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概念的形成
历史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伴随历史课程教学发展的永恒话题，不同的课程教育理念便会有不同的内涵。传统历史教学历史概念的形成在于理解教材概念性知识，新课程历史概念的形成通过一定情景下的历史解释来实现。从理解到解释的转变蕴涵着历史课程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巨大变化，认清这些变化利于新课程之核心素养的落地。
一、認识论：历史概念如何形成
正确的历史概念形成的一般原理是，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对具体的史料（或材料或情景）进行梳理、概括、比较、提炼，获取历史事物的真相与价值，概括历史事物的共性，总结形成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概念是一个体系，由大小概念组成。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有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一系列子概念组成;从其具体的内涵分析又可以从指导思想、领导力量、阶级基础等概念得出结论。历史概念教学就是要发现历史事物的本质和价值，其终极目标在于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既如此，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不可或缺，缺少史观的引领的历史教学势必跌入价值相对主义漩涡和历史虚无主义陷阱。
从认识论角度讲，历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历史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1]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历史概念的形成的主要方法有演绎推理法、分析综合法、比较阐释法和价值发现法等等。演绎推理法是指先提出历史事物的命题或特征，再举例演绎证明命题的正确性。比如，“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教师就可以组织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运动过程、工人主力等史料进行演绎推理，使学生明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革命的区别。分析综合法是史学中的常用方法，主体在针对具体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一定的结论，发现其中的历史价值。比如，2017年高考试题全国卷Ⅰ文综第42题，要求考生对材料中“朱元璋在位期间，与占城、爪哇等30余国进行官方贸易”“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最早的印刷机”等十九条信息进行分析，然后自拟论题并阐述。这样的过程其思维方法便是对其中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与综合，发现并提炼主题，形成历史概念。比较阐释法就是通过对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发现其中特点、提炼出历史价值。比如，2017年高考试题全国卷Ⅰ文综第41题，通过对试题提供的两则材料的学习，比较近代中法两国的民族主义追求之异同，要求考生指出其不同的原因。通过比较，使概念更加清晰。价值发现法在于通过对具体史料或材料的学习提炼并发现一定的历史价值，这样的历史价值一般通过具体的历史主题来呈现。相反的教学逻辑也是存在的，即教师先确立具体的历史价值，然后组织相应的史料或材料，对主题进行论证。主题教学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积极价值素养的形成。
新课程的历史教学，历史概念的形成过程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体探究性。形成概念便是历史认识的过程。传统历史教学以教材知识为真理，教学的过程便是理解并掌握教材概念性知识体系的过程。这样的教学过程，教材知识成为了新的上帝，主体性被知识主体所解构;在新课程背景下，学生成为认识主体。历史概念的形成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下，对历史现象或历史事物进行探究并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发现其中的价值，揭示历史的本质，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
第二、生成过程性。过程性是指尊重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完整性，不孤立历史事物内部联系，使历史概念间的原因、内容、意义合乎逻辑理性的得出认识。过程性相对应的是实体性，把历史事物内部的要素孤立地看待。比如，学习西周的分封制，教师能够很好地组织材料阐述其内容，却没有推理得出其历史意义的认识;学习罗斯福新政，教师能够充分地分析其背景，却不能从背景性知识中推理得出新政的内容，这样使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就很被动，只好靠死记硬背了。第三、情景解释性。传统历史教学概念形成以理解教材已有知识体系为主，情景性内容很少;新课程教学之历史概念形成在于通过具体情境下的历史解释来完成。教学情景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范式。青年学生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下神入历史，获得了历史真相、历史本质和历史价值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历史事物的概念性知识。第四、价值引领性。传统历史教学以教材知识是否完整理解和掌握为方向;新课程历史教学教材也成为教学情景，历史教师获得了一定的课程权力。由此，教师的价值引领便成为可能。比如，在“解放战争”的教学中，教师若以“民主”为价值主题，便可以在民主的土地制度、民主的党团关系、民主的政治设想和民主的军事行动作为史料情景组织的依据，青年学生由此获得了解放战争的民主价值的建构性认知。
二、知识论：历史概念为何形成
所谓知识论，即知识的理论，即知识哲学。在今天，新课程历史教学概念形成的巨大变化，究其根源在于今天的教育知识论的变革。请看2019年高考全国卷Ⅱ之46题：
材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信心大增，表示抗战到底，并建议各友邦成立军事同盟。美、英、中等国相继对日、德、意宣战。同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在远东设立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英、美、苏四国领衔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对德、意、日共同采取行动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签字国保证运用军事和经济的全部资源，打击共同敌人;相互合作，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月，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中国以多年独立抗日所显示的伟大力量，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请回答：（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设立中国战区的背景。（6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战区设立的意义。（9分）
这样的试题是有代表性的，即在具体的情景材料下，考生完成历史概念的形成过程。本题的要求是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设立中国战区的背景和意义。从历史概念的三要素（原因、内容、影响）看，本题基本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概念，即中国战区的设立背景、内容和意义。考生通过情景材料的学习，在已有知识的支撑下，自主地完成了一次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
知识伦理，即知识的价值规范及其道德理想。传统历史教学的知识伦理在于，历史知识是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这样的历史知识所秉伦理属于知识真理威权主义伦理观。它由国家编订的教科书指定，师生均无权生产。新课程的知识伦理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服务，也为学生个体的成长服务。其所秉持的知识伦理属于知识民主主义伦理觀。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师生有着较大的课程权力，通过生生、师生之间的对话合作，在对情景材料的探究中完成了历史知识的生产。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科学知识由于传递着外向的价值，为人类征服自然、改善生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于是，古典时代的“知识即美德”的理念被淘汰，知识与科学、进步、向善划上了等号。十九世纪后的历史学也逐渐被冠以科学主义符号，现代科学历史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价值无涉的。这就是现代科学知识型[2]特点。在现代科学知识型之下，历史知识跟其他学科知识一样，通过政府的课程与教育获得了合法的传播权力，因而也获得了真理属性。现代性历史教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知识观下开展起来的。它追求知识的获取的量而不论知识之于学生成长的意义，教师与学生在知识的控制下主体性完全被解构，知识权力遮蔽了教师的课程权力、侵占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加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加深，个体人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后工业化社会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和能力极大地被拓宽，现代科学知识型所沾染的偏执、霸道、伪真理面目被暴露出来。后现代文化知识型[3]认为知识具有境遇性、价值性和文化性，它强调地方知识、人文知识和个体经验。这便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知识论基础。新历史课程教学反对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强调历史知识必须在一定情境下学生自主建构而获得。这就认可了学生个体经验参与知识生产的必要性，表现在试题的表述中往往是“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根据材料”即强调新情景的地位，“结合所学知识”即学生个体已有的经验。这样的历史解释过程便是历史概念形成过程，也就是历史知识的产生过程。学生在自主探究完成解题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便建构进入大脑。
三、本体论：历史概念何以形成
所谓本体，即“是”。[4] “是”，即真，即存在。（当然，在形而上学史上，是与真、存在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是”指向求知，这是一种科学精神。历史教育本体，即“历史教育之是”。传统的历史教育是一种知识中心主义教学，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后的历史知识被冠以科学性知识，史学走上一条实证主义道路。在中国，我们坚信唯物史观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赋予了部分意识形态的功能。从此，科学的历史知识走上了一条神魅之路，本来为人服务的历史知识反过来获得了独立性，成了统治人的“上帝”。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使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浪潮使人们疯狂地学习各学科知识;学校教育在高考文化的推波助澜下更加努力推行知识教育，导致了教育中人的消失。由于历史知识的异化，历史教育的本体也发生异化，即从育人异化为育分。教育本体的这种异化导致了历史教育功能的严重蜕变，我们看到的不是学生对于真理的热爱，而是对于功利的向往;不是学生对于学习的高涨热情，而是人性的极度压抑。
这便是传统的现代性历史教育之“是”。历史教育的本质在于用历史知识进行的培养人的活动，这是历史教育的“应该”。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是培养儒家封建纲常规范下的人的活动;到了近代中国，历史教育是培养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近代化服务的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国家工业化的急切追求，历史教育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崇高的道德活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工业化水平急速提升，民族复兴成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历史教育就是培养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传承人类文明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公民的育人活动。
