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视剧论文

【摘要】2002年,《刘老根》一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一系列以反映新时期农民在小康路上探索、成长为主题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走上了荧屏。本文透过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看新时期农村女性角色转变这种社会现象,分析农村女性在角色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尴尬,以及农村女性形象转变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电视剧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电视剧论文 篇1：

关注现实 唱响主旋律 引领农村电视剧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我国有9亿农民，农村题材是电视剧创作一个潜力巨大的文化市场。近些年，党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就特别需要优秀的反映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作品，来不断丰富和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体之一，也理应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所以，在电视文艺创作中，要贴近民生谈改革，关心民生谋发展，大力搞好新时期的农村电视剧创作。

电视剧作为电视文艺的重头戏，近几年规模发展不断加速，电视剧生产在电视产业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在整个文化产业布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的有力手段。对激发民族志气，鼓舞群众士气，弘扬社会正气，引领道德风尚，提高民族素质，陶冶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凝聚人心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有着别的文艺样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现在农村电视剧存在脱离农村现实的问题

1.作品主题：脱离农村现实的肤浅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热火朝天，但有的编剧住在宾馆里编故事，围着农村转一转，隔着车窗看一看，镇长、县长见一见，脱离实际，利益驱动，闭门造车，靠鼠标在网上找情节，煞费苦心编造。这样，农村电视剧在剧本阶段就粗制滥造、缺少新意，摄制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浅薄庸俗，雾里看花，没有现实主义的深度。

2.作品格调：脱离和谐社会的庸俗化

对农村生活的表现多限于家长里短，比较表面化。电视剧是一种视听兼备的艺术，不能没有音乐和歌舞，但在以讲故事为主要手段的电视剧艺术中过多地依赖小品和歌舞、依靠庸俗刺激来抓住观众的做法不可取，因为这样做会削弱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有的电视剧丑化农民，脱离生活、幻想生活，作品家长里短多、小事扯大多、没事找事多，格调底下、粗俗媚俗。

3.作品艺术特色：脱离农村真实的小品化

在农村题材剧中表现为电视剧的小品化，人物的语言、行为、造型都带有鲜明的小品化印记。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由潘长江饰演的赵喜富，包括台词和说话的腔调带有明显的小品表演的影子。《乡村爱情》中的结巴刘能，属于戏剧和小品中典型的丑角形象。这种小品式的电视剧为提升农村剧的收视率作出了贡献，但完整的故事情节反而被小品化叙事肢解得面目全非。

为了追求通俗化和喜剧效果,有的电视剧写成了小品，演员是小品化的,剧中的人物、语言、行为都是小品化的。同时,为了强化通俗性和喜剧效果,又在剧中加入了大量的民间戏曲和绝活,而这些加入的戏曲和绝活又往往与剧情没有融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和剧情隔离的感觉。最后电视剧成了小品、二人转、话剧的大杂烩，削弱了作品的电视剧特色，搞成了“四不像”。

二、农村电视剧要唱响反映农村现实的时代主旋律

纵观古今，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文艺作品，都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要在创作中拒绝平庸、抵制腐朽、反对谬误，以火热的创作热情，推出大批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弘扬真善美的优秀之作，让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深入农民头脑和心灵。从《圣水湖畔》到《希望的田野上》等等，现实主义题材农村剧火起来，并非只有农民喜欢，许多城市人同样热衷于看这些“土里土气”的电视剧。

农村题材电视剧要增强时代感，尤其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实施后农村的可喜变化。电视剧创作者要狠抓剧本创作，不再迷信所谓“侃”出来的故事，潜心创作实践，认真研究电视剧的叙事艺术，突出艺术个性，不断丰富艺术表现手段，增强艺术吸引力，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发挥创造性，

1.唱响农民创业致富的主旋律

一个农民历经苦难、坎坷、情感曲折的城乡间、贫富间、聚散离合间的励志故事，一定比一帮农民的搞笑的剧更打动观众。

2.唱响农民靠技术就业的主旋律

农民工就业正呈现出鲜明的由“传统体能型”向“技术型”、“创业型”转化的特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市政、园林、商业、家政、交通等方面需要数以千万计的技能型人才，电视剧要反映农民工从传统的力量型就业向技术型就业转变，多表现保姆家政、餐饮服务、保安物业、机械操作、计算机、数控机床、建筑、制造等这些行业就业故事。

