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视角下字幕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
摘要：字幕翻译中，文化缺省是不可避免的。鉴于此，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其中的文化缺省现象，从语言维补偿、文化维补偿和交际维补偿的“三维”角度分析字幕翻译的补偿策略，以期为国产纪录片的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字幕翻译;文化缺省：翻译策略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大量华语影视作品开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把解说词与配乐以及镜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向世界淋漓尽致地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中蕴含的风土人情和冷暖人生，备受国内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有效传播做出了贡献。该纪录片的成功离不开其字幕翻译的流畅连贯，特别是里面文化缺省部分的处理使观众获得了很好的语境效果，为该片的出彩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缺省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对共享的语篇外的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对不属于该文化的接受者来说，文化缺省会导致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的知识和经验的脱节，产生语义真空，从而无法建立起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义连贯和情景连贯[1]。
影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具有“瞬时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所以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时，对文化缺省部分大多时候不能如纸质文学作品一样使用译文加注的方法加以翻译补偿，该部分的处理就变得尤为棘手。夏廷德认为，翻译补偿“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2]。适当地运用补偿策略能够填补源语文本中的文化缺省，可以让作品更好地被目的语的观众所接受，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智慧为依托，以“适应/选择”论为基石的“研究范式”[3]。其翻译原则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在该原则指导下产生的翻译方法则是“三维转换”，即在翻译过程中侧重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转换[4]。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全新诠释给译者提供了新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及译文评判标准。字幕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多维”地适应字幕翻译的生态环境和“三维”选择性进行双语转换的过程，而好的影视字幕译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必定也很高。换言之，在影视翻译的整个過程中，译者不仅仅要实现在语言层面上的适应和选择，而且更要从文化层面和交际目的层面上进行适应和选择，以期实现文化的传达和交际意图的传递，做到最佳翻译。
二、字幕翻译的生态翻译补偿
1语言维度的补偿
“语言补偿”(Linguistic Compensation)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语语言形式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就是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过程。语言作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汉英两种语言隶属不同的语系，不同的语言系统赋予了两种语言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具化在语音、语义、修辞以及语法上。好的译文必须根据源语言所在的具体语境，进行恰当的改动和变更，让译语更加顺畅合理，更契合目的语观众的语言习惯和逻辑思维习惯，同时还能保留源语言的本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补偿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失真与缺失”[5]，从而使观众在对字幕连贯理解的前提下，获得视听享受。
根据生态翻译学，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扮演的是生态环境的适应者的角色，因此在字幕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将自己置身于整体生态环境中，有着足够的汉英语言差异意识，把握字幕翻译本身的特征，同时，还必须把译语的语言习惯以及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都纳入考虑范畴，进行有效且适当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的改写。
《舌尖》在翻译过程中，字幕翻译就成功体现出了语言维度的选择性适应。译文既尽可能地保留了汉语语言的感性华丽，又契合了英语语言的理性平实，使这部纪录片更能拨动外国观众的心弦。
例1：从原料、汤料的采用到烹调技法的配合，麻辣火锅使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清香与醇厚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五味调和的理解。
The selection of spices， the preparation of soup base， the culinary techniques and the thoughtful combination of ingredients of different tastes and textures...It is these attributes that make hot pot a perfect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cooking philosophy of equilibrium.
汉语向来就以华丽的辞藻闻名，对等格式的词组、成语或相同的句式会让文本朗朗上口，充满韵律感，但这给英汉字幕转换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把所有的语义忠实地翻译出来会让译文冗长且不规范，同时字幕将过长，与画面脱节，译者在处理此类句子时可以采用省译法，原句里面的描述性语言“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清香与醇厚”被译者直接省译为“the thoughtful combination of ingredients of different tastes and textures”，简洁精练地向观众传递出火锅的美味信息，即使在观看画面的同时通过快速浏览字幕，也能明确概念，更加符合译文的生态环境。
例2：一样面食百样吃，加工成餐桌上的美食。
Flour is processed into various delicacies on the table.
从句法上看，句法结构是英语语言的框架，英语往往采用被动句式来表达特定的语境中的含义;而汉语中的被字句因为含有非主观意愿被迫的意思，使用频率远远低于英语。对于上例中这种没有明确施事者的句子，“加工成”译为英语的被动语态“is processed into”，适应了英语的生态环境。此外，“一样面食百样吃”模仿汉语的熟语“一样米养百样人”，其中“百样”并不是确数一百种，只是为了体现“多样”的一种修辞用法。此处，把两个短句整合成一个简明且逻辑清晰的被动句式，遵循了英语的行文习惯，属于语言维度上的适应性补偿。
例3：年前正是农闲，做几坛米酒祭神敬祖、招待客人、犒劳自己，都是自然不过的事。
Its only natural to make several jars of wine to treat them and treat the guests as well as worship gods during the slack season of farming.
从汉英的语言特色上看，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中多使用连词和介词，但汉语中的省略现象就比较常见。原句是由结构松散的五个短句构成，按照事情发展顺序一气呵成。译者在翻译时，鉴于英语语言生态环境，要把短句连接起来并形成内在的逻辑，就需要增添相应的介词或连词，如“and”“as well as”和“during”。而“it”的使用让整个句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完成了“形合”和“意合”在语言维的转换，增强了字幕的贴合度和观众的接受度。
2文化维度的补偿
每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赋予了每种文化以独特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缺省。在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观众的认可度，为契合目的语文化去决定相应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组织，进行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即文化补偿(Cultural Compensation)。吴南松曾说过：“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文化的融合和共生。”[6]那么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重视英汉文化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文化释义，尽可能将文化间的差异性保留下来。
《舌尖》中的对中文菜名灵活多样的翻译充分体现出译者在文化维的翻译补偿。不同于西餐名的朴实与直接，中国菜肴名字不仅讲究音韵和形美，而且还运用修辞手法、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这给译者文化维的补偿带来挑战。直译法，因其最能保留菜肴的中国味道，被大量使用，如“螺蛳粉”译为“Snail Rice-flour Noodles”。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食物对西方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因此音译法慢慢被接受，譬如“腊八豆腐”译为“Laba Tofu”，必要时可以在后面添加注释，如“打糕”译为 “Tteok， a kind of rice cake”。对含有文化意蕴的菜肴往往要采用意译法，如将“狮子头”译为“Yangzhou Style Braised Meatball”、“刀板香”译为“Sliced Salted Pork”。译文既包含了原材料，又解释了菜肴的制作方法，使观众可以借助图像，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陌生的文化意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达到了文化补偿的目的。
例4：今天是请酒神的日子，没有人怠慢。
This is the day to worship the god of wine; no one dares to slight it.
显然，“请神”是中国民间的一种迷信活动，通过神圣的仪式对大自然显示敬重，这是西方观众无法理解的文化信息。译者选择用动词“worship”而不是“invite”来翻译它，成功进行了文化维的翻译补偿，使目的语观众很容易就理解该传统文化意象。
例5：修行的生活很清苦，即便是进餐，也是一种功课。事实上只有中国的汉地佛教，才真正将食素作为一种戒律来遵守。这深刻影响了一千多年间中国人的素食传统。
The monastic life is poor and simple， even dinning is a practice of Buddhism. In fact， only Han Buddhism in China includes vegetarian diet as its religious disciplines. That has deeply impact to traditional vegetarianism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00 years.
此段话表述了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体现出素食传统的由来。整个部分包含着数个宗教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佛教、道教和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主要信奉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英语国家观众而言，汉语的宗教文化处于空白的认知领域，产生的文化缺省便会成为其理解东方宗教文化的障碍。译文通过灵活的文化维度补偿，使观众也能获得与原语观众相近的视听享受。
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意识到文化层面的差异性，让译文适应于文本的生态环境，在文化维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最大限度减少翻译过程所带来的文化缺省，最终形成符合目的语行为规范的译文。
3交际维度的补偿
“交际补偿”(Communicative Compensation)是指在交际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要求译者为了“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7]。译者在英汉转换时除了要有效传达语言信息之外，必须通过一定的补偿措施使翻译活动达到交际性目的。从理论层面上看，交际维度的转换是前两种维度转换的深化和发展，是一种更为高级别的翻译。所以，在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完成语言维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之外，要重视原文本的交际目的在目的语的达成度。目的语观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是影响交际维度转换的重要因素，译者必须要充分把两者考虑在内，以使译文能在思想和情感上与目的语观众达到共鸣。
例6：马保子又在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蓬灰水，这使得面团更加富于弹性。
When kneading the flour， Ma Baozi creatively adds some special water， whose main component is potassium carbonate. That made the flour more elastic.
此句话是介绍中国东北地区的百姓和面的方式和使面团更有弹性的诀窍。其中“蓬灰水”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独特的概念，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对应意象的，此时，译者需要舍弃原文本文化意象而直接进行解释。因此，译者采用意译法翻译并介绍了它的主要成分，在忠实传递原文意思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探索中国美食奥秘的心理需求，从而达到了交际目的。
例7：中国的豆腐在“清寡”中暗含了某种精神层面的气质。古人称赞豆腐有“和德”。吃豆腐的人能安于清贫，而做豆腐的人也懂得“顺其自然”。
Chinese tofu is given a certain spiritual quality. The ancient people praised it saying tofu has merits. Those who have tofu are contained within simple life， and those who make tofu understand as to let life take its course.
“清寡”和“和德”两个词出自于《后汉书》，分别指的是保持心地清净和惠及百姓之恩德，而“顺其自然”是一种道教哲学。如果逐字翻译它们，必然会语义晦涩难懂，甚至会词不达意，于是译者直接省略了“清寡”一词的翻译，把“和德”和“顺其自然”分别译为“merits”和“let life take its course”，能弥补观众由于背景知识的缺失而产生的文化缺省，实现了交际维度的补偿。
三、结束语
纪录片在对外文化输出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优秀的字幕翻译将为纪录片添色，在处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缺省时，译者可以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结合字幕的语言特点，适时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的翻译补偿。同时，注意三个维度补偿之间的有机结合，生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只有这样，目的语观众才会有观影欲望，又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国文化，从而使影视作品实现文化输出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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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82—214.
[5]Hatim， Basil & Mason， Ian. Dicourse and the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s， 1997：223.
[6]吴南松.翻译：寻求文化的共生和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J].中国翻译，2003(3)：13—17.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Key words：eco-translatology; subtitling; cultural default; translation compensation
(責任编辑：刘东旭)
作者：李明涛
【摘要】全球化贸易大背景下，正确的外贸英语函电翻译对有效联系沟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翻译中欠额和超额现象作为切入点，分析二者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结合信息冗余度概念探讨英语函电中应用欠额和缺额策略，同时结合关联理论解释策略合理性，以期提高英语函电翻译的准确率。
【关键词】欠额翻译 超额翻译 冗余度 关联理论
一、前言
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际贸易所占比例很高，但是国际贸易过程复杂，专业性强，涉及外贸流程及各种业务的处理，需要精准的外语函电翻译，特别是英语函电翻译。但由于函电本身所具有正式性、准确性、礼貌性、具体性等特点且与法律语言联系密切，因而准确理解、翻译并能撰写外贸函电包括往来信函，商务合同，单证等绝非易事。本文拟对外贸函电中出现的欠额和超额翻译进行分析，并就其出现的原因和背景进行合理解读，并对此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有助于拓展外贸函电领域的研究，提高外贸从业者的业务水平，提高我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规模，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
这两个概念是彼得·纽马克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中提出的，认为翻译意义走失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是由于“超额翻译(过于细化)”和“欠额翻译(过于泛化)”造成的。俄国翻译理论家拉舍夫(1998)认为“语言中介”是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为支持使用不同语言的 人在言语交际而从事的活动，它是双语交际的中心环节。而语言中介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超额翻译，另一种是欠额翻译。超额翻译是指对所译材料进行补充加工，进行超出翻译范围的改造。而欠额翻译则是某些方面不符合语言规范的语言中介类型，是缩写和节译。
这两个概念提出后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国内学者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如岳峰、徐珺等将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视为译者的“过”和“失”，纷纷就此语言现象分析其出现的原因，并提出规避的策略和技巧如音译、直译、意译、直译加注、文化补偿、规划等手段力求找到原文和译文“最大等值”。但就笔者看来，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原语和目标语的绝对等值，“甚至最大/最佳等值”也是很难做到，并且也是因人、因环境而异的，排除错误翻译的情况下，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有其合理性。同时需要指出本文所指的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皆是指适度超额或欠额，明知有错而故意超额或者欠额则是一种过或失。
三、函电中的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举隅
外贸函电狭义上指外贸双方往来信函、电报或email，广义上函电除包含上述所指外，还包含双方合同，外贸单证，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撰写或处理外贸函电需慎之又慎，因而翻译此类函电需尽量实现原文和译文对等，但这并非意味函电内容都能实现超额翻译和差额翻译的“零容忍”。
例1：We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latter dated March 15，contents of which have been duly noted.
