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新时期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需要在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中以准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为前提。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等式说明，深刻理解经济发展方式需以深化领悟经济增长方式为逻辑起点。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但它却是基于解决改革实践中的重大新问题，在尊重经济发展研究的逻辑演进基础上，注重从拓展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入手，从更广阔的视野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递进与理论创新的思路，既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
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经济界与理论界研究的热潮。可从执行效果看，在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如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量方面，几乎都是超目标实现，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落了空。新世纪发展的新阶段，基于环境、高能耗、结构性通货膨胀等新问题，粗放型经济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从而把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贯提法变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将其写入随后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这个新提法，蕴含着什么样的新思路，激发了经济界和学术界新一轮研究热潮。
在一系列急需研究的新问题中，重中之重是厘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对其理解的好坏和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对过去该项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成果的巩固，以及今后一揽子明智改革思路的提出和一系列富有成效政策的出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之众有如汗牛充栋。可从它们论述的具体观点——诸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还是继承?如果是继承，那么前者相对于后者，在概念的内涵上到底又被拓展到什么程度?这种概念的拓展，是依据经典理论的表述还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恰当归纳?——看，却莫衷一是，各执己见。有鉴于此，本文再次从理论研究史和实践演变的角度，通过进一步深化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清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间的关系，以有助于在新时期进一步厘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和找到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项举措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
一、从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演进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递进的内在联系。深刻理解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首先理解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实践如何从重视“经济增长”转变到重视“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余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初期世界各国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恢复或发展经济。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穷问题时，也认为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把蛋糕做得大些”。此时，“‘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
基于这一发展观，人们主要关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要提高发展水平，即从“欠发达”阶段变为“发达”阶段，就要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归因于四大因素：资本积累、新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因素首推资本积累。然而，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尽管欠发达国家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化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失业人数和贫困人口的数量却一直增加，并出现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均、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墨西哥就是一例。这种发展现象促使人们对注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产生了怀疑。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发展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此后，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一差别得到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同，许多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调整所应包含的范围及如何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看，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区别是基于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状况的观察与思考。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加以区分，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拓展了发展观的研究视野。它启示我们，决不能把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简单地等同于实现了经济发展。当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但是，如果政策失误，或机制上存在缺陷，则完全有可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而又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对后者的替代，而是以后者为核，从更广阔的视野寻求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来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因此，深刻理解经济发展方式需以深化领悟经济增长方式为逻辑起点。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类型及划分标准
关于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已有的工具书和教科书还没有作出专门的定义和解释。根据国内外已有文献对经济增长方式内涵较为普遍的提法，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经济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例如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从经济增长过程特点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速度型和效益型或数量型和质量型;从经
济增长源泉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投入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
尽管以上分类的依据各异，但基本的思想相近，大致可统一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集约这两个词，最初来源于农业生产，广种薄收为粗放，精耕细作为集约，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粗放与集约这两个词也延伸到了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领域，被规定为以不断追加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求增长为粗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物耗、能耗，用较少的耗费取得较多的成果求增长为集约。把粗放与集约的含义应用于探讨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等实体性生产要素的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受制于实体性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快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资源的大量消耗，其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技术、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手段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来支撑经济增长。由于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这类渗透性生产要素能使经济增长摆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在长期中表现出持续增长的状态，因而使经济增长具有低消耗、高质量、高效益特征。如何判断某一具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或是集约型的?理论界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类型进行实证检验的客观标准，主要是依据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则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它主要立足于探讨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期待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种把要素结构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探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符合经典发展理论基本研究思路的演进轨迹，积累了探索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经验，为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了基础。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递进与理论创新
作为一个术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是通过政治程序确立的新提法，其全部内容和体系结构尚待研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到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战略任务的高度，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在党中央文件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思路的第一次正式表述。党的十七大之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明显转变的同时，经济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变得更加尖锐化的老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国际外贸顺差过大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城乡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新问题。这些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单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必须拓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框架下去寻找对策。