3.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交融主旋律

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很多人不会种地，他们有文化，有理想，打工不再像父辈那样为了赚钱贴补家用，他们想的是成为城市市民。这就需要他们的思想、法律意识、文明习惯、文化教育首先城市化。要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使离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社会的认同，逐步消除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

4.唱响农民凡人小事、大爱情怀的主旋律

展示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以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反映现代人发生在情感上、心理上的种种矛盾纠葛，真实地表现人与人渴望沟通理解的意愿，表现健康向上的人情味和人性美。

5.唱响农民工产业大军的主人翁精神主旋律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产物，是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是农民群众的优秀代表，是新时期的新农民。2011年，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职工总数4亿多，其中农民工总数2、4亿多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如建筑、建材、采掘、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第一线职工80%以上是农民工。农民工已经并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必须是农村电视剧创作关注的受众对象。电视剧要表现打工者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关系，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友爱，顾全大局，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的故事。

6.唱响农业现代化的主旋律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电视剧要表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故事。

(作者单位：吉林省总工会)

【责任编辑：张德明】

作者：訾波

农村电视剧论文 篇2：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农村女性角色转换

【摘要】2002年,《刘老根》一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一系列以反映新时期农民在小康路上探索、成长为主题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走上了荧屏。本文透过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看新时期农村女性角色转变这种社会现象,分析农村女性在角色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尴尬,以及农村女性形象转变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题材 电视剧 农村女性 角色转换

电视剧作为现代大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以传播快、影响大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新时期的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赋予了女性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内涵的形象。本文透过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看新时期农村女性角色转变这种社会现象,分析农村女性在角色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尴尬,以及农村女性形象转变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

1、“厨房”里的家庭主妇

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在影视作品中,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在女性群体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她们不需要“上厅堂”只需要“下厨房”,她们也不用为家庭经济问题承担过多的责任。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却很少能创造经济价值,她们甚至会在丈夫的劝慰下委曲求全。《圣水湖畔》中的陈快嘴,《插树岭》中的溪粉莲、喜鹊,《刘老根》中的大辣椒、满桌子,《马大帅》中的玉芬、桂英,《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中的二宝妻子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形象,她们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不过多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一些决策性事情她们都听从丈夫或者权威男性的指派。由于东北农村剧反映主题的时代性,这些人物往往不能成为主要人物。

2、巾帼不让须眉的村民带头人

东北农村剧成功塑造了几个村民带头人的角色。例如,《插树岭》中塑造的村支书杨叶青,同为村领导班子的成员,杨叶青不比马百万、牛得水逊色,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拍板决定的是杨叶青。杨叶青使落后的插树岭村脱贫致富,使观念陈旧的乡民摒弃迷信思想,走科技兴农的道路。而在《圣水湖畔》中,不甘贫穷的农村妇女马莲,为了能种上高产谷子,冲破重重阻挠,维护自己的权益。不难看出,她的胆识和勇气远远胜过村主任黄金贵。

3、远见卓识的农村企业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兴办旅游度假村的过程中,一个个农民企业家的形象在电视剧中诞生,而这些农民企业家中不乏女性。在《乡村爱情》中,王小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考大学落榜后,她与父母在自家建起了豆腐坊。她时时留意外部信息,寻找商机,逐渐将自己的豆腐坊发展成为豆制品加工厂,在《乡村爱情3》中,王小蒙的豆制品厂实现了跟上海公司的合作,王小蒙也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

4、反抗旧思想追求新观念的青年女性

在电视剧《插树岭》中,马趴蛋和牛得水两家换亲的打算让两家的女孩无法接受,马趴蛋的女儿马春和牛得水家女儿牛大改因为不能接受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而反抗,马春毅然决然去城里打工,牛大改则不辞而别,留下了待办又无法办的两家婚事。牛大改的妹妹牛二改与马壮偷偷地恋爱了,他们的恋爱遭到了牛二改父亲的阻挠,因为牛二改的父亲指望她嫁给一个中年的光棍从而得到一笔礼金。无奈之下,牛二改与马壮私奔,同去城里打工。在这部剧里,马春、牛大改、牛二改是落后农村中青年女性的代表,她们追求自由恋爱,追求有爱情的婚姻。她们更向往知识,向往农村以外的广阔天地。

