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一、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短20世纪中后期至今霍布斯鲍姆从欧洲的20世纪历史经验出发，将20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汪晖受巴迪欧和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将中国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的1976年这65年界定为“短20世纪”。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1：

《捉迷藏》：中国银幕上的现实主义的眼睛

摘要：导演刘杰通过都市与底层间的光影对比阐释了电影主题——片尾黑夜中闪动的“眼睛”印证着这是一则由底层欲望沦陷、与上层产生阶级血腥抗衡的现实寓言，这也正是电影的现实价值：刘杰用镜头发现了陷溺于底层的欲望的眼睛，盈溢着对于城市文明的向往与艳羡，可一旦“眼睛”真正介入城市，它们必然受到城市暴力的戕害，直至最终的死亡。

关键词：现实主义;欲望视线;身体形态;情

踏血“殉”梅——底层失明的群体悲剧

影片里首位出场的明星是新晋金像奖影后春夏，春夏的参演或许出于商业考虑，但在我看来，她饰演的璐璐正是《踏血寻梅》中王佳梅的形象延续。影片开场模拟春夏房间里的电脑摄像头的模糊影像就已暗示观众：这是一座充满窥视欲的视觉迷宫，春夏之死是城市窥探一再“受阻”而导致的悲剧：冷漠、猜忌与冲突性的加剧，当底层群体难以上升且无处宣泄时，他们就沦为城市下的“失明一族”，死亡或许就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所以，春夏之死更像一则踏血“殉”梅的忧伤故事—因欲望“失明”而被迫殉葬且必须死亡。

影片开场，少女璐璐通过手机向男友抱怨着生活的艰辛，两人发生了口角，言语冲突陡然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感，爱情的死亡正是因为“视觉阻隔”造成的——两人无法面对面进行交流，手机成为两人情感纽带，一旦纽带断裂，爱情走向死亡。手机作为科技象征对于爱情的“阻隔”证明了机械文明下情感的脆弱，情感与眼之欲望是连通的，当视线受阻时，情感就会畸变，这也构成璐璐在房间内安装电脑摄像的悖论：一方面现代人因科技(手机)视线受阻，不信任感加剧;另一方面为了消除猜忌，璐璐又依赖科技延伸欲望视线。璐璐安装摄像头进一步证明了底层欲望时刻处于被压制、被践踏的状态，他们在失明危机下恐惧不安，只能延展视线以自我保护，一旦视线越过城市，他们必将遭到城市暴力——群体“失明”(死亡)。因此璐璐之死正是当下底层群体性悲剧的缩影。

《踏血寻梅》里，王佳梅时常站在楼道里或透过公交车的玻璃去瞭望城市，这份瞭望已饱含了她对城市的欲望，可她最终绝望发现：情爱无法圆满，欲望难以抵达。这双曾经憧憬城市的眼睛终于滴落出乞求死亡的泪水，在垂死时刻，王家梅的眼睛仍然死死睁着，这双眼睛盈溢无边的落寞。片中拍照的臧sir无疑填补了这些眼睛永远无法抵达的欲望，他的照相机镜头模拟了黑夜里熄灭的眼睛，它们不断捕捉香港的高楼与街巷，这些地域无疑是无数王佳梅们渴望进入却宣告失败的欲望彼岸，而照片或许成为她们曾经活过的唯一存证。当臧sir站在废墟墙角要求女警官为其拍照时-----镜头从墙壁裂缝间渗漏的光线缓慢摇到男人苍老而疲惫的脸上，这双即将失明的眼睛瞬间被彼岸的光所照亮。

因此，从王佳梅到璐璐的悲剧惯性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杰为何让片中凶手一直戴着黑色的钢盔——钢盔是自我防御的面具，它起到了对于视线的保护作用，减轻了城市物欲暴力的戕害。所以每一位底层进入城市都自动携带了面具以防止暴力惩戒。董子健饰演的璐璐男友在进入城市后(霍建华居住的高档小区)，他始终隔着车窗远距离观望。摄影机有意识地模拟车窗里的窥探造成悬疑视点，而这份窥视的目光源于璐璐男友，车窗就成了他自我防御的“面具”。同样地，凶手进入高档小区时也戴着钢盔，当她摘下面具时，城市的暴力立刻席卷而来：骤然升腾的火焰灼伤了她的眼睛，一条卑微的生命葬埋于火海中。

