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国际贸易
[摘 要]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但这种解释存在误区，因为在现实中，上述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未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和市场决定的，而非“仁慈的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与贸易相关的各种理论比其他问题的理论更加众说纷纭，每种理论深受各自支持者对效率、公平、自治和安全等不同价值观念孰轻孰重的看法的影响，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反映了不同学说对假设情况的阐述。与此同时，在贸易问题上的大多数理论似乎与事实更加脱节，因为在世界经济中，贸易关系的实际变化与各种理论假设有很大的差异：国际贸易的交换不只受市场力量和供求关系的影响，还是一部分经济谈判和一部分政治谈判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些谈判不仅涉及各国在安全利益和商业利益上的交易，还涉及贸易各方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机会不平等、国内政治上关于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磋商以及公司关于获得可靠和有利可图的供应来源的决策[1]（P172）。在这种相互交织的讨价还价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充分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政治性因素。
一、传统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以及何时进行贸易？这个带有两面性的问题使经济学家们困惑了几个世纪。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于它的出口部门的生产而进口那些其他国家以较低成本生产的产品，则该国的国民收入即能得到最大化。如果能比其他国家更廉价地生产某种商品，这个国家对该商品的生产就有绝对利益。一个国家应该专门从事于它有绝对利益商品的生产，然后将其剩余产品出口。如果一国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方面都有绝对利益，那它就根本不用进行贸易。
1817年，斯密的上述理论受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比较利益学说的挑战。后者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均有绝对成本优势，贸易动因仍然存在。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比较利益的思想并把自由贸易视为是有根据的。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指出，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他们的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为了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就要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根据上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然而，真实世界与纯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际上，建立在自由贸易理想之上的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没有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真正广泛地实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总是采取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各国的单边措施又往往使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致使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现象频频发生。从特定部门的双边贸易争端到多边贸易问题，国际贸易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冲突[2]。
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创立了“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1981年，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JBrander）和斯彭斯（B．Spencer）在《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问题及垄断租金的抽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以下论点：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情况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从国外出口寡头那里抽取部分垄断租金。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贸易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论争的帷幕。在布兰德和斯彭斯论点的启发下，伴随着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建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模型，创立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3]。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全面否定了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理论家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决定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会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借助不同的政策行为，政府改变或支持本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并影响外国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行为，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转变[4]。
布兰德和斯彭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一国通过政府行为改变企业战略行为的政策。在这里，政府是企业博弈的前提并影响企业在博弈中的行为，获得本国政府支持的一方可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使竞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政府和企业的特定目标在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战略性贸易理论从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出发，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政府就要干预对外贸易，干预的目标不再是贸易收支的顺差，而是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或利润。在这种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政府可能支持少出口(对出口征税)而采取多进口(采取抽取垄断租金而不是将外国厂商挤出市场)的战略。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是一个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针对不同产业或行业所实施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一个宏观性的总体贸易政策。这与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有类似之处，而与凯恩斯主义的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
在贸易手段方面，布兰德和斯彭斯认为，国家总是把他们自己置身于有理可循的国际市场之中，出口补贴被视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手段。因为从国家角度说，出口补贴能够改善一国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帮助其扩展国外市场。补贴能够改善一个企业竞争的初始条件，虽然贸易转移出补贴国家，但其福利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表现为出口国维持次优局面而执行的这种补贴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规模经济和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战略性贸易理论家正是以此为基础，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和国家可以依据自身的战略目的来制定各项贸易政策，而不是古典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这就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5]。
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还有其政治动力。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压力（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使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寻求解决办法，并为他们拟采取的政策寻找借口[6]（P100 138）。例如，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到1998年差不多所有的贸易限制都将被消除。1985年，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通过欧洲统一法案。根据该法案，到1992年所有的内部壁垒将被完全取消。但就在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呼声却哄然而起。发展达到饱和的产业继续进行游说以寻求更多的贸易保护。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自由贸易的公司如半导体公司、电信通讯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等，也正在积极寻求政府帮助。
