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国际化动因论文

摘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其理论研究主要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服务业国际化动因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服务业国际化动因论文 篇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系统构成主体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使国家创新系统呈现国际化趋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存在内在的联系。本文在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并从创新系统的视角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创新系统

作者简介：邓志能，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刘丹丹，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的拉动 、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以上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服务业及KIBS国际化动因做出了解释，也注意到服务业与KIBS、与制造业的差别，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是从产业角度来进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务的特征。KIBS不仅仅在于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还具有创新性特征，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KIBS具有创新功能的特征，忽视了KIBS在创新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KIBS的特点，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创新系统的视角对KIBS国际化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释。

二、KIBS创新特性及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KIBS具有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部门。

(一)KIBS创新特征

KIBS创新是指发生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行为及活动，是KIBS与客户利用各自的知识及技能，为完成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任务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高客户相关性，即 KIBS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新服务质量的高低依赖于KIBS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在创新中，客户与KIBS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双向的：KIBS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在交互中传播现有的知识，同时通过客户反馈也加强了KIBS本身的知识基础，扩大了KIBS的知识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个模型(见上图)，将KIBS知识过程分为明晰知识和缄默知识的获取、知识的重新整合、知识向客户企业的转移与扩散三个阶段，说明了KIBS与客户间的这种知识流动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

KIBS创新具有高客户相关性，这不仅仅促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的创新性，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将创新性知识传递、扩散给客户，即KIBS不仅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也具有知识扩散的功能。具体而言，KIBS在创新过程中主要有三个角色：创新推动者(Facilitator)、创新转移者(Carrier)及创新来源(Source)。[8]

1.创新来源(提供者)。KIBS在进行创新时是创新主角，KIBS为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提供服务或知识，提供创新概念及思想，并与客户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创新。Hertog(2000)认为，KIBS作为知识及创新的合作生产者，是一种私人知识库，即所谓的“第二知识库(the Second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或“新知识库”①。[9](491-528)如广告代理商为客户开发并组织实施一个新的广告策略。

2.创新推动者(合作者)。KIBS企业为客户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但创新本身不是来自KIBS，也不是由它从别的企业扩散到客户企业。如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客户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分销渠道或引入一种新的会计制度，在这里，KIBS为客户传递它们需要的知识或服务来支持创新。

3.创新转移者(购买者)。KIBS企业将现有的创新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传播到另外一个行业或客户企业，创新本身不是从KIBS产生的，KIBS只是一种中介。此时，KIBS也扮演着购买者角色，即KIBS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购买知识、设备及资本品，但KIBS在购买后还承担一个重任，即将该产品客户化，适应客户的需求。如KIBS企业为客户引进及实施一个先进的、创新性的ERP软件，并将该软件客户化。

可见，KIBS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是创新系统的节点及桥梁，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KIBS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为一个创新主体，在不断进行内部创新的同时，也为创新系统中的其它主体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对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扩展——KIBS国际化的动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系统，国家创新绩效取决于该国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已成为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及创新资源的缺乏，通过国际化获取创新资源，提高本国创新系统竞争力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及必要的途径。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KIBS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及压力，主要体现为实现如下四个效应的需要：

(一)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国际扩张效应

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11](386-405)创新系统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节约而导致的边界扩张与收缩。创新系统边界的扩张表现为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行为的融合与协调两个方面，前者是单一组织形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是对创新系统的改造 。[12]创新系统革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在系统内流动的机制。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与依赖日益加深，为了获取更多、质量更高的创新资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主动向外扩张，实现国际化发展。KIBS国际化一方面是实现本身规模经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识在创新网络接点传播的交易成本，使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并促进其他创新主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KIBS作为知识扩散的桥梁及中介，它的国际化有利于改造跨国创新组织结构，建立灵活的组织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网络接点之间连结不稳定的风险(规模扩大与风险加大之间存在“两难”问题)，实现创新系统质的扩张。

