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第1篇：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与民族戏曲

摘 要：中国民族戏曲，彰显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民族戏曲高扬的主题，人们乐于运用戏曲传诵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鞭挞那些背叛祖国和民族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在我国民族戏曲中有着充分而又精彩的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美德。这也成了古今民族戏曲一个突出的主题。中国民族戏曲，也凸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传统，举其要者，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等等。民族戏曲要更好地宣扬和体现民族精神，必须解决科学认识民族精神和艺术表现民族精神两方面的课题。

关键词:民族精神;戏曲艺术;传统美德;革命传统;科学认识;艺术表现;艺术精神

民族精神与民族戏曲，同属于民族精神文化范畴，但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面。民族精神是全民族精神意识的抽象和概括，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戏曲，则属于观念形态的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从这种意义上讲，民族精神一定会渗透和体现在民族戏曲之中，而表现和彰显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戏曲当然的使命和任务。

处于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今天，我们考察民族戏曲如何表现和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

中国民族戏曲，彰显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属于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不同，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因而各有其独特的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世界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每一个民族都有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精神。

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各民族的总称。中国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算起，已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民族开发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大大加速了近代文明在欧洲的兴起。马克思称之为“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其他如农业技术，水利工程，建筑技术，铸铁、瓷器、纺织、丝绸等工业技术，航海技术，圆周率计算，丰富的天象记录，最早的天文仪器和地震仪器，比较准确的历法，地图学等等成就都是举世公认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儿女，为保卫和建设我们的祖国，殚精竭虑，尽忠尽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在所不辞。古代传说中的禹，治水救民，三过家门而不入。战国时代的屈原，为了自己的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汉朝的苏武，出使异国，被流亡蛮荒之地，牧羊十九载，誓不失节。每当国家民族危亡旦夕，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功昭日月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等。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和英勇豪迈的爱国事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人心魄的伟大史诗。爱国主义，也是几千年间我国人民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之一。“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都是全民族世代相传的警句名言。爱国主义强大的凝聚力，使得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大风大浪和兴衰变化，仍能一直稳固地结合成牢不可破的整体，并一直保持着伟大民族的生机和活力。

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民族戏曲高扬的主题。在古典戏曲中，爱国主义名篇举其要者有：写岳飞故事的《精忠记》(明人传奇，作者佚名)、《精忠旗》(传奇，明冯梦龙作)、《续精忠》(传奇，明汤子垂作)、《如是观》(传奇，清张大复作);写文天祥故事的《冬青树》(传奇，清蒋士铨作);写屈原故事的《纫兰佩》(传奇，清周乐清作)、《怀沙记》(传奇，清张坚作)、《汨罗江》(杂剧，清郑玉作);写蔺相如故事的《渑池会》(杂剧，元高文秀作)、《连城璧》(传奇，清李玉作);写荆轲故事的《易水歌》(传奇，清汪光被作)、《宴金台》(传奇，清周乐清作);写苏武故事的《牧羊记》(明人传奇，作者不详);“借离合之情，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作);明徐渭作杂剧《四声猿》中，有《雌木兰替父从军》，写传说中的花木兰故事，等等。

在我国久传不衰、妇孺皆知的爱国主义戏曲最突出的要数岳家军戏和杨家将戏。在近、现代流行的戏曲中，有名的岳家军戏就有《岳母刺字》(京剧、川剧、秦腔、河北梆子、滇剧)、《战金山》(京剧)、《黄天荡》(徽剧、汉剧)、《岳家庄》(京剧)、《镇潭州》(京剧、川剧、汉剧、滇剧、徽剧、秦腔)、《挑滑车》(昆剧、京剧)、《八大锤》(京剧、秦腔、徽剧)、《金牛岭》(京剧)、《扫秦》(昆剧)、《牛皋扯旨》(滇剧)等。有名的杨家将戏有《金沙滩》(京剧、秦腔、汉剧、川剧)、《李陵碑》(京剧、秦腔、豫剧、粤剧等)、《清官册》(京剧、秦腔、汉剧、川剧等)、《五台山》(昆剧、京剧、川剧、湘剧、汉剧、秦腔)、《三岔口》(京剧、秦腔、汉剧)、《穆柯寨》(京剧、汉剧、滇剧、豫剧、川剧)、《杨排风》(京剧)、《辕门斩子》(梆子系统、皮黄系统各剧种)、《孟良搬兵》(赣剧、京剧)、《四郎探母》(京剧、秦腔、河北梆子、汉剧、湘剧、川剧)、《洪羊洞》(京剧、秦腔、汉剧)、《三关排宴》(上党梆子)、《雁门关》(京剧、秦腔、川剧、汉剧、滇剧)、《寇准背靴》(河北梆子、京剧、豫剧、晋剧)、《穆桂英挂帅》(豫剧、京剧)、《百岁挂帅》(扬剧)、《杨门女将》(京剧)、《挡马》(昆剧、京剧、淮剧)、《杨令婆辩本》(潮剧)、《杨八姐游春》(评剧、淮剧)等。

人们乐于运用戏曲传诵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鞭挞那些背叛祖国民族的败类。与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一样，戏曲中的爱国主义诗篇也能传诸百世而不朽。而每当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戏曲及其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成为抵御外敌的锐利武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戏曲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田汉编写了借古喻今、宣传抗日的京剧历史剧《江汉渔歌》，梅兰芳根据徽剧、汉剧原有的《娘子军》、《黄天荡》等剧目改编演出了京剧《战金山》，周信芳演出京剧《明末遗恨》、《徽钦二帝》，各地戏曲团体上演《木兰从军》、《守湖州》和大量新编的救亡戏曲，都有力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中华民族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的民族。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我们的祖先勤勤恳恳、含辛茹苦、治理了山川湖海，建设了城市乡村，创造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古代传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是我们祖先不怕困难、不畏艰险、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写照。宏伟的万里长城，浩荡的古运河，则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的活见证。那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伸展的巨大城垣，都是凭一砖一石砌就;那连贯五大河流的运河，都是凭一镐一锹挖成;其间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其中又包蕴了多少聪明才智。还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许多精绝的古代艺术珍品，许多卷册浩繁的古代典籍至今仍然使人叹为观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中华民族的格言。立国，有卧薪尝胆，抱冰执火的故事;读书，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佳话;治学，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习艺，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之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水滴石穿，铁杵磨针。这些是中国人的成事之道。

中华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在我国民族戏曲中有着充分而又精彩的体现。许多描绘古代杰出人物的戏曲作品中，都显现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古训。春秋时代的百里奚颠沛流离，饲牛为奴，七十多岁才遇明君，官拜上卿，施展才能，是孟子都赞赏的“举于市”的贤人。(传奇剧本《扊扅记》，明张凤翼作。近代有戏曲《百里奚认妻》、《五羊皮》等。)战国时代的苏秦，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仍发奋努力，读书刺股，终于以“合纵之策”，六国封相。(宋元南戏《冻苏秦》，无名氏撰。《金印记》，宋元南戏，无名氏撰。)春秋时代的孙膑，遇害致残，被逼装疯，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终成著名军事统帅。(杂剧剧本《马陵道》，元或明初人作，姓名不详。传奇《天书记》，明汪廷讷作。传奇《七国记》，清李玉作。近代戏曲《孙庞斗智》等。)汉代的苏武威武不能屈，被放逐北海，牧羊十九年，历经饥寒困苦，坚贞不屈，终于不辱使命，持节返汉。(南戏剧本《牧羊记》，元人作，姓名不详。近代京剧等剧种《苏武牧羊》。)唐代的玄奘，西天取经，十万八千里，蹈险历难，终于取得真经回来。(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作，故事与小说《西游记》不同。另有近代诸种根据小说《西游记》改编的戏曲剧目。)根据民间传说编写的杂剧剧本《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元人作，姓名不详)中的朱买臣穷愁潦倒，砍柴负薪，仍然手不释卷，发奋苦读，写下了万言长策，终经贤达举荐，官至太守。有意思的是剧本中朱买臣为了言明志向，一口气就举了“板筑受窘，倪宽抢锄，宁戚歌牛，韩侯钓鱼，白起起于卒伍，苏秦挨冻，公孙弘牧猪，灌婴贩履，姜子牙歌市为屠，蟠溪为渔”等古人历尽艰难困苦成才的典故。根据史料与传说编写的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元王实甫作)中的吕蒙正，风雪寒窑，贫贱不移，凿壁偷光，苦读诗书，终于状元及第。除了这些专门表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篇目外，在我国民族戏曲大量篇目中都闪烁着刻苦励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光芒。孟姜女、赵五娘、王宝钏等更是我国妇孺皆知的坚苦卓绝的戏曲人物。

