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摘要：研究政府如何管理高校有助于探寻促进高校发展的路子。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导引，分析了我国目前政府管理高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究问题的来源及内在原因。应用现代开放性系统管理理论，缕析这些问题阻碍高校发展的具体过程及相关因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1：

人本管理理念在政府部门内控管理中的作用与实现途径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对政府部门内控管理提出全新的挑战，人本管理理念因其科学性在现代管理中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特别是政府人员管理方面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对政府部门和人员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双赢”意义也是提升政府部门内控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笔者通过分析人本管理理念的发展趋势、应用特点等，提出本管理理念在政府部门内控管理中的几点实现途径，对创新政府部门内控管理机制具有较高参考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十一世纪，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日趋复杂社会系统，使人们在现代管理管理实践中发现，无论是以“科学分工”为特点的科学管理理论，还是以“行为刺激”为主要手段的行为科学理论，或是以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管理科学学派，各种理性的管理手段、精确的管理技术在当代管理实践均显现出某种的局限性。这促使当代西方管理思想纷纷把研究的目光转向非理性、模糊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上，强调人与组织相协调、组织与社会相协调，通过人本管理达到管理的最高效益。特别是以美国的彼得·圣吉撰写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为代表的“自我修炼”、“系统思维”、“和谐发展”等现代西方管理新思维，与东方特别是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主要渊源的“修、齐、治、平”、“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和谐”的传统管理思想不谋而合，有人称这种现象为西方管理的东方化。“和”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成为未来管理发展的价值皈依。

1、人本管理是当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人性假设是科学管理的基础。纵观管理学发展历史(特别是西方管理发展史)，管理理论大多建立于人性的假设理论基础之上。各种管理学派理论的区别，也主要是出于对人的本性认识不同：自20世纪之初泰罗提出基于“经济人” 假设的科学管理理论，近现代管理学者们提出了“目标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等多种人性假设，显现管理理论的“从林现象”。也再现对众多人性假设综合的“复杂人”理论，也涌现出企业管理人格化的“企业标志”、“企业文化”、“学习型组织”等管理理念。

研究管理发展史表明，以人为本是科学管理理论基础，任何管理离不开其主体和最重要的客体--人，只有对人性的充分的认识才能达到科学的管理，也只有对人性需求充分重视，对人的充分关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才能达到管理者、被管理者、组织之间的统一及和谐，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人性假设管理的局限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强调对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给予必要的重视，同时合理提高人的工作待遇，并试图通过科学管理、合理分工、优化作业程序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达到工人的物质需求的改善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双重效果。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过分强调物质刺激，把人看成和机器一样的工具，对人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因而无法真正达到企业与个人的“共赢”的目标。“社会人”、“目标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 及“复杂人”等人性假设，虽然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也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人的积极性，在较大程度上调和并改善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仍把满足人的需求、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手段方式，或是一种仅为提高企业利润率的带“投机取巧”性质的管理手段，并未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根本目的，无法满足人性的真正需求，无法实现管理者、被管理者、组织之间的真正统一和谐。

人本管理是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管理实践中，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等许多管理新方法、新技术得到大量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管理手段现代化与管理方法现代化，提高了管理工作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但实践表明，尽管理性、精确的现代管理技术是科学和有效的，但其作用是局部，也是单方面的，它无法应对现代管理系统无限扩张化和复杂化，也无法满足人们日趋异化的价值取向和个性需求。在反思管理的局限性时，我们发现无论是科学管理、目标管理、物质激励等管理模式和手段，其根本目的应该是促进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更要通过顺应人性、以人为中心，适当进行“非理性”、“模糊”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真正提高管理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以有人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哪个企业没有人文管理，人性管理，在21世纪就必将被管理淘汰。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促进管理各要素和谐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2、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政府部门内控的发展趋势

首先，人本管理在政府人员管理方面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政府部门管理主要对象是政府工作人员的群体，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本身就应具有较高道德要求和行为素养，应代表社会文化的高端形象，因此在人性的需求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它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可能会比其它群体少一些，但在情感层面的要求比一般的群体要高得多，其情感的需要、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需要只有在组织内部得到充分认可，得到较好的满足时，他们才可能在管理活动中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豪，才能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管理对象。政府工作人员在尊严、情感层面的特殊需求，决定了人本管理在政府部门行政管理中天然的适应性。

其次，人本管理对政府部门和人员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双赢”意义。现代社会紧张高效的生活、工作节奏，往往使现代人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压力。现代人在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常呈现出一种精神需要方面的“需缺状态”。此时舒缓的、宽松的工作环境对于缓解现代人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是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工作环境渐渐代替薪酬成为人们就业择岗更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和谐的政府部门内部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是人际关系，这是软环境;二是工作环境，这是硬环境。友善、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宽松、优质的工作环境也必然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心境和情绪，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促进政府部门人际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最终促进政府部门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和谐的政府部门内部环境，对政府部门和“政府人员”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双赢”的意义。

