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和民主批评
〔摘要〕理查德·霍加特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历史上“前理论时刻”、文学经验主义、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反理论/无关理论者。然而，文章认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并非是反/无关理论的，而是关于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探讨;他的文学写作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用途。文章第一部分审视了当代理论，认为理论实则复制了阿诺德模式;第二部分探讨了霍加特的“理论”语言，认为他看似普通的语言满足了民主批评的政治需求;最后一部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霍加特的语言及文学写作如何促使他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
〔关键词〕理查德·霍加特;英国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民主批评
〔
理论即其效果[1](4)。姑且不论卡勒的定义是否完全准确，“理论”确实产生效果。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理论”导致理查德·霍加特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按照戴维·洛奇的解释，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研究的理论时刻已然到来，“以无法效仿的会话式、务实的自传式风格”写作的霍加特倘若留在中心赓续自己的事业，恐怕是逆流而游，未战已败，甚至沦为中心发展的桎梏[2](37)。因此，他的离开是明智且值得庆幸的：他得以在接下来的40年里继续自己的文学(而非理论)写作，以飨读者。
洛奇对霍加特的“激流勇退”赞誉有加，然更有批评家斥责他和威廉斯天真的“经验主义”、“表现主义”、“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将他们的早期作品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毁”抑或“誉”，众说纷纭，但在一点上批评家们并非莫衷一是：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原因有二：其一，理论与文学是秘密敌人。深受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影响，霍加特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大写或小写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的都嗤之以鼻。其二，对读者而言，文学“可读”可“飨”而理论不然，其语言艰难晦涩，属难以参与其意义建构的“可写性”文本。这些可谓关于理论的“常识”了，然，卡勒又说，理论乃对常识的质疑，乃自我反思。因此，不妨对这些常识进行细究，以回答以下问题：在霍加特的案例中，这些“理论常识”究竟是诉说了古老的经验智慧，抑或洛奇先生先入为主了?换言之，理论与文学之间是真实的对立，还是粗暴的二分法——无所不在的结构主义思维之后果?文化研究必须借助艰难晦涩的理论语言吗?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当真?
一、 理论：复制阿诺德模式
以文化理论著称的斯图亚特·霍尔自己承认，英国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反对抽象性[3](39)。这无疑是在向文化研究的文学传统致敬。就霍加特本人而言，他接过了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衣钵，注重文学及其对经验特性的专注，其作品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的地域特色。然而，这恐怕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阿诺德模式，因此，基于霍加特对文学的遗传性热爱而声称他是反/无关理论的观点便失之偏颇。
文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生活，传导人文价值;生活密集且具体，集中于亲密的、感官的、细节的和个人的事物，文学追求经验、感官和整体性，由是，对抽象理论的厌恶之感。在这种语境下，理论成为了与文学相对的天枰的另一端。套用索绪尔语言学的说法，差异产生意义，理论必须在与非理论的对立中才能够安身立命。在众多捍卫文学的话语中，理论被表征为文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对立面和导致危机的诱因，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打破了文学的边界，使得文学不再“纯粹”。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时常抱怨，自己的阅读书单上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语言学、人类学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却唯独没有“文学作品”。其次，理论的专业化特点与人文学科的“通才”“普适”理想背道而驰，理论的有用性和文学宣称的“无利害性”也是针尖对麦芒。
然而，理论是双面的雅努斯：如果说理论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它同时亦是治愈的良药。通常认为，阿诺德为文学的辩护建立了英语专业，他的意识形态对于无法像实用领域一样宣称自己有用性的英语系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人文学者总可以以“亲切的多面手”[4](184)標榜自己。然而，按照维奇和格拉夫的观点，文学领域的专业化是文学学科建立之可能性条件。为了与自然科学相竞争，文学系必须规范自己的课程，要求并提供专业认证。因此，理论作为文学专业化的代理，至少与文学系同时诞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而当代理论不但加强了文学分工，而且在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中扩大了文学的市场，巩固了文学系的地位。举例而言，在美国，后现代理论“丑闻”恰巧在文学的研究生教育前景最为黑暗、资金上捉襟见肘时“挺身而出”，将人文学科变成了攻击、同时捍卫所有重要原则的战斗场。同样，如约翰·吉约里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种族批评对经典的质疑实则重申了经典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强调不可言说、未被言说之事物，强调差异、“他者”、边缘和异质性，对被忽视的经验进行了重新概念化。因此，当伊格尔顿说：“尽管仍激起担心被驱逐的人文主义的敌意，理论却部分由于它的高性能性、奥秘性、与时俱进性、稀有性和新鲜感，在学术市场获得了崇高威望”[5](206)时，他未必是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评价理论呀!