她来了，请睁眼——都市阶层的精神梦魇

在2015年的网络剧集《他来了，请闭眼》中，霍建华扮演了一位多重人格分裂的犯罪心理学家薄靳言，他不断寻求真相的过程也是多重人格不断撕裂的过程，剧集一经播出便引起轰动，薄靳言游走于多重人格间的心理游戏也成为大众争议的话题。

借用霍建华在《他来了，请闭眼》中人格分裂的形象，我们可以将《捉迷藏》视作一则关于“她来了，请睁眼”的现代都市精神寓言，而“她”无疑是迫使现代都市人不断“睁眼”，屡次在深夜惊醒的梦魇。片中霍建华饰演的家伟是《他来了，请闭眼》中的薄靳言人格分裂形象的一次延展与变形，与春夏在《踏雪寻梅》中饰演的王佳梅命运惯性类似，家伟与薄靳言同样无力挣离于人性困境，前者在底层欲望目光的侵袭中一再逃脱，最终在烈火中落网。

电影开始后不久，家伟出场，刘杰通过大量特写镜头细致勾勒出他的生活形态：反复擦拭玻璃杯与大理石墙壁，家中的一切杯具都排放地整齐有序。当他发现墙角的一处微尘时，立刻扑向角落拼命擦拭直到纤尘不染……片中霍的强迫症更近乎童年精神创伤的后遗症———变态的洁癖正出于童年惨痛回忆的逃离，洁癖的程度越变态，说明童年的精神创痛越严重，当创痛难以抹除时，只能通过精神的异化完成想象性的人格缝合，而导致家伟精神异化的童年创伤仍是一则关乎眼睛的寓言。通过片中回忆段落可以得知——在他童年时代，家中突然来了一个“哥哥”，被瞬间瓜分的亲情之爱使得幼年时的家伟心生嫉恨。在一次偶然间，霍被卷入了一场强奸案中，而哥哥也被发现在现场，因为他当时躲在墙角处，当哥哥身影经过之后他因恐惧未曾看见墙角另一边的真实案件情况，墙角阻隔了眼睛的视线，他成为“部分事实”的目击证人，眼睛此时成为判断事实真相、决定哥哥生死的重要存证，在某种程度上，隔断的眼睛被赋予了凌驾于律法之上的赦免权，已从单纯的视觉关系演变为欲望/情感的斗争。

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弟弟选择了沉默，被尘封的眼睛也昭示“真相”落定：肉身之眼确认了哥哥作案的动机，而潜藏在心底的欲望之眼则填补了另一端被隐匿的“事实”，童年时因眼睛受阻隔而见证的“真相”将一个家庭推向深渊——哥哥最终伏法入狱，弟弟独享了父母的丰厚遗产而一跃成为都市的中产阶层，视线断裂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人伦惨剧，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血色一环——阶层分化。

在家伟住进高档小区后，他拥有了“全村乡亲都羡慕的漂亮妻子”与舒适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葬埋哥哥青春换来的，所以他经常会在噩梦中惊醒“睁眼”，刘杰借中产阶级之眼反观内心深处的恐惧正深刻反映出在阶层分化的狂潮中，现代都市人对于自身阶层合法性地位的质疑与反思，正如吕新雨教授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到的：“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旧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然而潜藏在片中的一个可怖事实是：从狱中出来的哥哥始终处于缺席状态，他不但并非凶手反而最先死于阶层混战中。当霍打开橱柜时，我们才第一次目睹了他的存在：一个被塑料薄膜全身包裹的干硬的尸体，薄膜成为视线投射的障碍物，形成了双重的视觉隔离作用——我们无法认清哥哥的样貌，而哥哥在死亡时刻因塑料包裹是处于“失明”状态的(又是一则底层失明的悲剧)。而更为残酷的是，哥哥刚出狱就遭遇了“失明”的死亡悲剧，也就是说他还来得及进入城市，就过早沦为都市齿轮下的齑粉。

在这场阶层互搏的捉迷藏游戏中，谁是最终的赢家?迷宫的出口又在何方呢?