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丰富与深刻的观点，已在经济界与理论界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可是，由于理论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在哪些观念和方法上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方面，还处于探索过程中，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据此以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与举措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却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还需在进一步厘清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演进逻辑和实践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去深化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理论创新之处。要准确理解之，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党的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思路阐述的字里行间中去思考。
从内容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涵盖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每一个方向上的拓展，都是基于解决改革实践中的重大新问题提出的，其理论创新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包括内外需求结构、内需中的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浇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问题提出来的，蕴含着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新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代表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的，富含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突出农业由弱变壮、工业由大变强和服务业由慢变决的新思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代表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而技术进步贡献不大问题而提出来的;体现了突出自主创新、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作为形成新竞争优势基础的新思维。
从理论上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它也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解决增长问题，而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功夫，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这个理论创新的思路既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规范，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结论及延伸
梳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历程，我们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而是针对经济增长在新时期出现的突出新问题，在视野和内容上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继承和拓展。它除了回答在转变增长方式所强调的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方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且突出了在发展的道路上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以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更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更有利于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破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破解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改革开放新阶段所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即使我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应包含的内涵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上都还需继续探索和完善。不过，所有这些需要探索和完善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的制定，都需要在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中以准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为前提。这，不仅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也是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王 骏
作者：唐 龙
摘要：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创新，是党和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丰富，在思路上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观;节能减排
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从过去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蕴含着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已经有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理解和把握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其对发展思路所提出的新要求，并尝试性地贯彻落实我国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服务，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看“增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裕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初期世界各国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恢复或发展经济。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穷问题时，也认为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把蛋糕做得大些”。此时，“‘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
基于这一发展观，人们主要关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要提高发展水平，即从“欠发达”阶段变为“发达”阶段，就要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归因于四大因素：资本积累、新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积累。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尽管欠发达国家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化，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失业人数和贫困人口数量也一直增长，并出现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均、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墨西哥就是一例。这种现象导致人们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献中，对发展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此后，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一差别得到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同，许多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调整所应包含的范围，以及如何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
从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过程看，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区别，是基于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状况的观察与思考。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加以区分，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拓展了发展观的研究视野。它启示我们，决不能把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简单地等同于实现了经济发展。当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但是，如果政策失误，或机制上存在缺陷，则完全有可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发展的理想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经济工作的考察，应当把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注重“量”而言，经济发展更重视发展的“质”。发展不只是一种经济的连续增长，而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消除经济增长障碍或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我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演进
增长方式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大问题。我国经济建设从低水平起步，基础差、底子薄，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的粗放特征。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决策层，都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逐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开始注意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价值规律作用、不重视效率等弊病，指出要重视生产活动中“不惜工本”的问题，并讨论了改变粗放式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了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20世纪6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引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并分析和比较了其优劣。在这些讨论中，开始关注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果，形成了粗放型、集约型、外延型、内涵型等表示经济增长特点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看，尽管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粗放经济增长的害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均存在高度共识，但是，增长方式至今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甚至在21世纪初反而出现了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和经济过热。根据张立群教授的研究，在1978年至1995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43%;而在1995年到200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则降低至27.8%。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
