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当前居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现状为依据，分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目标与路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1：

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摘要：阐述部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框架与配套方案，分析总结出体育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发展趋势，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把握好适度的市场化、合理的社会化和恰当的分权。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

Trends of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YU Lin，CAO Ke-qi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sport public service;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发展旅游休闲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加体育市场供给，努力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丰富的体育产品”的要求，都体现出体育消费需求旺盛，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现实要求，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1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配套方案

对公共服务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公共管理理论主要涉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1]，它们是许多国家与地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主张缩小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中的职能与作用，扩大市场与社会的作用;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改进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运用非政府组织和民营部门从事公共产品的提供;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发挥公民参与和民主机制的作用，强调保护公民自由，发挥社区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发挥民主机制的作用[2]。上述种种理论，都强调公共服务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主体地位。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在体育公共服务改革上进行不断探索，至今已形成一种多元的供给框架，即渗透多个区域层面(地方、省级州级、国家层面)、涉及多种组织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商业性组织)的供给范式。在这种框架背景下，许多国家政府及体育相关部门本着体育公共服务有效性、公平性的宗旨，制定各种配套方案[3]。

政府制订颁布不同层面体育发展计划。例如，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体育计划;原联邦德国于1960年启动旨在推动社区体育中心建设的“黄金计划”;1989年日本政府颁发的“关于面向21世纪体育振兴计划”;1975年新加坡实施的“体育设施蓝图计划”等。这些发展计划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了宏观指导。

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履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体育服务，同时处理好市场化、社会化以及责任分权中产生的弊端。例如，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门(DCMS)在公共服务协议中，进一步强调通过有效措施鼓励低收入人群、黑人及少数民族居民的相关消费和参与体育活动。

政府与其他组织合作，多种方式经营开发各类体育场馆设施，以便更好地向居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例如不少国家与地区在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允许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主体加入，采用PPP模式(公共服务民营化)等多种市场化、社会化方式，实现场馆设施运营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服务竞争与效果监督[4]。

政府联合其他组织共同监管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例如，澳大利亚环境与娱乐管理中心曾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从核心服务、人员素质、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4方面，评估与监管各类休闲娱乐机构的顾客服务质量，包括体育娱乐公共服务领域的健身房、体育协会、高尔夫课程等[5]。

可见，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框架在运作中需要因地制宜，政府要结合自身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与公民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等制订实施相应的配套方案。

2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趋势

2.1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

市场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公共服务改革的主要趋势。在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中强调市场化，主要有3层含义：一是将体育公共服务的决策和执行分离，政府负责决策和掌舵，而不是执行与划桨;二是市场化将在公共服务的执行中催生出多个供给者进行相互竞争，从而打破原有的垄断，提高供给效率;三是消费者在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将获得更多的选择权利和可以选择的资源，不但促进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更使体育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国外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形式有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用者付费、凭单制等。其中，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的方式在体育场馆建造、运营上得到较多的运用。用者付费制度则更多地用于那些消费可分档次的俱乐部性质的体育公共服务，而凭单制是向某些特定群体发放有价证券。

由于体育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会导致市场失灵，过度的市场化改革会造成政府公共责任缺失、国有资产流失，影响社会公平、引发私营部门垄断，还可能会带来腐败，因此，国外体育公共服务在改革中应该追求适度的市场化。

2.2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

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体育公共服務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体育公共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到兴办体育公益事业和提供体育社会服务中来，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格局。

在实践中，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主要有非营利组织供给、社区供给与自愿供给等形式。其中，体育非营利组织是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以服务大众体育需求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在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逐渐与政府、市场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社会部门。贴近了解居民体育公共需求的社区供给[6]方式，大量存在于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中，这种方式通过把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围细化到许多以生活或工作为纽带的小群体中，从而更容易将群体的偏好与生产数量联系起来，实现更高效率的供给。自愿供给指个体或组织在没有强制性征税或必然性消费的情况下愿意承担体育公共服务的成本。诸如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中志愿者的付出、企事业单位对体育公益事业的捐赠，就是其中主要表现。

同样，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破坏公平、引发社会部门腐败等，因此，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也力求合理的社会化。

2.3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權化

体育公共服务的分权化，是由地方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中扮演更多的角色，依据有最优分权理论、财政分权理论、用脚投票理论等[7]，它相比由中央政府集中供给的方式，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提供具体的服务内容，同时还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促使不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来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