參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1978-1998[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慧瑜.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A].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3]吕新雨.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A].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李逸飞 拾晓峰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2：

文化研究

一、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短20世纪中后期至今

霍布斯鲍姆从欧洲的20世纪历史经验出发，将20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汪晖受巴迪欧和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将中国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的1976年这65年界定为“短20世纪”。

“短20世纪”的历史于世界而言，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46年“冷战”的战争时代;于中国而言，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时代。无论采用哪种界定方式，20世纪都处在人类历史的火山口，不断地颠覆和解构着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价值理念，致力于回应现实挑战的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文化研究源起的政治背景是“新左派”(New Left)的兴起。“新左派”从1956年11月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和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中看出西方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同的暴力与侵略性，尝试寻找二者之外的政治空间探索人类理想社会。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统天下，“后冷战”“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资本主义麻醉术使文化研究将面对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挑战。

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时代。而无论是福山观点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承认描绘出“人类末日”的图景相较找出资本主义终结的迹象要容易得多。“历史”一词，正在变得陌生而疏离，世界由两极对立的统一到分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遭到放逐，“历史”前所未有地变形、扭曲、重塑，具有丰富性和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学术”。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从文化研究的兴起来看，二战之后英国商业电视兴起引领大众文化开始崛起，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三人成为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文化的用途》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的描绘来表明大众文化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里给文化三个不同的定义，而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引入文化定义，消解了长期以来把文化当作少数人专利的精英意识。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创立，成为第一个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伯明翰学派”的草根身份和成人教育的学历背景，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保持批判精神的真实写照，这批深入底层人民生活寻找对策的知识分子聚合起来形成了“新左派”(New Left)试图重新介入现实来夺回失去的话语权，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这是在知识阶层败退时期坚定发声的左翼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的丰富性并不意味着把社会现实问题都归入文化和经验，这将无形中消解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斗争，而阶级这个核心概念如何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

三、从“利维坦”寓言角度看文化研究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告诫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疑的，不同利益团体、阶层地位对历史的阐释大相径庭，“沉默的大多数”向来是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塑造成“利维坦式”的怪兽，成为“合谋者”亦或是“帮凶”，鲁迅形容的更贴切，即“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对于“利维坦”式怪兽的头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把这种“新君主”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旨在完成“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要求。霍布斯的头颅，则是建构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集体意志，是大多数人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者集体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并使大家服从他的意志和判断，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的构想。到了葛兰西则提出了“现代君主”概念，同样是为了完成历史交付的“任务”，即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葛兰西的“现代君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工人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

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又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形态。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不同，文化研究者从大众文化(如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剧)中看到了文化重建的现实。大众文化领域的群体冲突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如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文化研究对于现存权力网络中的文化制度、产品的分析，向大众呈现出文化如何为同志提供工具和力量，而其指归则是反抗现存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批判的立场使文化研究既要接近大众、融入大众文化中，又要适时保持清醒和客观的态度;既要躲避国家机器的围堵，又要审慎对待大众文化的包围和裹挟。

四、以福柯和阿尔都塞为例

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概念，是了解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切入点。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四个部分来论述权力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进而揭示我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酷刑”部分，表明国家法律对罪犯的处决总是伴随着肉体的残酷毁灭，统治者试图利用酷刑在民众中散布权力带来的“恐惧”，然而仇恨、不安和感同身受的斗争和反抗使处决向着隐性的压服和规训方向发展。