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到2020年，我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产生持续压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压力。
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了新时期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说明，经济增长率不应成为衡量经济成就的唯一指标，经济成就的高低还需要用其他社会发展指标加以衡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新体会，提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而首次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置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优先地位。之后，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进一步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把过去我国一直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提法富有新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蕴含着党和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发生了重大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且包括把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见物不见人的陈旧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这一思路的调整，意味着在发展的手段上，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要素的投入和使用方式上，要立足于促进人本身的发展、提高人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度和对发展成果的受益度。而且，在发展的目标上，再也不是单纯加快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是要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质上是解决新时期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三、以思路的调整与创新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统筹规划。依照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本文认为，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效，在思路上应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调整和创新：
1 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投资结构看，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过多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提升GDP产值的重工业。这些重工业中有很大_部分(如资源开采与加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是一些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基于这一投资体制，在激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之间存在高度内在逻辑关联，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脉。
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以2007年上半年为例，我国工业特别是高耗能一高排放、高污染行业仍过快增长，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合计增长20.1%，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7.2%。受利益驱动，一些地方国有资本也有继续向这类企业增资扩股的迹象。人均资源少、环境压力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它不仅提高了我国经济运行成本，而且也将加剧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困难，不利于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压力。
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用其他行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短期这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有利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有利于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这一新的发展思路，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2 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经济发展非均衡动力学观点，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或几个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率先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或区域发展。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可以是自然形成，也可以是政府培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于实施赶超战略的需要，其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的形成多是以政府培育为主。同时，从发展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依次更替的过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更替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推进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过程。
把以节能减排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落到实处，也需要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能减排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这就有一个重要的权衡问题。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一种重要思路，在于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寻找补偿的机制与渠道，用新的思路推进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促使经济发展主要由重化工业的扩张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由区域之间不平衡的、相对封闭的发展转向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
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讲，要改变当前单纯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化工业的趋
势，必须适时发现可能出现的新的主导产业，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寻找新的动力支撑。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我国正处于从经济起飞向成熟经济迈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服务业本身的附加值进一步增加，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还可缓解由于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所导致的就业压力，使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经济产值增加与工人收入总额增加统筹兼顾，从而实现经济的协同发展。二是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对于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地区，制造业在较长时期仍是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所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以提升该产业的附加值，这对于在不提高能耗和排放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有着重要意义。为此，需要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加速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坚决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提升竞争力的立身之本。目前，我国已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其所需的关键生产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这已通过实施教育优先和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由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向一个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从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重要现实。这一现实与我国以地方分权为主的权力结构相结合，导致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使我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特征。这些局面和特征，是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保护难以有效施行、经济效率低下的深层结构因素。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打破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尊重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效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为此，国家应在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思路的前提下，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两个基本支撑，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家扶持机制。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同时，要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的政策支持，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
