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美贸易战论文(精选5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则有失客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贸易领域，而在于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中美关系能否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正是考验。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论文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中美两国文旅贸易往来频繁，两国互为重要的文旅产品进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国文旅贸易往来，进而波及两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文章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首先分析了两国文旅贸易的现状，其次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文旅产业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文旅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理论;文旅贸易

一、 引言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我国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8月，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由，开始对我国进行“301调查”，并针对其调查结果对我国进行两轮的征税。为此，中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战由此展开。贸易战的持续和加剧，势必会对包括文旅产品在内的中美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冲击两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数据统计，自美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美国进行的80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一半是针对中国展开的。而且这些调查的重灾区就包括文体用品。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两国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从多视角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继而针对我国文旅产业如何应对贸易战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 中美两国在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发展迅速，贸易合作遍及各个领域。2017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 837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2 758.2亿美元，但是在服务贸易上，中方逆差540.7亿美元。文化产品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目前，我国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在总类文化产品贸易保持绝对顺差。我国对美国的文化贸易顺差总额由2011年的145.6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21.45亿美元。从出口来看，美国已经是我国文化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金额由2011年的150.5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227.76亿美元，占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25.9%增长到2016年的29.0%。從进口来看，美国一直是我国文化产品的前五大进口市场，进口累计金额由2011年的4.8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6.31亿美元，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5.5%增长到2016年的6.4%。

从文化产品细分来看，2016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总额达到147.59亿美元，是上年的1.9倍，进口额为1.5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2%;出口到美国的书籍、报纸、印刷图画及其他印制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总额达到11.5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进口额为4.7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1%;出口到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总额为0.5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20%，进口额为0.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在影视方面，我国是美国影视行业最大的海外市场，美方贸易顺差巨大。2017年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收入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而我国电影在美国的票房仅有100多万美元，差距悬殊。

在旅游方面，中美两国都是旅游大国，具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相对于美国，我国具有旅游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国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国内的旅游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旅游需求，出境旅游人数增长迅速。旅游成为美国对我国最大的顺差产业。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NTT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成为美国第三大旅游客源国，赴美旅游人数由2016年的305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317万人次，增长了3.9%。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的旅游相关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60.8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6%，而我国对美国的旅游相关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38.9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54.7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3.8%，中方逆差由2008年的21.9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8.2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3.7%。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在玩具等文旅产品制造上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实现贸易顺差，但是在影视、旅游等真正体现文旅内容和价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上，美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方贸易逆差明显。可以看出，在文旅贸易上，我国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贸易结构不稳定，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三、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文旅产业发展的影响

1. 堵塞了两国文旅贸易渠道，冲击了两国的文旅贸易。关税是影响贸易往来的关键因素。过高的关税会形成贸易壁垒，缩小了两国的贸易渠道，阻碍两国贸易往来。随着贸易战的打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波动下降。根据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美国出口中国的贸易总额从2017年10月的12 963.434百万美元降低到2018年9月的9 789.081百万美元。在文旅贸易上，从电影行业看，2012年，中美签署《中美电影协议》在2017年到期，但新的谈判还未彻底谈好。随着两国贸易战的触发，新的电影协议谈判可能会中止，相关协议的签署可能会搁置，引进的电影数额可能会减少，影片审查周期可能会延长，审查尺度可能会加大，上映时间可能会缩减。这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电影贸易，尤其打击了拥有巨大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影。

2. 影响两国文旅产业的投资、收购和并购，不利于文旅企业开辟新市场。中美两国是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两国在文旅产业上的投资合作不断。作为美国著名的跨国公司，迪士尼集团在全球共修建了6个迪士尼乐园，其中两个在中国，分别位于香港和上海。随着贸易战的拉开，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强了外资对美投资的审查，这将波及到我国对美国文旅领域的投资，制约了两国文旅领域的投资合作。而且，贸易战使得两国未来投资政策的不稳定性加剧，投资环境恶化，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利于其投资。此外，贸易战还阻碍了两国文旅企业的收购、并购活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并购活动，这使得文旅企业在收购、并购方面面临巨大障碍。

3. 减少了两国文旅产业的就业岗位数。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或使两国文旅产业的就业岗位数减少，不利于两国居民的就业，很有可能增加两国的失业率。根据美国赋税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贸易战可能使美国减少292 000个工作岗位，并使美国的每个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损失453美元。从旅游来看，直接依赖旅游业的美国人达到860万，间接依赖旅游业的人口更高达15%左右。美国旅游业对我国游客依赖程度较高，一方面是由于2017年美国对多个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导致这些国家赴美游客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我国赴美旅游人数众多，消费能力强大。由于贸易战的发生，美国政府决定未来会增高中国居民赴美旅游签的门槛。这极有可能降低中国居民赴美旅游的热情，减少中国居民赴美旅游人数。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18年5月至9月，我国国民获得美国商务、教育和休闲娱乐签证的人数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10.2万人，下降幅度高达13%。而且，若我国对美国进行旅游制裁，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还会进一步下降，美国旅游业将遭受到重创，依赖旅游业的就业人口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同样的，中美摩擦也使我国文旅产业发展降速，就业岗位减少。2018年，我国游戏、影视、旅游等行业招聘需求大幅下降，掀起一阵裁员潮。根据2018年新三板挂牌文娱企业半年报显示，在50家影视类企业中，有78%的企业的员工数量减少。

