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灵魂和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方式和实践方式获得更大突破。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 篇1：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哲学研究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发生了重新定位和自我辩护的需要。为此，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作者：赵景来

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好三个关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灵魂和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方式和实践方式获得更大突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世界性，文本研究

〔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灵魂和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民族性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世界性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世界眼光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二者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深层次的问题，它影响或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方式和实践方式。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或妥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将难以有更大的突破。

体现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欧洲社会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制定的是欧洲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而，当它被应用于其它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其它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要“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 〕 （P433 ）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人们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就一定要把这一理论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史表明，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做得好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成功；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不与本国国情、民族性、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曾经历过多次失误，盖因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所致。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的巨大成功，又都是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 〕 （P53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民族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采用民族文化语言等形式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需要、本土的特殊性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光辉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离开了，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谈不上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仅仅局限在中国国内这样一个语境版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一般语言学的汉语表达问题，也不是能否或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既要关注中国的现实，也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要对时代特征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时代特征可以说就是世界的现实，没有全球眼光、国际视野，同样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要有民族立场，立足中国的现实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具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站在国际社会的制高点来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凸显出来的各种问题。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至于框定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生活语境中，才能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历史大潮，必须紧扣当代全球化这一时代大背景，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真正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改变过去对西方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简单否定和排斥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科学批判和建设性探索，在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把握和对社会历史的世界性洞察中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概括，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世界胸怀和时代生命力。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科学发展、政治文明、和平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合理成分。

二、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

现实问题研究就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文本研究就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正本清源，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将影响或制约到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判断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创立。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来自于实践、归之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一方面，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和实践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归宿。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研究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基本任务来说，就是要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现实问题需要解答，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才促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离开现实问题，去奢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脉络。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现实问题的回答，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并为实践的深化提供理论支撑。这些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答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中找不到现成经验，需要通过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来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尤为需要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问题，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关于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别的问题，关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关于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关于医疗体制改革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问题，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等等。

研究现实问题要以正确的理论和科学方法为指导，否则，就不可能把握时代的本质，就不可能把握其时代精神，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正确的理论和科学方法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它只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是现实问题研究的前提。离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离开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把握，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精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境遇，就会陷入本本主义。只有用两者相统一的思维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现实问题研究和文本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当前，研究文本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合理解读，破除和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上去。过去，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很多是从苏联那里移植过来的，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甚至存在着误读和歧义，以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重要的就是要正本清源，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肤浅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另外，由于时代、历史和认识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部分内容有可能被遮蔽，因此研究文本还要挖掘其与现实需要吻合的内容，如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理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此外，对于像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历史决定论、劳动价值论这样一些成为“常识”的基本原理，还应当结合新的实际问题深化对它的研究和认识，说出新内容，从而以新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这些基本原理。〔3 〕 （P529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研究不能主观臆想、为我所用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而应当科学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研究、文本研究中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现实价值，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可以说，研究文本更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而不是拘泥于它的个别结论。因此，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新的僵化模式的倾向，更不能用它来剪裁活生生的实践。恩格斯指出：原则不应当是研究的出发点，而应当是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半世纪前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复杂问题。研究文本是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发展着的现实和实践。

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所谓政治性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具有革命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来进行研究，所谓学术性即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而进行学理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学术价值魅力反映出来的，是在对科学真理的阐释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政治性与学术性不可截然分开。但政治性不等于学术性，不能把政治性当成一般学术性，更不能把学术性上升为政治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然会以理论争论形式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争论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学术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通过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论得以实现。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学术争论同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些学术理论问题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分辨政治性问题和学术性问题，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这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两种片面性：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的片面理解，过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将其作为具体方针政策的注脚，作为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甚至人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使它成了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归结为“斗争哲学”、“全面专政”和“造反有理”等干巴巴的几条，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思想精髓。对于这种片面性理解倾向，邓小平提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4 〕 （P387 ）这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削弱群众对它的学习兴趣，钳制对它的科学性的探讨，从而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性的片面理解。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有人提出所谓“学术性诉求”，“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体现在它的学术价值方面，因此对它只论“学术”，不论政治。也有人将这种现象美其名曰“学科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批判和自身的解放”。还有一些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理论研究者可以专门从学术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宣传工作者则可以专门去讲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同样有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5 〕 （P462 ）如果对政治采取规避态度，“政治淡出”，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所诉求的“学术性”就成了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这种所谓的“学术性”势必成为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实际上，这种疏离现实生活，以纯粹思想建构自我的理论只能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纯形式主义的东西。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诉求”，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突破对学术研究的纯形式主义理解，必须破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观念，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出发，面向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如果连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也要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淡出”，那么，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及合法性本身都会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只有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与时俱进，永葆旺盛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邓小平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王建军