二、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转换

角色(role)这个词是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上的概念。角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社会性,受社会地位以及规定社会地位的结构所制约。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其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研究发现,男性在黄金时段电视剧节目中出现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女性。女性经常被描绘为年轻、迷人、富有爱心、情绪化,而且更多是出现在爱情和家庭类的节目中,有时甚至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与此相反,电视对男性的描述则常常是强劲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选择、议程设置影响着人的性别角色的地位。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对农民性别角色的描述抛开传统文化束缚,从性别角色扮演的层面看,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开放、平等思想。该类剧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观念被耀眼的时代气息冲淡,女性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妻子和母亲,女性在家务以外的劳动中或多或少地创造着经济价值。

在电视剧《插树岭》中,村支书杨叶青这个农村女性可赞、可敬。作为一个女性,她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她是一个大学生的母亲,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是需要伺候年迈婆婆的儿媳妇,是贫困落后的插树岭村的领导,是心中揣着儿女情长的中年女人。她之所以可敬,是因为她把自己身担的角色处理得很和谐。藉此,不难看出该剧对女性的角色的认同。作为村支书,杨叶青为村民寻找致富项目,吸引外资,解决村中内部矛盾等,无不彰显其“不让须眉”的巾帼魅力。

《女人的村庄》讲述了东北地区一个小村庄——张岭村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进城打工,把村子和家留给了女人的故事。在男人不在家的日子,村里的女人遇到重重困难,她们没有等待依靠,而是组织起来,挺起腰杆,一肩挑起土地,一肩挑起家庭,终于在坚守与坚持中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最后把外出打工的男人们也吸引回家,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这部剧也充分体现了农村女性角色转换的现象,与其他同类剧不同的是,它反映的是农村女性集体角色转变的过程。

三、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女性角色转变面临的尴尬

女性角色转换中所遇到的尴尬体现在角色的冲突上,所谓角色冲突,就是角色的自我期望与他人或社会期望发生严重的偏离,这种偏离往往会导致人们对自己能否有能力再扮演这种角色的困惑与迷离。显然角色冲突既是个人与他(她)人或社会之间的矛盾,又是主观感受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异。

《圣水湖畔》这部剧中有一个地道的农家妇女马莲,与以往的农村妇女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痛苦挣扎不同,马莲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土地,为未来设置科学合理的生产经营模式。这个普通的,具有进取精神的农村妇女,在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遭到了丈夫、侄女婿等人的阻挠和反对。作为一个不甘落后,不愿意委曲求全的女性,她有远见卓识,并承包下湖边的机动地,打算把这块地培育成高产谷子基地。马莲的丈夫韩老实是个胆小怕事,爱面子充大丈夫的男人,作为妻子的马莲,她遭到了丈夫的误会和反对;作为长辈,她又在晚辈(侄女婿黄金贵)挖墙脚的情况下艰难坚持;作为普通村民,她在领导的淫威下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马莲一人担当多种角色,这些角色在“扮演”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增大个人压力,同时也考验了她的承受能力。

四、农村女性角色转变的历史性进步

1、农村女性角色转变有利于农村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村落后、闭塞的现状已经有所改观。然而,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施之后,我国部分农村妇女依然依靠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维系生存,解决温饱。在发展生产上,很多女性只是满足于已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缺乏进取意识,而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基础差,多数女性仍然只处在传统的家庭角色。农村女性角色的转变必将使农村女性人才资源的配置上趋于合理化,而女性人才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参与,必将为新农村建设、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2、农村女性角色转变有利于改变落后观念,提高农村女性的个人素养。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承担起家庭以外的社会责任、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这些行为是建立在女性摒弃旧有观念,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基础上的。这个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必将对农村女性个人素质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农村女性角色转变还只存在于局部,转变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更有待改善和解决,它需要政府、社会、教育、传媒等部门和领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①沙莲香主编:《中国女性角色发展与角色冲突》[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②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09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7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作者：王跃辉 李广强 尹 恒