(二)知识的放大效应及国际扩散效应

知识系统要么是网络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而无论哪种结构，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结构中，KIBS加强了不同网络接点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层级结构中，KIBS有利于知识沿着层级进行流动，如典型的专业会计服务就属于这类。而创新系统竞争力的差异在于知识创造和扩散通过不同的中介和组织交互作用来进行。[1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各国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产业全球化以及企业生产、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愈加强烈。由于KIBS具有知识生产性和扩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国际化发展中不断吸取国外知识，并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加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放大知识存量，提高了知识流动的质量，促进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流动，在不同类别的知识网络中传递，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子系统及知识扩散子系统功能，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结来提高学习和创造能力，使国家创新系统立足于国际创新前沿，利用国际创新系统的优势，迅速提高创新能力。

(三)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国际互动效应

KIBS所具有知识生产及知识扩散功能，使传统的创新系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创新子系统与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出现融合的现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互相表现对方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通过这些流动使两者产生极强的互动作用，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KIBS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在国外提供服务经验的不断丰富，KIBS企业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跨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的能力而不是制造产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情况下，KIBS国际化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四)国家创新网络的国际综合协同效应

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各创新主体本身的高效运转，更取决于各创新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形成的网络协同。在强调知识流动的创新系统架构中，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愈趋复杂。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正、负向反馈及增强、抑制作用，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要提高创新系统效率，不仅要提高内部效率，即各子系统(如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内部管理过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统之间(包括区域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系统的联系)合作与交流的效率。KIBS作为连接国际、国内及区域三个不同层次的知识系统的重要桥梁，只有与国际接轨，保证知识在各个层次的创新系统、各个创新主体及创新主体各要素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流动，产生互动和作用，形成创新网络的国际协同，使国家创新系统在国际环境下有效地运行，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四、结 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开放性网络系统，系统各部分密切相关和互动，系统各部分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部分的失衡都将影响到整个系统创新能力的发挥。知识互动是创新系统的关键所在，创新能力及效率的提高要求知识互动在国际间顺利进行，要求创新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发挥系统效应。KIBS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创新系统的主体, 是知识创新的来源，而且在于它成为创新网络内信息、知识流动的主要管道及创新系统的接点及界面，促进知识在国际间及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利流动。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为KIBS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客户资源、环境、产业支持，KIBS国际化是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创新系统在全球背景下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注 释：

①第一知识库为高等院校、研究组织，以及一些为公共部门服务的中介组织。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廷王

[2]Dunning J.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rowth of services: Som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89(1).

[3]Lovelock, C.H. and YIP, G.S.Developing global strategies for service business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6,38(2).

[4]李慧中.贸易与投资动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5]郑吉昌.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与特点[J].商业研究，2004(10).

[6]魏江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7]Strambach. S. Innovation processes and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Koschatzky, K., Kulicke, M., Zenker, A. (Eds.), Innovation networks -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M]. Physical heidelberg, 2001.

[8]Bilderbeek, Rob and Pim den Hertog, The Interactiveness and Innovative Role of Technology Base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KIBS). TSER-SI4S-project, TNO-SI4S Report No. 3,1997.

[9]Den Hertog, P.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s co-producers of innov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0,4 (4).

[10]Marja Toivonen. Future prospect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and implications to regional economies[R]. The Inaugural Nordic Geographers Meeting, 2005.

[11] 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1937(4).

[12]石良平，高菁.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

[13]Bilderbeek, Rob and Pim den Hertog, The Interactiveness and Innovative Role of Technology Based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T-KIBS). TSER-SI4S-project, TNO-SI4S Report No. 3,1997.

[14]Quinn J B, Baruch J, Paquette P C. Exploiting the manufacturing-services in interfac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8,29(4).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s of KIBS

Deng Zhineng Liu Dandan

Key words: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s;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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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志能　刘丹丹

服务业国际化动因论文 篇2：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摘 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其理论研究主要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尚无定论，如何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服务业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动因;决定因素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技术革命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然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却长期滞后于实践发展。目前。国外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动因，实证研究则主要考察其决定因素。

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基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经济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及其带来的投资浪潮，成为当时国际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各具特色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然而，上述理论大都以制造业FDI为研究对象，其中为数很少的对服务业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认为，对服务型跨国公司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理论，通过简单的限定和详尽的阐述，现有的FDI理论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服务企业。