在社会实践中，各国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有分权化趋势，虽然事权内容各自有所侧重。由于历史传统、政府职能、行政管理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所承担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也体现在各具特色的事权配置方式中，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与事权也有增加与扩大的趋势。

分权化本身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过小，由其提供体育公共服务难以平衡收益和成本，或由于某些体育公共服务项目需求有限而达不到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造成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提供，最终损害到公民的应有权益。因此，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权化强调恰当性，需要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居民体育需求特点和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配置机制等情况。

3启示

从部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推进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体育公共服务要进行适度的市场化。由于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公共服务制度很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有限，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进程受到观念、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约束[8]。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基于目前国内体育公共服务的实际，市场化趋势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与管理理念，继续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制度建设，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相关的法津法规制定。同时要大力挖掘市场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潜力，建立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加快制定促进民间体育投资的优惠政策，有效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多元投资进程，实现体育公共服务投资经营模式的多元化。

其次，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要进行合理的社会化。目前我国公民社会不发达，各类社会力量总体上还处于发育状态，因此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要先采取措施培育社会力量。在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改革中，要加大对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力度，提高其自身能力与独立性[9]，明确供给的边界与限度，加强相关制度建设[10];要进一步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以服务为中心，形成包括专职、兼职和志愿人员参与的服务队伍;同时要努力完善体育自愿供给在激励与宣传、方式和渠道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从而进一步拓展各类社会组织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功能。

最后，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要进行恰当的分权化。分权化改革中首先要重视体育事业公共财政保障[11]，同时要切实考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体育公共服务公益性特征。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体育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政府的规模实力来进行适度分权，清晰界定各级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事权的边界，保障事权与职能的严格对应，避免出现因为有事权少职能或者有职能少事权而造成的问题，从而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在界定各级政府间体育公共服务事权的前提下合理配置相应的财权，保障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匹配，更有效地将转移支付用于体育公共服务[12]，通过选择恰当的转移支付形式，调整完善转移支付结构，以保障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中，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的具体举措往往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为预防和应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在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改革进程中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相对独立、专业、透明的监管机构，加快相关监管法规的步伐，通过行政、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来加强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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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琳,曹可强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2：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研究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当前居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现状为依据，分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结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应通过“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来改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单一、效率低下等现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式灵活、政策激励”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以提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

体育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领域，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重要课题。体育学者肖林鹏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1]。结合公共体育服务的规律及特点，本研究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是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所采用途径和方法的总称。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国际上一般把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分为3种类型：政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志愿供给模式[1]。其中，1)政府供给模式又分为政府直接供给和间接供给，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包括财政拨款、行政指令等，间接供给方式包括政府经济资助、政府参股等;2)市场供给模式是指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的方式有：PPP模式(政府采购、凭单制等)、企业独立供给、市场融资方式等;3)志愿供给模式之精髓在于以自愿贡献的方式投资或生产公共体育服务，目的是为达到“以志愿求公益”，具体方式如体育志愿服务、无偿捐赠、参与听证会、委托授权等。长期以来，基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及我国体制改革滞后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是依靠政府供给，供给方式单一，且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因此，在服务型政府改革进程和服务民生目标建设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亟待改革。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途径，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等为关键词，查阅文献100余篇，了解了当前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思路访谈了北京体育大学(1名)、天津体育学院(2名)、上海体育学院(2名)共5名体育管理学领域的教授，为本研究的研究范畴和研究结构的确定奠定了基础，为研究结论的提出提供了支撑。

1 公共体育服务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

我国体育界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如《我国体育事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性认识与研究》、《我国体育事业的产业化运作—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分析》、《从经济学视角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产业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理论视角分析》[2-5]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元化趋势;《社会公共体育服务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政府与体育的公共政策研究》、《市场经济对公共体育的影响与变迁》[6-8]

等分析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政府的责任和职能以及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政策等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影响等;《我国体育投融资体制问题研究》、《市政债券融资方式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筹措体育自己的思路转换》 [9-11]等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投融资方式问题;《论大众体育运行的公共治理：内涵、基础及实现途径》、《中国竞技体育的私人提供分析》、《公共财政对我国民营体育经济发展的作用与约束研究》[12-14]、《职业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模式选择》、《公共体育服务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与途径》[15-16]等从体育的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或模式。诸如上述研究，往往是依据实际现状来论证已有理论或是借鉴其他领域的理论和经验来阐述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问题;而且，我国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实践，缺少成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支撑，尤其是在诸如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改革、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及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具体实施与操作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薄弱，对实践操作指导不足，滞后于实践。