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路上要以实现又好又快为目标，以有利于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动力源，在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极方面，力求取得重大的新进展、新突破。
3 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
根据演化制度学派的观点，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转变作为支撑条件，则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取得实效。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根植于一种既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看来，深刻地理解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仔细思考从一种制度体系向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要搞好节能减排、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外，还要强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保障作用，以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涉及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因素很多，我们按照对搞好节能减排、推动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重要性，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体制创新。
第一，改进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完善监督机制。过去偏重经济增长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导致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当前利益，忽视资源环境成本和长远利益，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使经济发展难以抑制低水平扩张冲动和无序竞争，难以纠正各种“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应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方法，防止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发展的倾向。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问题，既要将促进城乡就业增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列入考核内容，也要研究规范这些指标的统计监测方法和考核办法，提高考核质量。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短期行为。
第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利于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容易滋长市场保护和分割行为。政府管理经济长期偏重于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而对能耗、排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不足，这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不利于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鉴于此，政府应积极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针对当前矿产资源制度不合理的状况，可以考虑改变资源税征收办法，对储量征税，按照企业分得的资源储量来征税，或者根据煤质的不同和开采条件的变化，适时合理地调整适用税额，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减少矿产资源浪费。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另外，要完善财税政策，制定行业标准，扶持节能产品的开发，如低油耗、低排量汽车、节能建筑，同时使用税收政策调节浪费资源的行为。今后需考虑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降低或取消高耗能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第三，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刺激了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消耗。要抑制对要素的过度需求，健全资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最有效的办法是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稀缺程度。经验证明，在促进资源节约的四种手段(法律、行政、教育和经济)中，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很重要。没有有效的经济激励和惩罚机制，企业和个人一般不会主动考虑如何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推进价格改革，纠正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现象。同时，也需辅之以恰当的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努力形成“谁节约资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回报”的市场机制，使企业、个人自觉地加入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来。在理顺各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中，重点是调高能源价格、降低能源消耗系数，包括要尽快出台燃油税，提高汽油价格，还要逐步调整煤、天然气和电的价格。
四、基本结论与问题延伸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创新，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路上，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力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进程，并为新时期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然而，作为一项新的任务，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包含的内涵，还是具体的操作方式，都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
作者：唐 龙
摘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发展新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新目标，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我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现状，提出了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及其财税对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全国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思想。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我国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辨析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品生产量和劳务量的提高，它通常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则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增长，而且强调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平衡的保持、环境污染的治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质量的变化等。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又不同于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只增长不发展”的现象。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二、当前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
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质消耗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因此一贯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长特征。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增长成本，提高和保持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1987年我国政府提出要将粗放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1995年又明确提出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由此，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开始了从粗放到集约的第一个历史性转变。
然而，在我国经济近期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较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表现为以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协调、国际收支不协调和自主创新能力低下为特征的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表现为以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中不和谐因素的存在。这不仅使我国为经济增长所付的代价日益增大，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也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虽实现了年均增速超过9%的高速度增长，但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虽实现了产量的增长，但却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不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而且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6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能耗、30%钢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20年，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平均为0.5，“十五”期间却超过1.0。我国“十五”计划预测，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从我国与西方7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比较来看，G-7国家平均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11.7×10(6)焦，而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69×10(6)焦，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
(二)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靠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长期不足。据统计，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但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却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是80.1%(2002年)，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如美国是国际上进出口第一大国，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排在国内消费之后。高投资低消费的后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