再者，人本管理是提升政府部门内控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在管理学中有一种“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设，即：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人没有好义务劳动的天性，人本质上是自我能动的，是能够自我控制的，管理就是通过促使人的“自我实现”来达到管理的目标。在我国古代也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用道德的礼治的方法治理社会，人不仅不犯法，且有羞耻之心，能够管住自己的最后的良心的防线。在此意义上，以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基础的潜移默化式、“柔性”的管理，在政府部门内控管理过程中常常能优化人际关系，增强人与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亲合力，从而有效地消除内部管理间的内耗，起到良好的管理效果，才能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使政府部门内控管理达到和谐与高效状态。

3、以人本理念创新政府部门内控机制的实现途径

树立人本理念，营造和谐内控环境。一是在管理实践中要真正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认真研究的把握人性的需求，积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正当积极的各方面需求。二是管理者要注意使用“激发公共积极性的法则”等科学的管理方法，了解、赞赏被管理者的长处和优点，宽容那些无伤大局的缺点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给每个人自我的实现创造宽松的环境。三是被管理者树立管理的“多赢”观念，本着对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强化自我管理，从而达到个人目标和政府部门管理工作目标“双重实现”，进而形成和谐高效的现代政府部门管理局面。通过人文管理方法化解管理矛盾，消除管理组织“内耗”，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政府部门内控管理效益。

注重人性需求，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首先要深化对人性的认识，管理中的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更是“复杂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变化，因而也是动态的。在建立激励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到物质层面的激励方式，更要强调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要有创新意识，根据时代特点和政府部门工作特点，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对人进行激励，如新西兰的海关“管理承包协议制度”、美国的公务部门的“工作考核制度””等，都可以对创新当代政府部门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的有较好启示意义。激励机制还要强调公平、合理，这是激励机制发挥良效的前提，一方面激励机制的本身要公正、合理、规范，要具有较好的操作性，能保障最大部分的利益实现;另一方面管理者在激励管理过程中要公平、诚信、善意，使被管理者的激励预期能得到实现，促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从而形成良好的管理互动。

强化团队意识，构建“学习型”组织。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和竞争激烈的社会化大生产，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创新提出许多新的诉求，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也具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要求每一个政府部门组织和人员应自身的学习和提高的“自我修炼”。管理者应克服“官本位”的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管理者的服务”过程中讲究科学的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目标的规划、预期成效、提供工作保障和对员工的指导上。被管理者应强化自我能动和自我控制功能，在团队中积极施展他的才华，在善意、和谐竞争氛围中与团队共同进步。并从国家事业的大局出发，摆脱那种片面的、局部的、分割的思考方式，通过“学习型”组织内部特有的和谐性，团队进步，系统改善的特点，改善“心智模式”，进行整体互动的“系统思维”和行动规范，促进构建适应时代潮流的和谐的政府部门内控管理体制。

加强内部公关，形成良好内部沟通渠道。公关学中的“员工传播”认为，通过员工传播可以形成良好的内部沟通，及时了解的满足政府工作人员的需求，从而形成进而创造和谐管理氛围。疏通政府部门各组织沟通的渠道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尊重政府工作人员人格和理解政府工作人员信息需求、参与的需求及被尊重的需求;二是创造条件支持政府工作人员之间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交流;三是对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上反映的情况要给予及时、真诚的反馈，真正满足政府工作人员的各方面的需求;四是建立“群策群力”的沟通制度，使每个人乐于参与政府部门管理、业务改革与队伍建设;此外，还要注意和引导非正式渠道沟通，如协会、沙龙、舆论领袖等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形成沟通，在充分尊重基础上，信息支持、舆论引导上给予管理和帮助，与其保持良性互动的沟通。

结合自身特点，打造部门内控文化。营造更高层次的政府部门文化是新时期和谐政府部门管理的重要保障，各个政府部门要根据其地域特色、领导风格、组织活动形式、文化传播形式等创建、形成独特的文化环境，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归属感、自豪感。注重内部文化传播，通过《工作简报》、《每日快讯》等形式，或网络宣传，对政府部门活动，行业动态，人物特写，观点交流，外部文化经典等进行内部文化传播。扩大政府部门对内和对外的影响力，从而形成健康、和谐、独特的新时期政府部门文化。

参考文献：

[1]《现代企业的管理艺术》，约翰.P.科特，华厦出版社，史向东、毅艳等译，1997年出版.