2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面临重重困境

2.1 政府供给方式仍居垄断地位 体育行政部门一直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绝大多数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出资、组织生产和提供等都由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与“挂靠”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合作负责供给，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的影响，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资源，体育行政部门仍然占据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地位。体育财政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范围不合理和供给结构不均衡，一些已具备市场条件或群众喜爱并已初步形成消费规模的体育项目，由于完全财政供给，致使产生过度的消费需求[17]，并使得一部分体育事业单位供给能力萎缩。另外，体育部门还统筹统办了许多本应该由社会和市场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如体育部门紧抓住体育赛事的审批不放，挫伤了社会资源参与体育赛事的积极性，“越俎代庖”现象还比较突出。

2.2 社会化供给方式发展障碍多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对26省、市、区调查统计，省以下有各级体育社会团体53 220个，体育社团类型包括体总、人群体协、项目体协、行业体协等308个种类[18]，体育社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诸如中国奥委会、中国体育总会等全国性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社团的主要管理者来自官方，“一块牌子、两套人马”，具有一定的行政审批权，但其业务活动受官方约束较强;行政性权力关系边界往往比较模糊，独立运行能力弱，与之合作的市场机构相对较少;实体化改革进展缓慢，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我国政府虽然通过财政拨款、专项资助、授权委托、购买等方式与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却没有依法赋予它们相应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起不到“百姓身边活动组织者”的功能;人们“奉献社会”的精神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体育志愿者服务和体育捐助等志愿型供给方式相对滞后，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依托社会办体育的良性运作机制。此外，国际非营利组织很难介入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和行为在我国严重缺失，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往往成为政府垄断型供给方式的“附属”。

2.3 市场化供给方式缺乏引导和规范 在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大型体育赛事等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准入苛刻，例如，在企业性质、资金、规模等方面门槛较高，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虽然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的承办与组织等公共体育服务，形式上是向市场开放了，可以由社会组织或企业来生产、提供，但实际上，由于政府仍然“主导”，企业仍不能放开手脚全力投入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市场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在产权制度等制度层面缺乏保障，例如，企业的“趋利性”代替了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而且，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强，对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双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够信任，使企业投资公共体育服务持“观望”态度;有的体育事业单位在改制时过度“私有化”，使得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本应提供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成为须交费才能获得的“经济性”服务，而还有些体育事业单位无偿利用了国有资产和资源，从收费中创收营利[19]。例如，国家审计署2006年曾查出，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中心将2 787.4万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专项基金彩票公益金用于股票投资，截至2005年底尚未收回[20]。

综上所述，政府供给方式的不足与非政府供给方式的缺失等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制约着公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供给方式是联系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桥梁，其选择、实施、创新与改革，直接影响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在以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以民生服务为中心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改革与创新自然地成为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焦点。

3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目标选择

公共产品理论中，基于体育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质，可以将其分为公共体育服务、混合体育服务和私人体育服务。随着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供给理论逐步明确。另外，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体育领域中，政府、市场主体、非营利组织等各种相关主体的功能与定位越来越明确，体育“大社会”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在我国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大众化的趋势以及公共服务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公共体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这样，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必然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3.1 改革目标 逐步改变政府垄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局面，吸引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式灵活、政策激励”的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这意味着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技术的创新，即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等各供给主体通过替代、互补(外部结合)、嵌套(内部结合)等多种形式形成无缝隙“伙伴关系”服务提供系统。在这一体系中，各供给主体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明确，核心服务能力得到加强，模糊服务供给的配置得到优化，服务的资源、成本、过程等都得到优化，强调整体最优组合，使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21]。

3.2 目标内涵

1)“政府主导”主要是要让政府“摆脱”具体体育事务，在政策、法律、制度等宏观层面的调控更加明确和突出。例如，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维护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环境公平竞争的秩序;注重公共体育服务在不同区域和居民间的调节分配，优先满足居民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需要，对于高收入者的高层次体育服务需要，建立和实施相对应的付费制度;制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全过程相关的质、量、技术等标准，并进行检查、监督;预测并向社会各界及时发布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与需求信息等。

