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维护民族团结之德，树促进民族团结之才
摘 要：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中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依托地缘优势，在专业定位、制度构建、平台搭建、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实践等方面持续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严峻挑战，我们需要不断自我优化，直面错综复杂的局面，构建新时代的民族学专业体系。
关键词：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建设;一流本科
在全国都在大力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浪潮中，尽管不同的学科面临的使命与挑战有别，但是一流学科作为一流大学的核心支撑是一个基本共识。而如何在科學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做到平衡发展，共同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更高的水平，是当下中国大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本科教育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石，与大学的持续性发展之间有密切联系。在国家提倡“以本为本”的战略背景下，民族学本科专业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积累了相应的办学经验，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甚少对民族学本科专业建设进行整体性的介绍与反思。为更好实现专业发展，推动民族学专业建设的相互促进，本文拟以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历程与近年来开展的专业建设为中心，向同行介绍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并将民族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期形成一定的讨论，共同推动中国民族学本科专业建设的发展。
一、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的专业定位与特色优势
民族学这一学科门类与相应的学科理论知识传入中国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则要到民国时期才开始。在这一学科发展历程中，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在国内属于较早的一批高校推进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学府。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专业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中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吴文藻、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张之毅、李有义、胡庆钧、田汝康等多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著名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调查工作站工作。这一时期，上述各位学者在抗战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怀着一颗学术救国之心，冒着生命危险在云南各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产出了《乡土中国》《云南三村》《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多部优秀作品，既彰显了学者的家国情怀，又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开创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历史上著名的“魁阁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魁阁时代的学者已经分散到不同的研究机构，但是其留下的学术遗产与学科精神，得到了后人的传承。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的优秀民族学者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民族识别与民族社会调查工作中，为国家开展相应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与学科建设新浪潮的到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科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87年，云南大学成为国内较早恢复人类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2017年，云南大学民族学入选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并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
云南大学民族学本科专业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其发展历程亦充满了坎坷。由于多方面原因，云南大学人类学本科专业曾经于2006年停招3年。至2009年，在民族研究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大学恢复了民族学本科专业的招生，迄今已有10年。近10年来，为了推进民族学本科人才培养，笔者以民族研究院院长身份带领学院骨干教师，在学生培养方案的制定、田野调查实习基地的建设、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逐渐推动民族学本科人才培养走上正轨。
近年来，为了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响应教育部“以本为本”的战略部署，深刻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我们在原有专业建设基础上，逐渐调整了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我们认为，民族学本科专业建设必须提升专业建设的思想高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民族学本科专业为目标，全面落实“立德树人”和“四个回归”，培养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民族观，适应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需要的一流人才。
以此专业定位为指导，在尊重全国高校教育改革浪潮大势的同时，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科特色。一是高度契合国家战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云南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要求，重视将民族学的学科使命与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促进民族学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二是坚持“立德树人”，高度重视正确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教育，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以本为本”，关键要落实到每位学生身上;以学生为教学实践的中心，实现教学相长。三是依托我院建于少数民族农村的14个田野调查基地、影像人类学实验室、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础的民族学数据库及人类学博物馆，强化田野调查实习、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及文化创意实践。在此过程中，强调对学生的精准化、差异化培养，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专长，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田野调查、民族志电影创作、文创产品开发等领域。四是基于综合大学办民族学的优势，生源地域分布广泛、民族结构合理，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五是以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的学科为支撑，师资队伍实力雄厚、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突出。
应该说，上述的学科定位既是对党和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人才培养层面的一个基本原则与核心办学方向。5个不同层面的学科建设定位，构成具体人才培养的基本取向，确保民族学人才培养不走急功近利的道路，更不重蹈一些办学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不规范、不科学的问题。
二、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
在明确的办学思路与专业定位基础上，我们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力图将上述的思路纳入培养方案与具体教学科研实践的内容中，强调专业建设要以学生为中心，并围绕以下3个方面展开教学理念与专业定位的落地。
(一)坚持立德树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专业思政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要务之一。中国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不仅要求学生习得相应的专业知识，更要在思想品德与为人处世上达到新的高度，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一代青年人。顺应这一基本办学思路，云南大学从事民族学教学科研的同事，历来都注重将专业建设纳入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建设的整体性工作中，在推进专业素养习得的同时，亦强调人才培养中的专业思政。其中，最具成效的一个方面，是争取国家资源，建立起了课程思政的全国性平台。2018年，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教育部批准，设立了首批國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民族教育教材和管理政策研究基地，系全国唯一一个民族教育教材和管理政策研究基地(以下简称“教材基地”)，亦为全国十一个教材基地之一。以此教材基地的建设为抓手，民族学专业进一步加快推进了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和教材，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规律，准确把握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形成民族学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与此同时，将在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以此基地为平台，建立起适合于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材，既要体现国家在民族教育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又要尊重教育的基本原理，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适合学生思维养成与专业素养培训的教材，积极发挥教材基地的思想指引作用与教学资源聚合作用。
(二)围绕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的激发，全方位推进教学改革
如前所述，课程专业思政确保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体素养，而相应的教学改革举措则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面确保学生的潜能获得激发，更好地将专业知识内化为核心知识竞争力。故此，自2009年恢复本科招生以来，一直在原有办学经验基础上，不断探索民族学本科教学的新模式，力图从四个方面持续推进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首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倡导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导入教学方式，推进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建设，建成教育部首批在线精品开放课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学十二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等一批慕课，建构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一课累积选课人数已经突破60 000人，服务了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全国300余所高校，在实现了民族学学科知识的跨专业传播、增进了不同专业学生对于这一专业知识领域的认知的同时，也推动从事本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在教学技能、教学理念上的提升，为更好的提升本专业学生的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动力。
其次，不断开设内容丰富的课程菜单，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权。一方面，扩大学生课外学习的选择面，增加新的核心技能课程。近年来，我们通过开设小班制少数民族语言和东南亚小语种选修课，提供学生学习非母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东南亚语言机会，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一带一路”倡议培养人才。另一方面，通过组织主题沙龙、读书会、主题调研等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施展自身的知识才华，培养学生自我管理及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夯实理论基础提供核心路径。
再次，通过开设面向学生的学习工作坊，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每学期面向学生开设由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5个左右不同主题或领域的工作坊，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近年来，通过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合作举办“医学人文工作坊”“人类学理论前沿工作坊”“情感人类学工作坊”“西南边疆影像工作坊”等多个主题工作坊，让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能够通过有效参与工作坊而扩大学习视野，为日后进一步深造奠定新的基础。
最后，还以本科生导师制为抓手，落实学习过程管理和管理育人。自2009年施行本科生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指导教师，赋予导师全程指导思想品德、学习规划、文献阅读、调查研究、论文写作、升学或就业等职责，切实落实学习过程管理和管理服务育人。在“导思想”“导学习”“导生活”的影响下，本科导师透过具体的学习指导与学业引导，切实提升学生学习自主性，扩大学生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核心能力。
(三)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按照“新文科”范式建设民族学专业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下，一直紧跟时代潮流，力图通过多种教学平台的建设，为建设一种具有“新文科”范式的新民族学提供有力的支撑，具体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将现代影像技术引进专业教学。以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为依托，开设与实作相结合的《基础影像技术》《影视人类学》等多门课程及专题工作坊，通过手把手教学，教会学生进行基于深入田野调查的影像拍摄、影片剪辑与后期制作，并通过举办“影像人类学沙龙”，为学生展映优秀的民族志影像作品，提升学生对民族志电影的认知，促使影像技术成为部分学生升学求职的核心竞争力。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与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等国外优秀研究机构的合作，开展国际影像工作坊和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促使对本专业感兴趣的同学将所学知识与国际同行交流分享，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其二，将空间信息技术引入专业教学。通过建立民族学与社会学信息化实验室，以现代地理信息技术(GIS)为基础，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基础数据，并把有关少数民族/族群的统计数据、定量调查数据和质性研究信息进行整合，组织学生学习与操作，从而运用“民族地理信息系统”等大型数据库，开展相应的研究探索。此外，目前民族学信息数据库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已经初步开展了调查信息数据的导入与研究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具有高度叠合能力的数据获取平台，为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教学与研究工具。
其三，推进“互联网+民族文化”教学。通过购置3D扫描、无人机等设备，依托人类学博物馆，组织学生到全国各地开展实地调查，扫描世界遗产地及其他文化遗产之实物，在相关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后期制作，一方面为构建全景式的数字博物馆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提升学生运用互联网技术参与到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
经由以上3方面的综合推进，部分学生已经借助学院搭建的专业学习平台，掌握了影像技术、基于移动互联网终端的田野调查方法、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地图绘制与统计分析方法等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族学专业学生技术应用方面的短板。这既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为后续的人才培养开辟出了新的可行路径。
三、以教学为核心，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教师的职业素养高低是决定专业教育成败的关键。一直以来，我们都十分注重民族学专业教师的核心能力培养，并通过制度建设与平台搭建，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背景多样、综合业务能力强的专业教师队伍。
第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师德考核制度。在人才培养与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对于教师行为准则与师德师风建设的方针政策。依托云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我们逐渐建立起由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同事评价、领导评价等多维度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采取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切实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第二，坚持多措并举，全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一方面，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建立核心课程课程组。每门核心课程都建立起由3名左右教师组成的课程组，集体备课，开展教研。通过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组合，实现教学实践上的传帮带。另一方面，也注重与国内外同行开展深度交流，通过举办教学工作坊等教学研讨形式，提升本专业教师的核心业务能力。依托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平台优势，我们按课程内容分期分批举办不同主题的教学工作坊和青年人类学论坛、青年人类学沙龙，邀请国内外该领域的专家和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坊主讲教师，讲解与示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师介绍自己的教学思路、内容和方法，以此促进教师职业素养的精进与具体教学技能的提升。
第三，大力推行人才走出去战略，鼓励担任一线教学任务的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访学。近几年，学院共派出10名以上的专任教师到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鲁汶大学、清迈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进行访问交流，并鼓励支持部分在职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提升核心业务能力。
此外，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教学比赛，鼓励青年教师通过参加教学比赛，提升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核心技能，在课堂设计、课堂呈现与课后巩固等各个环节进行良性竞争，并通过物质与精神奖励并举的方式，提高教师参与教学比赛的积极性。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相互促进，民族学本科专业教师在职业素养、核心业务能力和教学经验积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专业任课教师之间逐渐形成了较好的良性互动，逐渐打造了一支专业背景多样的年轻师资队伍。
四、加强平台与制度建设，持续深化教学改革
根據新时代高等教育办学的基本规律，高校教学质量的保证不仅需要有科学合理的专业培养方案和优质的师资力量，还需要拥有优质的教学实践平台，并通过科学严格的监督机制来确保各项专业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完善。
首先，注重发挥国家教材建设研究基地的作用，全面深入推动教材育人。近年来，民族学本科教学的骨干教师通过加入由王文光和何明分别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民族史》和《人类学概论》两门国家马工程教材建设团队，持续提升了教材编撰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与此同时，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陆续组织开展民族学系列教材建设。以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专任教师为核心团队的多个教材编写组正在集中精力撰写《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等专业核心教材，并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
其次，强化教师教育教学业绩考核和育人能力评估的引导与约束作用。通过修订教师职务评聘、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方案，不断增大教师的教育教学业绩考核和育人能力评估所占权重，将教学业绩考核放在教师业务能力考核的核心位置。凡教育教学年度考核不达标者，职称晋升一票否决，年度绩效考核为不合格，津贴分配扣减50%以上。该方案有效引导教师把时间和精力从主要投入于科研上转向科研与教学兼顾，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本科教育教学及其质量提升上。
再次，实施教学质量的全过程管理。一是课前准备。每门课程开课前一学期，开课教师向学院提交经过课程组讨论通过和系主任审核的教学方案，向院教学委员会“说课”;通过后，主讲教师提交教学大纲和讲义，并向院教学委员会“试讲”;试讲通过后纳入开课计划。二是过程督导。院教学督导团对专业课随堂检查，督导结果反馈给系主任和课程组。三是课后评价。课程结束后，组织各门课程总结和质量评估，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分别给予奖励、整改、暂停等处理。
此外，我们相应的教学科研团队，努力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力图重新反思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取向，重新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理论知识体系。通过以高质量研究引领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的方式，不断加强业务能力支持平台建设，围绕高品质教材建设，在推动教师教学理论水平的同时，也通过前述几种举措与监督机制并行，确保民族学专业教师业务能力持续精进。
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不仅需要对教师队伍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还要不断在教学团队建设当中侧重“以研促教”的具体落实，促使教师在研究过程中，将新的知识创造纳入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以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
五、民族学本科专业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举措
近10年来，我国逐渐走向改革深水区，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分层日趋明显以及社会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发展，高等教育需要直面新常态下复杂而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培养适应社会现实需求的复合型人才[1]。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基础学科，民族学本科专业在就业路径、社会认知度和学科认可度等方面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作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我们在学生培养方案设置、课程内容实施等涉及人才培养的核心性环节方面必须首先考虑民族学基本理论及人格素养的培养。在学分制的制度框架下，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应用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例。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与民族学相对应的行业尚未形成，导致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对自己的学习生涯与职业规划产生极大困惑，无法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习得适应于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基本工作技能，学生在就业市场中举步维艰。此外，由于民族学是一个体量甚小的学科，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需求单位对民族学专业几乎一无所知，很难对民族学专业人才有较好认可。