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印度等国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日本、美国和印度较为典型。日本是最明显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战略思想使日本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张而吸取了“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和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后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向来都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虽没有明确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美国政府在一些领域中，如对农业技术进步、国防和国家安全导向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对产业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中，确实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超级“301”条款作为改变贸易战略预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称得上是这一政策最为出色的运用。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实施其国家出口战略：（1）建立贸易促进与协作委员会（TPCC）；（2）放宽出口限制标准；（3）建立“出口援助中心”；（4）强化政府的商贸信息服务功能；（5）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功能；（6）推进对重要市场的支持和关键产业的出口。通过这些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的出口及其竞争力取得巨大成效。印度可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典范。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政府通过对其软件产业实施一系列政策，使印度软件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得到迅猛的发展。最近6年来，印度软件产业均以50%的年综合增长率增长，比世界软件业平均20%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7]。
另一方面，上述做法预示着一个战略性贸易摩擦时代的到来。因为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凭借种种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该政策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的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见识。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毕竟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由于贸易限制、贸易干预等贸易的单边措施，它们要么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要么与贸易摩擦紧密相连，因而可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贸易摩擦的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二、国际贸易中的政治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贸易干预中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大量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坚实的“科学”依据[2]，而且根据这些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现象。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第二，考虑到国家福利，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第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贸易的“非零和竞争结局”的解释，一国的贸易所得并非以另一国之所失为条件，贸易各方均可从贸易中得到贸易利益，甚至是处于贸易劣势的一方同样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也即贸易具有一种互利性质。然而，贸易利益在各国间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结果是一国从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通常改进该国的福利水平）并非以与世界福利增加的比率相同的比率增加的。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在贸易活动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雷达（2002）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博弈。朱启荣(2004)的研究认为当美国取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后,美国纺织行业的相关厂商利益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贸易保护的要求。李丽(2005)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更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她以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来阻挠中国入世谈判为例，分析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樊勇明、贺平(2006)认为，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证明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王亚飞(2006)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新老核心区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冲突（Gilpin,1975）、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Katzenstein,1978)、落后的贸易伙伴进步超过了某一临界状态(Gomory and Baumol,2000)等都将引发贸易摩擦。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内政治决定了政府的保护行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Gould and Woodbridge,1998)[8]。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近年来中美贸易贸易逆差已从2002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2亿美元，增长了3.8倍多。中美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政治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1）。
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9]。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又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如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0]。据相关统计资料，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1]。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2]。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一直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仁慈的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利益集团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贸易政策。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机制的专门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直努力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国内制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国内制度对于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沙特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13]。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从而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至难以采取政治行动[14]（P41）。
三、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
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要大大早于经济学研究，他们一般把一国的贸易政策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中考察。由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研究政府或国家的活动或行为（包括权力、权威和冲突），以及政治系统的“替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的功能，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将国家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即将人的行为抽象化，倾向于强调功能上的关系，这与经济学完全从个人理性出发推导出集体理性的方式大相径庭。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各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各个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围绕政府和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些理论所研究的不同领域，可将其划分为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分析各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安排。
在实践中，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不论贸易政策的结果是支持或反对贸易自由化，实际上都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国家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规制国内或国际上的贸易活动。J.A.熊彼特曾认为“政策就是政治。”[15]任何政策的制定过程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多次反复博弈的过程。一国在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往往会产生支持和反对贸易政策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哪一方能够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俘获决策者，哪一方就能够赢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有时还存在政策制定者主动被俘获的情形，这时的政治博弈结果可能是双赢，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从政策制定中获利。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外交部门、国防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每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都有其管理范畴，而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表达者对不同部门的接近程度不同、影响程度不同，政府部门卷入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程度也不同，从而使政策制定者产生实现利益的冲动，其结果是加剧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趋势[16]。