2)“社会参与”主要是指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企业、个人以及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突破“政府垄断”，朝着“多一些社会，多一些市场，少一些政府”的方向渐进式改革。在分析公共体育服务不同属性与特征以及居民公共体育需求差异性的基础上，应该突破“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和“政府与市场二元模式”的局限，将市场化供给方式和自愿供给方式等社会化供给方式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设计和选择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明确各种方式的分工、互补，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替代，不断创新灵活多样的高效供给方式，逐步扩大各种供给方式的作用范围，增强其效应，以扩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规模和提高其

效率[22]。

3)“方式灵活”是指各种主体不断创新供给方式。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它们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为了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就必须使多种供给方式相结合，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对各种方式的优选，形成一种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最优组合。

4)“政策激励”就是要突出公共体育服务较私人体育服务的政策优惠。无论是各级政府或是其他组织，都应给予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应的政策优惠，例如，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给予税收、土地、社会声誉等“优惠”，尤其是通过这些优惠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

这种形式多样、优势互补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有利于解决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有利于把大量社会资源引入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以缓解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公共体育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对社会利益多元化体育需求的有效回应;有利于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和实施，逐步扩大体育领域采购品种和规模，借助契约制度和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增进公众的福利水平，克服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中的政府腐败等[23]。

4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供给方式的“多元化”，要求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即要求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同时，在多元主体基础上，要求改革和创新各种主体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具体方式，以达到“主体多元”与 “供给方式多元”的统一。为此，本研究提出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市场化”、“社会化”和“自治化”的“三化”改革方案。并通过访谈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的专家，认为要提高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重点是改革当前以政府供给方式为主的模式，应主要通过“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

4.1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指的是利用市场机制，采用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手段来达到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目的的过程，民营化、使用者付费、放松管制、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都可以用来帮助政府达成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供给的政策目标[24]。美国的职业体育是最典型的市场化运作案例，公众的需求直接决定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服务提供，完全的市场运作，在赢利的基础上回报社会和公众。美国的职业体育俱乐部从事大量的公益体育事业(资助具体运动项目的大众体育发展计划或项目、具体运动项目的科研等)，例如，美国职业冰球联盟关注利用社区推广和普及冰球运动，其社区推广计划以6～16岁孩子为重点，建立青少年儿童对冰球运动及各职业冰球俱乐部的忠诚，在社区推广街头冰球，甚至为参与者提供培训，包括示范练习和提高技术等服务。该联盟仅在加州北部就组织了200个社区2万多名孩子，配备了运动器械和教学书籍，并提供2h的训练课程。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都制定了类似的计划，吸引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另外，职业运动队还能促进社区公民的社会认同，激发社区公民的自豪感，这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25]。再如，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采取了委托经营管理的形式，与美国西格集团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书，引入了外资600万元，公司在经营中自负盈亏，实行政府规划，政企投资，委托管理，承包经营，部门监管，市场运作，百姓获益，提高了宁波市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产权国有化、管理企业化、运作市场化和服务社会化[26]。目前，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建设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也作了许多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很多“软环节”，还需要积极探索市场的灵活方式，包括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的收集与公布、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供给技术手段的创新与应用等。由于市场在竞争机制、信息及时性、技术手段先进性等众多方面的优势，它可以大大提高混合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并且有效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问题。

4.2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社会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社会化，是指政府或体育行政部门把部分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更多地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目标[29]。非营利组织的委托代理(社会团体受委托经营管理公共体育场馆等)、权力下放(国家体育总局把许多体育资格认证的权力下放给各项目体协等)、体育志愿者服务、体育捐赠、伙伴关系(即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等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处理具体公共体育事务)等都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形式。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盟(DOSB)是德国最主要的体育社会组织，它对德国的体育网络进行总体调控，制定新的总体发展规划。其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之外，主要是会费、体育彩票公益金，还有社会捐助以及比赛、电视转播、门票、俱乐部、财产分红商业收入等;体育协会组织还制定各种体育发展计划，例如，1995年原德体联开始实施“体育协会——使人人受益”计划等。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供给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不断探索以下3个改革问题：1)如何使体育社团转型，改变其“行政性权力关系”边界模糊及公共体育服务职能不明确和运作不够规范的现状;2)如何唤醒人们的“奉献精神”，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参与体育志愿者服务;3)如何增加体育人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公共体育服务。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而非营利组织恰恰具有公民基础的最大优势，它们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自主地提供公众迫切需要的基本体育需求，适应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效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失灵”。

