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论文

当前中国文化研究出现较为明显的治理转向，具体表现为：文化治理研究总体先于文化实践，旨在用文化治理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强调国家文化治理的特殊性，同时审慎对待外国文化治理的普遍性意义;既重视宏观治理体制机制研究，也对微观治理主体、治理案例特别关注;开始重视文化治理的法治化研究，同时注意处理好文化政策延续性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文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研究论文 篇1：

中国文化研究两种维度反思

内容摘要 政治和审美是中国文化研究两种主要维度，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 政治维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参与性，最终导致向文化政治的转变;审美维度的文化研究构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图景，由诗意文化转向物质文化。两种维度的文化研究显示了中国文艺学研究者重建学科品格的愿望。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政治 审美及物性 文化政治

作者 1方国武，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后;2刘玉梅，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合肥：230036)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刊登孙士聪的文章，提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命题[1 ]。该文提出，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实践，面向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其研究范式应着重分析文化背后的社会土壤，“而这必然要求及物的文化研究重回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及其处身其中的社会具体性”[2 ]，保持社会学的关注。孙文关于文化研究的“及物性”论述，强调了对现实文化的解读和阐释，保持了文化研究鲜活的生命力，是很有意义的命题。但这也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这种“及物”维度是否真的能成为文化研究的价值根本?文化研究在保持对社会关注的同时，能否一味停留在“及物”层面?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维度——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的批判性反思，对中国文化研究“及物性”范式做进一步考察，进而从文艺学学科层面揭示两种研究维度背后的学科企图。

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

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审美化

将政治维度作为中国文化批评的主要价值立场，是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发生转型。如何面对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首先对其存在的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文化研究者更多从政治角度对其做正面评判，“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在客观上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3 ]。陶东风教授的观点代表了文化研究者的一种普遍的批评立场。很显然，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政治批评。在这里，陶教授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政治话语来表述大众文化，将其从日常生活化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文化研究从文化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政治化的文化研究模式正是大众文化在中国合法化的理论保证，强调政治价值的用意，就是凸显文化研究的社会性。

政治维度的文化研究是基于对“文化”的政治理解，其基本理论路径是将文化研究提升到文化政治。在西方，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最早创建者伯明翰学派提出建立一种政治化的批评，这种批评观念正是能够代表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政治、文化权利的文化观念。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承继了伯明翰学派理论。这里的“文化”在视域上完全摆脱了传统审美理想主义，它不再是以文化经典作品，而是以当代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世俗化、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化文本，其突出的形态是图像形态。各种丰富样态的文化文本为广大普通民众所享受，对精英文化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并最终将其挤至边缘。对这类文本的解读并非是分析其形式的美学特征和诗学精神，而换之为意识形态性的考察。意识形态体现在文化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诸多环节。其核心就是考察文本表面形式下承载的深层权力关系。因此，文化研究更多体现为文化政治关注，即关注文本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关注文化文本产生的过程，如文本语境、生产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传播路径等，其中还包括某一特定的文化现象同社会阶级/阶层以及性别等意识形态范畴的联系等。通过这种理论路径，在文本分析中，文化成为了一种政治的符号表征，文化研究实现了向文化政治的转变。

政治维度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社会参与性和实践性品格，而非学科内的纯粹学术批评。但正如“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4 ]那样，中国文化研究在政治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现实挑战。首先，一味从政治维度对“文化”做价值判断，而忽略了分析文化对象的属性特征和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赋予“文化”明确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时，恰恰忽略了对具体“文化”文本的个案分析，这种分析应更多基于其与人相关的实际的存在意义。可能在一定阶段，文化研究者需要通过政治判定来获得或者赋予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进而证明自己对这种“富有时代意义”的对象的研究工作也是有意义的，但在其对象获得了这种合法性存在地位后，如果还依然陷入简单的价值判断，结果便使得文化研究很难深入下去。文化研究的这种困境其实深受中国的“知识的政治化”[5 ]传统的影响，如盛宁先生所言：“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好像一向比较缺乏一种从义理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不断的探究辨析的风气，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或错取代对文化现象、思想理念的追问、辨析和体认。”[6 ]其次，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下，文化政治批评更多与商业合谋。许多冠以“文化研究”头衔的学者们，其旨趣所在往往是文化产业。作为以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理论价值维度的文化研究，首要的使命应该是坚持批判立场，对外抵制外来文化霸权，对内谋取和扩大边缘群体的文化空间。但在实用功利主义思想征用和支配下，大多文化研究学者实质上认同了其研究对象，客观效果上也获得了市场的回报和大众的青睐，从而丧失了独立的批评立场。