在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始终为政治利益服务，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由受到贸易政策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衡的结果。这方面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沙特施奈德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13]。在这本书中，沙特施奈德对利益集团在1929年~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5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17]（P30 46）。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沙特施奈德和金德尔伯格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都主要借鉴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ock）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学者将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直接投票分析方法、竞选分析方法及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
例如，依据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现任政府总是力图从公众那里获得最大的支持，而政治支持由净社会福利水平、政治献金[注：政治献金可以作为为赢得更多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开展活动的经费。]以及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决定。具体而言，政治支持函数G可以由如下的函数给出：
G=（W－C，C，B）
=（W－C）+a1C+a2B
=W+（a1－1）C+a2B
其中，a1>l，a2<0，W表示用传统方法度量的社会福利，C表示来自国内企业的政治献金，B表示“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由于（W－C）代表净社会福利，这意味着政治献金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损耗，它被政客在政治竞选中用于争取选民的选票。另一方面，参数a2代表政治反对给政府支持带来的负面影响。参数a1表示相对于社会福利，政府对政治献金的估价（或政治献金的“价值”），a1＞1意味着政府对一美元政治献金的估价大于其对公众手中一美元的估价。a1－1则表示政府由接受一美元的政治献金而得到的净收益[18]（P6 7）。
显然，贸易保护通常不仅减少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还将收入从公众或消费者手中再分配给受保护的部门。然而一般公众通常并不知情。即使公众真正意识到贸易保护的成本，他们通常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尽管总报酬不低，但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小。在政治学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性的无知”。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则被组织起来施加其政治压力，或者游说政府与政客去实施某项有益于其自身利益集团的政策。在竞选分析方法中，这些行动由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竞选献金体现[19](P48 49)。例如，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使美国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贸易政策上，这种变化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更加突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就贸易问题在国会投票结果来看,民主党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一般不超过50%，而共和党的支持率则超过75%。显然，民主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共和党则奉行自由贸易原则。从本质上说，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反映了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为取得劳工组织支持，在制造业衰退的中西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的演讲极力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这些地区工会势力强大，不断向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施加压力，反对当时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并要求保护劳工权益。劳工组织和多数民主党议员指责，布什政府利用贸易促进授权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巨额贸易赤字难以平衡[20]。2007年3月，美国工商业委员会和劳工－产业联合会等组织竭力阻止对布什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延期和推迟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为赢得劳工利益集团的支持，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提出从劳工、环境、安全等标准出发，审查美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21]。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分析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不平等的[1]（P179）。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阴影。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中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哪个更重要？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了金钱就可以购买或垄断一种商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控制了权力就可以迫使别人或其他国家来顺从他或他的偏好。其二，结构性权力是分散和隐含的，是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的。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与联系性权力事事要通过运用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迫使别国就范相比，结构性权力是在强制性力量尚未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由对方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选择[22]（P115）。
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充分体现了贸易体系中强国权力的影响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阐述贸易问题时，往往从有关的国际组织开始谈起，这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印象：贸易关系实际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就是贸易“体制”——各国政府同意的规则和安排，但实际上，贸易体制反映的是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和讨价还价的力量。国际贸易组织的目标是由集团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国之间的磋商来确定的。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将规定他们通过组织进行合作的范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美国确定的，因此，这些目标要受到美国国会规定的政府权力范围的制约。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事实上都扮演着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方调整国际关系的杠杆角色。比如，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国际外交的政治较量过程，美国主动提出将支持中东国家加入WTO，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更不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较量[23]。
以上的分析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观点对国际贸易的阐释存在着误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转而以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这种分析吸收了政治学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中提出关于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贸易现象。
参考文献：
[1][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王亚飞.贸易摩擦理论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2).
[3]余道先，刘 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展望[J].当代经济研究，2009，（4）.
[4]佟家栋，王 艳.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南开学报，2002，（5）.
[5]李 伟.战略性贸易理论研究述评[J].决策与信息，2008，（12）.
[6]David B.Yoffie.American Trade Policy:An Obsolete Bargain?[M]// John E.Chubb,Paule E.Peterson.Can the Government Gover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9.
[7]李 琼，宗 刚.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产业政策及其绩效[J].中国软科学，2003，（8）.
[8]唐宜红，徐世腾.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9]邹小宇，朱 宇.中美贸易摩擦历史、原因和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09，（3）.