除了就业等方面带来的严峻挑战外，面对快速多变的现代社会，民族学的理论教学、研究实践与话语建构必须能适用于解释民族问题的诸多面向，方能赋予专业教学更多自信。这就要求人才培养过程中既要形成基本的学科理念，习得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同时还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推进教学实践的持续深化。因此，基于民族学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我们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加强本科人才培养的力度，并力图从以下4个方面推进民族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
其一，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与更新教学内容。根据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培养方案。2014年以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为内容，增删一些课程和教学环节。大幅增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机制理论和经验案例，利用本校民族学牵头与西藏、新疆、内蒙古、吉林、广西等边疆民族地区7所高校建立的“中国边疆民族调查研究联盟”，组织学生共同到不同省区调查，以增进学生对多民族国家国情更完整的认识，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其二，持续改进教学方法与加强实践教学。在原有教学实践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深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挥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学与社会学信息化实验室、民族影像库的基础平台作用，并有意识的通过应用人类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等多门本硕连接课程，促进理论教学向实践的转化，鼓励学生依托学科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产业、文创产品等方面的开发与应用，拓宽民族学理论的实际应用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农村的田野调查基地之实践功能，精心组织实践教学，并通过编写出版《田野调查手册》等教材，进一步规范田野调查与提高实训效果。
其三，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云南大学地处西南边疆地区，有自身的区位优势，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我们尽量做到扬长补短，在优化自身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一方面不断加强校际合作育人，通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深度合作，共同举办工作坊，扩大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升学路径;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校企合作育人，建立与文化传播、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等类型企业的合作育人平台，培养学生的应用型知识和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其四，深化国际合作育人。国际化是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依托大量优质的合作基础，我们将持续推进与泰国清迈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教学合作，通過合作举办主题鲜明的夏令营、暑期学校和写作工作坊，切实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区域性多语言能力，为学生更好走向国际奠定坚实基础。2019年，通过与泰国清迈大学合作，以中泰文明互鉴为主题，举办了首届“中泰民族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通过带领本科生前往泰国清迈进行理论学习与田野调查，并在专业英文学术写作指导团队的指导下开展调查报告的撰写，既提升了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又让学生在实践中习得了国际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及英文田野调查的写作规范，并最终在泰国集结出版学生调查报告集Sino - Thai Explorations：Chinese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Mobility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2]，这是国际合作育人成效的核心体现。
最后，我们还进一步完善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以学院主要领导牵头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团队定期议事，不断识别、反思、完善培养质量的改进机制，重要问题提交学院学术委员会或教师大会讨论，从而形成有效的反思性创新机制，保障培养质量的持续完善与改进。
六、结语
从民族学本科专业办学的经验看，我们虽走过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学科建设与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基础学科及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本科人才培养相比，民族学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规范、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学科核心竞争力、学科专业知识应用与专业自信力培养等方面仍需要不断优化。同时，我们与国内顶尖民族院校民族学培养在理论前沿培养与理论素养训练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当然，我们也一样坚信，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互联网技术急速变革的今天，随着不同人类学文明类型的交往日益频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将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民族学专业将积极拥抱世界发展潮流，不断从科研实践与教学传承中，传递“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化互鉴理念，进一步夯实民族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的地位，主动引领推进学科知识体系与理论方法的重构，重建民族学的学科、专业自信。
最后，纵观国内外发展趋势，民族学专业既肩负着为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问题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等诸多方面输送专门人才的重任，同时亦逐渐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重要战略方针制定的思想来源之一。民族学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但同时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从社会文化整体视角看待国家、民族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学科理念，是我们坚守学科本位的根本动力来源。但与此同时，这也势必要求我们在民族学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探索，才能更好地参与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人类文明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浪潮中。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愿同国内兄弟院校同仁一道，共同推进民族学专业建设向前发展。
參考文献：
[1] 辛涛，黄宁.高校复合型人才的评价框架与特点[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6).
[2] Chayan Vaddhanaphuri，He Ming eds.Sino - Thai Explorations：Chinese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Mobility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C].Chiang Mai：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CSD)，2019.
[责任编辑：刘兴禄]
Establishing the Morality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Unity and Building Talents 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Ethnology in Yunnan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HE Ming， Qin Yan?jia
(Center for Minorities Studies in Southwest Border Reg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Key words： Yunnan University; Ethnolog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作者：何明 覃延佳
〔摘 要〕 黔东南州自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由于历史，地区现实条件等多方面原因，发展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足。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各民族的团结奋进是关键。积极推进黔东南州的发展、和谐、繁荣，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一项重任。
〔关键词〕 黔东南州;发展;稳定;团结;对策
〔
黔东南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总面积为3.03万平方公里，全州辖1市15县，206个乡(镇)。2012年户籍人口459.22万人，常住人口347.27万人，有苗族、侗族、汉族、布依族、壮族等33个民族，全州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78.27%，其中苗族人口占41.57%，侗族人口占28.99%。自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州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全州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显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改善，民族区域自治得到贯彻落实，公共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建设全面推进，民族民间文化得到进一步保护和挖掘，民族群众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黔东南州由于历史，地区现实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各民族的团结奋进是关键。我们应立足现实，直面不足方面，研究相应对策，努力推进黔东南州的发展、和谐、繁荣，加快建成小康社会。
一、黔东南州经济发展分析
黔东南州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属于粗放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总体上讲，全州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的水平。具体来说，全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方面有：
一是工业发展相对滞后。黔东南州的工业基础差，企业规模小，产业链条短，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产值总量少，经济效益低。目前黔东南州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工业增长主要依靠冶金、电力、化工等产业的拉动，高耗能产业占比重大的问题仍没有较大改变，高载能企业产值占工业企业产值的70%以上。
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农田基础设施不够。全州人均耕地面积0.166亩，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18亩的警戒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949元，仅相当于全省的95%，全国的57%” [ 1 ]。全州农业以畜力耕作为主，手工劳动为铺的耕作方式。户均耕地规模小且分散，难以进行规模化生产，农田灌溉以大水漫灌的方式为主，以动力抽水灌溉的耕地较少，靠天吃饭的状况从根本上未得到改变。由于增收渠道少，加之农资价格高位运行，使得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三是该地区土地石漠化现象较为严重。黔东南州的凯里、麻江、施秉、台江、三穗等市县分布150多万亩连片的白云质砂石山，石漠化较重，生态环境较差。
工业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水平低、生态环境差对黔东南州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重要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低，资源浪费较大，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这必然影响着黔东南州的发展。
二、黔东南州社会稳定分析
黔东南州社会基本稳定，各民族和谐共处。但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全州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近些年该地区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民族群众未能理性维权，境外势力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特别是对群体事件的防控不够等。中组部党建研究网刊发的研究指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对出现的思想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疏导群众，使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成为诱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如2009年5月黄平群体性事件。民众资源争夺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不能忽视。基于历史等因素，一些地方民族群众为资源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多涉及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征地拆迁、特殊群体利益诉求、劳资纠纷等问题。如2009年9月锦屏争抢木材群体性事件;2012年3月，贵州省虹博矿业有限公司与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发生矿群纠纷。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二是全州社会治安防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需进一步落实。近年黔东南州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较以前少了很多，但一些特别刑事案件、非法宗教活动应引起重视，如2014年凯里1·13特大刑事案。在民族问题方面，该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常常多种问题交错，相互影响，如发展问题与民生问题交织、稳定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等。这些矛盾、问题易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而复杂化，使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加大。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意识不强，民族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比率不高。个别地方崇拜、迷信“权威”，一定程度地存在“人治”现象。这对推进全州法治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全州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覆盖面不够，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该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大、流动频繁，而相关管理政策、服务不完善。特别是基层流动人口管理部门无行政执法权，对有效发挥行政管理职能以保障群众权益增加了难度。州党委和政府想方设法，积极推进民族群众就业。但一些高校毕业生、失地农民等仍然面临就业压力或困难。基于财力等因素，使全州社会保障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以2009年为例，该州人均生产总值为6234元，只相当于全国的24%和全省的60%。[ 2 ]医疗卫生，保障房、拆迁安置等民生工程仍需完善和加大建设力度。如果这些民生问题处理不当，则会增加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黔东南州民族团结分析
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素养、民族文化差异密切相关。黔东南州在民族文化与民族团结方面存在的不足有：
一是整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黔东南州民族群众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相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全州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仍需进一步加强。如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不高，一些地方民族群众文盲半文盲占一定比例。在广大农村劳动力中，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我国发达地区较低，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仅占50%。基于群众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影响，一些民族群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这使得民族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
二是不当的旅游文化开发给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旅游文化开发对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当开发，影响着当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不当的旅游文化开发对民族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价值庸俗化、过度商品化等。
三是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发展不充分，影响着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团结。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全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全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够，还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满足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州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阵地建设不够，精品文化需进一步弘扬、开发;一些地方民族文化后继乏人，加之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方面，现成的专业教材不多，专业教师少等。这对进一步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增进民族文化的理解、交流、传承发展，以及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民族团结不利。
四、对策思考
立足实际，大力推动黔东南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态保护，注重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提高社会基层管理能力和工作实效，以民生为本，促进全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黔东南州稳定、团结的物质基础。
推动黔东南州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统筹规划，把战略性和适应性调整相结合，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升级，建设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凯里城市经济圈，使其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和黔东黎平、榕江、新城三个区域次中心城市，稳步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通过优化政策、加大财力、创新科技，抓好现代烟草农业、茶叶中药材种植、草地畜牧示范县建设等。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发展以民族民间节庆活动为主的会展产业、以民族歌舞表演为主的演艺产业、以民族银饰为主的工艺产业。对于政府，一方面对全州经营旅游业的当地居民进行教育引导，提倡合法、文明经营。另一方面对全州旅游项目开发、旅游业发展统筹规划，做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全州各民族物质生活水平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共处。
其次，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是推进黔东南州发展、稳定、团结的根本。
各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是黔东南州民族地区发展、稳定、团结的根本。必须始终坚持“教育兴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不断提高全州民族的现代思想文明素质，增进各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树立振兴黔东南州的共同理想和培育奋发有为的精神，为全州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同时，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通过规划建设，有效保护、开发体现苗族、侗族等民族特色的文化，满足各民族基本文化需求。通过举办民族文化艺术节，建设民族特色文化品牌，精心打造如雷山西江、黎平肇兴民族文化村寨以及施秉杉木河漂流、镇远古城等民族文化基地。以此激发全州民族文化的活力和魅力，培养民族文化自信和自豪感，推进该民族地区发展、稳定、团结。
其三，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民族民主政治建设，是推进黔东南州发展、稳定、团结的关键。
根据黔东南州现实，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决策符合各民族愿望和利益，努力为民族群众办实事。建立健全各民族民主议事、诉求表达、权益保障等制度，积极推动基层民族自治建设。通过民主自治管理，保障各民族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自治权利。各级党政部门一方面要加强民主监督，抓好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提高办事透明度和效率，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另一方面，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法治，保障民族群众的权益，以赢得民族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同时，充分发挥该地区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引导民族群众依法规范村规民约，通过对传统的族长、寨老的组织引导，发挥民族民间组织在民主法治、民族民风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民族地区民间组织为促进民族自治、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做贡献。
其四，改善民生是增进黔东南州民族团结互助，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
在改善民生方面，应针对全州实际，统筹规划，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养老等制度，着力保障失地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无业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生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完善就业等制度，采取多渠道、各种措施增加就业容量，推进下岗失业人员、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把城乡建设与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统筹起来。通过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不断改善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加强社会维稳工作，加大基层矛盾排查纠纷力度，规范和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坚持用“民生优先”的理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注重对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差异、矛盾的调解以及对群众的土地征收、拆迁补偿等问题的及时解决。完善突发事件预警、应对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 牟秋菊，谌伟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贫困现状分析[J].南方农村，2013，(5).