[2]《企业文化管理》，罗争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3]《管理学经典教科书管理学》，[美]孔茨奥.唐奈里奇，上海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4]《有效沟通》，[美] 桑德拉.黑贝尔斯等，李业昆译，华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5]《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 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张隆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6]《公共关系学》，朱国定，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7]《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美]约翰.P.科特等，李晓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作者简介：

吴建隆(1974.10-)，男，厦门海关，本科;研究方向：经济、审计、内部控制等。

作者：吴建隆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2：

论政府在高校开放性管理中的角色重塑

摘要：研究政府如何管理高校有助于探寻促进高校发展的路子。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导引，分析了我国目前政府管理高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究问题的来源及内在原因。应用现代开放性系统管理理论，缕析这些问题阻碍高校发展的具体过程及相关因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放眼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及趋势，提出了我国高校发展目前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及改革发展的方向——“特色、活力与融合”。梳理了面对现代复杂环境，建立有利于国际竞争的高校与政府关系的思路。以期构造具有实践应用意义的，现阶段推动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高校快速、健康发展的思路框架。

关键词：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开放系统

作者简介：薛孟开(1990-)，女，河南新乡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 金华 321004)

一、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促进高校办出特色。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思维品质的迅速提高，开放性系统组织的特征越来越显著，更加深刻影响着高校的发展。政府、高校、社会及市场等之间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大系统的运转既呈现更加密切的相互依赖性和统一协调性，又存在相互关系的独立性和松散性，以及系统的复杂性和可变性。现代社会政府与高校都处于高度开放性系统之下，而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将高校教育管理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各行业的需要有一定的距离，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开放系统管理理论更加重视学校教育与社会因素的有机结合，要求高校变封闭式管理为开放式管理。要考虑社会多方面的因素，如社会责任、信息观念、竞争观念、人才市场观念、效率效益观念、发展观念、未来观念、创新改革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在市场上的竞争力。[1]

每一所高校都应当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各有所长、丰富多彩、竞争促優的局面，为社会提供不同特色的服务，满足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高校的社会职能定位需要其具有高度的活力，随时随地产生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在思想、文化、技术、艺术等方面领导着专业领域的趋向，形成更快、更多、更高的创新发展。高校需要将创新活跃的思想和事物贯彻于社会及市场，需要将积累的知识体系传播、传承和发展，同时还需要从社会及市场获取信息和资源，汲取思想营养，实现服务价值，两者必须融合在一起。因此，高校需要具有高度适应性和高度灵活应变能力，以应对社会及市场大系统环境中无法预料及控制的各种情况和事件。

在诸多影响高校管理的因素中，政府起着一个导向的作用。在我国，政府创办了大多数高校，制定着高校的规则，指挥着高校的行动，掌握着大多数高校的财政命脉。那么高校管理是否应该面向市场，政府应该担纲什么样的角色，都是今天的高校管理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开放性系统社会状态下，各种环境因素对高校的管理产生着影响，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是其中重要的方面。高校作为一个公共部门，也是与政府处于不同层次的另一个管理与权力中心，这种管理与权力也正在逐步得到认可。在传统的公共行政观中，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似乎非盈利的公共组织只有在政府的操控下才能确保长久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被庇佑在政府权力羽翼之下的公共权力有些僵化了，这其中包括高校，似乎特色越来越不明显，活力明显欠缺，平庸化更加普遍。人们也意识到了政府的直接管理与控制存在的失灵，于是呼吁将政府权力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这些部门权力对政府权力的依赖，让其独立运营，以期激发其活力。在以创新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时期，国家之间竞争的优劣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效率的孰高孰低。如何实现高校的“特色、活力、融合”是我国目前提高高校效率的关键。

二、具体存在的问题

我国大学制度的改革一直在进行着，但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始终没有明显改变。教育立法更倾向于政府加强对高校的直接管理和控制，而不是对高校等其他法律主体权益的保护以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规范，使现行立法在设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利与义务时，政府权力的开放性与义务的模糊性、高校权利的限定性与义务的不确定性更加鲜明，权责利不清晰。[2]以致高校千校一面，死气沉沉，缺乏渗透性，缺乏特色和活力，与社会及市场难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的这种状况在宏观上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具体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下：

1.政府对于高校的管理过“死”过“细”