农村电视剧论文 篇3：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传播功能

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它的生产就是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过程，农村题材电视剧是精英文化生产的经过主流文化审验的为大众文化所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各种文化形式都在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一、 话语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表达的软着陆

农村题材电视剧是国家话语宣传的代言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建构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主流价值观念能够得到充分的彰显，正是由于城市观众对农村生活的陌生与农村观众对自身环境的朴素认知及对电视镜像的盲目认同，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成为了国家话语宣传的最佳载体。主流价值宣传与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结合，要兼顾故事发展的合理性，所以在农村叙事中，国家意识形态是通过软着陆的形式呈现的。

(一)农村政策与电视剧的宣传功能

作为大众传播中的“第一媒介”，电视承载着社会舆论引导的重要责任。电视剧是接地气的大众化娱乐节目形式。电视剧观众面广，收视量大，资源使用效率高，是大众主要的电视消费内容，也是节目市场的主要的盈利类型。据统计，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视剧收视量长期稳定在30%以上，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1]长期的收视率优势也使得主流价值形态更加关注电视剧这一节目类型，也对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

曾庆瑞认为电视剧艺术具有多种功能，并构成一个功能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包括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2]这四种功能基本概括了电视剧艺术本身蕴含的价值元素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对于农村题材电视剧这一特殊的电视剧类型来说，宣传功能是不能忽略的。新世纪的每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宣传功能都得到了发挥。

200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严格保护耕地”，同年4月，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圣水湖畔》，讲述了农妇马莲承包耕地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故事;2006年1月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9月，《喜耕田的故事》杀青，该剧近乎直白地对“免除农业税”政策进行了歌颂;2007年和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2008年3月央视一套播出的《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村发展离不开生态保护;2009年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推进生态重点工程建设”和“构筑牢固的生态安全屏障”，2009年和2010年央视一套播出的《金色农家》《永远的田野》就将生态农业、湿地保护等现象反映了出来。[3]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

与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同，新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加注重宣传功能的发挥，常常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镜像反映，这种反映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在《喜耕田的故事》中，喜耕田询问国家政策时，村主任二虎道：“上头怎么定，下头就得怎么做……不仅不交税，还给种粮补助呢，孩子们的书本费全免了，还给修路、改水，还要办合作医疗哩。”喜耕田满含深情地说：“俺要是不好好种地，都对不起国家的好政策哩。”这样的对白和情节设置，一部分是为了剧情的需要，推动叙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图解，是作为传声筒，将国家主流价值宣传的内容传递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二)农村题材电视剧宣传策略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试图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掘出一个微小的创口，再通过这个创口建构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多的是展现个体的精神创伤和精神解放，它从未自觉地代表过全部农村和全部农民。而新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都是“主题先行”，按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涉农事项，挖掘素材，结构故事，制作影像，影响观众。在这样一种创作模式之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宣传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主要采用以下三种宣传策略。

1.鲜明的主题屏蔽了观众的差异化理解。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批评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症候阅读”。应用到电视文化研究中，症候阅读意味着区分文本中“明说了什么”和“未明说什么”，并且通过探询“已说的”和“未说的”之间的关系来找到意识形态书写的痕迹。[4]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观众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农村观众，这一部分观众缺乏对艺术文本进行“症候阅读”的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农村题材电视剧主流价值宣传的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就专门针对观众群体的阅读特点对叙事方式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在主题的设计上，力求鲜明，引导观众按照创作者的意图理解文本，尽可能地屏蔽各种差异化理解。

2.圆满的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无论是城市观众对陌生化的农村景观的视觉追求，还是农村观众对自我生存状态的镜像认知需求，抑或是流散观众文化寻根的需求[5]，都是建立在对圆满叙事的渴求之上的。除了《民工》这样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叙事文本之外，都是以皆大欢喜作为叙事终点的。善者终有善报，恶者必受惩罚，或者真相大白，或者创业成功，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经过圆满故事包装过的叙事主题更为鲜明，在观众审美心理的极大满足之中，进行主流价值宣传，事半功倍。

