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本体论论文

［关键词］本体论议程；基本内涵；本质；规律；理论框架［摘要］在中国学界关于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有关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研究议程已经初步形成。这项议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应当首先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关系本体论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关系本体论论文 篇1：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简析

摘 要 上世纪80年代末起，女性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新兴学派。它通过将社会性别分析引入该领域，对传统进行大胆的突破。有关学者以“关系国际”表达女性主义不同于主流学派的本体论特征;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大流派——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彼此间的争鸣中相互渗透，使女性主义成为一个多面的整体，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其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

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关系学第三次争论向纵深的发展，女性主义开始成为该学科的一个新兴学派。它把社会性别分析引入这一领域，将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包括国际关系背景下建构的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重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表现出对传统的大胆突破。

一、“关系国际”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中，以“关系国际”(relations international)来表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特点：“我们的领域是‘关系国际’的领域……‘关系国际’将重点放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上，包括政治，并跨过了各种防线、障碍、壁垒、想象、言论、政治及全世界的移民局和海关。其中某些联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很著名了，他们被称为相互依存、战争、平衡、制度等等。然而有一部分却鲜为人知，因为他们与官方没有什么联系。这个领域中的性别关系就是一个例证。除非我们从这些联系开始，并质问它们的形式，我们才会在第三次争论中出击——最好能尝试把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关注带进国际关系，以引导我们进入以前研究较少的关系中。如果我们先观察‘国际’，再观察‘关系’，就会继续犯本末倒置的错误。”[1]

与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不同，“关系国际”系指社会性别关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体现，它不仅通过探寻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使具有不同社会性别身份的个人进入向来被认为仅仅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领域，而且将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差异——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关系及其同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等关系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放在重要位置，提请国际关系学界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一个性别的成员将另一个性别当作另类，把其自身所具有却不为自己所看好的行为方式和品质投射到对方身上，变成相互对立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女性的“他者”地位导致后者始终被有意无意地排斥，促成了对国际关系的片面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学说不仅努力伸张妇女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利，而且要求使长期以来被同女性相关联，并和她们一样被压制、被摒弃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提升到与一直受到褒扬的“男性”特征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向世人展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通过打破僵硬的、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含义的社会性别界限，女性主义揭示了建立在“自我/他者”、“国家/个人”、 “高级政治/低级政治”、“西方/非西方”等之间 “中心/边缘”关系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关系学说的缺陷，使进入该领域的所有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多角度地审视由各种既相互矛盾又无法彼此割裂的因素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现象，从而令国际关系学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多样化的本来面目，推动该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主要分支

女性主义认识论包括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派别，它们构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内部各分支的思想基础。

1.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按照人们的常规设想，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传统知识体系所依托的科学世界观及其所恪守的客观、价值中立等原则理当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有效工具，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由于研究者未能摆脱社会性别偏见的影响，科学受到了玷污。“如果我们在现时代把科学视做‘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操控者，那么这种发生器的操作者都是‘男性’，他们不经过详细的考虑和科学有效的论证，就以其他‘男性’为全人类的原型，因为在社会中‘男性’被假定为是有活力的人种”，[2]致使性别偏见在社会上广为蔓延。

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学者对女性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践中的经历和建树往往视而不见，尽管国际关系史上并不乏“女性知名人士”，如一些主权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女性的帮助，她们通过王室联姻维护了国土的安全。其中有些人还在领主不在的情况下亲身参与了保卫领土的战斗等，但其带给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挑战及建议鲜为人知，“只因拥有这些观点的人被称为女人或女性”。[3]冷战结束前后，人们对德国西部大多数男性领导者表现出来的非难外国人的现象兴趣浓厚，却对1989年推着婴儿车穿过柏林墙的女性漠然视之，因为她们无法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4]另外，国家、国际制度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完全按照典型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男性特质设计。这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女性同国际关系无关的假象。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指出：“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常规的、没有性别的眼光去建构国际政治学，我们就会预期地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5]

女性主义经验论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发端于启蒙时代，堪称为女性主义内部所有派别的起点。受“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它认为男女生而平等，女性的一些能力低于男性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视争取男女平等的各项权利为消除性别歧视之关键，积极倡导两性接受同等的教育，要求政府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遇，同时呼吁女性通过个人奋斗展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亚于男性的能力和才干。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妇女活动家要求使涉外岗位上的女性完全享有相关组织内部的各项权利，并有机会进入高地位、高工资的“男性领域”。

挖掘女性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被埋没的贡献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纠正该领域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偏见的另一条途径。

在《香蕉、基地与海滩：建立对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解》一书中，辛西娅·安罗以“社会性别转动世界”为主题，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各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国际关系中鲜为人知的经历，表明了国际关系通常所研究的政府之间的结盟与对抗、贸易往来与竞争等仰仗的不仅是资本和武器，还包括对作为消费者、工人、提供情感上的安抚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女性的控制。[6]上世纪中叶，美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拉丁美洲，以“好邻居”政策取代炮舰外交，巴西女演员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在好莱坞的走红成为美国此项政策调整的一个象征。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仿照她在有官方背景的制片商摄制的展现拉美风情的影片中的形象，创作了一个女性的香蕉卡通人，后者被打扮得和米兰达一样，通过广告音乐向美国的家庭主妇推销该公司进口的拉美香蕉。美国商界以此协助政府执行新拉美政策，其经销的水果品牌和香蕉卡通人连同卡门·米兰达本人一起，被用来培养美国人的一种文化上的傲慢，强化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等级关系。在一些大国驻海外的军事基地，男性士兵光顾当地妓院，以树立自己的男子汉形象。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实则起着塑造强国与弱国间主与从、保护与被保护的权力关系。菲律宾、斯里兰卡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大批赴海外谋生，在有钱有势的雇主家中饱受欺凌，而她们的母国依靠她们的汇款增加外汇收入或偿还外债。安全部门官员的妻子必须通过承受婚姻中的紧张和不满为国分忧，外交决策者的工作依靠本部门工作人员中占绝大多数的女性的辅助。但女性对国际关系究竟有何想法却极少有人过问，她们仅仅是男性精英的工具。她认为，从女性的切身体验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其内涵较各主流学派展示的图景远为丰富和复杂。