[10]牛向东.美国迫人民币升值采取的手段和我们的对策[J].金融研究，2004，（3）.
[11]成 洁.对美国试图用反倾销方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7）.
[12]孙希良.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因素[J].党政干部论坛，2007，（11）.
[13]曲 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
[14][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5][美]JA熊彼特.《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3）.
[16]戴佳倩.贸易与政治的互动及其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7]CPKindleberger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1，（1）
[18]［美］G.M.格罗斯曼，[美]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丘东晓，等.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0]I.M.Destler.American Trade Politics in 2007:Building Bipartisan Compromise [J].Policy Brief，2007，（May）.
[21]孙洪波.利益集团、政治分歧与贸易政策[J].拉丁美洲研究，2008，（6）.
[22]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3]张丽娟.试论贸易与政治的相互渗透及实现途径[J].太平洋学报，2005，（9）.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黄河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新问题。本文以马克思历史整体观和利益分析方法论为基础，对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内涵和方法论基础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内涵是特指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权利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弱化，而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重要的趋势。在这两种国际政治形式的影响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经济行为被赋予政治的功能，从而使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
我国政治学专家刘德厚教授在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政治”的概念。“广义政治”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或“社会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广义政治”主要包括“经济形式的政治”(即“经济政治”)和“国家形式的政治”(即“国家政治”)。“经济政治”的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为基础，通过利益分析的方法而提出来的。一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既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始源。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决定了国际政治存在的必然性，国际政治可以看作是各国之间对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国对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权力政治”。“国际权力政治”以一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谋求对他国意志和行为实行控制的政治权力，进而获得本国政治利益的实现;各国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经济政治”。“国际经济政治”以一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谋求本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进而获得本国经济利益的实现。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由原来的二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际经济关系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相应地国际权利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弱化，而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显得日益重要。
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生活国际化。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技术革命的兴起，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向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起加速了资本、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在国际间的流动。经济生活国际化意味着由疆界和主权分割开来的个别国家经济，已经不可能再保持原来意义上的独立了，它们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其他国家的牵制，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世界经济已形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作为“自我利益”的执行者，通过制定对外经贸政策、管理涉外经贸活动、开展经济外交，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和管理贸易政策的兴起。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西方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政策主张就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以前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派地位便被干预主义所代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由此而成为西方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在加强对国内经济干预的同时纷纷加大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干预的力度，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3.在国家权利政治逐渐让位于国家经济政治的过程中，国家政治利益日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转化，在这种状态下各国除了考虑本国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始具有合作的性质，经济利益的实现越来越成为政治利益以至整个利益实现的基础。
4.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地区一体化一般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或者政治同盟。在完全经济一体化阶段，区域各国完全废除商品、资金、劳动力等最优流通的人为障碍，采取共同的经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最典型的欧盟，目前已经实现人员、资金、商品的无国境流动，采取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欧洲各国的货币，发行欧元，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5.日益突出的全球化问题。全球问题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引起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涉及各国利益全局关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包括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和国际分工体系等重大经济问题，也包括环境、资源、能源和人口等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贩毒、军火、贫困等诸多政治问题。
三、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体现
1.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因为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受到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的支配，不仅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常常是政治斗争的经济武器，而且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或保护贸易政策)也首先考虑到一国的政治需要，就连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同样往往是实现一国战略和外交目标的经济手段。
