存瑞烈士陵园，198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年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定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民政部、国家教委、团中央、国家文物局联合定为全国百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97年，被列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5 黄继光，
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名字， 为了祖国的荣誉，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那是在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黄继光所在部队在进攻597.9高地主峰的时候， 遇到了敌人几个火力点的压制不能前进，
战士们屡次突击，伤亡惨重，但都被挡了回来;
眼看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天快要亮了， 如再拿不下火力点，攻下主峰， 我军的战果将全部丧失， 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
他——黄继光，毅然挺身而出， 满怀必胜的信念，
带着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几个火力点被摧毁了，
但还有一个射孔的机枪在疯狂扫射，
这时，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受伤了， 手雷掷完了，黄继光自己身体也多处受伤，
在这枪林弹雨中， 面对这重重的困难，
黄继光用尽全力，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毅然顽强地爬向火力点，
在接近火力点不到10米的时候， 我们的英雄勇敢地站起来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和振奋啊!
这时，黄继光仿佛感觉到，他的身后， 战士们正急切地看着他， 祖国人民在注视着他， 朝鲜人民在盼着他;
只见他像钢铁巨人一般， 慢慢地向火力点靠近，
奋不顾身地向火力点扑过去，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火力点拿下了， 任务完成了，
上甘岭战役胜利了，
但我们的英雄却壮烈牺牲了。
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 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他的光辉事迹，
谱写了一曲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赞歌; 他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
闪烁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6 邱少云的故事
邱少云(1926～1952)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出生于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作战。1952年10月，为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担任了发起冲击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日上午，敌机向其所在的潜伏区进行低空扫射，并投掷燃烧弹，飞迸的燃烧液燃遍全身。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牺牲后，被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7 江姐，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江姐的故事是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江姐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那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豪迈的英雄气概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故事叙述只有10岁的江姐，身材矮小，枯瘦，为了生活，被迫去做工。高大的机器，她够不到，干活时必须做在特制的高脚凳上，稍有疏忽，就会被皮鞭抽打。看到这里，江姐童年的美好时光却在轰轰的机器声中悄悄流逝。
但江姐十九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江姐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豹，他们用特制的四楞筷子，放在江姐的手指中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还边恶狠狠的对江姐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在凶恶的敌人和夹棍面前，她丝毫不怕。但是不管江姐她怎样反抗，都敌不过凶恶的敌人，最后，江姐还是被惨无人道的敌人杀害了。
8 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9 杨靖宇的故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伟大民族，有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遇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便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不惜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军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14年的艰苦抗战，东北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群众死伤数百万，抗日联军也损失惨重，无数民将地英勇牺牲在战场上。不过，残酷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锻炼和和造就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在这无数的战斗英雄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最让我感动，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杨靖宇。
民族英雄杨靖宇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胃肠里尽是未能消化的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寇无不震动。他用鲜血浇灌着和平之花，用生命捍卫了人类的正义
抗击"非典"的英雄人物事迹
邓练贤生前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2003年2月1日，他连续工作15个小时，因抢救病人感染致病。2003年4月21日光荣殉职，终年53岁。
叶欣生前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直到病倒前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在抢救患者的过程中不幸受到感染，经抢救无效，于3月24日光荣殉职，终年46岁。
梁世奎1970年8月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内科工作。在不幸被感染非典型肺炎住院期间，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心中想的还是别人。2003年4月24日上午，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治疗无效，梁世奎同志光荣殉职，终年57岁。
陈洪光1987年从广东医学院毕业到广州市胸科医院工作，亲手组建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并担任主任。在一线抢救病人的7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亲自为100多名危重病人插管上呼吸机，经常会被病人喷射出的痰液、分泌物污染得一身一脸。4月16日，陈洪光同志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虽经全力救治，终因病情过重于5月7日凌晨不幸殉职，年仅39岁。
李晓红生前系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役中，她连续奋战6天，不幸被感染。4月16日凌晨，终因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29岁。