一般地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挑战国际关系学传统知识体系中有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它将男性特质视为男女平等的标准，表明了其对主流学派通过男高女低、男尊女卑加以体现的等级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男性中心主义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要求在现行的主流理论框架内关注女性利益，而忽视了后者所依托的排他的线性思维本身是将女性作为男性心目中的他者加以敌视的。但难以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经验论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通过描述全球各国不同阶层的女性的各种经历，对抽象的国际关系结构进行具体的剖析，敦促学界思考，倘若忽视社会性别，对该学科的考察是否还称得上全面和完整，这使女性主义经验论具有了超越人们包括其自身通常预设的价值。

2.女性主义立场论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在批判“坏科学”的同时，努力寻求建立真正秉承客观、价值中立等原则的“好科学”不同，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类的信仰和知识都是情景化的(situated)，不同的社会情景会对知识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如何知道的完全依赖于认知者本身，依赖于认知者的生命轨迹和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历史上种种对妇女的解释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就是这些理论建立在男性经验、父权结构和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上。妇女是‘被适应’进这些模式中的。”[7]

女性主义立场论从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出发，探寻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对抗具有至高特权的“男性”知识立场。有关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虽然受到统治阶级的重重欺压，却具有前者难以匹敌的丰富洞察力，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使之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较男性更为准确和深刻。它主张科学研究从透视女性的生活开始，因为它可能引导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并从整体上揭示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论要求女性通过争取和维护自身尊严的斗争，将自己的认知方式转变为认识论和政治立场，使它们由学科的边缘进入其主流。

女性主义立场论在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激进女性主义以父权制(patriarchy) 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将其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声称自己是关于女性的、由女性创造的和为女性创造的理论。[8]它将性别视作使女性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屈从于男性的根源所在，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人类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其它形形色色的压迫都与之相关。因此，女性必须超越阶级和种族、民族的界限，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联合，共同为消除男性统治而奋斗。

激进女性主义早期曾把女性地位的低下归咎于她们的生理特征，后来转向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认为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乃其与生俱来的本性，突出女性特质的优越性，提出要创造一种女性文化取代男性价值观的要求。[9]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母爱是女性生命活动的核心，“不管我们事实上是否生育并且抚养了自己的孩子，激进的唯物主义者都将女性描述成爱的载体，并将之推及为公众中的爱好和平者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真正的人道主义观念的一贯维护者。”[10]一些女性和平组织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开展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持上述立场的学者认为，女性应当更多地进入该领域的重要岗位，因为她们所具有的爱与关怀等行为方式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公共机制和个人关系。

安·蒂克纳是女性主义立场论的重要代表，她将把女性主义问题引入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议程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中，她开宗明义地揭露了女性在貌似性别中立的该学科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不仅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的现象，如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把“人”等同于“男人”，把自己当作整个人类的典范。战争、军事安全等男性感兴趣的问题被作为“高级政治”加以突出，女性的传统角色——生养后代、料理家务甚至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与国际关系毫无干系。其结果是男性在该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所研究的也几乎清一色地是和男性及男性特质密切相关的活动。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起，经济和全球性问题逐步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但社会性别因素始终被置之度外。这使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晚引进女性主义学说的学科。女性主义从被压迫者的角度理解国际关系，将提供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新的向度。通过对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流派和环境问题的考察，蒂克纳得出结论：真正的安全只有在以统治和屈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被彻底消除的情况下方可真正实现，而这要求重新评价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品质。[11]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相比，女性主义立场论对国际关系学传统知识体系的冲击无疑要强烈得多。前者更多地思考“如果称为女人的个体被包容在理论建设的事业中，包括在属于男性们的外交角色中，那么，国际关系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后者则突破传统框架的局限，考虑“如果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有成效的立场已经成为理论构建和职业分配的基础,‘我们的’可能会成为一个起点”。[12]在强调女性独特的经历和体验会影响她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使之拥有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时，女性主义立场论激励她们认识到真理实际上就在自己的身上，应当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它洞穿了将主流学说有关男女不平等是两性自愿选择的神话：男性的特权使他无法看到自己的生存是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而认为这是双方共同决定的结果。

必须看到的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对传统国际关系学的挑战非但未曾摆脱，反而沿袭了其将男性与女性、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对立起来的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虽然它表达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因此人们难免会提出如下质疑：是否确实存在着一种全然不同于男性观点的女性的国际关系立场?它是否果真较“男性”的国际关系学说优越?女性的许多观点是在遭受社会性别压迫的境遇下形成的，对它们的神圣化能否切实有助于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其的禁锢?以此为出发点对激进女性主义进行反思，便不难发现：其一，它以“生物决定论”论证女尊男卑，正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之下怀，因为既然重情感、讲究关爱、依赖他人等女性特质和冲动、好斗、相互践踏等男性特质来源于双方的生理构造，女性自然无力驾驭充满着尔虞我诈的国际关系，因而不能扮演主要角色;其二，它们虽然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男性为师的局限，以弘扬女性特质的方式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但究其本质，它们同样没有动摇充斥着主流学说的等级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社会性别歧视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力图将女性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压迫者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3.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美妇女运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由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首创的思想流派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有色人种妇女、女工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严厉批评。生活在西方各国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反对中上层白人女性将自己的经验当作所有妇女的普遍经验，要求将争取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的运动同与阶级剥削、种族歧视的抗争结合起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则抨击第一世界妇女将非西方国家建构为“专制”、“落后”的文化象征，把第三世界妇女千篇一律地表现为“愚昧无知的、贫穷的、没有受教育、受传统束缚的、被禁锢在家庭的、能干的母亲、贞节的处女、温顺的妻子”等形象，[13]以及在对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缺乏认真反思的情况下盲目地宣扬“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等西方中心主义情结，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反对社会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同反抗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同步开展。在国际关系领域，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对第三世界妇女来说，国际关系是一场反对阶级、种族、国家和社会性别霸权的斗争，它以推翻形形色色的等级制压迫为目标，其核心是争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14]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出现促使社会性别研究重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与以批判西方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哲学、语言、文化，尤其是反对贯穿于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与之相应的政治派别。