理论在寻求合法的意识形态时，往往把自己构造成反阿诺德主义。它揭穿人文学科的虚伪性：学术实践何以在带有价值偏向(批判)的同时不涉及价值观(“无利害”)?它攻击普适、无关历史的人文主义的自我神秘化。然而，在制定新的方向时，当代的理论家实则跟随了阿诺德的步伐。何以?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复制了这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到阿诺德的《文学与科学》，一探究竟。
《文学与科学》出版于1885年，在这篇向剑桥学生发表的演讲稿中，阿诺德回击了赫胥黎的观点：(自然)科学应取代文学成为教育的重点。首先，他在继柏拉图、康德之后对人类心灵进行了三分：知识能力(“the power of intellect and knowledge”)、审美判断能力(“sense for beauty”)和实践能力(“sense for conduct”)。然而，对整体性的希冀乃人之本性;文学而非遵守加法逻辑的科学为弥合三者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阿诺德写道：
跟随追求知识的本能，我们获得了块块的知识;现在，从人的一般性中(in the generality of men)生发了将这些知识与我们的实践感官、审美感官相联系的欲望;如果欲望受阻，便会产生厌烦和不满。我认为，文学对我们的掌握之力就在于这种欲望[6](405)。
尽管阿诺德将牛顿和达尔文都归于文人的范畴，他的“试金石”却无一不是来自《圣经》和荷马，文学非但没有扩展，反而变成了专业化的领域;正是专业化的文学才能够克服专业分工，产生新的认知统一。为了证明这一点，阿诺德诉诸经验，即文学有益于读者道德意识的提升。然而，“经验”指向过去，知识能力、审美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三位一体”要待未来实现，阿诺德的论证于是从经验证据转移到了对假想未来的呼吁：“我们会发现……”。
未来所允诺的认知调和为阿诺德的政治方案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因为心灵能力的弥合预示了社会的统一。阿诺德相信，每个接受古希腊人文教育的人都能够看穿当下的党派之争，克服自私和狭隘的阶级利益;文学批评将诞生新的秩序，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个体都将参与其中，追求长期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以此，阿诺德不仅捍卫了文学在学院内部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学院之于社会的巨大意义;不仅表明了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功能，而且展示了其整合作用。他在承认智力分工的基础上克服了分工，在利用专业化的同时攻击了专业化。他的批评克服了教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鸿沟，当然，将来时的使用暗示，批评要想在学院之外发生作用，尚需假以时日。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复制了阿诺德。如果说理论并非关于什么(theory is not theory of.)，尤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大部分的理论都萌芽于其他领域——那么这种学科不确定性同时标志着传统智力分工的崩溃。威廉斯的“大文学”概念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文学之终结，然而，“文学性”和关于文本性的理论重新定义了知识领域，作为文学批评传统功能核心的文本研究已经在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反过来，后现代对父权制、逻辑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神秘化的解构，阐释学、符号学等无一不是直接来自对文学的凝神观照。此外，如果说理论取代了政治行动，那么它同时将解放事业引入了教室。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声称当代理论家实为阿诺德似的“通才”或许并不为过。
我们无意将霍加特等同于阿诺德，但当他在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英语学院与当代社会》(‘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中主张打破学科边界，对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时，难道不是在提倡“通才”(尽管并非无所不“通”)教育理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复兴?当他引导工人阶级学生用“批评性的文化知识”(critical literacy)分析大众文化产品，以抵制商业文化的文化剥削时，当他在任职艺术委员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过程中，通过对政策和行政机构的“实践批评”促进文化的发展时，难道不是在开展教育解放事业?他并非反/无关理论，倒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学与理论的关系。