4.3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自治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自治化，主要是指在基层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自治组织根据自身疆界的不同，向本领域内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27]。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自治化可以通过社区自治方式的发展(成立社区范围的体协、体育基金会、体育兴趣小组、体育志愿者服务队等)、单位自治化供给的改革与完善(单位内部以福利形式开展的健身活动、运动爱好团队、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宣传、教育和资金支持等)、自我服务(公众形成健康的锻炼和生活方式)等方式来实现。在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活动中心，为社区居民参加各种活动提供便利，社区活动中心大多是多用途的中心。宅区都留出建设公园和体育中心的空地，公园和体育中心由政府投资建设并管理，由市民使用。社区采取“社区自治”模式，社区体育中都设立了自己的体育协会组织、社区体育基金、自我运营和广泛的沟通渠道，立足社区提供相应的社区体育服务。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自治供给的重点是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村庄，通过这些自治组织居民亲自参与民主的决策、监督、管理的过程，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体育权益，激发他们参与体育的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8]。自治化供给方式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一种公平供给方式，可以满足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多样化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三化”改革，其实质即改革和创新我国原有政府垄断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理应是“多主体”、灵活多样的，各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优化组合可以取长补短，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相对令多数人满意的供给组合方案，避免单一供给方式应用的片面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现以“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为特征的多主体供给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是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回应。

5 结 语

从当前形势看，政府、体育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均已认识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重要性，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改革面临众多困境的背景下，虽然明确了建设“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方向，但是要真正达到改革目标，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必须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和“自治化”这3种改革方式来弥补原有方式的不足，逐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体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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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佳颖 张莉清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3：

国外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的综述

摘 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对国外关于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内容可归纳为4个方面：单一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多个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比较研究、体育场馆中举办的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研究及体育场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总的来看，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3种：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中国的启示：1)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应加强理论研究。2)加强大型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应用研究。3)加强对大型体育场馆周边社区居民的大数据信息的收集与挖掘。4)加强体育场馆功能的综合开发，加大体育场馆的公共体育服务力度。

关键词：国外;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社会影响评价

体育场馆是我国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1]。其中的大型体育场馆综合功能突出[2]，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我国学者对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与管理已经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而与体育场馆经营与管理的研究相比，我国体育场馆的评价研究还相对滞后，尤其关于大型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系统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大型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和方法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尚显不足。虽然已经有部分学者就体育场馆市场化经营过程中的效益评价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中国的体育场馆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指标难以衡量，当前对体育场馆的效益评价研究更侧重于经济效益的评价研究，较少涉及到社会效益和服务效果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就国外关于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对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相关概念、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内容与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方法进行分析与综述，以期为中国大型体育场馆社会效益研究和评价提供理论参考。

1 国外的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概念的研究

1.1 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起源

社会影响评价起源于美国，最早是环境影响评价的组成部分。1969年美国实施了《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环境影响评价(EIA)成为了美国政府决策和环境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该法案可知：在联邦基金项目实施中，不仅要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还要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价(SIA)，由此，社会影响评价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后，美國的社会影响评价逐步从环境影响评价中分离出来，并应用到水资源利用、城市建设、土地资源开发、对外援助等项目中[3]，涉及到经济、社会福利、生态环境、政治、文化等方面。1980年，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AIA)成立。随着世界各国对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视，除美国以外，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也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认可。例如，1984年世界银行将“社会性评估”作为衡量项目可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世界银行要求所有受资助项目做环境影响评价;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了《社会分析范例手册》，提到社会影响评价的5个切入点：1)社会多样性别;2)利益相关者;3)机构、角色和行为;4)社会参与;5)社会风险[4]。20世纪末，亚洲开发银行也将社会影响评价作为每个工程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影响评价概念的用词也有所差异。目前，国际上的社会影响评价的重点已逐步由项目评价向战略评价转变，强调从整个决策链的源头解决社会问题[5]。

