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建构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较多沉溺于“渴望+苦难”的叙事模式。新世纪以来，陈仓与付秀莹的相关创作则表现出对该模式的超越趋向，为如何将“他乡”(城市)转变为“故乡”提出建构思路。但同时，因作家经验的个体性、反思的滞后性以及创作思维的惯性等，二者在城市(他乡)意象与乡村(故乡)意象塑造中，又表现出对既有创作模式的沿袭，使“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建构路径最终蹈空。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作家们代际性地日益脱离鲜活真实的乡土现场。只有准确把握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时代转型，获取当下真切的乡土经验，相关文学创作才可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关键词：农民进城;他乡;故乡;建构路径;乡土经验
“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是指以生长于乡村的农民为谋生目的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生存境遇为内容的小说创作。该类题材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创作①。历经革命及政治的特殊时期后，经济、社会体制变革意义上引发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则以路遥的《人生》为代表。伴随着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打破，这一题材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规模，并在21世纪初成为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②。这一专注于表现城乡互动关系中的“进城者”的创作潮流，既超出了原有“乡土文学”的边界，又不能归入城市或都市文学，成为世纪之交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此类创作的内涵指向较为集中，一是表达农民对城市的极度渴望，二是呈现农民进城之后悲惨苦难的生存境遇;在精神向度上则一边倒地悲叹乡土命运、批判城市文明，呈现出某种单向度、模式化的创作特点。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进的城市”给“进城者”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与漂泊感，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情感诉求，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共振。“他乡”与“故乡”所带来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愈加凸显。以陈仓和付秀莹③为代表的“70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开始介入这一题材领域，呈现出颇有意味的创作突破。与之前的作家相比，二者在该类题材创作方面有何特点和局限?推而广之，面对剧烈转型中的现实中国，当代文学相关创作有何表现?新世纪的“城市”与“乡村”——“他乡”与“故乡”——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作为“他乡”的城市能不能成为“进城者”所追求的“故乡”?如果能，又将通过什么路径成为“故乡”呢?
一、城市(他乡)意象塑造悖论
“他乡”与“故乡”是一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而存在的，包蕴着丰富的时空关系、行为姿态与情感结构的文学概念。二者一个对应着出发地和过去;一个对应着到达地和现在。走出之后，被抛在身后的才成为“故乡”，奔赴的远方即是“他乡”。奔赴的“热望”、失望，进而又引出怀念、怀恋的“回望”，情感又在其间获得双向流动。“进城”题材创作也因此天然地拥有两个互相映照、互相牵制的意象——城市与乡村，它们分别由想象与实际所构成。陈仓与付秀莹对这两组意象是如何表现的，对以往类似题材中的文学表达有何承续或拓展呢?
先看城市意象塑造。这两位作家笔下想象中的城市充满了诱惑。主人公对城市的情感与对乡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的情感产生在离开之后;对城市的情感却发生在进城之前。这种先期萌生的充满美好想象的情感可以称之为“憧憬”或“热望”。二人首先表达的是进城农民对转变和提升自身身份地位的希冀。譬如陈仓《傻子进城》中的“傻子”，就因为羡慕走出塔尔坪的“叔叔”回来时的风光无限，远方的城市便成为他心目中“美好”或“梦想”的代名词，他想尽办法要“进城”。付秀莹的《他乡》同样是在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中展开，首先也是身份转变的需求。女主人公翟小梨的回忆之所以自高中毕业开始，就是因为对当年高考失利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高考扼杀了她进入城市的梦想——“乡下的孩子，对于大学的想象，无非是，借着大学的纵身一跳，到城里去”④。身份地位的提高，同时还意味着金钱权力的获得。陈仓《女儿进城》《麦子进城》等几篇作品中出现的小记者“陈元”虽然实际上穷苦潦倒不得志，但在老家人的想象中，他处在权力的中心，有钱有势，因为他们认为获得了城市人身份就获得了金钱和权力。
都市景观和都市文化所构成的城市意象也在作品中得到展现。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电梯、马桶等城市景觀与现代设施，以及高消费、讲享受等都市文化都成为城市意象的具体阐释。《父亲进城》中“我”迫不及待地将上海的“楼高、人多、有钱”等现代化景象展示给父亲，将电梯的便利、马桶的舒适、足浴的享受塞给父亲。这既是对他自身前期城市想象的一种满足，也是表达自己对城市的一种文化认同。在付秀莹这里，关于城市整体性的想象则附着在有关城市的日常形式上，例如城市的名字、城市的语言、具有城市身份的人等。“南京”这个城市名字在小梨心中是“动听、迷人”“陌生的，洋气的”“光芒四射”。章幼通标志着城市身份的普通话，以及他有别于乡村的谈话主题和生活内容，都构成城市意象，对翟小梨产生巨大的吸引，在她“熟悉的芳村的日常之上，熠熠生辉”⑤。在翟小梨的眼里，那个考到南京去的男孩子，“平凡的容貌里竟然平添了一种动人的光彩”⑥，更别说天生拥有城市身份的章幼通了。在陈仓和付秀莹笔下，这种对城市的渴望是主人公奔赴城市的动力之源，对主人公的人生选择起到很大的主导作用，翟小梨嫁给章幼通就是女性进入省城一个最直接的途径。然而热切的渴望落实到行动中，终究会发现想象与现实是有落差的，这种落差就体现在二者对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塑造上。