4. 阻碍了两国文旅企业的互相学习与交流。一直以来，中美两国的文旅企业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在交流中两国文旅企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然而，贸易战带来的汇率波动等风险给文旅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两国文旅企业的联系与交流。从会展业来看，从2006年以来，两国会展业一直保持互惠互利的合作。在合作交流中，两国会展业不断提质增量，会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国际性展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国际厂商，中国企业通常非常乐意参加国际性展览，其对国际性展览的关注度高于国内展览。2018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我国有1 551家企业参展，占参展企业总数的30%以上。然而，贸易战严重打击中国企业的参加美国展览的热情，使得两国会展业交流减少，降低了中美会展企业互相学习的机会，阻碍了两国会展业的发展与进步。

5. 威胁两国文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文旅企业对中美贸易战顾虑较大且应对能力较弱。由于贸易关税的增加，企业可能会减少甚至放弃部分生产，这不仅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威胁了企业的生存。根据中原证券统计，受贸易战的影响，文旅企业的股票行情堪忧。2018年5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我国500亿商品征收25%关税导致当日A股暴跌，文化传媒板块跌幅达到3.10%，其中广播电视、电影动画和平面媒体分别下跌4.61%、1.92%和0.03%。2018年7月11日，美国决定对我国出口美国的2 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包括艺术品、收藏品及古董和颜料瓶、彩盒等部分玩具配件。相应的，我国政府决定对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25%的关税，其中部分玩具产品将加征10%～25%的关税。贸易战提高了两国艺术品企业、玩具企业等文旅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订单量，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四、 我国文旅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建议

1. 扩大文旅产品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33.6%，远高于日本等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减弱了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与出口不同，消费具有内生性，受贸易战等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较小。目前，我国国民的文旅需求还未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巨大。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为2 086元，平均消费倾向仅为8.0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小。鉴于此，扩大文旅产品内需，刺激国民文旅消费是我国文旅产业应对贸易战的重要手段。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为扩大文旅产品内需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障体系，让居民进行文旅消费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促进国民消费升级。第三，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融合，贯彻乡村振兴，改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释放农村文旅消费潜能，扩大国内文旅消费市场。

2. 积极拓宽国际市场，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目前，我国在文旅贸易中对美国的依赖度较高，这大大增加了我国文旅贸易的风险。因此，积极扩宽我国文旅产品的国际市场是应对贸易战的必由之路。首先，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沿线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旅贸易，构建国际贸易产业链，建立全方位、多元化、多渠道的国家文旅贸易战略。其次，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文旅贸易合作。虽然非洲经济较为落后，距离我国较远，贸易成本较高，但是非洲资源丰富，拥有约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文旅贸易潜力巨大。因此，应积极增加与非洲国家的文旅贸易合作，缔结文旅贸易协定，构建新文旅贸易结构，实现文旅贸易格局多元化。

3. 加强宏观调控，调整贸易政策，加大对文旅贸易的支持力度。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实施的贸易政策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优势，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分工格局。因此，首先，我国政府应积极发挥其在文旅产业上的宏观调控作用，主动参与制定全球文旅贸易规则，使我国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不断渗透到国际文旅贸易规则中，提高我国在国际文旅贸易规则中话语权。其次，积极制定、调整和完善文旅贸易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为我国文旅企业在国际贸易上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第三，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政府干预贸易政策措施，为文旅贸易创造和建设良好的竞争环境与平臺。加大文旅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文旅产品的出口关税，并对出口文旅产品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4. 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文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影视、旅游等文旅产业上，美国对我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文旅产品供给水平不高。目前，我国文旅产品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还未达到居民的需求，这就导致居民的需求外溢。因此，应加快文旅产品上的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首先，加快文旅产业内外部融合。促进文旅产业内部融合，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增加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以文化赋予旅游新活力，助推文旅业态升级。积极引导文旅产业与科技、教育、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发挥其在文旅产业中的创新作用，创造出能够满足国民高层次文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其次，根据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中心，坚持人才引进与培育并重，坚持人才数量与质量统一发展，全面提高文旅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培育、孵化、培训、管理、激励的体制机制，为文旅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5. 自主创新，打造品牌，形成文旅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文旅贸易上，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多数企业以制造、加工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创新和核心竞争力。而美国的文旅企业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知名品牌众多，如迪士尼、环球影城等。要扭转我国文旅企业在国际贸易上的劣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就需要我国文旅企业打造品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首先，根据消费者需求、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自主创新产品与服务，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高端位置。其次，加大宣传与营销，创新营销手段，构建品牌文化，提升企业知名度，打造知名文旅品牌。第三，积极寻求文旅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小文旅企业可以进行兼并与重组，实现文旅企业战略和资源整合，形成文旅航母企业，提升文旅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抵御贸易战等外部风险的能力。

五、 结论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本质上破坏了全球生产网络，粗暴践踏了当前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贸易战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是违反公平贸易竞争的行为。特朗普政府高度强调“美国优先”，实质上却是“美国独行”，这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发展。中美两国是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两国均能从贸易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中美贸易合作不仅能够给双方国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民生，给企业带来巨大商机，增加利润，而且能够助力两国产业升级转型，促进两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进一步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深嵌于全球价值链中，两国对世界经济肩负重大责任。若两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既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又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若两国互相伤害，不断升级贸易战，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威胁世界经济安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2018年～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因此，两国应摒弃狭隘的自我观念，以世界经济大局为重，通过公平、平等、友好、诚信的磋商，积极妥善解决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公平竞争，友好合作，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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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毅君.中美出口二元邊际、品质与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28.