我国大多数高校的举办者是政府，传统观念认为谁举办谁负责。于是，政府以一个“全能者”的身份出现，从举办到管理再到发展，事无巨细，处理每个问题，甚至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学位授予也都与政府发生着联系，高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大大降低。[3]作为公共权力服务部门，在社会大系统里，政府的位置与高校并列，作为两个权力中心互相影响，而不应当是具体细节的控制。高校本身是一个专门的团体组织，所传授的知识区别于普通中小学所传授的知识类型，在各个领域都更具有深入性和专业性。高校的社会责任重、影响大，放任自流是不明智的，大包大揽也绝不可取。尊重高校的社会职能，就要在宏观调控基础上让高校自主管理。政府本身职能宽泛，行政事务诸多，对高校的具体管理过程很难有一个全面、实际的了解。制定的办法措施就有可能脱离高校的实际，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指令必然会导致无效或偏差的执行。政府的责任是站于高校之上，进行战略规划与调控，而不是具体细化政策措施的实施。

2.政府权力与高校权力关系混乱

权力界限的不清晰是造成政府权力过度发挥的另一原因。受高校产生形成过程历史原因的影响，集权垂直式的直接管理方式对我国的高校的管理影响极大。高校权力惯性服从于政府权力，使其惰性油然而生，也恐于承担行使权力而派生出的责任，普遍存在消极应对的情况。政府集办学和管理多种权力于一身，致使高校管理过程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创新的职责及活动大大减缩，身在其中的教师和学生自然也难以大胆思考，这样不利于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利于高校的长远发展，也违背了政府创办高校的初衷。

3.政府权力行使的方向有偏差

我国是由政府掌握着大多数高校的财政命脉，在一定程度上，高校管理者需要服从政府的决定，有时这种服从可能是盲目的或者是无可选择的。很多管理者可能并不会深究这样的服从是不是必须或者合理，出现“政府怎样规定我就怎样做，政府没有规定我就不需要做”的状态。显然政府权力发挥存在一定的偏差。政府应从战略角度对高校予以方向性规划并对高校的管理过程和结果施以监督、激励和评价，而在一定程度上这方面的权力行使相对较弱，出现了一些对高校内部人事、经济和管理事务进行干预的情况，没有赋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这样不但加重了政府管理的负担，也会挫伤高校自主管理的积极性，造成高校管理效率低下。

4.政府权力变为高校发展的制约力

我国高校起初由政府举办是一项积极的举措，政府一直致力于高校的建设和发展，高校如今的发展状况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在高校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过程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一些政府管理者仍沿袭创办初期的管理模式及思路，仍然事无巨细、全权打理。这种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开放性系统下快速发展的社会。如今我国高校管理难以脱离政府的襁褓，政府从最初的创办者渐渐转变为高校快速成长的阻力。需要思考如何为高校管理“断奶”，使高校的管理走向独立与成熟，以有利于高校增长活力和长远发展。

三、政府在新形势下的管理角色重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大学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面对历史存在的问题，如何在高度开放性系统下实现高校“特色、活力、融入”的转变过程，需要考虑政府在新形势下的管理角色重塑。

1.政府由战术层转向战略层

政府从最初的创办者和直接管理者角色中跳出来，不再是面面俱到的规章制定者，而是统率全局的战略规划者。减少行政手段对于高校治理的限制，不再过于强调政府权力而忽视高校自主管理权力的发挥。政府完善相关教育立法，高校在法律框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能动性，高校考虑自己如何发挥优势，如何形成特色，如何提高活力，如何有更多的创新与发展。

2.政府向服务型管理模式过渡

服务型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的管制型管理模式在于其主张以社会、公民、权利为本位。[4]是由全面参与到有限参与，从直接管理到宏观调控，从管理到服务的管理模式。开放性系统理论强调放权和分权，弱化集权，从而增加一个封闭系统的开放程度。优化治理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和回应五大基本要素，其中“回应”是指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按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者没有下文。[5]政府应该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做出应对，政策或行为的僵硬性、一贯性应当被打破。过程中的学校是常量，外界环境是变量，政府管理行为是因变量，这个函数不是单纯的上升函数或是下降函数，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曲线函数。政府要根据高校及其环境的变化与需求决定自己应给予什么样的“服务”，更多的是服从于高校发展的实际情况。

3.政府管理的透明化、公开化

透明化、公开化是高校、社会及市场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战略规划推进实施的措施之一。高度开放性系统下的诸子系统根据政府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做出各自相应的决策。使之既能够合乎政府战略规划的方向，又能够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设计自己的特色，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高校群体出现的竞争激发高校个体的活力，而活力又更进一步促进竞争上台阶。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公开过程是开放系统下相关子系统对政府和高校子系统的监督过程，又是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论证咨询、协商纠偏的过程。现实情况一直在变化之中，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者通过透明化、公开化不断的贯彻和促进规划和政策的实施。同时通过透明化、公开化的反馈机制了解最基层情况的变化，调整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的偏差。预防战略规划中出现的不能察觉的、不可预见的差错，预防微小偏差由于相互作用而带来的灾难性威胁。