作者：蓝蔚

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 篇3：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认同问题研究刍议　

[摘要]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的情感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和谐是政治认同所形成的理想状态，因此，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认同的研究坐标需要更新，应着重站在民间的立场来认识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研究领域需要拓展，不仅要研究政治认同的程度，而且要研究政治认同的内容；政治认同的观念需要转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理性分析中国政治认同问题。

[关键词]政治认同；研究现状；研究视野

一、研究的意义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的实质是心理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统治阶级最基本的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信任，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也将变得无法进行。政治认同涉及政治学的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政治统治或治理如何进行?俗话说：强按的驴头不饮水，强扭的瓜不甜。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这种意愿就是一种政治情感或归属感，就是政治认同问题。一种统治应该符合民意，而“民意是人类本性的堡垒，或者更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庙堂；如果她遭受污损，世界上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也就都不存在了”。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制度和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权威与效能，许多正确的政治举措会演变成“有趣的戏说”。一个人只有在产生认同感的基础上，才能对一个政治组织或一种政治信念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忠诚；一种统治能够得以维持，一种制度能够得以延续，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统治或制度下的人们对于该统治或该制度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这正像彼德·布劳所说的：“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一种政治权力的统治除了让公众在理性上的认同以外，同时还必须造就大多数公众广泛的心理和情感的支持。“对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活就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么，他就已经准备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体系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有助于提高政治体系制度化的程度，有助于发挥政治制度的权威性。政治认同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之一，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公众的政治认同问题，才能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心理层次上形成对制度的拥护，对秩序的珍惜，对困难的责任，才能对政治稳定起到深度支持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激活广大民众的活力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谈得上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在社会急剧发展的背后，传统的稳定结构瓦解了，社会的同质性在减少，而异质性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党和政府的运行机制不健全，包括社会制度偏离法制，意识形态传播偏离民众的实际要求，社会关系偏离理性，社会规范偏离公平，而公众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在不断增强，公众的期望状态与社会现实状态之间的差异日趋增大，公众的一些基本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对执政党、政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这就使人们对他所在的政治共同体缺少了一种情感上的归属，即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的认同度。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到来以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演变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利益在逐渐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日益突出，中国公众赖以生存的政治共同体遇到了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民众中的主要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程度的动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党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对政府运作绩效也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在中国公众中某些范围内出现了政治冷漠现象，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认同。只有认真研究公众政治认同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认同的原则或逻辑，探寻公众政治认同的制约机制，才能找出解决公众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公众对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大多数公众产生对所在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没有社会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认同，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和谐就是社会公众认同达成的一种理想状态。政治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之源。社会和谐问题不是浮在表层的问题，而是深藏于人们的内心，只有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和谐与否也不能靠自我标榜，而应由公民来评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它需要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将为研究社会和谐问题提供理论根据。

二、研究的逻辑起点

人生活在世界上，并不像一颗树或一条小河那样无动于衷，他会对自己的政治生活做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价就构成了人们的一种政治态度。因此，对于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人的心理出发。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强调指出：“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行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为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对人心理的研究，列宁曾强调：“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他们，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普列汉诺夫也认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研究与把握一个人的全部行为，最好的方法是去研究人的心理，而研究人的心理又必须了解人的属性或需求。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因此，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准确地把握人的属性、心理和需求等等。

(一)人是“经济人”

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理性的“经济人”是指人在具体策略选择时，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构成人行为的基本动力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人们一切行为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对利益的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曾强调：“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人有自利性，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人对其所在政治共同体的判断是以满足自己利益的大小为标准的，当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那么他就表示认同，否则，他就不认同。而人对利益的需求又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利益的满足或损害也有一个绝对和相对的问题，有一个阶段性满足的问题。

(二)人是“政治人”

亚里士多德曾经强调指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们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而处于政治之中，不可能不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和身外存在的政治进行评判，表达自己内心对所在政治系统或共同体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形成一种赞成或反对的政治态度或政治情感。这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皮帕·诺里斯所说：“公众并不像海绵那样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对他们所看到的和读到的做出反应、解构和解释。”“在被政治所支撑的社会里，人人被卷入政治，人们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而处于政治之中，不可能不追问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不可能不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和身外存在的政治进行评判。人们不可能仅仅呼唤一种政治秩序而放弃对这种政治秩序正当性的价值追问。”因此，社会公众对其所在政治共同体的评价是必然的，或好或坏，或赞同、支持或反对、抗拒等，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社会公众一旦大面积形成对政治共同体中某些问题带有倾向性的看法，那将对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人是“社会人”