在陈仓笔下，现实中的城市充满了龃龉，想象中的美好在进城之后一个个被打破。主人公陈元很快发现，“乡下人”的身份在大都市是如此格格不入。他到了自己单位门口，门卫却仗着上海土著身份，不认他的居住证，硬是拦着不让进。对他而言，有权有钱有自由的幸福生活目标显得遥不可及。在追求而不得，遭受各种歧视与不公之后，作者笔下的上海城市意象随之发生了改变，主人公对城市不再是“热切的爱慕”，语气转为酸楚与讥嘲。如上海城市地标——东方明珠塔——变成了“大锥子”，不仅扎眼，更是扎心。一栋栋高楼也丧失了现代化的美感，被作者以粗鄙尖利的“戳破天”来形容。主人公身边没有亲人，孤独又潦倒，城市中的物象也呈现出“病态”——连上海的月亮也似乎“患了黄疸肝炎”。整个城市意象出现反转，呈现出病态化的表征。
付秀莹则透过城市中人际间伦理情感的自私隔膜，塑造出现实中冷酷的城市意象。《他乡》中的翟小梨真正落脚省城之后，在婆家只感到公婆和大姑姐的冷漠自私。章幼通在自己家住还要交生活费，“父母和孩子之间，钱是钱，亲情是亲情”⑦。幼通姐姐虽然与他们同住父母家，房间的门却经常冷冰冰地闭着，“像一张面无表情的脸”⑧。工作上翟小梨也因户口被排除在福利待遇之外，“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例外。一个异类”⑨。她在家庭关系和同事关系中不被认可，在遭遇各种不公正、不顺利之后，她心中的城市意象也随之变化——不再熠熠生辉，而是变成“幽暗的，喧嚣的，黑黢黢，深不可测”⑩。
在对待城市爱情的描写上，二者的创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陈元”无论是在《米昔进城》中与米昔，还是在《小妹进城》中与黑小春，似有若无似浅又深的情感，总是被犹疑或误会一刀斩断;而《他乡》中小梨与幼通的婚姻也差点儿被更大的“进城”步伐截停。城市中掺杂着太多其他因素的爱情，也成为二者塑造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典型构成。
无论是最初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还是后来对城市的各种不适应，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乡村社会走出来的人的真实感受。然而，从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到不被认可的挫败感，这样对城市的想象性和体验性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其实早已经不再新鲜。这种对城市的“热望”正是当代“进城”题材文学创作的逻辑起点。路遥的《人生》是此类题材创作的滥觞和经典之作。高加林对城市文明的幻想与热望不仅击败了乡村权力者高明楼，也击败了巧珍美好纯粹的爱情，但最终还是在城市的现实中残酷破灭。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纯真的香雪变身为同样来自乡村的年轻送水工，为了获得城市的认同，她在现实中受到无情的精神戕害。李佩甫、邵丽、尤凤伟、方方、艾伟等一众实力派作家，在世纪之交都涉足过此类题材。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则是将这“热望”进行了历史梳理，以农村妇女宋家银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人生经历，呈现农民命运在此种“进城”渴望引导下的极致走向。从“热望”到“挫败”，在“进城者”题材小说中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模式。
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新世纪又十年来，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网络的日渐普及，加上雾霾、拥堵与污染的痼疾，城市相较于乡村的神秘感与优越感已经大大降低。交通的便利，户籍的松动，使留在城市不再是遥不可及。与此同时，网络的加持，使乡村的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乃至社交模式，也在以让人惊诧的速度向城市看齐。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针对乡村展开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正如铁凝所指出的，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B11]。著名评论家阎晶明曾这样评论陈仓的写作：“我觉得他……写对城市复杂的感受，甚至在作品中会把城市和乡村决然的对立起来，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写的话，也具有一定的虚伪，或者说不真实的色彩。”[B12]陈仓与付秀莹的相关创作附着了过多过去的乡村经验，并没有做出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的代际突破。也许对他们个人来说，不能否认其基于少年生活阶段的经验真实——姑且不论这种“回忆性真实”自带的净化或过滤功能，但对当今时代来讲，这已经不能作为新世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经验。
二、乡村(故乡)意象塑造悖论
当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被打破，当城里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不平与伤害，回望来时路成为自然的选择。故乡作为“进城者”的出发地，在“进城者”不自觉的一次次对比中，充满了诗意和美感。然而，在纯粹以故乡为对象的叙事场景中，故乡又以一种凋敝的或势利的面貌出现。作家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几副滤镜?到底哪一种才是当下真实的乡土现实?