中华民族还有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美德。这也成了古今民族戏曲一个突出的主题。著名戏曲《赵氏孤儿》(元杂剧，纪君祥作)，是我国最早传到欧洲的戏剧作品。剧中描写在奸佞当道的血雨腥风中，为了保护忠良之后——赵氏孤儿，公主托孤后自缢而死，将军韩厥放走孤儿后自刎身亡，程婴救孤舍子替换，公孙杵臼受尽酷刑触阶而亡。特别是程婴除了舍子救孤之外，还身负卖友求荣的骂名，并认敌为友与狼周旋，二十年后才使真相大白，铲除恶势力，声张了正义。这篇歌颂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正气篇，千古传唱不绝。元杂剧之后，明代有徐元据此改编的传奇《八义图》，清末有京剧《八义记》等，在近代戏曲中，京剧、秦腔、汉剧等许多剧种都有《搜孤救孤》的剧目。直到不久之前，豫剧《赵氏孤儿》，还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该剧还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传播。在表现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民族戏曲中，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如明沈璟作传奇《义侠记》中的武松，明梁辰鱼作杂剧《红线女》中的红线，清末李钟毓编京剧《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近代京剧、川剧、湘剧《白水滩》中的青面虎与十一郎等);有专门爱打抱不平的书吏(如近代京剧、汉剧、川剧《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有抗暴斗恶，义无反顾的平民(如清李玉作传奇《清忠谱》和京、昆剧目《五人义》中的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也有刚正不阿为民申冤的清官(如包公、海瑞、狄仁杰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水浒戏和包公戏。水浒戏在元杂剧中有高文秀作《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作《李逵负荆》、李文蔚作《同乐院燕青博鱼》、无名氏作《梁山五虎大劫牢》等;元明间有无名氏作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等;在明代流传的有李开先作传奇《宝剑记》，沈璟作传奇《义侠记》，许自昌作传奇《水浒记》等;在清代有金蕉云作传奇《生辰纲》，范希哲作传奇《偷甲记》，以及无名氏作传奇《清风山》、《金兰谱》、《大名府》、《虎囊弹》等。在近、现代戏曲中有《醉打山门》(昆剧、京剧、川剧、徽剧、滇剧、湘剧、秦腔等)、《野猪林》(京剧)、《林冲夜奔》(昆剧、京剧、川剧、汉剧、徽剧等)、《逼上梁山》(京剧)、《刘唐》(昆剧)、《乌龙院》(京剧、秦腔、徽剧、汉剧等)、《黄泥岗》(京剧)、《武松打虎》(京剧、高腔、川剧、滇剧、秦腔等)、《十字坡》(京剧、秦腔、汉剧、徽剧、川剧等)、《翠屏山》(京剧、川剧、汉剧、徽剧、秦腔等)、《三打祝家庄》(京剧)、《黑旋风李逵》(京剧)、《神州擂》(徽剧、汉剧、京剧等)、《燕青卖线》(吉剧)、《打渔杀家》(京剧、汉剧、秦腔等)、《艳阳楼》(京剧)等等。包公戏在元杂剧中有李行道作《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关汉卿作《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作《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无名氏作《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等;明传奇有欣欣客作《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无名氏作《忠谏记》、《断乌盆》等;清代有无名氏作传奇《琼林宴》等;近现代戏曲中则有《秦香莲》、《铡美案》(京剧等)、《闯宫》(滇剧等)、《女审》(淮剧)、《乌盆记》、《奇冤报》(京剧、昆剧、徽剧、湘剧等)、《探阴山》(京剧)、《包公赔情》(吉剧)、《赤桑镇》(京剧)、《双钉记》(京剧、川剧、湘剧、秦腔等)、《狸猫换太子》(京剧等)、《断太后》、《打龙袍》(京剧、秦腔、汉剧等)、《铡郭槐》(梆子系统各剧种)、《生死板》(京剧、汉剧、滇剧等)、《轩辕镜》(绍剧)等等。

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传统还有注重气节、崇实、务本、笃行等等，这些在民族戏曲中，都有精彩的表现，不一一列举。

二

中国民族戏曲，也凸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传统。

上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华民族的史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逐步形成了丰富的革命传统。这些革命传统，在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后仍将是推动我们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新的革命传统，举其要者，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等等。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把朴素的民族意识上升到革命觉悟所形成的精神境界。过去历史年代中常见的那种把社稷、江山和君主联系在一起的尽忠报国思想，发展到为全民族全社会而奋斗的革命理想。过去常常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匹夫之勇”，变成了革命人民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在民主革命阶段，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对强大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史诗。这种英雄主义，表现在为了人民利益，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彭湃、恽代英、方志敏、刘志丹、杨靖宇、叶挺、张思德、董存瑞等等，是千千万万革命英烈的代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革命者震慑敌胆的《就义诗》。十五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不朽英雄。这种英雄主义，表现在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五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至今为世界人民所传颂的英雄篇章。在用革命精神武装的英勇红军面前，一切敌人、风雪、泥沼、饥寒、疲劳、伤痛、死亡，统统不在话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英雄主义，还表现在对黑暗势力、白色恐怖的蔑视与斗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是不畏邪恶，为人民利益顽强争斗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烂摊子上，以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开始了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各条战线涌现出千千万万的英模。他们有为了祖国、民族繁荣富强而忘我劳动的模范，如孟泰、王进喜、郝建秀、王崇伦、向秀丽、赵梦桃、侯占友、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赵春娥、张海迪、朱伯儒等等。他们有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而英勇献身的英雄，如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毛岸英、罗盛教、杨连第、杜风瑞、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罗光燮、司马义买买提等等。他们有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息的知识分子楷模，如钱学森、李四光、袁隆平、彭加木、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栾茀等等。

自力更生精神。在我们这样一个从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东方大国，搞革命和建设，到底靠什么?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伟大民族，实现复兴，到底靠什么?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归根到底，只有靠自己。一方面，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依靠侵略别人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能靠依赖和乞求别的国家援助而生活。所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③这就是自力更生精神。这种精神是发扬光大我们民族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并把它放在我们民族近、现代所处的国际国内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所产生的精神成果。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形成的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曾经照抄照搬过别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做法，结果失败了。回顾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8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第二，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事业，在世界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希望并且也切实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多种援助，但我们决不依赖这些援助。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我们依靠的是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我们依靠的是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本国的一切力量。第三，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党、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曲折。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使革命力量损失大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没有因此一蹶不振。最后，总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继续前进，并且总是赢得更大的进步来补偿历史的曲折。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民族，是生机无限的民族。

艰苦奋斗精神。在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物质条件的极端艰难困苦、自然灾害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发扬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以坚定顽强的革命意志，锤炼了艰苦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概括。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极度落后，物质条件的艰苦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红军长征，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孤军转战。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红军几乎无日不走，无日不战。穿越危机四伏的敌占区，穿越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雪山草地，原始森林，红军将士衣衫褴褛，吃草根，咽树皮，硬是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任务，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也堪称艰苦奋斗的典范。据史料记载，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之后，日军曾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全是没有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这使侵略者亦惊叹不已。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用两条腿赛过了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汽车轮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一口炒面，一口雪，坚守着一个又一个阵地，这些都是艰苦奋斗的范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同样面临着物质文化条件落后的巨大困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条战线的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一砖一瓦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大庆人在荒无人烟的北国，天当房，地当床，在菲薄的生活条件下，夜以继日，为祖国打出了“争气油”。在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族人民憋着一股气，咬紧牙关，勒紧裤带，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终于度过难关，获得转机。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克服经济和社会发展、工程建设、科学研究中遇到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洪涝、冰雪、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硬是在国民经济底子薄、条件差、起步迟的基础上，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二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民族在近一个世纪革命、建设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还有“三大作风”、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等等。

中国民族戏曲的现实主义传统赋予了民族戏曲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生命力。从元代杂剧到明、清传奇，都有许多描写当代时事的剧目。辛亥革命前后，王钟声等编演的宣传革命的新戏，梅兰芳、周信芳等编演的时装新戏，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或社会现实，表现了革命的或先进的思想。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编演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精神的戏曲现代戏的热潮。经过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戏曲现代戏不断发展，佳作叠出，终于形成了新编历史剧、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中国民族戏曲繁荣发展的崭新阶段。

大量的戏曲现代戏作品以全新的历史观观察时代，塑造新人，生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火热生活，凸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传统。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反映大革命题材的沪剧《星星之火》(上海沪剧团编演)、琼剧《红色娘子军》(广东琼剧院编演)、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河北梆子剧院编演)、赣剧《方志敏》(江西省赣剧院编演)、昆剧《红霞》(北方昆曲剧院编演)、京剧《杜鹃山》、《党的女儿》(北京京剧院编演)、评剧《红旗谱》(中国评剧院编演)、昆剧《琼花》(上海昆剧团编演)、昆剧《活捉罗根元》(江苏省昆剧院编演)、京剧《红色风暴》(上海京剧院编演)、京剧《红军远征》(武汉京剧院编演)、楚剧《虎将军》(湖北孝感地区广水市楚剧团编演)、湘剧《布衣毛润之》(湖南长沙艺术剧院湘剧团编演)等;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京剧《红灯记》(中国京剧院编演)、沪剧《芦荡火种》(上海沪剧团编演)、京剧《沙家浜》(北京京剧院编演)、吕剧《苦菜花》(山东省吕剧院编演)、京剧《节振国》(河北省唐山市京剧团编演)、晋剧《刘胡兰》(山西省晋剧院编演)、粤剧《驼哥的旗》(深圳市粤剧团编演)、淮剧《太阳花》(江苏省淮剧团编演)等;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有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剧院编演)、京剧《红嫂》(山东省京剧团编演)、锡剧《红色的种子》(江苏省锡剧团编演)、京剧《华子良》(天津市京剧团编演)、黄梅戏《江姐》(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编演)等;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有京剧《奇袭白虎团》(山东省京剧团编演)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有豫剧《朝阳沟》(河南省豫剧三团编演)、吕剧《补天》(山东省吕剧院编演)、京剧《焦裕禄》(山东淄博市京剧团编演)、京剧《圣洁的心灵——孔繁森》(北京京剧院编演)、豫剧《村官李天成》(河南省豫剧三团编演)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推动民族戏曲反映现实，张扬民族精神，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奋斗。其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戏曲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召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投入战斗，也迫切要求各种文艺形式发挥作用，如何利用戏曲为抗战服务成为紧迫的实践问题。从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即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继而又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先后在武汉和长沙组织了戏曲演员战时讲习班，分别成立了汉剧、楚剧、湘剧流动宣传队和平剧实验宣传队。田汉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借古喻今、宣传抗日的戏曲剧本。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延安，由柯仲平、马健翎带领的陕北民众剧团运用秦腔、眉户等剧种声腔，编演直接表现陕甘宁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新戏。在延安地区戏曲活动的影响下，活动于晋察冀地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地区的部队剧团和胶东地区的国防剧团，以及新四军领导的苏、鲁、皖、豫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编演了大量表现抗日斗争的戏曲剧目。这些抗日戏曲，以积极创新的艺术形式，直接表现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张扬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新的革命传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戏曲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而发端的戏曲现代戏不断发展提高，谱写了民族戏曲的时代新篇。