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存在的依据问题，人的发展问题是人存在的价值问题。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一般动物的不同在其社会性上，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作为社会中的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而活着，人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人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情感和追求。“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也强调：“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在以上论述中都突出强调了人的情感性。情感是人对人、物、社会等的一种依恋之情，它不仅是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一个人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依托。社会中的个体对他周围的人和群体会自发地形成一种归属感，在心理上也会产生一些看法或形成一定的态度，例如，赞成或反对、亲近或疏远、喜欢或厌恶，这种评价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评价的结果有一个认同程度高和低的问题，即认同度的问题。

三、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研究政治认同问题是以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意大利、墨西哥、德国、美国、英国五个国家公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取向或政治态度，明确提出了政治认同的内容与意义。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从政治体系、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政治认同的内容问题。阿尔蒙德等人开创了西方政治认同研究的先河，他们提出了政治认同的概念、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奠定了西方学者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理论基础。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在《政治、人格和国家建设：缅甸寻求认同》中，将认同危机这一概念引入他的理论体系。塞缪尔·亨廷顿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二战后政治变迁的研究中，从政治体制、政治现代化、政治稳定等角度研究政治认同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开创了输入与输出的系统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了政治认同的内容与逻辑：政治共同体、典则、当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结构的合法性、个人的合法性。西方学者除了以上系统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有一些相对分散的研究，涉及到政治认同的某一个问题。例如，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政治认同的合法性基础，法国学者夸克提出了合法性的基本条件，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从社会文化传统来判断政治系统是否合法或被认同，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指出了政治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公共认同或制度认同和非制度认同或道德认同，同时涉及到了政治认同的基本逻辑问题等等。

西方学者对政治认同研究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其一，提出了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例如，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政治产品与公民不服从等重要范畴，概括了政治认同的内容与形式(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结构的合法性、个人合法性)。其二，提出了政治认同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1)比较方法。如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中的跨国比较分析，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提出的比较分析方法。(2)系统方法。如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提出了政治系统分析法。(3)实证方法。如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中对英国、美国、意大利、墨西哥和德国的调查问卷与访谈，卢西恩·派伊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危机中对缅甸的分析，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证分析。

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为我们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上的参考，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着如下局限性：一是西方话语体系与中国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学者是根据西方社会而做出的研究结论，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很大差距。“西方学者的结构一功能主义的那套分析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基础上的……在法治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主体的个性色彩对政治角色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不那么突出，什么人履行政治角色，并由这些政治角色构成政治结构，对政治功能影响不大。而在当代中国则不同。政治主体的随机性很大，制度、职责或程序对政治主体的约束或制约不严格，政治主体的素质或个性状况往往决定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西方社会公民政治认同是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相对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政治认同的主体与客体、政治认同的内容与形式、政治认同的特征与路径与