政治维度只能确认文化研究的存在意义，若进一步深入各种“文化”个案的内部，就需要新的视角。“21世纪是个审美的时代”[7 ]，于是世纪之交审美维度作为文化研究的价值维度重新得以呈现。面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文化研究者从政治维度的审美虚无中走了出来，又从审美维度充分肯定。因此，当审美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审美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就异常紧密。这就引发出一个富有争议的美学和文艺学热点命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它成为此段时期文化研究焦点命题之一。此类文化研究模式的基本理论路径就是借助于对传统“审美”内涵的改造，将其赋予到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和文化价值。他们抛弃了中国古典审美的诗意化内涵，吸收了以费瑟斯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审美理论。费瑟斯通认为，艺术审美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上，生活已经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显现为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各种媒介符号和影像。[8 ]基于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对“审美”也作出反传统解释，即审美不再是那种古典主义的高品位经验，而变成了以感性愉悦和符号性交往为特征的世俗经验。随着审美的下移和世俗化跌落，大众文化完全被赋予了“审美”品格，从虚拟的网络世界、影视广告到生活消费领域的酒吧剧场、衣食住行，再到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设计、环境改善等，一切文化现象被彻底地“审美”化了。审美维度的文化研究又一次获得了价值认定。

但是，一味用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来掩盖物质文化带来的现实危机，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审美”赋予使得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纷纷走上台前，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都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事实上，类似木子美日记、“芙蓉姐姐”等网络文化层出不穷，各种 “宫”剧等电视文化也热潮不止，恐怕都披上了文化的“审美”外衣而自信满满。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审美并非真正的“大众”化审美，所谓的“审美”主体只是拥有一定财富能力和强势社会地位的“小众”。“审美”主体获得的是资本权利所带来的物质身份认同和确认，并不需要情感的投入，而代之物质化的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对从服饰到艺术、从饮食到家居的某种身价和能力的象征，“审美”背后隐藏的是贫富差异和社会不公。

可以发现，无论政治维度还是审美维度都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但中国的文化研究在保持社会关注感的同时，还缺乏一种价值主义的引导。如何既保持文化研究的及物性，又挖掘其深层次的精神价值根源，张光芒提出“人心文化”[9 ]，作为当下文化研究的根本路径。我们虽不完全认同，但也认为解决当下文化研究的困境还是应从精神层面解决，而非一味简单的“及物”。

两种维度的指向：

学科品格的“及物性”建构

因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大多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两种“及物性”维度延伸至一种学科思路，其突出表现在于将文化研究的“及物性”运用到文艺学学科品质的重新建构中。这其中典型代表是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的关系争论。可以发现，无论政治维度还是审美维度都体现了文化研究者的学科企图。

陶东风对文化研究的概括是它的“实践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10 ]，这一特征恰好可以弥补今天文学研究的缺陷。在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等社会现实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以“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现代精神传统”[11 ]遭到质疑的今天，文学研究一味藏匿在象牙塔内，整日空谈玄虚之美，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研究者整日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因此文化研究者希望重建学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等存在环境的影响。既然文艺学研究也深陷复杂的现实生存环境中，那么这门学科就应该主动介入现实生活，明确自己的学科任务。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型文艺学学科形态的价值原点。于是文化研究者重新依循“文化—政治”这一现实理论路径，为自身及文艺学学科找到参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价值依据。

显然从政治维度建构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品格可以使文艺学学科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很容易将自己从文学学科中脱离出去，甚至有重返到政治对文学的压制路径之嫌。因为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批评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尤其当中国的文化研究介入到文学研究之后渐行渐远，将文艺学学科的诗性丢弃，纯粹变为一种政治话语，文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政治价值的执迷、粗暴放逐诗意和审美、回避经典等种种理论病症。既然从政治维度实现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难以为继，继而实现文化研究对文艺学学科的全面占领也是妄想，那么，文化研究岂不是无“家”可归?如何使文化研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他们重新引入新的价值维度，通过对审美的世俗化改造，从审美维度介入大众文化研究，进而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替代传统文学审美就成了文化研究必然的结果。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场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关系的争论中，文化研究者再一次强调了重新建构当下美学文艺学学科的学术企图。陶东风在论文中曾经提出美学文艺学学科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一名在大学从事文艺学研究与教育的学者，笔者以及笔者的学生都对于文艺学、美学的现状不满意。这种不满集中指向文艺学、美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它不再能够积极而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艺/审美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12 ]。这一次，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形态呈现的文化研究基本的学科建构思路就是：在商业化、物质化的“审美”视域中将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大，从经典文本、文学性作品转换为当代日常生活图景中的一切大众文化现象，从而构建当代文化研究形态下的文艺学学科的基本品格。