三

民族精神是在民族发生、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现在和将来，民族精神必然还会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继承与发扬几千年来积累的优良民族传统和在近一个世纪时期以来积累的优良革命传统，又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闪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精神文化代表的民族戏曲，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宣扬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的号角。

民族戏曲要更好地宣扬和体现民族精神，必须解决科学认识民族精神和艺术表现民族精神两方面的课题。

科学认识民族精神，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科学地总结我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科学地分析当代世界进步与我们民族所处的地位，正确认识人类和我们民族的前途，从而确立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崭新的民族意识。我们尊重历史，继承传统，但绝不妄自尊大，因循守旧。我们承认落后，承认差距，但绝不丧失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我们既要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与热情，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推动现代化事业全面和谐协调地发展。

我们要把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先进东西结合起来。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与长处，善于学习的民族，才能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我们主张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睦相处、平等发展、共同进步，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分裂。

我们还要把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克服民族的惰性结合起来。毋庸讳言，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样，各民族也都有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等条件的局限而形成的不足与惰性。中华民族在长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创造过人类社会高度的古代文明，但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小生产方式之中，小生产者的观点和积习也是很深的。在我国近代历史中，各族人民有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光荣革命传统，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奴化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有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在发扬光大本民族优良精神传统的同时，必须坚决摒弃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各种落后的民族意识，必须坚决克服小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狭隘自私、因循守旧的观念，而树立起为中华民族复兴、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崭新民族意识。

民族戏曲要表现和讴歌民族精神，必须遵循戏曲艺术的艺术规律。

戏曲是表现生活的艺术。无论是表现历史生活，还是表现现实生活，都要求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生活体验。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坚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可以清楚看出他对戏曲作品表现生活真实的重视。为此，他作了长期的积累与准备。孔尚任在少年读书时，就博采遗闻，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戏曲。公元1686年，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扬，疏浚黄河出海口，到公元1689年冬天才回北京。这期间，他结识了明遗民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僧石涛等人。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逛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在回京后的冷宦生涯中，孔尚任继续搜寻遗情逸事。这一方面为写作《桃花扇》积累了大量素材，同时也不断加深了剧作家对王朝兴亡和世事百态的感受和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不朽名篇。

戏曲艺术又是塑造艺术形象的艺术。戏曲艺术表现和讴歌民族精神，必须通过其作品塑造的艺术典型来实现。本文中提及的古往今来的张扬民族精神的戏曲名篇，无一不是塑造艺术典型的成功之作。这些作品或者艺术地为一个个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立传，或者依据生活真实艺术虚构塑造一个个彰显民族精神的艺术典型。而民族精神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显现出来的时候，会更形象、更生动、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反之，如果作品标签图解，空洞说教，就会苍白无力。

民族戏曲又是具有综合性、意象性、程式性等艺术审美特性的艺术，它有符合中国民众审美情趣、审美习惯、从而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表现方法，应该说在表现和讴歌民族精神的时候民族戏曲有自己的特有优势。如京剧《挑滑车》，表现剧中人物高宠在抵御外来入侵战斗中的英勇无畏精神时，只有几句唱词，主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成套京剧武打程式、配以锣鼓音乐，给观众十分生动形象又具有震撼力的印象。戏曲化，是我们运用民族戏曲创作体现、讴歌民族精神的作品时，必须用心对待的问题。

用戏曲表现和讴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新暑期我们戏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期望有更多能称得上“时代号角”的优秀作品问世。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责任编辑：陈娟娟)

作者：刘俊鸿

第2篇：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

［收稿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 毛宣国（1956—）,男，湖北宣恩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美学与诗学.

［摘 要］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关键词］ 民族主义； 民族形式； 民族精神；论争与思考

［

‘Nationalism’，‘National Form’and ‘National Spirit’

The Debate and Deliber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Literature between 1920s and 1940s

MAO Xuanguo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Key words:nationalism; national form; nation spirit; debate and deliberation

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是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界特别关注的问题。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一文中说，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学术界有三次大的论战：一、20年代科玄论战；二、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三、40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他认为，这三次论战恰好包括了哲学（科玄）、历史（中国现代和古代社会性质）和文艺（民族形式）等基本人文领域，同时说明了“救亡”压倒“启蒙”的主题在学术思想领域内的一些具体过程与情况。［1］不过，李泽厚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主要是围绕胡风和向林冰（赵纪彬）的观点展开，材料和观点选择十分有限，远没有说明这场理论论战的价值和意义。其实，40年代胡风与向林冰之间的论战，仅仅是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论争的一个片断，而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20—40年代，无论左翼文艺界还是右翼文艺界都非常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所以引发了多次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论战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还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论争的许多问题今天仍在延续，而这些对于我们思考文学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争作一番思考与回顾，它大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国民党文艺阵营“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及其所引发的论争；二、左翼文艺界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论争；三、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与思考。

一 “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

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展开。这一主张的提倡者主要是30年代初期“前锋社”和40年代以陈铨等人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文人。1930年6月，“前锋社”成立，并在前锋周报上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前锋社”是由一批国民党文人和亲国民党的文人组成，他们在《宣言》中宣称，近代在政治上是一个民族主义时代，明确主张要创造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艺。他们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左翼文学及其阶级性理论，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政权围剿红军、统一中国政令思想的政治需要。所以主张一出就遭到左翼文艺界的坚决批评。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把民族主义文学派称为“文学上的法西斯蒂组织”，表示“不管新月派怎样板起脸孔来说文学的尊严，也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也不管取消派怎样在开始取消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然而，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2］鲁迅、茅盾等人都对前锋社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就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发表的同年10月，鲁迅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民族主义文学的目的是消灭无产阶级的文学。［3］同年11月，鲁迅发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认为国民党为剿灭左翼文学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取得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4］鲁迅主要是从阶级性立场出发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茅盾的批评则更加深入。他不否认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存在着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但是他同时认为“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5］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毛宣国:“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前锋社文人从政治上考虑，把文学只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左翼文艺界从阶级立场出发对前锋社“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进行批判，当然是集中要害的。不过，左翼文学阵营的批判始终将这一主张看成是为国民党政权帮闲的政治主张，而未能论及这一主张的深层文化动机，同时也没有从文学理论方面对其做出分析判断，则是将这一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若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前锋社提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实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一直是现实的第一需要。要实现这一需要，国民需要建立起民族的自信，需要有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民国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民族使得国民们有了归属感，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6］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而从孙中山开始的国民党政权更是一贯重视民族问题。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他不仅开创了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事业，而且也一直关注民族心理文化建设问题。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之心理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7］他认为中国人久处专制政体之下，奴性很深，但是在固有道德方面，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方面，却有着自己的优势。所以，“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7］，应该成为民族文化心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关于民族文化心理建设的思想在后来的国民党官方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但是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以民族理念为核心的建国思想，却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政府一直信奉的意识形态与理念。这一选择也不难理解，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的政治需要。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有两种观点很有影响。一是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为了适应世俗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为建构的产物的理论［8］，一是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强调现代的民族主义不能凭空而来，只能在原有族群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理论［9］。后一种观点更适合于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的存在，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存在一直都有强大的族群传统作基础，它对民族国家的重构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民党政权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它一直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统一起来，将民族主义看成是维护政权、和谐社会人心的工具。前锋社“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其深层的动因也在于此。

也正因为此，前锋社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不是偶然的，它也是国民党文艺政策的一贯体现。倪伟撰有《“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一书，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民党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作了系统考察。从这一考察可以看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南京政府文艺政治与文学组织活动所关心的问题。从20年代末开始标榜“三民主义文学”，到30年代初在国民党宣传机构支持下，组织民族主义文学社团如“前锋社”、“中国文艺社”等，到30年代中期，一些杂志鼓吹“民族文艺”论调，呼应国民党的文化统制论。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救亡压倒一切，国民党领导下开展了通俗文艺运动，发动群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西南联大的“战国策”派发展出更为精细的民族主义阐述，在文学上也提出相应的主张；等等，都是围绕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10］。其实，不仅在文艺政策方面，在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国民党当局也有很多举措。陈立夫在1934年曾经数次作了关于文化建设的演讲。为呼应这些演讲，1935年1月，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宣言》惊呼中国文化的消失，惊呼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失去了它的特征，所以“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1］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上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时，重要的不是评判这个口号提出的本身以及它如何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取得一致。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拂不去的焦虑与主流话语，主张“民族主义文学”实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批判文学的个人主义倾向，要求文学必须与民族、阶级、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表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艺界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立场，他们对“民族主义”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忌讳的。正因为此，国民党文艺政策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视，文学前锋社和“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前锋社特别是后来“战国策”派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从文学理论自身建设方面来看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比如，“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认为“文学家不但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还要保持民族的个性”［12］，“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12］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还不失于对于文学民族性的有价值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给以“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过高的评价。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者提出“民族主义文学”口号并非出于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与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们公开宣称“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13］，认为中国文学应该以民族为中心，“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与外国人平等”［12］，“所以民族文学运动，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12］这种理论实际上把文学完全政治化了，完全背离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正是由于这种绝对化的政治立场，他们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主张不可能真正反映中国社会文学发展的状况，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民族性对于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处于民族主义时代，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也必然是“民族主义的文学”。3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上也处于民族求生存争自由反抗帝国压迫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应该是宣扬“民族意识”的文学，并认为中国的文艺界深深地陷于畸形的病态发展进程中就是因为只有阶级观念而缺乏民族意识，中国文艺的复兴唯有民族主义一途。这显然不是对世界与中国文艺现状的正确认识。另外，他们只从民族意识角度看待文艺的起源，认为“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认为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都是艺术家所属民族的产物，认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将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变革都看成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艺复兴的产物（见《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这显然是对文学和文学史发展作了简单化描述和理解。所以，“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提出，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需要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实践来看，由于它对什么是文学的民族性，文学意识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民族性与时代、社会关系等问题都作了简单化的理解，而且基本不涉及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关系的思考，所以其理论价值是非常有限的。而“民族主义文学”主张者对文学的民族性的片面认识和狭隘理解，在左翼文艺阵营，特别是30—40年代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与改变。