首先看乡村的诗意呈现。陈仓所有作品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陕西丹凤一个叫塔尔坪的小山村。与上海意象中的拜金、自私、虚伪、冷漠相比，陈仓在“进城”系列中对故乡塔尔坪进行了充满怀念的回望。這回望中的诗意既由乡村的植物意象所构成，包括五谷杂粮、玉米、花草与树，也有味觉的意象存在。在《空麻雀》中，秋天的风里是“五谷杂粮的气息”，是“玉米正在壮浆的味儿”[B13]。少女陈雨心16岁生日的盛大礼物，是“丹江河两岸几百亩田野里，金黄地咧着大嘴巴的玉米棒子”[B14]。在作家笔下，乡村是有香味的。“有些凉意的夹带着野菊花香味的晚风，吹拂着每一根小草与每一片叶子。”[B15]《父亲的棺材树》中“我”爱着“轻轻推开院门”吱呀一声的感觉，连院门的味儿都是“香喷喷的”家的感觉。这种自然的诗意与人际间的亲切，与大城市的远离自然以及人际间的重重防备，形成鲜明对照。
在付秀莹的回望中，诗意的乡村意象则由亲人、庭院、家畜、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以及和谐亲密的人伦关系等构成。付秀莹的小说主人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芳村。在《他乡》中，芳村以一种亲情牵系的面貌出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情不自禁地，我开始想念远在家乡的亲人了”[B16]，想起夏夜母亲的蒲扇，“把我们的梦都摇远了，长了”[B17]，“蝉鸣仿佛雨声一样落下来。月光银子一般，铺了一炕一地”[B18]。在伦常方面，与婆家家庭关系的不伦不类相比，翟小梨芳村的家中是“形容举止端正，从来不曾失了形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B19]。在翟小梨不得不将女儿放在芳村二姐家养的那一段时光，付秀莹将充分的诗情画意赋予了芳村。二姐家的小院里，种着丝瓜和西红柿，“蝉声落满了院子，好像是盛大的辉煌的鸣唱，好像是金色的雨点在空中飘洒”[B20]。芳村有安静吃草的大黑牛，“眼睛湿漉漉”的小绵羊，“毛茸茸的小鸡小鸭子”，会哼哼哼哼撒娇的猪。“清晨的芳村，安静，清新，透明，仿佛清水洗过一般。”[B21]这种诗意，这种美，也是作为都市文明的一种对照出现的。
然而，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故乡又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在《父亲的晚年生活》中，塔尔坪几乎是衰败或衰亡的。首先是人员的不断流失，村子里人口只减不增。“如今族谱没法修了，晚辈们都进城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城里安了家”[B22]，“如今塔尔坪的这九个大院子……唯一没有的就是年轻人，也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B23]。其次是树木的滥伐，导致植被破坏，山被掏空。人没了，树砍了，山荒了，塔尔坪作为一个乡村正在从物质形态上消失，依附于其上的乡村精神的命运可想而知。陈仓在创作谈《正在消失的故乡》中这样引用一个江西老表的问话：“你们春节还回家吗?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不过前几年回家是探望父母，如今回家只有一件事了，就是去上坟，对我来讲故乡就是一座坟。”[B24]怀乡的诗意被乡土凋敝的现实残酷剥离，乡土呈现出被滋养过的城市文明抽干、遗弃的命运。
芳村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表现为伦常的失序。乡村文明被以经济为本位的都市文明侵蚀，乡土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大幅向金钱至上的都市消费文化投降。如果说芳村在《他乡》中是以背景形式影影绰绰出现在对城市文明的质疑中，《陌上》则详详细细将这一背景的模样描画出来。芳村乍看起来有着亘古以来乡土的那种宽厚之美，它来自时间：昼夜的渐变，春夏秋冬的轮转，二十四节气间生命万物的接续;它也来自空间：沉默的孕育生命的大地，蓝盈盈的空旷高远的天，以及天地间广袤的北方原野。然而生活在其间的男男女女，早已不复从前。金钱主导和控制着一切关系，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的中心。婚姻嫁娶是要看房子、车子和彩礼的，婆媳关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婆婆成天瞅着媳妇儿脸色;姐妹亲情也是拮据的上赶着讨好富裕的;夫妻关系——只要挣着钱了，咋都行。一切“人”的关系仿佛都是“钱”的关系了，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传统道德纲常秩序悄然崩塌，向经济本位转换。如果说塔尔坪是乡村物质形式的消逝，芳村则指涉了乡村精神形式的凋敝。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乡村的诗意与乡村的凋敝两类叙事，几乎同时存在，也同时拥有寄情于其中的创作者与读者群。一方面，这种诗意延续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田园诗情，成为乡土文学审美的一种理想图景，进而形成下意识的叙述惯性。另一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作家们拥有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供其回味。如迟子建的“北极村”东北乡村系列，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系列，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都执着于展示他们曾经验过的、一个恬静安详的乡土世界，甚至形成了独有的地域性“审美场”。然而，从现实关照来看，乡土世界的衰败又是文学执着于表达的另一个源头，如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梁鸿的《梁庄》，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等，都对当代现实乡村凋敝面貌进行了犀利揭示与呈现。
这样比对当下的关于乡土或城乡互动的创作便可以发现，作家们对乡村与城市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一面塑造乡村美好诗意图景，一面呈现现实中乡村极其衰败的命运;一面抱怨着城市的精神空洞，不断默念着故乡的美，一面却又包扎好脚底的血泡和心底的伤痕，继续迈向与故乡相反的方向——奔赴城市，梦想扎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钱理群先生曾指出过现代文学中“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聽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B25]如果说现代作家们的矛盾在于对乡土文明存在理论的鲜明“背叛”与情感的莫名“依赖”，那么当代作家们在对乡土的情感路径上则进行了继承性发展，渐趋一致地对乡土进行诗意“礼赞”和挽歌式怀念，在理论路径上又因亲身饱尝城市文明带来的痛苦，由现代时期对工业文明的坚定立场，走向了犹疑不定与进退两难。
对乡土的诗意描写多来自作家所持的回忆或想象的滤镜，包括成年后对童年时乡土经验的回望，和返城知识分子对知青生活的回望等。对乡土的情感则来自对那一处特殊时间内成长于其中的空间——故乡——的留恋。这种由逝去的时间和远方的空间所带来的诗意，显然是回不去的。这样，故乡必然只有在作为“他乡”的对应物存在时，才被呈现出“诗意”的美。这种美是距离的产物，是不可实际触摸的。王德威对此这样评价：“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感以及时间上的生疏感，乡土作家们产生了一种对故乡‘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情感。”[B26]刘大先也在《故乡即异邦》一文中写道：“当家乡成为故乡，意味着家乡已经同他隔离开来，曾经的联系变得愈加稀薄，它慢慢隐退为一个审美的对象。”[B27]这种距离感和隔离，是回望故乡式“诗意”产生的主要审美来源。然而，在城乡叙事中，这种诗意显然又承担了另外一种功能——遥望故乡的诗意又恰恰衬托出当前城市文明中的晦暗、阴暗甚至龌龊的部分，烘托出“进城者”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经历的种种磨难、坎坷。缅怀乡村乡土、质疑甚至批判城市，成为饱受异质文化挤压中的“城市异乡者”一个最佳情绪释放出口、一处心理迂回缓冲地。需要警惕的是，这是不是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乡叙事的一个叙述策略，甚至模式?而一旦成为模式，文学的生成将直接略过现场。创作如果难以接近和抵达真实，附着于其上的情感与思想都将因此而失效。