写作储备室
1、开头：写你最敬佩的人是谁?并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如：
①古往今来，有多少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尊严、祖国的荣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谱写了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篇。我最敬佩的英雄XXX就是其中一员。
②自古以来，我们祖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人，有爱迪生，周总理，刘翔等，他们的事迹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我最敬佩的人是XXX。
③我读过很多名人故事，其中最让我敬佩的还是XXX。
④古往今来，中国出现了不少爱国烈士，如岳飞、文天祥、秋瑾、徐悲鸿......但最让我敬佩的人是XXX。
2、中间：写人物的英雄事迹(即列举名人最让你崇敬的一件事)
3、结尾：写杰出人物身上值得你学习的精神或他的事迹给你什么启 发。如：
XXX的这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国牺牲/为了捍卫国家的荣誉......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
容国团(1937～1968)，祖籍广东中山(今珠海南屏镇)。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中国乒坛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
1956年容国团以2∶0击败来港访问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队的主力队员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联乒乓球队参加全港比赛，一举夺得了男子单打、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这一年他随父亲回广州定居，考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年他代表广州参加全国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获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在技术方法上，容国团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入选国家队后，苦心练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很快形成了“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1959年3月，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多特蒙德拉举行。容国团代表中国参赛，在男子单打中，最后与九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争夺桂冠。针对西多肥胖的身材，他发球长短兼施，配合拉侧上旋，把拉杀的角度加大，在先输一局
1 情况下连胜三局，战胜西多。容国团的名字第一次刻在圣•勃莱德杯上，为中华乒坛健儿首获世界冠军者。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在3∶4的不利情况下，容国团淌下了眼泪。女队员丘钟惠见了就问他，他回答说已负了两局，随即激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振奋精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为我国立下战功。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流传开了。
值得学习的地方(精神)：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
詹天佑(1861 –1919)，广东南海人，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
2 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李四光，(1889-1971)，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刘翔
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以12秒91的成绩平了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这枚金牌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书写了中国田径新的历史! 刘翔的一跑，说明黄人也能飞。“人种论”就像麻醉剂，当日本足球、韩国足球、日本的男
3 子游泳、马拉松等项目悄悄地大踏步地向前迈进的时候，中国足球、田径、男子游泳等很多项目还在这麻醉剂的安慰下浑浑噩噩地虚度光阴。刘翔对中国体育的贡献是田径短距离径赛项目的突破;对于世界体育界，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人种论”的偏见，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谁说中国人不能进入世界前8名，我，是世界冠军!” 而且针对刘翔平了世界纪录这一点，还说黄人不仅能飞且飞的一样快。而且刘翔因为年轻有着不可限量的未来，特别是2008，我们期待刘翔再突破0.01秒——看来这是很快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就是黄人不仅能飞且飞的更快了。
袁隆平江西省德安县人。
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带领学生下农村生产实习，目睹了农村粮食短缺、群众生活困难的现状，决心从农作物品种改良入手，探索科技兴农之路，与饥饿和灾荒作斗争。 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按照他们经典的理论，以及当时国际上的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实验没有任何意义。袁隆平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休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64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优势非常强，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他设想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法，来代替人工去雄杂交，生产杂交种子，并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讯》1966年4期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
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华罗庚毅然回国
1950年，华罗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在“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带领全家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
4 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这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战斗英雄黄继光血战上甘岭
黄继光是抗美援朝英雄。在 1952 年 10 月 19 日上甘岭战役中， 黄继光所在的营奉命反击 597.9 高地。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 部队在零号阵地半山腰被敌机枪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这时，站在 一旁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爆破任务，他坚决地说：“请把这个 任务交给我。只要我能动弹，就一定能完成。”他立即提起手雷，勇 敢地冲向敌人的地堡。敌人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周围，黄 继光用手雷炸毁了敌人的几个火力点后， 敌人的一残存火力点还在顽 强抵抗，部队前进依然困难。此时，黄继光身上已经 7 处负伤了，手 雷也已全部用光。为了完成任务，减少战友们的伤亡，黄继光猛地一 下爬起来，像虎一样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正在扫 射的机枪射孔。他用年轻的生命为反击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在黄 继光壮烈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反击部队迅速夺回了阵地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