4.推动高校管理融入社会及市场

在高度开放性系统状态下，高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能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政府需要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为高校办出特色和知识创新提供宽松环境。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及市场的需要，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市场经济时间还不太长，高校对于政府授权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使用发挥得十分完善，但一定会在市场竞争的不断磨练中成长与强大。支持高校的独立精神，扶持高校的独立发展，高校有特色、有活力才有融入社会及市场的能力。高校融入社会及市场，但不会被完全商业化。這个过程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支持。

5.建立政府与高校之间科学、民主的联系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政府对于高校采用“圈养式”或者“放羊式”的管理方式都是不适宜的。一味强调“去行政化”也不是一种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政府与高校关系的方法。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状况考虑，二者之间“科学民主的联系”优于“逐步脱离联系”。高校办出特色，增强活力需要有独立的管理体系。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国际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的一波波浪潮，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还稍嫌薄弱，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去发展恐难以在短时期内赢得国际竞争。因此，国际竞争力的顶层设计，全国资源的配置，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等还需要政府去管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战略与战术的衔接，政府与高校的联系等，需要一种科学民主的联系模式，各自在相应的层面实施管理，建立科学的信息沟通体系。促进高校尽快办出特色，增强活力，更好地与社会及市场融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袁锐锷.外国教育管理史教程[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李旭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现实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

2013，9(3)：17.

[3]高耀丽.大学管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治理理论的视角[A].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2004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汇编[C].2004：362-363.

[4]黎霞.“服务型”模式下政府与公立高校关系中的政府定位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0.

[5]张立.高校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0：4.

(责任编辑：刘辉)

作者：薛孟开

政府行动艺术管理论文 篇3：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摘 要：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地方治理;元治理;网络治理结构;网络管理能力

网络化治理是一种互动的社会政治治理方式，这种方式既包含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又意味着政府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强。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随着政府所运用的治理工具的发展与多样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志愿组织、社区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特别是就地方政府层面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我国一些地方或局部公共事务治理中确实存在着多元主体模式及“地方治理”格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地方自治，构成了当代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作为承担“元治理”角色的地方政府，在现阶段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进程中的网络管理能力并没有达到网络化治理所要求的理想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阻碍地方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之间公私合作程度的提高，也影响地方治理的绩效。因此，要进一步巩固、加强地方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适应公共管理发展趋势、建立网络化政府新模式，就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

一、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基本内涵与构成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流行思潮。所谓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之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1]本文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分析亦是基于上述对治理内涵的理解。因此，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即政府治理能力或网络治理能力，是指政府在对网络治理模式进行战略思考的基础上，整合多元社会主体及其资源，创建网络治理结构并对其进行维护与管理的能量或力量。政府网络管理及其能力建设旨在克服网络治理遇到的各种问题，消除网络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提升网络治理绩效，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于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构成内容，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认为，政府网络化管理能力包括六个方面，即“调整目标、提供监督、防止沟通失败、协调多个伙伴、管理竞争和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克服各种数据不足和能力缺陷”。[2]格里·斯托克认为政府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构建和消解联盟与协调的能力、合作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整合和管制能力。[3]国内学者孙柏瑛认为，当前地方治理急需领导者战略管理与思维能力、变革与创新的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动员和调集治理资源的能力以及协调、斡旋与冲突解决能力。[4]此外，国内还有学者将政府治理核心能力概括为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合作治理的责任控制能力。[5]

网络化治理既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化结构，也表现为一个不断对社会环境做出回应与行为调适、适应社会变迁的发展进程。故本文从网络治理进程与管理环节角度，将网络管理划分为筹备、构建、运行、终结四个阶段，并分别探讨每个阶段政府网络管理的关键要素或核心能力。其中，网络筹备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是网络管理人才开发与储备能力、战略思维能力;网络构建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网络运行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网络终结阶段则主要包括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当然，按照网络管理环节所做的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上述分类方法只是突出了各个阶段的核心能力。事实上，上述能力中有些能力在网络管理的多个阶段都有体现，而有些能力则贯穿于网络管理的始终。