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知识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中，由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建构，因而渗透了某种权力关系。它否定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质疑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普适性，突出女性身份的多样性，反对将之简化为种族、阶级、性别等某个单一的标识。有关学者注意到，阶级、民族、社会性别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交叠和互动致使“人可以同时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特权阶级和弱势阶级，多种压迫方式并存”。[15]因而她们努力推动女性主义认真倾听来自广大底层女性的呼声，强调妇女的能动性和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反抗：“相信所有的控制都存在潜在的抵制力量，压迫的不同体系有赖于系统与个人之间控制机制的状况和变动程度。不同文化、地区、阶级和种族的妇女有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斗争模式。”[16]

对女性内部的差异及其主体意识的重视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坚决抵制和解构各种有关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假设，提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纯属人为的产物。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表达了如下看法：“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人为叙述出来的‘故事’，当他们被讲述时，被告知是‘男性’和‘女性’，一旦我们进入这种故事情境，就有了对性别的确认和约束。两种性别的相互缠绕甚至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17]所以女性主义不想简单地通过将女性的地位置于最重要的首位来点到社会的统治秩序，而希望识别女性主义者与代表男性利益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学会如何在坚持有益趋势的同时，与那些导致退化趋势的社会条件抗争。琼·爱尔希坦和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是国际关系学界两位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

爱尔希坦的大部分著述旨在展示传统上被彼此分离的不同学科，如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伦理学与政治学等之间的交叉和共同点。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她借助于将“‘占有主导地位的男性公众形象和摇曳不定的女性私人性形象’结合起来” ，努力揭示国际关系学中国际/国内、战争/和平、伦理/政治这三组对立之间被割裂的联系。[18]在将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多重经历和身份引入国际关系学的过程中，爱尔希坦“所探索的是被隐含起来的事物意义”，“揭示……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的内涵”。[19]展现导致其被遮蔽的二元思维对国际关系学造成的损害——难以获得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领悟。

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中，丝维斯特把后现代女性主义“流动的主体性”(mobile subjectivity)的概念引进到国际关系学中，希冀创造一种有意识的“无家可归”状态。[20]在该书中译本中，余潇枫、郭夏娟二位教授在“译者前言”中作了这样的阐释：“没有什么领域或理论范围是封闭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固守在自己的‘领域’中，人们角色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参与多种活动领域，获得多元丰富的‘主体性’……承认‘流动的主体性’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父权制对女性地位的单一定位。历史上，女性的身份只与生育者、照顾者等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她们缺乏参与男性公共领域活动的理性能力，更没有参与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研究的理性能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女性的‘主体性’日益丰富多样，她们能够存在于家庭领域，从事照顾者的职责，但不仅仅是传统理解的家庭劳动的服务者，她们的活动不局限于这一范围。她们也能够，并且应该走出传统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该领域的活动主题。这不仅使国际关系领域的主体呈现多样性，而且也使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出现‘流动的’态势。”[21]另外，它也意味着：(1)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展开分析时，不把社会性别作为女性身份的唯一标志，而着眼于其认同的多元性。(2)在侧重于诸如“乡村的黑人母亲农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合作者”等女性身份的多样性和复合性时，坚持把社会性别分析放在重要位置，赋予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非在不考虑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与过失之前就轻而易举地加以抛弃。[22]不执守于女性某种单一身份的“流动的主体性”和自觉的“无家可归”意识，“使我们既不会在纷繁多变中迷失自己，也不会把自己拘泥在分离的女性主义的圈子中”。[23]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面前，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暴露出了各自的缺陷。就前者而言，“仅仅通过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的事实，是否能改革各种现有的准则”是值得怀疑的;而对后者来说，“既然男性与女性(甚至可以是女性主义者)是各种文化假设出来的模本，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是否有可能确定某些立场，以女性的方式说话和行动，因为所有这样的立场都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24]但后现代女性主义本身也绝非完美无瑕。例如，一些观点偏激的学者“在愤世嫉俗中将所有的习俗和主题还原为碎石瓦砾”，[25]甚至对“女性”、“社会性别”等基本概念都提出质疑，以至滑入不分是非的相对主义泥潭。还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被主流学术机构用来破坏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内聚力。[26]又如，受后现代主义有关知识即权力、话语就是一切等思想的影响，[27]后现代女性主义把话语分析、叙事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有时会削弱对女性现实状况的关注。[28]尽管如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开阔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思维空间，为新女性主义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4.新女性主义

以行动为导向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其追求的不是建立权威的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关注对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解释和批判。因此，女性主义内部的相互批评开展得十分活跃。在内部各派别间的思想交锋中，女性主义越来越适应他们需要的不和谐、不同意、流动性和内部批评，出现了不将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化、不处处要求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新女性主义。后者体现了一种网络式的“关系思维”——看到这个世界是由多样性构成的，人们的社会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自身的进化与他人的进化而不断变化。[29]