5 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邱少云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出生于四川铜梁。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作战。1952年10月，为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担任了发起冲击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日上午，敌机向其所在的潜伏区进行低空扫射，并投掷燃烧弹，飞迸的燃烧液燃遍全身。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壮烈牺牲。
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的意志力，为祖国、为整体、为胜利而忍受了肉体的苦痛，以至到最后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舍身为国，即使牺牲了也不害怕，只是咬牙坚持。被烈火灼烧身躯那是多么痛苦啊。而他却能坚持住，他的心里有一种意志力，为了祖国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真是应了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恩来
1910年春天，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自忠
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狼牙山五壮士
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6 李宗仁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岳飞(1103——1142)，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一、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罗盛教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某部侦察连文书。1952年1月2日晨，一个名叫崔莹的朝鲜少年不慎掉入2.7米深的冰窟，罗盛教听到喊声，冒着-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几次把崔莹托出水面，又跌入水中。最后拼尽最后气力，把崔莹顶出水面，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罗盛教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将其献身的栎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崔莹的家乡也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他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并在山上建立了罗盛教纪念亭和罗盛教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二、重于泰山的革命战士——张思德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为掩护战友而牺牲。9月8日，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专门撰写了纪年文章《为人民服务》，对张思德给予了极高评价，文章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一、坚守阵地出色完成阻击任务的——杨根思
杨根思，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曾多次立功受奖，曾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1950年光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全排战士先后多次打退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8次疯狂进攻。当美军发起第9次进攻时，杨根思抱起最后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战后被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将他生前所在连命名为“杨根思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朝鲜政府还在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
二、严守纪律为国捐躯的——邱少云
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秋季战术反击战中担任潜伏任务，敌人发射的一颗燃烧弹正落在离他不到2米的地方，四散飞迸的火苗慢慢烧到了他的身上，此时，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向后一滚，身上的烈火就可熄灭。但为了不暴露部队的行动意图，也为了战友们的生命安全及整个战斗的胜利，他严守潜伏纪律，在烈火烧身时，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坚定地趴在地下，一声不吭，岿然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燃烧了30多分钟，最后壮烈牺牲，死时手指头已全部插入地下。邱少云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
王杰，山东金乡县人。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辅导江苏邳州张楼公社民兵投弹演习时，一民兵将拉了弦的手榴弹投到了人群中，危急关头，王杰用身体扑了过去，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被挽救了，王杰却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为他题了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部队为“王杰部队”、其所在班为“王杰班”。
六、勇拦惊马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欧阳海
欧阳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班长，1963年11月18日，随军野营训练，路过京广铁路时，一匹马受到呼啸而来火车的惊吓，突然蹿上铁路，在即将与火车相撞的危急时刻，欧阳海奋不顾身将马推出铁路，避免了列车出轨事故，保障了旅客安全，自己却壮烈牺牲。
南河小学 五年级三班 王玉芝 “黄继光，毛岸英，狼牙山五壮士周恩来总理……”每当提起这些名字，我总会产生一股敬佩与感激之情，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他们的英雄事迹怎能不让人感动?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 黄继光让我感动。当一门门大炮射向阵地，他用自己的胸膛为同志们挡住了炮弹!用自己高挺的胸膛告诉敌人：“中国人是不会倒下的!”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精神吗? 当美军的轰炸机对着朝鲜的土地狂轰滥炸时，他冲出火海却又义无反顾的冲进烈火燃烧的房子去救一位朝鲜的老妈妈，但是却再也没能出来的英雄。他是伟大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如果毛岸英还活着，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救朝鲜老妈妈呢?”我坚信，他一定会说：“因为我爱朝鲜人民，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狼牙山五壮士也让我潸然泪下。当队伍被鬼子包围时，他们毫不犹豫的引开鬼子，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啊!当他们跳下悬崖时发出的那一声他们用生命谱写成的最后的呼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似乎在向那些侵略者昭示：“中国会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太多了，我们的多少华夏儿女献身于战场，创造出了数不清的英雄事迹，向侵略者们展示出了中国解放军战士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永不言败、热爱祖国的美好品质与精神!