二、地方治理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传统等级制官僚体制在实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管理危机日趋严重，这不断地推动人们对传统行政模式进行认真思考与反省，并促使人们对新的治理模式开展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变革”随之成为政府部门的一种常态和惯例，使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少国家的政府没有受到席卷政府部门的改革浪潮的冲击”。[6]在此背景下，催生出一种新理论即治理理论，并且使各国政府改革实践迅速朝着治理方向发展。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和政府转型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地方治理无疑属于当今世界多水平、多层次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治理的理念和精神，重塑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和进程。地方治理模式是在批判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后者把地方政府看成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合法权威，排斥社会与公民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前者则认为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更主要地依赖于地方政府所处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背景，它包括了一个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横向与纵向联结所构成的网络，即多元组织或网络的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治理模式也不是万能的，它同样存在着很多局限和失败的可能性，甚至充满风险。格里·斯托克认为，“即令是在政府业已养成适宜的运作规范之处，治理仍然有可能失败……与市民社会各种机构体制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连接公、私、志愿部门的组织未尽完善都可能导致治理失败。领导者的失误、关键性的伙伴在时间进度和空间范围上的意见不一以及社会冲突的深度等，都能给治理播下失败的种子。”[7]鲍勃·杰索普系统论述了治理取得成功的条件，指出了治理遇到的问题、限制因素及其失败的风险,还分析了治理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两难困境:合作对竞争、开发对封闭、可治理性对灵活性、责任对效率。[8]罗伯特·罗茨则在肯定网络弥补市场与等级统治之不足的同时，深刻地分析了网络对可治理性构成的挑战以及可能导致民主责任流失等风险因素。[9]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也指出，治理既存在概念精确方面的问题，也存在着包括对秩序、预见力、稳定性、责任和公正的忽视，改革建议言过其实和过于夸张、治理的领导风格等实践或应用方面的问题。[10]

可见，网络治理模式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也仍然属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不仅受到了来自理论界持续的责难和抨击，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较多的阻力和障碍。对于我国这样的体制转型国家而言，通过引进网络化治理的理念推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困境与挑战，“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冲撞，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政府实践中，人们在认识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而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非政府组织的逐步壮大、社会阶层团体的多元分化、政治要求的愈发强烈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的不断涌现等，又给地方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11]

就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而言，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姑且不论学术界为了证明治理的中国适应性所引发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否完成的问题，单就从治理的基础性条件来看，中国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还远没有达到治理所要求的理想状态，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构建还远没有完成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构建地方公共事务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进程是在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调整还不到位的条件下开始的，政府在地方公共事务网络治理模式构建过程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合作态度、合作能力和资源投入对网络治理效果都会产生显著影响。”[12]这就必然使我国地方治理面临着治理理念转变、网络管理人才开发、治理规则与制度建设等一系列任务，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这也是网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责任之所在。

为了让网络治理模式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其潜力与优势，克服其不足，特别是防范与化解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就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使地方政府真正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践表明，“大凡经济发达、增长快速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治理能力强大的政府权威存在，这构成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前提。”[13]我国地方政府要在网络化的行政生态环境中实施管理首先要培养和发展一系列截然不同于传统模式的能力和才干，这样才能取得网络治理的绩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

三、加强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

地方治理范式的转变突显出政府与社会伙伴关系构建与维护的重要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维持与发展这种伙伴关系，即，政府靠什么去维系它与社会的关系?凯特尔指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改革的战略战术就是试图加强政府的能力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它的成败取决于改革嵌入国家治理系统即政治制度、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公众期望与市民社会的深度。”[14]可见，政府能力不仅是一个公共管理改革战略战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否使改革嵌入国家治理系统的问题，一个关系改革成败的问题。就地方政府网络管理本身来看，它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个由网络筹备、网络构建、网络运行与网络终结所组成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和环节均有其不同的任务，也有其内在能力构成内容及核心能力要求。当前，地方政府应加快网络管理各阶段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建设，以适应管理政府与非政府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网络化管理绩效的需要。

1.网络筹备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筹备阶段是整个网络化管理的起始阶段，它关系到网络化治理的成败。作为整个网络化治理过程的组织者、促动者，地方政府在构建网络伊始，就必须考虑：为什么要构建网络?在什么领域构建网络?怎样构建网络?谁来实施网络管理?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直接决定于地方政府战略思维能力与网络管理人才开发能力。

(1)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是地方政府从战略的高度思考社会公共问题，选择网络实施领域，确定网络构建的具体方式与方案，以回应公民和社会多元化需求并确立、实现、维护与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力。换句话说，战略思维能力就是地方政府明确目标与使命的能力。“为什么构建网络”的问题就是构建网络的目的与目标问题。在现代社会政治治理过程中，“没有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公共的或私人的——拥有解决复杂的、动态的和多样化的社会挑战所需的知识和信息。”[15]因此，地方政府首先应明确构建网络的目的是为了调集各个网络主体拥有的资源，共同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组织网络及构建合作互动关系应以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作为最终目标，而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其次，地方政府应明确构建网络的领域。通过分析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找出关键性的问题和核心任务,选择网络实施的领域。再次，地方政府应思考如何构建网络的问题，亦即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构建网络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与角色，选择构建网络的方法并设计网络构建方案。