3.精致的叙事技巧吸引了观众的收视热情。电视剧吸引观众的常用方式就是娱乐化元素的合理植入。娱乐功能是电视赢得观众的重要砝码。只有将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阅读为其提供的电视剧文本，才能使得隐藏在文本之后的主流价值诉求传播出去。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重视叙事技巧的应用，比如幽默的人物语言、夸张的人物形象、集中的矛盾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这些叙事技巧综合在一起，为这一类型电视剧争取了相当数量的观众，为主流价值宣传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农村题材电视剧宣传效果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印证效果。基于观众不同的社会经历和审美能力，单一的电视剧文本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是不利于意识形态控制的。但是当多个电视剧文本出现时，先行阅读的文本已经涵化进观众的主观意识之中，在阅读后续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时，前期文本就会参与对后续文本的理解，在中国单一的主流文化价值形态控制之下，所有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的内涵指向也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前期文本和后续文本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当这种印证关系被多次重复之后，之前的对抗性理解将逐渐减弱，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文化认同。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固化效果。通过鲜明的主题、圆满的结局和精致的叙事技巧，农村题材电视剧在获得了收视率的基础上，对电视观众进行了一次次的主题教育。在电视镜像之中，现实农村多元景观中的不符合主流价值宣传的元素被屏蔽，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有利于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元素。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其通过可读性的文本进行主流价值宣传的宏观目标是一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观众在阅读走马灯似的电视剧文本时，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主流价值形态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叠加效果，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价值宣传被固化在了电视观众的头脑中。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主流价值宣传中具有软化效果。对于中国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者来说，一项政策的执行远比这项制度的制定难度更大。面对底层的农村社会，传播的中间层级越多，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越困难。为了减少政策传输的中间层级，也为了使电视观众能够更加形象的理解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利用农村题材电视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鲜明生动地将国家主流价值形态灌输给观众，实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表达的软着陆。《喜耕田的故事》中对于“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的宣传、《圣水湖畔》中对于“保护耕地”的呼吁、《阳光路上》《女人的村庄》中对于“调整农业增长方式”的生动阐释、《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永远的田野》中对于“农村生态建设”的倡议、《文化站长》《福星临门》《喜庆农家》《欢乐农家》中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言说，都使得一个个抽象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关键词“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老百姓口头的生动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视观众通过这些艺术文本品摸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脉搏，以此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和认知方式。

二、 文化还乡：精英阶层的物质依赖与精神皈依

精英阶层是精英文化的缔造者，也是精英文化的消费群体。他们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入世”观念和道佛“出世”思想的影响，他们在精神领域常常表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物质上的依赖和精神上的皈依。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他们文化还乡意识的替代品。在长期的都市生活中，他们已经形成了对城市物质文明的依赖，但是在精神世界里，他们渴望农村生活中的闲适、清静，由此形成的矛盾不断困扰着一部分社会精英，让他们在“去”与“留”之间徘徊不定。农村题材电视剧从艺术的视角有效调和了这一对矛盾，让他们在城市物质世界中享受农村生活的轻松和闲适。

(一)文化寻根与农村叙事

急剧的现代化建设彻底打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了适应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一种浮躁、庸俗的都市文化正在勃勃兴起，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仪式、文化景观正在逐渐被淡化而至于淡忘。人们一旦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精神的空虚就开始突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精英阶层的文化寻根意识开始敷衍滋蔓，并呈现出燎原之势。以其说文化寻根是一种时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自觉，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阶层，他们追寻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的富足，他们更需要生活价值和生命质量，他们追求“诗意的栖居”，不想做一个“单向度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追寻之下，城市发展的弊端被呈现出来，各种原始文化空间被堵塞，进入到精英视野之中的都是加工过后的文化残渣，缺乏原生态的文化审美。

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无论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如何强调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发展都是在平稳中过渡，永远不会像城市建设一样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被认为是发展包袱的元素，或者被城市彻底抛弃，或者经过包装和完善，最终以新的形态进入城市，这些东西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本真面貌，而这些内容常常出人意料的在农村社会中被保留了下来，使得农村成为了精英阶层文化寻根的重要场所。