我国的历史教育长期存在“是与应该”的背离，这严重影响着我国的人才成长质量。随着国家市场化的不断孕育，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加强;信息技术大发展，使知识的获取变得异常方便。人的教育终于提上议事日程。历史教育本体从知识教育转到儿童教育上来。这必然导致历史概念形成范式的转变。从此，科学的历史知识开始祛魅，教育中的人开始回归。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概念的形成上的表现有：一是个体知识参与。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教育重视国家意志下的公共知识，导致个体知识不能得到伸张，无法进入历史概念的形成过程。新课程变革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认可学生的创造性。在具体的情景中学生的个体经验和背景知识参与了历史概念形成的全过程。二是注重历史概念的整体性。这是尊重人的生命完整性的表现。科学真理化历史知识一大弊端在于成人化，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令青少年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掌握。于是，碎片化的知识教学大大地降低了难度，但也把知识的思维连贯性切割开来。新课程教学重视概念的整体性，尊重了历史概念间的逻辑联系，历史教学的过程性得以实现。三是情景教学范式打通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表现为通过历史情景材料的解释而获得历史知识，升华历史概念;或者通过具体的情景活动，学生在体验中神入历史，获得历史真相和价值;在具体的情景下，学生自主探究解释历史，自觉拿起生活中获得经验作为解释工具，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获得历史知识，从中转化成人生发展的素养，成为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人。
四、价值论：历史概念若何形成
“若何”即怎么样，这是历史概念形成后的价值探讨。价值，即人之需要。这里的“人”指向的价值主体即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青少年学生。当新课程历史概念形成后，青少年学生成长为具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人，这便是历史教育的价值所在。
主体性是当代教育的实然追求和应然取向，却不会是必然要求。因为，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存在危机，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在教育领域，主体性的追求成为知识祛魅的利器，但过分地追求主体性可能导致新的人际紧张，甚至带来自然领域的更大灾难。于是，主体间性作为解决的问题法宝成为教育价值追求的新方向。主体间性的意义在于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合作，它以主体性的实现为基础，表现在历史概念的形成上主要指对具体情景材料的探究，以及活动情景的体验神入。这样的学习过程既可以学生单独完成，更提倡师生间对话探讨以及生生间合作完成。当人们正在忧虑历史教育的人本危机时，具体情景下的概念升华过程便实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走出了知识中心主义教学范式。“通过历史认识活动，历史认识主体自身也成为被创造的一方。”[5]由此，历史教育的文本危机也得以化解，极大地激发了历史教育的张力。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实现是新课程历史教育与传统的现代性历史教育相异之明显标志。
在历史概念的形成上，传统历史教学与新课程教学有着较大的差异。传统历史教学本着历史知识的预成性、教材知识的真理性，师生在概念的形成环节不允許过多地创造，所能做的无非是理解教材知识及其体系。强调的是历史理解是否“合唯物史观之理”、是否“深入和透彻”，历史理解更多地属于自我意识范畴内的心理活动。[6]新课程下的历史教学是以历史解释为核心的历史教育，遵守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主义历史教育核心价值，强调解释的探究性和创造性，其基本的方法是具体史料情景下的实证主义。当然，就概念形成的具体方法讲，史料实证不是唯一的方法。传统教学所用的启发式谈话、类比联想法等方法，都是可以升华出历史概念知识的，新课程教学也不能一概弃之。历史解释更多地应用于历史事物和概念的因果关系，解释主体既要自己明白，还要让他人明白，甚至要总结发现事物的规律。解释中含有创造性，强调合规律性，具有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性内涵。[7]历史教学从历史理解到历史解释的转变，体现了培养学生社会公民发展方向、创造性养成的旨趣追求;同时，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指导地位以及家国情怀的核心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历史教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德性品质。
历史教育本体从传统教学的知识教育到新课程教学的人的教育的转变，反映了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说的指引下，历史教育学必然回归人学本质。在历史概念的形成上，人之为人的思维、情感、德性、价值、责任和创造性皆有充分的体现。认识论强调历史概念形成的方法与过程，知识论强调历史概念形成的目的和原因，本体论强调历史概念形成的本真与初心，价值论强调历史概念形成的功能与价值。本文以教育哲学的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基本原理作为解释工具，对历史教学的核心环节——历史概念的形成——作了概要性阐述，揭示出了历史课程改革的内应和外驱力量。在国家立德树人的总原则下，培养具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人既有可能更有必要。
【注释】
[1] 赵秀玲主编：《历史教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2][3] 参阅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4] 参阅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
[5] 李振宏：《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6] [7] 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5-146页。
作者：刘道梁
摘 要：历史主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总体上经历了初创、形成和发展等几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一个涉及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表现样态、精神实质以及最终使命等内容的完整而科学的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形成;科学内涵
历史主体指的是有效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的总称，而历史主体理论就是对历史主体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抽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历史主体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和阐释历史主体并构建历史主体理论，才真正地实现了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向科学历史观的革命性跃迁，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展开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政治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角来探索历史主体存在方式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批判了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视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唯心主义错误观念，认为不是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决定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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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等经济基础，而是恰恰相反，即“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强调创造历史的主体蕴含在市民社会之中，蕴含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历史主体的存在：其一，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主体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前提”;其二，生产和制造工具的需要是历史主体的“第一个历史活动”[2]79;其三，人自身的生产是历史主体的重要创造性活动。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初创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的现实基础或者说物质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阶段指的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来揭示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层面来论证历史主体的存在及发展样态。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现代历史主体在创造社会生产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强调这是“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33也就是说，历史主体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迁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发展阶段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人学整体性的理论视域深入探索历史主体存在及发展样态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之中。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和价值性，以便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之间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主体完全可以利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770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其决定因素不是唯一的经济因素，而是由包括历史主体的意志在内的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第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5]696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5]696-697可以看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合力论”等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主体理论的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科学内涵
历史主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着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表现样态、精神实质及其最终使命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科学内涵。
(一)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自然内在地包括了‘历史主体’——引者注)去理解。”[2]54尽管费尔巴哈在面对感性活动时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78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一涉及到历史领域就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从而不能发现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历史创造者即历史主体，更不用说去科学地揭示出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人的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出发，科学地揭示出了历史主体的本真存在样态和客观基础，强调“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6]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的需要被严重地扭曲和异化了，演变成为“卑鄙的贪欲”，而正是这个“卑鄙的贪欲”构成了“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5]17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66-67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3]32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历史就是由这批充满各种欲望和需求的“现实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67由此可知，人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条件构成了历史主体的存在基础。