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主要发展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中国更成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从而急剧扩展为世界的“加工车间”。第二产业的急剧拓展成为80年代以来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急剧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农业的相对落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等一些后遗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占GDP比重较小，还不到
40%，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
(四)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沿海东部地区，还是广大内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之间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产业结构类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据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2004年扩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时，各地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比上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五)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显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现象严重，自主知识产权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并会造成国家创新地位下滑。据央视报道，2002-2003年度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为第33位，2004—2005年度的排名为第46位。造成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
三、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应采取的措施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应从以下五方面人手：
(一)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二是要抓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三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实行开放式创新;四是要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五是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六是要大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二)强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要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要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三是要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四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五是要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六是要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三)实施绿色经营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一是要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使其不仅能反映生产的总产出和消耗，而且还要反映其社会成本。三是要建立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建立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体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机制，真正使节约资源和治理污染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的行动;四是要推进资源节约型科学技术进步，加大对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加快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
(四)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一是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二是要靠科学的区域规划，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三是要靠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各区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好各区域的发展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四是要科学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五)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水平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对策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主要有：
1 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要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并在加大财政投入规模的基础上，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增加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投入，加大对社会公益性科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2 调整税种和税收优惠政策。在支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税收政策与制度有着突出的作用，这涉及许多税种和有关优惠政策的调整。另外，还可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手段支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
为了强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把收入和支出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直接税占地方财政的比例，减少间接税所占比例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1 强化各项财政支农惠农政策。财政应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大补贴政策的实施力度，包括用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直补，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农村长远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等。另外，应重点向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产业化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综合效益。
2 实施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一是要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三是要完善能使居民增收减负的制度，如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
(三)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财税政策
节能降耗、保护环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为了实施绿色经营战略，在财税政策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
1 调整出口退税率和关税税率，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2 提高资源税税率，改革资源税征收办法，由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征收资源税是促进资源节约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资源税税负偏低，且征收办法存在缺陷。目前国际市场资源价格普遍上涨，而以往实行的从量征收无法体现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效果，改为从价计征后，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3 开征环境保护税，完善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措施，充分运用税收政策缓解环境污染，保护紧缺资源和能源，从源头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生产。
4 加大财政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我国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大举措，今后应加大财政对这方面的投入，积极推进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的调整。
(四)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财税政策
一是要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的作用;二是要改革税制，实行对中西部积极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分成比例方面，给予中西部地方财政更多的优惠，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三是要加大国债资金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力度，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五)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水平的财税政策
一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利用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二是增加中央财政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促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应按照CPI变动调整社会保障对象和低收入者补贴，补贴的来源应纳入财政预算;三是要进一步落实减免税费、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职业培训补贴等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四是中央财政要大力支持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以帮助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总之，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经济政策中，除了财税政策之外，还有金融政策和发展规划等，我们应将这些政策综合起来运用，形成协调一致的经济调节机制。
责任编校：王展祥
作者：钱淑萍