寻根是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主流文化完全致力于意识形态宣传，只要是能够为统治阶级服务，选择何种形式并不重要，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又缺乏必要的审美理性，他们常常局限在电视剧文本的表层和浅层，很难深入到电视剧艺术文本的深层，进行自觉的理性审美。只有精英阶层——生产文化的阶层——才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寻根，寻根既是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进入社会的基本姿态和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寻根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新旧文化的碰撞越演越烈，一些传统文化被浮躁的社会风气割弃，如果任凭文化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这些缺乏功利价值的文化在生存上就显得岌岌可危，社会精英阶层是文化多元化的守护者，他们的寻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传统文化，使其不至于迅速走向灭亡。

农村叙事是文化寻根的重要表现形式。精英阶层借助农村叙事表现其与城市物质文明的对抗，在他们看来，物质的城市具有强大的摧毁人性的力量，在这里，朴素的精神生态被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瓦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拜物教与金钱至上主义打破了城市人际之间的温情。电视剧的农村叙事，体现了精英阶层的文化追求。他们在建构“媒介幻境”的农村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常常抽空农村生活的内核，仅仅借助农村生活的外壳进行叙事。这样一个媒介农村是精英阶层的主观世界的表达，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

(二)农村向往与现实依赖

精英阶层文化寻根的最高境界是对农村的皈依，但是，这种皈依具有极大的虚伪性。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已然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物质的富足，无论多么渴望农村的安闲和静谧，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农村生活。对农村的皈依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往，极少数精英分子能够摆脱对城市物质生活的依赖。这也就决定了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皈依。这种矛盾常常困扰着精英分子，是他们文化苦恼的重要基因，这样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分裂状态，暴露了这一阶层在文化寻根中的虚伪性，他们以此不断自审，当这种矛盾心态逐步加剧，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情绪释放的突破口。

现实农村与“媒介农村”相差甚远。现实农村中的卫生习惯、饮食习惯、交往习惯、劳动习惯，都带有农耕文明的浓厚气息，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这些令精英阶层无法接受的内容，同样在电视剧文本中被屏蔽掉了。比如，在农村电视剧文本中，很少看到浴室，洗澡的场域常常被设定在夏季的溪河，《福星临门》中村边的小河，男人单日子洗澡，女人双日子洗澡。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未被明说的是“春季、秋季、冬季如何洗澡”。《女人的村庄》《金色农家》《阳光路上》等文本中都涉及到了农村养殖业发展的问题，且不说镜像中的养殖业发展是否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规律，单从干净整洁的猪舍和饲养人身上光鲜亮丽的衣着就可以看出艺术加工的痕迹何其明显，在现实农村里，养殖业伴随的是冲天的刺鼻臭味和饲养员身上脏乱的衣服。鲜有农村题材电视剧描述农村劳动的艰辛，在媒介农村中，农民要么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的商人，要么就是衣食无虞的闲人，即便是如《喜耕田的故事》这样重点表现“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种地积极性的作品，也大大简化了农业生产的程序，屏蔽了农村劳动中的脏、苦、累。

正是对现实农村的详细了解，才使得精英阶层在农村皈依这个问题上显得矛盾重重，习惯了城市中的衣食住行和高科技成果，就再难摆脱对它们的依赖。无论是城市观众还是流散观众中的精英分子，都不可能毅然决然地背弃城市奔向农村。他们只是在享受着城市物质文明供给的同时对抗城市文明，这种批判只是他们社会角色的表现形式，是他们社会责任的重要指征。

(三)镜像还乡与精神抚慰

在上个世纪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精英阶层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他们被排斥在农村叙事之外，农村题材电视剧是一个封闭的叙事结构。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中，开始出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尽管他们不是农村叙事的主要角色，但是常常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对这个群体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阶层“镜像还乡”的美好愿望。

“镜像还乡”是精英阶层为了缓和农村皈依和城市依赖矛盾的重要方式。在现实面前，精英阶层对于农村的向往被压制，只能够通过艺术审美活动满足农村皈依的愿望。一旦当他们拥有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话语权后，就会不自觉的将自身融进艺术文本之中，以镜像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生活中来，藉此完成自己的皈依心愿。可以说，“镜像还乡”大大缓解了精英阶层的心理分裂征状，使他们能够从艺术文本中找到一个替代者，依附在这个替代者身上实现更为深入的农村生活体验。