人民为他们自豪!
党为他们骄傲!
中国为他们而无比荣耀!
通过认真学习英雄人物的道德模范事迹之后，我的“榜样”词典里又多了很多闪光的名字!从而有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涌动、翻腾。我十分感动于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的业绩;感动于他们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感动于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感动于他们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标兵。
通过学习，我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向道德模范学习，要学习他们刻苦钻研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日后的学习生活中去，坚信定能逐步走向成功。
模范的事迹告诉我，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争创一流的干劲。刘国红是贵阳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四车队三班班长，一名的普通的士司机。多次在营运中做好事、见义勇为。李远红带着许士强改嫁，和现任丈夫蔡德全开始共同抚养幼女，照顾瘫痪前夫，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真情故事。 “保姆妈妈”李泽英带着卓遵琴抛下的卓欣和卓欢(双胞胎弃婴)，艰辛地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如今卓欣和卓欢慢慢长大了。现在，她带着姐妹俩和自己的孩子，用汗水和劳累兑现自己的承诺。李志勇是一名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村民。他平常就乐意帮助和关心别人，他始终认为帮助别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是人间正气。近六年以来，李志勇先后抓获抢窃手机、项链、耳环的犯罪分子就达9起。他总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精神去和一切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感人故事等等。
二，向道德模范学习，要学习他们工作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在工作中很多细节不容忽视，唯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业务精湛，兢兢业业，他参加工作后，在基层工作，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学习老同志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工作细致认真，一丝不苟，受到大家一致赞扬。他们除正常工作时间外，常常中午不休息，夜晚加班，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他终于病倒了，在领导、同事和朋友的关怀鼓励下，最终转危为安，完全康复，创造了生命奇迹。
三，向道德模范学习，要学习他们坚守忠诚的品质。
坚守忠诚是一种习惯，是忘我的投入，是创新的前奏，是一种道德信念，他们对待工作一直是坚守忠诚的态度，他的工作环境艰苦，办公条件差，生活清贫、枯燥、寂寞但这些都没有让他退怯。他每天在完成本职工作后，都坚持学习水文业务知识和专业理论，记录大量的读书笔记。长期的勤奋学习、刻苦练兵，他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曾两次在全国大赛上大显身手。他勤奋敬业，不懈追求，平凡的岗位见证了水文工作者的奉献和忠诚。
四，向道德模范学习，要学习他们持之以恒的品质。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然而张宗良的事迹告诉我们，一辈子做好事再难，他也要做!张宗良多少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回保才，回保才老人是一名受过伤的残疾军人，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了左臂。张宗良从小就崇拜英雄，崇拜那些在战争时期扛过枪、立过功的抗战英雄。了解到回保才不幸的经历，他真正的走进了他的家，冬季为回保才老人买煤取暖，夏季为老人做足防暑防雨工作，每次去老人住的地方他都要把所有生活垃圾都清理干净，每一个节日都提前为老人准备好过节的东西，数年如一日，成了老人家里的义务维修工和服务员。
我作为一名大一学生，在经历这次精神教育和学习后，像是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为我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明确了如何做好教育管理，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人生的又一新开始增光添彩!