新女性主义令女性主义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种女性主义认识论也在彼此间的争鸣中相互渗透，共同创造了丝维斯特笔下的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和蛇尾的吐火女怪，[30]一个“多面整体”。[31]事实上，作为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安罗、蒂克纳、爱尔希坦和丝维斯特都没有单纯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论。安罗坚持女性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同时，也谨防将她们一概描述为牺牲品，无视其业已开始的创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艰难历程的做法。[32]她还指出，“男人气”、“女人味”绝非天生使然，本质主义并不具有说服力。[33]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的女性主义视角》中表达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即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关系学的改造不是以女性中心主义立场去取代以男性为本位的观点，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该学科只是超越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第一步。[34]爱尔希坦的观点结合了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二者。丝维斯特专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同时“试图给其他女性主义应有的地位，因为我也喜欢她们”。[35]

女性主义者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争论和切磋，使该学派充满了创新的生机并得以迅速发展。李英桃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派，女性主义“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种知识，在争鸣中不断发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36]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



注释：

[1]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2] 同上，第44页。

[3] 同上，第12页。

[4] 同上，第49页。

[5]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 译文引用[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6]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9, p. xi.

[7]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8]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9]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6页。

[10]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8页。

[11] 见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p.137

[12]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9页。

[13]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9页。

[14] 见Hamideh Sedghi, “Third Worl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in Beckman, Peter R., and Francine D’Amico(eds.), Women, 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1994, pp. 89-103.

[15]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第228页。

[16] 同上，第228页。

[17]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5页。

[18] 珍妮·埃德金斯，韦罗妮克·潘法特：“琼·贝思克·埃尔丝塔：跨范畴研究的不懈努力”，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1-414页。

[19] 同上，第416、第418页。

[20] 见[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79页。

[21] 余潇枫、郭夏娟：“译者前言”，载[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4页。

[22] 同上，第282-283页。

[23] 同上，第21页。

[24] 同上，第15页。

[25] 同上，第72页。

[26] [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27] 见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2页。

[28]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9] 见[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政治学与女性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30]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96页。

[31]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32]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5-18.

[33] Ibid. ,p. 3.

[34] Ibid., p. 130.

[35]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3页。

[36] 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56页。

作者：胡传荣

国际关系本体论论文 篇2：

从本体论入手创建中国式国际政治理论框架

[关键词] 本体论议程;基本内涵;本质;规律;理论框架

[摘 要] 在中国学界关于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有关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研究议程已经初步形成。这项议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应当首先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基本内涵做一具体探讨，并认为国际政治本体论以本质或规律为内核。如果把本质和规律两个基本概念予以展开，则可以涵盖作为理论框架构成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类问题。因此，本体论内核与理论框架的构建存在着内在的共通之处，本体论最终可以通向理论的构建。循着从本体论探索到理论构建这一路径，本文尝试对建立东方式理论框架提出初步的构想。

[

一、本体论研究议程：构建中国理论的有效突破口

本体论(Ontology)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很多著名学者已经在用本体论视角来观察西方主流理论和思考中国理论的建设。这方面有价值的论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西方主流理论的本体论思考。例如，有学者把有关当代西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争论大体上划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种倾向，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本体论都具有物质主义的倾向，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学派则倾向于理念主义。[1](P20)也有学者注意到新现实主义遭到的实质性批判大都发生在本体论的层面，并意识到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的建立及嬗变与本体论革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2](P19-23)

二是关于本体论对构建中国理论的意义的初步认识和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本体论是学科成立的前提，本体论的差异会影响方法论的取舍。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世界时，心目中都有一个本体论上的考虑。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3](P15、16)有学者认为在20 世纪 80年代末期，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被引入西方国际政治学科，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本体论从主流理性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转向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研究的转向对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意义重大。[4](P115)还有人已经着手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展开了批判，认为西方理论必然要被包容不同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所否定。[5](P4)

国内学界对本体论问题为何会产生如此高度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国际政治主流本体论发展历程的回味中得到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新流派的出现往往带有本体性批判的标志，如建构主义等学派的崛起等;另一方面，尽管西方主流理论在本体论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它们对国际政治在本体意义上的反映并不彻底，这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本体论上的思考空间。西方理论中的权力本体论、制度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等都只能是对国际政治本体某一侧面的反映。只有从本体意义上重新審视西方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文化、文明等，才能够有新的认识和真实全面反映国际政治的存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本体论研究议程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出现及其受到的重视就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国际政治本体论研究议程，就是关于构建中国理论或创建中国学派首先要由本体论切入研究议题的纲领和日程。梁守德先生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建设应以权利政治作为理论的新主题和新主线，研究国际政治产生和演变的规律。[6](P16)实质上这是一种权利政治本体论的主张，其理论创新价值在于用东方哲学和文化立场揭示本体论的议程。为了以中国的视角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本源性的反思和重构，李义虎先生也很早就开始主张从本体论入手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他认为，关于解释战争原因的诸多理论都没有能够正面回答国际政治的本体论问题，若要超越形形色色的“理论”而不被其淹没，就要回归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考察。国际政治本体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混淆不分，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弊病。意识形态理论曾经取代过和冒充过国际政治本体理论，对此，国际政治学者有责任予以纠正。[7](P6-13)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它们的论战与崛起佐证了本体论对建构理论体系的意义。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本体，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和保证，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与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实现这种目的之手段资源，则主要靠从相互关联着的国际体系当中去获得，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合作变得可能。新现实主义正是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这种本体性修正，对其挽救才堪称是存亡攸关的。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也主要围绕着“国际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是谁?”这个比认识论和方法论更为复杂和根本的问题而展开。新自由主义学派发现，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霸权国要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不但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物质性的综合国力，还要从国际制度中获得控制世界的资源。于是，国际制度这一概念就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挑战新现实主义物质本体论的基石以及它走向崛起的关键资本。[2](P1、21)社会建构主义的崛起同样是以它对传统学派的本体论变革为基础的。温特1999年所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正是这样做的，他从本体论入手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明确说这本书讨论的是国家体系的本体论，主要目的是说明不同的本体论观念会对我们怎样解释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温特认为，国际政治并不是人们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国际政治的各种理论常常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得以检验的，是理论家才可以感知的国际体系。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看，就把国际体系结构看作物质力量的分配，从而倾向于国际政治的物质本体论;新自由主义在物质力量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的超结构因素，就把国际体系看作物质力量加国际制度;建构主义本身具有理念主义本体论色彩，把国际体系看作观念分配。[8](P5-42)正是在此基础上，温特还专门讨论了他的理论与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差异，从而创立了有别于原有主流理论的本体论逻辑。这些事实表明，西方的一些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轮番崛起正是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变革为基础的，本体论研究议程的意义在西方理论构建中的体现表明它可以为中国理论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鉴于对国际政治理论构建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本体论的重要性及其初步研究框架可以提到研究议程的高度来认识：国际政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其中，本体论建设尤显重要。从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政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性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9](P16) 