(二)历史主体的表现样态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中，历史主体有几种典型的表现样态，那就是作为基本表现样态的“现实的个人”、作为政治表现样态的“阶级”、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人民群众”以及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英雄人物”。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进一步说，“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即历史主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有生命的个人”不是虚幻的想象中的“个人”，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的个人”，即“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71-72可以看出，“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事实上也就是历史主体的主要表现样态。
然而，“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的孤零零的个人，这些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2]119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总是从个人的基本需要出发，去同别人发展关系，由此形成了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同盟——阶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众多的个人之所以结成并隶属于阶级，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要消除阶级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2]118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因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可以说，“阶级”实质上就是历史主体的政治表现样态。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用经验的方法观察到的历史主体除了“现实的个人”以外，还有一种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常态，是普遍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曾指出，人民群众在推动革命发展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4]95后来毛泽东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与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即“人民群众”相对应的是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那就是“英雄人物”。恩格斯就曾指出，时势造英雄，即“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5]733当然，伟大人物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本身也发挥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主体表现样态，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4]719可以说，伟大人物或英雄人物是创造历史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是特殊的“现实的个人”，是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历史主体。
(三)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扫除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当然，历史主体彰显其精神实质不是通过单个具体的个人的意志显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历史的合力体现出来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5]696“同一运动规律”指的是在历史主体创造性活动的推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或者说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这一客观规律致使“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696可以看出，历史合力的形成彰显了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不断推向前进的。
正是因为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有着这样的特点，即总是将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这就存在一个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所谓历史进步代价指的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因为历史合力的作用与取舍，以牺牲一部分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甚至有益的因素作为代价。可以看出，历史进步代价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伴生现象，它与“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没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也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代价是在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当中产生并且是主体为换取某种进一步发展而做出的某种必要的牺牲。”[9]在马克思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0]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历史进步代价形成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历史进步代价如生态代价引发的生态危机等，则要求我们引以重视。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383为此，我们就必须正确发挥历史主体精神的作用，并加以综合治理。
(四)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
如果说历史主体的精神实质在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和扫除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那么，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则是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包括人的发展、自然发展、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等在内的整体性发展。在人的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的最终状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在自然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建立并实现生态文明，这就要求历史主体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要不断克服人类活动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上，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2]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主体的最终使命就是不断推动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转变，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当然，作为历史主体最终使命所实现的人的发展、自然发展、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等都是相互统一的，因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生态文明、世界历史、共产主义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高目标和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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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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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
[7]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9]范燕宁.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6)：661-66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责任编辑 龙达云)
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Subject 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WANG Hao-bi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作者：王浩斌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立、富强、自由为己任，在几个世纪曲折艰辛的持续探索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回顾分析这一道路的形成发展历程，对在“新常态”下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个自信 历史启示
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课题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近代以来，满清统治的腐败无能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使“天朝上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自然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虽然各种政治力量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农民对土地的诉求这个中心问题，开创了以农民为主体、土地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已深深懂得解决自家问题必须从自家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因此当毛泽东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后，就毅然从“以俄为师”转为“以苏为鉴”，并强调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中共八大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的探索取得显著成果，如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提出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阐发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等等。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所作出的初步回答，总的看是成功的。