三、“他乡”成为“故乡”的路径悖论与可能
“出走”乡村与“奔赴”城市的行为背后，内蕴着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博弈与导流。乡村物理空间的广大并不能掩盖现代文化知识匮乏导致的视野狭隘、经济贫困与生活模式恒常化所带来的心理空间的逼仄。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与心理发展所需的自由空间，是城市文明自带的光环。离乡与“进城”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一种必然的不可逆的探索大潮。刘大先在《故乡即异邦》中即谈道：“人们同自己家乡的关系，往往混杂着普遍的矛盾：甜蜜温馨的记忆似乎并不能阻止冷酷无情的离别。只有眼界狭隘、抱残守缺的人才会觉得家乡完美无疵，而那些出走他乡之人的赞美与缅怀尽管可能是真诚的，也难免打上了时间与空间的滤镜。”[B28]显然，故乡已经注定回不去了，作家们其实都心照不宣。陈仓在八卷小说每一本的扉页都标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付秀莹《陌上》最后一章的开篇语是“是不是回不去的才叫做故乡”。答案其实早在心中。回不去了，只有自己说服自己，想办法在城里扎根。
陈仓说服自己靠的是“善是一味药”。他在《地下三尺》的创作谈中，对前期创作一味地表现城乡对立进行了反思：“我承认，我对庄稼的爱和土地的敬，这是一个农民伟大之处，也让一个农民带有偏见。我的这种偏见虽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共鸣并不一定就是希望。”[B29]城乡是有对立性和差异性的，但这种差异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是往哪个方向变，差异是变大还是变小，时代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陈仓主动克服或弥补这一片面性，创作了“后进城”系列，也叫“扎根”系列。他提供了一个路径：善是一味药，并施加于他的小说中。《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以及《摩擦取火》中的小记者陈元被解雇了，稀里糊涂找到墓地销售的工作;因销售墓地被女朋友抛弃，又机缘巧合找到了新的女朋友。犯过事儿的陈元逃窜中流落到寺庙，开始以种种善行救赎自己，最终救赎了别人，自己也得到救赎。被冤枉的陈元打算出狱后找仇家报复，在明了各家的悲惨命运后，他选择了放下。这几篇小说，“善”的确是拿来当药用了，叙事很流畅，寓意也很明显。但是，在新时代的城乡现实面前，仅靠善这一味药就能使各种问题迎刃而解吗?这条路径恐怕过于笼统和形而上。
付秀莹则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案：体验，反思，离开;再体验，再反思，接纳，和解。在《他乡》中，翟小梨带着美好的想象从芳村到了省城，体验到自私冷漠隔膜的家庭关系和丈夫的不思进取之后，她选择再向上走，继续进城，进京。然而毕业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留京过程，也让她看清楚了大都市人际关系的曲曲折折。反观婚姻，丈夫章幼通虽“不思进取”却始终耿耿深情。最终，在乡村(芳村)所提供的伦理价值支撑下，她选择了接纳与和解。她与丈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承认拼命向上只是人生的选择之一，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必选项;她也与都市中的浮华与隔膜和解，只管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好。翟小梨的路径选择背后其实是芳村给予的稳固的乡土伦理价值观的支撑。这样一种体验、反思、选择的个人路径，显然比陈仓所提供的路径更加真实可信，更清晰，似乎更有可行性。但是，从《陌上》中的描述来看，乡村已经越来越徒具传统伦理价值的形式，当乡村的一切关系逐渐转向以经济为中心时，“70后”作家也许还能在回忆中找到乡土的精神滋养，那么，对于“90后”及以后的作家，这条路还能走通吗?这样推断起来，就仿佛釜底抽薪一样了。
事实上，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B30]。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是随着历史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也会随着其中某一或某几种选项的变动而变动，关于“乡”与“城”的文学表达也将呈现出别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乡村这端尚不至于如此沦落，那些人情人性人伦道德并没有被金钱至上冲击得荡然无存，尚有余脉持续流淌绵延下来，作为支撑，供“进城者们”应对城市化的各种冲击，甚至成为影响或改造城市文明的力量，成为以后的创作者们获得思想与情感的资源，使“他乡”成为“故乡”得以可能。赵本夫创作的《无土时代》中关于以乡土改变城市的构想，固然因“理念先行”而被人诟病，然而也并不能因此否认未来不存在这样一种方向的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城乡关系的落差不是拉大了，而是缩小了。这样的话，进不进城，扎不扎根，“他乡”用不用变“故乡”，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说到底，“农民进城”是当下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导致的。社会变迁又“常是发生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发生了苦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应之前就把它抛弃。旧的生活方式有习惯性的惰性。但是如果它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B31]。当下之中国大约就处于“新环境”的发生与“旧方法”的适应磨合期。这“新环境”与“旧方法”并不单指城市或乡村、城市文明或乡土文明的任意一极，而应指城乡融合的大环境对城乡二元对立思维的“旧方法”提出了新要求。
这种来自关系两端的调整已经从个人、群体，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比如近几年三农政策的密集出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高频高强度宣传渗透，以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如火如荼;媒体中已经出现相当数量关于返乡创业的报道，城市中愈加注意与“进城者”密切相关的户口、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从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农村正在发生变化，乡村的价值在逐渐升高;城市也在发生变化，对自然与生态越来越注重。两端在发生变化，城乡关系必然也会发生变化。当乡村价值不断提升，物质丰裕，设施便利，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时候，乡村自身的独有价值便会适时凸显，导流的方向就有可能改变。城市的“进不来”和乡村的“回不去”随之都有可能得到纾解。