Dunning(1981)借鉴了海默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提出了独特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能够提高其竞争力的垄断优势;第二，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内部化优势。Dunning(1989)又进一步讨论了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三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首先，在垄断优势方面，信息、管理、组织与营销技术是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比如，对于咨询业和信息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获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其次，在区位优势方面，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设施、健全的制度和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还表现为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众多等。最后，在内部化优势方面，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另外，服务技术的复制较为容易，即使有专利保护，滥用和扩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克服此类不确定性是许多服务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由。

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业中某个具体行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用传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来解释。Dunning和Norman(1983)在对商业服务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拥有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工艺是制造业所有权优势的一个源泉，那么管理和营销技巧就是商业服务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Rugman和Verbeke(1992)认为，一个公司如果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些区域约束或者非区域约束优势。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这些优势包括，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营销优势、产品创新优势、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渠道优势等。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划分为四种形式：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第三种商业存在即生产者跨境在服务消费国设立企业提供服务，从而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货物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服务贸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据国家间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对货运、客运和其它民间服务作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还提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观点，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服务贸易的动因提供解释。Hindley和Smith(1984)则指出，将标准的比较成本理论用于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任何潜在的困难都不足以对该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Kumpe同样认为，作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思想，比较优势普遍有效。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最早尝试运用国际贸易原理来解释服务贸易模式的学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对各种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决定服务贸易模式。Feketekuty(1989)认为，服务同商品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国际贸易原理不适用于服务贸易。Sampson和Snape(1984)则是从大部分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特性出发，认为这与比较优势的基本假设“两国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相悖，H-O理论不足以解释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然后他运用标准的H-O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个别约束条件，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

Banga(2005)指出，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种是“垂直型”或者说是产业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在某个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统计证明，发达国家以两类高端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市场，一是传统的劳动密集性的消费服务中品质特别优秀的产品，二是更具现代意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

务。另一种是“水平型”或者说是产业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利用产业间相对的优势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像国际贸易一样，世界上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后一种类型。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模式是如何决定的。Markusen(1989，1996)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两个主要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和差异性。以知识为基础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获取知识来生产某一服务，但是当这一服务被生产出来后，它的供给边际成本是相当低的。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十分重要。差异性意味着生产者服务业是有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运用“服务链”的观念来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Francois(1990)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连接各专业化中间生产过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特征的产品差异模型，讨论了生产者服务与由于专业化而实现的报酬递增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

以上两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有各自的优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直接反映了服务业FDI的一些决定因素，更容易做实证检验：贸易理论中关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差异和竞争优势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业FDI发生的本质。然而，由于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品质差异性等，使得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其独特之处，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第一，在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把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创建出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而将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分割。但是，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就变得十分困难。加上服务产品的高度差异化、难以标准化，服务企业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限制了其国际化扩展;第二，同样由于许多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并且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识和资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国外市场提供服务，就必须依靠到国外市场进行投资，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如国际电信、国际金融、咨询等服务许多是在跨国公司范围内运作的。此外，许多服务部门直接关系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与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政府规制在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认为应结合服务的特性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他们考察了美国多个服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行业包括广告和会计服务、计算机服务、工程和建筑服务、管理咨询和研发服务、消费者服务、银行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广告、会计、计算机服务主要投向发达国家，工程和建筑服务则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务行业特性的影响，如消费者服务，多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投资，难以标准化的广告、工程等服务则一般是母公司有相当多的控制权。

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规模。UNCTAD(2004)在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个关于市场规模对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并不是服务业内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即使市场规模是服务业内某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小。

(二)母国的经济规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国的经济规模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它增加了东道国被告知的消费者数量，这些消费者了解这些服务，因此，更有可能购买这些服务产品，给服务提供者带来规模效益。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广大消费者群体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滞后一期的制造业FDI存量通常被用来代表母国的经济规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转而由生产性服务业完成，因此，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呈正相关关系。