然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在经济上搞了“大跃进”。事实证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充满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不成功的，给党、国家、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为此，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调整。然而在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在对形势估量、包产到户、甄别平反、对外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还进一步将这些分歧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于1966年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文革”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局性失误，不仅没达到毛泽东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①留下惨痛教训。
伟大历史转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如果说上述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依据，那1978年后的成功经验则是这条道路形成的现实依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基础上，到中共十三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已初步开创。
“文革”结束后，全党全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尤以邓小平为甚。如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而1978年前的二十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事实说明，“空讲社会主义不行”，因为“人民不相信”。所以，今后我们“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②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依据。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进行了以下突破：一、正式抛弃“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三、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四、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五、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历史性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束缚，走上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此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很快获得成功，同时城市改革开始进行试点，对外开放也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中国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民心、推进改革、唱响旋律、实现复兴的旗帜。在多方面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轮廓”。
将中共十三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的十二个方面特点与1978年前的理论与实践对比，不难发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形成一套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思想、新认识、新方法。具体来说就是：
在思想路线上，从“两个凡是”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国情认识上，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根本任务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动力上，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变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发展战略上，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变为“温饱、小康、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在国际判断上，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变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在祖国统一上，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党的建设上，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等等。
上述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初步形成了一个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的新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这次大会报告指出，上述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规划了进一步前进的道路。③这就表明，到十三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初步开创。
国内外风波和变局的考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中共十三大后不久，我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先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接着是1989年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随后又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国际国内风波和变局的考验下，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对改革开放提出姓“社”姓“资”的诘难。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性质等重大问题的阐述，解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障碍。根据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作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是要求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上述谈话和大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了有效推动这一建设，次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出构建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总体蓝图。此后，考虑到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较重，改革的重点从国企转向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因此，从1994年初开始我国重点进行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等领域的改革，改善和加强了宏观调控体系。到1995年，又不失时机地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国企，有效探索了这一改革的方向、思路、方针。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推动社保体系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这样，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我国不仅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获得了重大进展，还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软着陆”，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骄人成就。
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的进步。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不仅正式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称谓，还就我国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法治国等问题提出新的论断，并制定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此后，我国相继作出国企改革攻坚、西部大开发、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赢得了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等挑战的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不仅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新的指导思想，还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此后，我国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发展。第一，提出并实践科学发展观。自从2003年7月被初步提出后，科学发展观逐渐成新世纪以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阶段国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2006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重要发展。第三，提出建设新农村的任务。继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用五年取消农业税后，次年秋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有效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到2006年，我国正式取消了农业税。这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第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特别研究了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对党的建设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力图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2007年秋的中共十七大针对新时期关于改革的种种质疑和争论，科学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大会还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等问题作了部署，对在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事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不仅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还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部署，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具体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新常态，提出用“四个全面”战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历史启示