二、 “理论”的语言
洛奇断定霍加特是位反理论家的第二个论据与语言风格有关。尽管“霍加特的‘经验维度’将他的思想从阿多诺‘对概念的恶意着迷’(baleful enchantments of the concept)中救出”，但他的语言有时难免给人虚张声势之感，亦夹杂着实用主义的常识[7](27)，而“常识”告诉我们，理论可是常识“高攀不上”的!霍加特本人关于理论语言的阐述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反/无关理论印象。他在《生活与时代》中写道：
我不信任一些人使用抽象概念的方式：他們将此用作道具或拐杖，思想之替代物或向他人展示并使自己确信他们属于一个内部团体的手段。我对任何不断地向自己的论文投掷(pepper his papers with)“探索式的”、“霸权”、“等级”、“范式”、“问题群”、“物化”、“同构性”及其类似物的人都表示怀疑。有时一个人可能在好不容易读完几乎无法理解、的确令人生厌的论文后愕然发现，尽管他们所说的合乎情理(sensible)且某种程度上富有洞察力(perceptive)，那套内部团体的理论语言(ingroup theoretical language)却大可不必[8](95)。
霍加特对理论语言之不满溢于“言”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特、福柯、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等后结构或后现代理论家——身为理论家的伊格尔顿称他们为“宁可从事哲学而非雕塑或小说的晚期现代主义作家”[9](65)。他们将所生产的文本有意识地困难化，要求读者对形式(而不仅是内容)进行本雅明式的凝神观照。相比之下，霍加特很少使用专家语言，他的词汇不同寻常地普通，多为英格鲁撒克逊、单音节的派生词，充斥着令某些理论狂热者鄙夷的经验主义。以上述引文为例，“sensible”， “perceptive”直接诉诸感官和直觉，pepper原意为“胡椒粉”“辣椒”，此处引申为“赢得战争的武器”，火药“味儿”十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霍加特没有使用复杂词汇的能力或缺乏语言技巧，实际上，他的语言于朴实简易中“暗藏玄机”。一种更准确的理解是，霍加特的简易与巴特的晦涩一样，乃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有意为之”。为了探讨知识的生产、组织和散播及它们如何反映并加强了社会结构，巴特诉诸于复杂的风格。他的策略是，要质疑甚至颠覆意识形态的“不言而喻”，必须打破常规的语言——意识形态之载体，转向语言的嬉戏性、模糊性和多义性，无论是语义上还是句法结构方面的。同样，霍加特简单的语言并不意味着他对语言——意识形态问题无所意识，恰恰相反，他对该问题的敏感远远超出一般预期：“我们每个人所继承的特定语言控制着我们的意识;它们激起必需的态度并阻止不为文化接受的另一些态度;然后这看起来像极了“常识”和“坦白谈话”;一如既往且无所不在”[10](157)。因此，他提倡，要认清貌似中立、显而易见的陈述中所藏匿的意识形态编码：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而言，打破常识的保证，拒绝陷入它的泥潭是令人钦佩且绝对必要的。约请“常识”可能不是为了替意识——通常推测普通人会表现这样的意识——辩护，而是为了证明，在受到智力挑战、被接受的看法(而非思想或意识)被动摇时，寻求庇护是正当的。它最亲睐的箴言是：‘理所当然的是……’，意即‘它在这些方面是普适的、未受质疑、不加思考的假设，因此必定是正确的’[11](122)。
如同巴特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霍加特对“常识”的解码亦是个政治问题。他强调，资本主义利用“常识”“接近工人阶级，尤其是……沿着他们被暴露的方向”[12](89)。为了将自己的主张表征为工人阶级的惯常生活方式，广告商、播音员和流行报刊模仿他们的成语、语气等，因此，读者不能只寻求对作者本人的理解，而必须审视看似自明之物，“努力思考词语的重量，或苦心探索细微的差别，或跟踪……适度复杂的句子结构[12](166)。”
这样看来，霍加特对理论语言的批判并非对巴特式复杂散文风格的拒绝，反而在一定限度内为该风格提供了支撑。实际上，霍加特所反对的是“为理论而理论”。他指出，理论已沦为封闭的话语，一个备受局限的研究对象而非探讨智力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他曾援引卢西恩·古德曼说明此观点：“尽管一个人不希望低估理论的重要性和理论语言的必要性……古德曼指出，有些理论忘形了，变成了形式主义体系，倾向于以极端的形式消除对历史和意义问题的任何兴趣[13](177)。”理论语言本乃说明、理解外在于它之事物和问题的手段，现在却成为了这项工作的替代品。更甚者，如霍尔对“理论流利”的批判所认为的，尽管权力和政治问题总是深存于表征中，总是话语问题，但某些学术话语已经取代了政治实践[14](280)。岂不令人扼腕!