关于城乡关系的变化，早在2014年评论家雷达就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一文中指出：“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城乡转型的巨大裂变，即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历史的节奏也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B32]2018年，经济学家刘守英也从农民与土地与村庄的关系变迁角度指出，中国“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B33]。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将包蕴更多、更复杂的历时更久的文化、情感、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变迁。乡土的存在是以农时、农事、农具、农作物、民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民俗、节庆、自然观、人伦观、亲情观、价值观等一整套物质基础与精神形式所构成的。当其中的主体——农民——成规模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精神场域中迁移时，任一环节的不适都能构成社会的不适。雷达将针对这种迁移的创作称为“亚乡土叙事”：“它远非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盖，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传统批判。這是不是一种更加宽广的道路，是不是一种更有现代意味的诗性呢?”[B34]要想把握和表达这种“不适”中隐藏的“诗性”，必然首先要获得转型期中这种真切的“连筋带肉”的不适感。贾平凹曾说：“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B35]否则，复杂转型期下新时代乡土经验的匮乏将不仅阻碍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与乡土相关的城市文学创作也将因此步入“失真”甚至“失语”的境地。
归根结底，文学创作要首先与当下转型中的乡土现实联通。只有准确把握真实的乡土现实，才有可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做出准确的思想认知与情感表达。在深入现实方面，作家们应该有更恰切的方式、更无缝的对接，准确评估当下“城”与“乡”的关系。在准确把握城乡关系的基础上，从个人经验的局限中走出去，融入时代精神的洪流，感受时代脉搏，才能真正在创作中揣摩和呈现关系中的人的情感落脚与命运走向。
注释
①该时期作品如潘训(潘漠华)的《乡心》、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吴组缃的《栀子花》、王统照的《山雨》、丁玲的《奔》等，基本以破产农民进城之后的流民生活为表现内容，与启蒙与革命相关联。
②该时期此类题材长篇较为著名者，如尤凤伟《泥鳅》(2002)、李佩甫《城的灯》(2003)、贾平凹《高兴》(2007)等;中短篇如铁凝《谁能让我害羞》(2002年《长城》)，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2002年《人民文学》)，刘庆邦《到城里去》(2003年《十月》)，邵丽《明惠的圣诞》(2004年《十月》)，项小米《二的》(2005年《人民文学》)，范小青《城乡简史》(2006年《山花》)等，作品众多，切入角度各异，结合不同的叙述结构、艺术手法，对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精神状态有集中而深刻的揭示。
③2012年6月陈仓在《花城》发表中篇小说《父亲进城》，开启了其长达七八年的系列“进城”题材小说创作，至今已经发表并出版二十余部“进城”系列作品。其中尤以《父亲进城》和《女儿进城》两部影响最大。2016年至2019年，青年女作家付秀莹的两部长篇《陌上》和《他乡》，也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进城”题材创作，同样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陌上》2016年10月甫一问世，便引发强烈反响，先后入选新浪好书榜2016年10月总榜、新浪好书榜2016年文学年度榜等，与格非《望春風》、贾平凹《极花》等作品一道入选“2016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并于2018年10月斩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2019年长篇《他乡》出版，新浪读书则直接以“付秀莹新作《他乡》书写女性‘进城史’”为标题予以推介。
④⑤⑥⑦⑧⑨⑩[B16][B17][B18][B19][B20][B21]付秀莹：《他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15、30、50、51、53、52、51、51、51、117、136、138页。
[B11]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
[B12]阎晶明：《陈仓文集》四部首发式上的发言，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9420885_729499，2018年8月18日。
[B13][B14][B15]陈仓：《女儿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99、109、109页。
[B22]陈仓：《影子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8页。
[B23][B24]陈仓：《父亲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76、153页。
[B25]钱理群编：《乡风市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B26]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6页。
[B27][B28]刘大先：《故乡即异邦》，《十月》2020年第4期。
[B29]陈仓：《地下三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326页。
[B30][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93页。
[B31]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B32][B34]雷达：《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文艺报》2014年12月15日。
[B33]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B35]贾平凹：《写出个人和时代的命运交契，才是好故事》，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春秋讲学”的演讲，腾讯网，https：//cul.qq.com/a/20160412/044597.htm?，2016年4月11日。
责任编辑：采 薇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land" and "Other Land" in the Novels of Farmers Going to Cities in the New Century
— Centered on Chen Cang′s and Fu Xiuying′s Related Literary Creations
Jin Ruixia
Key words：farmers in cities; city; homeland; construction path; rural experience
作者：靳瑞霞
常冰潇
季羡林先生是当代的大家，在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佛学、教育学等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只有自己深入了解，才能给学生传递最恰当的知识。查阅有关他的资料时，我翻阅清华大学校史，看到了我们未曾知道的一些故事，了解越多越肃然起敬。
93年，清华大学进行第一批德国交换研究生的选拔，有季羡林、曹禺、张骏祥、田德望、李长植、乔冠华、任华、朱庆永等18人申请，最终只录取了季羡林、乔冠华、敦福堂三人。这些人清华最优秀的人才，能从这些人里脱颖而出，更是不容易的。
季羡林的家境并不好，能够坚持读书，是经历了好些困难的。到德国留学，还是打败了一众优秀学子才取得的机会，他对学习的态度自然是珍惜而热爱的。
然而当时有很多人，家庭条好的人都到德国留学，却并不是都像季羡林三人一样的学习态度。在《初抵柏林》中，季羡林写道：“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相当多的。原因并不复杂。到德国来镀的是24金，在中国社会上声誉卓著，是抢手货。所以有条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也用不着说德国话。”这些人只图一个国外留学的美名，以此换取一些实际的利益。而这些人，没有什么求知的真心，白白浪费了绝好的学习机会。
现在的孩子们何尝不面临着一样的问题?社会衡量人的标准是财富至上。学习也被拿来功利地衡量，是否有用?有什么用?你的知识值多少?