作者：王琪延 曹倩 高旺

第二篇：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

摘要：通过对比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可以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理论逻辑。研究表明，第一，中美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且具有互补性。美国服务业高度发展，技术转让、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较大;中国制造业比重较大，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并非仅由中国引起。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失衡并不代表利益受损。第三，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遏制和对工业中间品货物贸易顺差的打压。为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我国应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反制措施，降低美国贸易政策预期。长期来看，我国则应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独立性，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优化贸易空间结构，发展替代贸易;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机制，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新经济业态提振内需，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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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作者：邓仲良

第三篇：美元霸权与中美贸易战

摘 要：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则有失客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贸易领域，而在于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中美关系能否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正是考验。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元霸权;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

今年初以来，美国政府一再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让美国经济利益损失严重，并持续加码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挑起了贸易战。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存在的，但将这种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则有失客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贸易领域，而在于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从根本上说与美元霸权密不可分，即“特里芬悖论”所揭示的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元霸权又是美国霸权的核心，用美国学者自己的话说，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正因如此，美国向来不惮以各种手段维护美元霸权。因此，美元霸权是理解美国贸易逆差的基石，也是理解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基石，要看清楚贸易战，就必须充分了解美元霸权。

一、美元霸权的界定

本文在界定美元霸权时借鉴华裔学者廖子光先生的研究[1]，在时间维度上改变对战后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历史进行笼统考察的传统路径，把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界定为美元霸权的考察起点;同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变对美元本位比较中性化的通常理解，使用“美元霸权”这一权力指向非常明显的术语，以此不仅表明美元的特权地位，更要体现出它是一种霸权护持战略，从而找回缺失的政治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需要承担维持宏观经济均衡和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约束。而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由于缺乏有效财政金融纪律的规范、国际制度的约束和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犹如脱缰的野马，美国政府开始不加节制地动用货币特权，以稀释对外债务、转移军费开支、承担国内消费和对外投资的成本，美元“霸权”由此形成。当此之时，美元獨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已偏离美国的经济实力，并非自发的市场选择，其实质是美国政府通过高度政治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维护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并借助美元的这种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所引导和塑造的有利于其全球领导和支配地位，并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胁迫的权力结构。

二、“特里芬悖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其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顺差国。上述两个要求相互矛盾，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2]。“特里芬悖论”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特里芬悖论”凸显。为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这被视为美国力量衰退的征兆。但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由于还不存在其他可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也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束缚地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束缚地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此后，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此即美元霸权的缘起，也是美国由贸易顺差国完全转变为逆差国的开端。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代，“特里芬悖论”中美国须保持贸易逆差以输出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要求依然有效，而“特里芬悖论”中有关美元币值稳定的要求则大为松懈，美元供给量增加摆脱了黄金储备量的约束，获得了充足的上升空间，美国拥有了真正自行“印刷”国际支付手段的特权。国际贸易成为类似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购买的产品的游戏。自此，美国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都在快速增长，在 1971 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之后，除1973 年、1975 年出现过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渐渐地，各国包括美国自己对不断攀升的逆差总趋势的震撼感消失了，贸易逆差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自1995年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全球霸权国美国同时成为一个最大的全球债务国，整个经济活动依靠不断积累的负债完成。

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霸权下的一种结构性现象，是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必须要面对的困境。美国精英们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们根本无意调整美元霸权，则只有将问题甩锅给其贸易伙伴。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长约翰·康纳利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3]借贸易问题打击潜在对手并维护美元霸权，刚好一举两得!这是美国惯常的外部归因策略和霸权护持手段，不管是对当年的日本，还是对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那么，为何美国在面对贸易逆差时治标不治本地“整”其他国家，却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元霸权?只因独大的美元可以为美国带来巨大的霸权收益，造就了美国“流入式”的富裕。

三、美国的“流入式富裕”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从贵金属本位向信用本位的转变，美国不再需要在提供流动性和维持币值稳定的两难中抉择，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甚至有人形容摆脱了与黄金挂钩的约束之后的美元，进入了一种可以不加节制、不负责任的人神共嫉的“自由之境”[4]。

由此造成美元霸权下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模式是完全失衡的，其运作包括三个层次：(1)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向美国输送实体性资源以获得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以此满足美国国内消费;(2)美国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使美国得以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同时保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和美国利率的较低水平;(3)美国在通过贸易逆差积累外债的同时，也对外输出资本，其积累的外债以美元和国债这种无息和低息负债为主，而输出的资本以直接投资这种高收益资产为主，只要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总和，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以政府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

正因如此，廖子光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5]。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教授也认为，“美国的富裕完全是一种‘流入式’的富裕。外国资金、熟练工人和进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付出以美元纸币计价的债务。美国获得外国资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至于其本国境内的生产已越来越少”[6]。历史上，债务缠身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其世界权力，还会因经济上依赖于人而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和处置公共资源的自主权;如今最大的债务国是全球霸权国，债权国因受制于美元霸权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政策自主权。历史上，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变成高负债、高税收的经济体，最终难以为继;如今超级大国美国并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它一直以攻为守，已进行多次局部战争，却没有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其根本就在于美元霸权，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

四、“金融恐怖平衡”