但这种学科建构的思路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文化研究者过于热衷对文艺学学科的占据，进而强行改变一个学科的特质，这违背了学术工作者对传统文学学科的基本尊重。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质的规定性，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文艺学学科的特质就是其对于诗意话语的坚持、审美理想的价值寻求，那些与人类生存意义相悖的事物是无法进入到这一学科领域，无法成为构筑人生命境界的精神表征。本来“一切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则应该是回到文本，坚定不移地回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当中”[13 ]，而文化研究消解中国传统审美的诗意内涵和价值品格，将其位移到各色大众文化中，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得文艺学研究基本特质丧失。其次，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当今时代，如伯明翰学派所言，最适合承载社会“感觉结构”的文化应该是电影、广播、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报刊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文学。文学作为社会“感觉结构”主要载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内很多学者也纷纷效仿，大谈文学的极度边缘化甚至有可能消亡。然而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14 ]，当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在“审美”日常生活，将所有文学艺术的诗性之美和理想之烛统统背弃时，其学科建构的努力也将随着诗意审美的跌落一并混迹于世俗幻像中。

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两种批评维度在进入文艺学学科过程中，面临着无法避免的理论病症和对文学性的消解。如何实现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合理对接，恐怕是今后一段时间研究者亟需探索的问题。

[本文系苏州大学2011博士新人奖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2]孙士聪.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兼评张光芒的“人心文化”命题.探索与争鸣，2012(3).

[3]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2.

[4]韩明港.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5]崔波、康建强.政治与知识之间.编辑之友，2010(10).

[6]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7).

[7]林正新.论审美时代的审美传播.编辑之友，2011(3).

[8]迈克·费瑟斯通,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5-99.

[9]张光芒.“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畸变——当下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1(11).

[10]陶东风、金元浦.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

[11]吉雅杰、吴园林.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以现代精神传统为中心的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4).

[1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1).

[13]李怡.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14]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6).

编辑 南 木

作者：方国武 刘玉梅

中国文化研究论文 篇2：

文章《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治理转向》

当前中国文化研究出现较为明显的治理转向，具体表现为：文化治理研究总体先于文化实践，旨在用文化治理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强调国家文化治理的特殊性，同时审慎对待外国文化治理的普遍性意义;既重视宏观治理体制机制研究，也对微观治理主体、治理案例特别关注;开始重视文化治理的法治化研究，同时注意处理好文化政策延续性问题。

获奖/呈现情况

2021年2月，该作品发表于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习与实践》(C刊)2021年第2期;

2021年6月，该作品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全文转载;

2021年7月，该作品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13期论点摘编。

作者简介 刘彦武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黨政研究》常务副主编，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成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评论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三次获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理论文章5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作者：刘彦武

中国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研究述评

摘 要：谭恩美是著名的华裔作家。在谭恩美的五部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习俗与中国文化的意象，如风水、五行、汉字和鬼魂等，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与强烈关注。很多国内学者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进行了研究。基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的大量学术论文与数据，本文从两个方面，即谭恩美小说中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中国文化的呈现方式，分析和总结了近25年来国内学者对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的研究状况，同时，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谭恩美 中国文化 意象 《喜福会》 文化态度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1989年在美国发表。在出版当年，该书连续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及1991年最佳小说奖。随后，《灶神之妻》(1991)、《灵感女孩》(1995)、《接骨师之女》(2001)及《拯救溺水鱼》(2005)相繼问世，均广获好评。在中国，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集团出版了由程乃珊与严映薇翻译的《喜福会》。而《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及《接骨师之女》也先后被翻译成不同译本，《拯救溺水鱼》则于2006年由青年作家蔡骏改写成《沉没之鱼》。1993年华裔导演王颖把《喜福会》改编成电影，创造了非凡成绩。由此可见，谭恩美作为一位华裔作家，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研究她的作品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谭恩美的专门研究一般认为以1993年冯亦民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介绍《喜福会》的文章为源头，1992年在少数论者文中出现过“谭恩美”字样。国内对谭恩美的研究大致从1993年肇始，这大约与彼时改编电影获得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相关联，也应该与译介出版时间上的稍微滞后有关。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1993年至2002年期间对谭恩美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而2003年呈现势如破竹的态势。与此同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首次出版了萨义德的《东方学》，2003年又出版了萨义德的其他图书。以“东方主义”为关键词检索项，对中国知网检索发现2000年以后以“东方主义”为关键词的论文每年的篇数呈迅速递增趋势，从1993年886篇增至2003年3284篇，2003年后基本上也在加快递增。这种数量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03年后中国存在一股“东方学热”。又因为对谭恩美的研究很大部分从文化层面着手，这股热流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谭恩美的研究，使得研究者从“东方主义”“非东方主义”或者“反东方主义”等角度来评价谭恩美的创作。