不同于福柯，阿尔都塞则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性。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所不同的是，阿尔都塞将上层建筑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理论王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机器所包括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被视为“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是利用暴力实现其功能的工具。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它们分布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尤其是学校和教育领域。以资本主義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和技能通过学校这一机构被大规模再生产出来，而学校培养出的雇佣知识分子在进入统治阶层后进一步成为职业意识形态家，以道德、美德和对教育的推崇来掩饰学校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大本营的本质。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从伯明翰学派的草根出身到风靡世界的“显学”，文化研究所秉承的批判立场和“新左派”的身份指认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符号化。但是作为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尝试，对作为“意识培养”机构的传媒的反抗，文化研究试图找到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和自身批判的政治维度。

五、结语

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曾说过，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要求一个文化研究者既不能采取权利和资本的立场，也不能采取流行文化的消费者立场，时时保持警惕并揭示各种意识形态的圈套，使人们从各种压迫性力量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从事文化研究的反抗知识分子多是来自学院内，兼具学术和政治的形式。“他们要在学院以内或以外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的形式。”从文化研究的立场和处境角度，似乎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目击者”。

参考文献：

[1]朱效梅.大众文化研究[J].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6-77.

[2]陆扬，路瑜.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J].天津社会科学，2003(6)：108-112.

[3]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硏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张颐武.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996(2)：1-9.

作者：王瑞扬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3：

文化研究：作为问题和答案的生产场域

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文化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线性或进步的发展过程，它兼容着多种主张和立场，是各种学术思想和方法的生产场域。它对社会问题进行批评，也在批判实践中提出有效的方法论指导。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冲击僵化学科体系的批判性力量。本次盘点主要围绕着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译介、再解读与反思和年度热点话题研究这两个方向展开。

一、文化研究理论的译介、再解读与反思

在中国内地文化研究发展初期，欧美学术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早期被忽略的问题逐渐被学界重视。201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的传统，对福柯、全球化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译介和再解读，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学者们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发展也进行了整体反思。

作为法国当代最富争议的思想家，福柯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权力分析与社会理论、新文化史、身体史、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启蒙意义。2016年度关于福柯思想译介与再解读的著作也延续了往年的热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和河南出版社等陆续推出了对福柯经典思想的译著，如《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2》《惩罚的社会》《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古典时代疯狂史》《精神疾病与心理学》《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和《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这些译本尽可能地展现了原著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福柯思想再解读的著作也层出不穷，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民安教授编写的《福柯在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该书从生命政治、国家治理、权利谱系和自由主义等方面细密地解读了福柯的重要思想，系统地勾勒出福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地图，是了解当今中国福柯研究的理论指南。而《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构境》(张一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则以福柯访谈和“法兰西学院演讲”等重要文本为线索，通过对福柯重要学术概念出现的频率的实证统计，让福柯自己言说自己。该书引入了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拓宽了福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作者再解读与福柯自己解读的双重结合，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打引号的”“不断变化断裂的”福柯。张锦的《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则集中分析了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和思想，角度颇新。

全球化作为当代学界广为研究的议题之一，深受国内外学者关注。针对文化全球化趋势，外国学者结合本国发展问题，进行了跨文化尝试，对多种力量作用下的文化全球化进行了图绘。《全球化》(阿尔君·阿帕杜莱著，韩许高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辑录了各国各领域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涉及领土争端、主权政治、地图制作、媒体言说、未来伦理、表象经济、世界音乐、妇女权利等全球化问题的深刻探讨。内容涵盖量极大，趣味性与学术性兼具。《文化杂交》([英]彼得·伯克著，杨元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4月)则从文化杂交的立场出发，率先探讨文化杂交对象、文化互动理论、文化碰撞所发生的情势等多方面的文化全球化问题。作者总结了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同质化，反全球化和文化复语现象等。这些影响需要学者们引以警惕。基于开放视域理解文化全球化的书籍还有简·尼德文·皮特尔斯的《全球化与文化：全球混融》(王瑜琨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作者从深度的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多场合的、更广泛深入的人类会晤。美国历史学会唯一的日裔会长入江昭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对全球化现象也进行了跨文化和跨国史的解读，涉及全球化、现代、国家、权力、历史和记忆等热点议题，是文化史学的入门读物。