中国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生搬硬套，在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认真地梳理。二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认同问题缺乏研究。在西方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是对政治认同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个案的研究，而直接研究中国公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学者及成果相对缺乏。其中，研究中国政治认同问题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他在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中涉及到中国问题，其成果有《中国政治的精神——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文化心理研究》(1967年)、《官员与干部》(1987年)，但涉及的社会阶层比较少，仅限于官员或干部阶层，研究的时间段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政治认同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他们对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理论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例如，马振清、吕元礼和张江河等人对政治认同概念的界定；俞可平提出了民族认同、领土认同、利益认同问题；周若辉提出了价值认同、利益认同、伦理认同、制度认同、实践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等认同内容。其中，从政治学一般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是复旦大学李素华的2005年博士论文——《政治认同的功能和资源分析》，作者分析了政治认同的功能，提出了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社会公正是其制度性资源，经济发展是其功绩性资源。而对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研究比较早的是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这是中国第一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政治文化领域的专著，其中第二章专门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该著作应该是目前研究中国公民政治态度的经典之作。张明澍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作者分析了公民的政治观、政治态度、政治参与行为、政治知识和技术的掌握程度，并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在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公民政治态度做出了定量评价。从社会学层面对政治认同研究比较全面的是李培林等人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李培林等人在大量问卷基础上提出了阶层意识、阶层认同与社会冲突的关系。而较为系统研究中国公民政治认同问题的是马振清所著的《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在该书中的第五章——《政治认同：中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表现方式》中专门就政治认同的概念、作用、内容、效果、障碍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同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密切相关，中国学者从政治合法性角度对政治认同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胡伟的《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新视角》、马宝成的《试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林广华的《论政治的合法性》、白钢的《论政治合法性原理》等论文，马宝成的《政治合法性研究》、杨宏山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虞维华和张洪根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合法性研究》等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学者大多使用了调查问卷、个别访谈等手段，从各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方面进行微观研究和实证分析。例如，对农民阶层的研究，代表性人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他在对县乡干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的认同、对政治人物的认同问题。其他代表性成果还有：中山大学的郭正林教授的系列论文：《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的定量研究》和《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江西省委党校的肖唐镖教授的系列论文：《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心态和行为研究及其它》、《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等。对工人阶层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爱玉，她在《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中以大量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为主要依据，以情景理性的行动者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工人利益受损后其可能的行动选择。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阶层——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认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浙江省委党校的董明教授。董明教授主持并完成了1999年国家社科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研究》，书中的第七章是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心态的研究。而对党与政府的地方干部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江西省委党校的肖唐镖教授，他的代表性文章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上，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第一，理论分析上的西方话语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大多简单套用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话语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并没有从西方学者思维范式中转变过来，没有较好地研究与把握中国的传统与国情，研究问题往往就事论事，给人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第二，研究对策上相对贫乏。大多是一些政策性的建议，或是一些情绪化的宣泄，不能从学理上深入剖析。社会学者较多地偏重实证研究，调查研究、个案访谈与统计分析是其优势，但是，他们对理论的梳理显得不够，这就会降低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政治学研究往往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偏重于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缺乏从实证分析中得出科学结论。第三，政治认同研究主体的缺位。“一方面，合法性问题主要是学术界的话语，另一方面，则是过分关注作为合法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合法化的客体——之一的政府或国家或执政党。其结果是理论上的双向互动的合法化过程成为政府以及权力话语的‘独角戏’——自我表演、自我评价、自我证明。”学者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也大多是站在官方立场上认识政治认同问题，往往形成以下简单的逻辑：政治认同度高了，就意味着政治稳定；反之，政治认同度低了，就预示着政治危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会给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带来混乱，也会得出不科学的结论。政治认同是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研究的主体应该是公民。第四，更多的是对消极认同问题的研究。政治认同一般可分为消极认同与积极认同，以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做消极认同的研究，因此，在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上就很难有大的创新或突破。

四、当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拓宽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领域

应该构建一个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平台，加强对认同中的障碍(或认同资源的流失)、政治认同的逻辑、影响政治认同的主要变量、政治认同重构的模

式与路径以及公众认同什么、公众不认同什么、为什么不认同、政治认同变化的轨迹等的分析和研究。应该加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融合，增强研究的学理性，一方面，要加强对政治认同问题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要善于从理论上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一种理论来更好地指导实践。应该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从中西方的比较中寻找政治认同的资源，借鉴西方或其他国家政党或政府的经验；还要加强对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比较研究，对社会各阶层政治认同问题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异同。

(二)对研究坐标或角度要进行更新

要从积极认同角度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以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作为衡量政治认同的标准，政治认同不仅仅是目的，而且它也是一种衡量政治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或工具。要站在民间立场，用发展的、历史流变的观点来认识政治认同问题。认同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公众产生新的认同是很自然的，对旧的或原来事物的不认同也是自然而然的，是合情合理的，这是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是我们应该提倡和推崇的。政治认同的标准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过去，人们往往把认同当作测量政府统治的工具，现在要把认同变成测量政府改革的工具，政治认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政治认同的目的是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研究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治认同研究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这个前提，把认同当作一把尺子或工具，这将深化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三)要从对消极认同研究转向对积极认同问题的研究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它是一种政治情感或态度，它隶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以前学者们大多数做的是消极研究，过多地注重了政治认同程度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治认同内容的把握。因此，研究政治认同问题首先要研究政治认同的质，同时也要研究政治认同的量。正确区分政治认同，选准政治认同的坐标。认同度高不一定就是好事情，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政治稳定；认同度低不一定是坏事情，也不一定就逻辑地得出政治不稳定的结论，关键要看公众认同的是什么，是少数人的认同，还是多数人的认同。研究政治认同问题还要从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消极认同一般属于被动的认同，也是一种不分认同内容对错的认同，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认同，大多是一种盲目认同或静态的认同。积极认同一般是一种动态的认同，它是指公民对符合社会发展、变革和推进文明进步事物的认同，积极认同也大多属于理性认同、心理认同或者一种主动意义上的自觉认同。

[责任编辑：陈　墨]

作者：孔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