1.2 社会影响评价的定义与概念内涵

根据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AIA)[6]的定义，“社会影响评价包括分析、监测和管理由预计干预措施(政策、项目、计划、工程)所引发的任何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预期社会影响和非预期社会影响、正面社会影响和负面社会影响”。Rabel[7]认为，社会影响评价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次级学科，它是对因拟建项目或拟制定政策对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而导致对社会和个人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评价，是一套对影响预先作出评估的系统。Frank[8]认为，社会影响评价是所监管项目的开发造成的社会方面的后果，具有前瞻性，并立足于干预和指导重大决策(包括重大项目建设、重要政策出台)的进程。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外学者对社会影响评价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均主张通过社会影响评价来评估政策或工程项目对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提高政策或项目的社会效益。在国外，社会影响评价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对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结构、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因此，与宏观经济学视域下的“社会效益”概念相比，“社会影响”概念的内涵更为宽泛，社会效益属于外部效应，强调政策或工程项目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正外部效应;而社会影响涵盖了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所产生的所有有形或无形效益和结果，包含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社会影响评价在国外已经形成了方法体系，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工具。

1.3 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界定

从国外的社会影响评价的起源来看，社会影响的内涵极其丰富。根据工程项目性质的不同，其社会影响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评价内容上也有所差异，因此，在梳理国外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内容与方法之前，有必要对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加以界定。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是对体育场馆建设与经营过程中对所在区域或城市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突出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尽可能地减轻或者避免相关风险，实现体育场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统一，实现体育场馆综合效益最大化，以促进体育场馆所在区域或城市的发展。

2 国外的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文献数据来源

本文以“sports stadium”“sports venue”“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等作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WOS)、EBSCO、SAGE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根据内容的相关性，经过筛选，选取了27篇国外关于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论文，并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和综述。在本文选取的论文中，发表年限范围为1985—2018年，说明国外关于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具有延续性。经分析发现，近期研究样本占有较大的比重，论文发表年限多集中于2000—2018年。从收集的论文的科学性角度来看，本研究选取的论文样本能够体现国外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的进展及研究热点。

2.2 国外的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的4种类型

国外的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和有关机构就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4种类型。

2.2.1 单一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的评价研究

Wilkins[9]以美国华盛顿东南部的华盛顿国民体育场作为案例，研究了在低收入人群居住社区新建运动场对社区的影响。该研究对从美国人口普查和美国社区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体育场建成的8年前，体育场周围主要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群居住;而在体育场建成的6年后，体育场周边社区居住人群发生了变化，体育场周边社区居民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研究结果显示，体育场的建设使体育场周边社区原有人口流失;低收入居民数量受到了新建体育场不同程度的影响，体育场的建设对低收入人群社区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McGehee等[10]以乔治亚州立大学(GSU)的体育场馆改建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乔治亚州立大学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布的有关体育场馆重建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研究，以此分析大学体育场馆对其周边社区的影响。该研究认为，体育场馆对大学提高声望和知名度具有无形的好处，随着大学体育场馆的财政投资不断增加，有必要向公众介绍大型体育场馆，以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以此获得正面的社会影响。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是单一体育场馆的建设影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Collins等[11]对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体育场馆建设影响进行评价研究。该研究表明，自1985年以来，体育场馆已经成为美国数百个城市中心再开发战略的焦点。该研究使用了半结构式访谈、定性分析、统计学方法等多种方法，从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3个维度对凤凰城的体育场馆建设影响进行了评价。由上述研究成果可知，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由于单一体育场馆所在城市的地理位置及兴建或改造时间的不同，研究者在研究单一体育场馆社会影响时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大差异，将正面社会影响与负面社会影响都纳入了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范畴。

2.2.2 多个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的比较研究

有一些国外的学者将多个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Carlino等[12]以犯罪率、城市垃圾、公共事业费用、失业率等指标衡量NFL体育场的社会效益。Buckman等[13]通过对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库尔斯体育场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大通体育场的改造项目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体育场改造前评价体育场入口、体育场周边交通和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性。Melnick等[14]在研究中将体育场馆视为休闲社交的“第三場所”，从体育场馆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调查对象在体育场馆中社会互动的经历来对体育场馆的公共服务进行评价。Lee等[15]对美国职业体育大联盟和小联盟的所辖体育场馆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球迷人数、球队忠诚度、媒体消费数额和观看比赛次数等多个变量的测评，分析了社会互动对现场观众对体育场体验满意度的影响。该研究结果表明，视觉景观和社会互动都会影响球迷对体育场馆的满意度。Agha等[16]使用补偿性差异理论框架研究小联盟棒球场馆的社会影响，并通过数理统计法分析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这些棒球场馆的社会影响存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小联盟棒球场馆的公益性和社会价值对美国许多城市产生了影响，是有社会价值的城市设施，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上述研究的结论可知，相较评价单一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在评价多个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时，评价指标要更多维，并且由于各个体育场馆所在城市和区域位置的不同，其社会影响也显示出差异。笔者对上述研究的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多个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比较研究由定性研究逐步转向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2.2.3 对在体育场馆中举办的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的研究