2.管理贸易政策。它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干预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经济贸易手段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进行强制或专断的干预，目的在于对另一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结果，它实际上剥夺了被干预国家对有关事项的控制权。
3.经济外交。冷战结束后，单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强权外交已难以实现其对外战略，世界各国均实行以经济贸易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手段的经济外交。经济外交从一国对外经济对本国外交活动的决定性影响，或从一国外交活动必然为本国对外经济服务方面来看，是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表现，但从一国外交活动对本国对外经济的影响或从一国对外经济必然服务于本国外交活动方面来看，又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
4.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协调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为了解决涉及当事国各方利益的国际经济领域的问题与矛盾，通过某种形式的协调，对国际经济活动采取共同干预行动的政策行为。冷战结束后，各国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
四、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
1.国家干预主义将呈现弱化趋势。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和具体的对外经贸行为，既要考虑该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他国对此经贸政策和具体的对外经贸行为的反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顾他国的反对，完全出于本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需要来制定对外经贸政策，否则很容易造成国家利益摩擦和冲突。
2.国际经贸关系仍然将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主要领域。对外经贸政策制定、涉外经贸活动管理、贸易干预主义、经济外交、国际经济协调等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具体表现，不仅过去主要指向国际贸易领域，今后仍将主要指向国际贸易领域，使国际贸易政治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主要内容。
3.国际经济协调将充分体现在全球协调和区域协调两个层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等全球性问题，客观上要求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协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协调可以弥补了全球经济协调因各国经济目标和经济理论不一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不相同的局限;另一方面又迫使全球经济协调在区域经济协调形成区域利益矛盾后不得不寻求新的机制以解决新的问题。而全球经济协调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协调创造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而且可以在新的全球经济协调格局下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4.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将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一个新趋势。张幼文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处于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取的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分三个层次：第一，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国家经济体系本身的安全和维护这种安全的能力，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层次;第二，是经济因素对军事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力量和经济能力对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第三，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是非军事政治因素的威胁。
作者：刘旭华 盛小红
摘 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市场经济占据了主流，并快速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开始壮大起来。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加频繁，全球化与一体化已经深入到了每个国家。各国把对外贸易放到战略的高度其实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在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要顺应时代背景，把握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脉络，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表现形式，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并在战略的基础上对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提速。本文在大的国境环境下进行解读，进一步分析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对外贸易决策。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国际经济战略;发展;谈判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业带来我国国际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全球一体化下制定我国的国际经济战略，优先考虑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坚定不移的重要课题。因此，要结合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1.新兴经济力量发展迅速
世界经济中三股力量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欧洲等。但是这三股力量进入21世纪后，其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缓慢的状态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国内需求不足、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无核心化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发达国家，也无形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影响。相对世界上其他的新兴力量，其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速度，据不完全统计，在若干年之后两者之间的经济力量会出现相对持平的态势。
2.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展缓慢
当代世界贸易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态势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型的贸易保护，至此贸易保护主义换了一种形式更加盛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也为上述的问题组织了多次的贸易谈判，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最终的达成。多方国家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到一致，致使贸易谈判一直处于僵局。但是在这种局面下仍未组织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
3.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相对活跃
实现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双边、区域经济合作等措施来实现。双边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从科博登条约逐渐开始在国际蔓延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近些年，随着多边贸易发展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新的途径来解决上述难题。即双边区域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又要认识到它消极的一面。只有充分考虑到其两面性，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1.有利方面