霍尔将此现象归结为体制化的结果，即问题并非内在于理论思想，而是职业结构之恶果，这种结构迫使“理论”成为萨义德所说的“学术自身之追求”[15](73)。而理论一旦成为学院体系的一部分，势必削弱它对“墙外”问题的参与，这不但抹煞了文化研究的成人教育渊源，而且削弱了它的实践品性。对于文化研究而言，理论化应当成为“必要的迂回，努力影响并改变物质条件和力量、社会关系结构、实践组织和社会生活本身。然而，理论常常取代了危机分析，取代了理论与历史具体性的接合”[16](42)。理论以自身为目的，成为了高级的文字游戏。在这种语境下，理论语言的自我复杂化沦为了专业知识分子借以巩固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战略，即霍加特所说的“向他人展示并使自己確信他们属于一个内部团体的手段”。专业化的术语成功地将理论家的追随者与“墙外”人士、邻近专业(比如文学)的学者区分开来，而有区分便有高低、优劣，理论家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更重要的是，对“内部团体语言”的强调意味着“少数派”仍保管着问题讨论的特权，他们将自己标榜为“进步的”代表，然而，不与大众对话何谈代表大众利益?这是文化研究左派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伊格尔顿缘何说：“激进的文化理论蓄意晦涩是丑闻。这不是因为它只要运用简短的单词，就可以获得劳苦大众，而是由于文化理论的整个观念从根本上说是民主的”[17](77)。
总结看来，在批判语言——意识形态问题方面，霍加特与巴特“同归”却“殊途”。在“阅读”脱衣舞女郎、红酒、摔跤手等符号时，巴特将自己塑造为具有高尚品味的鉴赏家，漫不经心地玩弄着盛满“先锋理论”的高脚杯，而霍加特更加关注理论的民主性质、沟通方式及与谁沟通：批评必须有助于“聪明的外行读者”(霍加特的理想读者)参与民主讨论。他的批评并非反对理论而是关于理论的探讨——理论不能僵化为体制形式，而应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治旨趣。
三、 语言、文学与民主批评
那么，与谁沟通?对此，霍加特这样回答：
对我而言，意识到可能的受众就在那里总是有意义的。“你认为自己为谁写作?”我有时会被这样问到，问话人偶尔带着挑衅。“谁构成了你经常自信地召唤的‘我们’?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所假设的惯常观众——“保存的残余”——已然消失，或者已被专业培训驱散开来，鞭长莫及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今天大部分人只忠于关乎自己职业的专门化阅读”[18](181)?