二 “民族形式”的论争

上文说到，共产党和左翼文艺阵营所持的是国际主义立场，把阶级平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对“民族主义”这一话题长期忌讳，同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予以激烈的批判。这种状况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民族矛盾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而发生了改变，民族和民族文学问题开始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话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也得到鲜明的体现。

不过，与国民党文艺阵营的文人谈“民族主义文学”不同，无论是30年代国统区的左翼文人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还是延安文艺界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讨论，它们始终都绕开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抗日战争初期，左翼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提“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而在延安文艺界，当民族性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时，仍然不提或者很少提及“民族主义文学”而是将焦点放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状况，一个显见的原因是，无论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是“民族形式”的讨论，它们都绕开了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文学”的话语，因为后者突出了“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旨在使“民族主义”的话题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前者则是要突出“民族”概念与“人民大众”的关联，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鲁迅当年使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就试图强调“人民大众”的文艺特征，从而调和民族性与阶级性所面临的矛盾。而“民族形式”这个概念则包含着对民间、地方这样一些长期以来受到统治阶级轻视的属于下层民众的文化成分因素的重视。显然，在这些提法中，共产党人和左翼文艺界对抗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企图得到鲜明的体现。为什么是“民族形式”而不是“民族文学”成为延安文艺界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民族形式”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与阐发的。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观点。他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还提出了废止洋八股，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则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问题。

有学者考证，无论是“中国化”还是“民族形式”，这些概念都不是毛泽东的最初发明，究其来源一部分是从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一论断所得到的启示，一部分却显然是从其哲学、政治助手艾思奇和陈伯达等人那里借鉴而来。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化”、“民族形式”等概念之前就已明确使用过了这些概念。而艾思奇等人对"中国化"、"民族形式"问题的关注，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契合了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潮。［14］ 我们不否认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提出的主张对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的深层动因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摆脱教条主义的危害，赢得民族革命斗争的胜利与解放，同时又没有将它与政治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强调民族文化特色自身，强调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就使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了较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既可以通过这一讨论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和中国摆脱殖民压迫的现代进程，同时又能从民族文化自身、从艺术形式自身来思考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从而使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走向深入，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民族形式”与中国革命与现实需要的关系；二、“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三、“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关联。

关于“民族形式”与中国革命与现实需要的关系，论争者普遍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讨论者认为，在形式上的民族创造，就是为了在内容上反映民族斗争的新的现实。［15］这一思想一直到40年代胡风在国统区发表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均得到鲜明体现。胡风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认为民族形式的创造只有在适应于中国民族的现实革命需要的内容时涌现出来。他说：“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16］

关于“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论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过于倚重的是西方的文学形式，比如它提倡白话诗、新诗，都是走欧化与西洋文学的道路而忽视了民族形式的重要性，忽视了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和接受能力。这一观点以萧三等人为代表。［1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正当的发展。他们看到了“五四”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不够重视民族文化与语言，特别是存在着不够大众化的缺陷，但仍然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创造了新的形式，如以现代中国语汇为主体的白话小说和自由诗等，表现了现代人的复杂的、深层的思想情感，“民族形式”的创造必须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为基础，而鲁迅的创作正代表了这一文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主看法，周扬、何其芳、艾思奇等人都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则是以胡风为代表，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对立”［16］，“民族形式”的创造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采用某种新形式、新文体，如将文言改成白话，而是内含着一种精神，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这就是那些提倡旧的文学传统，主张将五四新文艺与旧的文学传统与形式结合起来的理论无法实现的。与此同时，胡风还认为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必须以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包括欧化语言和形式为主。

关于“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其实前面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关系的讨论中，已涉及到“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胡风对旧文学的否定，认为新文学的发展、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必须以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欧化语言和形式为主，这实际上是间接地否定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胡风的观点出现在40年代的国统区，而在30年代的延安文艺界则更关注的是“民族形式”创造与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关联。柯仲平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 ［18］柯仲平是延安文艺界最早提出建立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人。他主要是从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需要来看待这一问题。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主张，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界普遍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但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怎样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否运用民族传统的、民间的、大众的文艺形式就能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还是走向反面，认为外来先进文化，西方文学比中国旧文学和民间文学更好、更进步，只有以此为基础改造旧文化旧文学才能形成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延安和国统区左翼文艺界却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有的论者认为，民间文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艺源泉，它应该在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艺中起主导作用，如向林冰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就包含这层意思。在他看来，“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应该以什么为源泉呢？他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19］光未然、萧三等人也持这样的主张。［20］而何其芳等人则主张吸取欧洲文学的养分，认为它无论在思想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中国旧文学和民间文学更进步，所以更加有益于中国化、民族化的新文艺的创造。［21］

三 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

左翼文艺界特别是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从总体上说是很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提出使这一讨论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同时，延安文艺界对发展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民族新文艺也有着普遍的自觉，这与国民党文艺阵营主要从国家政治角度提出“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有着根本不同，使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讨论能够走向深入。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艺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发掘民族的、民间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何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在今天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次论争中，有不少论者还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不过，论者还多是从民族本位主义，从强调文学的民族特色出发看待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认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15］还提出了“愈是民族的东西，它愈是国际的。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17］的观点。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取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由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开展，政党的政治要求、时代的民族主义需求以及抗战文艺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等，都决定论争不可避免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在这次论争中，人们更多地是从现实需要和单纯地借鉴和吸纳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文学经验意义上看待“民族形式”的创造，而忽视了“民族形式”的创造与民族心理以及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同时对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现代化的矛盾缺乏深入的认识，这些都制约了论争的深入和对文学民族性特征的认识。要从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层面认识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如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不是几次学术论争能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困惑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一直都存在，上世纪20—40年代也不例外。不过，与我们今天习惯于从世界性、现代性的立场出发看待这一矛盾的立场不同，在上世纪20—40年代那种民族主义处于强势的理论背景中，人们更习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来思考和解决这一矛盾，而在这一思考和矛盾解决中，“民族精神”成为重要的理论话语。

与“民族主义文学”和“民族形式”的公开论争不同，“民族精神”主要是以一种隐性话题存在于上世纪20—40年代的文学民族性讨论中。要理解“民族精神”这一理论话语对于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讨论的价值，还必须从晚清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认识说起。晚清思想界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一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反清的种族民族主义，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在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有很接近的一面，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主义。后一种民族主义由于不是从简单的政治需求（排满）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方面出发，所以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种以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并不否认西方文化普世价值的存在，它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成为融于世界，能参与全球性竞争的现代国家。不过，在梁启超以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所建立的普世原则中，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关于道德、关于社群、关于个体与群体可以统一起来的思想予以充分的重视，这种重视到后来甚至演化为制度与文化、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文化道德主义立场。而梁启超改造国民性和制度与文化、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思想在民国时期则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态，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处于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人则更愿意从道德、文化的立场上来思考民族主义问题。对从思想文化层面对“民族精神”的提倡正出现于这样的理论背景中。

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开始，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提倡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章太炎提出“国粹无阻于欧化”的观点，认为“自国的人，该讲自家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22］，孙中山提倡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梁漱溟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等等。都是试图通过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寻求到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共产党人邓中夏在20年代初也呼吁新诗应宣扬和表现民族精神，“做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23］不过，这些主张和提倡，还多是一种态度的表现，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所以面对西方强势的思想文化渗透常常处于守势的地位，无法彰显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这便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精神层面，即思想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层面来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问题，从而追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就是如此，其中张君劢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

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学生和朋友，他也曾和梁启超一起周游欧洲，亲眼感受到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张君劢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晚年的梁启超一样，也是将政治与道德、精神与物质割裂开来。他们都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民族文化其目的还是在于整合中西文化，以中国文化的精神、道德去弥补西方物质、制度文化的不足，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寻求到新的出路。正是出于这一立场，张君劢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认同。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在题为《人生观》［24］的讲演。在讲演中，他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人生观不是借助外力，而是反求诸己，靠内心的自觉来实现的。由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他引出了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中国文化侧重内心的生活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他认为，西方人在经历第一世界大战以后，所信奉的科学主义文化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由于道德、精神层面的优越性，可以克服西方文化的弊端。所以，应该充分建立起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的固有文化和精神。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缺乏的就是民族自信心，忘记了中国有自己的精神传统、语言历史，所以呼吁从民族智性、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三方面来培养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25］

张君劢将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生观简单对立起来，其理论上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遭到广泛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张君劢对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与当时普遍存在从国家主义和社会需要的角度看问题不同，它进入到思想文化和人生态度这一更深层面。而实际上，后来许多学者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也是从这个层面展开，比如，冯友兰在写成于30年代末年的《新事论》就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稳固，中国民族存在的长久就依赖于中国固有的道德，而道德的建设不是西方物质文明所能替代的，也不存在着现代化与不现代化的问题。“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变底。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者则无此问题。”［26］而贺麟在他的《文化与人生》中则提出文化只能是精神的显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显现的观点，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固有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这“决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为用”，所以他主张“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越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遗产同时又改造它，使它内在化，变成民族文化自己活动的产业。［27］