国际体系中一直存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因国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策略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往的中心——外围结构更多体现的是贸易领域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但美元霸权下的中心——外围结构是一种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实物支持、不受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事实力、地缘政治力量和话语权力支撑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昂的环境与资源代价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美国的贸易伙伴通过贸易顺差满足了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同时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简单地说，以中美为例，中国是廉价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低价返回美国的“双重输出”，而美国则是商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入”。这导致：一方面美国经济寄生化，以“债台高筑”维持对内福利和对外扩张，承担了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出口，进而依附于美元霸权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不得不牺牲国内自主的内生式发展。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持有数额巨大的美元储备，若他们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其自身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都想不出办法解套，甚至在有些时候还不得不成为美元地位的被动守护者，即形成了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谓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

在这种格局中，美国表面上似乎是国际收支失衡的受害国，好像贸易逆差剥夺了其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长期搭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向其商品输出和贸易盈余输出的“双重便车”，甚至可以说贸易逆差也是美元霸权红利之一，因为美国是通过发行美元“免费”获得外国商品。所以，多年来美国一直倡导新自由主义，推进自由贸易，并乐享其成。那么，现在为什么突然就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心理感觉不平衡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中美战略态势的变化，让美国产生了“霸权焦虑”。甚至当拥有明显高于潜在对手的实力时，它仍然会继续寻求机会增加权力，因为很难估算必须具备多少高于对手的相对权力才是安全的。美国想要的是绝对优势。

五、美国的“霸权焦虑”

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挑战是身份认同和身份认知的差异与冲突。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人们通常会倾向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求对现有信息的最简约解释。因此，人们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倾向于采用简单的两分法，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掌握全球主导权的守成大国。在这种两分法之下，人们容易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将差异身份“污名化”和敌对化，很难看到身份互动的其他可能性。尤其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魔咒”，更是成了美国挥之不去的“霸权焦虑”。

对于中国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从中国独特国情出发、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聚焦自身发展，无意也不会挑战任何国家，也无意取代他人[7]，但美国在“霸权焦虑”作用下，倾向于赋予其对抗性的涵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始终是对美国制度上的威胁，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就是对“美国优势论”的否定，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从而判定中国已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发展模式和美国霸权的全面挑战。

在这样一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下，美国人的心态变得焦虑、敏感，将中国的每一种举动都当做自证预言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对冲美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亚投行的建立是要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制度中的主导权，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要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大的格局。特别是中国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新的发展需要，提出“中国制造2025”，走产业升级之路。但这对美国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了美国经济向实体产业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趋势，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与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可能形成对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更具比较优势的是中低端制造业，不会影响到美国科技领先的优势，而一旦制造业提档升级成功，将威胁到美元霸权下中美“中心—外围”的利益格局，所以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象精准指向《中国制造2025》中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意图阻止中国产业的发展和提升。

总之，美国发动贸易战绝不仅仅只是贸易逆差问题，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中国进行包括高科技产业打压、发展模式压制、社会制度抹黑在内的全面的战略遏制，其核心依然是霸权国家如何对待新兴国家的发展这个古老的问题。中美关系能否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正是考验。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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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小芳 查君红

第四篇：中美贸易战的无为与有为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将是持久性的、慢性的贸易战，目前刚刚开始，双方增加的关税不算很高。但未来可能继续提高关税，使得企业难以进入美国市场。对于贸易战，建议：
一、实行“四不”战略

1.不要让贸易战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最终是要拉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占领未来制高点；关税、逆差都是美国制裁竞争对手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贸易战的目的，真正的贸易战是禁止和限制产品进入，禁止投资进入。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大，不必要用奉陪到底、把对方作为敌人的心态来进行应对。即使美国把我国作为“敌人”“战略竞争对手”，也要清晰，这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之战，而是你多我少的利益之争，要防止美国将过去的美苏争霸转化为中美争霸之战。

2.不要用汇率贬值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提高

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后，引起了市场恐慌，也带来外汇储备减少，增加了央行进行市场干预的压力。2017年一季度以后，人民币升值，央行的干预压力减小，市场恐慌情绪消失。贸易战以来的汇率升值，不仅带来境外贬值预期，也对股市带来压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保持汇率的稳定，更有利于市场预期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况且，汇率持续贬值，会带来通货膨胀，利率高企，企业成本加大，延缓企业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汇率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会同等幅度降低以美元表示的企业资产、国家金融资产和国家资产的价值，削弱国家竞争力。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一直试图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家，特朗普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正好给了美国借口，并因此更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保持汇率稳定，甚至一定幅度的升值，可以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3.不要用解决逆差的办法来解决顺差

美国提高关税的实质是招商引资战，颠覆性思路的招商引资政策战。制度的公开透明（找制度不找关系）、确定可控的成本、国内降低所得税、高调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关税等，实际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建立工厂。就是增加进口成本或迫使竞争国家降低关税，扩大美国出口。要求盟友增加费用开支等，是减轻美国经济负担，保障美国经济的稳定、创新、增长活力。

贸易战打击全球价值链，这个价值链不是国家之间的，而是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的布局在哪里，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成本、价格和利润以及配套、便利等条件，随时调整。因此，关税的实质是吸引跨国公司调整国别投资布局，鼓励企业到美国去设立工厂。加征关税的政策出台后，给予美国企业豁免期，这是给予跨国公司撤资时间，无损失撤资。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从解决贸易逆差来考虑的，我国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如果简单跟随美国提高关税，可能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进了美国的战略圈套。用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解决贸易顺差，这是南辕北辙。