首先，既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更要努力用其所蕴涵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推进这一事业的建设进程。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学其具体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等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更要学其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前述历程证明，贯穿于这一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性，是长久起作用的活的灵魂。坚持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能顺利推进;离开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其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把这一活的灵魂运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来。
其次，以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切实使我们成为学习型的国家和政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封闭的结果只能是思想闭塞、眼界狭隘和愚昧落后。此外，我国还应努力营造宽松、规范、科学的制度和文化，在使我们真正成为学习型国家和政党的同时，切实增强各方面的创新能力。
再次，在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基础上，切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贵在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学深学透，切实用其来引领思想、规范行动、把握方向。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萃取出的精华，是赢得新胜利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不动摇、不折腾、不懈怠，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通过完成“四个全面”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四，理论发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必须有与之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和改革作保障。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制度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东西。因此，任何理论发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都与相关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改革直接相关。虽然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但由于相关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设计与改革未能跟上，致使这些理论成果难以落实到位，从而也造成这其中的不少要求流于形式。因此，今后我们应对各种理论发展成果，须从制度、体制、机制上进行切实的设计和改革，积极营造相关条件与环境。
最后，通过“顶层设计”推进以权力监督制约为核心的政体改革，是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以权力监督制约为核心的政体改革的滞后，已成为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各种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然而，由于政体改革的复杂性、关联性和配套性，需要高屋建瓴地统筹制定其改革方案。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深层次调整，倘若不进行“顶层设计”，一定会由于众多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抗而使之无法推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党和政府曾一再强调，1978年以来发展和变化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将来实现民族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特别是政体改革。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改革的保障，实现现代化等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在高压反腐、不动产登记和依法治国等方面作出诸多的尝试和努力，但这些进展还远远不够，所以期待着党和政府今后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更大的突破，为早日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作者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修院副教授、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5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④“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人民日报》，2010年8月22日，第1版。
责编 /张蕾
作者：任志江 孙明增
“好人主义”者对错误思想和行为容忍、纵容、用“和稀泥”来维系所谓的团结，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安全讲和气，致使违章违纪畅通无阻。“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长此以往，只会使当事人离安全越来越远，最终滑下不可挽回的深渊;只会让安全隐患越积越多，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处世哲学总是教诲人们要明哲保身，力求中庸，“只说好，不说坏，大家自然不会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自我们一出生就被这种思想文化影响，父母引导，学校教育，仿效身边人，久而久之，“好人主义”思想变得顺理成章、根深蒂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这种“好人主义”文化愈发盛行，逐渐渗透蔓延到军队中来，加之近年来地方入伍新兵成分愈发复杂，经历越来越丰富，有的一入伍就将这种“好人主义”思想带入军营，使得群众思想逐渐被污染同化。 受党性修养锻炼局限
有的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丢掉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越来越钝化，对上级大献殷勤，对同级随波逐流，对下级虚伪哄骗，不能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有的干部丧失了远大理想，胆小怕事，畏首畏尾，风吹两边倒，谁硬听谁的。有的领导干部作风不端正，为人处事讲求一团和气，为下级树立了错误的导向，上行下效，导致所在单位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现象日益蔓延。有的群众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利，觉得开会讨论是走过场，举手表决是图形式，民主意识淡薄，助长了歪风邪气。有的群众是非不明，美丑不分，自律意识也随之弱化，更谈不上帮助他人走出误区。
受社会不良风气侵蚀
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和阴暗面，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好人主义”提供了滋长的土壤。例如有的单位在干部选拔上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中简单地以票取人、唯票取人，使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批评的“老实人”进入不了视野，为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提供了投机的舞台。在评功评奖过程中，奖惩不分明，照顾身边人，搞暗箱操作，使“老实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老好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再加上少数领导爱听吹吹拍拍、歌功颂德，更为“老好人”提供了发育的温床。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群众认为“好人主义”在社会环境下更有市场，不当“老好人”则会“步履艰难”，正是这种错误思想在社会的逐渐蔓延，进而影响了更多的人，往往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受不良思想意识左右
一是功利思想。信奉“好人主义”的群众“怕”字当头，怕讲上级的真话遭报复、讲同级的真话伤和气、讲下级的真话丢选票、讲自己的真话暴露缺点，只好昧良心说假话，掩盖真相。有的群众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为能给自己的工作开“绿灯”，赚取人气，甘当“老好人”，圆滑处事。二是雇佣思想。个别群众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主人、单位建设的主体，而把自己当成了“打工仔”、“临时过客”，把上级赋予的权利用来做顺水人情。有的干部责任心淡化，集体荣誉感缺失，关系到自己的认真做主动干，与己无关的一言不发，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三是安于现状的思想。当一个单位处于稳定上升时期，有的领导往往存有求稳怕乱的心态，只愿讲表扬、搞和气，怕因有不同意见而影响单位的发展稳定。有的群众随大流思想严重，工作标准不高，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认为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没有必要当“出头鸟”。
邓小平理现场的历史根据
一、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辉煌成就
二、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模式的僵化及主要教训
三、我国建国29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陷入的沉重困境
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一剂世界新科技革命兴起给我国社会主义带来的严峻挑
战
五、时代主题的转变与实践的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有关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辉煌成就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与此相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以 下几个发展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
20世纪初至50年代，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是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和开始进行改革调整的年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起的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战略和策略为基本内容的毛泽东思想。
2、 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诞生后， 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主义知制度的产生与曲折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经济方面，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为纽带的经济全球化趋大 大加强。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
在政治方面，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主义退出世界舞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成为世界格局的核心，成为世界政治形势走向的主线。
在文化方面，世界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交流碰撞中，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自我创新的先进文化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 世界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短短的100多年间，社会主义经历 了从科学理论到实践运动、再到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重心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一转移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的：“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认识和解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内容。