(三)东道国政府的政策 与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类似，法律规制或者政府干预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壁垒。在后GATS时代，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容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些服务行业，但是，对进入金融、电信以及公共事业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外资的持股比例有严格的限制。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考虑东道国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根据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与规制是当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和民主对于服务业中的FDI来说比一般的投资风险或政治稳定性更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经济变量对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制度质量对于高收入国家服务业FDI来说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FDI来说比较重要。

至于东道国的开放度，UNCTC(1992)设计了一个开放系数来对政府控制与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开业权和所有权)的程度进行主观评价，并且用来估计对流人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一系数对流入国内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出口行业比进口竞争行业更加密集地使用生产者服务的时候，如果出口产业的规模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不断扩大，那么就会产生对服务业特殊投入的持续需求。因此，在国内对这一投入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对中间服务投资的增多。因此，由一国政府政策所

决定的开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则认为，由于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东道国的开放度对这些行业FDI的流入影响较小。

(四)竞争优势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被Dunning(1989)以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来表示。随着世界各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亦日趋激烈，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变量。然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很难度量且易于转移，尤其是进入文化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通常表现为这个产业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资。既然服务业的特点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贸易程度的差异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务业的FDI来估计竞争优势的影响。UNCTC(1993)综合了显性比较优势(RCA)与产业内FDI，提出了国际竞争力指数(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计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的跨国公司在国家j的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国家j以外的跨国公司在产业i中拥有的子公司的数量。

研究表明，母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该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当用ICI指数来衡量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可以发现，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竞争优势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务业中，竞争优势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 服务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通常是无形的和无法储存的，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产品的国际交易只能通过流入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当地公司在外国跨国公司的特许经营下进行生产来提供。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务产品可贸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提供服务产品的机会。UNCTC(1993)通过以某一服务业中服务产品的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度量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发现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六)全球寡占反应 当几个规模较大的公司相互依赖时，垄断效应就会发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发现，从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面对其国内、国际竞争者的时候，采用跟随战略来决定其在东道国投资的市场份额。Trepstra和Yu(1988)为了证实上面的结论，对美国的广告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发现那样一个跟随竞争者的全球垄断战略确实存在于美国的广告业中。

(七)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也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偏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要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其所生产的服务产品要适当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尽可能多地与当地消费者进行互动和交流，以使企业生产的服务产品适应当地人们的特殊偏好。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功进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规模 国际化扩张是公司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倾向于跨国发展，与制造业中的情况一样，公司的规模是服务业(如银行业与广告业)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东京的外国银行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进入这两个地区的外国银行都是资金雄厚、具有强大经营能力的跨国银行，这些跨国银行在母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有了国际化的动机。

(九)其他决定因素 国外学者还考察了其他影响服务业FDI的因素，包括东道国人力资本、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汇率变动等。

UNCTC(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相同的，而这些决定因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也不大。行业竞争结构、政府鼓励开放的政策，被发现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Banga(2005、在对服务业FDI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综述中指出，那些对制造业FDI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同样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对于服务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文化差异、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而对于制造业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和生产成本差异。然而，进入21世纪，许多条件已经改变。因此，需要对新的政治经济形式下的决定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早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学者是Goldsmith(1969)，他强调金融服务业在促进资本投入到一国最具生产力的行业，进而创造更多产出过程中的作用。他后来的多数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务看作产品，并且把生产者服务看做中间产品，从而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些研究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全球的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却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开放程度的加大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仅限于制造业部门，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业部门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相关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动的服务提供方式对服务要素流动的影响。还有一些模型对WTO下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方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涉及商业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或者单个国家产出

增长的影响。这些模型中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传统产品贸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这些模型中，贸易壁垒被视为与关税和税收是相同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过一半的来自开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计算得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电信和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增长了1.5%。Banga和Goldar(2004)对20世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以及服务业开放对印度其他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且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马来西亚电信服务业的开放和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4130亿美元，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收益为发达国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论描述和实证检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没有一个定论。有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决策者制定政策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结语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与迅猛发展的世界服务业FDI的现实相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服务业范畴界定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这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务业范畴。