农村题材电视剧作者本身就是精英分子，因此在塑造自身形象时，常常不自觉地对自我力量进行强化，带有精英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虽然不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主角，但是他们被看作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金色农家》中来自省城的农业大学教授金谷，抛开家庭来到红草湾指导当地农民探索生态养猪之道，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一次次冲击着以靳诚为代表的农民的小农意识，最终成为红草湾致富的领路人。《永远的田野》中的知青群体和向海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叶思雨都是望海村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们的行为彻底感化了望海村民，让他们捐弃前嫌，形成了保护村庄的合力。此外，《都市外乡人》中的高老师、付局长，《福星临门》中的杨玉兰，《圣水湖畔》中的唐喜，《烧锅屯的钟声》中的杨天虹，《女人的村庄》中的陈生勇，都是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精英分子的“镜像还乡”对于精英阶层具有重要的精神抚慰功能。在农村叙事之中，精英分子超越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约束，成为施惠于农村的主要外部力量，这就使他们在“报国无门”的失意后走出阴影，通过与农民的交往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并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三、 情绪宣泄：媒介幻境遮蔽下的农村百态

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产生的效果侧重于情绪宣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深化，社会大众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市场经济掀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饭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承认了贫富差距并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为了满足生存的各种欲望，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四处奔波，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和提高生活质量，人们“纯属辛劳”，为着一个个物质目标辛勤劳作。电视文化的主体价值表现为“引导”和“狂欢”的结合。[6]其中，“引导”是电视文化作为主流价值形态宣传机器的必然选择，而“狂欢”则是电视文化本身的娱乐功能和适应消费社会的表现。农村题材电视剧通过文本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媒介狂欢”，让观众在文本阅读中实现情绪宣泄的传播效果。

(一)脱离现实的媒介幻境

如何将现实农村改编为媒介农村，这是一个艺术生产的问题，既需要屏蔽一切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还要让观众从中看到一个形似的农村。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对农村的改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用笑声掩盖苦难。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出喜剧兴旺、娱乐高涨、语言幽默等特点。[7]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具有小品化特征，一方面是大量小品演员介入电视剧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是电视剧生产遵循小品创作规律。尤其是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电视剧文本，小品化特征尤为明显。小品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引人发笑”和“引人深思”。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了迎合观众，竭力发掘笑料，用幽默滑稽的人物形象、言语方式、情节设置，甚至不惜歪曲农村、丑化农民，换取观众捧腹大笑，以此掩盖现实农村中个体生存的窘况和农民群体的心灵苦难。

2.用成功替换失意。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无论是官场生态、农村发展还是情感叙事，除了像《民工》这样少数的作品之外，无一不在彰显“小难后获”或“不难而获”的成功便捷。《希望的田野》中的徐大地，不但争取到了中间派丁秘书的支持，也彻底征服了反对派华乡长;《永远的田野》中黄榆最终和乔海山握手言和，共同担负起保卫望海村的重任;《阳光路上》中柳春香智斗猪贩子马凡、帮扶杨树林、感化钱罐子和培老转，最终成功带领合作社奔上了发家致富的“金光大道”;《女人的村庄》中的张西凤带领全村妇女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经营之路，获得了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赢得了男人的尊重，提高了全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展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成功，完全忽略了现实农村中的各种失意。

3.用圆满遮蔽缺憾。根据传统的审美习惯，观众更期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农村题材电视剧中也尽量满足观众的这一审美需求，对生活中的残缺予以全盘遮蔽，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中的圆满。以婚姻为例，年轻守寡的香春最终收获了二旺的爱情(《女人的村庄》)，谢永强和王小蒙几经挫折最终和好(“乡村爱情”系列)，钱大宝和满一花有情人终成眷属(“清水蓝天”系列)。

农村题材电视剧对现实农村的改编构建了一个关于农村的“媒介幻境”，这个虚幻的农村满足了国家的宣传需求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尽管它距离现实农村越来越远，甚至抽空了现实农村的内核，空余下一副农村的外壳。客观的说，这种欢笑、成功和圆满构成的“媒介幻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失意和残缺，麻痹了观众对现实不满的对抗情绪，充当了维护稳定的“社会水泥”。

(二)生存压力与现实逃遁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商品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断流转，丰富了农村生活，繁荣了农村市场，也大大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资源流动，加大了社会公众的生活压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失衡使得社会底层民众不得不一心投入到工作之中，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自虐方式创造着物质财富。