(注：①本体论原本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般认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参见罗伯特·O·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沃尔兹认为，理论是揭示和解释规律(某种因果联系)为什么存在的思辨过程，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理论的含义与自然科学包括经济学对理论的定义相符。参见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8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二、国际政治本体论：通向理论体系的一种路径

本体论能否通向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把握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以及探索从本体论内核到理论体系框架建构的路径。

本体论以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规律为基本内核和研究对象。本质按其原意乃是指事物和世界本来的品质或质地，在科学研究当中，它与“现象”相对，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客观性、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揭示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研究的两项基本任务。[10](P3536、4096)那么，本质和规律与本体论又有什么联系呢?本体是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可以被视为关于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学说的同义词。[10](P3537-3538)而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等程度的概念。[11](P159)这表明，本质和规律就是本体论的基本内涵，它已经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探索所验证①。就此而言，本文不同意沃尔兹关于理论的定义及其理论构建的途径。因为在他那里，“理论”仅仅是对“规律”的系统解释，且规律仅仅是关于因果联系的规律②;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似乎没有强调(甚至忽略)理论对于“本质”的关照。这意味着，对“理论”的这种狭窄界定表明西方某些典型的“本体论”与理论体系存在着片面而非全面兼容的缺陷，从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国際政治的本体论内涵。国际政治本体论探讨的乃是国际政治的“大本大源”问题，它要回答国际政治的存在形式和构成要素是什么。[9](P16)因此，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狭隘界定及由此产生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也不能完全涵盖国际政治本身所应具有的时空内容。国际政治本体论应当包含本质或规律这两个基本元素，或者说，国际政治本体论以国际政治的本质或一般规律为其内核。

正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如果把国际政治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予以解压，则涵盖着“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类基本问题，它们可以初步呈现本体论通向理论框架的一种途径。国际政治的特殊本质和一般规律究竟如何展开，这需要借

(注：①如果不借助于人的意识和实践活动，如何知道和证明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实然独在的?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独在就是一种假设;世界既然是无限性的，对世界物质性的实证将永无穷尽，物质无限性也是一种假设。但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由物质派生而来的假设，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经验范围之内是获得了实证的，因而这种假设又带有科学性。

②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关于这三种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本体性的内容，只有属于对形而上的本质、规律等的反映才具有本体意义，也才属于本体论的范畴。

③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定义是，它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344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助于科学假设来进行。因为，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例如，世界物质本体论就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界定的科学假设①。同样道理，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的展开也应该是一种科学假设。如果把它展开来理解，其基本内涵可假设如下。其一，既然国际政治本体论不但研究国际政治的存在问题，还研究其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问题，那么，本体论在广义上应当既包括是什么(国际政治本质)的问题，又应当包括为什么(国际政治根本性的因果关系)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属于本质属性的范畴，它从根本上表明事物存在的实然性。为什么的问题主要强调一种因果规律，而规律与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它如同事物的本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的本体性的存在。其二，国际政治本体论还应当包括对怎么样规律的研究。怎么样的问题反映在国际政治中即国家的根本行为模式。国家的根本行为模式是指那些具有本体属性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常言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等就属于对这种规律的力图揭示。关于怎么样问题的研究易于被排除在本体论内涵之外，主要因为它往往被认为仅仅是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这样一种错觉所致。

所以，“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反映国际政治本体性的存在，这三类问题可以归入本质或规律这两个范畴，都相辅相成地统一于本体这个本源性范畴②。此外，在理论的“叙事”上，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三种隐喻：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哪些根本性因果联系、国家有哪些本体性的行为规律。而这三种隐喻的有机结合实质上可以初步呈现出一种理论框架的轮廓，可以兼顾理论体系的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征③。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构建的途径可能会突破沃尔兹等人所界定的“紧身衣”式理论体系，从而可能会通向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构建。

总之，本质和规律是本体论的内核，本体论是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是本体论的外在系统。从本体论入手构建中国理论，就是从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入手，进一步探索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政治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性因果联系、国家有怎样的本体性行为规律等问题。换言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应当是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种本体性的存在或规律及其条件所做的系统化反映和解释。

三、国际政治理论框架：中国式理论的一种构想

要全面揭示国际政治的本体性内涵，就需要先来反思一下西方传统理论流派的无政府逻辑和突破以权力、制度维护等为背景的传统理论构建模式，由此才能导向由本体论入手建构中国理论的努力。