其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以传统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有时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有必要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分析指导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再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同样由于服务业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服务业涉及部门多，牵涉面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服务业是必然选择。但是，要控制外资进入的规模和领域，尤其在金融等一国经济的关键行业，更应该控制外资持股的比例，以防止外资持股过多而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开放的前车之鉴。因此，如何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服务业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保持平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责任编校 元 玲)

作者：王　治　王耀中

服务业国际化动因论文 篇3：

探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之路

摘要：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更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两大发展空间和三种发展模式。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动因;空间;模式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困扰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发展服务经济是摆脱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我国而言，同样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更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不断变迁，由管理功能(润滑剂作用)和后来的促进功能(生产力作用)，逐步向今天的战略功能(推进器作用)转变。从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研发、通信、金融、保险、物流、批发、外包、采购、农业支撑服务、中介和专业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占据服务业的主流，主要工业国达50%以上[1]。本文认为，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FDI)是直接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

(一)产业融合的推动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产业融合是在工业经济时代高度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产业部门日益细化、产业关联复杂化、部门间交易规模庞大且交易量大增为前提条件的，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固定化边界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打破了各种产业原有的边界，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生产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体现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服务引导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等。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和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靠服务业支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产业的中间投入中，现代服务业投入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而农业和制造业本身投入的比重则相对降低。这样，一种为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而服务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即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而进行的服务业，或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农业与制造业、服务农业与制造业并实现良性互动。农业与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农业与制造业提升和高端化的有机补充。随着农业与制造业部门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它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加，并会把这种需求渗透在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前期研发、设计(培育)，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中。如此良性互动，不仅会促使企业内部会出现产业融合，而且会在产业链上促使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出现融合，还会使区域内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实现产业融合和集群式发展。当然，企业按照市场分工的细化、深化和专业化要求，适时将服务外置和提升，可以加速产业融合的进程，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突破。事实上，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主要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局限，开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领域，即原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服务内容，诸如市场调查、可行性研究、产品研发、风险资本、采购管理、物流配送、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培训等活动，实现独立化、外置化和专业化，交于专门的机构实施。这些机构技术专、业务精、效率高，既可以使企业集中力量搞好专业生产，又可以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二)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愈来愈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就公布了以“转向服务业”(Shift Towards the Service)为题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年来，FDI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部门仅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一半，而2001年和2002年，服务业平均占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2/3。1990-2002年的12年间，第一产业和制造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9%和44%，下降到4%和29%，而同期服务业的比重则由47%上升到67%;《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进一步显示，FDI的重点也转向服务业[2]。随着国际服务业全球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服务业已在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等多个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了飞速拓展。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注重从功能稀缺性、规模性、集聚性等优势出发，高质量的跨国服务机构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外资服务业，创设关联产业效应、构建合理产业体系，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幅度，使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此外，为了更好的服务在华跨国公司，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的生产环节转移来华，我国政府也努力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产业融合和全球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同时也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以我国转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业为契机，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空间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2/3以上。据估算，我国粮食需求每年将增长80亿斤-100亿斤[3]。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已无法开发更多的耕地，只有提高单产这一途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显然难以应对，必须改造传统农业，走现代农业之路。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为农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如农村金融、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市场营销、花卉、城市园林等。

此外，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共130多万个,就业人员8300多万人,占工业劳动力的90%;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接纳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70%[4]。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十几年来，我国的服务业结构升级缓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不充分。以外资制造业体系发达的苏州市为例，由于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依赖程度小;产品研发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设计或技术服务需求少。这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我国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还很有限，生产服务业尚没有扎根在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土壤里[5]。可以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事实上，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是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扩大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空间。例如，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这些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外置，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上述类似的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还不到50%[6]。可见，我国具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和条件，依托我国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契机，将极大的拓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FDI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高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却把很多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拒之门外。2000年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104.6亿美元，2006年为173.8亿美元，分别只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的25.7%和27.6%[7]。至2006年底，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27.2%[8]。

我国吸引FDI已经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加之全球FDI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9]，这些都为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利用FDI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例如，2007年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美国EDS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的首个全球服务中心;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重庆分中心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等。更多的国际机构已经将我国列为对跨国公司服务转移和外包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研发转移重要目的地。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上述分析可见，我国既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因，也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而通过模式的推动，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区域特色鲜明的国情以及吸引FDI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现实，为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契机。