[2] 廖少华.大力加快黔东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凯里学院学报，2010，(10).
责任编辑：张明明
作者：宋小红
摘要：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后发地区，具有边疆、民族、贫困等特点，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既有一般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强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十条措施，既是治理边疆的治本之道，也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本之策。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边疆、民族、贫困等特点，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全国社会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形势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维护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促进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共同繁荣进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十分重要的任务。
调查表明，人民群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对社会稳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维护各民族团结统一有较高的认同度。因此，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
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仅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文化认同和纽带，也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心理共识和思想基础。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和合”的思想一直占据人们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仅得到了汉族的认同，而且也得到了少数民族的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全体中国人对自身归属和自己祖国的认识，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人们在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感上的最佳结合点，同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有力武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1]
强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旨在提高人们的六个认同：
一是提高对祖国的认同。不可否认，无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还是侨居海外的侨胞，甚至加入其他国家国籍的华人，从血统渊源上，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生活在国内的各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自身国籍归属上和血统认知上，没有人能够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就犹如儿女之于父母，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先天的血缘联系。热爱祖国是爱国主义的最佳体现，也是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精神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祖国在人们的心中是神圣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国人的心里，家和国是一体的，没有国就没有家，家和国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组织要素，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了有识之士的最高理想。这种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情感，已经成为联系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纽带和桥梁。
二是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成了中国人自身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在近代才开启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但对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各民族对中国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却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2]“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历史。”[1]
三是提高对国家主权的认同。社会和谐有序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主要指标，而国家主权是衡量社会和谐有序的边界。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的行为，都是对社会和谐有序的破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国家主权的主体只有一个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所在，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有序运行，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有学者将社会稳定的合理边界概括为：主权完整、人权保障、政局稳固和司法有效[3]。这四者是辨证的统一，主权是前提、人权是基础、政局是条件、司法是保障，离开这四条谈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没有实际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探讨的社会稳定，是基于主权完整和政局稳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主权不完整、政局不稳定，那社会自然谈不上稳定，甚至社会已经瓦解或需要重建。所以，提高对国家主权的认同，是进一步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是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有机结合。
四是提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4]。在文化意义上，中华民族就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统称，既包括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在生物学意义上，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在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既相互融合，又尊重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养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意识，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力量。回顾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各民族由于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这客观地决定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民族分裂、民族歧视都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只可能是少数人的别有用心的煽动和行为，反而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谴责。
五是提高对执政党的认同。历史表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建立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走向全面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颠颇不破的真理。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八十年。”“从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5]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建设到长期执政的转变，提出了依法执政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经受得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6]因此，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也就是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依法执政的认识。离开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事情就无从谈起，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就无从谈起。
六是提高对政府的认同。政府是受人民的委托，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人们对社会稳定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政府的信心。一旦政府遭遇合法性危机或者丧失民心，社会稳定的信心指数就会大幅度下滑。所以，在塑造现代法治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的进程中，提高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就是给予人们信心。只有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增强了，政府的威信才能树立，政府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感召力才会增强，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才能够被群众所认可。“社会稳定的主观基础是人心稳定，只有人心稳定了，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如果人心思变，就会出现不稳定现象。”[7]所以，执政党和政府是人民最能够依赖的最强有力的组织，人们对其认可度高，社会稳定的信心指数就会大幅度提高，反之，就会下降。
二、切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是基础，稳定是保障，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促进民生问题的改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明显，边疆民族地区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种发展差距最终落脚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往往是收入分配差距和自身利益差距。在2009年各省(市)GDP和人均GDP中，GDP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而内蒙、广西、云南、新疆、西藏分别为十五、十八、二十四、二十五和三十一位;人均GDP前五位的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而内蒙、广西、云南、新疆、西藏分别为八、二十五、二十九、十五和二十八位(见下页表1和表2)。从GDP总量上看，最高的广东是最低的西藏的将近90倍，排名最靠前的内蒙也仅居第十五位，云南、新疆和西藏都在倒数六位以内;从人均GDP上看，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云南的将近6倍，内蒙进入了前十位，新疆进入前二十位，其他仍在二十位以后。这充分说明边疆民族地区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数量，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而边疆民族地区内部本身还存在地区差异，如果用边疆民族地区最落后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会更加明显。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将会长期存在，社会多元并存的格局不会很快消除，当务之急是如何缩小差距、保持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问题，这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边疆民族地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社会关系往往都可以简约为利益关系。于是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人们的利益失衡，心理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增强，使人们对社会稳定的信心和安全感降低，从而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要从政策、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特殊的扶持，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加速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过程，经济社会越发展，各民族融合的程度也就越高，民族融合程度越高，社会稳定性也就会增强。反之，如果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孤立感和剥夺感就会增强，社会稳定的信心指数就会下降。胡鞍钢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干部认为地区差距过大将危及中国社会稳定，有少数干部还认为将产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是否解决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问题，不仅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观察问题，而且还要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观察问题。”[8]“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边疆民族因其在地理空间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和文化上与主流中心的差异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边缘性、心理疏离性。”[9]
三、密切关注和处理好民生问题
民生是根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任何矛盾的产生其背后都涉及利益关系，而真正能够促使人们敢于冒风险、不顾社会秩序和国家法律的利益问题，只有民生问题。生存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在我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追求更好更高的生活标准也是人们最基本的愿望和权利，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权利。但理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差距、我们的小康也还是不全面的小康，人们在相对利益面前，尤其是和自身切身利益攸关的事情面前，往往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易于诱发不稳定事件。现在最突出的民生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低保、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劳资纠纷、住房拆迁、资源能源开发引发的纠纷等问题。
教育是民生之本，就业是民生之基。从近期看，就业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但从长远看，最根本的民生问题是教育问题。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最突出的是人才和智力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的差距，尤其是高端人才和高等教育的差距。以2009年高校在校生规模看，东部发达省份和边疆民族省份的差距非常明显，而这个差距和经济发展的差距基本一致。呈现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也越发达，反之，经济越落后的地区，高等教育也越落后(见表3)。西藏的高校在校生数还没有发达地区的零头多，相差几十倍，而新疆和江苏的差距在7倍左右。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小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很多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率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高于其他种类投资收益率。”[10] “大量翔实的证据证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不对劳动力进行大量投资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11]
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制约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质量的改善。“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命题。而世界上的大多数穷人以农业来维持生计，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经济学，我们就能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问题。”“改善穷人福利的生产的决定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12]因此，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点应关注教育，应采取扶贫先扶智的发展战略，在政策和资金上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鼓励高校继续办好“新疆班”、“西藏班”等面向民族地区单独招生的特殊班级，扩大高校在民族地区的招生人数，动员东部发达地区高校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结对帮扶，实现高端人才、科学研究等资源的相互流动，形成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局面。只有在发达的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发达的高等教育，教育的根基在基础教育，同时从教育投资回报率上看，教育层次越低，投资回报率越高[10]，① “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估计回报率分别为23.4%、15.2%和10.6%。”[13]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实现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双丰收。
四、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矛盾的存在有一个蕴藏和爆发的过程，而矛盾往往产生于基层，一个小的矛盾如果不及时化解，当孕育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时候就会集中爆发。基层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基层能够及时发现矛盾，往往与矛盾双方都比较熟悉，有利于矛盾的调处，避免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所以，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把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起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效果，把调解处理作为社会稳定的“润滑剂”，充分发挥调处机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纠纷的一项有特色的制度，长期以来各级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诸多常见性、多发性的民事纠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4]
在哲学意义上，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在社会学意义上，矛盾意味着纠纷和冲突，而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需要和利益越是多元化，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是人的需要和利益。”[15]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 所以，化解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协调好利益关系。对于个人而言，利益关系往往是具体的，也就是说矛盾在最初的状态往往是处于具体的关系之中，如果发现得早，处理得及时，矛盾就会消除，反之，如果任其发展，甚至出现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就会使矛盾放大，冲突升级，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只有不断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群众申告与组织主动介入有机结合起来，对于群众之间的一般矛盾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可以向相关人员或者组织申请调解，对于可能激化矛盾或者涉及群众面宽的问题，尤其是群众和当地政府或组织之间的问题，相关人员应该主动做工作、化解矛盾。比如村级的治安调解员、乡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等。
事实上，在基层社会，调解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只是人们习惯把调解理解为一种法律程序。基层社会的矛盾化解工作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处理性质的调解，而且还承担着宣传国家法律、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等重任。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只是群众之间的私人纠纷和矛盾，那么调解更多地具有处理的性质，双方需要的是公平的结果。如果矛盾和纠纷是由于公民对村或者当地政府的行为不满意，那么化解的过程既需要细致的思想工作，也需要调解的处理。基于此，提高基层调解人员和干部的素质就成为关键的问题，矛盾能否及时化解取决于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政策水平，取决于结果的公平性。只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并将其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及时化解矛盾，才能树立起社会的正义，群众也才会更加相信调解，遇到矛盾和纠纷也才愿意调解，社会也才会稳定。否则，即使是群众之间的矛盾，群众由于不相信调解而将矛盾积压在心中，形成内心的积怨，甚至形成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正如斯密所言：“如果正义法则不能被基本遵守，社会就不能存续下去;如果人们总是不能避免相互伤害，社会交往便无从谈起。”“正义是支撑人类社会整个大厦的主要顶梁柱，倘若这顶梁柱被去掉，人类社会这一庞然大厦必定顷刻间土崩瓦解。”[17]