新华网北京8月11日电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1980到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源消耗从13.26吨标煤下降到4.75吨标煤，下降64.2%。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2000年美元)计算，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GDP增长了114%，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21%，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11%、40%和20%。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2003-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8%，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
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
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
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履行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恰当地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社会管理职能。要通过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等，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完善各类质量、安全、环保等法规和标准，强化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强化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技术创新;打破市场垄断和市场封锁，维护市场秩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镇域经济增长——洇溜镇副镇长崔彦海 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缩短城乡差距、加快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镇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实现区域经济总量扩张、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农民增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镇立足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定不移地贯彻“工业强镇、农业立镇、产业兴镇”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地抓招商引资、抓园区建设、抓重点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不断培育镇域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激发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在镇域经济发展上实现了新跨越。
一、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培植产业优势。近年来，我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抓园区经济、招商引资和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使镇域经济特色产业优势更加明显。镇域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展，其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结合当前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实际，找准特色定位，选准突破口，找到关键点，努力培植壮大适合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镇域经济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实现长足的发展。
二、坚持抓投入上项目，靠合力扶工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工业是镇域经济的支柱，项目是工业发展的抓手。几年来，我镇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正确处理全局与重
点的关系，在产业发展上变平衡用力为重点突破，通过大力实施优势品牌战略，采取企业带动、投入支撑、政策扶持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在繁荣镇域经济、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财政增收和农民致富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项目建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骨干企业更是一方经济的有力支撑。正是抓住了这些工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我镇经济才得以不断膨胀发展。
三、强化招商引资，走借力发展之路。经济要发展，资金、项目是关键。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资金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问题更是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只有在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自我膨胀发展的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不断开拓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楼宇经济，走借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才能有效破解资金瓶颈制约，不断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狠抓园区建设，打造承载镇域经济发展平台。园区是产业集约快速发展的载体，也是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平台。近年来，我镇把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来抓，立足各自产业和区位优势，突出一二三产业发展，相继规划了一批特色园区，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载体和平台作用。经济园区作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聚集的主要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目前在项目用地总量紧张的情况下，园区在承接外来投资项目上的优势
更加凸显。只有立足产业定位，切实加强园区建设，搞好功能配套，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才能更好地保障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五、不断优化软硬环境，夯实镇域经济发展基础。坚持“把硬环境做强、软环境做优”的原则，突出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等工作重点，镇域经济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夯实了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硬环境建设方面，以完善道路建设为重点，带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条件。在抓好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要重点突出引导和服务这一核心，不断提升优化软环境。突出表现在，积极引导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发展生产，并在信贷扶持、土地征用、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等方面积极帮助协调，促进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实行党政成员挂包重点项目责任制，对每一个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跟踪服务，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及时为引进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排忧解难，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镇村干部的选用上，对优秀机关干部侧重于向经济管理部门倾斜安排，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选用标准首先必须懂经营、会管理，使一批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从而提高了镇村干部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查处“三乱”和各种侵权行为，依法打击各种侵商、扰商、袭商行为，为镇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优化环境就是发展经济，哪个地方的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坚持软硬环境一起抓，使硬环境更硬、软环境更优，形成有利于镇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不断激发镇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分析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意义和价值 姓名：王贤才专业：信工计算机班级：政治2班学号：2004110023 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切实遵循经济规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产业结构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调整三个层次产业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需做到：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经济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综上所述，调整经济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在未来高速发展中寻求生机和更好出路的重要手段。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了，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
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
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财经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5条
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
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
三、四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
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52.00 -0.38%]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
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的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这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因为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
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么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原刊《中国发展观察》)
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钢铁产业增长方式转变2007-09-10 20:43:31|分类： 学术研究 |标签： |字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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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订阅摘要：钢铁产业是典型的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如果不从技术进步入手提高其能源、水资源等使用效率，解决好环保问题，我国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是一个巨大问号。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从90年代起就引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理念，不断加大节能降耗技改项目的投入，促进了各项耗能指标全面下降;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全面开展削减污染排放总量的治理工程，使环境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探索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模式。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循环经济济钢钢铁产业