4.不要用传统的投资信贷刺激来解决贸易战的压力

贸易战必然带来经济下行压力，为保障经济的稳定，人们很容易期望政策宽松，期望投资和信贷扩张，投资扩张就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扩张就是增加市场资金供给。观察中国的投资资金效率和信贷投放效率已经很低，继续扩张投资和信贷，只能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再延后。没有市场压力，就不会有技术创新。要保持一定的市场压力，把稳就业作为第一任务，而不是保增长。中国服务业的就业潜力巨大，医院、教育以及家政等服务业，具有很大的潜力，问题在于要有控制通过金融手段暴富和推高房价的机制，使得人们安心实业和就业，而不是人人都想暴富。投资和信贷扩张恰恰不利于人们安心实业。
二、应对贸易战首先要从金融制度和政策上入手

贸易战有一个时间过程，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贸易战首先影响的是预期和金融市场，影响的是股市、债市、汇率市场，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偿还能力。股市价格持续性下跌乃至暴跌、债券价格暴跌而利率上升，汇率贬值会形成相互循环，使企业资金紧张，抵押的股票跌破平仓线，带来企业清偿困难；债券价格暴跌和利率上升，会使企业资金成本提高，风险增加，实体经济的链条断裂；汇率贬值会带来国内价格、利润的结构性巨大调整，不利于市场稳定。在去产能、去杠杆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贸易战会加剧市场恐惧，这在我国4月以来的股市、汇市、债市和企业资金链条上反映的问题已经很突出。因此，应对贸易战，首先要解决好金融问题。

1.稳定股市预期

贸易战，打的是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而预期的基础一方面是宏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是对市场制度。2015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次股灾，根本问题在于缺乏严厉有效的退市制度，企业数据造假、行为造假的惩罚力度不足，对信息不公开和缺乏诚信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很快。股市要培养真正有前途、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业，而非简单地为企业提供融资，股市不能成为企业圈钱的场地。贸易战中，美国股市為什么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就在于股市上留下的都是精华企业。股票发行制度要改革，上市企业必须在国内、国际技术领先，管理制度领先，信用承诺真实。发行上市要审查企业的技术、管理、信用和经济、经营状况，要深入企业内部，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同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分红，否则定价就要改变。没有利润分红的拿原始股分红。

2.保持汇率稳定和升值

贸易战下，汇率问题涉及国家金融安全，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止汇率持续或大幅度贬值。首先可以宣布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DR本身是金融游戏，它类似我国计划体制下的食堂饭票，食堂饭票具有一定的免费和支付功能，但食堂饭票不能超越人民币、替代人民币。指望SDR成为超主权货币，或者指望以SDR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那是缘木求鱼，是国际玩笑。人民币加入SDR，汇率的干预和窗口指导权就丢失了，得不偿失。事实上，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不仅没有提高地位、扩大国际使用，反而因为贬值而缩减了市场份额。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靠汇率的升值和国家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及其增长地位来确定的，是靠构建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来确定的，不靠SDR。

保持汇率稳定应该取消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市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本身应该趋向统一的资金价格和汇率价格，人为分割市场，制造离岸和在岸两种市场、两种价格，其实是为套利资本服务，在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或者出现趋势性贬值时，很容易引起资本外逃。因此，国内要取消离岸业务试点，国际上，也不给离岸汇率交易提供清算交易机制，甚至学习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闭离岸金融市场。

为保障正常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应允许境外机构（主要是银行和具有外贸外资业务的企业）在境内直接开设人民币账户，享受人民幣的待遇（可以限定范围），流出去的人民币资金利率就不会很低，也不会有套利机构到境外发行什么人民币债券。人民币汇率升值，进口能力和国家、企业资产实力都会大大提高，既扩大进口，又让外资对中国经济更加有信心。

3.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的问题不是减税问题，也不是扩大开支增加赤字问题。对于企业竞争和市场公平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税收减免和优惠以及各种补贴和各种专项资助的规则不细致，减免税和补贴资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获得减免优惠和补贴的企业缺乏检查、监督、验收，这带来企业竞争不公平，定价竞争力不公平，乃至到国际上定价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这些减免、优惠和补贴，带来产能过剩，削价竞争，企业缺乏利润积累和创新动力，而过剩产能的出清又依赖财政出资解决问题。

改革财政制度，最根本的在于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经济发展的评估、检查、监督和处罚机制，对减免优惠税、补贴和专项资助，要制定详细的不具有过多自由裁量权的操作标准，时间进程安排，企业做出承诺，没有达到要求的，验收不合格的，要补交税收或退还不扼。虚假申请的，要予以2倍-3倍金额的处罚。要让企业知道，财政的钱不是随便用的。补贴和减免、优惠税收，要建立制度：一是逐步退出机制，补贴金额只补贴到市场盈亏平衡点，每年的平衡点要调整。二是税收优惠和减免、产品补贴，最长不超过7七年，而且逐渐递减，最后取消。三是要改变减免税、优惠和补贴、资助机制，可以考虑将减免税、优惠税和补贴、资助等作为基金进行股权投资、研发投资，成为企业的股权，而且进行业绩考核，从而真正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一旦上市，这些资金退出。这也可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财政资金支出的浪费。产能过剩和削价竞争就会大大减少，补贴机制正常化，就不会出现骗取优惠减免税和补贴的情况。
三、推进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改革