2016年度也出现了若干对内地本土的文化研究进行反思和回顾的著作。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等著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约199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系统地梳理、总结和反思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学术—知识背景做了深入分析。该书将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划分为如下六个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大众文化研究、族性与身份研究、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消费主义与身体文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城市空间研究，具有很强的涵盖面和系统性。无独有偶，《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王伟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8月)也着重探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最新现状和文化研究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的关系。基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文化娱乐化的现实情况，该书指出：中国文化研究多止步于理论的“拿来主义”，缺乏原创性理论，未能及时面对后殖民时代的多重挑战，面临着本土化的难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除了进行基础的文化理论研究之外，更多地转向了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工作，以文化研究实践性和个案研究为主的集刊最能反映出中国学界的这些动态。由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编辑的《热风学术》(第十辑)(王晓明，蔡翔，郭春林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是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罗斯伯格的专辑，介绍了格罗斯伯格对文化研究的语境和接合(articulation)等问题的看法，同时附上中国学者的回应和讨论，重点探讨了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政治性和情感结构等核心理论及其当代文化现象。另外，该刊还收录了与当代工人生活文化相关的个案研究和访谈记录等内容，如苏州工友之家创始人全桂荣的《苏州出租屋纪事》以亲身经历者的视角介绍了苏州新工人群体整体风貌，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而《文化研究》第24辑、第25辑(陶东风，周宪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6月)也先后出版，24辑围绕着城市空间、物质文化和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等本土文化现象与文学经验话题展开，25辑设有“视觉文化研究”特刊，围绕视觉形象与视觉性两个主题展开讨论，囊括了视觉文化研究与中国视点、社会转型期的视觉建构、当代视像分析、视觉形象与主体建构、图像晚清的视觉生产五个专题内容，系统反思了视觉文化研究在理论旅行中的创见与误读。除此之外，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主办的《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陶东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延续了以往风格，除了精选出能够代表文化研究动向和水准的年度论文之外，还刊登了中国内地和港澳台、欧美等地区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综述。在具体个案研究与宏观述评的多重结合下，尝试性勾勒2014年度文化研究地形图。

二、年度热点话题研究

作为一种跨/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化研究的理论触角延伸到很多领域。2016年度出版的文化研究著述集中关注了媒介文化、影视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学、亚文化与城乡文化等，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给予了及时、有力的回应，深入剖析了现象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文化政治，从而“使批判性的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1]

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2016年度，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代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再次引起学界重视，机械工业出版陆续引进了《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媒介论集》(理查德·卡维尔编)、《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特伦斯·戈登编)、《媒介与文明》和《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美]昆廷·菲奥里，[美]杰罗姆·阿吉尔编，何道宽译)等书，这些著作详细地介绍了麦克卢汉40余年的媒介理论，从媒介文化的层面对瞬息万变的文化现象和未来社会进行了思考。麦氏与编者在书中共同展示出对媒介变革的警惕态度：不但要看到其革命性的积极意义，还要认识其可能引发的危机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作为昔日的老大哥，苏联的媒介文化为当代中国的媒介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美]克里斯汀·罗思艾著，蓝胤淇、陈霞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从文化视角对苏联媒体帝国的衰落进行深刻分析。全书通过大量史料和访谈记录，详细描写了“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苏联广播电视业和电影产业状况。秉持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书中从消费主义文化、苏联自身媒体文化和國外媒体的诱惑等因素剖析了苏联传媒帝国在与美国的文化冷战中落败的深刻原因，后人应当引以为戒。

互联网的崛起将我们裹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媒介时代。与传统印刷媒介为主导的时代不同，网络时代强调了“人、机、物”三者的融合。互联网产生的大数据信息彰显了巨大的影响力，正逐渐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论因特网》([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喻向午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从哲学的视角思考互联网及其影响，同时重新审视了“身体”的意义。其中《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一章精彩地论述了互联网的非人格化倾向，认为报刊等媒体形式和匿名引发了虚无主义，互联网的私有化经验忽视了人的身体所独有的情感和能力。例如，网上聊天、博客、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导致了信任、情感危机，网上的交流阻碍了本地的共享，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双面性。虽然这个话题早已不复新潮，但却是对当今互联网利弊文献的重要补充。

