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失衡论文

上式中ln E对Ln TB的影响力度较小,无法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为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因此对ln TB和lne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如下:当原假设为ln E does not grangercause Ln TB时,F值为0.56293,P值为0.5720。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美贸易失衡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美贸易失衡论文 篇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与贸易战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

摘要：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及贸易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文章首先基于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实证检验两者的联动关系，接着分析贸易战前后我国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产业转移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贸易战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速下降显著，贸易流向逐渐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关键词：贸易战;产业转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程，在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对余下3 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通过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等措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作为反制，将之前2 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调制30%，以及增加3 000亿美元商品税率至15%。显然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间，美中贸易逆差规模由2 848.48亿美元扩增至4 430.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终将中美贸易失衡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两国贸易失衡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严重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对中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否与产业转移有关?2018年3月以来的贸易战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占比的变化探讨了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并以2018年3月为节点，分析贸易战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对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以及拟定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结构性因素。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的市场需求(蔡兴、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第二，数据失真。孙继山(2017)、戴翔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国对美国超过半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绝大多数加工贸易又来自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实现了巨大的结构性收益，因此贸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与贸易利益相等同。第三，东亚因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即东亚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化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刘万锋，2008;杨丹、张宝仁，2012)。第四，国内发展战略。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以及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商品结构不合理，外部表现为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乱(孙瑞华、张松丹，2006)，但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却会有很多政策和条约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贸易战对一国贸易的影响。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现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增长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而关税升级会降低加工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贸易与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艳等(2018)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关税税率越高，中国对其出口越少。有学者专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李昕(2012)利用含中国加工贸易部门的GTAP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和100%两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1.67%～4.51%，实物投资下降0.82%～2.09%，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论，而当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亟需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一是通过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二是以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对外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等。

三、 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刘志彪，2009)。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高度服务化、制造业高端化以及向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攀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将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谭介辉，1998)。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结合本国比较优勢，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总量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贸易差额的直观分析。本文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了1990年～2018年美国与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占比变化较平稳，而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绘图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美国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例的变动呈“剪刀差”态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比重大幅缩水，共减少46.56个百分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比重指数型上升了38.47个百分点。

2.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的计量检验。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美国对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分别用X，Y来表示。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贸步入新台阶，同时伴随着东亚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样本研究年限为2000年～2018年。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

(2)计量检验。由于本文研究的变量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先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X、Y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变量X不平稳，而变量Y平稳。因此还需要检验X、Y两个变量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否存在单位根。

如表1中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对变量X和Y进行序列一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接下来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中“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显示，根据FPE和SBIC准则，只要滞后1阶。根据LR检验以及AIC和HQIC准则，选择滞后5阶。权衡考虑，本文选择滞后5阶。

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兰杰原因，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的格兰杰原因。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向中国产业转移所致，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甚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华投资、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以及发展偏落后的东亚国家(越南、柬埔寨等)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虽然近年来通过产业回流等方式有所缓解，但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两国巨额贸易差额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 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 总体进出口规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91万亿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为2.50万亿美元，增长6.9%;进口总额为2.11万亿美元，增长10.4%。进出口总体规模均有增长。

但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进出口平均增速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速7.70%和进口平均增速10.47%，相应下降了3.28和4.88个百分点。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见，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虽然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仍在不断上升，但不管进口还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响。

2. 对美贸易受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进出口增速。本文根据IMF数据计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以及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数据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个国家，下同)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为5.83%，低于总体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8.95%、12.23%和7.77%，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97、5.25和0.79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了9.63%，下降显著;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进口增速均低于总体进口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速则高达18.34%，高于总体增速7.85个百分点。

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愈发明显，对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

(2)进出口占比变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国对各国或区域的进出口占比变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欧盟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中国对其出口占比已高达30.59%。