(一)服务外包模式

世界产业战略转移的大趋势正从生产外包转向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10]。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利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巨大。我国采用服务外包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该聚焦在以下两个重点领域：

1.外向型服务外包。积极承接外向型服务外包业务，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能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承接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是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是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的重要途径。我国部分城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2006年8月17日，上海公布的《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上海要紧紧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重点发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外包企业，打造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努力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之一。外向型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和管理咨询服务等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集聚了500多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其中包括GE、霍尼韦尔、毕博等近10家国际研发中心和惠普、花旗、印孚瑟斯、SAP等300多家技术中心[11]，国际知名的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纷纷落户上海;再如，2006年南京成为我国第二批获得服务外包基地的6个城市之一，引进的三星、朗讯、IBM、微软、西门子、LG、夏普、明基等20多家世界著名企业的外资研发机构，大多也已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从目前情况看，发包方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业、专业服务、创意设计、商务等领域;外包业务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加拿大、瑞士、法国等。南京承接服务外包的148家企业中，从事软件类服务外包企业超过100家，外包规模超100万美元的企业13家[12]。

2.内需型服务外包。事实上，服务外包的覆盖领域和涉及行业，远远大于时下笼统划分的信息技术外包和商务流程外包两大类及外向型。按照国际公认的服务外包概念，其内容就达18个行业大类[13]。我国在积极发展外向型服务外包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内业务天地最为广阔的内需型服务外包。可以说内需型服务外包更为丰富，涉及的行业领域更普遍，发展的前景也更广阔，特别是随着我国政府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合作更趋紧密，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本土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可以预见，我国内需型的企业服务外包市场一旦被全面推开和广泛采用，那么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市场商机，将是外向型服务外包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必将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而内需型服务外包完全由我国本土内需所产生，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小，其蕴含着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内需型服务外包的业务主要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等。总之，我国应该抓住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既重视外向型服务外包，也不能忽视发展潜力更为巨大的内需型服务外包。通过服务外包模式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集聚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总量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集聚模式会由单一的大型CBD(中央商务区)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扩展成若干个微型CBD，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单个CBD到微型CBD网络初步建立的过程。其中，伦敦的微型CBD由传统的市中心扩展出来，以堪那瑞区为代表沿着泰晤士河呈轴线发展;纽约的CBD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阶段逐步形成布鲁克林、长岛、法拉盛、哈德逊广场等微型CBD;东京逐步形成了品川、汐留、六本木等30多个微型CBD，很好地适应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且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可见，集聚区是在顺应国际发展规律并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主要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集聚区为载体、将相关的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的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产业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模式的特点。尽管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禀赋、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市场空间。

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利用集聚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产业区域特色鲜明，为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利用集聚区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海力图打造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在各区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基地，各有侧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例如，南桥中小企业总部商务区凭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便利，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成为奉贤区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和抓手;江湾五角场科教商务区就充分发挥杨浦区大学强势学科的优势，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产业，形成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科教商务集聚区;金融要素市场本来就已经集聚的外滩和陆家嘴地区集中发展为金融贸易区等。这些点状的集聚区通过产业链或创新链彼此相通、有机相连，使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和放大。目前，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集聚功能效应得到拓展提升，更好体现了微型CBD作用。

2.空间形态布局上，由上海市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重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

3.产业功能布局上，各集聚区初具特色，逐步呈现功能错位。

我国应借鉴上海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进一步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能级和品位。

(三)外资拉动模式。

就当前而言，我国采用外资拉动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是要积极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这既是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一大批具备国际化水平的服务供应商，提高接单能力，继续发挥在ITO(信息技术外包)业务领域的优势，特别注重培育承接BPO(商务流程外包)业务的能力，积极承接计算中心、呼叫中心、数据处理、技术研发、财会核算、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业转移，特别是逐步拓展一些具备优势和条件的高端业务;二是要继续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吸引FDI的质量和层次。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积极引进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的新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水平。同时，要积极进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生产性服务产品，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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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赵西宁2008年9月

作者：何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