三四十年代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和道德层面，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层面，在这方面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见解。比如，唐君毅在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提出“天人合一”和“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1935年发表《中国艺术之特质》，1936年发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等文章，认为中国文学艺术恰好反映了他所说的文化“天人合一”、“分全不二”的根本精神；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宇宙人生情调根本不同于西方，中国诗文写自然之文学为世界之冠，这本源于道家重自然的哲学和儒家的“生生不已”的哲学观；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故中国文学之特长也在表现伦理道德，等等。朱光潜在40年代初发表著名论文《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认为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中西文学的不同。［28］

从思想文化层面提倡“民族精神”，对文学民族性的讨论无疑是一种推进，但是它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个全球化来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语）的时代，对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思考，无论是从政治、国家、种族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文化和道德精神的角度，都不单纯是一个民族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回到民族话语系统和提倡民族精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如何融于世界，使世界文化和意识参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重建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关于文学的民族性论争是一场更深刻的论争。因为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有民族主义的话题重提，有民族精神的提倡，有民族理论资源的发掘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有了一种对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警惕，普遍愿意以一种世界性和现代性的眼光参与到文学民族性的讨论中，使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碰撞，由此激发出新的理论活力。

［参 考 文 献］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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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若若. 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民国丛书第1编）［M］. 上海：上海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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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风评论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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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J］. 1940年5月文学月报第1卷5期.

［21］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J］.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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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J］.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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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J］.再生2卷6－7期合刊，1934.

［26］冯友兰.贞元六书（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7］贺麟. 文化与人生［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作者：毛宣国

第3篇：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摘要：本文分析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指出了韦伯论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自我否定，从中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传统文化;构建;精神家园

1905年，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ns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原动力。认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存在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这一观点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为将宗教因素引入社会问题讨论的典范，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敞开了一条前人未曾尝试的道路：正是新教伦理这种奇特的精神力量，导致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呢?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将其概括为珍惜时间、讲究信用、用钱生钱、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这些品质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这种伦理将挣钱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但挣钱方式必须是合理的。那么韦伯认为的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又是怎样的呢?韦伯重点分析了加尔文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命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要成为“选民”而得到救赎或谁将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于解救自己无能为力。从表面上看，“预定论”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但韦伯认为，“命定论”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而“紧张的世俗活动是获得那种自信(对自身获救的自信——作者注)的最合适的手段，而且只有这种手段能够驱散宗教的疑惑，带来恩宠的确证”所以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由此形成了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命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在此世之内，但却是为了来世的行为合理化”，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以这种精神作支撑的。这是韦伯在本书中的主要论点。通过这样一种观点韦伯得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的结论。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自我否定与伦理重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发展，马克斯·韦伯所崇尚的“经过计算的合理性”正在丧失其合理性。羽翼丰满的大资本家们逐渐摆脱了上升时期所信奉的这一切，原本为证明信仰而积聚的财富逐渐成为了他们享乐的资本。本来按照神学家巴克斯特的观点，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应当“像一件轻轻披在圣者肩上的薄外衣，可以随时扔到一边。”然而命运注定将这“轻裘”变成了韦伯所说的“铁笼”。资本主义随着自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理性禁欲主义的限制，在物质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所崇尚的那种以禁欲主义为特征的伦理观和勤勉敬业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过去，宗教伦理对获利行为的约束力渐渐消失。对此，韦伯并没有提供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案，但引发了后人对这一困境的思索。以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思想家为探索解决韦伯困境提出了自己的创建性方案。克服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膨胀，重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建终极关怀，也就是要重建人类的神圣感，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工业文明迅速崛起，这一事实昭示人们：儒家伦理虽然不一定能产生出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但却可以接受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成为其发展的内在助力，这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被移植到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因而显示了独特的风貌。由此可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伦理重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我们来说，韦伯及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对宗教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命题的思考本身，更在于这一思考蕴藏了如何认识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命题。尽管本人对于韦伯关于非西方社会排斥和阻碍现代化的命题是不能苟同的，但韦伯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是如何评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和吸纳有利于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时摒弃其惰性因素，而这也正是处于转型社会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

三、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本土化现象。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在重视从传统到现代的同时，也必须重视现代性中的传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断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先人创造了绵延不断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为精神支柱创造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

今天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重新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并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商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道德和过去几十年间建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道德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深入开展的商品经济建设要求。因此，我们要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优秀道德因素，尤其是韦伯提到的诸如珍惜时间、讲究信用、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浸淫于儒释道教化达二千年之久的社会中构建商业社会道德还必须考虑到悠久的传统，发掘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遗产使之再植于商业社会是建构新道德的必经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但仅仅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并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把市场中的人仅仅界定为各种利益主体，那么，道德对于他们来说就仅仅只是规范，仅仅是他可以用以实现利己心的手段。这样的道德是缺乏内在价值的，使得规范与德性分离，以及德性在市场中的“缺席”或者说“不在场”。缺乏德性的内在支撑，缺乏信仰的力量，伦理规范不可避免会产生外在化、形式化和虚伪化。丧失了信仰，丧失了价值追求，就会出现道

德沉沦、观念模糊、信仰危机等一系列人格异化现象。如果说，韦伯指出了新教以“天职”观使每个信仰者都具有神圣的使命，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提供了这种价值。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质。内圣外王之道、重义轻利之论，都把整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求个人对民族、对国家和社会福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要用绝对的道义精神来抹煞个人利益或合理功利主义。但是，缺少了一种崇高的责任，任何具体的道德规范都会无所适从。这些年来我们进行的集体主义教育动机很好，但起点太高，反而不易操作。而传统文化则可以为我们的教育提供深厚的心理基础，使其具有历史归属感。我们应该借鉴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强调的君子人格，提倡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来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群己观、仁生观、义利观、德力观、理欲观饱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而且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同，中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性特征，其重要内涵包括人的价值、人性的内涵与道德的修养、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心、人的生死，以及人的理想等方面，其核心是关于人的价值观念。西方学人一般视主体与客体为对立的存在，如灵与肉、心与物、人与神等的区别是绝对的，彼此是互相对立的。中国学人则认为上述两者不是截然区隔而是和谐统一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认为人性是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这种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诸如比较忽视个性，比较忽视逻辑与科学，比较忽视法制和法治，比较忽视力量，以及狭隘的宗法观念、森严的等级观念等不可取的、应当否定的特点。但它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填补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的价值虚无，为人类重建终极关怀提供精神支撑，把人的思想从物欲满足、感观享受的平庸狠琐的层面引向精神追求、理性信仰的层面。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以此建设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而且这些基本精神蕴含的卓越的智慧，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观、人与人和谐的“天下一体”观、人自身和谐的“身心合一”观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思想贡献。这些智慧的功用不在于它能为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韦伯理论的困境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而在于它能化解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儒家的“仁学”、“天人合一”和道家的“无为”以及“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也正因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逐步受到全球的重视和推崇。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衷心地希望在党和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希望这光芒在照耀我们东方的同时也能照耀到韦伯所推崇的为之充满担忧的西方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方立天.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EB/OL].2007—11—13/2010.4.20

作者：荣玉巧 马玉龙

第4篇：汶川地震与民族精神

2008年5月21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三天，烟台大学数千学子聚集在东门外海边，点燃手中蜡烛，高呼“四川雄起，中国加油”沉痛悼念本次在汶川大地震罹难的同胞，并为灾区人民祈福。现场气氛令人动容。灾难来临，考验了中国人民，洗礼了一个民族。从当代中国青年学子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一个民族表现于民族文化中卓越的伟大的精神，是民族文化中较抽象较深层的部分，是民族优秀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天灾人祸、饱受内忧外患，而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不倒，靠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时刻，总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总能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儿女，总能众志成城，克服难关。5.12汶川地震震动了半个亚洲，震撼了整个世界。几千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又一次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立即展开抗震救灾工作。温家宝总理几个小时内飞赴灾区第一线，指挥救援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11万人的救援部队。政府的高效率以及信息的透明化，特别是国务院设立全国哀悼日，国旗首次为平民而降。令人倍感欣慰。全国各族人民第一时间采取各种形式支援灾区，哀悼罹难者。所涌现出的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让人感动。大灾有大爱，我们与四川同胞同在。人们纷纷慷慨解囊，踊跃献血。有的地方因为献血者排起长队人数过多而造成交通堵塞;有街头乞丐把自己一天所乞讨的钱捐了出来;因灾区阴雨连绵，空气能见度低，伞兵为抢时间奔赴第一线，写好遗书后冒险跳伞…… 等等事迹无不震撼着每一个人，更加坚定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共度难关的决心。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本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所体现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俄新社文章所写的那样，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被打垮的!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维系人心与感召人心的重要作用。此时此刻，全中华民族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不分信仰，不分政见，只有一个信念：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地震消息传到台湾，对岸的同胞立刻行动起来，捐款捐物，并立即派遣搜救队与医疗队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表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平时浮躁不安的社会在地震发生后变得异常沉静，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中国青年好像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知道去分担灾区人民痛苦与承担社会责任，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同时，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要等到大难来临时才想到紧紧拥抱、相互取暖。正如某社论所言：只有平时爱了，平时尊重和珍惜生命了，平时关爱彼此了，平时远离了那许多贪婪、仇恨、嫉妒、内耗、争斗、尔虞我诈和疯狂的争名夺利了，灾难和伤害才会大大减少。想象一下北川中学等建筑的豆腐渣工程，何等的令人寒心。在日本，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最抗震、最坚固的，一般都是震后避难的地方所在，而我们?总之，希望我们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弘扬民族精神，接受灾难教训，让中华民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5篇：民族精神与抗战文化