进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较稳定，但从2018年3月起，即贸易战开始之后，趋势就立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对美国的进口占比从8.58%降至5.79%;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韓国的进口占比仍然变化不大。可见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变化。本文参照邹嘉龄等(2015)方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中亚5国、蒙俄2国、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6大板块。时间同样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两大块。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中东欧，分别同比增长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亚，分别增长了7.49%和5.20%;中亚和西亚北非略有下降。进口方面，整体增速较高，其中中亚、蒙俄和西亚北非的增速高达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东南亚为7.40%。进出口总额可见图1，东南亚11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均处榜首，西亚和北非18国占据次位。

3. 贸易结构难以优化。本节主要比较我国重点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以及占总出口比例变化。

2018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累计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别为15%和18.3%，比总出口增(下转第57页)速(12.7%)高出2.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国总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1%，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可见美国贸易战重点针对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服装及衣着附件和农产品出口在贸易战影响下也持续下滑。以上四大类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总出口比例均出现下降。若贸易战继续下去，我国出口结构将难以优化。

4.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贸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進出口1.2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亿美元，进口6 055.7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占总进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5 289.6亿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亿美元，进口1 943.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总进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贸易战影响下，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利用实证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贸易战开始之时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发现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流向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内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会长期影响仍有待考察。由于贸易战有滞后效应，若其持续下去，之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本文所示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加大对外投资，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速度，优化海外市场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增加值比例，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推行供给侧改革，使高端产业与内部消费需求相适应。贸易战终究会给两国带来损失，只有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参考文献：

[1] 林明臻，郭真.中美贸易战的根本——贸易失衡问题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8，(9)：77-81，88.

[2]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29.

[3] 孙继山.中美经贸向何处去?——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贸易战应对选项的分析[J].国际贸易，2017，(11)：31-33，40.

[4] 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4，(9)：41-48，88.

[5] 杨丹，张宝仁.东亚因素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的定性与定量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10)：97-104.

[6] 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5-15.

[7] 刘万锋.中国与美国和东亚国家贸易差额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1993-2005年[J].财贸经济，2008，(8)：95-100.

作者简介：李旭泽(1994-)，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李旭泽v

中美贸易失衡论文 篇2：

从前5个月中美贸易数据看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

常识告诉我们：缩减两国双边贸易失衡，关键是“净出口国加大进口，净进口国加大出口”。但美国如何对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高关税阻止中国对美出口，技术封锁阻止对华出口半导体元器件。这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显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这样治病只会越治越坏。

海关总署6月10日发布的数据可以证明上述判断。今年前5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1.42万亿元，总体下降了9.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1.09万亿元，下降3.2%;自美进口3352.7亿元，大幅下降了25.7%，以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7506.2亿元，扩大11.9%。

中国自美进口为什么会出现25.7%的大幅下降?当然有中国反制美国贸易霸凌而主动减少自美进口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阻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技术产品。这类商品从来都是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头儿”，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如果美国政府把这样一笔大生意掐了，那中美贸易失衡程度一定大幅攀升。

历史地看，中美贸易失衡从来都不是汇率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是美国刻意而为，比如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从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就说要撤销或减少，但8年没有丝毫变化;特朗普来了，这份清单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更大幅度地增加，现在甚至扩大到了一般性的技术产品。而中国生产的很多商品又是美国不生产的“刚需消费品”，两者相加，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越来越严重。

此外，这样会不会让美国企业更多地失去中国市场?比如，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封锁，那中国依赖美国进口电子元器件的企业势必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至少会快速寻求替代方案，一旦替代成功，美国电子元器件再想进入中国市场，谈何容易?

反过来，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基本是美国本土不生产的“刚需消费品”，美国政府就算大幅增加对华进口关税，美国企业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到如此品质、价格和规模的替代货源。这也是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大幅增加关税之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货值仅下降3.2%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媒体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中国“端午节”假期(美国的周末)，美国超市突然出现大规模的中國商品“抢购潮”。为什么会出现这阵势?因为美国公众担心中国商品可能会断货。有美国公众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让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所剩无几，他们甚至因此要求特朗普改变对华政策。

据说，这样的“抢购潮”已经出现多时，而特朗普为了安抚公众情绪，几天前特地发布一份声明，他说：“美国民众不需要担心生活产品供应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加合适的替代品。”真有这样的替代品吗?价格和品质又如何呢?美国公众当然相信会有替代品，但美妙的“性价比”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今年5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出人预料地从此前的20万左右骤降至7.5万人。“我们正在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尔尼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这样判断。