经典的现实主义者，如霍布斯把国际政治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战争状态，国家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受任何道义或法律的限制，其国际行为规则实际上是一种丛林法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在自然状态下成为国际政治中被放大的本体。权力本体被放大，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的本质仅仅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权力冲突、以强凌弱或弱肉强食;国家行为的主要因果律是，国家以追求和扩张权力为中心目标，权力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解释变量。即使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实质上也仍是以权力对比为基础的，当代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流派仍未突破权力逻辑的基本框架，它们构建理论的视野主要限于霸权维护。这样，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们均显得对权利和道义关照不够，这就掩盖了国际政治的历史进化过程，尤其是忽视其日渐增长的道义力量，从而难以全面反映国际政治本体性的内容。而与霍布斯主义相对立的康德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中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规则其最高目标是建立世界社会或人类共同体以取代国家体系。因而，我们可以无视那些维系国家间的交往规则。[12](P19、20)这样，康德把道义放大为国际政治的本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容易掩盖国际政治无世界政府这一基本事实和无法应对丛林法则来袭的可能。这两种被放大的本体论，其认识不是普世的，对人们理解国际政治也是有害的。客观来看，一方面，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逐渐渗透着道义观念;另一方面，这种道义不只是理想化的，因为它需要力量的支撑。正因为如此，国际政治在具有无政府属性的同时，其中的道义含量、国家间合作的趋势也在不断强化。如何充分揭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本体论建构中的一项主要任务。

下面就東方式本体论内核及其理论体系提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首先，东方文化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本体是综合权力、制度、道义等因素在内的、作为一种过程集合体而存在的社会本体。在西方理论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认知下，权力、制度等本体被放大甚至扭曲，不能涵盖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东方文化既不否认也不弱化权力、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为它们本来就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国际政治的本体仍然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被认识的，这种认识是随着与之相比较的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东方式国际政治本体论兼顾物质性本体和观念性本体，将权力、制度与其他各种因素都放在本体论上去认知，权力、制度、道义等因素都不应单独地被放大。一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本体;另一方面它们均在一种本体性的结构中共处和演进。换言之，它们都统一于国际社会的“社会本体”。因此，国际政治的本体应该是无政府状态和有序进化、物质与观念的统一体，权力、制度、文化、道义等的综合共融，是作为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一种过程集合体而存在的社会本体。

其次，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无政府性和道义秩序强弱两相变化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国际政治应该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包含着此消彼长的两种趋势：无政府性趋弱和道义秩序趋强。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偏重于从无政府状态的稳固强度来看待国际政治的本质，并以权力对比，至多是以权力对比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予以系统的解释。恰恰是由于它们仅认知到无政府状态的本源性，而没有认知到其可变性，所以它们界定的国际政治本体不是权力就是制度，忽略或轻视了权力与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若以东方的文化理念来看待国际政治的本质，它不完全是一成不变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以原始无政府状态为起点，道义秩序逐渐强化的动态过程。国际道义是国际社会的灵魂和观念、信仰和追求，是国际社会交往规则中得到公认的法理、惯例和正义观念等。国际政治目前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丛林法则，但它里面的道义属性也在逐渐得到强化。当代国际政治中道义秩序的发展更为明显，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力量虽然没有主权的权威大，但其作用越来越大，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13](P4-5)这样，现实主义认为追逐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存在形式，新自由主义认为确立和维护制度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存在形式，在本体论上就显得十分脆弱了，对国际政治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而东方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本体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动态性。正因为如此，无政府状态、权力、制度等都是可变的，它们在不断地渗入和凝聚道义、文化等成分。因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可以比喻为这样一种过程：无政府属性逐渐由强变弱，而道义秩序则从无到有，且由弱趋强，二者的此消彼长关系也恰恰反映着国际政治本质的进化。再次，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因果规律。若以国家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为例，西方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力，而把权力结构、制度结构，或者把文化观念结构视为国家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当然，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在直接的意义上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权力对比、以及由此搭建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观念认同等。但从根本上来看，其决定作用是与国际政治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无政府状态并非是国家行为的单一根源。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虽然世界政府依然缺位，但制度的、规范的和道义的力量也在日趋强大。国家在不断走出甚至脱离无政府状态的羁绊，逐渐遵守权利政治的逻辑，从而可以推动国际政治向着多元而和谐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向可以被视为国际政治演变的主要规律，国家违背这种规律行事则会遭到惩罚，在今天，战争会使参与者一损俱损便是证据。所以，无政府状态和道义秩序可以共同成为国际政治的原因变量。

最后，与国际政治本体论内核相联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从本体论高度认识国家之间关系模式的根本发展规律。这里以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为例。实际上，在最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中，人类为了抵御自然力量的威胁和保住生存底线而结成的原始组织表明，即使在最为典型的霍布斯状态中，合作的进程也早已萌芽。国家的出现更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合作契约的形成。国家在战争之后也总是相互达成一些条约，尽管这些条约有时主要是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的，毕竟也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条约，且其中制度规范和道义观念的比重日渐增加。实际上，国家在历经频繁战争过程的另一面，也存在着趋势越来越明显、程度越来越高的合作进程，例如历史上欧洲国家由战争频仍到现在欧盟合作的发展进程等。目前看来，国际和平交往倾向的总趋势是显然的，冷战至今并没有爆发体系性战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与“怎么样”问题紧密关联的是，当今的国家其明智或规律性的选择越来越明朗化——远离冲突，趋于合作，走多元而和谐的合作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要创立中国式的国际政治理论，就要从本体论入手。从本体论入手，就要从本体论内核，即具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是什么、为什么问题入手予以探索，由此可以进一步呈现出一种理论框架的雏形。文中诸多观点是刍议性的，关于本体论基本内涵及其理论框架的构建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参考文献：

[1]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罗伯特·O·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

[4] 夏建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建构主义转向及其意义 [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5] 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9).