(2)网络管理人才开发能力。那么，在网络构建之初以及网络运行过程中，谁来管理网络?网络治理要取得成功，既有赖于一定的基础性条件，也有赖于治理对象以及有关角色据以协调活动实现目标的环境。就网络化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在整体上所需的公务人员将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中低层面上更是如此，但在高级层面上将会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高层次的网络管理人才理应属于这些基础性条件之一。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是很难想象的，没有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实施管理的网络治理则不可能是高效的。网络管理人才开发同样是地方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遇到的严峻挑战，它直接决定了网络管理行为能否高效实施、网络管理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加强高级管理人才培养力度，加快高级管理人才开发速度，为地方治理开发与储备相当数量和质量的高级管理人才，是地方政府成功实施元治理、完成全球化时代赋予的各种使命的必由之路。

2.网络构建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经过网络筹备阶段的战略思考并选择了网络化治理的实施领域与方案之后，网络治理进程便进入网络构建阶段，它是网络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过程。网络构建的过程既依赖于前一阶段地方政府对关键问题、目标与使命以及具体任务的准确判断和定位，又直接影响后一阶段网络运行的有效性。该环节涉及地方政府的几种核心能力，即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

(1)网络召集能力。网络召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动员、号召、聚集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的能力。地方政府召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参与网络治理的积极性、网络参与主体的数量与质量。社会主体的参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既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自主性，也取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调整和组合过程中为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所提供的空间。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建设，创造社会主体成长的良性环境，建立并不断完善公私互动合作的良性机制,为社会主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提供可靠的渠道和制度保障，从而吸引众多社会主体参与到网络结构中去。参与网络主体数量越多，公共关注度越高，公共事务的治理越容易获得其所需的资源，公共目标也越容易实现。

(2)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多元社会主体本身就是利益主体，在参与网络治理的过程中，无疑会怀揣各自的利益与目标，不仅这些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且它们与公共利益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因此，对共属于一个网络的各个社会主体或组织的利益目标加以识别与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地方政府的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是网络构建阶段的关键能力，也是整个网络治理的关键能力。为了聚合各种类型治理主体的力量，创新公共事务治理方式，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地方政府首先必须识别、弥合多元利益目标，并明确表达和陈述公共利益，为各行动主体展现它们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目标得以实现的愿景。总之，地方政府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角色应定位于“确保公共利益居于支配地位，即确保这些解决方案本身以及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产生过程都符合民主规范和正义、公正与公平的价值观”。[16]地方政府对网络主体的目标识别是目标整合的基础，直接决定了公共利益目标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实现程度。

(3)协商与谈判能力。网络治理结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主体构成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与互动的伙伴关系，谈判协商关系即是其中之一。所谓协商与谈判，是指多个平等的组织通过平等交流、友好协商、谈判对话，利用各自的资源与技术在某一公共项目上进行合作以达到各自目标的活动。为了维护多元治理结构的稳定，聚集各种技术和资源，达成公共事务治理目标，在政府组织内外对话、讨价还价、协商和谈判等活动是网络构建阶段的重要活动，而网络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谈判活动及其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弥合利益分歧、确立公共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这些网络共同体对话、协商与谈判的组织者，又以网络主体身份平等参与对话、协商与谈判活动。因此，训练一套有利于营造公平、活跃的氛围并在其中开展公开、公正的协商与谈判活动的技能与艺术，开发相关协商谈判的技能技巧，对于地方政府真正承担起网络组织者角色意义重大。

3.网络运行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治理结构建立起来后就需要投入运行，为了保护治理结构的稳定及维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网络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必须培养和发展一系列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主要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它们共同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网络能否按照所确立的规则和制度成功运行。