译文：感谢你方3月15日来信.信中内容己及时获悉。
原文中duly意为“at the proper time”，即合适的时间，而“note”则通常指“注意到”，译者将写人的态度由“适时注意”提升为“及时收悉”，显然译文属于超额翻译，但对比二者“及时收悉”效果要好。
例2：As requested，we will make an exception to our rules and accept L/C available by draft at 30 days after sight，but thi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precedent.
译文：按你方要求，我们将破例一次，接受30天期信用证支付方式，但下不为例。
本例为缺额翻译，原文中信用证后有“凭见票30天支付的汇票”字样，但译文中并未翻译出相关汇票信息，但联系信用证和汇票相关知识，信用证是支付方式，而汇票作为支付工具，二者紧密联系，30天期的信用证即在信用证条件下凭汇票见票30天支付。
此原文如果翻译成下文：“按你方要求，我们将破例一次，接受30天期议付信用证支付方式，但下不为例”，也通常是对的。该译文既有上文分析的缺额翻译，又有超额翻译在内了。“议付”二字在原文中并无相应对应词“negotiation”，但因为通常信用证都会接受议付，所以加上议付二字通常不错，但如信用证有特别规定除外。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外贸函电翻译几乎是不可能杜绝缺额翻译和超额翻译的，而且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其实任何翻译都是一种缺额翻译和/或超额翻译，因为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改变的不仅是意义的转换，它牵扯到语言结构、读音、文化转换等各方面的传递，而任何两种语言的传递都是对原文的“背叛”，会导致缺额或超额，只是说其改变程度的大小不同而已，即“one way or another”。
四、函电翻译策略及语用解释
1.信息冗余度与翻译的关系。信息的冗余是指不增加信息内容而有助于发现信息失误，增加传输速率的信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不可避免会受到噪声的干扰，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度，在翻译过程中传递者必须使信息接受者受到比实际多一些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信息的传递，这些多出来的信息就是冗余。冗余度高的文本简单易懂，但如过高则使读者感到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冗余度太低则可能晦涩难懂，难以理解。
从翻译角度来说，作为原语文本的接受者，译者在对原文进行解码的时候，会受到注入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译者则会偏离原文的表达，或出现所翻译文冗余度大，信息量小，即出现超额翻译现象;或出现所翻译文冗余度小，信息量大于原文，则会出现欠额翻译;如冗余度既不大也不小，即出现二者的均衡，则该译文达到了最佳或最大对等。原文同译文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徐光霞，2013)：
原语冗余度小?信息量过大?译文信道容量相对狭窄?超额翻译
原语冗余度大?信息量过小?译文信道容量相对拥挤?欠额翻译
2.函电原文冗余度过大，译文降低冗余度。英语函电的一大特点及其礼貌性与得体性，即周全体谅，“函电的语气既有礼有节，又不卑不亢，充分体谅对方，注意对方的要求和愿望和感情。”(王方路，2005)但这些礼貌与得体往往冗余度较高，信息量不大，其价值主要体现于交往交际，如：
“We are pleased ….” “We would appreciate that…” “We shall be glad to…” “We have pleasure in advising you that…”
翻译此类句子时经常运用缺额翻译，以避免汉语中过分客气礼貌，反而显得别扭，使用简洁正式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或直接省略此部分的翻译，加个简单的“请”字都是不错的选择。
例3：Our wool material has enjoyed popularity in the world for its excellent quality and low price for many years.We are convinced that our products will no doubt help you expand your market.
译文：我们的羊毛产品质优价廉，因而多年来在世界市场享有盛誉，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一定会帮助你们扩大市场销路。
如原文翻译为“我们的产品由于质量优良，价格低廉……”，则其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其简洁性和正式性也不如上面四字成语。
3.函电原文冗余度过小，则译文提高冗余度。英语函电有简洁性、特点，专业缩略词、术语的应用非常普遍，其内容往往冗余度小，而信息量确是非常丰富。而且，函电包括交集于法律与商务的各种单证，法律合同文件等，其语言文字、结构冗余度一般较小，所含信息量大且集中，如常规处理则造成目标与出现同样的问题，易造成读者的误解和理解不足，因而超额翻译是常用策略，在结构上、语义上常需适度增加目标与的冗余度，使译文可理解度上升，便于读者理解和认识。
例4：If you could kindly make easier payment terms，we are sure that such an accommodation would be conductive to business.We propose payment either by Cash against Documents on arrival of goods or you drawing on us at three months’ sight.
译文：如蒙你方放宽支付条件，我们确信这一通融将有助于鼓励业务。我们建议采用货到后凭单付款或开具见票三个月付款的汇票向我方索款。
原文中 “draw on us”冗余度小，信息量大，原文未提及具体付款工具，其实际意义为“draw a draft on us”，在翻译时译者需要将付款工具具体化，以使目标语读者以最小努力实现意义的最佳关联。
4.原文冗余度适中则保持译文冗余度适中。这里所讲的冗余度适中原则并非指对原文和译文不做任何改动，结构和语义上实现“一一对等”，如前文所述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翻译终究是一种交际翻译，而非单纯的语义翻译，译者在语言结构、语义、词性、文化内涵都需做出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或是译者的激进，或是译者的妥协。对于原文中信息冗余度适中，译者则可尽能实现在目标语中保持适中原则，尽量不增加或者减小冗余度，保持信息量的平衡。
The arrangements you proposed to meet our accounts are quite satisfactory.All items included in your order can be supplied form stock and will be packed and shipped immediately upon receipt of your remittance by T/T.
译文：你方所提到的支付我方货款的安排非常令人满意。你方订单中包括的所有商品均可供应现货，一俟受到电汇的货款当即包装出运。
原文中信息量适中，无晦涩难懂之术语和句式结构，也无礼貌客套用语，译者只需保持目标语信息冗余度适中，适度安排词性转换(如原文名词“remittance”转化为动词“汇”)，信息量达到平衡，无打破原文的平衡，读者理解较易。
5.语用解释。关联理论认为在阐释文本或话语时，人们总是最大程度地增强语境效果，最大程度地减少推理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日常交际如此，翻译活动亦是如此。译者需要减少推理努力，最大程度理解原文，而其翻译出来的译文同样需要接受读者的检验，读者期望采用最小的努力，得到最佳关联理解。缺额翻译是原文冗余度大，信息量小的结果，译者面对此种情况需要摈除或减少原文琐碎信息，减少读者处理信息的努力，从而实现最佳关联。而超额翻译则是译者面对原文信息缺省(对原语读者或专业读者是可接受的)需要译者将信息缺省部分补足，提高冗余度，提供读者更多的关联语境，同样减少读者处理信息的努力。
英语函电作为外贸较易中重要的沟通工具，其翻译质量的好坏决定沟通的有效性。在英语函电的翻译过程中，缺额翻译和超额翻译如同其它文体翻译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二者是辩证存在的，不能说某一句采用了超额翻译，而另一句话采用缺额翻译。本文结合函电的特点和信息冗余度的概念提出翻译的具体策略仅指超额或缺额在特定语境中占比重较大，而非指另外一种翻译不存在。同时，关联认知推理角度上将，在这两种策略的存在符合任职过程中最小努力获得最佳关联的原则，希望本研究能够对函电英语的翻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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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欣欣
摘要：本文讨论西方诗歌、特别是拉丁文和德文诗歌汉译中所涉及的句法问题和翻译理论问题。其中对句法的讨论涉及汉语和拉丁语、德语的句法结构差异以及相关的修辞格式;对翻译哲学的讨论涉及便雅悯著名的翻译论文。论文所讨论的诗歌主要包括贺拉修和荷尔德林的作品。
关键词：句法;修辞格;归化式和异化式翻译;瓦尔特·便雅悯;贺拉修;荷尔德林
近十年来，我先后出版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部分诗歌的中译：《杜伊诺哀歌》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在这两部诗集翻译中，我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我对德语、德语诗歌、翻译哲学以及汉语等的观点和主张。虽然在《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的导论里，我曾就翻译问题做过一些阐述，但是因体例和篇幅所限，在那里并未更系统更深入地讨论同翻译有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本文在那个导论中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西方诗歌汉译、特别是像用德语这样的屈折语写作的诗歌翻译为汉语的问题。本文的讨论是对此前的讨论的继续和扩展，既不是对以前观点的简单复述，也绝非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最后的阐述。在本文中，我将主要结合荷尔德林诗歌的翻译，侧重讨论：(1)像德语这样的屈折语同中文在句法上的区别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后果和影响;(2)以便雅悯为代表的西方诗歌翻译讨论对西方诗歌汉译的启示。
一、“语感”的语法和修辞基础
在诗歌翻译中，普通读者在评判一个译本的优劣时，其最重要的、也往往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是个含义十分模糊的所谓“语感”。诗歌译本的普通读者以“语感”为最感性、最直接的评判取舍理由，本身似乎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阅读像贺拉修(Q.Horatius Flaccus)、荷尔德林等西方古今诗人那样高度复杂的诗歌，我们有必要超出整体论式的、笼统含糊的“语感”反应，对构成语感的语言要素做些分析。
不言而喻，一个人的“语感”首先应该是由其所操语言决定的，语言在这里包括发音、词汇、语法、句法等的基本语言学特征，这些特征和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包括修辞在内的风格特征，无疑是决定这种“语感”的最基本的和最根本的因素。这些因素连同历史和时代所形成的语言习惯，共同形成人们所说的语感的主要成分。
在所有这些构成“语感”的因素中，发音和词汇对于汉语和拉丁语或德语这样两类毫无亲属关系的语言来说，是最偶然的，也是无法互通的，因此虽然它们深刻地影响着语感(比如德文的辅音多汉语的辅音少)，我们却只能在此搁置不论。而句法和语法则从认知学和认识论角度可以期待有某种最终的相通性，因此探讨两种语言在句法和语法方面的同异乃至翻译的可行性，才是有意义的话题。而经验告诉我们，包括句法在内的语法正是让西方诗歌的中国读者乃至中译者最容易遭遇困难的地方。在这方面，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对他们又是一个特别艰巨的挑战。中国读者要了解西方语言在这方面同汉语的差异，并借助这种了解来更好地阅读像贺拉修和荷尔德林这样用屈折语言写成的诗歌，需要首先掌握几个关键的句法概念，从这几个概念出发，才能进一步探讨一般的和特殊的翻译问题。