(1)有利于引进外贸投资。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外贸投资，外贸投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促进了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由于我国的现在国情，还不是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有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外资的引入既能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更加的深入，又能在外资的支持下，促进我国经济发生跨越的发展。
(2)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在国际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同台竞技，一个国家在本区域强大，不代表在世界舞台上强大。因此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取胜，就得要重组和优化产业结构，使其更加完整、合理。在分工协作上要更贴合实际，从自身的角度上进一步细化。我国的企业也要及时转型升级，利用好转型升级的节点，将自己做大做强，在世界的舞台上取胜。
(3)有利于我国外贸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下，使我国的外贸发生了质的飞越。摒弃了以往的低级的，没有附加值的困局，开始转向高级的、高附加值的新阶段。这种模式的转变促使外国资本的引入，使得我国企业间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更有效的与国际市场的衔接，合作变得更加顺畅。
2.不利方面
(1)资金问题。资金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原动力，随着国际经济贸易总量的增加，在资金方面也给我国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考验，资金缺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虽然可以通过外资渠道解决一部分，但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仍然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危机、金融风暴等，使得整个外部经济发展的走势前景不明朗。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其在国际投资市场中的竞争力也有所下滑。但是，在面对风险的同时，也充满了机会。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引进外贸投资，无形中对我国的资金引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资金问题时困扰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的一大难题。
(2)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波动一直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自由化，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通过国际市场环境传递到我国的经济市场中。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时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还不能不好的匹配。当国外经济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对措施如果不及时跟进，就会出现难以预想的风险，甚至是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市场经济波动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受阻。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会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到一个国际舞台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中通用的一种做法就是企业之间拼的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效率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诟病。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全自动化的生产线等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其竞争力是很多企业不发匹敌的。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还是与那些企业有很大差距的。在世界走势来讲，我国要积极寻求信息密集型产业，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相匹配。
三、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背景下我国国际经济战略的制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我国的外贸易体制也在逐年调整。根据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下，我国要根据现有的国情，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提高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
国家需要对出口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将对外贸易从数量取胜转变为质量技术取胜;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在税收上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等。
2.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
国家应该鼓励扶持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相关高校对高科技研究力度，同时建立高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大力培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除此之外，还应该合理利用研发补贴政策，注重对研发条件的支持。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兵家必争之地，很多国家已经将其放到了战略地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参与竞争的国家的战略布局，更能体现出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要把新兴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放到战略的地位，为在国际竞争中增加筹码。一是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在提高基础设施的规模基础上，在增加人、财、物的投入，为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有利条件。二是通过激励措施来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的开发标准以及劳动人员素质质量，最终实现改善服务质量，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的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贸易的走向。我国要考虑大的国际背景下根据现有的国情调整相应的产业结构，制定适合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化产业结构，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投身国际发展的浪潮，积极练就内功，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改造，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与外资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在政策制定上占有一定的主导权，形成良好的国际贸易循环。
参考文献：
[1]徐万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
[2]邹志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对中国与新兴国家合作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04)
[3]张岸元.国际经济环境及我国的对外经济战略[J].中国经贸导刊， 2012(19)
作者简介：熊麒(1993- )，男，湖北省大悟县人，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作者：熊麒
[搞 要]文章分析了民族师范院国际贸易专业本科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困境，针对困境提出了从教师，学生和教材三方面提升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