通过梳理收集的文献发现，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时也将体育场馆中举办的体育赛事作为研究重点，并且对体育赛事的评价研究为数较多。除了对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外，也有大量国外的学者对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Ritchie 等[17]的研究中认为，居民对于举办体育赛事具有持续的关注度和兴趣。Ritchie等[18]在另一项关于居民对举办体育赛事的态度的研究中认为，居民对于举办体育赛事是高度支持的态度。Soutar等[19]的研究对象由居民对举办体育赛事的态度转向了举办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该研究认为，在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一些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举办体育赛事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Jeong[20]在研究中创新了体育赛事社会影响评价的方法，认为举办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例如促进城市发展是举办体育赛事产生的正面社会影响。同时，举办体育赛事从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角度而言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Delamere等[21]基于衡量特定事件对居民态度的影响，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研究了举办体育赛事产生的社会影响。其采用社会影响评价量表，在研究中设定了2个因素：社会福利和社会成本。通过调查当地居民对举办体育赛事的态度，分析了举办体育赛事产生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该研究为之后的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评价提供了初步的有关概念的理论参考。Collins等[22]研究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负面社会影响，尤其侧重于评价大型体育赛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Kim等[23]通过3个影响因素(积极社会影响、负面社会影响和积极经济影响)来评估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构建了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评价模型，其中积极的社会影响包括促进城市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文化交流、树立城市形象、促进教育事业与娱乐业发展;消极的社会影响包括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产生交通问题、增加安保问题和社会矛盾。通过上述研究可知，国外的学者对体育场馆中举办的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评价由最初仅研究当地居民对体育赛事的态度逐渐深入到研究体育赛事在社会多个层面的影响，并且已经有部分学者构建了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影响评价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为后续进行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2.4 体育场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国外的学者对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体育场馆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联性。国外有部分学者认为，体育场馆建设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因此，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市更新战略的实施，体育场馆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成为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一些国外的学者研究了体育场馆对促进城市发展的经济影响，并且，体育场馆和运动场对城市人群的收入或就业没有重大影响[24-26]。Chris在2001年出版的《城市中的体育——体育在经济和社会更新中的作用》[27]中认为，体育场馆建设具有增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形象的積极社会影响。在城市发展中，体育能够在促进人体健康、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就业、促进社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Chris[28]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到，对城市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了城市更新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城市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更多游客。在英国，大多数以体育作为城市更新战略的是工业城市， 这些城市需要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例如为举办199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谢菲尔德投资1亿4 700万英镑用于修建体育设施;曼彻斯特为举办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花费2亿英镑修建体育场馆。Crompton[29]认为使用公共财政补贴建造体育场馆对城市带来的主要社会影响是：提高社区知名度、提高社区形象和提升城市居民自豪感，并且提高社区知名度与社区形象可能吸引到对主办城市的投资，并产生与经济影响相似的社会效益。Chapin[30]认为，体育设施是城市更新的催化剂，是北美城市中心经济复苏的主要手段，例如芝加哥和达勒姆政府投资体育设施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破旧或空置城市区域的重建。Santo[31]认为，体育场馆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提高居民自豪感和提升“大联盟”城市形象。从上述研究可知，体育场馆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其社会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多数学者形成了一个共识：体育场馆是城市更新的催化剂，体育场馆建设对于增强城市居民自豪感，提升城市形象，引导当地居民更多地参加体育活动具有积极作用。

3 国外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研究的方法

体育场馆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地理标志，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过程中注重社会影响中的社会参与问题，即关注与体育场馆建设相关的利益主体在整个工程项目过程中的实际参与和意见表达。在研究方法上既强调定量研究，又注重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社会影响识别、社会影响评价、社会影响预期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综合性的评估方法。虽然国外的学者在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指标选取上尚未达成一致，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今后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总的来看，国外的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3种：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

1)调查法是国外的学者在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中采用的最为普遍的方法。无论是在评价单一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还是对多个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比较研究中，国外的学者均采用调查法进行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