大国之间发生贸易战表明，目前的国际贸易体制和机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际贸易需求，必须进行改革。我们不主动提出改革，发达国家也会提出改革，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要求中国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好于被动。

1.修改和完善WTO机制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区分远远不够。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进行成员国贸易和投资多等级的分类。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情况、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己选择。即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IV类和V类国家。

二是实行差异化的贸易投资规则。不同的等级，适用不同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而且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行为。不同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制度决定进出制度。同类别国家之间实行对等开放原则，即同样商品，同样的税率、同样的非关税壁垒、检验、认证通关标准等。如果税率、市场准入规则不同，则实行配额和其他市场开放替代或者补偿。

三是对跨类别开放实行门槛或者过渡条件。每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开放规则相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的市场开放只适合双边之间，自愿接受上一个类别的，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合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协议，一般采取“双边+”的形式，即两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

四是允许区域内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比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

五是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五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十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申请不升级类别。

2.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监督机制

首先是关税税率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是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第三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比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间可以有3个-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认同，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去认同。第四，建议WTO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具有某种优势产能的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最后，建议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三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退等级，下退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

四、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出资以及货币结算和清算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机构以美元出资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只有以非美元出资，才能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和依赖。任何主权货币都具有信用，但出了国界相互不信任，而信任第三方货币，但第三方货币并不值得信赖。而且，以美元出资，无法做大业务。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新业务322亿美元，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美元的需求相去甚远。如果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就可以改变对美元资金的需求。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

1.以本币出资扩大资本金规模

亚投行、金砖银行都是以美元出资的，其总体规模不大。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发展，亚投行、金砖银行贷款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扩大资本金规模，有关国家必须以美元出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成员国就不愿意扩大资本金规模。这样看来，亚投行、金砖银行想做大做强不容易。如果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从美元出资改变为以成员国本币出资，各成员国以5倍规模等值美元本币资金扩大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本金，亚投行、金砖银行资本金规模各从法定或者初定的1000亿美元扩大到等值5000亿美元，甚至5万亿美元，各成员国就不会因为缺乏美元而感到有压力，也可以迅速做大做强亚投行、金砖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可以改变出资方式和资金结构。根据英国《中央银行》杂志的问卷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以本币出资很感兴趣。

2.鼓励企业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成员国的本币贷款

为什么商业机构在境内可以实行规模扩大，而中国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持续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投资、设备购买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允许一定额度内的本币资金享受国民待遇。

3.建立成员国本币清算体系

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建立成员国间的多币种银行结算体系，以与美元结算体系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清算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避免和防止与伊朗石油交易被美国制裁的出路之一就是建立新的清算体系。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
五、创新应对贸易战的政策思路

1.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我们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真正落实改革开放的措施，使改革开放从规划、承诺转变为政策、兑现行为。

首先是要确保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的公开公正透明。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们要遵守，不能再有红头文件、秘密文件去给企业补贴或者政策支持。如果要有，对外资和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要把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翻译为英文，这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政策法规的出台要有公示、听证、适应期，避免和防止出现今天出政策，明天就执行的情况；要做到让外资进入中国以后，找制度、找法律法规以及办事程序、服务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次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首先在于对侵权、窃取等进行刑事定罪，而不是行政处罚。而且对于知识产权的窃取、侵权的处罚和赔偿，要达到应有的价值，使其不敢为，目前的法规处罚太轻，赔偿太少，需求进行修改。要真正保护知识产权，让创新者能够得到保护，使创新有积极性和安全性。

再次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兑现和不落实要允许起诉，并进行责任追究。不能把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兑现变成审批，甚至不落实、不兑现，也没有监督和责任追究。凡是对外承诺的，就一定要落实，而且通过制度、政策和程序去落实。防止出现政策很好，就是落实兑现不了的情况。

最后，要将对外开放从自由贸易区走向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是国内开放，不是国际要求的相互协定的开放，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才是真正的开放。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上，可以考虑10年内关税税目的85%为零关税，15年后95%，20年后99%；削减非关税壁垒，作出具体承诺。同时，与有关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实行通关便利，即通关标准统一，相互检验检疫认同，海关报关双边联网，对有时间要求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在企业相互检验认定、承诺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海关认同，予以快速通过。

2.在贸易制度和结构上做文章

中美贸易战表明，我国原有的以压倒性性价比优势进行自由贸易的模式结束了，从美国获得巨大贸易顺差而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结束了，我们需要新的贸易模式。

一是轉贸易品为投资品缩小贸易顺差。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

二是寻求顺差原因，发现进口潜力。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可通过谈判解决。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中国进口汽车为2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改变贸易和投资的计价货币。解决贸易逆差顺差的最根本途径就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在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

四是强化竞争优势。中国具有美国不具备学不了的竞争优势。如人口多、市场规模大，产业产品配套好，产业链条长，人才充足，交货时间有保障等，中低端产业具有性价比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在这些优势上深入拓展其技术和研发水平，不再搞低价竞争，而是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减少产能过剩行业产品的出口，以环境和技术要求等约束国内产能，确保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

五是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我国产能过剩，出口高速增长，与价格低廉有关，也与地方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政策有关。因此，要适度控制出口规模，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政府要减少乃至取消对一些行业和产品的出口补贴，逐步降低、取消出口退税。凡是单位出口品价格下降的产品，停止补贴，降低出口退税。