二、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模式的僵化及主要教训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欠缺和众多复杂的现实原因，一度被看做是实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并被亚洲和美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应用。由于这种模式先天内在的矛盾，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模式终因僵化而崩溃，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弊端，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模式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灾难性后果构成了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主要教训。
三、我国建国29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陷入的沉重困境
1949年，中国成立，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奋斗目标，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为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经历了重大的挫折，为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次，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科技与管理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第三，创造了有力的国际环境，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提供了基础。
但是，建国后的2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艰难曲折，陷入了沉重困境。这些困境与理论上的迷茫有很大关系，具体地说：
一是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理论前提。二是没有弄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这一的经典作家们，对此作了长期的探索，但是，他们不可能为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现成的答案。
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一剂世界新科技革命兴起给我国社会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
1、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内在调节机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规模、组织以及对市场的占有等各方面来看，其程度都是很低的。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仅仅靠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只“无形的手”，已经无法使用生产社会化的急剧发展了。由此出发，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就是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中的绝对自由市场方式，政府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了市场。
政府主要是通过两个发面对活动还积极影响市场的：一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控制需求方法，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市场;二是通过法律和其它强制性行政行为规范市场。
2、新的科技革命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挑战
二战后，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进第三个50年之际，它又面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考验和大挑战。
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科技发展领先地位、经济发展占优势的挑战;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在体制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五、时代主题的转变与实践的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有关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同样，在20世纪后半时期，我国选择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由这个时期世界所处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客观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遇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重要作用，经必须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改革的道路。改革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客观要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当程度上是借鉴苏联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已被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有眼中钉缺陷和弊端，明显阻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努力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同时还应看到，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社会矛盾，都加快了对自身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步伐，实际上也都在改革。这意味着改革已成为世界性潮流。邓小平吧改革当做“第二次革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这正是适应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世界潮流，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抉
择。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经典之作力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曾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他们都不可能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这个回答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
摘要：造成今天台湾和大陆对立的历史原因有很多，我觉得国共内战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人信仰暴力革命，思维定式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从历史上看，谁想在中国执政, 都必须经过一番血战。如果当年国共两党都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军队是国家的，那么无论谁想上台,都必须通过选举。无论你主张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执政。那就不会有国家的分裂, 人民的对立。 关键词：历史回顾 中美问题 历史回顾 正文：
造成今天台湾和大陆对立的历史原因有很多，我觉得国共内战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人信仰暴力革命，思维定式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从历史上看，谁想在中国执政, 都必须经过一番血战。如果当年国共两党都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军队是国家的，那么无论谁想上台,都必须通过选举。无论你主张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执政。那就不会有国家的分裂, 人民的对立.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观点也对立,平时也是死掐。但两党的斗争手段是有限度的,至少不会变成武斗,甚至内战。原因就在于军队是国家的, 不是政治党派的工具。 一 ，中国台湾地区历史回顾
1、三国时期，吴国孙权派卫温率船队到达夷洲(台湾);
2、隋朝，隋熠帝曾三次派人去流求(台湾)，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元政府设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
4、明朝，郑成功把荷兰侵略者从台湾赶走;
5、1683年清军入台湾，第二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1885年正式在台湾设行省;
6、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割台湾给日本;
7、1945年，中美英三国签订《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
8、二战后，国内解放战争国民党战败，1949年逃往台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的政策下，台湾与大陆分离至今。
二，国共内战造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对立
自一九四六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九年底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地方,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到台湾,从此造成两岸实质上的分裂事实。两岸没有签订任何停战协议，所以理论上说目前海峡两岸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两岸对中国的解读各不相同,大陆认为中国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认为中国即是中华民国。
三，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使台独思想膨胀
台湾曾被日本侵占五十余年,与大陆隔绝造成部分在日据时代出生的台湾人对中国认同感降低,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又有一部份台湾人出于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同时对弃台不管的中国大陆政府的愤怒。从此开始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种思想,谋求将日本人赶出台湾,在台湾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便是今日台独的雏形,这种思想后经二二八,美丽岛等事件从而在台湾民间相续酝酿,而国民党政府对台的高压统治无疑使这份台独力量在民间得到膨胀,一系列的独裁高压统治造成部分台湾原住民对外来政权的抵触心理.久而久之台独思想发展成台湾岛的第二大主流思想。 五，中过关于台湾问题的理解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从国内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决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2)从国际法来看：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进一步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已有160多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他们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也证明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组织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2. 中国政府的态度：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呼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六，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预
台湾问题实际就是中美问题。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就曾派出第七舰队干预中共解放台湾。半个世纪过去后，美国对台湾及中国的态度依然不明确。