霍加特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聪明的外行人”。“我为与普通读者共鸣而欣悦”，他在一次采访中对约翰逊博士的这句名言表达了敬意。在面对这个读者群时，霍加特力求拿下顶在利维斯夫人鼻子上的“撑碟杆”，这不仅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智识能力的尊敬和肯定(他从成人教育中获得的认识)，而且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有效的批评取决于辩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主张的合法性取决于将自己确立为“更好的辩论”能力”[19](160)。批评家必须像古罗马时期的辩论家一样，向公众展示丝丝入扣的论证逻辑，甚至将整个推理交由他们“细察”，而太多的专业词汇不但提前预设了观众类型，而且阻碍民主交流的过程。
因此，霍加特在写作(尤其是后来的散文)中通常采用第一人称“我”“我们”以唤起观众的认同;他的语言不同寻常地普通、口语化，却在必要时“一招制敌”。在上述引文中，“truculence”(凶猛、粗暴、好斗)被用于几乎全部由英格鲁撒克逊、单音节的派生词组成的段落中，将作者的贬低者与略微不合礼节的词语联系起来，机智诙谐。霍加特仿佛在说：“我能够使用类似“truculence”的词语，但我选择不用，因为它们是你们的词，而不是我的。”他通过一个词语巧妙地回击了质疑者。
在霍加特的文本中，工人阶级语言被表征为一种独特文化的组成元素，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我们“听到”(阅读)工人阶级和平地发表与知识分子迥异、甚至抵触的观点和意见，形成了所谓的“巴赫金式的多声部”。 “公平交易”、“对事物抱乐观态度”、“伸出援手”等尽管都使用了引号，但却形成了文章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它们构成了工人阶级思想和阐释传统，必须放在该传统中加以理解。其效果是，批评的能力被再现为内在于工人阶级，而非由学者或评论家从外部引入或自上而下“教化”之结果。各种声音的交织暗示了一个相互交流、有来有往的过程，为普通人“自得的想象性智慧”和“对生活自足的、未经表达的沉思”[20](126)预留了空间。
霍加特的文本即构成了辩论场域，被代表的工人阶级不仅于其中发言，而且以他们自己的声音发言。他们操着方言，“Ah tek a man as e is.(Take a man as he is.)”“i dont like nobody.”(双重否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觀点。在这里，语言根据社会阶层分层为巴赫金所说的的“话语”，它“并非一个命名形式的抽象系统，而是关于世界的具体的、它谓的(heterological)观点。每个词语都散发出一份职业、一种风格……的气味。每一个词语都有一种语境和所有语境的味道，它们于其中度过了自己紧张的社会生活;所有的词语和形式都是意图的居住地”[21](35)。
除了使用非专业的口语化语言之外，霍加特的文学性学术写作促使他能够更好地与“聪明的外行人”交流。这就涉及到了知识形式的问题。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极少对理论感兴趣，却有着小说家般的想象力;他们不依靠概念进行判断，却拥有惊人的直觉判断能力。而文学强调“诗性、形而上、直觉判断”之价值，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择亲和势”。文学通过对“生活的经验完整性——情感的生活、思维的生活、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承载着物的世界的探索”[22](126)，体现了直觉判断这一通常被学术作品排斥的知识形式。然而，文学并非对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通过修辞和美学形式积极探索社会的外在形式和含蓄假设：最优秀的小说家不仅对个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结构和心理结构极其敏感，而且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相互作用——尤其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形式即内容，“有意味的形式”——获得对社会的洞见。在对材料证据的选择使用和组织形式方面，文学有别于社会学，总能发现“有意义的细节”，而非预设了先验的逻辑结论后有目的地寻找支持该观点的数据，舍弃其他。
在评论《识字的用途》时，威廉斯写道：
显而易见，现实主义小说日益衰亡，声名狼藉，我们正因此蒙受损害。既然我么都是且深知自己乃生活在社会里的个体，这一传统理应复兴。有效的批判工作、社会观察和思想分析能够进行，然而，最终，除了凭借更加传统的想象方式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充分地调和事实和感觉的世界[23](428)。
威廉斯认为，必须提倡一种更加“文学”的学问形式，该形式不仅将文学的对象用作文化分析的素材，并且强调文学的方法，即对想象和主观事物的敏感，对形式的高度意识。在他看来，霍加特在这方面并非至善至美，因为他在小说和社会学之间徘徊不定。然而，他到底意识到了霍加特的“形式极端主义”。实际上，与其说霍加特的作品因为不同风格的混杂而支离破碎，不如说它对多重视角保持开放的姿态，通过并置各种迥然的分析形式(个人记忆、社会学数据、名言等)打破了既成的学科分界。而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智力活动，学术研究并非学者的职业活动，而是社会之普遍关注。霍加特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的文学方法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使他能够“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24](26)，这正是文化研究之用途。
〔参考文献〕
1Culler， J. 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1997.