3.做好原始创新

原始创新需要从民族特色和历史沉淀的技术中去寻找并进行突破，这种创新国外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诉讼就少。比如中医的药物炮制有各种特殊的方法，这些需要特殊的器械、容器、工具和设备来生产，研发這些技术和设备就是中国独有的。中药配方有很多要求，配方后的各种成分如何检测？这可以在检测和分析仪器中进行原始创新。有些药物的效果突出，成分是什么，如何通过仪器检测和分析出来，这些技术也是中国独有的。中医有望、闻、问、切，这些都是经验，如何把这些转化为技术、设备、仪器，这就是创新，这样就把中国很多传统的中医理论、经验转化为定量化、数据化、可控化、科学化的配方、技术和设备。

不仅是中医，其他很多经验性的东西，手工操作的东西，那些不可言传的经验，都需要善于转化为可测量、控制的现代技术、设备，这方面前景广阔。

（作者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编辑：苏琦）

作者：陈炳才

第五篇：中美“贸易战”将去向何方？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美国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的动机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内政维度

从对内施政的维度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主要是为了竞选政治、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第一，贸易保护政策被特朗普作为取悦部分选民的重要筹码。2018年11月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对于特朗普来说至关重要。目前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国会两会都占据多数党的优势地位，中期選举中是否能保持优势，对于其未来两年是否能顺利推行各个政策将至关重要。共和党的传统票仓是美国中部和南部，代表着制造、能源、钢铁、运输、军工、农业等传统行业的利益。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喊出了“贸易保护、美国制造”的口号，也成功打动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的选民，助其赢下入主白宫的重要举措。因此，随着中期选举拉开序幕，贸易保护将再次成为特朗普向选民拉票的重要工具，并为未来连任美国总统蓄势。

第二，贸易保护政策被特朗普作为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2017年末，特朗普税改计划通过国会审议，财政赤字将随着减税政策落地而迅速扩张。此时，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压缩贸易逆差，增加进口关税收入，国内相关产业的盈利将会转好，也会增加税收来源，总体上使财政赤字规模有所收缩。

对华关系维度

从对华关系的维度看，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主要是由于对华外交战略改变、扭转巨额对华贸易逆差、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等。

第一，美国在国家战略上已经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已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面对这种冲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发生明显变化。2017年末特朗普签署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并把中俄两国列为三大对美威胁中的第一大威胁。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也在众议院作证时再次强调，美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为中国与俄罗斯。因此，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绝不是孤立的措施，而是针对中国崛起的一系列遏制手段之一。

第二，美国迫切希望缩小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多次强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美国此次对华301调查的重要借口之一，是美中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2月6日公布数据认定，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同比增加了8.1%。这成为美国近期对华挥舞贸易制裁“大棒”的重要依据。但是，美中贸易逆差是系统性的经济问题，是由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国际分工所决定，由市场自发引致的结果，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

第三，遏制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此次挑起的“贸易战”并非完全针对此前受到“双反”调查较多的钢铁、铝等行业。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3月22日参议院作证时列出了对中国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称它们是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产业。此外，美国财政部也将在60天内拿出对中资投资美国科技领域设限的方案。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呈追赶态势，不断挑战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精准打击”，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一旦走向高端化，会直接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利益。
中美爆发“贸易战”影响深远

中美两国既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贸易额居全球前两位的贸易大国。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5837亿美元，中美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彼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双方经贸关系的体量和紧密程度，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无疑会“两败俱伤”，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贸易战”对中国钢铝产业冲击有限，全面开战将冲击中国经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钢铝产业、对美出口的相关产业、金融业、国内经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仅就钢铁和铝行业来说，中国受到的冲击比较有限。美国3/4的钢铁进口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仅为1.4%左右，排在第11位。在进口铝产品方面，中国是2017年对美出口铝产品最多的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铝及其制品出口占中国铝出口的16.57%，中国对美出口的铝及铝制品占铝总产量的2%左右，因此与钢铁相比，铝行业受美国征收额外关税的影响更大，但与国内的产量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将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行业产生较大冲击。按照出口品类划分，中国出口至美国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机械和电气设备、杂项制造业、纺织、贱金属、车辆和飞机和轮船及运输设备，分别占2017年出口至美国总额的45.8%、12.0%、9.8%、5.3%和4.5%，一旦美国对中国采取针对性关税政策，预计首当其冲的会是机械、纺织制品、塑料橡胶这些行业。

第三，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将对中国金融业带来负面冲击。首先，对我国当前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与美联储不断收紧货币政策将有可能迫使我国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增长与应付美联储加息之间的平衡点上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将会增大，对中国金融业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形成较大压力。二是会对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形成制约。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会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带来较大的打击，有可能引发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出现大幅反弹，经营效益下降，使银行业进入新一轮经营不景气周期。

第四，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会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并加大通胀压力。净出口是2017年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之一，2017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1%，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新高。中美“贸易战”一旦全面展开，中国的净出口或将受到显著影响。另外，中美“贸易战”一旦升级，由于中国可采取的贸易反制手段多分布于农产品及油气、矿产、林木等原材料领域，所以这些反制手段或造成上述领域产品价格的显著上涨，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对通胀的影响，“贸易战”升级或将显著抬升中国的通胀水平。

“贸易战”对美国有诸多负面影响，难以长期持续开展。对美国而言，发动“贸易战”从短期来看似乎保护了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但全面分析，“贸易战”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据彭博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美国经济将损失0.9%，幅度超过全球经济损失，成为“贸易战”最大受害者之一。“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高通胀，抑制消费。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7成。而“贸易战”无疑将会推高通胀，一是进口成品价格上升会直接导致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下降；二是进口原料或半成品价格的上升也可能会反映到最终消费品上，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还是会导致消费者消费欲望的下降。“贸易战”导致通胀升高，消费下降，美国经济也将受到影响。