农村题材电视剧利用其自身的娱乐功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逃遁现实的途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方面为观众提供了窥视“他者”生活方式的便捷，一方面用一种镜像的公平来遮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与其他类型电视剧不同，农村题材电视剧更多的展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远离了都市生活中的俊男靓女，远离了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方式，远离了各种特权阶层和特异能力，远离了充满奇遇的理想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土得掉渣的电视剧类型，才使得观众更容易与之进行对比，并完成对现实的逃遁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农村电视剧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清一色都是依靠自身努力获得外界认可的人，无论是徐大地(《希望的田野》)、孙浩(《好爹好娘》)这样的基层官员，于天龙(《都市外乡人》)、冯天贵(《能人冯天贵》)这样被城市接受和认可的精英农民，还是蔡小五(《正月里来是新春》)、管文化(《文化站长》)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一技之长，并且凭借自己“出水才看两腿泥”的韧性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农村题材电视剧给观众提供了娱乐的同时，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个励志故事，让他们通过镜像看到了付出努力就能成功的典型事例。

总之，对于平民阶层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具有情绪宣泄的效果，对于城市观众，是一种泄压和对精神自由的满足，对于农村观众，具有生活引导作用，而对于寻根观众来说，农村题材电视剧满足了他们的追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是农村发展中“城市反哺农村”的践行者。

(三)苦闷搁置与情绪宣泄

电视剧文本是以镜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的，声音、画面、字幕相结合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阅读过程变得更为便捷，观众理性思考的空间被线性的连续跌宕的故事情节挤满，他们来不及思考每一个镜头和每一句对白的特殊含义，已经被带入了下一个镜头和下一段对白。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观众全身心的投入了镜像叙事之中，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苦闷和忧烦都被暂时搁置，用一种窥视他人隐私的快感和对他人的嘲笑、同情、羡慕来完成自己对自我生存的担忧和对现实的无奈。

农村题材电视剧与其他的类型电视剧不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使得“农村”和“农民”这样的词汇失去了中性地位，而略带贬义。尽管城乡一体化和农村面貌的极大改善都有力回驳了这种带有城市化特征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农村作为社会发展的底层、农民是各种社会身份中的弱势群体，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对农村的描绘和对农民的塑造，是在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艺术加工的。无论是城市观众的俯视，还是农村观众的仰视，抑或是流散观众的平视，“媒介农村”都不足以与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反差，会在这种比对之中实现对自我生存现状的满足。

被暂时搁置的生活苦闷不会就此消失，农村题材电视剧文本阅读产生的娱乐效果也不能完全麻醉观众，但是这种消极情绪得到了宣泄，农村题材电视剧发挥的作用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调节。尤其是连续剧的定时播放和有限播放，使得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了一项固定的娱乐方式，而且这种娱乐方式具有简便性和非排他性。此外，对于一些长期待在家中的人群来说(如老人、家庭女性)，电视是他们重要的打发无聊时光的娱乐工具。电视剧精心设置的悬念，使得观众可以将收看农村题材电视剧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不管现实的物质生活如何匮乏，都能准时出现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剧，正是这种对未知故事的渴盼和守望，使得电视观众在平淡中增加了短暂的生活目标，通过将苦闷暂时搁置和将消极情绪予以宣泄，置换出一个积极的心态，以此适应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失意和挫折。

农村题材电视剧除了进行主流价值宣传之外，还在宣扬一种符合农村生活的价值观念，常常成为农村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示范。《柳树屯》中申天亮和郭冬月青梅竹马，因为郭父的阻挠未能走到一起，郭冬月被迫嫁给了城市大老板兰大川。结局并没有让这对有情人再次走到一起，而是选择了让家庭责任和社会道德压制了蠢蠢欲动的人性。这都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在传达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的生活理念。

参考文献：

[1]张海潮，张华.剧领天下：中外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40-42.

[2]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97-306.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Fifth Edition)[M].Longman Publishing Group，2009：25.

[5]徐占品.流散观众与农村题材电视剧批评[J].青年记者，2012(5)：71-72.

[6]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53.

[7]周星.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4)：66.

作者：徐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