论文的数量大幅度攀升也许还由于21世纪后，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角度变得更加多样化，而谭恩美的作品也适合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层面解读，或者进行多层面交叉阐释，因此研究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白热化趋势。但是依然可以发现，虽然论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谭恩美的作品，但是很少可以做到对作品中展现的中国文化避而不谈。例如张瑞华的《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作品的“缀段结构”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作者借助麻将这一富有中国文化的特产在作品主题和形式上达到统一。戴凡的《〈喜福会〉的人物话语和思想表达方式》则以功能文体学作为文本分析的基础来解析《喜福会》中人物中国式谦虚的说话方式。类似的论文和著作还有许多，在此没有一一列举。

二、关于谭恩美小说中中国文化的研究

(一)谭恩美小说中展现了哪些中国文化

谭恩美的作品展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已是其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来自异域的文化激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中国读者也期待了解在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炎黄子孙笔下的中国文化。因此，有些研究者把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作为突破口而展开研究。在关于谭恩美作品中中国文化意象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涉及其作品中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即物态文化层(衣食住等)、行为文化层(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和心态文化层(表现人们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在物态文化层，论者主要论述了中国饮食、麻将和中药等;关于行为文化层的分析包括中国传统节日如中秋、婚丧嫁娶等;而在心态文化层则包括了五行、占卜、风水、鬼魂、神话、汉字及婚姻家庭观等元素。例如，何立群2003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就率先对《喜福会》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具体要素进行了综合研究，归纳出里面描写到了麻将、风水、星相学、五行学、鬼魂敬畏、奇风异俗、孝女故事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元素。郭洁洁则集中介绍了《喜福会》中中国式谦虚、苛刻的教育方式、集体主义等。潘惠分析了《喜福会》中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家庭价值观。论者们的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喜福会》这部作品，而对谭恩美其他四部小说较少提及，因此对中药、传统节日、汉字等谭恩美小说中涉及的其他中国文化要素的论述稍欠详尽。

(二)谭恩美小说中如何呈现中国文化

1.象征、托喻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中国文化总有一个相对的存在，即美国的主流文化。不少论者发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以母女关系作为象征来体现。例如胡亚敏谈到《喜福会》中母亲们就象征中国传统文化，而亚裔女儿们则是“连接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的一条纽带”。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女儿们象征的是美国文化，例如程爱民指出《喜福会》中母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征和小说结构框架，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种东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而女儿们对母亲们的理解和认同则代表了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霸权关系的消解。

2.讲故事、回忆、章回体小说

何立群认为谭恩美《喜福会》涉及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诸如麻将、风水等是作为“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揭示人物性格和铺陈矛盾发展”的叙事工具呈现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谭恩美刻意描写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殊因素”，如耸人听闻的“孝女”的故事、中国人的鬼魂观以及一些奇异的婚丧习俗，而非忠实地描摹一般情境下的文化形态，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谭恩美笔下是吸引西方读者的噱头。张瑞华也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得出谭恩美把麻将作为串联十六个小故事的媒介，使《喜福会》这部小说形成了严密的“缀形结构”，但是他也强调麻将在揭示作品主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有论者发现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文化不是“现时”的存在，美国主流文化才是“现时”，而关于中国文化的都是以“讲古”、回忆、梦幻等形式回溯的“过去”。

(三)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研究

谭恩美作为华裔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但是她主要的五部作品均涉及中国文化等的描写，从她的选材与剪裁上是否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抱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呢?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论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东方主义”倾向