五、扩大公民的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渠道
从理论上讲，人民主权国家的权力主体是人民，政府是按照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我国作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不断扩大基层民主，让人民群众真实地享有广泛的参与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同时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让人民群众在有利益诉求的时候能够得到合理的表达。比如申诉、上访、信访、诉讼等方式，从诉求表达机制角度讲，都是一种诉求表达方式，采取堵的方式并不可取，而是应该采取疏的方式，把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当中。“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18]
扩大公民的参与权和利益表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问题，尤其是乡村民主。郑永年教授认为，乡村民主对维系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可以有多方面的贡献，而且这种稳定是极其制度化的。首先，乡村民主制度的出现使得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直接对立。其次，乡村民主制度尽管不能消除腐败，但能有效遏制腐败。最后，因为乡村民主是吸收地方精英的有效机制，因而减少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19]。显然，乡村民主或者说基层民主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基层民主的范围扩大了，公民的参与权也就扩大了。关键在于公民的这种参与权是否有保障，尤其是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公民有哪些救济手段，也就是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如果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对社会的泄愤，就会导致“社会抗争”事件，形成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和数万人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社会抗争”以几何级数增长。1993年为8 700起，2003年6万起，2004年为74 000起，2005年为87 000起。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2000年有2700起，2003年则达3 700起，而堵公路、卧轨、拦火车事件达3 100起[20]。
尽管引起事件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果公民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对社会抱有公正的态度和愿望，那么任何人都不会与法律和政府抗争，明知会触犯法律的底线而故意为之，既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不理智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用刁民一词简单概括，而是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即存在制度的合理性和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现行的制度是否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诉求，规定是否合理、程序是否规范，另一方面导致群众利益表达诉求堵塞，或者激起人民群众强力诉求表达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的愿望和冲动，其动力来源于自身利益受损或者对某种行为和社会的不满，这二者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要减少人民群众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就必须认真审视产生的原因，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符合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其关键点在于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连接点，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规范的制度和法律引导公民有效表达利益诉求。
六、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度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然是守法而有诚信的政府，人民群众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往往来自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和行为不够规范，一旦这样，人们的行为预期就没有保障，人们的内心就会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中国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危机，中国社会治理的危机实质上是党的执政危机和政府的治理危机。”[21~22] 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现代政府的过程中，应该把建设法治政府放在首位，而法治政府应该包含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守法政府、阳光政府、有为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含义。所以，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行为失当造成的影响，既是提高政府公信度的重要措施，也是树立政府威信和增强人民群众社会稳定信心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对政策和法律理解不透、行为不规范等行为，规范政府行为的任务更加迫切。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面对社会快速的转型，不仅是民众需要迅速适应这一过程，而且政府也存在一个适应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放大了几对关系的对立性，忽视了其统一性：一是稳定与不稳定的关系。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概念，稳定是一种动态平衡。社会是在稳定与不稳定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稳定与不稳定是一种辩证的运动，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要出现社会失范行为就认为社会不稳定，比如群体性事件、上访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会不稳定的信心指数，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的信号。二是把社会不稳定事件与官员业绩挂钩，扭曲了官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官员处于政绩和自身仕途的考虑，往往采取“堵”和“压”的方式处理不稳定事件，甚至封锁事件消息外泄。另一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刚好又把官员害怕丢官作为一种条件和砝码，作为采取非理性行为和获取利益诉求的筹码。这种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单位和个人、组织和群众之间，加剧了官民的对立。三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3]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24] 从全局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改革发展中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稳定，或者说静止的稳定，一旦社会处于绝对的稳定状态，其实社会发展就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目前我们进行的伟大事业是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和促进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确保稳定和深化改革。
因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25]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树立一种动态的、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增强社会稳定的信心，减少社会不稳定的信号，把社会不稳定事件看做改进工作、提高人民生活的一种动力，正确处理和引导社会不稳定事件向良性方向转化。“必须以动态的社会稳定观来分析和把握我国面临的社会稳定形势，以动态的眼光来科学认识我国面临的不稳定因素(事件)，用动态的思路、动态的手段来维护稳定，不断增强对不稳定因素的驾驭力和承受力，泰然视之，从容处置，妥善处理一切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26] 显然，民众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和期盼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和判断，因为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主要还得靠政府，政府是治理社会的主导力量，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能力是有限的。尽管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离开人谈社会稳定就没有具体的意义，但人具有从众的心理，个体的力量很难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只有个体相互累加，形成庞大的群体才能够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作为治理社会、控制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既要认真倾听民意，稳定人心，又要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增强了，对社会稳定的信心也就增强了。
七、严格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
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具体体现，是把党的执政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的标志。依法行政则是依法执政理念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是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的标志。这要求把党和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制在国家法律之内，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真正树立法治的权威，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而实践中，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还得不到很好的贯彻，甚至背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特定条件下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导火索，比如很多群体性事件首先都是在私领域(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发生，逐步演化为公领域(公民群体等与政府)的对抗，把矛头指向政府，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依法执政包含三层含义：党的执政地位来源于国家宪法和法律，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符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党的各种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27]。在边疆民族地区，贯彻依法执政的理念，必须牢固三种观念：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共产党执政简单讲就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依法执政简单讲就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依法行使掌握国家政权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8]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9]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能将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将个人权力置于法律之外。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党委担负着领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任，应该深刻理解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能以民族地区而自居，更不能以民族权利代替和置换党的权力，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党的权力还是民族权利，都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这是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赋予的底线，一旦突破底线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以国家德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和准绳。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福利。党没有自身的利益，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于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二者是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的统一辩证关系。没有人民就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可能实现当家作主。三是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只要符合法律精神或者法不禁止的行为，就应该大胆地干和闯，克服现实中部分干部“求稳怕乱、保官晋升”的现象，法律既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依据，也是权力的保障。只要不违背法律，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只要不是消极懈怠，即使出现一些失范甚至失序行为，也应该依照法律进行纠正，使其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官帽和晋升采取“堵”和“压”的方式。
依法行政就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依法行政的实质和重点是“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不是“依法治事” [30]。在边疆民族地区，严格依法行政，主要要克服三个问题：一是随意性。主要是一些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会以权代法，既不考虑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不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决策、表态和执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拍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对工作敷衍塞责，既没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态度，也没有为个人的荣辱负责任的态度，而是把工作当作跳板，把权力当作一种个人资本，随意行使，缺乏对工作和事业的长远考虑与可持续发展。二是盲目性。一些干部不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不深入领会政策和上级的精神，甚至断章取义，曲解法律和政策，实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没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只有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了突出个人政绩，盲目大干快上，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三是扩张性。一些干部把权力看做个人的资本，认为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把权力发挥到极致，但不是用在为民办事上，而是为个人办事上，使权力的边界模糊化，失去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个干部把权力发挥到极致是用来为民办实事，而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那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是如果利用权力不依法依规，而是出于个人私利，就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显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要求干部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行使权力，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八、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和及时的反应机制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信息要及早发现和解决，突出“三早”：早发现、早调解、早处置，而不能等到事情已经发生才去善后处理。这就要求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必须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要能在事件出现苗头的时候及早发现，同时快速作出反映，及早调解和处理。发现迟往往措手不及，反映慢往往致使事态扩大，丧失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当今信息时代，网络和媒介形式为人们提供了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发泄紧张或不满情绪的重要载体，它对社会发展具有监测和引导作用，能够把握社会心理走向，实现人们不满情绪的有效舒解。”[31] 我们应该相信作为个体的人都具备最起码的理智，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有效细胞，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群体，单个的个体很难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但无数的个体聚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所以，应该争取在事情还处于个体状态的时候解决好，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广泛普及，信息的流量和传播速度非常快。掌握的信息越充分和及时，越有助于对事件的判断和认识。及时掌握信息，才有助于准确研判事件真相，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矛盾。在边疆民族地区，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率还不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地区，采取技防和人防的措施，把治安员作为社会稳定的信息员，负责收集和报告各种不稳定信息，同时，各级组织应有专人负责信息管理工作，形成信息收集网络的全覆盖和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立体格局。情报信息掌握准确、及时，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努力把矛盾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利于把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必须对信息保持快速灵敏的反应，要注意克服几种倾向：一是麻痹大意，缺乏敏感性。一些干部对不稳定性因素和信息缺乏敏感性，认为事情不大，或者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况不宜采取具体措施，以致丧失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二是事前心中无数，临阵手足无措。由于信息收集、情报来源不畅，工作不够细致，导致事前对不稳定因素或者苗头心中无数，事情一旦发生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三是反应迟钝，贻误处置时机。事情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都有一个过程，不会即生即灭。在应对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时候，如果反应不及时，事情一旦发生，它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四是消极应付，保位思想严重。在全国把稳定作为硬任务、第一责任的高压态势下，一些干部害怕丢乌纱帽，往往封锁不稳定消息，采取消极、被动的处理方式。五是信息不公开、以讹传讹。针对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与舆论媒体的协调沟通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以正视听，否则就会谣言满天飞，误导群众，甚至引起恐慌。
九、提升基层干部的素质