在台湾问题上，鉴于两岸关系“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基本格局，鉴于中国政府力争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坚定立场，鉴于美国“控台制华”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认为实行“维持现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政策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即：既宣称恪守中关三个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与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反对中国对台动武，不断向台提供高技术武器装备，助长“台独”分裂活动。美国为维持现状，虽会对“台独”突破其政策框架的分裂活动进行一定的约束，但这个政策的侧重点是阻挠统一，以台制华。对此，中国应及早谋划有效的对策。
摘要：两岸关系问题围绕着以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其主权归属的问题展开，错综复杂而极具争议性。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在于台湾是应继续保持为中华民国的有效统治领土，还是应与现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管辖的大陆区域合并统一，亦或者是应宣布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在于台湾的主权是应属于中华民国，或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独立运动人士所支持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关键词：两岸问题
台湾问题
一个中国
正文：造成两岸关系问题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争议——国共内战的残留问题
中华民国是于1912年在南京成立，但于1949年失去对大部份领土的实际控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北京成立后，将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在此后几十年，中华民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台湾及大陆(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江心坡等地区)在内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一直宣称要收复大陆。时至今日，中华民国政府立场自1990年代开始已渐有所改变，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国共产党对大陆地区的实际统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放弃以武力收复大陆。不过，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正式放弃对大陆地区的主权。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时就一直认为“旧中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而被“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而且声称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不可争议之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放弃在必要时以武力强取台湾。同时也表示，只要认同所谓“九二共识” (具高度争议性)，“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台湾问题的各方长期维持所谓的刻意“模糊”政策。对于海峡两岸的“现状”，即台湾目前的政治及法律地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与见解，甚至对历史本身也有不同的认知与解读。而“维持现状”，既可理解为反对宣布独立(反对实际台独或法理台独)，也可理解为反对合并统一(中华民国一直就是主权独立国家，并从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分立分治、互不隶属)，当然也可理解为同时反对独立与统一(维持目前的“模糊”状态)。正因为台湾内部以及两岸之间对“现状”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及表述，才使各方都能够接受“现状”，不致冲突。但是，此“现状”并未明确定义台湾的政治及法律地位或说明未来安排，因此这种模糊政策也被批评为危险的策略，任何冒险的擦边球或误算都可能导致冲突或全面战争。
二.外国和中国的矛盾——美国等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1895年日本通过侵华战争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了台湾，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1943年12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应将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签署、后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到现在，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 。事实上，在这两个文件签署后几年中，美国等其他盟国都曾多次声明，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替入侵台湾制造根据，完全不顾《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食言自肥，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且在没有中国参加，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合约”。在这两个文件签署后几年中，美国等其他盟国都曾多次声明，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替入侵台湾制造根据，完全不顾《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食言自肥，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合约”。对这份合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时就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长期以来，美国基于传统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及道德利益的考虑，一直视台湾为其控制亚洲的战略要塞。战后，通过全面推行“一中一台”政策，全力支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阻挠中国的统一，直接导致了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中美建交后，美国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近十几年来，美国还一直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 促使其加速 “台湾政权台湾化”的步伐等举动，无一不给台独分子和岛内主张“台独”的在野势力莫大鼓励。 美国少数政要及学术机构还公开支持台湾 “住民自决”和“独立”。同时，作为维护美国在台利益的备用手段和制约措施的台独势力，一直保持在美国国会和历届政府的视野之内，受到支持和纵容。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牵制台湾当局，使之不至于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并可在必要时取国民党政权而代之;另一方面，迫使国民党政权向民主化、自由化、台湾化的方向发展，以长期维持一个“亲美抗共”的“民主政权”。
三.少数人的阴谋——台独分裂分子的煽动破坏
所谓“台独”，即“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外国势力策动和扶持，存在于台湾及海外的一种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台独”的实质，就是企图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终政治目的，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独”势力炮制的“理论”主要是：第一，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主张台湾问题国际化，引进外力达成“台湾独立”;第二，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鼓吹“台湾民族论”，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第三，歪曲国际法关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台湾住民自决独立”或“台湾前途由全体住民自决”，“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尤其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主政以来，日趋台湾化， 并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分裂祖国的政策。对民进党的一些“台独”言行，台湾当局采取“低调处理，只说不做”、“抽象打击，具体宽容”的态度。在这样的纵容姑息下，对“台独” 的一些猖狂活动打击无力。 如1991年5月， 海外“台独”暴力团体在台进行破坏活动，台当局曾对其采取行动，逮捕其4名成员，但当“台独”分子煽动教育界师生举行罢教、罢课、举行示威游行等一系列闹剧后，台湾当局软了下来，不仅检讨自己“时机不当”、“礼貌不周”，而且无可奈何地以交保的形式释放了被抓的几名“台独”头子。而当陈水扁上台以后，在2002年8月3日，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第二十九届年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陈水扁透过电视直播方式致词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要分清楚”，他并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这些少数台独分子的猖狂言论，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也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
结语：虽然两岸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一九七九年后，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一九八七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迫切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李白在积极浪漫主义诗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其特殊的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研究李白积极浪漫主义，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的因素。只有对形成的原因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感受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
一、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及文学现象，首先就要考察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为任何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归根到底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特定的文学是特定时代的反映，风格是时代的产物。李白乘时代之风，翱翔于诗坛，因而他的诗风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文学已有的成就是李白积极浪漫主义诗风汲取的营养