“读书无用论”的横行之下，学习既不是唯一的出路，生活中又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学生的求知欲已不知道被消磨了多少。又如“文科无用”的观念，从何而来?——挣不了大钱。
“学习”在现代社会是普遍缺失的。每当看到人人手中拿着手机沉迷其中，真如同宗教里面吸人心魄的“邪术”一般，就感觉到一种绚烂的荒芜。综艺、影视、娱乐、论坛，段子横行，所有的人都用这一样的句子、一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还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学不会新兴的词句。这是网络的时代，是消费的时代，是娱乐至死的时代。
花花世界，令人沉醉，可是关上手机之后呢?只剩下疲惫的双眼，和转不动的大脑。学习的能力已经被人们丢弃了。
一边读这本书，一边对照现实。直让人感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正是如此，越读下去越是让我感怀深刻——德国的老师们，严厉与严谨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我的老师们》一文中，季羡林引用这样一段话：“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边，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就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把梵文的基础教给学生后，季羡林觉得很简单，没什么压力。谁知第二堂，老师根本不讲解枯燥的语法知识，而是直接开始带领学生练习繁难的语句。一开始练习，季羡林便冷汗涔涔，磕磕绊绊，说不出来，颇觉吃力。
这一给了他当头棒喝。怎么才能理解这么难的东西呢?季羡林开始了预习，为了两个小时的，他足足努力了两天，他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自己懂得什么不懂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依照自己的学情，充分预习，学习才有了最大的收获。他的老师在无形中，给了他压力，让他在压力中形成了自觉求知的习惯。多么优秀的老师，多么有效的教学方式。
今天这样的时代，对老师的要求实在可以称得上苛刻。但是，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才有孔子存在的意义。时代日新月异，孩子学习的欲望和能力都在被剥夺，这大概才显得出教师存在的意义。
北宋教育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敢说自己有如此能力，但是总可以尽一己之力，在浮躁嘈杂的世界里，带着孩子们寻一方宁静，踏上求知的旅程，感受纯粹的“乐知者”的乐趣。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当一种生活状态维持得太久，就会萌发一种想收拾行囊外出走走的冲动。与其说是放松心灵，还不如说是从一个熟悉的城市奔赴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让紧张与忙碌的景点奔波，填充自己渐渐焦灼或是干涸的心灵，拍一系列的风景照表示自己来过。也许，这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旅行吧。
我也不可例外地遵从俗套，带上一大箱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不待天亮就起床。背负着满眼的惺忪与倦怠，赶赴与旅行团约定的征程。
有人说，所谓的青春必须有一场说来就来的艳遇，还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前者应该是可遇不可求，所以，一直对后者存有一种比较固执的向往。我向往的旅行，不用提前定好归期，只需背上简单的行囊，当然，还得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游伴。一路上最好是走走停停，不需要太繁华的城市，也不用刻意地找寻乡间归隐。一切经过的风景随缘就好。
也许，一路上能感动你并且让你热泪盈眶的，只是一股不经意的风，一朵舒展的云，或者是那烟波浩渺的流水，还有那钟灵毓秀的山林。一直以来，我内心都远不如外表坚强，它感性，还略微有点不合时宜的倔强。这些能叩动我心弦的风景，不一定美得多么极致与风情，却有如一首经典的轻音乐，在心中可以不断地回响，引人共鸣。
比起大自然的神奇，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啊!乘坐一排竹筏漂流在漓江，突然之间，我竟然开始沉默。有时候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思绪太多，感慨太多，不可说，也无从说。
今天，夕阳下漓江的水绝对算不上清澈，当然也算不上温柔，不再如一婉丽秀雅的少女。因为前几天洪灾刚过，浑浊的水面现已随处可见飘来的树枝，还有略显湍急的水流，似乎都是洪灾肆虐过后一种无言的呜咽与抗诉。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也许，泛舟篱江项目开发者的本意应该是这样。确实，桂林山水甲天下，此情此景，应该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悠然，不复多得的美哉乐哉吧。然而，在这静谧的山水中，却突然有一种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感悟。
生命就像这浩浩的江水，没有归途。我们一直耗着生命的热情，珍爱着身边的每个人，爱着自己的父母，爱着自己的孩子，爱着自己的亲人与朋友，爱着自己所爱的人。为了这些爱，我们努力奋斗，欢笑哭泣，柔弱的心起起伏伏只为守护，就算行万里路也永远走不出情感的牵绊。生命有多长，爱也就有多长!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爱过的人终有一天会相继离我们而去。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孑然地告别这个世界，就如我们孤零零的到来。
如若这一天到来，我愿还有这样一艘竹筏，竹筏两边可以覆满鲜花，或者，就熏衣草吧，代表对爱的等待与呵护。就这样任它泛舟而下，让夕阳与晚霞笼罩，这种平静，也许也是一种悠然吧。
只是，在遥远的岸边，是否也有你不舍的目光随舟而下呢?