正如毛主席所言，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关键。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基层干部是骨干力量，基层干部担负着及早发现矛盾、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相对而言，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和干部素质都有待提高，尤其是县、乡、村干部是重点，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县乡村干部的培训，加强法律知识和素养、国家方针政策和战略、危机应对和处置、群众工作方法和矛盾调处技巧等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基层干部化解矛盾、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干部是关键因素，而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干部则是决定性因素。干部队伍稳定而且工作深入，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在现实中，有几种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一些干部的政治意识淡泊。主要表现在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部分基层干部觉得待遇低，做群众工作没有收益，觉得党和政府的关心不够，尤其是村、社干部，他们觉得没有晋升的出路和通道，所任职务能干多长心中没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放松自身政治修养的养成，淡化了理想和信念，甚至牢骚满腹，埋怨工作条件不好、埋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不够，这种现象越往基层可能越突出。二是一些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缺乏恩情。近年来，由于干部年轻化的大力推进和代际更替的实际，很多乡村干部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没有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思想，对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缺乏了解，而往往是盲目攀比、好高骛远，结果往往心理失衡，而把这种失衡归结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没有更好的国家政策等客观原因，导致对党和政府的感情降低，没有真正认识到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三是一些干部把“官民”关系颠倒，把做官看做最高的价值追求，做事只是手段，做事只是为了更好地做官，而没有把做事和做官看做都是为了人民谋福利，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官位和晋升，对于在位做点什么、给身后留点什么以及为人民树立点什么考虑不多，甚至没有考虑，在价值观上完全受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形成急功近利、唯官是从的现象。四是一些干部错误理解村民自治法。一些干部认为村干部是村民选举的，理所当然是村民的代言人，或者为了给连任拉票，不顾事情的真伪，一味地站在村民的立场，甚至鼓励、煽动村民上访和聚众闹事。从干部管理条例和国家相关法律看，村干部从性质上不属于干部系列，但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细胞是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最末端也在村，换句话讲，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延伸和渗透的标志也在村。从这个意义上讲，县、乡、村是维护社会稳定最关键的三道闸门，而村是第一道闸门，基层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就看村这一级组织释放的信号。
十、依法处置各类不稳定事件
对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大突发事件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坚决处置。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不发生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这客观地决定了社会稳定的复杂形势。从主观上，人们渴望社会稳定，不希望发生任何社会失序现象，但愿望是美好的，而现实中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也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能是尽量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不稳定事件，密切关注各种不稳定因素，关键在于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情，使不稳定因素向稳定因素转化，果断处置和应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消解不稳定事件的影响，尽快恢复社会的安定和谐局面。有学者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认为，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要点在于：在介乎“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得尺寸[32]。
在处置不稳定事件问题上，必须坚持依法、果断、及时的原则。“依法”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众参与、协调各方”的要求，建立起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处理协调机制。“果断”就是各级组织的负责人要靠前指挥，仔细研判事情的起因，准确判断性质，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决策部署，控制事态、稳定情绪，防止事态蔓延。“及时”就是要突出“快、准、狠”三个字，“快”就是反映要快、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控制事态;“准”就是查找原因和事件定性要准;“狠”就是要果断处理，处置和解决问题不能犹豫。
总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不稳定因素和隐患依然存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就业难等问题，发展中的矛盾困难增多，各种不稳定因素会相互交织，人们的挫折感和剥夺感会被诱发和加剧，增添社会稳定形势的严峻性。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对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治理之策，既具有全国的共性，也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只有找准特殊性，把握好共性，才能在坚持共性的基础上有针性地解决和处理好特殊性。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上，不宜把特殊性扩大化，边疆民族地区的最明显的特殊性首先是民族地区，过分强调特殊性，就把社会稳定问题民族化，把社会稳定与民族问题对立起来，反而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二者应该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服务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国家主权的统一;其次才是边疆地区，边疆是国家主权的边界，是国家形象和党的形象的重要展示区，任何社会破坏安定团结、社会和谐发展的行为，都会破坏国家和党的形象，所以，这个层次的特殊性反而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此，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必须紧紧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前提，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以繁荣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为动力，以构筑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为基础，以改善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为目标，形成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合力，才能筑起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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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Minority Areas
LI Yu-qu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China)
Key words: frontier minority areas;social stability;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 郭伟)
作者：李育全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稳定来之不易 。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经历百年战争，换来了民族独立，政局稳定，国际环境的基本安宁。改革开放30年艰苦奋斗，换来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发展。这来之不易的稳定不仅是几十年奋斗的成果，更是今后发展的保证。继往开来， 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政治文化建设还不完善，民主法治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加之各民族宗教信仰差异，都难免或势必不稳定的因素，加之国内三股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都别有用心无时无刻不在煽动挑衅制造会乱。加强内部团结，维护稳定局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因此，团结稳定之重，重于泰山。
共产党员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各项部署要求上来，相信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问题，认清肩负的责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慎重三思，要把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利于国家兴旺的事，放在工作重心，把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责任来履行好。
高举维护国家统
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再教育宣传学习活动实施方案
为在全校掀起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热潮，切实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大家庭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的主旋律，我校以抓学习，求团结，树典型，结对子，思稳定，求发展为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巩固，各项工作更具特色，名类活动丰富多彩。我校在继承和发扬历年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坚持“一手抓民族团结，一手抓改革发展”，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教育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巩固和发展我校各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为扎实有效地开展好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校领导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及时成立了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了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认真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周密安排部署，使教育月活动早计划、早安排、早部署，扎扎实实，富有成效。我校结合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教育读本》活动，大力开展向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党支部结合实际，通过动员会座谈会、讨论会、板报、专栏等多种形式，学习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开展“学英雄，见行动”活动，在全校上下形成了人人重视民族团结，人人争当民族团结模范的良好氛围。开辟“民族团结教育”专栏、出版报、悬挂横幅标语，形成了强有力的宣传声势。
二、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把民族团结活动推向高潮
我校以活动为载体，寓民族团结教育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全校举办了民族团结专题学习动员会，进行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教育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宣讲新疆发展的历史及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引导教职工进一步认清民族分裂主义本质和危害，分清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使广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举办了开展“四认同”宣传教育专题座谈会，使广大教职工深刻理解必须强化“四个高度认同”即使各族群众达到对祖国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的深刻内涵。通过座谈，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切实把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同热爱新疆的山山水水，同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一起来。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组织开展了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教育读本》的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教育读本》，提高了全校各族职工的民族团结教育读本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了民族团结，增强了凝聚力。我校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月系列活动，认真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相结合;二是与广泛开展“四认同”教育和巩固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相结合;三是与认真抓好《民族团结教育读本》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相结合;四是与大力学习宣传践行“三个代表”的典型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相结合，使民族团结教育更加深入人心。
三、大力实施得民心工程
我校结合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大力实施得民心工程，深入扶贫帮困，开展扶贫帮困活动，切切实实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随后，我校党员和该社区的党员举行了联谊活动，共同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两个《条例》和有关法律政策，共同畅谈学习体会，商讨该社区脱贫致富的实施办法和远景规划，使广大党员看到了前进的目标，看到了自己肩负着带领社区群众脱贫致富的责任。
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我校重点突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宣传民族团结先进典型，深入开展“四个高度认同”教育。通过总结，今年重点做了七个方面的工作：
1、突出“抓学习、求团结、树典型、结对子、思稳定、求发展”的主题;
2、用生动的先进典型引路，通过组织学习白克日·卡依尔、李向党和“向党工作站”的模范事迹，形成了学习先进，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
3、抓好《民族团结教育读本》的学习贯彻，进一步提高全校各族教师的民族团结教育读本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了民族大团结;
4、继续巩固和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成果;
5、把民族团结教育与实施“得民心工程”，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相结合，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引导群众提高思想认识，从而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的目的;
6、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教职工广泛参与，寓民族团结教育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克州人民医院 2013.9.12
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以热比娅为首，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这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一个巨大的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对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犯罪分子打砸抢烧杀，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太残忍了。他们的暴行让我很震惊和愤怒。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暴徒的残忍行径破坏了这种安定和谐的局面，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尽快将暴力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尽快恢复社会稳定。我们将始终坚守岗位，立足本职工作，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看清敌对势力的动机和企图，认清敌人的反动面目，同仇敌忾，把仇恨集中在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和境内外敌人身上。通过“7〃5”事件，提高对民族团结重大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认识，在具体行动上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
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干，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传播，自觉地维护克州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作为一名公务员，我将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徒的罪恶行径，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维护各民族团结，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挑拨民族关系，做好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切实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大局。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日
民族团结月学习心得
克州审计局法制科安娟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用自己的包容心态去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去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及更好发展的前提条件，历史的镜子告诉我们，由于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所引发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给与了我们最好的忠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友好交往成为贯穿历史的主流。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能紧紧的融合在一起，我们能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爱国力量的凝聚，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
首先，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需要一种爱国的强力支撑。我们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风风雨雨，遇到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他们从没放弃和困难作斗争，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指导下，他们树立了明确的方向，各民族团结一致赶走了
帝国主义，推翻了压迫，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民族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基础，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坚实的保障，是新中国诞生的先决条件。
然而，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了我国在处理民族之间关系中关键的一步，各民族在统一的领导下，维持个民族的特点，风俗习惯，组织有力的力量壮大自己，真正消除了民族歧视，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共同斗争中，各民族之间交往与合作的密切程度，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民族的大团结，大统
一、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民族的联合和国家的统一，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总的说来这种联合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统一也只是相对的，仍保留着某种封建割据状态。但是，它毕竟给人民带来和平建设的环境，减少了某些民族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挑起民族仇杀的机会，排除了分裂时期许多人为的障碍，为各族人民顺利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因此，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必然表现为维护统
一、反对分裂而斗争。