2001 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 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 后需要的金融、贸易、法律等专业， 更要先行一步， 力争三年内， 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 - 10% 。从此双语教学在全国各地高校迅速展开。国际贸易专业由于国际通用性强的专业特点，一直是双语教学领域里的先驱。其中国际经济学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实施双语教学的最早的课程之一。全国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很多都将国际经济学开设为双语课程，进行了双语教学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民族师范院校在这一轮的双语实践中，积极参与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经验。但是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许多民族师范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实践时，在教学管理、教师与学生素质等方面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本文在分析民族师范院校实施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困难入手，探索民族师范院校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途径。
一、民族师范院校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困境
(一)教师的困境
教师的英语水平是决定双语教学质量的关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经济学英汉双语教学虽然用英语授课，但不同于英语教学，授课教师不但用流利的英语讲解国际经济学知识，而且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用英语轻松地掌握专业知识，从而达到有效地组织教学。这不是等同于英语课，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而且还必须具备熟练掌握讲授课程的专业知识， 这就要求学校拥有一批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教学经验丰富的复合型教师。双语教学与普通教学相比， 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师范院校在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本来就不是强项，加之又处在民族地区，因而能承担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教师十分有限。
(二)学生的困境
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努力是保障双语教学效果的客观基础。学生不但要掌握宽广扎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且须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学生面临的是专业与英语的双重压力。学生课前的教材预习阅读量和难度远超出了大学英语的阅读量和难度，要耗费学生大量的精力，而且时间长短还与学生的英文程度好坏及专业知识有关系。上课时不仅要听懂老师用英语给他们讲解的国际经济学知识，更要能够熟练地运用专业的英语进行表达，和教师形成互动，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然而，对于民族师范院的学生来说，要达到如此高的要求是有困难的。首先，民族师范院校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普遍较低。与国内重点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相比较，民族师范院的学生的英语接受能力( 听、读) 和表达能力( 说、写) 都需要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教学语言超出他们的接受水平就失去其教学意义。其次，学生的畏难情绪较严重。很多学生由于英语水平受限，不能独立阅读教材，看到原版教材就心生退意。在双语教学课堂上听不懂教师的英文传授的专业知识，两堂课以上听不懂就开始放弃的确实存在。更不用说同时使用母语和外语进行思维，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自由切换这种高层次的学习。学生双语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
(三)教材的困境
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一般都是选用国外优秀的原版教材。使用原版教材当然可以提高学生英文水平，但是原版教材的价高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民族师范院的学生来说，家庭条件都算不上太好，因而也会形成一定的经济负担。此外，教材的适用性也是值得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否适合教师，是否适合本校学生也是另一个困扰的问题。
二、提升民族师范院校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途径
(一)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
培养高水平的双语教师是双语教学成败的关键。在为了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培养双语师资，学校可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等办法，加强国际贸易专业教师的英语强化培训。请进来是请优秀的双语教师到校任教，或以优惠政策吸收优秀人才到民族师范院校来任教，这是解决师资问题的途径，同时优秀教师引进后，对提高本校的双语教学水平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送出去是选拔本校优秀的双语教学教师(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任教三年以上)出去培训学习。可以选择出国培训，迅速提高师资水平，为双语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师资。也可以定期选择一批双语教学教师到国内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实力突出的院校去培训，这些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的双语教学已是全外文教学，从教材、课件到教师讲授基本是都是全外文的。通过进修培训，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教师的水平。
(二)对学生因人而异
不同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同。民族师范院校有一些学生的英语基础非常弱， 不适合学习原版教材。国际经济学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为了给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应设立汉语教学的平行课堂， 允许学生自主选择， 量力而行。
对于国际经济学英文教学也不要盲目追求全英文授课。目前双语教学模式多采用以下三种： 沉浸型双语教学，维持型双语教学，过渡型双语教学。民族师范院校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适宜从过渡型开始，随着教师教学水平、学生英语和专业基础条件不断改善，逐步向维持型过渡和沉浸型模式推进。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不断推进，从40%英文讲授到60%英文讲授，直到最后80%英文讲授。让学生能完全理解掌握所学的内容。在最后阶段，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能与教师形成互动。
另外，在整个专业中创造有利于实施双语教学的环境。在实施双语教学之前，要把英语环境渗透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收看(听)英语节目，组织英语角、故事会、演讲比赛等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三)慎选原版教材，精编教辅资料
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尽量选用纯英文版的教材，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专业英语，有助力于增加专业词汇量和提高思维的转换能力。在教材选取上，充分考虑教材的质量和价格，并从中权衡最适合民族师范院校的教材。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时，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以指定相应的翻译教材或指定参考书(这些书尽量能在本校图书馆能借到)。多提供辅助资料帮助学生在双语学习过程中缓解压力。
总而言之，民族师范院校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专业应在双语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循序渐进、积极有效地推进双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曾伟，郑汉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研究与思考——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J].双语学习，2007，7.
[2]蒋兰陵.浅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J].一当代教育论坛，2009，4.
[3]徐松.<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6，18.