“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难以预料和未知的明天，这座城市，曾经让我感到十分陌生，如今在这里过去了十年的光景，在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里，时间仿佛是通往未来的幸福彼岸。指引我们在每个旅程中温暖前行，然而，无论经过多少年，任岁月如何流逝，心中依然浮现那三个字：在他乡。家乡从出生那天起，也许就潜移默化地刻在我的生命里，始终无法抹去，这是内心那份不变的情结，也是对家乡深深的眷恋。思念不仅只限于爱情，亲情和友情，它还会延伸到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故乡的依恋，让人刻骨铭心，无法自已。
记得参加工作之前，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让我一起去北京发展，可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如今，那几个同学有的生活得很好，甚至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的则只剩下孤独一个人，每天无尽的空虚。大多同学和朋友都留下了家乡，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就好像侯凯常说的那句话，生活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并不赞同他所说的，未免有些极端和消极，在平淡中体会一份最真的快乐，或许才是我们最好的态度。有时候，人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抉择，无论选择什么，都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快乐，都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他乡，心中藏着对家乡的无尽怀念，怀念小时候奶奶家的那条老街，怀念和小伙伴奔跑在家门口的那片田野，怀念和老黄一起到人民广场锻炼后的大汗淋漓，怀念报社附近的那家音像店，承载了我心中最懵懂最纯真的梦想。
曾经在无数个夜晚，我都会梦见同样的场景，和表弟表妹爷爷奶奶围坐在小院，我们一起仰望着璀璨的星空，天上挂着圆圆的月亮，散发着白色的光芒，如此纯洁，那是家的方向，也是心中不改初衷的梦想。
跳出狭隘的老乡观念
一、 老乡观念产生的根源
1、地缘观念的形成。所谓老乡，是指来自于同一地区的有共同的方言生活习俗的人。单从这个名词解释，可以看出老乡仅仅是来自同一地区。那么，老乡关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所谓老乡关系，就是指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产生形成，有的是以省、自治区为界，有的是以市、地区为界，有的是以县为界。它象一个波圈，以住处相邻为震波点而渐层扩展。一般来说越靠近的交往越频繁，关系越亲密。老乡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成长在哪里是先天决定的自然因素。
老乡观念的历史渊源。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由于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家乡那块土地上，极少与外界交往，对家乡那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相互之间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老乡关系。后来，随着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的人把它当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老乡见面三分亲”。
2、人际交往的媒介。近年来，社会上“走关系”，“拉帮结派”的不正之风有所蔓延和发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狭隘的老乡观念引起的。一些人信奉“关系学”，热衷于拉老乡关系，在县内以同乡同村为老乡，出了县视同县为老乡，跨了省视同省为老乡，经过一番“老乡”拉“老乡”，“老乡关系网”越结越大，且流行什么“正家老乡”“半个老乡”等亲疏层次，尤其是少数人为人处事也以此分“亲疏厚薄”。
古诗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当人们孤身远行千里于陌生之地时，偶遇几个老乡会倍感亲切。出门在外，有什么困难，老乡相互帮一把是人之常情。但是，老乡互助在把握“度”即这种互助不得损于国家集体和他人。
二、老乡观念不足取
1、 破坏部队的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团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老乡观念是以小团体，小局部、小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错误的人际关系原则。如果像我们有的同志那样平时以地域分远近，以老乡论亲疏，拉帮结伙，势必会把我们部队这个融化分割成条条块块，搞得老乡战友与非老乡战友之间互相猜疑，互不团结。
2、 损害崇高的战友情谊。在我们人民解放军中，军人与军人之间，既是战友又是同志。这种战友加同志式的革命情谊是在长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历程中形成的，是非常值得每一个同志加倍珍惜的。而崇尚老乡观念的人，由于内心的地域意识作怪，自觉不自觉地就会产生排外心理，这种排外心理主要在两方面伤害战友感情：
一方面，彼此争高低，互相瞧不起，有的同志与战友交往总习惯于以地域分界限，总认为自己的老乡素质就高，别的战友就啥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什么都好，别的地区再好也不好。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必然损害战友情谊。
另一方面，彼此拉帮派，相互起磨擦。老乡观念重的人，很容易抱团结伙，一旦他们中有人与其他战友发生争吵，便会一致对外，严重时甚至会发生打群架这样的恶习性事件。
3、违法犯罪的滋生源。
分析近年来违纪现象，老乡结伙违纪的比例增加。某团去年发生的打架斗殴，偷盗、酗酒等较多严惩的违纪事件5起，其中老乡结伙的就有4起，今年出现的两起打架苗头，亦为老乡结伙所为。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一些战士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奉为座右铭，同乡高于组织，老乡面前无原则，无党性，无法纪。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一部分战士受社会上的庸俗关系学的不正之风对他们的影响较大，有的人信奉“同志不如同乡”，“亲不亲故乡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低级庸俗的小群体。
3、 老乡过近惹是非。在火车上，你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如果发现他是同乡，会格外的亲热起来，一种乡情和信任感便油然而生。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们每名同志来到军营，远离亲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把目光集中到了老乡身上，与老乡来往甚密。老乡之间在一起，唠唠家乡话，交流交流信息，谈谈思想，无疑有利于拓宽大家的视野，能解开一些同志的思想疙瘩。但是也应当看到，老乡过分的亲密，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不少的。有的议论领导，拨弄是非，影响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的指责积极、贬低先进，使别人不敢了头冒尖;有传播小道貌岸然消息，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我们有些同志往往见了老乡无话不谈，无密可保，无原则可讲。无论什么人，只要是老乡，事情就好办，有意无意就形成了小圈子。事实上，这是十分危险的。边防某团一名战士 ，是个喜欢拉老乡关系的人，有一天，一个外地流窜犯来找他，自称是老乡，他不问青红皂白留其住宿，结果这个流窜犯偷越国境，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这个战士也受到牵连，受到了处分。
军队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内部更需要搞好团结。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将会感到孤独。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必须革除那些在我们部队妨碍团结、干扰工作、不利学习、违反原则的老乡观念。首先要清楚，老乡观念是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地区观念，它用同乡本土的小圈子，用封建意识和旧的思想残余代替了党的原则，它不利于同志或朋友的建立，不利革命队伍的团结，也不利于个人的成长进步。我们提倡建立正常的、健康的、新型的同志关系，提倡建立纯洁深厚的战友情谊，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是革命军人，应具有宽阔的胸怀和集体主义精神，既要充分利用老乡交往的积极因素，又要坚决摒弃陈旧落后的狭隘的老乡观念。