我国发展到现阶段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是在这样的国度，我们也得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感，一些分裂势力秘密的进行破坏人民团结的活动，他们企图截肢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极力鼓吹民族独立，脱离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大家庭。新疆地区作为多民族聚集地区域，合理的处理民族的关系成为更好的，和谐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关键因素。新疆地区也存在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三股势力”是我们维护新疆地区民族团结的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我们要用先进得思想去和一切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矛盾的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用我们先进的思想去教导那些思想狭隘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要发展的必要前提。民族的分裂只能带来流血牺牲，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是经济的衰退，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我国多民族统一的传统出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坚决同破坏祖国统一的言行作斗争，时刻保持清晰地思维，明白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是坚决不能做的，什么事又是我们要奋力阻止的，因为一种责任，一种爱国的情怀深深地埋在了我们心中，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民族，贯穿了整个时代，实践证明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族人民可以安心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在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也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用每个人的努力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美好，在新疆这块民族大聚集的地方，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敢于和一切的反分裂势力作斗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建设和谐新疆。
铁的事实证明，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历史昭示我们，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提供坚实基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共同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7·5”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暴力犯罪
2009年7月5日20时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下简称“‘7·5’事件”)。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新疆发生的性质最恶劣、死伤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根据自治区政府对外公布的数字，在这次事件中，共有197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群众)，1700多人受伤，633户共计2.13万平方米房屋受损，331家店铺和627辆汽车被烧、被砸，许多市政、电力、交通等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事实证明，乌鲁木齐‘7·5’事件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挑起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策动民族分裂。
其目的就是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团结，破坏新疆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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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决策部署，为尽快平息事态、维护新疆稳定指明了方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和武警部队，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措施有力，果断地平息了这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目前，新疆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一)事发突然
1.明处闹事，暗处施暴;五十处余场所，集中“爆发”。7月5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上，成群的鸽子不时从人们头顶飞过，一些外地游客在广场中央的“新疆和平解放纪念碑”下拍照留念。享受周末时光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正迅速向他们袭来。
18时许，一些人开始向人民广场聚集。他们当中有人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还有人高喊口号，吸引人群围观。广场上，人越聚越多。
20时左右，自治区公安厅指挥中心得到的信息显示，有暴徒在乌鲁木齐市城南的二道桥一带实施小范围打砸抢烧。这一带街面秩序大乱，商店纷纷关门，无辜群众四散奔逃。在国际大巴扎附近的立交桥下，出现无辜群众的尸体。紧接着，暴徒开始打砸焚烧警车，掀翻交通护栏，打砸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小轿车及路旁的商店，殴打无辜群众。凶恶的暴徒一路走，一路打砸抢烧，越来越多的店铺、汽车、公共设施受到损毁，街上受伤的无辜群众越来越多。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人民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开始经中山路、小西门、大西门往西走，然后转至新华南路向南走到龙泉街路口，挑头闹事者一边指挥行进路线，一边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人加入。龙泉街是连接新华南路通往二道桥一带的重要通道。在龙泉街路口，数十名暴徒先将执勤的警车砸毁，随后将之焚烧。 20时40分左右，聚集的人群继续往南走到新华南路与天池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大约200人从天池路口冲出来，手持长短粗细差不多的棍棒，迅速加入到暴徒队伍中。
当暴徒继续往南行至新华南路广汇立交桥下时，现场约20名执勤的武警战士在路口组成人墙进行拦阻，但人墙很快便被暴徒冲开了。一名武警战士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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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暴徒向他扔砖头和石块，还踩踏他的身体。暴徒一直向南走，沿着新华南路、胜利路、新疆大学、三甬碑、赛马场，一路打砸抢烧。
暴徒的行进路线长达几公里，施暴地点分散，四处流动作案，途中不断有人加入，他们在沿途设置多处路障，制造混乱局面，阻挡救援及公安武警车辆前行。
21时许，从人民广场到新华南路一带聚集的部分暴徒，重返人民广场聚集闹事。与此同时，另一些暴徒开始在乌鲁木齐领馆巷、教育厅、延安路、电视台、大湾、团结路、赛马场、外环路等多处地点施暴，事态全面升级。新疆公安厅指挥中心21时许收到的信息显示，乌鲁木齐全市50多个点集中爆发打砸抢烧，针对行人、公交车、私家车和商店、居民住所、政府机关、公安武警、宣传机构等进行暴力袭击。据一位受害者回忆：“到后来他们就见谁打谁，不分民族，连老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
据乌鲁木齐120急救中心介绍，他们在20时23分接到第一个急救电话：龙泉街发生**，有人受伤。之后，无数个求救电话从多个区域打来，致使急救中心30部交换机被打爆，系统近乎瘫痪。5日晚至6日凌晨，急救中心共调动救护车737台次，救助受伤群众近900人，其中救助受伤群众最多的一辆救护车救助71人。伤者中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其余是回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群众。
2.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从有关部门在“7·5”事件中了解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大量细节均显示：无论组织特点、实施手段，还是人员构成、施暴工具、攻击目标等，都说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并带有恐怖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事发当天，在106路公交车上，车内潜伏的暴徒伺机而动。据当地一名女青年回忆，当时暴徒已经在山西巷子和新华南路的交叉路口实施打砸抢，路被堵死，司机打开车门让乘客们立即下车。而就在这时，车内发生骚乱。她正准备走出车门，后脑被木棒一样的东西狠狠击中，后被送到医院才转危为安。
根据公安机关对被抓获的暴徒的初审和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暴徒多来自乌鲁木齐以外的地区。公安干警从被抓获的来自南疆的一名犯罪嫌疑人身上翻出两张车票，一张是7月4日外地到乌鲁木齐的已检车票，另一张则是7月6日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返程票。从已经审讯的1000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情况来看，家住 3
乌鲁木齐的只有129人，而来自喀什、和田、阿克苏的犯罪嫌疑人则分别为556人、269人和123人。
暴徒使用的工具多为石头、砖块、木棒、铁棍等，也有一些刀具和枪支。据乌鲁木齐市内的一些商贩回忆，7月5日前两三天，市场上刀具明显热销。暴徒所使用的石块除了路面上的花砖外，还有建筑工地上的水泥块、建筑垃圾等，而在施暴地点附近原本并无这些东西，这些石块显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据居住在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附近的居民回忆，事发时有不少人从楼上往下扔石块，砸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他们据此认为，石块一定是事先搬上楼的，否则楼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石块。
据目击者描述和监控录像显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多次出现身着白黑棕色长袍、头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子，以及身着蓝色T恤的年轻男子的身影。女子在其中多扮演引导者、煽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男子则扮演施暴者的角色。他们均走在队伍的最前端，不断举起双臂，高声叫喊着煽动人群闹事。
3.手段残忍，手法专业。用木棒、石块等重击无辜群众头部，是这次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施暴的主要手段。经向乌鲁木齐市内多家收治“7·5”暴力事件中受伤群众的医院了解，大部分病人的头部都有重伤，遇害者也多因头部遭受袭击而死亡。公安机关公布的一些现场照片也显示，许多倒卧街头的遇害者头部旁边都散落着砖头或石块，有的大小竟与西瓜相仿。
损坏公共交通工具阻断道路，是暴徒制造大范围混乱的重要手法。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集团公司共有28辆车被焚烧，266辆车被砸，毁损车辆超过总量的十分之一。
据受到攻击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回忆，一些暴徒在市内主要交通干道设置路障，他们驾驶技术娴熟，熟悉汽车构造，甚至知道撬下驾驶台上的电路板抽出电线接火启动车辆。据现场目击者描述说，公交公司的车辆都是燃气车，储气罐位于汽车尾部，被焚的公交车多是从车尾大灯处被点燃，进而引发储气罐爆炸，致使整个车辆瞬间被焚毁。他们认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公交车的储气罐安装在何处，即使是公交车司机，在上岗前也要进行专门的培训，这些暴徒一定经过了专业训练。另据介绍，就在“7·5”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赛马场一带的马路上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练习急刹车、超车、“8”字行进等驾驶技术。从看到的情景 4
和汽车性能判断，这些用于训练的车辆多为改装车。
4.冲击机关，意图明显。“7·5”事件中，一名武警遭遇暴徒袭击后壮烈牺牲，数十名公安武警被打伤，自治区党委、公安武警特警消防部队驻地、新闻媒体所在地、民族干部大院等均遭受攻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绝非一般的暴力事件。
7月5日18时许，有人群不断向自治区党委门前聚集，试图冲入自治区党委大院，但被武警战士制止。辖区位于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乌鲁木齐特警支队二大队，当晚遭受暴徒冲击。据二大队的警员介绍，当时队里的大部分警力都在辖区内的街道上值勤或被调往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留守大队部的只有七八名武警战士。暴徒两次试图闯入院内，都被值守的武警战士挡住。一直到增援的武警赶到时，暴徒才放弃冲击。
20时左右，上百名暴徒冲击位于龙泉街上的乌鲁木齐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据派出所负责人介绍，暴徒与留守在派出所内的警力对峙了大约20分钟，看到民警拔枪后才相继散去。
23时20分左右，有四五十名暴徒冲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电视台所在的大院。自治区广播电视厅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尽管值守的民警手持盾牌、警棍，排成防暴队列在门外布阵，但暴徒依然气焰嚣张，直到特警鸣枪示警，暴徒才纷纷逃窜。
另据自治区公安厅介绍，位于“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重灾区的大湾派出所遭到上百名暴徒的攻击;乌鲁木齐消防支队指挥学校遭到数百名暴徒冲击;20余名暴徒试图冲击位于团结路的民族干部大院。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组织、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一般的聚众闹事者绝不可能企图冲击党政机关、武警公安驻地，以及新闻单位，他们的图谋远远超出了一般暴力事件的范畴。
(二)幕后黑手
“7·5”事件发生后，别有用心者和不明真相者均把6月26日发生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一起群殴事件说成是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
6月25日23时许，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的实习女工黄翠玲误入新疆籍男性员工的宿舍，被几名员工挑逗戏弄，黄翠玲害怕尖叫，并打电话给其带队老师求援，此时正好该厂的保安巡夜路过此地，见此情况上前询问，并准备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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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一名挑逗黄翠玲的新疆籍男性员工带回保安室了解情况，但因遭到其他新疆籍员工的阻挠而未果。
黄翠玲回到宿舍后向其他员工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引发部分员工到新疆籍员工宿舍理论。随后，围观聚集的员工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至6月26日凌晨2时许，引发了群体斗殴，造成两名新疆籍维吾尔族男青年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80多人为新疆籍人。
“6·26”群殴事件原本是一起普通治安案件，并已得到妥善处理，涉案人员也已被收押。但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点，蓄意借“6·26”群殴事件煽动疆内维族民众闹事。
无数事实证明，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是直接煽动、策划、指挥乌鲁木齐“7·5”事件的幕后黑手。中国警方已掌握了境外组织与境内进行电话联系的证据。
“6·26”群体性斗殴事件发生后，热比娅立即召开“世维会”高层紧急会议，形成了积极利用该事件鼓动境内闹事、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将6月26日定为“纪念日”等三项决议。热比娅等提出可通过网络聊天、打电话等多种方式对新疆进行煽动，同时呼吁“全世界所有维吾尔人”在7月5日和6日“行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7月1日，“世维会”召开专门会议，策划通过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煽动境内群众闹事，并明令他们“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
7月4日晚，境内部分网民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发帖，鼓动7月5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非法游行示威，响应和策应境外“三股势力”的活动。
7月5日凌晨1时06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布非法集会信息，煽动5日19时在人民广场进行非法集会。凌晨3时10分，指挥中心又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的电话，称在其辖区内发现类似情况。
“7·5”事件发生后，热比娅和“世维会”副主席赛买提、秘书长多力坤等于6日凌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拟定声明和对策，企图继续煽动境内民众扩大事态，并拉拢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
当地时间7月6日凌晨2点左右，中国驻德国慕尼黑总领馆遭受两名不明身 6
份的人投掷燃烧物，造成馆舍和国旗轻微损坏。
当地时间7月6日13点，约150名“东突”分子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示威很快演变成有组织、有准备的暴力事件。
种种迹象及已有证据表明，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维会”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现年58岁的热比娅是策划并遥控这一事件的最核心人物。
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勒泰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热比娅开始经商，她利用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敛财暴富，成为新疆女首富。2000年，热比娅因触犯刑法，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热比娅服刑期间，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2005年热比娅出狱赴美保外就医。热比娅出国前一再向中国政府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但到了美国她就跟恐怖主义头面人物混在一起，密谋筹划各种分裂祖国的活动。
2006年，热比娅在“世维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组织主席。她就任后仍定居美国，但经常窜访德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一直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另一个**”的热比娅呼吁向“藏独”学习，“制造出一些大事”。
2008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先后策划了多起事件：企图炸毁南航飞机未遂，煽动和田地区群众非法集会游行，袭击霍城县公安派出所，在喀什暴力袭警，在库车制造爆炸。
今年以来，“世维会”积极筹备所谓的“三大”。热比娅声称，将在“三大”上筹划制定针对新中国60周年大庆为重点的渗透破坏活动，同时炮制了“新疆独立50年三步走”计划，大肆煽动“疆独”。由此可见，“6·26”群殴事件只是一个由头和借口。即使没有该事件，热比娅及“世维会”依然会找寻别的机会煽动境内闹事，从而进行破坏活动。
(三)迅速平乱
7月5日凌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有关非法集会的报警后，自治区公安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开始在人民广场、二道桥布置警力。18时许，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各有关派出所、武警特警队等迅速调集约1500名警力赶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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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广场及南门附近。
20时许，人民广场的非法集会迅速演变成打砸抢烧事件，数千名暴徒分散在市区内多处打砸抢烧，杀害无辜群众。新疆公安厅共调动武警、特警2万余人，以小分队形式开赴各处现场，打击和制止暴徒。消防武警、医院救护车也赶往现场救治受伤群众。
7月6日零时30分许，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紧急通告》，宣布6日1时至8时，由公安机关对乌鲁木齐市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制。新疆公安部门随即开始部署实施抓捕犯罪分子和后续防控工作。乌鲁木齐公安、武警在重点区域设立检查卡点，乌鲁木齐周边的昌吉、吐鲁番、巴州等地也开始设立卡点堵截外逃的暴徒。截至6日24时，警方共留置、审查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
7月7日，乌鲁木齐市一些地方再次出现混乱迹象，包括乌鲁木齐火车南站、长江路东方花园、扬子江路等处发生汉族与维族群众对峙、暴力冲突等情形，沿街店铺纷纷关门。7日21点至8日上午8点，乌鲁木齐全面实行交通管制。
与此同时，新疆军区、兰州军区迅速派维稳官兵向乌鲁木齐集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阿克苏、库尔勒、喀什、伊宁、和田等重点地区承担起维稳任务。为防止维汉群众冲突，新疆军区第11师1800多官兵驻守在乌鲁木齐人民路1.3公里的路线上。在南疆，维稳官兵以喀什为中心，以阿克苏、和田等为重点，50多个应急分队24小时高度戒备，不间断进行武装巡逻。在通往这些地方的主要道路上，4万名民兵协助设卡守点，实施网络化监控，立足应对最复杂、最艰难的局面。
驻疆和进疆武警官兵与当地公安民警一道，迅速控制局面，对暴力犯罪分子有效形成威慑，保护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四)妥善应对
“7·5”事件发生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出访意大利并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鉴于新疆局势，胡锦涛主席在结束对意大利国事访问后于当地时间7月8日凌晨提前回国。
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维护和保持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是当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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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此前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首次就“7·5”事件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受伤的无辜群众得到了很好的医治，政府将对死者家属进行抚恤和安排，对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民众给予帮助，尽快恢复生产和经营，尽快让社会治安秩序正常起来。
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专程到乌鲁木齐看望慰问无辜受伤的干部群众、遇害同胞家属和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向不幸遇害的同胞表示沉痛哀悼。他强调，对无辜受伤人员，一定要全力精心救治;对不幸遇害同胞的家庭，一定要尽快给予抚恤救济;对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定要及时给予必要的帮扶救助。而对那些残害各族同胞的凶手，要坚决依法严惩，绝不手软!