在西方古典语言的句法中，把简单句或者不用连词并置起来或者用非从属关系的连词并置起来，被称作Parataxe或者Beiordnung(简单句并置)。在西方的语法传统中，简单句的并置句法，除非是有意为之，一般被看做是一种比较低级原始、甚至粗鄙的句法，这种句法所表达的思想比较简单，所刻画的事物关系是单纯的、孤立的。作为自然生成的简单句并置句法，出现于语言发展的早期。在古希腊诗歌中，这种句式在时代古邈的荷马那里较后世诗人更多见。在印欧语系的语言和文学发展成熟之后，简单句并置更多是句法安排上的例外而非常规。当两个或更多的彼此有从属关系的想法用彼此并列和独立的简单句并置来表达时，这种句式甚至被目为一种修辞式，用以制造某种冷峻简略的效果，例如古罗马独裁者犹流·该撒的名言：veni，vidi，viei(我亲临，我亲见，我全胜)。相反地，如果两个乃至多个句子通过表达不同从属关系的连词、代词和副词或从属关系结构合成起来，构成包含一个乃至更多从句的复句，在句法上就被称作Hypotaxe或者Unterordnung(分层句式)。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分层句式结构的复句被认为是能表达复杂思想和事物复杂关系的语言表达式，而且在其成熟阶段，分层句式在诗歌和美文中是句法的常态。依照从句在全句中从属关系的不同，分层句式的复句可以包含时间从句、条件从句、目的从句、结果从句、原因从句、让步从句、限定名词代词的定语从句等等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任何数个，而且从句中也可以再包含从句。在从句之外，印欧语系的语言还有一些其他独立的或补足的结构，常常使用动词的分词形式，在语义方面负担类似于从句的功能。此外，在印欧语系语言的句法规则中，依照句子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是否是命令要求，句子还可以分为直陈式和虚拟式乃至命令式，西方语言的句法还有更精细的划分，这里不必一一详列。
并置句式和分层句式这两种句式在西方传统诗歌中有不同的联系和意义，它们分别同特定的传统、体裁、时代、风格等因素有特定的关系。现代派出现之前的西方传统诗歌在体裁和语言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的诗歌，一类是源自宫廷和民间乃至异域文学的诗歌。严格地说，所有诗歌都最终起源于说唱，但是在第一类里，作为诗歌创作的说唱行为在欧洲历史的早期就让位于博学的书写行为，并且在其过程中形成了系统而严格的形式规范。这些规范虽在“黑暗的中世纪”大都沦丧，但在文艺复兴以来得以复兴，形成了西方经典诗歌的正统。第二类则大都缘起于中世纪中后期的宫廷和民间的说唱文学，其中很多始终没能形成像古典诗歌那样严格、系统并且统治持久的形式规范。第一类的诗歌包括古典定义上的史诗(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弥尔顿、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竖琴诗(Lyrik;品达、萨福、贺拉修、龙萨尔(Pierre de Ronsard)、便·约生(Ben Jonson)、席勒、荷尔德林)、哀歌(Elegie;普罗佩耳修、约翰·道恩(John Donne)、多马·格雷(Thomas Gray)、席勒、荷尔德林)、田园诗(Bukolik;忒奥克里多(Theokritos)、毕昂(Bion)、维吉尔、马维尔(Andrew Marvell)、歌德、席勒)和讽刺诗(Satire;贺拉修、尤文纳尔(Iuvenal)、马耳提亚利(Mar-tialis)、德莱顿(John Dryden)、蒲波等(Alexander Pope))等等;第二类包括中世纪的宫廷史诗、情诗(其中德语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施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特(Gottfried von Stral3burg)、艾申巴赫的沃尔夫兰(Wolfram von Eschenbach)和训禽甸的瓦尔特(Walther yon der Vogelweide))。当然，这两类诗歌并非完全彼此独立、泾渭分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主要在意大利出现和完善的一些体裁，就在形式的严格性、稳定性、语言的复杂性以及风格的崇高与体裁的总体成就方面达到了同古典传统的诗歌相媲美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以但丁《神曲》为代表的咏章体(canto)和以彼得拉克为代表的商籁体(sonetto)。但尽管如此，我们对西方诗歌的两类划分仍在总体上是可行的。从形式上讲，第一类，即古典和师法古典传统的诗歌，几乎全都十分严格，有固定而严格的格律;第二类，即产生于中世纪的诗歌及其传统，则大多相对比较宽松，除商籁体和亚历山大体(l’alexandrin)之外，大多并无严格的固定格律。从风格角度讲，第一类的特征主要有崇高、庄严、凝重、沉思、节制、雅致、精微等;第二类则更显活泼、甜美、亲呢、简朴、天真等特点。从语言方面看，第一类充斥分层复句结构，语言盘综错杂，由于起源于印欧语言中屈折程度最高的一些古代语言，致使后世哪怕在屈折程度大为减弱的语言中也必须趋近其古典的范本;第二类的语言大都相对简单，常常含有很多简单句并置句法，离近代口语更近。从诗歌形式规范角度看，第一类中的每种体裁一般都有或一种或多种的复杂而严格的格律，遵循其古典范本，大都不押行尾韵，甚至还要专门避免偶然的行尾韵;第二种形式则要求相对自由，但几乎一律押行尾韵。第一类的诗歌从音乐角度讲如同交响乐、协奏曲、四重或五重奏等;第二类则更像民歌、圆舞曲、小夜曲等。如果有必要用中国自己的诗歌传统来做个模糊类比，那么第一类诗歌可视作相当于大雅、颂、某些小雅、汉魏的一些古诗、隋唐以来产生的律诗中的七律、五律乃至七言长律和五言长律;第二类则类似于国风、某些小雅、乐府(特别是齐梁体)、唐宋兴起发达的词和后来的一些散曲。
把西方诗歌做了这样的分类后，如果以荷尔德林的诗歌为例，那么我们应把他的诗歌(特别是后期诗歌)划归为哪一类呢?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这些诗歌属于第一类，即承继西方古典诗歌传统的诗歌。因为他的后期诗歌在体裁上主要包括哀歌、颂歌(Hymnen)、赞歌(Oden)和效仿品达的父国咏歌(vaterl/indisehe Ges/inge);这些体裁无一不出自古典诗歌;在诗律方面，除一首应酬诗外，这些诗歌均不押行尾韵，并大多遵循古典诗律(六音步格(Hexameter)、偶行格(Distichon)等)。与之相应的是，在语言方面，这些作品也是更趋近希腊和拉丁语言的古典诗歌的语言特性和风格，注重分层句法的运用。同他的同代诗人、浪漫派的主要诗人诺伐里斯(Novalis)相比，荷尔德林的古典传统归属就更明显，因为诺伐里斯是明显属于中世纪传统的，同荷尔德林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要阅读荷尔德林这样的主要来自西方古典传统的诗歌，分层句法是读者必然要经常遭遇的语言特征。对于中文读者乃至译者来说，这种遭遇其实是很大的挑战。这是因为，虽然汉语并非完全不能构造分层句法，但是从复杂性上，在汉语——乃至大多数东方语言——中，分层复句的构造是有较大局限性的。这一点在东西方诗歌中有明显的反映：在西方文学史上，是主要运用复杂的分层句法还是主要运用简单句并置句法往往是区分东西方诗歌的一个语言学标志。这在西方语言对东方诗歌的翻译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例如属于闪含语系的希伯来文旧约《诗篇》第二首的德语译文的开头就是这样：
Warumb toben die Heiden，
Vnd die Leute reden so vergeblich?
Die K6nige im Lande lehnen sich auff
vnd die Herrn ratschlagen miteinander
Wider den HERRN vnd seinen Gesalbeten
(路德译文)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一同商议，
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和合本译文)
在德文译文里，这一段诗完全是由两个含有连词(vnd)的简单句组、共四个简单句构成的;中译文也反映了这种语法特点(中译的最后一行在德文那里只是一个介词短语)，由四个简单句并列构成。
如果简单句并置句法多见于近东的希伯来语诗歌，它在远东的汉语诗歌中就更常见了。汉语诗歌、特别是有民谣特征的诗歌对简单句并置的广泛使用在下面这首美国诗人以斯拉·庞德(EzraPound)翻译的《诗经·召南·鹊巢》中看得更明显：
Dove in jay’s nest to rest
she brides with an hundred cars
Dove in jay’s nest to bide
a bride with an hundred cars
Dove in jay’s nest at last
and the hundred cars stand fast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
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
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在语法学上和东西方诗歌传统比较上明白了分层句法和简单句并置句法之分之后，让我们更具体地看一看分层句法在西方古典诗歌和继承了古典传统的诗歌中是如何被运用的。首先看一首古罗马竖琴诗中的分层句法：
I am satis terris nivis atque dirae
grandinis misit Pater et rubente
dextera sacras iaculatus arcesterruit urbem
terruit gentis， grave ne rediret 5
saeculum Pyrrhae nova monstra questae
omne cum Proteus pecus egit altos visere montis
piscium et summa genus haesit ulmo
nota quae sedes fuerat columbis 10
et superiecto pavidae natarunt aequore dammae
已然朝大地把恐怖的雪与
雹父已降够，他还用彤赤的
右手震击那些神圣的戍楼，吓坏了此城，
吓坏了万邦，害怕庇拉哀怨 5
异兆的沉重世纪将会回返，
那时普罗透驱赶全部畜群去造访高丘，
鱼族则粘附于榆树的冠杪——
而这曾是鸽子的寻常栖处—— 10
还有胆怯的麋鹿在泛滥的大水中游泳。
(翻译：刘皓明)
这是古罗马大诗人贺拉修的名作《赞歌集》(Carmina)中第二首的前三阕，在原文里是由一个分层复句贯穿到底的。第一行到第五行的前一半是全部分层复句中的主句，其后紧接以ne(汉译以“害怕”开始)开始的结果从句，但是这个结果从句中的主句只随第六行的结束而结束，从第七行开始到这一段的最末，都是以eum(汉译“那时”)引导的隶属于这个结果从句的时间状语从句，而在这个从句中，又含有一个为关系代词quae(汉译“而这”)引导的定语从句(第十行)。因此这个贯穿三阕的分层复句至少包含四层从属关系。这里提供的汉译基本保存了原文的词序，虽然汉语由于缺乏明确的标示从句关系的连词和关系代词而模糊了分层复句内部的从属关系，我们仍然可以比较直观地观察分层复句句法在这样的竖琴诗中实际应用的情形。贺拉修是西方古代竖琴诗的集大成者。这样层层叠置的句式是他《赞歌集》中——也是古罗马散文和诗歌中——最“标准”的语言，它体现了拉丁语言在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至尊”屋大维朝所达到的高度，反映了智力的发达、趣味的精微、感受力的敏锐乃至生活方式的迷人。同这首诗相比较，我们只需看一首西历4世纪时的拉丁诗歌(作者Decimus Magnus Ausonius，卒于约公元395年)，就可以明白何以贺拉修这样的赞歌能成为西方诗歌的经典，而下面这首诗，不过是包括诗歌在内的古代文明全面颓败后思想、品位和语言堕落与低下的标本：
Ogydiadae me Bacchum vocant
Osiris Aegyti putant
Mysi Phanacen nominant
Dionyson Indi existimant
Romana sacra Liberum
Arabica gens Adoneum
Lucaniacus Pantheum
奥癸戈人之子称我为巴刻库，
埃及人以我为俄西里，
弥梭人叫我法拿坎，
印度人视我为丢尼索，
罗马人的法事立我为利倍耳，
阿拉伯民族唤我阿多奈，
卢坎庄主[即奥索尼乌自己]说他是全神。
这个段落中的每一行均是一个简单句，而且没有任何连词彼此连接，是最标准的简单句并置句型。然而同前面所引的《诗篇》相比，完全不具备那种强悍精干的效果，因为在这里并置句型并非是匠心独运的修辞手段，而只是思想低下语言退化的反映。显而易见，这样的诗歌语言毫无力度、激情、精微、智慧与感染力，这样的诗与其说是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文献，因为它毫无文学价值，只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展示了分层句式在古典诗歌中的范本之后，让我们直接跳到荷尔德林的时代。在荷尔德林之前的德国文学里，18世纪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曾大力倡导师法古典诗歌，在向德语诗歌移植古典诗歌的格律和语言风格方面对荷尔德林产生过深刻影响。他下面这首论竖琴诗对古典传统之继承的赞歌《希腊人的学徒》(Der Lehrling der Griechen)能很好地展示复杂的分层句法的应用：
Wen des Genius Blick， als er gebohren ward
Mit einweihendem Lacheln sah
Wen， als Knaben， ihr einst Smintheus Anakreons
Fabelhafte Gespielinnen
Dichtrische Tauben umflogt， und sein maionisch Ohr 5
Vor dem Lerme der Scholien
Sanft zugirrtet， und ihm，dass er das Alterthum
Ihrer faltigen Stirn nicht sah
Eure Fittige lieht，und ihn umschattetet
Den ruft，stolz auf den Lorberkranz 10
Welcher vom Fluche des Volks welkt，der Eroberer
In das eiserne Feld umsonst
Wo kein mutterlich Ach bang bey dem Scheidekuss
Und aus blutender Brust geseufzt
Ihren sterbenden Sohn dir，unerbittlicher 15
Hundertarmiger Tod， entreisst !