一 引言
(一)济钢集团概况
济钢(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始建于1958年，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现有资产337亿元，在职职工3.8万人。改革开放以来，济钢发展步伐不断加快，1991年产钢100万吨，1996年超过了200万吨，2000年超过了300万吨，现已形成了集工业、贸易、科研、开发、服务于一体，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二)济钢发展循环经济背景
钢铁产业是个典型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每年能耗占全国l0%左右，其中电力消耗1400亿千瓦时，约占工业总消耗的11%，洁净水40亿吨，约占l0%;粉尘排放约110万吨，也占到13%左右”。[1]钢铁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废水对环境的污染和粉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对大气的污染。如何真正实现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每一个钢铁企业都是一个需要直面的命题。济钢作为国内的钢铁大企业，同样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曾经是济南钢铁集团公司生产经营的写照，10多年前，由于严重的烟尘粉尘、废水污染，废渣堆积如山，济钢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曝光，济钢集团由此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能源、资源压力和舆论压力。为了走出困境，十年前济钢集团开始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济钢集团实施煤气、钢渣、工业水、余热等四项闭路循环利用。十年来，济钢基本实现了工业污水零排放、吨钢综合能耗下降了42%，全公司经济效益提高13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我国钢铁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典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钢铁企业都像济钢一样，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多钢铁企业仍然延续传统粗放型增产发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国内外条件因素的制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钢铁产业就慢慢地陷入发展困境，如何摆脱困境，在困境中生存发展已成为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 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钢铁作为高污染、高耗能的的产业，它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压力，陷入了困境。
(一)环境压力
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看，基本上是“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有的企业甚至是只顾发展而不管环境的治理，造成环境的日益恶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开始变的日趋严格，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污染物排放，尤其是限制污染物排放。我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受到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方面的限制和制约，特别是二氧化硫、污水、废渣等污染物的控制和排放。“因为我国钢铁工业目前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了70%的比例，燃煤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二氧化
硫排放总量的90%以上。为推动能源合理利用、遏制酸沉降污染恶化趋势，改善城市空气污染，国家对工业部门控制燃煤造成的二氧化硫大量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因此，钢铁产业要发展就必须就必须要适应对排污总量控制和环境容量的要求，转变生产模式，提高社会效益
(二)资源压力
我国资源压力主要是资源、能源严重短缺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不足。“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4，位于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很少的13个贫水国之一，被联合国机构称为处于严重缺水地边缘。”[3]目前，我国有16个省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170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其中有10个省低于500立方米严重缺水线。在我国的662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2.矿产资源短缺。“截至2000年底，我国保有铁矿资源总量458.94亿吨，其中保有储量125.54亿吨、保有基础储量235.19亿吨。我国人均保有铁矿资源储量36.23吨，而世界人均保有铁矿资源储量51.19吨。”[4]我国对铁矿的进口量已占到世界铁矿交易量的50%，而且其中的70%受世界排名前三的钢铁供应商控制，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钢铁企业的安全发展。
3.能源短缺。主要表现在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方面的不足，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大部分是靠进口，而对于煤炭，虽然储存量较大但是开发浪费严重、利用率低，已出现紧张状态。电力不足已是我们能够经常感受到的，拉闸现象常常出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由于我国铁矿资源不足，利用进口铁矿满足国内钢铁生产需要已成必然。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安全。因此国家在鼓励国内企业扩大进口的同时，应该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转变过去那种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提高矿产的利用率，促进钢铁产业高效健康发展。
(三)竞争压力
目前，从国内市场看，“一方面钢的生产能力已超过3亿吨，并且在建产能还有1亿吨以上，而这些在建产能也将会在今后几年陆续释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针对钢铁投资过热进行宏观调控，将会导致钢材需求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趋势，进而会导致供大于求的局面，钢铁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5]。从国际市场来看，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在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之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各种优势也将随之逐渐减小甚至消失，我国大型钢铁企业直接面临着来自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市场竞争形势十分严峻。
所以在如此众多的压力下，钢铁产业将如何发展，将何去何从，是继续走传统发展模式进行粗放型生产，还是转变现有的的生产模式，走新型的发展道路?也许我们从济钢摆脱发展困境的发展模式中能够作出准确的选择。
三 济钢走出困境的途径——发展循环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对于循环经济这个概念，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共识。曲格平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6]。吴季松认为：循环经济就是要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靠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7]。而吴绍中则认为循环经济就是要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建立起反复利用自然的循环机制，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中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8]„„，当然对于循环经济本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大都承认循环经济是以“3R”为原则的，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因此，笔者以为：循环经济就是针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线性经济而言，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起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济钢发展循环经济的历程
济钢是在“九五”期间开始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当时济钢面临着内外部压力，自身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排放大，积极效益低下，而国内外市场竞争又极其激烈，原燃料价格上涨，钢铁产品价格下滑，企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小，同时，环境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正是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济钢开始探索一条既能提升市场竞争力，又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途径，经过十多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一条发展循环经济的新道路。它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1.淘汰落后工艺，更新旧设备，精料减量，大力实施节能降耗。“九五”期间，济钢抓住降低成本不放松，不断深化节能降耗。投入大量资金对旧式设备的更新改造，围绕淘汰高耗能落后工艺，实施“四全一喷”(炼铁全精料、炼钢全精炼、全连铸、轧钢全一火成材、提高高炉喷煤量)[ 济钢发展钢铁工业循环经济效果 胡新亮，孙德民，李洪福节能环保 200510]，淘汰落后工艺，缩短工艺流程，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它体现的是“减量化”原则
2.以环境为关注点，提高资源循环利用，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为了减少废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济钢提出了‘不求最大，但求最精、最强、最美’的发展思路。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污染资源化治理”的方针，制订了《创建节能清洁型工厂规划》，大力推行清洁生产”。[9]建立了“四闭路”循环系统，即：“煤气闭路、钢渣和含铁尘泥闭路、工业用水闭路、余热蒸汽闭路”[10]。通过“四闭路”的实施，基本上可以是实现废物资源化，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3.构筑产业链，实现从自发性发展循环经济转变为科学性发展循环经济。济钢刚开始走循环经济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但是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加深了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意识到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科学的循环经济的道路。于是，企业的关注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原来的以产品为关注点，着力提高产量、质量和品种为核心，转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着力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改善环境为核心。它通过构筑产业链，实现从单个环节的循环升级为整个大系统的循环;从一般意义上的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转变为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最后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济钢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