7月9日至13日，受胡锦涛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先后到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实地检查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执勤部队、公安机关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做到预防在先、防范未然，坚决挫败敌对势力的图谋。
在与敌对分子作坚决斗争的同时，针对谣言满天飞的情况，党中央和自治区政府通过迅速对外公布真相，邀请境内外记者赴新疆采访，立足打赢舆论战。
“7·5”事件发生当晚，新华社于21时04分发出了第一条内参快讯，21时29分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领先所有西方媒体。6日，国新办邀请60家外国媒体记者乘坐政府安排的航班抵达乌鲁木齐，入住全市最大的宾馆——海德大酒店。这里设有新闻中心，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统计，新闻中心最多时接待了100多家境外媒体和近40家国内媒体的数百名记者。
法国驻华大使苏和高度评价中国处理乌鲁木齐“7·5”事件时对境外媒体采取的开放态度。他表示，“有记者回来后告诉我，中国政府的协助，使境外记者能够看到更多、听到更多、交流更多”。
中国政府对“7·5”事件的反应和依法采取的各项措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11日，上海合作组织就新疆“7·5”事件发表声明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发生的事态纯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相信中国政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而依法采取的措施，能够使当地局势尽快恢复平静，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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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教授说，任何法治国家都无法容忍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行为，中国政府依法对暴力犯罪严惩不贷的做法令人称道。
埃及前驻华大使、现任巴林研究中心国际战略与文明对话研究所高级顾问贾拉勒说：“中国政府在一个大的原则框架下来解决有关问题，这个框架就是中国主权的完整，以及反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
(五)有效善后
“7·5”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乌鲁木齐市即成立了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并从社会稳定、善后接待、财产核损修复、宣传教育、信访等多个方面进行分工分口。
从7月7日下午开始，乌鲁木齐市、区两级政府组织向仍在医院治疗的1000名受伤人员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乌鲁木齐市还组织了100余名工作人员，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护等服务，另外抽调300余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和安抚死者家属。
截至7月15日，共有336名在“7·5”事件中受伤住院的群众伤愈出院。警方通过DNA技术比对和亲属辨认，已累计确认108名无辜遇难者的身份，安葬无辜遇难者39名。各保险公司开始针对死难者的寿险理赔。
自治区政府决定对遇难的无辜群众每人给予一次性特殊抚恤金20万元，丧葬补助1万元，慰问金1万元。另外，再从社会各界捐助的“民族团结互助基金”中救助20万元，每人共计可获得42万元。无辜受伤群众住院、治疗及生活费(包括家属陪护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政府另组织力量对因伤致残者进行伤残等级认定，随后将按规定给予救助。
财产核损工作有序推进。截至7月15日，已对受损的600多户建筑物全部进行了现场勘察，对33户被焚烧房屋进行了初步安全鉴定和评估，对6处不能修复的过火建筑物进行了遮挡，安装门、窗、玻璃面积4379.66平方米。
对在这次暴力犯罪事件中受损的商户，税务部门将给予减税照顾，以帮扶受损商户减少损失，尽快全部恢复正常营业。为振兴遭受重创的新疆旅游业，旅游部门通过补贴旅行社、降低景区门票价格等一系列措施来拉动旅游市场，恢复业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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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秩序恢复
7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向媒体宣布，在“7·5”事件发生两周后，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市场供应、企业生产以及市民出行等完全恢复正常，新疆总体事态稳定，各地州县市局势平稳。
“7·5”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的蔬菜、副食品批发和零售价格一度大幅上涨。为保证乌鲁木齐市350万各族市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市政府从附近的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和阜康市调运蔬菜，投放到全市各大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当地蔬菜和副食品价格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乌鲁木齐市城区供水、供电、供气也已恢复正常。作为当地主要旅游景点之一的国际大巴扎在停业16天后于22日恢复营业，标志着乌鲁木齐商业活动全面恢复。受事件影响停工的72个建筑工地陆续复工。银行机构网点和证券网点全部恢复交易。市内各大影院重新纳客。6日开始的招生录取工作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顺利结束。
在“7·5”事件发生10天后，设在海德酒店的新闻中心变得冷冷清清。云集于此的数百名外国记者大多已离去。他们知道，随着局势的迅速恢复，新闻越来越难挖了。一度对该事件密集报道的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到20日全天只有两条关于新疆的报道。
在全力恢复乌鲁木齐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自治区继续加大对漏网犯罪分子的追逃力度，加紧甄别审讯工作。7月29日晚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向社会各界通告了首批被公安机关抓获的4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公开了首批被通缉的15名参与“7·5”事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和照片，限令他们在10日内自首。针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乌鲁木齐新增了4个公安派出所和502名民警。
(七)创伤难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6，人口2100万，维吾尔、汉、哈萨克等47个民族长期在此居住。近年来，新疆虽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总体形势稳定。而“7·5”事件的发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任务依然艰巨。
在经济层面上，这次暴力事件直接让新疆的商业和旅游业蒙受损失。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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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7·5”事件的发生，使乌鲁木齐原本和谐的民族关系遭到了破坏。许多耳闻目睹血腥场面的民众虽然身体无恙，但却产生了严重的心灵创伤，新疆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铃声持续不断。
长期研究新疆经济社会、民族等问题的维吾尔族专家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认为，“7·5”事件对新疆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它破坏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即新疆各族人民60年来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培育和营造的民族团结;它损害的是60年来建立的平等、团结、合作、和谐的兄弟般、亲密无间的新型民族关系。
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弥合民族裂痕、治愈心灵创伤、维护社会稳定仍将面临不小的挑战。首先，境内外“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不甘心就此罢手，“世维会”等将继续披着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外衣煽动民众闹事，以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其次，外部势力直接插手或态度暧昧让新疆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事实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近年来包庇、纵容境内外“三股势力”，甚至向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再者，“藏独”和“疆独”有合流的趋势。去年“3·14”事件发生后，热比娅曾呼吁向“藏独”学习。7月8日，**则在“流亡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对“东突厥斯坦恶化的形势”深表关切。最后，新疆的稳定容易受周边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日渐成为“东突”势力的温床。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捍卫祖国统
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异常激烈的斗争。
二、境外敌对势力是民族分裂势力背后的黑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丰富发展，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出现崭新局面。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不断制造事端，图谋将新疆、西藏问题复杂化、国际化，以达到挑起民族对立，策动民族分裂，干扰、破坏中国发展的目的。
(一)民族分裂势力具有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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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3月14日“藏独”分子在拉萨制造的“3·14”暴力犯罪事件一样，今年7月5日境内外“东突”分裂势力煽动和组织制造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都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在西方国家总有一股反华势力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威胁。这股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因为他们盘踞在一些国家的各个阶层、部门和行业。他们当中有国会议员、政府高官、传媒大亨、大公司老板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政府打着所谓“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旗号，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公开支持“藏独”和“东突”势力。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接见”**和热比娅之流的民族分裂势力头目，如法国、美国等。
有些国家接纳民族分裂势力将组织机构设在其国内，如由热比娅担任头目的“维吾尔美国协会”就设在美国，“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和多年来一直在新疆策划恐怖活动的“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的总部都设在德国慕尼黑。
有些国家的反华议员组成支持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的组织，如德国由52名反华议员组成的“德国联邦议院西藏对话圈”，就是一个公开支持“藏独”势力的组织。
有些国家的政府以各种基金会等所谓民间组织的名义给民族分裂势力头目颁发荣誉奖，甚至暗中策划、支持给他们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等桂冠。
有些国家的国会和政府通过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向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财力支持，甚至暗中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如由美国国会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资助热比娅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20万美元。仅2007年一年，“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就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而据美国媒体透露，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和马萨诸塞州设有“藏独”分子的军事训练营地。
有些西方媒体，如美国的CNN、德国的《明镜》等，更是不遗余力地为“藏 独”、“东突”势力张目、造势，他们不惜违背新闻道德卑劣地制造假新闻，颠倒 黑白地把恐怖暴力美化为“和平行为”，欺骗公众，同时无所不用其极地歪曲、污蔑、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西方国家不是口口声声说“欢迎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13
吗，为何还要如此起劲地鼓动和支持“疆独”和“藏独”等分离主义势力呢?其实，西方国家从不曾真心希望中国强大。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步苏联的后尘垮台。于是，他们炮制 “中国崩溃论”并大肆进行宣扬鼓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不但没有垮，反而更加欣欣向荣。这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让其获利巨大，便又把中国看作是聚宝盆，纷纷到中国“淘宝”。近年来他们又觉得中国如此快速地发展，虽然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但是中国的日益强大会对他们构成威胁，挑战西方的制度和模式。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新战略：一方面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有限度地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以捞取实惠;另一方面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和国际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接触加遏制”战略(近年来改称“两面下注”战略)。这个战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出所谓“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担负起帮助维护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的“责任”，把中国纳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轨道，从而约束中国的行为;二是在安全方面，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特别是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三是制造和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势力，纵容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认为这是削弱中国、遏制中国的最佳途径之一。当前他们主要是支持“藏独”和“疆独”势力。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是中国内部最容易挑起类似“颜色革命”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利用来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地方。
(二)西方反华势力在新疆问题上的五大阴谋活动
新疆“7·5”事件虽已平息，但西方反华势力并不会善罢甘休。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和网站上透露的信息看，境外敌对势力正酝酿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强活动：
1.加冕。美国外交学会网站上由人权观察骨干分子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关注不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疆维吾尔族缺乏一个有效的领导人。热比娅虽然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代表和发言人，但她缺乏基础，缺乏像**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头衔。”因此，要给她加冕。虽然《华盛顿邮报》已称她为“维吾尔民族运动之母”，挪威一个基金会早在2005年授予她“拉弗脱纪念奖”，但这些都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必须给予更高的身份和声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友安等一些美国反华分子和个别议员已建议要授予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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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头衔。瑞典的一名国会议员叫嚷说今后要年年提出这项建议。2006年热比娅曾经被提名过诺贝尔奖，当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太多反响和关注。但种种迹象表明，这股国际反华势力势必将加快推进这项活动。近日热比娅叫嚣要学**窜防世界。日本、澳大利亚政府先后批准热比娅入境并进行反华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他们为给热比娅加冕，扩大知名度，以便最终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戴到她的头上的阴谋之一。
2.摘帽。美国的一些智库和媒体认为，新疆问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重视和支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成功地把维吾尔族反对势力称作民族分裂势力或恐怖分子。“9·11”以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都不会给予同情。而且美国政府为了获得中国政府对美国反恐的支持，把“东突”独立运动定为恐怖主义组织，这些都不利于“东突”和其他“疆独”势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因此，这些人主张要给“东突”分子摘掉“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7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帮助维吾尔人的正确道路”的文章。文章说，国会听证会上已明确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分子不是反对美国的，他们主要反对中国，而且已决定释放他们。文章认为，美国反恐的优先努力应该是支持一个世俗的民主运动，建议美国国会发起成立的美国“国家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要加大对热比娅和“东突”分裂势力的支持。今后西方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股否定“东突”分裂势力为恐怖主义组织或恐怖活动的声势。文章说，现在是美国政府改变对维吾尔人的政策的时候了，“应制定一项根植于支持民主和世俗主义的维吾尔政策”。
3.施压。美、英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认为，迄今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足以让中国政府改变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必须加大力度，其办法之一是动员伊斯兰世界起来反对中国。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伊斯兰人权委员会”的组织于7月8日在其网站上发动了给中国外交部长、中国驻英、美和各伊斯兰国家的大使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写信的运动。这个组织在其网站上首先提供了一份充满谣言、歪曲事实的所谓背景资料，如它造谣说在广东“6·26”韶关事件中有100名维吾尔人被打死，到广东打工的维吾尔人是被送到那里去“强迫劳动”的。关于“7·5”事件，该资料造谣说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是由于警察镇压“和平抗议者”造成的，并且有4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事件中被警察打死，等 15
等。然后，该组织呼吁大家写信以造声势，并提供了信的样本，强调信中必须提到上述这些造谣的数字。最后，该组织特别强调要给美国、英国、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南非、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外长写信，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压。该组织还提供了前述国家外长的姓名、详细通讯地址、传真号和电子邮件地址。他们选择的写信对象大多是伊斯兰国家，目的就是要激起穆斯林国家对我国的不满，破坏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4.挑拨。最近西方媒体大肆宣扬“7·5”事件的根源之一是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分配上的“不平等”、维吾尔文化“遭灭绝”。《纽约时报》7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发生暴力行为的背后》的文章，突出攻击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上的 “不平等”和维吾尔文化遭同化等。文章散播所谓汉族“掠夺”了新疆的资源，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没有从新疆的发展中平等地获利，维吾族族人遭受就业歧视等谎言，并且把新疆的大规模建设说成是“毁灭维吾尔文明”。这类谎言很容易引起西方国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挑起维吾尔人对政府的不满，这样也模糊和淡化了“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搞“疆独”的实质。这将是西方媒体在新疆问题上报道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鼓动“疆独”的方式之一。
5.促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和媒体近日来还集中攻击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为现在实行的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他们诬蔑中国政府利用西部大开发将大批汉族人迁移到新疆，从而形成汉族人统治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此，《纽约时报》7月8日的社论提出给予新疆“更多的自治”的口号，宣称“只要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北京统治者永远不可能实现稳定”。也有的文章更进一步提出所谓“真正的自治”。无论是“更多的自治”还是“真正的自治”，其实质就是鼓吹“独立”。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新疆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真正目的。
(三)我们的应对之策
1.居安思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性。中国日益强大，我们不必惧怕这些反华势力的捣乱行为，他们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更好更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就可以粉碎任何国际反华势力的破坏。另外，我国民众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必要的敌情观念。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这我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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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接触日益增多和广泛，居安思危的思想大大减弱了，敌情观念更差了。这个状况必须改变。
2.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坚决执行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加快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大力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使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没有可乘之机。
3.切实加强对外宣传。要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真实情况，使**、热比娅之流无法再进行招摇撞骗。
三、团结·稳定·发展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沃土上的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繁衍生息，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1.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血脉相连的融合史。我国历史上尽管出现过短暂割据和局部分裂，也有过内部战争，但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长期的历史发展，我国各民族实际上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内在联系。
在数千年的互动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夏商周到秦汉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突厥等民族进一步融合。辽宋金时期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不仅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清代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使“汉与匈奴为一家”。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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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访问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内蒙访古》中写道：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为秦晋之好，“唐蕃和同为一家”。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医药、生产技术、佛教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大批工匠、珍宝、绵帛、手工艺品、谷物、蔬菜种子等。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在拉萨市中心修建了大昭寺，提倡佛教，创造了藏文，制定了惩恶扬善的法律，采用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至今，西藏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文成公主的故事和诗歌。可见，自古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源源不断，并相互影响与交融。
2.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并肩御侮的斗争史。近代以来，我国各民族共同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救亡图存，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1876年，新疆的汉、满、回、维吾尔等族军民团结战斗，将以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为首的侵略军驱逐出新疆;1881年，新疆各族人民又在反对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中收复了伊犁。1903年12月，一支英国侵略军偷越我国边界，占领西藏亚东、帕里等地，又于1904年4月进犯到江孜。西藏人民践行“勿让洋人染指我疆土”，“纵然男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地”的誓言，浴血奋战，同侵略军进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江孜保卫战”。在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抗日力量，如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始终活跃在抗战前线。正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胜利。这些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尽管有的失败了，但都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捍卫了祖国的统
一、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加深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团结的关系。
3.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同舟共济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出现了食品紧张和饥饿。当灾 18
害威胁着上海等地保育院的孤儿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将3000名孤儿转移到内蒙古，交由牧民收养。这些孤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国家的孩子”。从1960年到1961年，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育院的3000名孤儿被接到内蒙古草原。为做好这项工作，乌兰夫曾指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草原母亲哺育3000名孤儿，谱写出一曲血乳交融的民族团结颂歌，在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在事隔近40年后，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白骆驼》的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件事。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为支援抗震救灾，西藏自治区挑选了240匹好马支援灾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又选派62名翻身农奴赶着马匹，跋山涉水，历时1个多月送到邢台灾区。西藏“良马济邢兄弟情”始终牵动着邢台人民的心。33年后的1999年，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之际，邢台开展了“铁牛进藏一家亲”的援藏活动，通过政府拨款、企业捐赠、干部群众捐款等形式筹集资金，购置了60台“邢台”牌拖拉机捐赠给西藏自治区，奏响又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遭受严重损失，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大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书写了各族人民团结协助的时代篇章。
民族大团结是我国各民族自强不息、共同奋斗的基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共同发展的力量之源。
(二)新中国民族政策指引民族团结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社会地位，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时代由此开启。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和发展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民族政策。
1.在民族观上，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迄今为止，通过民族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因人口较少而被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与相应的义务。为筹建新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团体代表单位，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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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管理。
民族平等团结，既是创建新中国的重要历史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政治保证。1954年，十四世**喇嘛和十世**额尔德尼联袂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自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历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都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每个民族都有全国人大代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都有全国人大常委。