[6]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

[7] 李义虎.均势演变与核时代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 李义虎.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J].国际观察，2005,(1).

[10]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1] 列宁.哲学笔记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J].河南社会科学，2005,(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ZHAO Wei-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the agenda of ontology; essential connotation; nature; rules;theoretical frame

[

[責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赵为民

国际关系本体论论文 篇3：

国际关系学者视角下的结构和施动者问题分析研究

摘要： 新现实主义和世界系统理论这两个理论强烈的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学术讨论。他们都叙述了在国际系统中结构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这里暂且不讨论他们在结构分析中的共同的描述，然而他们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新现实主义者依据他们成员国可观察到的特征(权力分配)来定义国际系统结构。因此，他们是以个人主义者的角度来理解结构的解释以限制那些先前存在的国家的选择。另一方面，世界系统理论者们，则从支撑和建构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这一角度来定义国际系统结构。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参与者，以结构主义者的角度来了解结构的解释作用。在国际关系文学著作中已经可以见到关于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逻辑内涵。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想分别阐明和比较在这两种惯例之下对于结构的分析。首先，我要批判他们的结构理论的基础，来推动根据社会学结构理论所改编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新范式的发展。这种方法，和研究议程是可以实现自洽的。相应的，这要求现实主义者的科学逻辑(科学现实主义)，以自然科学的逻辑来论证论证这种“新的正统”但还未被广大政治科学家所认可的。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理论，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是不同的，尽管他们常常在本质的叙述与预测效力以及研究领域，简约程度等等这些层面上被放在一起比较。然而我认为这些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这些不同是更加基础的本体论之间的区别：新现实主义体现了个人主义的本体论，而世界体系理论则体现了功能整体性的本体论。要抓住这些不同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一个有效的方法便是从这两个理论关于人与结构的关系上所做出的假设来进行。他们是用结构而不是主体来进行理论创造，就像所有的建构理论一样，他们都在做出什么是正在被构建的假设，人或是组织的施动者。以及他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更普遍的来看，至少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体现了解决关于施动者和结构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implicit：隐示/含蓄/暗示)使人与社会结构位于彼此影响的位置。这些解决办法(solutions)定义了这个理论与结构分析相关的重要解释性元素的理解，那么就形成了对于结构理论这一客体非常不同的理解。不管怎样，我都要批评道：新现实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对于施动者和结构这一问题，至少在某一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方法，这种相似又创造出了在这些理论中一个基础的弱点。换言之，建构主义是对这种共同的弱点，那些超越了新现实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语义和观点的一种回应。

在第一部分，我探索了施动者和结构的问题的本原，简单的识别了几种关于它的解决规则。我在第二部分分别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呈现的解决方式，以及他们所运用的个人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的方法论。尽管他们之间有重大的不同之处，这两种关于结构—施动者的解决方式都是将国家主体或体系结构作为本体论的本原研究对象。那么就导致了新现实主义或体系结构理论对于他们本原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因果力是不具有解释力的。这个缺陷，严重的破坏了他们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能力。这个情况可以通过采取一个关于施动者—结构的新范式，这个范式应当是一个先验的将施动者和结构作为“不确定”的或者将其作為“因变量”。在第三部分，我将其形容为，建构主义者的范式，以现实主义者的科学逻辑为基础。自从结构理论的实用性作为国际关系的元理论框架最终都是取决其对于实质理论的丰富能以及实证研究，它的价值不能在这篇有结构的文章中被很有说服力的表现。这是可能的，但是，在国际关系当代研究议程中，指出一些建构主义视角下所体现出的一些变化是也非常必要的。在结尾的第四部分中，为了研究国家行为，我探索了建构主义的普遍认识论和理论脉络。在结论当中，为了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我部分回归到了科学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当中。

1施动者结构问题

依据大多社会科学的要求，施动者-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生活，有着它自身的两个本原：1)人类和他们的组织是有目的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的行动帮助他们在所生活的社会进行再生产和改变;以及2)社会是由有意图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成社会关系组成的。将这些自明之理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人与社会结构是，互相影响的，从理论上讲是互相依赖，互相有着内在逻辑的实体。因此行为研究引用了，至少关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或者是“游戏规则”)在这个逻辑中，行为是先验/被设定的(set)的——它只作为在结构分析时，会援引行为体的一些理解，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的内在逻辑。随后，相信主体与这些结构都与社会行为的解释有关联，这成了一种看似真实的方法。(agent：[原意为 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药剂/Vt.由....做中介;由....做代理/adj.代理的] 这个词英文原意有代理人的的意思，作者用这个词来替代人与结构的相对，是否是对于人的能动性的一种削弱?在我们当下文献翻译中“施动者”这个词意思，显然是加入了人的“能动作用”为考量的，那么这个“代理人”或者译为“施动者”agent的背后，是国家?是人民?或者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出现，强调国家的“功能性”即代理人性质的主体。在考量用词的时候，是什么理由让他选择了这个词?)