作者：贾斌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民族文化，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其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对于一个民族自身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铸造出来，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发展的动力、崛起的支撑、挺立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国魂，是民魄，它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现民族形象。

民族精神是民族特质的凝聚和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的漫长历史的积淀和升华，是民族的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科学、艺术等具体内容的共同特质和印记。它渗透到民族的整个机体里，贯穿于民族的全部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民族人 民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为伟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弘扬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演化、发展与融合，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精神大致经历了古典民族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和当代民族精神几个阶段。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各民族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求稳的守成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各民族在内忧外患的苦难中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团结统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博大宽和、兼容并蓄、勤奋睿智、刚健有为、坚忍不拔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都是贯穿古典、现代、当代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中华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又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的凝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族文化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载体，担负着传承民族精神的庄严使命。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发展繁荣的血脉，也是民族文化所千古传颂的主题。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是新世纪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举措和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精神，能不能跟进历史潮流。世界上曾经产生过的20多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文明和文化没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的支撑，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没有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就是没有融入世界文化当中，孤立出来以致于失去活力，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奋发图强，最终走上了民族振兴的大道，靠得就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底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

五千年民族文化传承了龙的精神，汇成一部伟大的英雄交响史诗。抗战文化无疑是其最为壮丽的篇章，奏响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华章的最强音和主旋律。

抗战文化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

正因为认识到了“文化的军队”对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极为重视发展抗战文化，而且在国统区同样将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它“目前有头等重要性”，进而要求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对发展抗战文化要“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③]

随着抗战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战文化在抗战的不同时期有了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大致可分为抗战救亡文化、统一战线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文化三个层次。

处于最外层的是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陷落。东北三省人民沦为亡国奴的事实和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日救亡意识和爱国热情。救亡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抗战文化初始阶段，救亡文化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把国仇家恨溶为一体，激发了最为悲壮的民族情绪，激励着亿万军民共赴国难、奋起救亡。使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奔向抗日的战场。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

救亡文化以感性认识为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发表了抗日宣言，召号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以坚定的抗日立场，成为救亡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救亡文化高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旋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抗战的实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处于中间层的是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燃起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救亡文化由自发变为自觉，分散变为集中，无序变为有序，最终形成了统一步调和行动的浩浩荡荡的抗战文化大军。

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文化，它求同存异，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文艺界明确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与救亡文化相比，统战文化对日本侵略者已不只是表层的控诉和描写，而是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抨击。

处于核心层的是政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政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发展，由感性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文化。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抗战文化的先锋和领导者。

抗战中以国共两党为代表，包括其他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政治力量和团体，都力图在抗战中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使本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成为抗战文化的主流和主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的态度，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积极宣传自己的政党文化，利用电台、报刊等国内外传播渠道及不同场合，阐述共产党的主张，展现共产党人的形象，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以翔实的论据，科学的论证，严密的推理，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全民的持久战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④]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

在领导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与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抗战文化理论体系。同时，共产党人还充分的认识到了抗战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发展了解放区的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开展了进步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根据文化人、文化

运动和军队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英勇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救亡文化、统战文化、以及政党文化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政党文化是抗战文化的核心，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体，是救亡文化的延续和深化，又是抗战文化核心层的政党文化充分展开的舞台和依托，也是联系政党文化与救亡文化的桥梁与纽带。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牢牢抓住救亡文化，巧妙推动统战文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华文明与民族文化，造就了大唐盛世，创造了中世纪令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无与伦比的辉煌，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康乾盛世。可是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短短的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从世界强国跌落于任人宰割、饱受凌辱与蹂躏的深渊。唐宋之前，中国文化保持了世界的绝对的领先，中华民族的强盛取决于掌握了先进的文化，而到后来的康乾帝国却陷入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自高自大的境地。民族于危亡之际，共产党人高举抗战救亡与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文化的大旗，统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抗战文化传播了进步文化，激发了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吹响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号角。它是中华儿女用血与火的历史写成的伟 大的篇章，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财富和珍贵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从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启迪当代，警示后世。

高昂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民族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文化内涵，就是高昂的民族精神。没有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的激励，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面临的就是消亡。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在过去，是我们战胜任何的苦难的精神力量;在现在，在将来，永远是我们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

先进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摇篮没有先进文化的支撑就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

[⑦]”先进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所具有的生动的形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强烈的感染力来塑造健康的民族性格，鼓舞民族精神和斗志，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民族的复兴。只有突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主题，文化建设才能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力配合民族复兴的大局，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

的历史作用。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民族精神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历史之源与时代之流的统一。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创新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以及2002年的抗击“非典”精神，都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源泉“太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细流，故能就其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勇于借鉴和吸收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任何一个民族，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包容。弘扬和培育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精神，以一种开放、积极、进取的心态，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这正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气度和风范，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的关键之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信息为载体的各种文化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也正是我们广泛地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一切文明成果的有利条件。

先进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方向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抗战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日战争所以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

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新的发展，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先进文化的内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确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的宏伟理想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稳步有序地进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十年前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虽已完成，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6篇：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伟大的事业催生伟大的精神，同时它也需要伟大的精神作为支撑和推动源。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尤其需要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而爱国主义正是一个民族的魂，民族的根，是民族凝聚力量之所在，创新力量之源泉，是民族繁衍、生息、发展的命脉。

60年前，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自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爱国热情，激励着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回顾这60年的光辉历程，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态度。它包含了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的自豪感;对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的强烈愿望;对祖国其他同胞的强烈认同感。在我国现阶段，它包含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维护祖国统一等内容。

爱国主义之所以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民族精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心理归宿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有很多的事例可以说明这点。在古代，有苏武牧羊、张謇出使西域，虽然他们历经坎坷，但是心始终归属于中华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在现代，很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希望回到祖国，叶落归根，就是因为对民族的认同。有了民族认同意识，必然形成民族精神，它也是一种护卫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的持久的激情，特别是当民族利益和尊严受到威胁、侵害的时候，这种激情往往会非常强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不惜牺牲性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深沉的爱国激情，比如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也有无数为捍卫民族利益而付出生命代价的英雄。

(二)民族精神是民族内部能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一种价值取向

由于民族存在认同意识，所以在民族内部，大家都是同胞，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尽管如此，在遇到各种困难，特别是危难的时候，各民族在民族内部都可以形成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意识，比如2008年的四川抗震救灾。当一个地方遇到灾难的时候，各地会自动、自发地产生一种冲动、一种激情，会自觉自愿地伸出援手。这种援助是无私的，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2008年的抗震救灾，全国各族激发出来的全民爱国热情，激发出来的民族内部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激情，令世界为之感动。这就是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需要在实践中去弘扬。在实践中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首先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涵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培育者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忠实的继承者。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组织，在党几十年的发展实践中，用自己的行动弘扬和继承了民族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也培育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比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等。当然，每一种精神都包含着非常深刻、非常丰富的内涵。

井冈山精神体现的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乐观奋发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的含义也非常丰富，很重要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大庆精神，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所培育起来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体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新的表现形式。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赋予了民族精神新的内涵，丰富了民族精神。

第二节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弘扬民族精神，要以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实际工作中体现民族精神。建设小康社会是全民期望能够实现的目标。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代仁人志士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今天，我国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阶段，处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当前正处于第三步的第一小步。现在，我国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但前面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还有很多的困难和考验，比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要汇集十几亿人口的全面，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全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发扬精神。

弘扬民族精神，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时代特征。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继承优良传统。民族精神本身就是在传统中形成的，要克服现实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对民族传统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民族传统说的一无是处。民族虚无主义是很不利于继承民族精神的。另外，弘扬民族精神，还要体现时代精神，不要一味固执、傲慢自大，要根据时代进步的要求，大胆地吸收、借鉴别人的

优秀成果。弘扬民族精神，要注意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从日常工作做起。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根基。千百年来，中华大地深情传诵岳飞“精忠报国”的动人故事，讴歌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感慨于谦“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的壮志豪情„„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就曾自信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正因为拥有这种民族精神，走出“十年**”阴影的中华民族很快凝聚了伟大的力量，海内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致力国家建设，反对民族分裂，拥护祖国统一，书写了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

第7篇：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教案

第三单元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一、非选择题：

11、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我国福建籍渔船“闽晋渔5179号”渔船发生碰撞。随后，日方巡逻船对中方渔船实施拦截。8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了渔船船长詹其雄，直到9月25日凌晨4时，被日方非法抓扣17天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才回国。面对日本的霸道行为，我国政府保持了最大克制，进行了合法的，有理有节的反制，既回击了日本，又不让局势失控，维护了地区和平。面对日本非法扣押，所谓的非法审判，詹其雄坚持原则，始终坚持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不向日方妥协，表现出很强的主权观念和民族精神。在9.18当天，我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人也纷纷自发到日本使领馆示威，抗议日本企图侵占我钓鱼岛的行为。民间保钓协会甚至准备登岛宣示主权。 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呢?