Wenn das Schicksal ihn ja Konigen zugesellt
Umgewohnt zu dem Waffenklang
Sieht er，yon richtendem Ernst schauernd，die Leichname
Stumm und seelenlos ausgestreckt 20
Segnet dem fliehenden Geist in die Gefilde nach
Wo kein todtender Held mehr siegt
(大意：有谁在一出生时你们就眷顾，有谁你们这些古希腊竖琴诗人安纳克勒昂的玩伴鸽子环绕他飞翔，让他的诗人荷马一样的耳朵听不到学究的聒噪，免得他看见古人额头的皱纹，你们为他添翼，为他遮阴，呼唤他，把他，在他被命运交给死神时，从百臂死神的手中夺下，那么他就看到铺展开的尸首，祝福那朝英雄无法征服的旷野飞逸的灵魂。)
要想既保持原文的行序和词序，又能比较忠实地用通顺的汉语把这段诗翻译过来，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这首赞歌开头的句子一口气贯穿了二十二行，而其中前十八行是形成排比修辞格式(Anaphora)的四个定语从句和从属于这些从句的其他从句和结构，到了第十九行，主句谓语动词(sieht)以及主导它的代词主语(er)才终于出现。显然，这样高度复杂的句子同我们在当代中文中习惯的主谓宾顺序和构造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就难怪在汉译中不易保存其原有句法结构了。克洛普施托克的这首赞歌的主题是对古典赞歌传统的继承，而他所采用的这样高度复杂的分层复句句法本身就来自于古典赞歌，体现了对古典竖琴诗、特别是赞歌传统的继承。
像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的古代印欧语言具有一种语言学上的特征，使得古典诗歌在使用分层句法时有极大的运作空间，这种运作空间之大，是大多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乃至印欧语系中大多数现代语言难以企及的。这种语言学上的特征就是希腊文拉丁文的高度屈折性(Flexion或Beugung)。所谓语言的屈折性简单地说就是语言是通过词(主要是名词、代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大多是词尾)变化来标志其语法功能和作用，借以表意的，例如下面的拉丁文：
Filia amat rosam
姑娘 爱 玫瑰
(单数主格) (直陈式现在时主动式第三人称单数) (单数宾格)
这三个词在词典中给出的一般形态分别是filia，amo(amare)和rosa，依照特定的变格和变位规则具备了上面句中的形态，这些形态清楚地标志出哪个是主语、哪个是谓语、哪个是宾语，你可以任意颠倒这三个词的位置却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因为这些词的语法意义不是由词序、而是由每个词的词尾变化来表达的。反观现代英文，如果我们把词序颠倒了：The girl loves the rose.The rose lovesthe girl.意义就会随之变化。中文当然也是如此：姑娘爱玫瑰。玫瑰爱姑娘。意义完全不同。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大多数语言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一些屈折形态，例如罗曼语系的语言中名词的主格宾格之分就消失了，英语虽属日耳曼语系，但也丧失了同样的区别。与这些现代语言相反，现代德语是极少数现代欧洲语言中屈折形态保存得相对完整的语言，这就使得德语的语序较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有更大的运作空间，接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这方面的语言学特性。德语的屈折性和在词序方面较大的运作空间直接影响着德语诗歌的语法和句法特征。这使得像克洛普施托克那样的德语诗人构造类似于古典诗歌那样极为复杂的分层句法的尝试更有可行性。
古典语言和德语的屈折性虽然使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词序来表意，例如贺拉修的赞歌就经常使用把修饰词和所修饰词分开、中间隔以数个其他的词甚至数行诗的“跨步修辞格”(Hyperba—ton)。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语言中，特别是在诗歌和美文中，可以完全不讲究词序。毕竟，在任何语言里，词序都是同思维过程密切相连的。再有就是从交流的角度讲，有高度屈折形态的语言虽然的确可以不靠词序来表意，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聆听还是阅读，都必然要求词序以某种方式便于理解，起一定的传达意义和感情的作用。换句话说，词序在屈折语中具有极强的风格作用。这种风格上的要求是理解屈折语言的诗歌和美文中句法乃至词序的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如果说话者强调的是宾语，那么就会把宾语放在句子的第一位;同样，特定的状语甚至谓语动词都能因为强调的缘故被置于句子的首位或其他显著位置(德语中的动词的位置有专门的规定)。本来是同句法密切相关的词序作为风格手段一方面突出应用于古代雄辩术，因为雄辩术的目的就是最有效、最直接地打动听者;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应用于以赞歌为代表的竖琴诗歌，因为赞歌既要求直接向诗的对象述说，又因严格的格律而要求最经济最精悍地使用语言。既然无论是在政治和司法演说中，还是在竖琴诗乃至诗歌之一般中，语言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充分地利用母语中特有的语言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达到鼓动、说服、陈述、愉悦、感动等目的，那么，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包括屈折形态和分层句法等在内的语言手段来达到目的，就是雄辩术和诗歌的语言艺术性之所在。语言的这种艺术就是修辞学(Rhetorik)研讨的对象。
古代修辞学是门极其繁复的学问，我们这里没有必要详述，总之是个修辞炼句的学问。其中同演说或诗歌全篇的效果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修炼句法的艺术。在西方雄辩术和诗歌乃至比较有文学性的散文中，利用语言特有的屈折形态和句法手段把句子艺术地组织起来，使之朗朗上口、使所表达的意思通畅明晰、使言语获得最强烈的感染效果，所得到的这样有组织的语句结构——特别是那种句法非常复杂的结构——在诗学和修辞学术语里叫做Periode，译作浑圆句。在古希腊古罗马的语法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浑圆句是那时学生学习演说术和诗歌、方家评判演说和诗歌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甚至有所谓浑圆句学，专门探讨如何构造好的浑圆句。那么，怎样判断一个复杂的句子是否形成了一个好的浑圆句呢?19世纪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曾经化繁为简地做过这样的概括：
一个浑圆句，在古人那里，首先是个生理上的整体，因它可以用一口气说出的。这样的浑圆句，就像德摩斯梯尼[古希腊演说家，引者注]和西塞罗[古罗马演说家和作家，引者注]的作品中出现的那样，在一口气中包含有两升两降：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享受，他们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懂得看重把稀奇艰难的东西用这样的浑圆句表达出来的本事：——我们实际上无权拥有这种宏伟的浑圆句，我们现代人，我们这些在所有意义上都气短的人们!这些古人在演说方面统统都是票友，故而也是行家，故而也是批评家，——因此他们也就凭此对他们的演说家们吹毛求疵，就像上个世纪所有意大利人都懂歌唱一样，在他们中间歌咏的技艺(以及与此连带的旋律艺术)曾登峰造极。
对比演说术乃至浑圆句艺术在古代的发达，尼采像往常一样对德语中的演说术乃至浑圆句的不发达进行了批评：
然而在德国只有(直到最近，才有了一种足够激动人心、足够雄浑的法庭上的雄辩激发起它年轻的声音)实际上是官方的和略约有些艺术性的演说：它就是来自布道台的演说。在德国，只有教士才懂得一个音节、一个字在句子击打、跳跃、跌宕、行进和结束时的分量，只有教士的耳中有良心，常常这个良心里面有愧：因为在演说方面，德语罕能企及优秀，而且就是能也总是姗姗来迟。德语散文的杰作因此理所当然地就是其最伟大的教士的杰作：圣经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德文书。在路德的圣经前面其他所有的几乎都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作”——即不是在德国出产的东西，因而没有长进也长不进德国人的心里：不像圣经所达到的那样。
在这段文章里，尼采的厚古薄今同他一贯的做法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是这段话中更明白无误的，是尼采对浑圆句精到的解释，对其在西方古典文化中重要地位的承认，以及在当时德语写作中对它的倡导和呼吁。尼采在这里只列举了古今散文的例子，但是浑圆句修炼在诗歌中同样具有至高的地位。只是同散文中的浑圆句相比，诗歌中的浑圆句不仅要顾及发声的情感效果、词与义的协调以及句法规则，还要把浑圆句同诗的格律以及其他诗歌特有的形式规定相协调。
在浑圆句的修炼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功夫在于如何处理好不遵循主谓宾这样常规语序的句子。同非屈折语大多要遵循主谓宾词序的语言习惯相比，在屈折语语言的诗歌中构成浑圆句的分层复句对词序常规的逆反，被称作倒装(Inversion)。这个概念不仅对我们理解像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这样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诗歌十分关键，其实也是在句法和风格层面上理解全部西方诗歌的钥匙。对荷尔德林曾有过多方影响的同代批评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曾经把他那个时代德语诗歌的句法同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进行比较，并呼吁德国的诗人们要大胆使用倒装等复杂多变的句法。赫尔德的这种呼吁是建立在他从卢梭的语言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发展观之上的。这种语言发展观认为，文明和理性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损害着语言的诗性。在赫尔德乃至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德意志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看来，体现在荷马、悲剧诗人、品达和萨福这样的竖琴诗人作品中的古希腊的语言代表了最高水平的诗歌语言。而像德语这样的现代语言，理性因素有余而感性因素不足。赫尔德把倒装看做是语言的感性因素的一个主要特征，并因此呼吁德国诗人大胆使用倒装。他认为，“倒装来源于要在感性上引人注意”，并且阐述说，在更原始的民族的语言那里，由于整个民族更感性，语言更不规范，他们的语言就充满倒装、轻重音，甚至手势等肢体比划，来辅助语言。对于赫尔德来说，更原始、更感性的民族的语言是更诗化的语言;哪怕是近代那种只供眼看、而不供朗诵的诗，也需要倒装来激活读者的想象力。倒装句的多少与语言是否有活力成正比，与其是否僵化死亡成反比：“它[语言]越活，倒装就越多;越堕落为死的书面语，就越少。”
熟读赫尔德的荷尔德林对倒装句十分重视，对如何用倒装的方法构造浑圆句有很高的艺术自觉。在写于1799年——也就是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发轫之时——的《七条箴言》(Sieben Maxi-men)中的第二条里，诗人自己说得很清楚：
在圆浑句里有字词的倒装。那么圆浑句本身的倒装却一定更伟大、更出效果。圆浑句的逻辑布局——即在其中生成接原因(原因圆浑句)，终点接生成，目的接终点，指向主句的各个从句永远只在后面挂靠在主句上——对诗人来说至多只偶尔有些用处。
这样的诗学反思直接被诗人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了。有了这些思想和美学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荷尔德林特别在其后期创作中对句法的锻炼如此重视，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在句法方面如此恢弘、大胆、富于力度。同他的前辈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相比，在运用浑圆句方面，荷尔德林没有克氏的学究气，不像他那样显得机械;在灵活性、有效性和感染力方面，荷尔德林胜出他这位同代的前辈诗人甚多。他实际上越过了他德语诗歌中的前辈，直接效法古希腊竖琴诗人品达和曾高度赞誉品达的古罗马竖琴诗人贺拉修，在诗歌成就上直追古代的大师。
二、翻译的任务与策略：以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为例
既然荷尔德林诗歌的句法和修辞有这样的特点，作为这样的诗歌作品的中译者，就必须说明他在译文中是如何处理原文的这些语言和风格特征的。在具体陈述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翻译哲学进行一些讨论，以为更具体的解决方案提供“形而上”的基础。