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发展，研究者们意识到新媒介蕴含的复杂信息，分别从媒介的生产机制、传播方式以及政治和身份认同等视野考察当代中国的新媒介发展。陈伟球在《当代媒介文化民粹化倾向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7月)中详细梳理了当代媒介的文化民粹化倾向、理论谱系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反智性文化价值观导致民粹化，推动了媒介文化浅化、低俗化发展。通读全书，可以察觉到作者的反民粹化主张，这赋予了媒介文化研究新的时代内涵，建构了当代文化研究对“以人为本”的时代价值趋向。同样基于批判和警惕立场，《媒介问题内容产制研究：一种批判的视角》(商建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一书对国内媒介的商业化予以批判态度，重点探讨媒介问题内容的生产组织机制和出现的宏观原因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平衡利润与公益的媒介内容产制策略，分别从媒体自身、政府、受众和行业协会这四个方面出发，试图为中国媒介文化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

考察媒介文化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尤其是特定场域中的再解读与实践，如媒体与政治的互动、身份认同的追寻、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台湾传媒与台湾文化研究》(阎立峰等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打破地域隔阂，把中国台湾的媒介文化与当地公共领域、新闻广播等媒体的影响以及影视作品的台湾人身份/认同问题串联起来，向读者揭示了媒体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丰富了中国媒介文化的内涵。其中身份认同、地方认同的建构与想象，以及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当代媒介传播与融合过程中多维的社会、文化意义。

影视文化和视觉文化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电影、电视等现代艺术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影视作品的批评及其话语建构向来是文化研究的热点。张慧瑜的《风吹影动：中国影视文化评论》(言实出版社2016年6月)一书从历史的改写、主题的重塑、文化生态的转型和后工业文化的兴起等视角，呈现出当代影视作品中隐含的多元文化内涵，追索当代社会文化热点。作者曾在2012年和2014年陆续出版过与影视文化批评相关的书籍，足见其对该领域的熟稔。另外，张慧瑜的《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也于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国产影视剧。通过选取当下热播的电视剧题材，深入探讨影视剧类型的转变与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隐秘关系，试图重构电视剧文化中的新时代主体，安置作为他者的社会底层的问题。如果把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看成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那么处于影像核心地位的主体形象可视为社会底层人物的微观隐喻。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不再只是单纯的现代艺术形式，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徐刚的《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言实出版社2016年6月)主张将电影作为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文本进行解读。同时，该书遵循伊格尔顿“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的论断，从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探讨当代中国电影，拓宽了电影文化批评的范畴，表现出电影批评深切的社会关怀与现实性意义，而这恰好也是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视觉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它的诸种形式与社会的各种变迁紧密相连”。[2]因此考察视觉文化也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思考和权力关系的重新建构。《从视觉思考中国：视觉文化与中国电影研究》(唐宏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3月)一书便以视觉文化、现代性的视角，对中国电影的文化政治性进行批判研究。如在《后冷战时代的“团圆”———大陆电影中的台湾故事》一章中，作者认为大陆系列表现台湾的影片实际上反映了后冷战时期的时代取向，即强调去政治化、超意识形态和团圆主题，试图通过“情感结构”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隔阂，走向“大团圆”的表象。该书还强调了网络媒介时代的影视和批评的独特性，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审视艺术的方式、对视觉艺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再次被追问。美国人类学家雅克·马凯的《审美经验：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视觉艺术》(吕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待社会经验、日常生活和现实中的视觉艺术，开创了独特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对作者而言，传统艺术的“光晕”并没有因为其普遍性和大规模复制而消失，相反它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经验而独具审美体验。传统艺术已成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该书在艺术与“活生生的文化”中推进了视觉艺术研究，打通了文化研究與人类学、社会学和视觉艺术的互动通道。