有论者认为谭恩美的作品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化，助长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如同为华裔作家的赵建秀对《喜福会》的评论。在国内，仍有不少的论者坚持这种评价，如张洪伟、岳林认为谭恩美的写作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捕捉”中国，去描绘西方思维定式中的中国;她小说中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故事无一不是在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心理。陈爱敏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谭恩美不必像过去一些华裔作家一样着急与有关东方的东西划清界限，但是其作品仍摆脱不了东方主义的影子，论者举了其作品中安梅的母亲割肉给婆婆做药等体现中国人残忍、愚昧的一面的例子，并认为这些描写都是为了符合西方读者的接受期待。南开大学的于秀娟在其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詳细分析道：谭恩美作品主要描写婚姻矛盾、文化矛盾、种族矛盾三大冲突，但是谭恩美综述详写前两种矛盾，略写后一种矛盾以避开美国社会的痼疾，从笔墨不均中可窥视其东方主义倾向。另外，于秀娟还认为谭恩美把自己定位为“美国作家”，而非“中国作家”，因此可能故意抵触美国的主流文化，也不可能完全清除美国白人书写的华人刻板形象的影响。

2.中国情结

张瑞华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道：《喜福会》的小说外围框架一、四部分由母亲们叙述，中间二、三部分由女儿们叙述，形成了母亲(代表中国文化)保护女儿(代表西方文化)的视觉效果。并且全书的十六个故事都与母亲有关，而只有十三个故事与女儿有关，从而凸显母亲(中国文化)的声音。另外从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上看，女儿与母亲对话的张力朝着对母亲的认同和接受方向发展。例如母亲钟冬林试图向女儿韦弗利灌输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中国独特的赢家生存哲学，起初遭到女儿的对抗及鄙夷，但是小说最后，韦弗利还是感悟到母亲的用心良苦，并且“折服于母亲的那种‘无形的力量’，承认自己的愚蠢”，由此得出谭恩美借作品来肯定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的结论。

3.展望文化斡旋、交融

越来越多的论者认为谭恩美作品中不仅展现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从东方/西方、自我/他者两个方面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消解的文化发展景观。如黄秀铃认为谭恩美尝试用自己的作品做出反东方主义的表态，她谈道：“这类文化斡旋的存在是谭恩美小说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畅销的原因之一。”“她的作品或多或少显露出那个各族意识觉醒时代的痕迹。”“在谭恩美笔下可看出作者在代表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字里行间取得平衡。”郑娴也撰文写到《喜福会》主要通过“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误解到冲突再到理解的故事，表达出作者所认同的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是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在文化冲突中找到平衡，把“美国环境”与“中国性格”完美地结合起来。陈蕾蕾则着重审视贯穿谭恩美四部作品的母女关系和地位，从而得出谭恩美的作品既有彰显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面，同时也“对抗并消解了其中的美国东方主义思想体系”。程爱民更明确地指出谭恩美作品体现的是中美文化之间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消解，就是不分好坏强弱，而是寻求一种融合的共同发展的前景。

三、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关于谭恩美对中国文化态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只不过21世纪之后持“文化交融”的观点比较多。这可能与全球化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生活(包括论者的思想，造成“情感谬见”)有关，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许也有一定关系。

迄今为止，在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中，分析单个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的论著较多，并且集中在对《喜福会》的研究，其次是《灶神之妻》，而把谭的几部小说进行系统观照的文章较少。邹建军的《“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算是把谭恩美的五部小说进行了互文性解读，并且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止于前五部小说，对其儿童作品和非小说类作品研究较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只找到一篇关于谭恩美儿童作品的评论，即陈爱敏的《共谋的异国情调：谭恩美儿童作品的背后》。除了邹建军把其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之外，国内目前尚无研究谭恩美的专著，有的只是把论述谭恩美与其他华裔作家的论文结集成的册子，如程爱民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于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多是对单一作品中出现的文化符号进行罗列，或从母女关系角度分析中西方文化冲突或融合，创新性稍显不足。

谭恩美小说不但在主题上有特性，其对中国章回体小说等叙事技巧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但是论者们多关注意识形态，在艺术审美上的维度展开不够。另外，《拯救溺水鱼》在中国的版本为译写，不是翻译。作为“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的青年作家蔡骏在译写过程中加入许多符合国内图书消费市场需求的元素，如悬疑、地理风貌等，这与原著有一定的出入。目前国内尚无忠实译本，这在某种意义上为研究带来不便，但是对原著与译写版本之间的关系(有何出入，原因为何，意义何在等)尚无论者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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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肖芳芳，三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化。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作者：肖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