抗疫英雄的人物事迹
(一)
目前，新冠肺炎重症人数占确诊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治愈率也显著提高。*月*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重症医学专家。17年前他曾参与抗击非典，17年后他再次站到抗疫一线。他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童朝晖每天要巡诊两到三家医院的重症病房，除了武汉，还要奔赴孝感、黄冈、黄石、鄂州等地指导重症患者救治。每到一个床位，他都会向主管医生和护士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督促医护人员专注于每一个诊疗细节。
17年前，童朝晖在北京临危受命，担任SARS病房主任，收治近百例非典患者，无一病亡。17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请缨来到疫情一线。
刚到武汉时，童朝晖用了两天时间，把当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三家医院的收治情况摸查了一遍，并做了详细的查房笔记，总结新冠肺炎的发病特征，为后续来到湖北的重症医务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目前，湖北已汇集了**.*万多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
每天在不同医院的重症病房之间奔走，分析病例、参与救治，忙碌之余，童朝晖还会及时整理发现和思考，写下诊疗日记。关口前移，就是他和专家们经过临床观察和研讨之后，提出的重要诊疗建议，已经纳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多重症患者都在逐步恢复中。
白天忙完病房巡诊，晚上回到驻地，童朝晖还会和国内外的同行们交流会诊心得，探讨和分享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
童朝晖是湖北黄冈人，父母就住在离武汉两个小时路程的黄冈蕲春县，而来武汉的这50多天，童朝晖却没进过一次家门。母亲发来微信说：你听从党的召唤，从北京来到武汉。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二老在家不出门、不串门，你不必担心，就是守望你早日归来。
抗疫英雄的人物事迹(二)
“阿姨，您的处方单是以前的，药店说需要新的处方单才能开药，请您让主治医师再开一张发过来吧”“叔叔，您要的药没有了，看看这种行不行”……在武汉市汉阳区晴川街的一家药店，19岁的张玉欣(见图。资料照片)一边跟店主报需求，一边联系居民询问购药的细节，忙得不可开交。
张玉欣是武汉本地的“00后”大学生，疫情发生后，她主动到社区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主要负责给居民买药送药。“之前有过志愿服务经验，现在我们的城市遇到困难了，我想继续为家乡人民出一份力。”张玉欣说。
张玉欣工作的汉阳晴川街龙灯社区龙灯里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居民大多是老年人。为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用药需求，张玉欣和同事们经常从早跑到晚，遇到一些难买到的药，还得一家家药店去询问，经常饭都来不及吃。
“虽然只是跑腿的工作，但有些药对居民来说是救命药，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去买。”张玉欣说，小区居民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比较多，有的隔几天就需要再买一次。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买五六十种药品，光排队就要好几个小时。
让张玉欣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她接到居民求助：一名70多岁的危重症患者急需球蛋白。她和同事立即开车外出找药，一家家药店去询问，从汉阳一路搜寻到汉口，辗转10多家药店，终于在快要天黑时，在一家即将打烊的药店买到了药。当他们把药送到求助居民手中时，对方感动得热泪盈眶。
志愿者的辛苦付出，居民都看在眼里。“开始时一些居民不放心，但看到那些买药的居民不仅拿到了急需的药，零钱也一分不少，现在他们都提前写下医保卡密码，放心地交给我们购药。”张玉欣欣慰地说。
抗疫英雄的人物事迹
(三)
“线路出现故障，影响负荷监视和分合。”国网株洲调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的专用线路通信异常。这个情况马上被当班调控员文章(上图。本报记者杜若原摄)发现。他第一时间从数据中研判出产生异常的原因和后果，并紧急向值班调度报告。抢修指令从这里发出后，故障很快排除。此刻，株洲市中心医院依然灯火通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工作井然有序。“他们救护患者，我们守护医院。”文章说。
调控中心大大小小的屏幕中，各种数据信息不停地跳动着，从盯住大屏小屏的专注眼神里，才能感受到这里非同一般的紧张。抗击疫情期间，调控中心的重点工作就是确保全市62家定点医院、隔离观察场所等的用电安全。
“昨晚雷雨大风天气，市区配网发生了线路跳闸，目前已全部恢复送电……”*月*日清晨，调控大厅里，彻夜未眠的文章与同事交班。同时，他转交了一份疫情防控重点用户详细记录，并嘱咐同事这些定点医院的保障丝毫都不能马虎。