2Lodge， D. Richard Hoggart：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7， 10： 29-37.
3Hall，S.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A]. In Storey， J.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C]. London： Arnold，1996.
4Veysey， L.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5Eagleton， T.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Blackwell， 2008.
6Arnold， M.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 In Trilling， L. (ed.). The Portable Matthew Arnold [C]. New York： Viking， 1949.
7Hughes， B. Rereading Hoggart [M].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8Hoggart， R. A Local Habitation： Life and Times， Volume One： 1918-1940 [M]. Chatto & Windus， 1988.
9〖JP4〗Eagleton， T. After Theo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0]Hoggart， R. Tyranny of Relativ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Society [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1998.
[11]Hoggart， R. First and Last Thing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2002.
[12]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13]Gibson， M. and Hartley， J. For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98，1(1)：11-23.
[14]Hall， S.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A]. in Grossberg， L.， Nelson， C. and Treichler， P. A. (eds.). Cultural Studi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5]Said， E. Orientalism and after[A]. In Osborne， P. (ed.). A Critical Sense Interviews with Intellectuals[C]. London， Routledge， 1996.
[16]Grossberg，L. Introduction： CCCS and the Detour through theory[A]. In Gray， A. et al. (eds.).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ume 〖STBX〗1 [C].〖STB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7]Eagleton，T. After The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18]Hoggart， R. First and Last Things[M]. London： Aurum Press， 1999.
[19]Harbermas， J.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20]Hoggart， R. Everyday Language and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21]Todorov， T. & Bakhtin， M.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22]Hoggart， R. Literature and society[J]. American Scholars， 1966，35(4)：124-128.
[23]Williams，R. Fiction and the writing public[J]. Essays in Criticism， 1957，(4)：422-428.
[24]Hoggart， R .An Imagined Life[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2.
(責任编辑：马胜利)
作者：赵冰
[摘 要]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学西传”和商业活动的不断发酵，中国的哲学、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欧洲大陆不断产生影响。中国园林文化在17至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英国风景园林的转型都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中国的园林文化在影响英国园林文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关键词]英国园林；中国园林；文化交流；东学西渐；社会影响
[
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起，欧洲文明广泛吸收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逐步向近代社会迈进。伴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商品如陶瓷、丝绸、漆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一时间，从欧洲贵族至平民都对中国物品非常喜爱，几近痴迷。随后，中国的陶瓷、室内装饰、服装和建筑等文化符号引发了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热；法语为Chi-nese-esque，意为“中国式的”）。其中，中国的园林艺术深受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关注，以单体和曲线形式存在的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的土地上被大量模仿和实践。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受到启蒙时代（Ageof Enlightenment）理性与现实生活哲学观的影响，对蕴含孔孟儒学、道教哲学的中式园林艺术十分推崇，来自中国的园林艺术逐渐唤醒了英国民众对自然和原始景观的热爱，并转变了英式造园的观念。中国园林的不规则曲线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到18世纪下半页，英国园林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了中国和欧洲古典造园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蕴含自然风景的园林风格。本文通过研究史料文献和造园实例，深入挖掘中国园林文化在英国造园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为中国文化和造园艺术影响中的西方造园发展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思辨：17-18世纪中英之间的交流