1题：⑴ ①、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其基本内容包括：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2分﹚

②、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1分﹚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面对日本的非法的、无理的的行为，国民纷纷自发到日本使领馆示威，抗议日本企图侵占我钓鱼岛的行为，体现了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正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1分﹚

③、团结统一是我国民族精神基本内容。﹙1分﹚日本撞我渔船，抓我渔民，不仅我国政府反映强烈，而且激起我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集体愤慨，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的整体意识即团结统一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所在。﹙1分﹚

④、爱好和平是民族精神的又一基本内容﹙1分﹚，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面对日本的霸道行为，我国政府保持了最大克制，进行了合法的，有理有节的反制，既回击了日本，又不让局势失控，维护了地区和平，这也体现了我国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1分﹚

⑤、勤劳勇敢，其基本内涵包括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优良品格，﹙1分﹚材料中詹其雄面对日本非法扣押，所谓的非法审判，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不向日方妥协，这就体现了他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优良品格，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1分﹚﹙注意本题答案不同于选择题9，两者对应的材料有区别﹚

12.材料一：中国廉政网载文指出，我们必须丰富和拓展民族精神的内涵，以有效地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

材料二：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精神力量。 (1)两则材料共同表明了什么道理?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为什么必须丰富和拓展民族精神的内涵? (2)中华民族精神为什么能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精神力量?。

2.(1)①两则材料共同表明了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②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激荡。同时，西方一些势力扩大文化霸权，强势推销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我们只有在不断丰富和发 民族精神，才能抵制西方糟粕思想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侵袭。(3分) (2)①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②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③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民族的综合素质。民族精神是民族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在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高昂奋进的民族精神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因此，中华民族精神必然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精神力量。(6分)

13、材料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承担起国家民族的命运,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鼓舞了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成就了炎黄子孙顶天立地的方刚血性。

材料二: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里,我们当然要有自我保护的智慧,但我们也绝对不能丢掉血性。丧失血性的民族是可怕的,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刚强正直”的血性，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勇者不惧”的心理基础。然后是一种行为，一种敢作敢当，敢怒敢言，坚守维护公平，正义、良善、秩序的行动，是当我们面对不平与邪恶时刹孔夫子间勇敢的拍案而起。 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回答：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道理?两则材料共同体现了什么道理?

(2)根据(1)的结论，谈谈你对“丧失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认识。

13、参考答案(1)材料一说明优秀的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熔炼于辉煌的中华文化之中，也玉成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前赴后继的奋勇抗争之中。两则材料共同体现了必须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

(2)中华民族无论在什么时期，爱国主义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14：郑和七下西洋，祈“和顺万方，共享太平之福”，同时进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朝贡贸易;林则徐冷眼向洋看世界，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考察各国兴衰，指出“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

早期西方海上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性贸易争夺海外市场和资源，大力开发和经营海洋。美国海权论创始人马汉指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主张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根据材料所给的信息，请你运用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知识，就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提出建议。 14答案：①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

②要求我们能与其他民族文化和睦相处，求同存异，建设和谐海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③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中兼收并蓄，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批判地吸收西方海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反对海洋霸权主义。

15.材料一：2010年11月12日，第16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广州海心沙广场举行。开幕式以珠江为舞台，以城市为背景，全方位立体展现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无论是水、船、帆、木棉花等具体的物象，还是歌、乐、舞等艺术表现形式，无不渗透着岭南文化的元素，体现着岭南文化“开放进取、兼容并收”的精神内涵。太极、汉字、巨龙等展现了最富民族色彩的乐章。开幕式的文化定位是“立足中华文化、融合亚洲文化、彰显岭南文化”。 材料二：亚运志愿者是亚运会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数十万“绿羊羊”志愿者投身于亚运安保，城市清洁，交通维护等活动中，以他们的微笑和努力，让城市变得更加文明，将文明传遍世界。

(1)请结合材料，分析说明亚运会开幕式的设计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特征。

15(1)①立足中华文化，用太极、巨龙等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3分)②彰显岭南文化特色，凸显中华文化的区域性特征;(3分)③开放进取、兼收并蓄，融合亚洲文化，体现充分的包容性;(3分)

1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材料一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奋斗目标，并号召全党全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断努力。为此，文化部编制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规划纲要》。

简要分析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利条件，并从文化生活的角度指出其依据。 16①我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依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化的发展需要继承文化传统。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依据：经济是文化的基础。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依据：文化的发展需要学习和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建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发展。依据：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建设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三个方面即可，12分)

二、选择题：

1.2011年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晚会于2011年11月6日在韶关举行，根据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第三产业产值就相应增加10.2元。“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的举办有利于( ) ①发挥岭南文化优势，提升旅游的文化品位

②发挥旅游业在广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③发展旅游文化，确保广东经济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

④推动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促进广东大众文化的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2.在我国，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这对于增强全体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年6月12日正是我国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文化遗产( ) ①对于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 ②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③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④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和民族感情的集中表达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3.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就是“和”。他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与发展问题的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进入21世纪，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渗透着“和”的文化思想。这说明“和”的传统思想( ) ①具有继承性

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③是变化发展的，不可捉摸 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4.春节是我国十几个民族共同的盛大节日，但各民族过春节的形式各有不同，如汉族在除夕夜要合家吃年夜饭，长辈给未成年的孩童“压岁钱”;布依族的除夕夜，全家人围坐在火塘旁，整夜守岁;藏族则在除夕之夜，举行盛大的“跳神会”，人们戴上假面具载歌载舞，以示除旧迎新，祛邪降福，等等。这表明( ) 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③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④文化的丰富多彩反映了经济的繁荣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5.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仓颉创造了汉字，让文明可以沉淀下来;李斯统一了汉字，让世界文明可以流动起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让文明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王选让汉字告别纸与笔、铅与火，让中华汉字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说明( ) A.科技进步能促进文化的传播、继承与发展 B.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C.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促进文化的进步 D.传播文化必须做到古为今用

6.现代中医药学在保持独特药方和精选药材等前提下，吸取了西药的一些特点，采取先进工艺，制造成中成药：有瓶装汤药，有冲剂，有药丸等。中成药的制成是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这体现了( ) A.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B.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C.西药优越于中药 D.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7.下列说法能够证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是 ①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至今仍存 ②今天的汉字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 ③北宋时的《资治通鉴》为后世所传播，被统治阶级所借鉴 ④我国民族众多，方言也较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8.“整治网络低俗之风”、“打击手机涉黄信息”、实施“少儿出版精品工程”„„2011年社会各界倍加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关部门更是频出重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这是因为

①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 ②人们接受文化的影响是消极被动、无目的的，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③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特点 ④落后腐朽文化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精神萎靡、消极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④

9.我国的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工程;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各民族的歌舞极具特色„„这一切说明了

A.我们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B.我们的中华文化独树一帜 C.我们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D.我们的中华文化异彩纷呈 10.《富春山居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该画在清代顺治年间遭火焚，断为两截，现分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6月1日，该画首次在台北合璧展出。此次历史性的“山水合璧”，深深激荡起两岸同胞的共同民族情怀。这表明( ) ①两岸同胞对同根文明和文化的认同 ②民族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 ③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④优秀的文化典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第8篇：6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社科论坛(第六讲)

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主 讲：梁 柱、葛晨虹

主持人：今天我们论坛主要讨论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也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我们就从爱国主义说起。可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经验，只要一提起祖国，那怕是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在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感情。

葛晨虹：是这样。爱国是一种情感，同时又是一种理性。(大字字幕：爱国主义：情感与理性)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579-580页)这是对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热土、山川和人民的真挚的情感，是对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豪和眷恋。我们对祖国的这种情感很深厚，以至于人们常用对母亲的爱来比附形容。(穿插画面：《我爱你中国》歌曲片断――“我爱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深深地扎在中国久远的历史土壤之中，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友爱相处的凝聚力量，使整个中华民族日益融合成为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整体，对我们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理性要求，爱国体现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它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自强不息，成为一个勤劳刻苦、酷爱自由和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民族，都需要爱国主义精神来支撑和凝聚。

梁 柱：爱国建立在情感和理性基础上，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爱国又是公民的一种义务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维护祖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主持人：这使我想到，中华民族在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做到历经磨难而不衰，在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中，也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应当说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关联的。

梁 柱：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的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是深化了。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容，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会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 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像爱国诗人屈原，虽身临厄运，仍萦萦于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煌煌唐诗中，也透露出这种鲜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1 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读了这样的诗篇，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主持人：是的，在我们民族的词典里，有许多富有哲理的警句、格言，都凝聚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芒，给人以智慧和力量，催人奋起。

葛晨虹：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正像你所说的，这些名言警句是用心用血写成的，读了它，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千古佳话，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流传至今。正像陈毅元帅在示儿诗中所写的“国家若有难，汝当作先锋”，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盘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两位教授也许会注意到，近年来有人做翻案文章，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都成了问题。如何看待民族英雄，也是关系到把握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问题。(大字字幕：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

梁 柱：近些年来，有人持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翻历史的案，企图颠覆岳飞的历史地位就是其中的一个恶例。当然，中华民族有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而用后来的一些事实去框过去的历史，那历史和现实生活都会乱了套。应当说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可见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每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而现在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有一种汉奸情结，从秦桧到汪精卫这样的为人不齿的人渣，都一一加以洗刷、美化，而对岳飞、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则加以非难、鞭笞，忠佞颠倒，指鹿为马，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撇开他们的真实意图不说，这样做，是根本违背了历史的实际。

中华民族是一个辨忠奸、明廉耻的民族，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讲到这里，还使我想起岳飞墓前那并排跪着的秦桧等四个卖国贼的铁铸人像，以及墓前的另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些都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爱憎观。

民族英雄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的脊梁和良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英雄，是这个民族的悲哀;如果民族英雄可以被任意玷污以至颠覆，则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对民族感情的践踏和伤害。

葛晨虹：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大字字幕：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不能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看待民族英雄。也就是说，民族英雄不仅仅是一般的对本民族历史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或爱国英雄，事实上凡是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中为维护本民族利益或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为反抗或解除外来民族压迫而英勇抗争具有不屈服的精神气节的典型人物都应该看做是英雄人物。“民族英雄”是历史概念，元宋之间，文天祥抵御外族入侵保持民族气节，是民族英雄，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元朝是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政权阶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大中华、大中国。民族英雄是从中华民族、中国发展历史过程角度去评价做出历史杰出贡献的民族英雄，肯定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凝结在各个民族文化中的爱国 2 情结，因而也会得到世界各民族普遍尊敬。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民族英雄。从对民族英雄的把握上可以表达出我们应该怎样把握爱国主义。