歌德曾经指出，有三种翻译，其一是散文的、应用文的翻译，其目的是只要我们能用自己的想法知晓了异域的东西就可以了;其二和其三则更涉及诗歌翻译，其中第二种是要把异族的作者带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能把他看做我们中的一员，这种翻译原则在当代翻译理论中一般被称作归化式翻译(do-mestication);第三种翻译则正相反，要求我们去异域，要我们迁就他的状况、语言习惯和特性，这种翻译原则一般称作异化式翻译(foreignisation)。与歌德同时的几位德国思想家和作家，例如威廉·洪堡(Wilhelm yon Humboldt)和施莱耶尔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论及翻译时，基本上同意歌德的这种划分，并且几乎全都赞成第三种，即异化的翻译原则。20世纪德国犹太思想家便雅悯在其著名的论翻译的论文《翻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Ubersetzers)中，曾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差别：
我们的翻译，就连最好的那些，都自一个错误的原则出发。它们要把印度的、希腊的、英吉利的德意志化，而不是把德意志的印度化、希腊化、英吉利化。它们对自己语言的用法太过尊敬，胜过对异域作品的精神的尊敬。……这种译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坚守自己语言的偶然状态，而非让自己的语言被异族语暴烈地激动。
在这篇著名论文中，便雅悯把歌德表述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对立极大地深化了。他虽然显然支持异化翻译的原则，但却超越了简单的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在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诗歌翻译一方面应该同原文有字对字的极端对译(Wertlichkeit)——这样做的效果无疑是高度的异化——，另一方面却又不是从原文的本源语言向译者的目标语的翻译，不是甲语言向乙语言的翻译，而是应力图够到所有的语言最终所共同指向的纯语言、是对这种纯语言的翻译。便雅悯认为，所谓纯语言来自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先天亲属关系：“那种思维中的各种语言之间最内在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汇合关系。它产生于此，即语言对于彼此而言不是陌生的，而是先天地、超出所有历史关联之上在其所欲言者中彼此呈亲属关系的。”这个“所欲言者”或者所要说的东西，是每种语言都要做的，然而只有各种语言的所欲言者或者说它们的意向之总和才是那种所谓的纯语言，任何一种特定语言的所欲言者只是趋向或者构成这种纯语言的一部分。这种先天的、超乎现行的人类语言之上的纯语言的概念不难让人想起旧约巴别塔之前人类共通的语言，而便雅悯由此推导出的翻译者的任务也为同样的希伯来式思维所决定，因为他把翻译看成是趋向这种纯语言的弥赛亚式的、无限向未来延伸的语言的末日或者说黄金状态的重来。
便雅悯对翻译哲学的思辨并非是翻译者可以随时参考的实用翻译手册，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不时摘撷某些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更直接用途的论述乃至警句，例如他下面这样的说法就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真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文，不遮挡它的亮光，而是让纯语言仿佛通过它自己的媒介被强化而愈发丰满地落在原文里。这首先靠句法迻译的咬文嚼字来做到，而且它甚至表明是字词而非句子才是翻译者的原始元素。因为句子是亘于原文语言之前的墙，而咬文嚼字方是走廊。
把便雅悯对翻译哲学的思辨落实到荷尔德林的汉译中来(其实这适用于所有诗歌翻译)，我们认识到，除了坚持对原文句法“咬文嚼字”式的忠实以外，不可能有其他可行的翻译策略。这样咬文嚼字的忠实显然要求我们从句法到词法上都要使得原文在翻译中透明，显露出其异域的异性。这种异性必然将要动摇我们既有的语感、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对内部和外在世界的观察方式乃至世界观。唯有这样的翻译才会是对我们的语言、文学乃至文化有补益的、建设性的翻译。
然而在汉语的语境中，便雅悯所阐述的翻译原则既非是公认的衡量翻译的标准，也非是大多数译者为自己的翻译自觉设立的目标，更不能反映汉语诗歌翻译主流的现状。但在我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中，我在根本上认同便雅悯对翻译的哲学反思，并且坚持以他所阐述的翻译原则为荷尔德林乃至任何西方诗歌翻译的根本原则。这就意味着，译者追求对原文最大限度的忠实，即便这种忠实会在中文读者这里带来强烈的陌生感。不过，正像便雅悯在其论文中谈到的那样，所谓“忠实”，其含义就可能是万分复杂的，例如具体到荷尔德林诗歌翻译，所谓“忠实”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最基本的方面：(1)语义层次;(2)句法结构;(3)修辞格;(4)风格归属;(5)语言的时代特征;(6)文本互证。
狭义的语义层次的忠实是对任何翻译最基本的要求。仍以荷尔德林诗歌为例，在荷尔德林翻译中，语义层次不仅包括最基本的对原文一般语文的理解准确，更包括对原文中专有名词、特定表述、史地背景、名物与名相身份等的通晓和把握。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语义内涵是拙著两卷本《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评注卷所含注释的一个主要内容。对于这样的语义层面的忠实，绝大多数读者和译者想必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其余几个方面的忠实则可能是许多读者甚至译者没有充分意识到或仔细想过的，而这些方面同基本的语义层次一样，同为诗歌翻译的根本对象和因素，绝非是可忽略不计或可有可无的点缀。
有鉴于前面展示的汉语同欧洲语言、特别是具有屈折性的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于句法的“咬文嚼字”式的忠实也许是忠实的六种意义中最易引起争议的一个。汉语是非屈折语，无论在构造复杂的复句还是倒装方面，不仅较高度屈折性的西方古典语言和现代德语为逊，而且甚至较英法语这样弱屈折性的语言也更为有限。在外语课上做过一点西方语言文本汉译的人都遭遇过如何将包含多重从句的复句汉译的难题。在翻译应用文时，最简易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复句的各个从句尽量拆散为一个个简单句或最简单的复句。但是如果在诗歌翻译中也如法炮制，那么与其说这是诗歌翻译，不如说是对诗歌原文的基本语义梗概综述，因为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非如水瓶与水的关系，因此诗歌翻译并非是把水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个容器，然后把原来的容器丢到垃圾桶里。诗歌的器与容是密不可分的一体，翻译作为巴别塔灾难之后的权宜之计，其最高的境界应是在目标语言中全面模拟本源语言的艺术作品。因此诗歌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基本的语义，也要如便雅悯所说的那样，把原文句法咬文嚼字地搬到目标语中。翻译的实践告诉我们，虽然汉语是非屈折语，但是在其中构造较复杂的分层句型、实现倒装句式、并修炼出音义皆佳的浑圆句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用咬文嚼字的方式翻译德文的句法，译者和读者都应首先破除一些不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这些习惯尤其因为肤浅的“古”诗词的灌输和不当的语文教育成为妨害当代中文作者和读者阅读理解能力的瘤疾。
近一个世纪以前，现代诗人废名曾经批评过像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那样的所谓传统诗歌，认为其为抽象名词的堆砌，算不得诗。相反地，他赞赏像李商隐温庭筠那样的诗词，认为温李的诗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是“横写”的。废名的说法比较玄奥，没能够把自己的洞察很清晰明了、很充分地表达出来。他所谓的“横写”的，其实就是指波折复杂的句法及其所表达的复杂思想。如果我们把他的直觉用分层句法这个概念来说明，则能把他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他所赞赏的“横写”的诗歌其实都或明显或隐晦地包含了分层句法式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了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对废名所举的主要来自中古文学的例子做些补充：分层句式和思维其实早就常见于上古时代的散文与诗歌，只是到了近几百年，流行诗歌的语言或者说流行的诗歌语言趣味堕落了，表意让位于写意，复杂缜密的思维与语句让位给反智的所谓意境烘托。而上古的文章却是另一种样子，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无论在句法还是修辞方面，均臻于复杂;又例如《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是虚拟条件复旬，表达的思想亦有相当的复杂性。中古时代最好诗人的句法是非常灵活多变的，废名激赏的李商隐固然有“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样的复句，但类似的句式恐怕还是学杜甫的，例如《城西陂泛舟》：“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哪送酒如泉?”均为类似《子衿》的虚拟条件复句。至于句法的倒装，《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孟子·尽心下》：“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都是上古文学中的佳例，后世诗文中倒装句式最极端的例子也还是来自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是每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
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汉语和汉语诗歌绝非是马致远的那首散曲以及其他一些词曲篇什所显示的那样，只是裸词、甚至裸名词加形容词的非语法和非句法的堆砌，也不是只有简单句并置句式，而是可以具有丰富的思维、复杂的句式甚至活泼的词序。既然汉语中确实有这样的语言资源，我们采纳异化的翻译策略，把原文的句法语式咬文嚼字地翻译过来，就不仅完全可能与可行，而且也能让我们免于洋泾浜中文的指责，在迻译异域诗歌的同时回归更本真的中文。这恰好符合便雅悯对翻译和语言的思辨，因为便雅悯认为翻译最终是朝再现作为所有人类语言的意向之整体的纯语言或语言的黄金时代的趋近。我们通过援引中国古代的例子说明，遥远如汉语之于德语或希腊拉丁语，也有指向相同的纯语言的资源或者痕迹，换句话说，分歧如汉语之于欧洲的屈折语言，它们各自朝本真的趋向同时也是朝共同的纯语言的趋向。这就使得汉语与这些语言之间的翻译在最后和最高层次上成为可能。
其实，在所有语言的意向性之共同这一点上，便雅悯对翻译哲学的看法同德文圣经译者马丁·路德著名的论翻译的观点相去不远，因为在一封著名的论翻译的信中，路德曾这样写道：
人们一定不要询问拉丁语中的字在德语里怎么说，这是那些蠢驴们[路德对拥护教皇派的蔑称]所做的;而是要请教巷闾市肆上的贩夫走卒和灶前屋后的孺子老妪，看他们如何动嘴如何谈吐，再据此翻译，这样他们就会懂，知道是在说德语。
路德所陈述的他的圣经翻译原则也就是说，翻译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是要翻译外国语言背后的意向(在路德这里，语言情境的再现或类似是展示意向的最好向导)，是这个意向使得所有异化的翻译，无论起初显得多么陌生，最终都将变得不陌生，因为那毕竟是人的意向。尚无研究显示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有意遵循了路德的这段陈述，但是在成果和效果上，中文和合本圣经其实同路德的翻译方针是高度符合的。相应地，拙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路德乃至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策略。
在更具体层面，我在两卷本《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导论中曾描述了具体解读力图保存原文句法结构的“咬文嚼字”式的翻译方法。这个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语言事实上的，即在任何言说的语言中，句子、尤其是较长的句子，是通过语调、轻重音、节奏单位划分等发音和听力手段来表达和接受意义的。在汉语中如同在屈折性的德语中一样，构造和理解分层句型乃至各种倒装，在听觉上都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达意的。在翻译分层句式和倒装句时，只要很好地把握了这些手段，就能在听觉上构造出意义明白的汉语复杂句式。咬文嚼字地忠实于原文句法的翻译乍看上去似乎比散文的解释难明白，但我们要知道，作为诗，原文这里也远非可以一目了然。然而我们一旦明白了其句法结构，并能正确地把这段诗朗诵出来，这个看似晦涩的句法就变得相当易懂了。让我们把书中《莱茵河》一诗中的这段的朗诵要求标注一下：
然后他歇了，带着蒙福的谦和，
因为他所要的一切[——这里用悬置的语调而非结束的语调]，
那个上天的，他自行拥护
不受强制，微笑着
此时既然他消停了，朝那些猛者。