网络文学·亚文化

作为区别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存在，大众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象征着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正如霍尔等人所言，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含着抑制与对抗的双向运动”[3]，“大众文化是一个富含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统治集团的‘抵抗’力量与统治集团利益对被统治集团的‘收编’力量进行着斗争。”[4]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网络文化是最能够体现大众文化的上述复杂性的文化类型。

借助新媒体强大的播撒能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化，成为网络文化现象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2016年度，北大学者邵燕君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的网络文学著作，如《网络文学经典解读》(邵燕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和《201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男频卷、女频卷)》(邵燕君、庄庸编，漓江出版社2016年3月)。前者对经典、热门的网络类型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和文化研究式解读，试图总结和挖掘网络类型小说的生产机制和审美特质，探讨其经典化的社会文化原因。该书包罗万象，涉及网络经典文学的各个层面，从类型小说到经典解读，信息量极大，文本与理论密切结合，展现出网络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和文化研究的多元化趋势。《2015年度网络文学》收录了2015年完结或连载完主要部分的网络小说作品，综合了各大网络文学榜单、粉丝口碑和学院派学者的考量，试图遴选出2015年度最具文学性与经典性倾向的网络小说，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关于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意义价值，学者王小英则提供了另类的理解方式，她的《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用符号学方法考察了网络文学的特征和意义生产机制。书中涉及符号资本争夺、文本性别身份、文本叙事认同以及作家读者的交际互动等维度的剖析，建设性地将符号学与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结合起来，为复杂的网络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范式。区别于前者的符号学和语言学视角，《网络文学及其批评研究》(唐迎欣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6月)在宏观媒体化背景下对网络文学进行深入批评研究。从网络文学批评的交互式、复合型和多样化等特征入手分析网络文学的审美心理、情爱伦理叙事结构和网络文学影视改编情况。该书引入了“微时代”概念，指出“微时代”背景下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特性。“微时代”象征着全新的“生活方式”，强调了信息传递的碎片化特征，引领网络文化研究走向更为深广的领域。

类似地，面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现象，张闳教授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当下流行的碎片化“微”书写方式，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了简单的短文评论。其著作《符号车间：流行文化关键词》(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寓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于灵活独特的文化符号学批判中，通过现象学的描述和文化哲学的思考精心挑选了60多个大众文化符号和网络热词，对“器物”“视觉”“空间”“声音”“身体”等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话题和现象进行解构性阐释。阅读《符号车间》，读者犹如徜徉在大众文化自选超市。作者通过诙谐幽默、浪漫热烈的解读赋予了流行现象文化的意味，勾勒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整体景观。

亚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区别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商业化，亚文化由于其特殊性和反抗性，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文化研究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随着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盛行，亚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一方面，亚文化经常对大众文化符号进行拼接和借用，挑战主流文化的权威;另一方面，以弹幕、Cosplay为主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也逐渐被主流所认同，成为大家积极探讨的中心。黄瑞玲的《当代西方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便对当代西方亚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脉络梳理，将亚文化置于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认为其已经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不过，鉴于当代中国复杂多元的文化潮流和特殊国情，西方亚文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仍待商榷。

作为典型的亚文化，人们往往强调“酷儿文化”中个体对异性恋霸权话语的抵抗，但事实上酷儿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呈现出对话、协商与妥协等立场。《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李雪梅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以酷儿理论为切入口，详细梳理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女性书写历史和罗列托尼·莫里森等人的作品中性的异态化现象，深度挖掘酷儿文化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人文学反映了黑人的生存状态，多叙述其被奴役、被迫害的现实命运。然而，当下的解读都是从其抗争性进行反思，忽视了黑人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事实上，黑人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女性的性异态现象，黑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担当着双性别角色，由于其备受男性摧残，从而产生了不稳定的女同性恋、双性恋倾向。本书便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对同性恋文学的书写与解读给予了正视态度，力求丰富完善国内文学批评方法，正确认识被当代社会边缘化的性异态现象。