（一）文化交流引发“中国热”
17-18世纪，欧洲商船从中国运回大量商品，旅居传教的教士同时带回大批报告、书信札记、游历日记和见闻，此类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农业、工商业、文学艺术、历史的著述为欧洲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被译成拉丁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书中描绘的“仁政德治”和“民贵君轻”思想、官僚的科举选拔制度与欧洲的官位世袭、贵族特权截然相反，使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高的认同感。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大中华帝国志》中记录了中国宏伟、奇特的建筑，并宣称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成；官员府邸里的花园，草木繁盛并使用了水景，十分精致。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关注，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拉雷吉（Walter Raleigh，1554-1618）和海勒（Peter Heylin，1599-1662）等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被广为引用。书中对中国介绍详尽，但门多萨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内容主要来自其他传教士的游记或假想。
进入18世纪，欧洲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随后风靡英国的中国造园艺术。德国人菲舍尔·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的《建筑简史》（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介绍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中的垒山技艺和太湖石的造景手法。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绘制多幅以承德避暑山庄为题材的“三十六景雕刻版画”，1742年，他将这些珍稀的中国园林图像资料带回英国伦敦。版画中对于园林和建筑的描绘将一直以来大家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而揣摩的中国园林升级为可视的图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曾作为乾隆的皇家画师，在圆明园工作和生活三年。他称赞园中的景色虽然全部是由人工完成的，但却似“由自天成”，他描述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并非严格的按照中轴对称，从尺度上寻求体验的和谐，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造园风格。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体悟到中国园林的美学内涵：源于自然，注重重塑自然界中的万物和谐，空间与尺度柔和，且不失游赏趣味。他与友人的书信随后在法国出版，受到了英国学者们的欢迎，推动了英国园林的设计革命，对日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倡导者伯灵顿伯爵和肯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修正了欧洲学者和设计师从文字和插图中臆想的中国园林形象。
（二）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英国“中国热”浪潮
英国凭借强大的航运和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在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16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中国台湾。随后，从十八世纪初，以广州（当时称为“Canton”）作为长期的通商口岸。对于中国商品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光鲜绚丽且制作精美的中国商品，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随着各式器物以及中国文化典籍的早期传人，“中国风格”逐渐在普通英国民众中广为流行，英国文人同样热衷于追求“中国式”的设计和装饰艺术，并精心描绘形成具有异国情调的时尚风潮。
一方面，中国艺术在18世纪广泛渗透于欧洲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形成过程中，从制作精致的家具、室内装饰到风景园林各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复杂形象和精细图纹，并逐步与中国艺术中不对称特征和元素相融合。这种新颖的艺术风格以其不对称的轻快纤细曲线著称，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庄严、豪华、宏伟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则打破了艺术上的对称、均衡、朴实的规律。英国的造园活动是欧洲洛可可时代的最后成就与表现形态，山水、园林、建筑等皆受到洛可可艺术的影响，弯曲溪流、弯曲的小路和高大遮阴的乔木，无处不透漏着中国艺术中所强调的含蓄、典雅和纤细之风，似乎很符合英国人领会的中式园林的内涵。