疫情突发，后方保障也是一场战斗。“特别累，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6倍。但是特殊时期，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又特别自豪。”文章说。要从上万条数据中及时发现异常，并能准确研判出故障原因，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水平，更需要责任与担当。
别看文章才26岁，长得瘦削白净，说话慢条斯理，但工作起来毫不马虎，监控大屏、熟练巡线、精准研判。疫情发生后，他连续值守了一个多月。在疫情防控期间，调度台平均每天要接听200多个电话，处理1000余条监控信息，文章和同事们站在第一线，有条不紊地做好紧急缺陷及故障的处理，用专业和责任守护着城市的光明。
抗疫英雄的人物事迹(四)
我们来认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山东医疗队的主治医生郭海鹏，他出生于医生世家，一家人五代从医，他说，用仁心仁术救死扶伤是家训，更是责任。
正在用不太标准的武汉话跟刘爷爷交流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郭海鹏，刘爷爷今年86岁，在外院治疗近一个月，因为病情加重被转到这里，医疗队会诊后，决定采用无创呼吸机治疗，可被老人一口拒绝。
对话中，郭海鹏得知，此前老人曾有使用无创呼吸机治疗的经历，但过程中感到不舒服，对此有了顾虑。但缺氧问题又急需解决，郭海鹏反复劝说，刘爷爷终于放宽心同意试一试。3秒钟，医护人员快速置换鼻导管和加压面罩。
尽管郭海鹏的武汉话并不标准，但他温暖的话语还是大大缓解了老人紧张的情绪，刘爷爷很快掌握了正确的呼吸方法，氧饱和度也从原来的80多提高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
齐鲁医院两个病区，收治的是30多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年龄最大的94岁。每天进入病区，问诊、体检、查血气、心电图检查，他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做了十几年的ICU医生，他说，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已成为一种本能。
郭海鹏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就读于武汉大学，疫情发生后，郭海鹏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医疗队。而其实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三年的博士后培训，回国还不到三个月。
抗疫英雄的人物事迹
(五)
“40床患者呼吸微弱……”
晚7时许，武汉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护理组长高锐(上图。资料照片)正在查看患者情况准备交班，突然发现有一名患者呼吸微弱、口唇发紫，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值班医生。
“紧急加推一组呼吸兴奋剂!”
收到医嘱，高锐抓紧配药准备静脉注射。不一会儿，高锐已忙得汗流浃背，护目镜里有雾气，透视效果较差。戴着3层手套，看不清，能不能一针扎准?
高锐迟疑了几秒后，坚定了信心，完全按照“微光输液”考核标准进行“实战操作”，一针到位!随着呼吸兴奋剂缓缓推进静脉血管，患者的呼吸缓慢提速。随后，高锐又挤压患者胸廓10多分钟，患者才恢复了自主呼吸。
高锐在急诊医学科工作了10多年。2019年她参加联保部队护理技能大比武，勇夺3项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救护冠军”!“只有平时技能练得过硬，遇到特殊情况才不慌神儿!”这正是高锐请战参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底气所在。
入驻火神山医院没几天，感染七科一病区39床就收治了一名危重症患者，心率快、血压低、血氧饱和度低，经过医生用药、加强镇静补液等措施，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有了改善。高锐刚接班，就发现患者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呼吸急促、口唇发紫，心电监护仪上出现室颤波形。高锐一边呼叫：“快拿抱球准备通气”，一边准备除颤。高锐熟练地开机、定位、选择除颤模式……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几秒钟后，监护仪上显示出了正常心率。
病区曾收治了一名85岁高龄的女性患者。她不便自行吞食，也不愿选择留置胃管。为了让患者尽快服用降温药，高锐将药片碾碎溶解，小心翼翼地抽入注射器管内，一边安慰患者一边给患者喂药。如果病人咳嗽喷出飞沫，高锐极易被感染。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高锐成功化解了这一难题。1小时后患者的体温降到了38.5度，心率渐渐正常了，血氧饱和度也升高了。
病区遇到重症、危重症患者或是情绪波动大的患者，高锐总是冲锋在前。这名“救护冠军”，在战疫实战中频频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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