(穿插画面：民族英雄照片和画像――苏武，岳飞，成吉思汗，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孙中山等。)(穿插画面：外国贵宾在人民纪念碑敬献花圈的画面)

主持人：刚才谈到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并举了许多生动事例，十分感人。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大字字幕：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葛晨虹：是的。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国内黑暗势力的统治，也决不屈服于国外侵略势力的压迫。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各族人民总是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家园，维护国家的统一，血染山河，宁死不屈，没有丝毫奴颜媚态，有的只是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这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都有鲜明表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让侵略者丧魂裂胆，感天动地的活剧。 梁 柱：中国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代史而无动于衷，依然麻木不仁，就很难说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近代，面对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中国人决不言放弃，中华民族不会亡!千千万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仆后继。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到邓世昌黄海血战的惨烈;从三元里乡民抵抗侵略者的顽强战斗，到义和团健儿与八国联军的殊死拼搏;从不畏强敌、奋起抗击外国洋枪队，常胜军的太平天国运动，到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他们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耸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铭记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间。

主持人：近代历史上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它起了阻止列强瓜分中国阴谋实现的决定性作用。从今天来看，这些爱国斗争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大字字幕：近代以来反帝爱国斗争的历史启示)

葛晨虹：在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彻底破产。但近代爱国斗争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曲折的发展过程，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就拿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在中国的历程来说，旧时代的爱国主义难免受到历史的局限，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同忠君的思想相联系的，使爱国抱负难以施展，结果这位民族英雄却被流放充军，义和团也遭受清政府的愚弄和出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同明确的民主主义理想相联系的，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后来的结局表明，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只有当爱国主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结之后，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爱国主义的理想，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才得以逐步实现。

梁 柱：这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在反侵略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近代史上有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反侵略斗争是英勇的，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写下了一页页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民族痛史。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更为惨烈、严重的抗日战争，由于这时有了新的进步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全民族的发动，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一洗我们民族的百年屈辱。这个事实也生动说明了，这种新的历史选择的正确性。所以，爱 3 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使爱国主义精神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主持人：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今天已上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即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理想，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将逐步变成现实，所以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大字字幕：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与此同时，凡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命运、共呼吸的思想感情基础。

梁 柱：是的。有位学者说过，一个人只有一个祖国，就同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华夏儿女都会心向祖国，乡思缕缕，都有割不断的同胞情谊，血浓于水;都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论是在祖国遭到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散落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都是一支重要的爱国力量，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有多少学子负芨留洋，爱国励志，刻苦求学，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生活待遇，一心只想学成回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詹天佑、严复到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等，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这一切，都表明爱国主义具有持久而巨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今天，爱国主义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一切热爱祖国、赞同国家统一大业的中国人，都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振兴民族的伟业中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葛晨虹：这里还要指出，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祖国获得了初步的繁荣昌盛，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祖国成为海外华人坚强后盾。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祖国是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使西方那种把香港回归看作香港繁荣终结的预言彻底破产。这个事实，也更激发了香港同胞爱港、爱国之情，它生动地证明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的中华民族具有空前的向心力、感召力，民族大团结一定会更加发展、更加扩大、更加巩固，祖国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任何民族分裂活动都是逆历史潮流、不得人心的。

主持人：刚才谈到，爱国主义是一种对祖国的浓厚感情，也是一种对祖国的崇高责任，那么，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对于人生会产生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青年，立志成才，建功立业，都有密切的关系。(大字字幕：爱国主义对青年成才有什么作用?)

梁 柱：崇高的理想信念会铸就人的真、善、美的灵魂，会撑起人生一片天，会让年轻的雄鹰在兰天下翱翔。人的一生能做到无愧于祖国，无愧于生活，这是人生的骄傲和幸福。我们不赞成人生目的的个人主义取向，不仅是因为这种目的的自私性，而且也在于它对青年成长十分不利。我们并不否认个人主义也是一个动力，但这种动力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自私使人目光短浅，利己使人心胸狭隘，这种人往往小有成就就骄傲自满，止步不前，稍有挫折就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以个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问题，不可能建立和谐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只是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损人利己无所不为;这种人缺乏高尚的人生目标，难以抵制各种诱惑，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容易滑向自己成才愿望的反面。这些表明，个人主义不仅妨碍和扼杀人的感情、理性和才华的全面发挥，而且个人主义趟向极端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现实中不乏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葛晨虹：与此相反，一个青年如果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胸怀祖国伟业，心系人民大众的命运，自觉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就是一个脱离低级趣 4 味的人，就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这样的人能够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和人生，树立起正确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方法和途径，在集体中追求卓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进取精神;他会志存高远，有远大而崇高的奋斗目标，胜不骄，败不绥，百折不饶，乐观进取;他无私利之心，有助人之诚，形成有助于人才成长的融洽互助的友爱集体，在集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奉献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大中学生，选择了这样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特别是许多学成回国创业的“海归”，也汇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的洪流，并做出了成绩，这是十分可喜的。 梁 柱：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都是自己选择的。今天的青年，不但要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而且还要同历史发展的要求取同一方向，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中奏响实现人生价值的进行曲。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追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将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得到实现，今天的青年有幸亲身参与这一伟业，把个人的抱负融入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事业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高尚、更壮丽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吗?!

主持人：是这样，这一切充分说明爱国主义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爱国主义又进一步培养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不但内涵丰富，而且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大力倡导和宏扬的。我们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大字字幕：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葛晨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优秀品格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生久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它以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它既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深刻影响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团结统一，是我们民族的生命。我们祖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山川秀美、物产富饶的国家。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片广袤的热土上，创造出独领风骚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文化，为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分化、融合和发展，由原来为数众多的民族群体逐步形成为现在的56个民族，汇成一个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间有过矛盾和纷争，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逐步向统一，这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团结统一是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要像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我们民族的团结统一，反对任何民族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

热爱和平，是我们民族的胸怀。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一致的，我们在保卫和谋求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充分地尊重和促进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我们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间的争端，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加以解决。我们郑重地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决不称霸，同时也反对那种以强欺弱、以大压小的霸权行径。我们经常教育自己的人民，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应当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睦邻友好政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生动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情怀和追求。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的品质。中华民族是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富有科研成果和创造力而著称于世的。我们的先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汗水和智慧同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装点了祖国的锦锈河山;用鲜血和生命同黑暗势力的反动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形成了酷爱独立自由和敢于革命的传统。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在古代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5 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的。

总之，我国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的民族精神光照后人，彪炳千秋。

主持人：两位教授从各个层面论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很受启发。是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我们不但要继承和发扬，还要加以培育。热爱祖国是人子之情，我们要热爱她，建设她。我们要用自己的工作成就，为祖国增添光彩，要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祖国的庄严和形象，而决不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任何事情。让我们把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谢谢各位。

第9篇：第三单元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第二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第三单元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第七课 我们的民族精神

姓名__________班级______

7--2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理解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及意义

重、难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

2.能力目标结合当今国际形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在实际行动中自觉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认同民族优良品格，保持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具有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识，保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基础知识梳理】(结合综合探究)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1.(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时代性)

①民族精神随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

④

一、最佳选择题：

1.201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1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

①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 ③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④为中华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时代增添了新内容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2.《红梅赞》《过雪山草地》《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唤起了观众的红色记忆。这些歌曲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久唱不衰，是因为它们()

①是由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并积累下来的 ②充分表达了人们深沉饱满的爱国主义情怀 ③抒发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④体现的爱国主义内涵为所有人所认同

A.①②B.②③ C.③④D.①④

3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黑格尔说：“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当下主宰中国人视野的时代精神是() A.中华民族精神B.社会主义文化 C.改革创新D.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4.201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同20位来自首都各界的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建设国家的重任迟早要交给他们。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应有态度是() 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②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少数伟人的事，个人只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行 ③做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续写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④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5.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是因为 ()

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互支撑②民族精神注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博采众长、日益丰富,具有生机和活力 ③民族精神具有传统性 ④只有坚持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能使时代精神不移根基、不失本色

6.《论语》、《孟子》、《韩非子》以及四大名著、鲁迅的《狂人日记》、矛盾的《白杨礼赞》、冰心的《寄小读者》等都凝聚着民族精神。只要我们认真阅读，都能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这说明()

A.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中B.只要大力创造优秀的文化作品，就能弘扬民族精神C.所有文化作品中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D.民族精神的力量集中表现为中华文化的力量A.①②③B.②③④

二、综合探究

7.材料一：据统计，在全球最大的300家传媒企业中，144家是美国企业，80家是欧洲企业，49家是日本企业，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媒体的90%。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 有的占到80%以上，而在美国，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电影的总产量仅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而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达到80%。 材料二：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培育民族精神，美国以强化“美国精神”为公民教育的重点。俄罗斯近年先后制定了对全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纲和法案，力求重振民族精神。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政府为主导，推崇“身土不二”，培育“韩国精神”。 材料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C.①②④

D.①③④

结合材料回答：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现象?材料

二、三共同说明了什么现象?(4分)

(2)当前我国为什么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4分)

(3)你认为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8分)

第二框答案

1、A

2、B

3、C

4、C

5、C

6、A

7、29.(1)材料一说明了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材料

二、三共同说明了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2)①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和根本。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是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3)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即发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作用。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既要珍惜和爱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③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既要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又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民族精神注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博采众长、日益丰富，具有生机和活力。只有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能使时代精神不移根基、不失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