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母体，广纳域外精华而蔚为大观，这种广泛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促使了盛唐诗人对新生事物、气象的追求。李白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浸润下，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自由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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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抱着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创作态度，继承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时代的进取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同时他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善于从多方面来学习并吸取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李白的个人经历，所受儒、道、侠思想的熏陶与影响促进了他独特风格的最终形成，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伟大的旗手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家庭。他从小“诵六甲，观百家”，喜击剑游侠。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道教气氛浓郁的蜀中，环境对他的儒道信仰影响甚大，后来他又学习纵横术。就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受到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也使他的诗中有了那种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奋发昂扬的气势。安史之乱起，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后却被定为反叛罪，被迫离开长安。他虽然极端痛苦，但总是在那里挣扎、抗议、奋斗，仍然表现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铮铮傲骨!在这一时期他揭露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多，反抗精神也愈加强烈。
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使他有“济苍生安黎民”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但“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不免与道家厌世的思想合流，游侠的思想又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追求一种个性的张扬，养成狂傲不羁、飘逸洒脱的气质和豪迈旷达的作风。这是魏晋开始以来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也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
李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的“无为”，庄子 “无用” 的思想，厌世、孤傲的风格在李白身上可找到影子。这种道家思想影响又有着双重作用。积极的一面是狂放不羁、大胆追求、热切的寻求个人自由与解脱。森严的封建礼法和庸俗社会关系使他窒息，黑暗的社会中找到出路，所以便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急切地追求着个人自由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消极影响是表现颓废避世的一面，一味地求山访道、喝酒取乐、脱离现实，将道家那种消极因素带入到他的诗中，无形中消弱了他的浪漫主义表现力和感染力。
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独特的思想，而独特思想又造就了诗人独特的性格。他们既有区别又有相通之处，在李白身上是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就导致了李白思想的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求仕与隐居思想行为的交织与融合。天地之道，得之于心，然后吐之为文章，这就是李白的诗歌。儒、道、侠三种思想奇妙地统一于李白思想性格和气质中，这种独特的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极大的批判现实力量。李白积极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这是李白积极浪漫主义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摘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下形成了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知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伟大思想——邓小平理论。
关键词 : 邓小平理论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主观条件 历史意义
正文
一、邓小平理论的概述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发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曾经做出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许多好的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了这些思想和观点，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时代特征提出来的理论观点。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形成正确的理论是十分珍贵的。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为我国一心一意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良好机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失误产生的原因，果断的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邓小平领导党从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理论推向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实现两大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实践。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邓小平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了独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中国跨世纪的目标、纲领等作了深入论述，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理论。
三、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
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邓小平精辟的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才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二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邓小平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也使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邓小平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之一。 邓小平为什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首先，在邓小平的一生中，其个人的经历与努力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他具有顽强的奋斗精神。邓小平的一生有着“三起三落”的独特的实践经历，邓小平年轻时代留学法国和苏联，既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亲身感受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和进步，既掌握了“工业化道路”的初步知识，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既培养了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又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以及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的决心。
第二，从少年时代离家外出求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过广西百色起义，参加过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经
历过的第
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指挥过一个方面军以及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战役和决战，他出任过西南局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等。他活动工作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党建、外交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直到去世，几乎党成立以来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经历过。
第三，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经历了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磨炼。第一次“落”是在 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瑞金，第一次“起”是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第二次“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二次“起”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三次“落”是在1976年5月，第三次“起”是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不乏“落”了又“起”，“起”了又“落”的人，但像邓小平这样“三落三起”实属少见。更为少见也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每次“落”都不是因为他确实犯了错误，而是因为他坚持了正确的意见而受到错误的处理。因此，当他的正确意见被实践证明和被人们普遍接受以后，错误的处理就不得不撤销或改正，邓小平也就必然地由“落”再“起”。这样，“三落三起”不仅使邓小平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使邓小平在逆境的磨炼中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养成了不信邪、不怕“鬼”、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形成了善于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思考未来、规划发展的思维方式，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
20世纪40、50年代，由于主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转变没有能及时的把握，党的指导思想迟迟没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的对时代的主题做出了新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问题或者是发展问题。他再三强调“世界变了，我们的观念也要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些因素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邓小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总之，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形成的主观条件。
五、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一个时
代的伟人，历史的巨人，虽然已溘然长逝，然而他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都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向前迈进!
作为时代的代言人，当代大学生，面对跨世纪的宏图和历史赋予的重任，我们不仅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更真切地感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迫切性。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用邓小平理论构筑精神支柱。
新时代的我们应该高举伟大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努力学习，大胆创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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