事实上，尽管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所用的方式大有不同，但他们都运用了国家(权力，利益)和系统结构(polarity极，relation of unequal exchanges)去解释国家的行为。

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缺乏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去将这些实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正是由于这种方式的缺乏，才通过社会科学被动，急切的出现了大量多种多样的主题—结构关系的观念化。每一种都反映出他们在当下理论论述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或实践的思辨(commitment：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我自己采用了“代理人”或“结构”这样的话语，因此不是中立理论)。无论如何，撇开他们之间的不同，“行为体—结构理论，”“部分—整体”“个体—系统”和“微观—宏观”问题都映射了一个同样必要的元理论— 都是出于以解释社会行为为目的的需要，是一些对本体论以及社会行为体或代理人(本文指国家)(标注：作者同时使用了agent和actor这两个词语来表示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的客体)和社会结构(本文指国际系统)之间的解释性关系的理念化。

施动者和结构问之间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是从本体论上来讲，另一个是从认识论上来讲的。首先，基础的议题关注的是行为体和结构的本质，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潜在互相关联的/暗含互相关联关系的。换言之，这些实体是什么?(或者说，以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实体吗?)，他们互相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有两种基本的方法来着手该问题：使一个研究主体在本体论上是原始的/简单的，或者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或非简化的本体论地位。根据设定原始主体的不同，可能将会产生三种关于本体论的不同答案，(基于对结构和主体关系处理的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本体论)我将他们成为个人主义，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名词结构强调状态)，和建构主义(structionist)(动词结构强调建构这一过程)。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体分别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他们无限的还原/缩减/使变弱了两个研究对象当中其中的一个。于是，新现实主义者减弱了国家系统结构对他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国家)的性质和互动关系的影响。然而，国际系统理论减弱了国家(阶级)代理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再生产要求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讲，建构主义，是通过给予两个研究对象平等地位的方法，来避免我刚才所提到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导致的那些不良后果。但是，与成为“两全其美的”(best of both worlds)简单的综合化大大不同的是，建构主义对于施动者—结构的观念化要求是非常确切的。这种观念迫使我们对(国家)施动者和结构的一些基本特性重新进行思考。作为相互影响的彼此，这也允许我们通过用施动者和结构来解释他们各自的一些关键特质，以此将代理人和结构视为“互相决定的”或是“共生的”实体。

在社会理论中被称为本体论的这些方法，限制了其看待施动者结构问题是所采用的认识论视角也限制了社会行为理论中对于不同解释的选择与整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认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施动者和结构在不同的解释范式下各自相应的选择。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动者与结构被普遍视为非常重要性质的类型。因此， 社会调查的方法是将人作为可反映的，目标直接的对象，比如种族选择理论，对于施动者的解释概括的说是，“翻译性质的”—它是就施动者的目标，信念，及自我理解来计算的。另一种是只将人看作刺激物混合的有机体—比如说行为主义—对于施动者的解释是一种形式上的机制互相关联模式。这与“遵守”结构主义的理解情况相似。社会理论在个人的特质中减少了结构的影响，通常将结构的解释作用，理解为束缚之前就已存在的施动者的选择的因素之一。这些已经观念化的系统结构，作为非简化的实体，常常使得这些理论把结构理解为产生的或者是解释施动者们本身。第二个认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中的任何流派当中，施动者解释与结构解释之间的相关性。这是这篇文章中 第二重要的议题，因为这是新现实主义者和世界体系理论者都同意的，那就是一个恰当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更加结构的”而不是“以施动者为参照的”。尽管，他们对于这一要求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我接下来将要展示的一个分歧是他们在在本体论维度探究施动者—结构问题时所使用的范式相关。

2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还原论和物质理论

在这个部分我想：1)比较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结构”理论的观念;以及2)除去那些重要的差异，这些观点对于施动者结构问题的研究都使用了一个相同的范式，这个范式妨碍了他们对各自原始单位不可或缺品质的一种解释能力。这种无能使得他们对于先前原始单位的假设失去了理论基础。相应的，这个改变使得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解释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我将会证明这种限制是他们在基本假设功能和每个理论在探究施动者—结构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理论范式的内在逻辑所共有的限制。所以他们无法在他们基本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克服它。

3新现实主义

至少在表面上，新现实主义有着强烈的结构主义和反还原论的情节。肯尼斯·沃尔兹在讨论体系的本质和还原理论时将后者定义为一种解释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理论，单独指由国家层面研究所引起的。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还原理论，因为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为角度，来解释对外扩张者的行为。由于这些理论在研究国内专政转变为国政策行为时，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所扮演的介入性角色，我认为沃尔兹的批评是正确的。新现实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还原主义采用了体系(我应当指不是“结构”)逻辑和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观念性机制。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得以在以国家中心为主导的经典政治现实主义范式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论当中整合出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框架。因此，要在国际关系中发展出一个施动者—结构关系的观念，在这个观念当中，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体系结构都是互相影响的。

但在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强烈希望避免微观层面的还原主义，这与他们对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解决方法相悖。从另一个角度或是更深层面来说，他们就是还原主义。新现实主义者反对将尝试解释在严格意义的上讲带有施动者层面特质的主体行为都不能被定义为理论。然而，也许所谓的解释性还原主义的拒绝并不存在于这种主义当中，而是在于他试图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严格限制体系结构应当被如何定义。既然一个对立于施动者层面的解释是在分析方法上独立于系统结构的。那么作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象征，一旦被识别出来，就应该被称为理论。因此，新现实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把国际系统的结构的定义还原为一种国家的特质—这也完全的呼應了在解释国家行为时，系统结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决定和和博弈理论的角度，新现实主义确实像微观经济那样，以制度决定和理性行为是被制度选择所影响甚至是决定的行动模型为特点的。这个观点不是新自由主义在解释还原理论中所强调的，相反地，他们对于结构的定义是以还原主义本体论为特征的。这个定义使得对于体系结构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是对于先前存在的施动者的一种限制。而不是，而不是像世界理论和建构理论一样，是国家施动者的本身。这种不可逃避的情形是它本身(本体论)还原主义对于体系结构的定义所导致的：体系结构无法产生施动者如果他们被弱化到以施动者的性质为主。此外，不管他强烈的体系层面的关怀，新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体系的解释作用其实是国家决定论，或施动者中心论。

作者：姚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