这里的第一行用最平常的语调。第二行由于是解释原因，所以应使用略高的语调，而且在这一行结尾时不要像我们平时处理一个完整句子的结尾时那样，让语调下降，而是故意要把这个较高的语调保持到最后，戛然而止，但一直不降落，让听者产生悬念，因为这一行不是自足的，而不过是下面贯穿三行的句子的宾语。接下来三行(不包括加下划线部分)是这个“因为”句的主干，朗诵它们的语调和速度应大致平均，但是最后一行加下划线部分的这一从句，是个塞进那个主干句里的解释的话，应该用较快速度读出，声调甚至声音也要较低。这样，听者将会非常轻易地听懂这个读起来复杂、含有多重倒装的句子。其实，从认知的角度讲，这种复杂句中的语调达意法就是侯世达(Douglas R.Hofstadter)在其《集异璧之大成》中描述过的“堆栈”(stacks)的一例，即通过悬置上一个层次的语义操作，让低一层次的操作得以完成之后，再回到上一层次直至其完成。这样的悬置和进入更低一层可以在两层以上水平进行，其结果就是分层句式的实际运作，这种运作是智能的一个基本操作职能。在我们这里，包括倒装、插入语、同位语以及各种从句等在内的分层句式就是通过调节语调的手段，使听者得以弄清不同的意义层次，并最终把握一个复杂句子的完整语义。
关于翻译忠实的第三个因素，即修辞式的忠实，其实同句法的忠实密不可分，我们这里不可能详论荷尔德林诗歌所涉及的西方修辞学，但是仅就翻译而言，有多少句法的忠实就有多少修辞的忠实，读者可以参照我们对句法忠实翻译的论述。至于第四个因素，即风格的忠实，却需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译者和读者容易忽略这一因素。翻译任何文学作品，译者必须注意，所翻译的对象文本在文体风格上属于哪些范畴，是高尚风格还是低下风格，是庄是谐，是诗性辞藻还是官僚文体(德国人把后一种叫做Kanzleisprache)，是华丽还是朴素，是流畅还是迟滞，等等。明白了原文的风格属性，译者必须尽可能保持对原文风格的忠实。无论如何，他不能混淆风格的高与低、华丽与朴素;除非是翻译卡夫卡，否则他一般不应用公文体翻译文学作品，等等。
更棘手的翻译忠实是第五个因素，即如何保持对原文时代的忠实。是应该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文来翻译同时代的荷尔德林诗歌作品呢?还是应该用20世纪中形成的新华体?抑或甚至应该用21世纪的网络语、流行语?对这个问题，答案恐怕不会众口一致。但是大多数人想必会同意，在译文中同当代语言保持一些距离感，应该是必要的。
关于最后一个因素，荷尔德林原文中有很多对路德圣经字句的采纳、对当代其他诗人作家作品的指涉、对古希腊等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引用，这些援引和指涉在原文语境中的直接效果如何在中文中复制呢?抑或应该索性放弃这个意义上的忠实?
从这些考虑出发，我在《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所采纳的翻译策略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如该书的评注卷所详尽展示的那样，在语义层次上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翻译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这包括纠正某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也包括不采纳通用的各种德汉词典中“标准”的翻译，而是在对德文和中文考证的基础上不惮自行做更准确的翻译。其次是在句法上对原文保持尽可能的忠实。这一点可能是最强烈冲击中文读者既成语感的激进做法。但是我相信，在句法句式翻译上咬文嚼字的做法是诗歌翻译所必然要求的，而且前面列举的中文在这方面的语言资源使得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行;在具体接受上，读者可以尝试我们所介绍的多语调朗诵法，以便把握诗人复杂的句法。第三，译者充分识别了荷尔德林诗歌的风格属性，认为它属于庄严、崇高、古奥、偶尔流利华美、内省、晦涩等风格范畴，因此在汉译中采纳类似的汉语风格。第四和第五是相关联的：针对原文中无处不在的路德圣经德语的深刻影响，汉译所采纳的方针是把中文和合本圣经作为这种影响在文本、文风和语言时代诸方面的坐标，这样，汉译除极个别例外以外，在专有名词译名和概念名相名物翻译上一律遵从和合本译法，并且把全部的翻译风格统一到产生和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初定稿的中文和合本语言上来。这样做一方面使得汉语译文具有了一定的时代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模拟了原文语境中的文本互指关系和效果。因为这样的翻译才在更高的层次上趋近原文也趋向语言背后的意向或者说纯语言，同时这样的翻译才与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相一致。因此，读者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译文所感到的陌生感不仅缘于异域的空间距离，也缘于汉语自身的历史距离。
关于和合本语言的重要意义，是个迄今为止仍未得到应有的广泛认识的大问题，我曾专门撰文做过论述，这里不必重复。
总之，把诗歌作品从屈折语的德语乃至希腊拉丁语的原文翻译到汉语，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和复杂的语言学、风格学、美学乃至哲学问题。本文只不过勾画了其中涉及的句法和翻译哲学方面的问题，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策略建议。对这个课题的更全面的探讨此外必须要包含：一，对当代汉语和当代文学汉语状况的较深入较全面的考察和批评;二，对中西方修辞法和修辞学的检讨与比较。这两个话题我将会在未来展开讨论。
作者：刘皓明
【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关键词】 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語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3.6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1ead a dog's 1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1ike water);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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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福祥，吴汉樱.文化 与语言[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收稿日期：2008-4-17
作者：潘帅英
【摘要】本文研究我国翻译发展进程中出现重视语言轻视文化、重视微观轻视宏观的现象，详细阐述对翻译文化意识的认识，通过推进文化观，确立翻译指导理念，以多元文化为视角深刻探究翻译实质。
【关键词】翻译研究 翻译文化观 多元化思想
全球化经济进程的逐步深化，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交往领域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多体现在文化和其他领域方面。因而在跨文化时代到来之际，翻译更多呈现出交融性和互助性，单纯的翻译技巧和翻译学术性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从外部层面考虑翻译不能与人文理念相互割裂，因而研究翻译文化，并且了解其影响地位，对翻译活动有着直接和本质的影响，也是研究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
一、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在文化上有详细的操作层面，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作为一个翻译者不能规避的本质问题就是语言层面上出现的各类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对翻译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由于翻译者和原作者成长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以文化心理也会不同，在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方面也会多有不同，导致语言和词汇使用出现不对等的情况。另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对事物的理解，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方面也有较大的不同。
例如，英语句子多数情况下受到形式和逻辑的限制，句子的主干构成是主语和谓语，其他的语法形式主要以主语为基础做好各层的连接与搭建，框架结构是以主语为基础，逐渐向外围扩散，但是汉语在句子方面习惯以时间顺序为基础，通过推理的方式做层层递进展开，通过节节延伸，呈现出线性铺排的状态。这两种语言习惯都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所以翻译者从小也接触这类语句构成形式，因而一旦接触与之不同的构词形式感觉无所适从。
二、翻译发展中需要深思的问题
1.重技轻道。这方面的倾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于翻译研究的问世后，专家学生更多的探究翻译技巧，没有对形而上学有强烈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共有500多种书问世，其中介绍语种和技巧性的书籍占比达到85%，大部分都是一“技巧”著名，但是探讨的主体是“怎么译”。第二在翻译研究方面有更多研究，更多重视翻译技巧，将翻译研究看成实用主义，但是这种思想直接带来两种效果，第一，局限翻译理论范围，把翻译理论看成怎么译，导致翻译被局限在应用层面；另外一方面简化翻译的理论功能，误导人们理论只能指导实践，这将引发观念上的误区，让人们单一的认为技巧性的翻译研究对实践有着更直接的用途，研究本质时出发点在哲学，但是实施过程却运用符号学定位，这被翻译学者看成是“制造空洞的理论”。
2.重语言轻文化。我国将近30年的翻译研究中，重视语言轻视文化的现象是在20实际70年代以后和80年代中期，其中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从翻译的层面考虑问题，语转化是翻译活动中最为直接的行为，那么将语言翻译长期的当成语言活动观就是现在研究的翻译观，翻译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理论层面的内容，因而研究中重视翻译的语言层面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3.重视微观轻视宏观。重视微观轻视宏观在翻译上面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翻译史的研究上面，另外一方面是体现在翻译批评领域。翻译史研究主要是在最近几年里面，要求梳理历史时期的重要翻译事件，或者研究某一个翻译家的翻译风格，但是研究中只是就翻译论翻译，缺乏宏观性的把握，尤其在研究西方主要国家文学作品时，更多是罗列翻译事件，仔细拼读翻译内容，梳理翻译复译情况，整体上没有宏达的视野观，以文化外契机，站在文化的高度上面逐步了解翻译，体会翻译，研究翻译的选择、文化的立场等相关问题。因而这类翻译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引出翻译的文化特征，在翻译批评领域内重视其宏观的倾向问题更显严重，其中有如下表现，第一，研究译本中，更多的关注文本意义，文字对照更看重细节，把细节当做整体看待，细节的不妥，就否定整体。第二，评价翻译方法是，要求翻译家在文化转化方面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却没有详细关注翻译家运用翻译方法的动机和文化语境。第三，翻译评价中，语言层面的评价是一切评价的标准，也成为评价的唯一标尺，将对和错看的更重，没有深入探究“对”或者“错”本身的原因，因而缺乏整体思考。
三、从跨文化视角上考虑翻译与翻译观
但翻译一个作品时候，需要加入评论，加入评论的主要目的是两方面，第一通过阅读评论让读者能更好的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异，第二可以通过评论加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任何文字的东西都不能是孤立存在，都是和生活的社会属性有一定关系，所以很多评论与当时的热门话题和政治发展状况联系密切，因而很多大的新闻媒体都将故事说的头头是道，通过故事映射出真正要表达的含义，必要的时候这些评论是帮助理解文章，或者引导民众的思想层面。
结语：翻译是一个比较美妙的过程，由于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连接，所以运用通过翻译做好沟通的桥梁，很多人开展翻译活动，都是在进行文字，其实这只是翻译的一个小部分，翻译是需要语言交流与文化渗透，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如果文字没有语言为基础，那么整个文字就会变得很单调，也会失去整体的韵味，这只是翻译中的一个很简单部分，其实翻译是在进行转换时候的语言的重新组织，翻译学中最为重要的三方面是信、达、雅，解释为直观的表达翻译的含义，语句的直观，最后语句完整、漂亮，在树立翻译观的同时，需要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翻译的本质，以文化交流为核心，开展翻译活动，让翻译活动有自己正确的历史定位。并在这一原则上，梳理我国翻译史，做出深刻思考，分析翻译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
参考文献：
[1]李小霞.论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文化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09）：3-5.