2.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新中国成立伊始，民族区域自治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被作为一项国策规定下来，此后一直被载入我国宪法。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区域面积的大小，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它一般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如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等;或以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一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可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还可以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等。有些民族有多个大小不同的聚居区，建立了相应层级的自治地方，如回族在全国建立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等。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如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9月成立以来，先后由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江村罗布、列确、拉巴平措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一职，清一色的藏族公民。而且，只有在新中国、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才能发生的情况是，吉普·平措次旦是旧西藏的贵族，拉巴平措过去则是吉普贵族家里的农奴，然而他们曾在西藏自治区同一届政府中分别担任副主席职务，过去的农奴与过去的农奴主现在平起平坐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自治机关，又是地方国家机关。 20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我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它在附则中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得依据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的具体情况，对婚姻法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旧西藏曾实行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1981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3.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努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着力帮助特困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少数民族加快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国就在民族自治区域安排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青铜峡水电站以及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干线等。至今，包括重点工程建设在内，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财政补贴和投入已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国家长期实行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还开展了“兴边富民行动”，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有22个，总人口63万人。为此，国家出台了2005-2010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 21
善，群众生产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本解决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以上水平。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人口较少民族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西藏发展，党中央先后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确定为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并确立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以及实施“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全国支援西藏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高潮。
4.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坚持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
为了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帮助壮、布依、苗、纳西、傈僳、哈尼、佤、侗、景颇、土等十多个民族改进和创制了13种文字。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化处理，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得通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国家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从1985年开始，国家对西藏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和包学习费用”的政策，在内地省、市创办了西藏班(校)，帮助西藏培养建设人才。各少数民族每当本民族的节日到来，都自由地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欢度，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国家按照各少数民族年节习惯安排假日，并供应节日特殊食品。
60年来，国家保护性收集了百万余种少数民族文化古籍。全国有9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和22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出版。国家大力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曾经湮没于民间，几近失传的维吾尔族“音乐之母”十二木卡姆，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等一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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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到2020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指标将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得到进一步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
(三)民族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当代中国，我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从原始社会末期、奴 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或封建社会跨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改善，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建立，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5月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遵循“既尊重历史，又兼顾现实”的原则，恢复了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区。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党和政府坚持“慎重稳进，积极准备，逐步推行”的方针，于1955年10月建立了以维吾尔为主的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充分民主协商，采取了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的 “合的方案”，于1958年3月成立。同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采取有利于回、汉民族互相支援和共同发展的方案而成立。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于1965年9月召开第一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目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共计155个，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44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
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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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抵御了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保证了国家统
一、领土完整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稳定。
2.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发展道路，经济社会显著进步。2008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包括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在内的民族地区GDP总量达306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新中国成立初增长了60多倍。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47年的5.3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761.8亿元，经济增长率2008年达到17.2%，连续7年全国领先，全区粮食产量由1947年的18.45亿公斤达到2008年的210亿公斤，人均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三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5年的12.3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523.1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1955年的1.73亿元达到2007年的64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达到1.0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183元。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元、财政收入增量首次突破100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3000元。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8年的3.29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098.5亿元，增长了约333倍，粮食总产量2008年为329万吨，人均占有粮食530公斤，是全国5个人均占有粮食超过500公斤的省(区)之一。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9年民主改革时的1.7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 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如今以公路建设为重点，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协调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各民族自治地方正在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3.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没有一所大学，各类在校生总数不足总人口的3%。到2008年末，全区已拥有高等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31.6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 24
大学生9.81万人。全区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农牧业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参合率达到84.4%;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口达到90.4万人，保障标准人均每年提高到498元。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类学校回族在校生50.96万人，占全区在校生总数的37.55%，高于自治区回族人口的自然比例。自1985年以来，国家先后4次提高西藏自治区农牧民子女教育“三包”标准。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并正在逐步建立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免费医疗补助标准从1980年人均补助7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人均140元。从2000年起，国家在内地发达城市重点中学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并从2004年起，参照内地高中班模式开办了新疆区内初中班。2007年7月，广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朝鲜、满、蒙古、哈萨克等十几个民族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民族地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素质的大幅提高。民族地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和平解放时，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为35.5岁，而经过近60年的发展，现在已增加到67岁。少数民族人口寿命普遍接近全国的和汉族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已经超过。
(四)稳定是福，**是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睦，是国家快速发展、持久繁荣的牢固社会基础，是不断实现、发展、维护和巩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条件。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凡是民族团结搞得好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各族人民得到的实惠就多;反之，凡是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的时期，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各族人民遭殃。各族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稳定是福，**是祸。
青年大学生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在民族团结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的一个团体。处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应当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体察民意，磨炼意志，增长才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争当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
回顾过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那个书写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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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就能开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
(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张崇防，第二部分作者为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钱文荣，第三部分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
链接一： “东突”问题简介
“东突”即“东突运”、“东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将之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一度强盛后来衰败，到唐末这个民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突厥斯坦”中的“斯坦”意为“地方”或“区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等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意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鼓吹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幅员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缘政治相当复杂，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热点之一。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日趋激烈。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对“东突”分裂势力刺激极大，他们制定了所谓“十年宣传发动，十年游击战争，十年正规战争”的“新疆独立三步战略”，叫嚣要“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公开宣称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他们招兵买马、组建恐怖主义集团，力量迅速壮大;大肆歪曲历史，为分裂制造舆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爆炸、抢劫、杀人等暴力恐怖活动。目前，“东突”恐怖组织有50多个，其中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新闻信息中心”等，形成了中亚、土耳其、美国和德国4个活动中心。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如“基地”组织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多关注。2002年9月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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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东突”恐怖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活动向境内转移，斗争策略出现新特点，即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
可见，“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双重因素影响，是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反恐工作必须与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建立反恐长效机制。(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茜)
链接二：新疆、西藏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尽管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中国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有效战略手段。在去年的奥运会期间，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包括中国境内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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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针对中国)和“坏”的恐怖主义(针对西方)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中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新疆和西藏问题也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关系。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中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中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新疆和西藏问题来应付中国。不管中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中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中国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中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中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西藏和新疆的骚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中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中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的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中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中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中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原载《联 28
合早报网》2009年7月28日)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3月1日。 《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民族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 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日报》2009年7月27日。
《民族团结：祖国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09年8月6日。 《美国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 出力张罗反华团队》，《环球时报》2009年8月12日。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马莉乌鲁木齐“7·5”事件工作日记》，《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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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 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 关键词:团结;奋斗;发展;
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辉煌
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
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高举维护国家统
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继续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一个有着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将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职责。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培育和增添新的力量。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往往相互影响,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往往不可分割。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造成影响。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始终唱响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主旋律,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真抓好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深入基层开展扎实细致的工作,关心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将党和政府有关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到位;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心中始终绷紧社会稳定这根弦,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防范和打击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各族群众的主心骨,做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的中流砥柱。
紧密团结各族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各族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各族群众坚决同各种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特点和差异,正确认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益,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努力形成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切实解决好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诚关心群众疾苦,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努力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让各族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律是打击暴力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的有力武器。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不管是哪个民族,也不管是哪个人,都必须遵纪守法,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应引导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不断增强法律意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合法权益。依法调整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暴力犯罪事件,坚决制裁践踏国家法律、破坏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切实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利益。
(一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多年来,镇党委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民族团结教育,着重坚持了“三抓”:
一是抓经常性的教育。镇党委把民族政策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党政机关干部政治学习计划,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坚持不懈地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民族政策的学习,采取党校培训、专题辅导、座谈交流、印发学习材料等集中培训和分散学习等方式,对广大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邓小平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宣讲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引导干部职工进一步认清分裂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分清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抓每年五月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坚持把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结合起来,以活动为载体,力争做到年年有新的内容,年年有新的办法,年年有新的成效。在教育月活动中,经常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联欢晚会、民族团结知识竞赛、板报比赛、电视专题片展播等活动,并组成宣传队深入各村组进行民族政策宣传,为少数民族提供服务。今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期间,镇广播电视站把民族团结教育与即将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利用每日的黄金时段在自办节目设置了《民族大团结》的专题、专栏节目,播放专题节目19期,宣传标语达40 余条/次,播放专题电教片6期。通过开展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各族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民族团结教育。三是抓舆论宣传。利用横幅、宣传标语、黑板报、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广泛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受到了民族团结教育,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大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增进民族团结。我镇境内居住着汉、维、蒙、回等13个民族,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田地相连,水流贯穿,各民族朝夕相处,休戚相关。今年7月,由于连续降雨,引发洪水,我镇部分村组受到洪水的袭击,尤其是以维吾尔族群众居多的夏尔莫敦村较为严重,被洪水冲毁的小麦、辣椒、西红柿、打瓜等农作
物面积就近1000亩。为帮助群众排忧解难,镇党委、政府组织各族干部职工200余人夏尔莫敦村受灾农民抢收农作物。在受灾现场,虽然是阴云密布,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家为受灾农户服务的热情,各族党员干部你追我赶,用近4个小时,为10余家维吾尔族农民捆麦子近70亩。镇党政一班人把各族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心系各族民族,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镇党委采取党政领导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子的方式,帮助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镇党委、政府6名汉族领导干部包联贫困户6户,其中少数民族4户,包联信访户6户,其中少数民族3户;5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包括贫困户5户,包联信访户5户(其中汉族3户。
(三加强民族融合,促进经济发展。一是为发展民族经济,我镇坚持对口帮扶的原则,自2002年以来,镇党委开展了“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工程,从党政机关、各站所抽调工作人员组建了“三民”工作队,按照镇党政领导干部每人包联1个村、2个组、20户农户(包括各个民族,一般干部每人包联1 个村、1个组、15户农户(包括各个民族,党政机关、站所干部包联农户率达到90%以上。通过帮扶,工作队把信息、技术带给各族群众,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促进全镇经济发展。二是为加强民族团结和相互了解,在各村两委班子的配备中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职数,全镇7个行政村共有少数民族领导
干部 15名,加强了村级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在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发展党员工作中,也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同志。三是利用节假日举办寓教开乐的文体活动,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多年来,哈尔莫敦镇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无一起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件发生,哈尔莫敦镇各族干部群众互相支持,亲如一家,共谱民族团结之曲,共唱民族团结之歌,保持了全镇社会政治稳定的大好局面,促进了全镇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备课时间: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和掌握民族的概念，各民族分布特点，民族团结的内容、意义，国家为维护民族团结政策。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民俗的了解，理解并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懂得在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维护国家统
一、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通过对有关民族工作知识内容的学习，进一步认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2)愿意和其他民族的人们友好交往，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为感到气愤。
(3)能做到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友好相处，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
(4)在与其他民族相处时能自觉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 重点 ：民族团结的内容、意义，民族团结的政策 难点 ：民族团结的政策 ，影响民族团结的不和谐因素
教学方法： 提问探究法、材料归纳法、小组活动法、讲述法、讲解法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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