(1)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的建立与运行首先依赖于治理参与主体拥有的各种技术和资源，网络主体的互动合作亦是拥有各种不同资源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因此，网络运行阶段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聚合各种分散在社会主体中的资源，包括财物、信息、劳动力、权威、技术等。资源整合能力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能力，各个网络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如果不能集中起来，整个网络的运行以及公共问题的解决与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知识是网络参与主体所拥有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它不仅对于各个参与主体调整价值观、建立信任与克服文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为参与主体协同工作创造价值提供条件。作为网络管理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地方政府应通过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来达成共识、实现各个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并通过网络促进组织学习，这也是地方政府资源整合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网络的维护与监管能力。网络的维护与监管能力是网络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的又一项核心能力。网络的良性运行主要取决于参与主体之间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信任。网络伙伴之间既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又是一种竞争对立关系。伙伴之间信任程度高则可以增强他们的共识，有利于他们之间的沟通，深化他们之间的合作;不信任或者信任程度低则影响他们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最终影响他们之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作为网络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应及时发现并消除网络伙伴之间在公共价值、个体利益等方面存在的分歧，维护内部正常的竞争态势，为网络的运行创造某种适宜的环境。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强化调控能力，加强对网络运行的监管，及时发现并纠正网络参与者违反网络规则的行为，确保网络运行原则得以严格遵守。另一方面要强化冲突处理能力，及时解决网络中因资源分配等各种问题引发的争议与冲突，减少与消除网络运行的障碍。归根结底，政府对网络的维护与监管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保护网络参与主体积极性、维持网络伙伴之间合作竞争的公平环境。

4.网络终结阶段及其核心能力。网络终结是网络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尽管网络治理结构并不总是有效的，同样充满了失败的风险，但无论网络运行成功与失败，网络终结工作都是网络管理者必须做好的核心工作。从地方治理实践来看，“网络管理最基本的问题受困于我们评估有效性、然后用某种准则来衡量网络是否负责任的能力。”[17]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开发和掌握网络终结阶段的管理能力特别是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等核心能力。

(1)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地方治理网络结构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弥补传统科层结构在绩效方面存在的缺陷，以聚合多元主体及其资源，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提高治理的绩效。网络结构是否完成了网络治理的使命和任务，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取得预期的治理绩效，只有通过绩效测量的手段才能得出结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权衡地方治理的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价值和目标，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并运用这一套体系对网络治理的绩效开展科学的测量和评估。为了提高绩效测量的技能，网络管理者尤其要重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在绩效测量与评估过程中的运用。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既是当代地方治理兴起及其成功实践的基础，也是提升地方治理绩效，推进地方治理发展，实现地方治理转型的重要保障。不过，应该看到，绩效测量只是实现治理的手段，其目的是要通过运行绩效测量的结果，不断消除网络治理的障碍因素，进一步转变治理的理念，提高治理技能，推动更大范围、更多公共事务领域和更高层次的网络治理。

(2)责任控制能力。责任控制能力既是网络终结阶段的一项重要能力，也是贯彻整个网络管理全过程的一项重要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的高低强弱。责任控制能力与绩效测量密切相关又同等重要，当政府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时候,其绩效也会越来越依赖于管理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并让网络参与者承担责任的能力。而责任控制能力不强、责任的缺失恰恰是地方治理进程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是治理的不可治理性之根本原因所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公共事务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最高权威，在传统行政模式下赋予政府的公共责任被部分转移到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等主体身上。这种网络模式中体现出来的“组织边界的不确定性”、“公共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以及“转嫁财政、绩效甚至是政治风险”的现象，使得其他参与主体对政府的责任诉求更加强烈，也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履行其责任的困难。“在公共治理的进程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作为治理体系主要的行动者，其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特别是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结构性的意义。”[18]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就网络终结阶段而言，由于网络参与主体表面上都是公共责任的主体，但实际上往往由于责任边界的模糊性使得没有人承担完全责任。网络管理过程中责任的不明确与分配不当、无人负责的现象，成为地方治理绩效的主要障碍之一。

责任问题是网络化管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因此，建立健全责任控制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控制能力，对于整个治理合作网络规则的形成与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明确解决由谁负责的问题，对网络治理主体的责任进行恰当分配，明确行动主体的责任界限与范围并加以严格控制，防止责任流失。另一方面要明确对谁负责的问题，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公共利益，因此各行动主体的负责对象无疑是公民。总之，地方政府既要勇敢承担起作为网络平等参与主体应有的责任，又要承担起作为网络化治理的“元治理”角色所应有的责任。只有具备良好的责任控制机制与责任控制能力，公共责任才不会流失，公共利益才有保障;也只有依赖良好的责任控制机制，网络治理的实践才不会流于形式，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公共事务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才能推动地方治理进程，实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

地方网络化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多元参与主体治理结构的构建以及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护。地方治理的绩效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影响包括中国等转型国家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治理的因素包括知识获取、代理成本、不确定性、政府信用、决策参与、融资成本和政府能力七个方面。[19]可见，政府网络管理能力状况是影响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之一。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过程中的战略思维能力、网络召集能力、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协商与谈判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网络维护与监管能力、绩效测量与运用能力、责任控制能力等核心能力，直接决定地方网络化治理的成败。因此，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提升网络管理能力，克服网络治理模式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处理各种网络管理问题的挑战，是地方政府适应新的网络治理模式，推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的内在要求与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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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姚德超 肖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