面对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复杂发展势态，《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胡疆锋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12月)一书梳理了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最新发展现状，理清了亚文化、青年文化等重要概念，为网络恶搞文化、网络文学创作和青春电影等青年文化现象的解析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青年文化的重镇，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针对青少年与网络文化进行了系统而持续的考察和研究。《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中国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研究》(马中红、杨长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关注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传播和文化实践意义，以及关注实践主体的身份认同、主体性建构和性别文化等问题。该书涉及的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包罗万象，理论与具体个案剖析深刻，研究方法复杂多样，展现出新媒介时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的复杂多元化趋势。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与乡村

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空间不仅是单纯的地理、物质空间，而且也是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斗争场域。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呈现出其对立面乡村所没有的图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二元对立差异趋于明显，对其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因素正是文化研究所着重思考的问题。《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杨宇振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正是一本從权力、资本、空间等多维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城乡空间生产的著作。作者认为城市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的中心，也是不断变化的边缘景观。该书赋予了城市空间的本土化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其对农村的阐释始终置于城市化的遮蔽语境下，这使得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仍然落入了城乡二元对立框架的窠臼，无法展现其话语的特殊性。

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在中国社会的推进，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节节败退，而同时期的乡土文学是了解当代乡村社会的最佳文本。《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江腊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以农民工书写这一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分析、叙事模式和媒介变革等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该书分别从城乡想象、打工作家的底层叙事和网络媒介的视角建构农民工书写焦虑，反映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忽视。面对农民工叙事和乡村文化的失语现状，作者为底层人的生存发声，其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底层立场叙述为城乡文化良性关系建构提供了参考。这是一部研究农民工生存状态和乡村文化的原创著作，体现了文化研究从日常生活现象中建构文化内涵的尝试。

作为曾经的新中国工业摇篮，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迄今为止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但自1990年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渐衰落。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6月)便基于这样的背景，从历史再现和记忆再生产的视域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曾经的辉煌进行了细致的文化考察。书中涉及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东北小品、二人转、小说、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及城市改造等文化现象的探讨，透过表征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文化变迁。纵览全书，作者对其进行人文关照，试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现实语境中回应热点与前沿问题，昭示了一种新的想象和未来发展空间，表现出文化研究多元、开放、跨学科的学术生态。

记忆·性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记忆研究热火朝天，其中德国方面的记忆研究更是硕果累累，针对纳粹历史的回忆研究成为德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贡献功不可没。《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和《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扬·阿斯曼著，金寿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被誉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公认的德国记忆理论柱石。前者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以文学经典、装置艺术等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细致考索了文化记忆的种种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变迁，回应了记忆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极具参考价值。

作为跨学科研究重要领域之一，性别研究与几乎同时兴起的后现代浪潮及其社会实践相联系起来，为我们思考性别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可能。除了“性”的一般特征之外，“性/性别”还有性别政治意味，涉及两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包括男女跨性之别，还有同性恋、多种恋、各种恋的内部差异。幸洁的《性别表演———后现代语境下的跨界理论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是内地第一部研究性别表演的专著。该书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和人类学表演理论出发，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具体语境进行性别跨界实践的研究。除了中国当代戏剧、影视艺术以及媒体的案例分析之外，还涉及对中国女性的生成问题、“寻找男子汉”的时代症候、传统戏剧的乾旦坤生和同性恋的出柜表演等当代中国跨性别实践的探讨。虽然文中存在一些敏感的性别问题，但作者的开放态度为中国性别文化研究开启了无限可能性。

毋庸置疑，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本土独创理论的稀缺、文化理论与文化现象的简单对接、重复浅显的表象文化研究等。但回顾2016年的文化研究重要著述，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中国内地学界对文化研究理论的译介热情、理性反思以及从事个案研究的热忱。我们相信，随着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随着文化研究对现实的积极介入现实和批评力度的加深，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终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言：文化研究“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答案的一部分”。[5]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文化研究发展年度报告”(13JBGP031)的阶段成果)]。

注释

[1][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2]同[1]，第364页。

[3][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见陆扬、王毅选编：《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作者：韦微静 胡疆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