[作者简介]颜蔚兰(1975—)，女，江西萍乡人，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新世纪教改项目《地方高校国际贸易本科专业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2012JGZ125。
作者：颜蔚兰
日前，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举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与模式设计”国际经济合作沙龙，邀请专家为会员企业进行专业培训，讨论跨境电子商务为广大民营企业未来所带来的机遇，让民营企业了解出口跨境电商的运营操作，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商机。
一、个人简历
朱延福，安徽桐城人，汉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二级教授、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1978年9月至1982年6月，在山东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在中南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9月至2000年1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4年1月至1995年1月，国家公派赴澳大利亚迪金大学（Deaking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部主任等行政职务。主要学术职务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社会兼职有：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等职。
二、学术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初就撰文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该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补上中国所缺的资本原始积累课程。其过程可能不是民主主义的，而是权威主义的。用权威主义推进一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东亚各国现代化的普遍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在自发状态下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而是需要在一种特殊的、人工创造的条件下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根本条件是公有制在受控的条件下的分权经营，其中最困难的是其临界点的把握和控制。如果分权不足，则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分权过度，则公有制的性质会发生质变，可能会炸毁社会主义的外壳。
关于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划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二者调节的范围和边界要以调节成本为标准。
关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问题。主张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工资标准制订上，要充分考虑劳动的复杂程度的差别，既然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上是简单劳动的倍乘关系，那么复杂劳动者的收入也应该是简单劳动者收入的倍乘关系。同时，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引入劳动力竞争机制、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建议。这些观点和建议后来被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所吸纳。
关于大国开放与湖北区位优劣的判断问题。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但是，大国开放与小国是不同的，它有一个地区的差别或梯度的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沿海、沿边地区是开放的前沿地区，具有相对的区位优势，而中部地区则具有相对的劣势。因此，湖北的地理区位，不仅不是“得中独厚”，而且具有相对劣势。20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三、学术成果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生福利标准与公共产品退出机制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课题《关于湖北省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课题《当代资本主义重大问题研究》、国家水库移民局《中外水利水库移民政策比较研究》、企业委托《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浙江外向型经济对策研究》。1992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被确定为财政部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二等奖，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四、主要论著
1、宏观经济学（MBA教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2001年再版。
2、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计划，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机理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外资国民待遇问题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5、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的社会化是同一概念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5期。
6、论劳动的复杂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7、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财贸经济，1986年第12期。
8、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1987年第11期。
9、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思考，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10、经济形势与紧缩策略，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1、对我国经济效益下降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12、科斯的交易费用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比较研究，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3、民生统计应配套使用中位数指标，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14、试论国际资源利用的难题和对策，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5、论我国基本电视服务向纯公共产品的回归，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16、论投资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7、中外投资环境评价方法论的演进述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8、近年来国内区域投资环境问题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务管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专题研究、国际运输与配送、国际保险、国际贸易法、全球市场营销、国际投融资、国际税收、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世贸组织法律制度研究、国际贸易惯例研究、国际商务谈判、外贸英语、电子商务等。
6：30起床
6：35——6：50早饭
7：00——11：30自习
11：30——12：00午饭
12：00——12：40自习
12：40——13：40午休
13：50——16：40自习
16：40——17：10背政治
17：10——17：35晚饭
17：40——22：00晚自习
22：10——24：00看课件或听视频
24：00休息
◆国际收支平衡：
全面理解国际收支的内涵
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含义及基本编写原则
掌握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组成内容
掌握国际收支失衡的基本含义、判断、原因及调节
◆汇率和外汇市场：
理解汇率的含义及标价方式
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掌握外汇资产收益的决定因素(公式)
掌握外汇市场均衡的利率平价条件(公式)
掌握利率和预期对当前汇率的影响(结合图形掌握)
◆货币、利率与汇率：
理解个人货币需求、货币总需求和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
掌握短期货币供给对一国汇率的影响机制(含图形)
掌握长期货币供给对一国汇率的影响机制(含图形)
了解汇率超调的基本内涵
◆长期价格水平和汇率：
全面掌握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本内容(含一价定律)
掌握建立在购买力平价上的长期汇率决定模型(含费雪效应) 了解购买力平价出现的问题
掌握超越购买力平价的长期汇率一般模型(含实际汇率的含义及影响因素;决定长期名义汇率的影响因素)
了解国际利差的决定和实际利率平价条件
◆产出与短期汇率：
掌握短期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DD曲线的内涵及移动因素)
掌握短期资产市场均衡的条件(AA曲线的内涵及移动因素)
掌握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均衡决定
掌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暂时变动和永久性变动与经济均衡的关系 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项目的关系(XX曲线)
◆汇率制度的选择：
理解汇率制度的基本内涵
掌握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含义
理解现行汇率制度的不同类型
理解各国选择不同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
了解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历程
掌握国际金本位制的作用机制、对一国内外均衡实现的影响
掌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政策选择及崩溃
了解各国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制向更灵活汇率制的变化趋势
◆最优货币区实践及理论：
全面了解欧洲单一货币的演化历程(建立、执行和未来发展) 掌握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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