2)个案分析法也是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例如，Wilkins[9]在研究中选择了华盛顿东南部的华盛顿国民体育场作为案例展开研究;Mcgehee[10]等选择了乔治亚州立大学(GSU)体育场馆改建项目作为城市大学体育场馆的样本来分析大学体育场馆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国外的学者在分析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时，往往选择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体育场馆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收集样本体育场馆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作为研究结论的支撑。体育场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以及所在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选择有代表性的体育场馆进行个案分析对于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指标的确定和相关概念的厘清具有重要的操作性意义。

3)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也称为意愿价值评估法、调查评价法等，是基于受访者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支付意愿和偿付意愿，对公共物品或服务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方法。在查阅经济学的相关文献时发现，国外的学者广泛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来评估地理空间的公共利益，因此，在体育领域，国外的学者也将条件价值评估法应用到了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中。例如， Johnson等[32]的一项研究中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体育场馆为城市带来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Johnson等[33]的另一项研究中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了国家冰球联盟匹兹堡企鹅队对匹兹堡地区居民的非市场价值;Walton等[34]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非市场价值。Johnson[35]认为，分析社会影响对于进一步了解公众对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赛事举办的意愿至关重要，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可以评估公众的支付意愿，以此进一步分析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场馆中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在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应用中，国外的学者侧重研究在体育场馆建设项目中的公众参与，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能够对人均消费和人均经济成本进行最直接的比较，因此，可以用于衡量体育场馆设施产生的经济效益，以此体现公众对体育场馆建设的偏好和态度，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会影响评价在决策过程中的工具作用。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往往是间接的、隐性的、难以量化的，通过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可以创造性地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来分析社会影响，这为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对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进行分析与综述。笔者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外的学者就体育场馆社会影响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认为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内容而言，国外的一些学者以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为理论框架，从单一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多个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比较研究、体育场馆中举办的体育赛事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及体育场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分析。从研究方法而言，由最初的定性研究逐渐形成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运用的研究范式，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

综观国外的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虽然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国外的学者在进行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研究时，对体育场馆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和“无形效益”这些概念有混淆使用的情况，这说明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的有关概念亟待进一步厘清。同时，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的学者对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更多是处于体育场馆建设工程结束后的评价阶段，对体育场馆建设工程全过程的动态评价研究还十分匮乏。由于体育場馆的社会影响评价具有前瞻性和预期性，因此，对体育场馆潜在的社会影响进行测评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4.2 启示

1)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应加强理论研究。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平衡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确保体育场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是当前体育场馆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社会发展，体育场馆社会影响的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关于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应加强，应结合体育场馆建设的实际情况，研究适应各国国情的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体系，以进一步完善体育场馆社会效益评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加强大型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评价的应用研究。社会影响评价虽然源于环境影响评价，但其作为重大工程项目决策的重要工具，正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应用[36]。中国政府对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影响也十分重视。例如国家发改委制定了《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之后，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陆续进行了行业的或投资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部分理论和方法已应用到了实际项目中[37]。再如《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38]中提出：项目单位在组织开展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时，应当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调查分析，查找并列出风险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由此，我国学者应开展大型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的应用研究，加强对大型体育场馆社会影响评价研究的应用，不仅在实践层面对大型体育场馆建设项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理论层面还能够促进大型体育场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3)加强对大型体育场馆周边社区居民信息的收集与大数据挖掘。笔者在分析所收集的文献时发现，国外的学者在使用调查法时经常采用居民住房调查结果和社区居民调查结果。例如，美国的一些学者通过美国住房调查(AHS)和美国社区调查(ACS)来收集体育场馆辐射区域的人口统计学指标的数据信息来分析社区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居民收入等。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统计学指标也是大型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的部分重要评价指标，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失业率、城市中心人均支出、城市中心人均纳税额和人均收入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在大型体育场馆社会效益研究中要重视大数据的运用，充分利用相关大数据资源平台，收集体育场馆的经营、大型体育场馆周边社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等方面的信息，以更客观和全面的数据对大型体育场馆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价。

4)加强体育场馆功能的综合开发，加大体育场馆的公共体育服务力度。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体育场馆作为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地理标志，不仅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体育场馆周边的社区、交通、环境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是城市更新与发展的催化剂。如何提高我国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减少或规避有关风险，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是体育场馆建设与经营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的体育场馆在建设与经营中，要重视将体育场馆融入到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空间布局规划中，加强体育场馆功能的综合开发，加大体育场馆的公共体育服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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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京宇 陈元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