作者：钮文新

中美贸易失衡论文 篇3：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探析

摘要:2010年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指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分析,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因此,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产品内分工;加工贸易

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专访时表示将“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2010年3月,130名美国众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以解决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撰文指出:鉴于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维持贸易顺差,美国应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进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最终迫使人民币升值。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首次以对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强力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承受着巨大升值压力。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1-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导致的,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4]。难道中美贸易失衡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本文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入手,从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所谓中美贸易失衡是指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两国之间在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见图1)。

(一)中美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的1 708.6亿美元,2009年降为1 434亿美元。据美方统计,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高达2 663.3亿美元,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达到2 268.3亿美元,可见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远远高于中方数据。尽管双方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公布的那么高[5],但是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并迅速扩大却是客观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贸易结构的失衡。从贸易结构上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而服务贸易则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又主要表现为制成品的贸易逆差,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逆差十分突出,相反美国在初级产品上却存在对华贸易顺差。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不断调整。从1994年起,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1994年汇率并轨时实施超贬,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逐渐从1994年的1:8.70上升到1998年的1:8.27,此后一直停留在8.279-8.277之间。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在政策面开始显现出来,在2008年7月之后基本稳定在1:6.80至1:6.90之间。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实际有效汇率也升值了17%左右,缓解了中国入世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姚枝仲(2003)认为汇率并非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惟一因素[6],沈国兵(2004)、李稻葵(2006)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1]。麦金农(2007)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国际债权国的东亚国家,国际主要货币升值突变带来的收入和支出效应非常强烈,使得汇率对贸易状况的影响难以确定,因此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2]。

近年来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世界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例如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迅速扩大。总之,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一)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是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S-I)+(T-G),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即使改变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必须为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将逆差转移至其他国家[7]。

(二)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的产业转移

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随着美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逐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格局,即美国、日本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设备;韩国、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东盟提供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而美国等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如果按原产地原则统计,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从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日本和东盟的部分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逆差总额达1 471亿美元,较中国对美顺差1 434亿美元还略高。此外,中国对拉美国家、对世界上5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也是逆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转移,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直接投资代替商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加工贸易将产品返销国内或销往全世界,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利用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加工贸易基地,充分利用我国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的优势,生产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销往美国。因此,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美国经济学者也曾经指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8]。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400多亿美元,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因此,中美贸易失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关系,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四)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 117.97亿美元,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顺差总额(1 361.12亿美元)的155.6%。根据Koopmen等人(2008)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有58.7%以上是加工贸易创造的出口[9]。从加工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这些加工贸易顺差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对美加工贸易顺差上,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加工贸易在发展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0.991[10]。在中美贸易顺差中大约67%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又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因此,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从加工贸易方式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是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美国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ECCNs)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各种深层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但到2008年,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2004)研究标明,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复苏,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而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投资利润率,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就中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2]。

第四,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例如印度、东盟等,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论及对策

上述分析说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在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而且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但是,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可以考虑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加强自主创新,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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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麦金农.从历史角度比较中日两国货币升值[J].中国金融,2007(6):25.

[3] 陈德铭.建设性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EB/OL].[2010-03-28].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4] Paul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N].New York Times, 1 January,2010.

[5] 中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研究报告[R].2009(10):16-18.

[6] 姚枝仲.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J].世界经济,2003(3):12-15.

[7] 李若谷.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缘何被扭曲[J].世界经济,2007(9):7.

[8] 张二震.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顺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0-24.

[9]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R].NBER Working Paper No.14109,2008:26.

[10]邱斌,唐保庆,孙少勤.FDI、生产非一体化与美中贸易逆差[J].世界经济,2007(5):37.

[11]张波,刘枕岳. 基于美国出口管制视角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J].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3):9.

[12]殷德生.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J].世界经济研究,2004(11):52.

[13]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Account, 1993-2004[EB/OL].[2006].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 //www.commerce.gov.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史本叶 李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