[2]孙英旭，张琪，张雨萌.多元文化语境下译者的翻译文化观[J].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14（03）：13-15.
作者：曾晶
摘 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刚出版时就在许多国家遭遇查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也可谓是一波三折。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汉译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全译本是饶述一译本和赵苏苏译本，但二者在翻译策略上存在很大差异。以原作为参照，从译者身份和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出发，指出在翻译目的指导下选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分析这两个诞生年代相差近80年的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饶述一译本;赵苏苏译本;翻译目的;翻译策略
一、 引言
戴·赫·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许多作品都成为文学经典。作为其最后一部作品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因其露骨的性爱描写而颇具争议。作品刚一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备受人们的“非议”。英国人W·C·皮利称这部小说是“一部可以毫不含糊给我国文学抹黑的淫秽透顶的坏书”、“法国色情文学的炮制者在淫猥程度上也无法望其项背，巴黎偏僻小街的书摊上出售的那种下流的色情书刊与之相比也大为逊色。”[1]195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也指斥劳伦斯笔下的人物“谈情说爱时不仅丧失了几个世纪所形成的高尚的文雅的风度，而且似乎重新陷入进化的变形过程中，回复到人猿鱼类以前的原生质的丑陋的交媾状态……作品使人们感到非常厌恶。”[2] 162-165甚至在1960年英国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决定将《查》收入“企鹅丛书”时，该书遭到英国皇家法律顾问琼斯的指控，理由是该书“宣传肉欲，赞扬通奸，语言淫秽”，而且从“整体上看来，倾向于败坏心智和腐化读者心灵”。[1]219然而，种种指控与攻击无法抹去这部伟大作品的光辉，《查》终被宣告无罪而解禁。除此之外，《查》在海外的传播也颇为坎坷。当劳伦斯向国内悄悄发行《查》时，美国海关就已明确颁布了对它的禁令，并且一直到1959年政府才解禁此书。在日本，翻译《查》一书的日译者伊藤整和该书的出版、发行者小山书店负责人小山久二郎被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并以彻底败诉而告终。该书自出版之日起，就成为人们研究讨论的对象，至今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拍成电影电视剧，被人们视为文学经典。本文将简要描述该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并选取至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两部全译本——饶述一和赵苏苏译本，进行比较，探讨影响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
二、《查》在中国的译介
1928年3月，劳伦斯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首次自办发行《查》，而在中国，学者对《查》的研究与译介也几乎同时进行，始于20世纪30年代。同年11月，诗人邵洵美就在其主编的《狮吼》杂志上报道了劳伦斯新作出版的消息，并介绍了该作品的大致内容。几年之后，随着《查》的多种英文版本传入中国，陆续出现了该作品的相关评论，其汉译本也相继出现。这些译本跨越了近80年的历史进程，基本上分别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译者的身份、译本名称、翻译目的、策略方法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该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出版发行概况如下(见表1)：
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和生活背景不同，他们的翻译行为目的也存在差异，其翻译策略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三、《查》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总观《查》在中国的各种翻译版本，以饶述一译本和赵苏苏译本影响最大，也很具有代表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二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前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而后者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
1.译者身份
在翻译过程，特别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问题必然影响译者的翻译态度，而翻译态度对译文的言语风格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译者身份是翻译活动中不可逃避的话题。
(1)饶述一的译者身份
饶述一是《查》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他的真实身份一直不为人知。由于资料有限，饶述一的生卒年月、性别籍贯均无据可考。饶述一究竟是其真名还是化名也无从验证。他留存世间唯一的一篇署名文章只有一篇附在译作前的寥寥千字的译者序。该序由饶述一于1936年7月作于北京。在序中，饶述一写道“这本书的泛起，是前年在归国途中开始的。……本书系根据未经删节过的法国印行的大众版本(英文本)翻译的，兼以Roger Cornaz氏的法文译本作参考……有许多原文晦涩的地方，都是靠这本法译本的帮助解决的。”[3]4由上文可以推断，饶述一应该是民国时期留学人士，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且精通英文和法文。熟谙西方文化为饶述一翻译《查》奠定了基础。
(2)赵苏苏的译者身份
相对于饶述一的神秘，赵苏苏的身份就简单明了得多。他曾长期做过翻译和编辑，有过海外生活经历，并且译作颇丰，译有二十多部文学作品，除了《查》外，还包括《莫格街凶杀案》、《白牙》、《巴拉圭消息》等，他也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这些都为他能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提供了条件。
2. 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确定翻译策略的主要制约因素。译者受到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熏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
(1)饶述一追求“思想启蒙”的社会文化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世界思潮特别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致力于翻译文学，所有的进步刊物都登载翻译文学作品。而且当时凡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都十分重视翻译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和中国国情相近的作品。以陈独秀、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都是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明确目的出发，来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活动的。饶述一有过留学西方的经历，深受西方思想的熏陶，但又在中国当时追求思想启蒙的社会文化影响下，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而《查》正是对这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批判，于是饶述一才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
(2)赵苏苏追求“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了进来。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大大解放，普遍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就包括了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及各项事业也随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就是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随之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要求“中国人民在吸取外国优秀文艺作品的同时，不忘发展和弘扬本民族文化”。[4]49而赵苏苏的译本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其翻译的很多词语都体现了中国特色。
3. 翻译目的
德国功能主义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以源化文为基础的、有目的的、人际间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5]18《查》汉译本的两位译者饶述一和赵苏苏，身处不同时代，各自的翻译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
(1)饶述一的翻译目的
饶述一在其译本的译者序中明确交代了自己翻译《查》的目的。“最近偶阅上海出版的某半月刊，连续登载某君的本书译文，便赶快从该刊第一期起购来阅读。不读犹可，读了不觉令人气短!原来该刊所拿的译文，竟没有一页没有错的(有好多页竟差不多没有一段没有错的)，而且错得令人啼笑皆非。不待言，许多难译的地方，该译者连下笔都不敢，便只好漏译了。把一本名著这样胡乱翻译，不单对不住读者，也太对不住作者了。因此使我生了把旧稿整理出来出版的念头。……这是本书出版的一个直接的动机。”[3]4译者序标明时间是1936年7月。同年3月份，正值王孔嘉在半月刊《天地人》上发表《查》译文，他的译文确实也引起过争论。黄文得和倪受民分别发表在《天地人》第7期和第9期上的《<贾泰来夫人之恋人>译文之商榷》及《<贾泰来夫人之恋人>译文之商榷的商榷》[6]9-10都对王孔嘉的译文提出过意见。由此可以推断，饶述一提到的“某君”应该指的是王孔嘉。此外，饶述一还写道：“这本书之介绍到我们的蒙昧的中国社会来，介绍到我们未有生活而正在寻求生活的中国人群里来，是很有意义的。”[3]3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更深层的翻译动机，在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动荡年代，译者倡导社会启蒙，致力于民族进步，企图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寻求出路的中国人带来一线光明。
(2)赵苏苏的翻译目的
在《查》新译本中，赵苏苏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翻译目的，但他在《天津日报》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翻译《查》一书的缘由。他说道：“早年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曾看过《查》的英文原著，也看过它的电影，自己非常喜欢。它并不是一部单纯宣扬‘性爱’的小说，他含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内涵，包括对(英国)上层社会的嘲讽、戏弄、挑战，以及对爱情的赞美。而它之前没有广泛地为我国读者所阅读。我觉得实在是一种可惜。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我，要我把这部著作翻译出来，介绍到读者当中去。我能成为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觉得很荣幸，也一定要把它做好，并没有任何别的想法。”[7]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发行“廊桥书系”，其特点之一就是“选取曾经受到和正在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现当代外国畅销书”。[8]1《查》无疑是属于该系列的，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赵苏苏重译此书。同时，人民出版社也指出，再版《查》这部以性为主题的外国小说也希望使当下的小说创作对性的认识与把握有一种新的提升和视点，使读者对于小说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赵苏苏作为特邀译者，其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再版此书的目的是一致的。
4.翻译策略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家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一种以源化文为基础的、有目的的、人际间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5]55即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这也是饶述一与赵苏苏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
(1)饶述一“异化”的翻译策略
前文已经指出，饶述一翻译此书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倡导社会启蒙、促进民族进步。并且饶述一在译者序中也指出：“印完后重读一遍，觉得自己的译文并无可吹的地方;不过在力求忠实于原文的一点上，便觉尽了力量。”[3]4译者采取了忠实大胆的策略，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甚至将文中大量的性爱描写逐一翻译出来，未加删节。作者采用此种翻译策略就是为了将劳伦斯对极端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抨击、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反抗完整地传达出来，以达到启蒙国人的目的。
(2)赵苏苏“归化”的翻译策略
赵苏苏翻译此书时中国已步入21世纪，当时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要求发扬中国特色文化。所以赵苏苏倾向“归化”的翻译策略，委婉的翻译技巧，将原文中的许多词语翻译成富含中国文化的词语，对“个别性描写之处做了适当的淡化和技术处理”，[8]18，采用略译的方法。
从词语、句子和段落角度，举例说明饶述一译本和赵苏苏译本翻译策略的差别。
①词语翻译
劳伦斯在《查》中使用了大量与性有关的词汇。英国皇家法律顾问琼斯曾在法庭陈述中对《查》中粗俗字眼做过统计：“‘干’或‘操’这个字眼，在本书中至少出现了30次，我数过它们，但不能保证完全数遍了。‘cunt(阴道)’有14次，‘蛋’13次，‘屎’和‘屁股’各6次，‘cock(阴茎)’4次，‘尿’3次，还有许多其他的。”[9]15由于这些词汇数量众多，且在文中分布不一，本文仅选取描写男性生殖器官的其中一个词汇“phallus”的翻译进行比较。
例1：
原文：“……and believe me， the only bridge across the chasm will be the phallus!”……
“……and Duckes says the phallus is the bridge to what comes next. I wonder what it will really be?”said Clifford. [10]21
饶译本：“……相信我，将来深渊上唯一的桥梁便是一条‘法乐士!’”
“……达克斯说，‘法乐士’便是渡到将来去的桥梁。我奇怪究竟要来些什么东西?”克利福说。[3]5
赵译本：“……相信我的话吧，无底深渊上的唯一桥梁就是男人的老二!”