第二，相关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可能会大幅提升相关行业的生产成本，例如汽车、飞机等行业，导致相关产业丧失比较优势，从而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第三，影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一直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贸易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对美国出口商品成为别国获得美元的重要途径，也导致了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如果全面开展“贸易战”，虽然短期内美国的贸易逆差会缩小，但美国向全球输出的美元也会减少，其他国家必须寻找美元的替代品，比如欧元来进行国际结算与交易，这样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贸易战”将重塑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中美“贸易战”不仅将对中美两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将重塑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对全球经济而言，一旦特朗普政府挑起全面“贸易战”，全球经济将受到重创。彭博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萎缩3.7%，全球经济规模将因此缩小0.5%，经济损失可能高达4700亿美元。除“贸易战”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贸易保护还将对世界经济引发更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贸易保护导致竞争减少，阻碍全球技术和观念交流，从长期看来，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削弱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对于全球贸易而言，美国挑起大规模“贸易战”将重创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如果各个国家在“贸易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WTO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刚刚渐有起色的全球贸易恐将再度陷入低谷。
中美“贸易战”的情景分析

依据“301条款”的程序，中美仍有两个月的谈判窗口期。在特殊情况下，谈判期还可以延长最多不超过180天。根据中美贸易谈判的不同结果，我们可以把未来中美贸易争端可能发生的情景分为最好、次好、较差、很差和最差五种：

第一，最好情景。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双赢结果，美方做出退让，中美贸易摩擦烟消云散。为了取得这种结果，中国需要通过针锋相对的反制裁措施，以及积极的场内场外对话沟通，才有可能使美方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要求。未来中美贸易有望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前进，但会不断调整双边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差额的相对平衡。

第二，次好情景。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较多，美方减少一定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好转。在这种情景中，我国将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投资环境并放宽市场准入，增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汽车、医药医疗、金融、电子电器、文化产品等的进口，降低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将保持升值趋势。美国逐渐缩减中美贸易顺差。

第三，較差情景。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美方根据征税清单对500亿～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方予以坚决的回应，“贸易战”全面打响。根据美方的征税清单，电气设备、机械、钢铁、有色金属制品、塑料橡胶与化工、家电、纺织服装、家具、鞋类、皮革制品与非金属矿制品等行业将很有可能遭遇美国的贸易制裁。而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可能发生在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玉米与肉制品）、运输设备（特别是飞机与汽车），以及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废旧材料与矿产品等）等领域。此外，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美逆差明显，中方可以在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采取反制。

第四，很差情景。中美“贸易战”升级为经济金融战。在这种情景下，美国可能采取的非贸易手段包括：拉拢欧盟、英国、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汇率等领域针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加大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对中国在美企业加强合规、税收、反洗钱等监管力度；切断从美国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传递，禁止中美正常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而中国的应对选项包括：人民币竞争性贬值，对冲加征关税的影响；对美国在华企业加强合规、税收、反洗钱等监管力度；抛售美国国债，限制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等措施。

第五，最差情景。中美经济金融战升级为政治外交的“新冷战”，甚至爆发局部军事冲突。美方暗中支持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东海、钓鱼岛、南海、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掐断中国的进口原油运输线。特别要警惕美国丧失底线，大打台湾牌，对台出售军备，明确支持台湾独立，军事干涉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使中国陷入战争的漩涡，以阻缓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应对的措施可能包括加强与俄罗斯、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外交关系，弱化美国对日本、韩国等盟国的影响，不放弃和平统一台湾，但要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
中国的应对策略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甚至波及到金融、政治领域的可能性较小，但未雨绸缪，中国需通过必要的反制裁手段来打击美国的痛点，同时需在其他领域做好防范措施。

首先，中国应练好内功，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来提升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能力。中国练好自身内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最佳方式。党的十九大为全面深化改革定下基调，2018年的“两会”后，国务院机构、国企、金融、社保、财税等方面的改革也正在陆续推进。同时，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际，中国应反其道而行之，与更多经济体加强经贸往来，不断推进中国开放进程，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为沿线国家和人民造福，从而扩大中国抵御美国贸易摩擦的战略纵深。

其次，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是应对美国挑衅的必然之举。如果通过谈判等手段仍无法避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那么中国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制裁措施。中国对美国实行反制裁措施应重点打击中国进口规模占美国出口规模比重较大的产业或产品。大豆、水果、棉花、谷物等农产品，汽车及零配件、飞机制造业等是美国对华出口的“七寸”，中国应对这些产品进行重点的关照。同时，我们可以从东南亚、欧洲加大进口同类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还可以选择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品、林木产品、塑料、皮革及肉类等领域加大制裁范围。此外，在旅游等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进行反制也可以作为备选方案。

最后，中国需加强金融监管以防范“贸易战”扩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积极应对美国“贸易战”风险时，除了在贸易领域做好相关反制准备外，还需在国内经济金融相对薄弱的领域加强监管：一是高度警惕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化以及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二是需要控制社会各部门的杠杆率，以防某领域的局部风险爆发而导致系统性风险。三是应对外汇占款、出口依存度较大的区域的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密切关注。

作者：郭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