三、 消除庸俗观念，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新的社会形式下，基层官兵遇到的婚姻恋爱、亲人下岗、生活困难和家庭涉法问题越来越多，不仅影响官兵的思想稳定，而且也是诱发事故案件的重要因素。当遇到这些问题时，一些同志往往不是找组织汇报，而是找老乡商量;有话不愿对组织对领导讲，而愿对老乡说;不是通过组织解决问题，而是找朋友、找老乡“私”了。只认老乡面，不领同志情;只要老乡关系不要组织纪律。
1、解决问题要靠各级组织。应当说，老乡之间熟悉一些，朋友之间感情深一些，遇事找老乡、找朋友出出主意，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无可厚非。但是朋友之间、老乡之间往往重感情不重原则，处理问题容易情绪化，其结果往往事与愿意违，把一些小事变成大事，甚至会酿成大祸。战士高某，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用铁锨碰了战士李某一下，高某及时向李某赔礼道歉，但李某觉得很“窝火”，凭着自己身体壮，把高某揍了一顿。高某挨了打感觉到很委屈，但他没有向组织汇报通过正当渠道解决，而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四个老乡。老乡听后很气愤，决定让高某将李某约出来，狠狠教训他一顿。高某有老乡为其撑腰，就把李某叫出营区，几个老乡一顿拳脚将李某打成重伤。这使高某从有理变成没理，由被打变成了被告，连同四个老乡一起进了监狱。可以说，是狭隘的老乡观念害了他。相反，某部战士小王，父亲在家乡县城开饭店过程中，被三个地痞流氓打成重伤信进了医院。小王得知情况后，十分气愤，家里人也让他回家找这些地痞算账。但小王经过冷静思考，没有感情用事，而是把事情向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很重视，以政治部的名义向小王家乡所在地公安局发了函，并派一名副指导员陪同小王回家处理，使事情得到较快的解决。从这个两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遇到问题在想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3、正确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提示人的本质时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人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有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户之中，离开了这样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谈不上个人的存在、价值、权利和自由发展。社会关系靠人产生，靠人维系，靠人支撑，人是社会关系的始点、终点、支点和交点。离开各种社会关系，我们只能看到空洞的人，抽象的检，概念的人，虚幻的人。每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置身于历史给予的社会关系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关系总是客观存在。我们正视它，不回避它，其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对待各种关系，使用权自己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际关系。
部队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我们每名军人也同样置身于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中，穿上军装步入军营就与同班的战友形成了同志关系;与干部形成了官兵关系。军人与军人之间，既是战友又是同志。重“战友”情意，以同志相待，是我们每名军人相互交往的准则。在新形势下，每一个同志都应百倍珍视同志情、战友爱，认清庸俗关系学的危害，决不能让等价交换、庸俗关系学侵蚀部队内部关系。
老乡观念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旧观念，新的历史时代呼唤新的人际关系。现代公共关系学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相当一部分应归因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是无法脱离他所生活的环境而存在的，他必须要恰当地处理好自己和所处环境中所有人的关系才能够巧妙地受到欢迎、获得合作、驾驭竟争、避免伤害、赢得成功;而且，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相当有限，他必须要开阔眼光，广泛地与人交流学习，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不断地发展进步。
因此，我们坚决摒弃狭隘的老乡观念的影响，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实践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集体荣誉为重、视战友如兄弟的好传统，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近日，中路公司安哥拉211项目青年突击队顽强拼搏、抢抓进度、确保质量，提前5个月完成工程的事迹登上了《国际商报》“走出去”专版头条。德国监理公司总裁携德国电视二台记者专程到项目采访，特意向德国观众介绍了杨雪松队长和他的青年突击队的事迹。这既是对中交青年在安哥拉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中交青年不辱使命、敢打敢拼、勇挑重担的真实写照。
中路公司安哥拉211项目，全长371公里，合同额达2.1168亿美元。此项目是安哥拉北部最重要的交通生命线，对促进安哥拉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打响了CRBC品牌，为中安两国人民铺筑了一条友谊之路。今年9月1日，安哥拉211项目在威热省省会威热市举行隆重的竣工典礼。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在安哥拉工程部部长、公路局局长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并剪彩。多斯桑托斯总统在典礼上对中路公司青年技术人员不畏艰辛、优质高效、提前5个月竣工表示高度赞扬，同时期待中路公司今后能在安哥拉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11项目于2005年12月13日开工，工期为36个月。工程前期曾因雨季、地雷、热带疾病等困难，一度陷入工期严重滞后的困境。2007年3月，中路公司任命安哥拉办事处副总经理杨雪松担任211项目经理兼党支部书记。34岁的杨雪松临危授命，勇挑重担。为加快工程进度，把损失的工期赶回来，项目部成立了以杨雪松为队长的
1 青年突击队，号召全体党员、团员，特别是青年党、团员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迅速改变了全体职工的精神面貌，青年突击队员们工作热情高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杨雪松和他的青年突击队员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多月后的2007年5月，项目月产值就从3月份的329万美元增加到841万美元，6月份突破一千万美元，
7、
8、9连续三个月月产值超过两千万美元。安哥拉共和国总理带着包括工程部部长、公路局局长、沿途各省省长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到项目参观。2007年底，杨雪松同志荣获“中国交通建设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8年4月21日，中交集团孟凤朝总裁赴安哥拉办事处视察工作，对211项目施工进度和项目青年突击队的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勉励安哥拉办事处年轻一代中路人，抓住机遇，勤学本领，快速成长。今年五四前夕，中交集团授予杨雪松同志“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中路公司授予安哥拉211项目“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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