“……杜克斯说，男人的那活儿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我想知道究竟会怎样?”克利福德说。[8]89
例2：
原文：And afterwards， when they had been quite still， the woman had to uncover the man again， to look at the mystery of the phallos. [10]78
饶译本：当他们完毕了后，当他们十分静息下来的时候，妇人重新要去发现男子，去瞧瞧那“法乐士”的神秘。[3]19
赵译本：后来，他俩静静躺着的时候，女人非得再看看男人，看看他神秘的命根子。[8]123
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饶述一将“phallus”音译为“法乐士”，并说明：“‘法乐士’系从前希腊人用于狂欢节时，用以象征阳具之物，此处便指阳具言。”而赵苏苏却将其意译为“男人的老二”、“男人的那活儿”和“命根子”。相比之下，饶述一的翻译比较大胆直接，而赵苏苏采用较为委婉的翻译方法，对这些有关性的词语进行了淡化处理。
②句子翻译
在句子的处理上，饶述一仍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赵苏苏却使用“归化”的策略，采用汉语中对应的词或套用汉语中的固定表达形式。本文选取两例有代表性的语句对二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
例1：
原文：It was more than her gossip. It was Mrs. Gaskell and George Eliot and Miss Mitford all rolled in one， with a great deal more， that these women left out. [10]101
饶译本：那比闲话更甚的，什么格丝太太、佐治·爱里欧、美福小姐凑在一起。[3]102
赵译本：不只是闲话，是嚼舌头。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五只眼。[8]221
例(2)
原文：What the eye doesn’t see and the mind doesn’t know， doesn’t exist.[10]185
饶译本：眼所不见、心所不见的事情，是不存在的。[3]142
赵译本：所谓眼不见心不烦。[8]262
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饶述一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忠实于原文的“一对一”的直译。而赵苏苏则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意译的方法将原文翻译成“张家长，李家短”、“眼不见心不烦”等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句，更易被中国读者接受。
a. 性爱描写的翻译
《查》之所以在英美两国遭禁三十余年，除了不雅词汇的大量使用外，作者对性爱场面的露骨描写是其遭禁的最主要原因。饶述一和赵苏苏两个汉译本封面上均标明为“全译本”，但是笔者将两个译本对比后发现，赵译本还是有删节，而且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删掉了几百个有关性器官或性爱描写的文字。总的来说，赵译本中段落的删节是最明显的。下面本文将选取一处代表性的性爱描写场景进行具体分析。
例1：
原文：“Arena Ah!”he said， leaning forward and softly stroking her face.
“Th’art good cunt， though， aren’t ter? Best bit o’cunt left on earth. When ter likes! When tha’rt willin’!”
“What is cunt?”She said.
“An’doesn’t ter know? Cunt! It’s thee down theer; an’what I get when I’m i’side thee， and what tha gets when I’m i’side thee; it’s a’as it is， all on’t.”
“All on’t，” she teased. “Cunt! It’s like fuck then.”
“Nay nay! Fuck’s only what you do. Animals fuck. But cunt’s a lot more than that. It’s thee， dost see： an’tha’rt a lot besides an animal， aren’t ter?—even ter fuck? Cunt! Eh， that’s the beauty o’thee， lass!”
She got up and kissed him between the eyes， that looked at her so dark and soft and unspeakably warm， so unbearably beautiful. [10]219
饶译本：她身体向前倾着，他轻抚着她的脸。
“您真是个好‘孔’(Cunt)，您是这大地上剩下的最好的小‘孔’儿。当您喜欢的时候!当您愿意的时候!”
“什么是‘孔’?”她问道。
“怎么，您不知道什么是‘孔’!那是您下面的那个;那是我进您里面时我所得的那个，也是我进您里面时您所得的那个。”
“那么，‘孔’是像交合了?”
“不。不!交合只是做的事情，禽兽也能交合，但是，‘孔’却是强得多了。那是您自己，明白不，您是异于禽类的，可不是?——甚至当您在交合的时候。‘孔’!嗳，那是使您美丽的东西，小人儿。”
他的两只幽暗的、温柔的、不能言语形容的、温暖的、令人不能忍的美丽的眼睛望着她。她站立起来，在他这两眼间吻着。[3]256
赵译本：“啊!”他说，探过身子，轻轻抚摸她的脸。
……
她爬起来，吻她眉心，他的两只眼睛看着她，目光那么幽暗、温柔，说不出的温暖，令人不能忍受的俊美。[8]390
此例是康妮与梅乐士之间的一段对话。梅乐士谈到康妮的私处时用了“cunt”一词，根据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中的解释，“Cunt is an extremely offensive word that some people use to refer to a woman’s genitals. [VULGAR， VERY OFFENSIVE]。可见“cunt”为英语中的粗话。饶述一将这大段的性描写全部直译出来，对于“cunt”的翻译，饶述一则采用谐音的方法将其译为汉语中的“孔”，而且还加了一个脚注“译者注：cunt是方言，读音如‘孔’，那么意义也差不多了。”而赵苏苏却采用了略译的翻译方法，直接省去了5个段落。
此外，在原文的章节中的很多段落充满了英语方言。两位译者对英语方言的翻译，风格差别很大。饶述一在译者序中说：“劳伦斯为了给这书以一种特殊的地方风采，里面有不少谈话是用Derbyshire的土话写的，中译无法用任何一省一地的方言去代替，所以只好一体译成国语。在这一点上，原文的生动处未免受了点影响的了，这是无可奈何的。”[3]305相对于饶述一的直译，赵苏苏对方言的翻译更多样化。他在译后记中写道：“书中梅勒斯时不时说上一通的德比郡土话，更是难以准确地移植成中文，只好试着用汉语中的乡音俗语替代，难免画虎类犬。”[8]390赵苏苏为体现中国语言的丰富多彩，将原文中出现的英语方言翻译成山东和北京方言。例如将英语方言“I”全译为典型山东话“俺”， 其他的还有“你丫”、“哥们儿”、“老爹”等。
综上所述，饶译本的典型翻译策略就是“异化”原则，行文上向原文靠近，达到了译者“力求忠实于原文”的目的。而赵译本主要采取了如下翻译方法：一是对书中的性词汇进行包装，使用委婉语;二是大量使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搭配;三是对书中大量性描写进行删节;四是将英语方言译为中国地方方言;五是行文上向读者靠近，运用“归化”的流畅中文。
四、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翻译目的来看，饶译本和赵译本都充分再现了原著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意向。就接受程度而言，赵苏苏的译本更符合中国现代读者群的要求，富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总的来说，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样，饶述一和赵苏苏的《查》译本都是时代的产物，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译文的存在就意味着原文的重生，意味着译者的成功。同时也可以看出，进行译本比较不能单纯以译本是直译还是意译来进行优劣评价，而要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译者是在怎样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要着眼于译者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及他们各自对文化交流所做的创造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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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awrence， D.H. Lady Chatterley’s Lover [M].London： Penguin Group， 1997.
作者：苗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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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名的来源或地名研究(Toponymy)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历史语言学家对地名的来源作了相当的研究。美国内务部曾汇集了一批能干的语言学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其任务是对美国的地名来源进行研究，给以准确的解释。
在美国的地名中，一半以上始源于印第安语。其余的始源于欧洲，如纪念皇帝皇后，或某一特殊地区，还有是为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及记载历史活动的。
由于语言和文化是休戚相关的，人们通过研究地名的始源，可以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背景。历史活动，甚至价值观。
笔者从不同的资料汇集了美国洲名的来源，供学习研究英语、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参考。
ALABAMA(阿拉巴马)：来源于巧克陶印第安语，意思是 "thicket-clearers" 或者 "vegetation-gatherers"，"拓荒者"或者"打草人"。
AlASKA(阿拉斯加):来源于阿留申语，意思是"great land"或"that which the seas breaks against"，"伟大的土地"或"分割海的地方"。
ARIZONA(亚利桑那)：来源于印第安语 "Arimnac"，意思是"hule spring"，"小泉水"。
ARKANSAS(阿肯色)：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a breeze near the ground"，"靠近地面的微风"。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来源于法语 "Califerne"，是一部11世纪法国史诗中所想象的地方。
COLORADO(科罗拉多)：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ruddy"或"red"，"红色的"。
CONNETICUT(康涅狄格)：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beside the long tidal river", "在长长的潮河旁"。
DELAWARE(德拉华)：纪念托马斯·魏斯特爵士"Sir Thomas West, Lord De La Warr"，德拉华河和德拉华湾也以此命名。
FRORIDA(佛罗里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feast flowers(Easter)"，"花的节日"，即复活节。
GEORGIA(乔治亚)：纪念英国的乔治二世皇帝。In honor of George II of England. HAWAII(夏威夷)：来源不确定。这个群岛可能是以其发现者夏威夷·罗亚(Hawaii Loa) 命名，也可能以传统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家乡Hawaii or Hawaiki命名。
IDAHO(爱达荷)：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em of the mountains", "山中的宝石";另一种说法的意思是"Good morning""早上好"。
ILLINOIS(伊利诺)：来源于印第安语加上法语后缀，意思是"tribe of superior men"，"贵人的土地"。
INDIANA(印第安纳)：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land of Indians"，"印第安人的土地"。
IOWA(依阿华)：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the beatiful land"，"这块美丽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the sleepy ones"，"爱睡觉的人们"。 KANSAS(堪萨斯)：来源于苏族印第安语，意思是"people of the south wind", "南风的人们"。
KENTUCKY(肯塔基)：来源于易洛魁印第安语"Ken-tah-ten"，意思是"land of tomorrow"or"the dark or bolldy ground"，"希望的土地"，或"黑色的沃上"。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纪念法国路易十四世皇帝，"In honor of Louis XIV fo France".
MAINE(缅因)：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Queen fo Charles I of England"据说她拥有过法国的缅因省，"Theprovince of Mayne in France" MARYLAND(马里兰)：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In honor of Henrietta Maria, Queen of Charles I of England". MASSACHUSETTS(麻萨诸塞)：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mountain place"，"伟大的山地"。
MICHIGAN(密执安)：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lake"or"big water"，"大湖"。
MINNESOTA(明尼苏达)：来源于达科他印第安语，意思是"sky-tinted water","天色的水域"。
OHIO(俄亥俄)：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river"，"大河"。
MISSISSIPPI(密西西比)：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father of waters"，"水之父"。
MISSOURI(密苏里)：来源于印第安语, 意思是"town of the Large canoes"，"大独木舟之乡"。 MONTANA(蒙大拿)：由J.M.阿西从拉丁词典中选的词，是拉丁化的西班牙语，意思不详。
NEBRASKA(内布拉斯加)：来源于澳托印第安语，意思是"flat water"，"平川之水"。
NEVADA(内华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snow-capped"，"雪山"。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来源于英国的罕布什尔郡，"Hampshire"。
NEW JERSEY(新泽西)：来源于海峡的泽西岛，"the Channel Isle of Jersey"。
NEW MEXICO(新墨西哥)：来源于墨西哥，"the country of Mexico"。
NEW YORK(纽约)：纪念英国的约克公爵，"In honor of the English Duke of York"。
NOR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纪念英国的查理一世，"In honor of Charles I of England". NORTH DAKOTA(北达科他)：来源于达科他印第安语，意思是"allies"or"leagued"，"同盟"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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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概况
姓名：XXX性别：女
民族：汉政治面目：团员
学历(学位)：本科专业： 英语
联系电话：12345678手机：139000123
4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XX大街10号邮编：100007
Email Address：12345678@sohu.com呼机：66881122-1234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湖南大学1993.9--1997.7科技外贸 英语 专业本科
另：其他 培训 情况
辅修日语和导游
现正进行注册会计师 考试
工作经历
*1999.4---至今中美合资狄姆阿姆斯壮技术有限公司
翻译/总经理秘书
处理总经理所有日常事务/现场翻译美方执行总监的技术 培训 和业务拓展/陪同美方技术支持进行现场工作指导/安排组织公司管理层会议并作会务翻译
*1997.10---1999.4中瑞合资北京中安消防电子有限公司
外籍生产经理助理
负责瑞士、德国和香港地区的国际采购业务/翻译各种生产技术、商务合同文件/协助实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工作/组织、协调生产各部门会议，并承担翻译工作
个人简介
我本人适应性强，责任心强，勤勉不懈，并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在从事多年翻译及谈判、助理工作后，积累了丰富的外贸业务和国际贸易谈判经验以及优秀的英语口头、书面表达能力。能够熟练操作各种办公软件及设备，以胜任现代化办公的需求。
请给我一次机会，我必将还您以夺目的光彩。
本人性格
开朗、谦虚、自律、自信(根据本人情况)。
另：最重要的是能力，相信贵公司会觉得我是此职位的合适人选!
期盼与您的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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