济钢发展循环经济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认识，增强环境资源意识。钢铁产业是个高消耗、高排放的行业，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钢铁企业能否实现清洁生产，保护好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形象和生存，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将消灭企业。所以济钢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不断加强环境意识，，通过节能降耗、源头消减来实现环境保护，不仅没有增加环境成本，且带来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2 坚持“三种”创新，突破瓶颈制约。
以观念创新为先导。济钢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的实践中，树立“污染物和废物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创意无限，资源无限”等观念，改变环保必然增加成本、减少效益的传统观念，“对渣、尘、水、气等工艺代谢物实施“四闭路”系列措施，进行资源化治理，实现了废物资源化、轧钢加热炉和烧结机点火无油化、锅炉无煤化、取暖制冷余热化的“四化”。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8%，年创产值2.5亿元。”[11]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是中国钢铁企业的技术之路，也是中国钢铁缺乏竞争力的根本缘由，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钢铁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济钢较早认识到了这一点，自1996年以来，济钢先后就投入7亿多元研发费用，自主开发了120多项节能清洁工艺技术，形成专利117项，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77项。其
中干法熄焦技术研究与应用和热能资源高效梯级利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成果不仅是济钢走在技术前列，而且还成为济钢经济效益的增长点。
以管理创新为保障。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以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引入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引导各部门珍惜资源能源，促进高效利用。引入绩效管理模式，为循环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创新的平台。
3.关注社会责任，延伸循环经济链条。积极承担社会义务，回收处理社区生活污水，用于生产和绿化。通过不断拓展消纳处理社会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功能，实现社区友好、社会友好。
(四)济钢发展循环经济所取得效益
近十年来，济钢坚持不懈地推行清洁生产，探索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了成本、质量、环境、资源、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为企业争取了发展可能空间，为社会减轻了环境负荷，同时促进可社会的发展。
1.降低了能耗物耗，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发展循环经济初期，“济钢主要生产工序中只有2个工序达到了特等工序能耗水平，大部分都是三等及以下工序。目前，全公司17个主要生产工序中，有11个成为特等工序，3个一等工序，3个二等工序，消灭了三等及以下工序。2004年吨钢综合耗新水比1995年降低了77%，年节水1.13亿立方米，节水效益2.8亿元以上(用水成本2.5元/吨);吨钢综合能耗下降了42%，累计节约标准煤1300万吨，价值90亿元以上”[12]
2.削减了污染排放，促进了环境保护。2005年与1995年相比，每平方公里工业粉尘排放总量降低了53%，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济钢先后建成了省级清洁文明工厂、省级环境友好型企业。
3.促进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坚持开发清洁工艺、生产清洁产品。济钢先后研制开发了“X
52、X60管线钢、JG590高强度钢板、贝氏体钢等高强度、清洁型新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品种比例超过了60%。”[13]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初步实现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四 济钢模式对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借鉴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济钢逐步形成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观念创新为先导，技术创新为支撑，管理创新为保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能源高效转化，代谢物高效再生，追求企业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谐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钢铁企业循环经济模式[14]。这种模式使得济钢从一个地方级的钢铁公司发展为总体规模全国排名第九的大型钢铁集团，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对我国钢铁产业起了个很好的借鉴作用。
借鉴之一：加强组织领导，企业领导要决策正确。领导决策要正确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一个企业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地发展思路。济钢就有很多好的理念，如“创意无限，资源无限”、“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将消灭企业”、“污染物和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等等。而这些理念首先必须在企业的管理人员当中树立起来。并将其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做到：1.思想落实，即要把理念灌输到每个成员的意识中，人人树立起正确的观念。2.业务落实。即要把理念付诸实践，制定资源节约规划和实施方案，对如何节能、节水、节电、节约谨慎、再生资源回收循环利用进行重点研究，并一一落实。3.组织落实。即确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建立资源节约责任制，加强管理。
借鉴之二：加大科研投入，鼓励创新，以技术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钢铁企业要摆脱“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技术发展模式，就要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济钢自1996年以来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开发出一大批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不仅使企业有了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技术的研发，为走循环经济之路提供了可能。发展循环经济，它要以技术为支撑，没有相应的技术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无法实现对环境的保护。要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通过设备更新和改造，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
后生产设备，研发出或引进高科技含量的环保设备，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设备保障。其次，要淘汰落后的高能耗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研究和引进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要加大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力度，实现产品深度开发和资源循环利用。 借鉴之三：
借鉴之四：构建钢铁产业链，建造循环经济圈。正如济钢集团自身构筑产业链，实现内部的循环一样，我国的钢铁产业也要构建产业链。走循环经济到路，笔者认为：企业决不能各自为战，只在企业内部小范围循环，只是“闭路循环”，他所产生的效益只是局部的，而且是有限的，它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只有把整个钢铁产业构建成产业链，实现整个产业的大循环，形成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的生态经济圈，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才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所在。
五 结语
济钢的发展模式为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方向，它的发展历程表明钢铁产业走循环经济道路是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是钢铁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钢铁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实现工业化的支撑产业，它走循环经济道路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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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新创.中国钢铁工业：何去何从?——论影响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十大因素[J].中国冶金报.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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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新创.中国钢铁工业：何去何从?——论影响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十大因素[J].中国冶金报.2004(02)
[5]赵燕娜，朝霞.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08)
[6]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A].论循环经济[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6
[7]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3
[8]吴绍中.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A].论循环经济[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2
[9]http://xmxh.smexm.gov.cn/2005-7/2005710175057.htm
[10]程鸿文，叶冰.济钢的循环经济帐本[J].环境经济杂志.2005(06)
[11]济南钢铁集团：探索钢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之路
[12]李长顺.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
[13]徐大立，李广海，赵国杰.基于循环经济的钢铁企业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冶金.2006(10)
[14]济钢：发展循环经济 培育绿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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