另一方面，旨在通商而繁荣的航海线路的开辟，使得英国学者得以有机会亲临中国，直接面对中国的造园艺术。在1740年至1749年期间，英国著名的造园师和中式园林实践者钱伯斯爵士（Sir.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曾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三次到访中国的广州，并参观、学习中国的建筑、室内装饰和古典造园的相关知识。在1772年出版的《论东方园林》（A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中，钱伯斯爵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赞美：“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绚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7年，他以广州的千佛塔和南京大报恩塔为原型，在英国的丘园（Kew Garden）中设计了中国式塔。他的著作和作品进一步深化了英国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认知和兴趣，广泛地影响了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和造园师，园林设计增加中式构筑物一时间成为当时造园的时尚，英国掀起了仿造中国园林的高潮。
二、形变：“中国热”促进英国造园的转型
（一）早期的英国园林
英国的造园艺术并未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和教会的统治之下，封建王朝的世袭和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相互间的权利交融导致客观交流十分频繁，使得英国造园被欧洲主流造园风格同化。在英国，早期的造园活动受到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造园的影响，但是，此类封建世袭式的造园风格，并未被英国社会完全接受。
15世纪末，英国园林以植物种植为主，其设计灵感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但保留了英国农业社会中盛行的花田，从事造园工作的大多是农学家和医生，具有重培育和医药研究的功能而轻观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英国园林与意大利造园的区别。注重大尺度、规划和中轴对称的法国造园风格在十七世纪被介绍到英国。安德烈·莫莱（Andre Mollet，1600-1665）和亨利·怀斯（Henry Wise 1653-1738）等设计师的作品结合了英法园林精髓的佳作，林荫大道作为中轴线，两侧结园中延续传统几何图案的花坛。由于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环境和长期以畜牧为主的封建农业国家的性质，使得英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自然审美趣味得以保留，为日后重理性和几何布局的古典造园形式转变为自然风景园林保留了原始的动力。
随后，英国造园逐渐融入荷兰造园元素，如水景、果园、用于灌溉的水渠、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和深入农田的林荫道等，宏大尺度的花坛和农田通过轴线连接，巧妙地引入了反映农业生产的农耕元素。同时，欧洲各国兴起塑造风景的造园风格，两者正巧迎合了英国社会对于自然的口味。再者，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代的园林主人，必然对造园的内容、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古典造园所体现的园主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逐渐被观赏和游玩所替代，参与群体也逐渐扩大。作为一种新需求思潮之下的鉴赏，英国园林需要一定的实践模型和审美理论作为支撑。中国园林艺术中“自然”和“原野”的内涵在“中国热”的浪潮中被英国社会所接纳和推崇，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英国园林。
（二）“中国热”影响下的英国造园
在英国社会极力追求中国艺术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到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学者们开始在英国传播汉学，并相继出版一系列汉学著作的英文译本。英译的汉学著作和写实的中国风景画成为了学者心目中理想环境的范本。加之，英国社会早已厌倦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式的规则、几何、中轴对称的造园风格，英国社会开始寻求突破古典园林的束缚，改变审美观念，致使英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表现出愈加浓厚的兴趣。哲学家、诗人和学者们纷纷撰文批评时下流行的规则式园林，并以园林艺术作为载体，尝试描绘他们向往的园林模式，呼吁“回归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事物的“公用”和“功能”的作用高于形式，规则式的园林仅仅是在整理树木的外部形态，方形或矩形的水池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乐趣。他呼吁造园应该以偶然性和出人意料的意境美博得人们的喜爱，并倡导人们走出“对称的”园子，走进乡野，接近乡土植被。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后来逐渐渗透到建筑与造园的思想中，促进了英国造园艺术的转型。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追寻艺术形态的本源加深了中国热在英国的影响力，并不断向更深层次延伸。十七世纪末，英国新兴的农业资产阶级和贵族逐步在政坛中掌权，启蒙思想激励了他们对乡村、荒野的向往。农业开发使得新兴阶层在积累物质基础的同时愈发亲近自然。中国园林艺术中广泛应用的“源于自然”的不规则曲线，正好与资产阶级冲破封建皇权、挑战等级制度的雄心不谋而合。十八世纪初，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独立出资雇佣造园师，打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花园”。他们为中国园林的意境美、淳朴的向往“自然”的体验与思考著书立说，为构建英国园林形式变迁的理论基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社会对中国造园艺术的讨论
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艺评论家威廉·坦普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是英国第一个饶有兴趣讨论中国园林的学者。他在1692年出版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the Gardens of Epicurus）一文中将中式园林的不对称、不规则的美与欧洲整齐对称的造园手法进行对比，还使用“Sharawadgi”一词来描述“好的，或者值得赞赏”的中国园林。这个新颖的英文词汇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最原始的促进因素。威廉·坦普爵士认为英国园林需要改变，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而精心设计的“不规则”正好符合变化方向。随后，他在私人别墅的外围（MoorPark，Farnham）率先采用了类似的曲线设计。
他的观点得到英国文艺评论界的响应。约翰·洛克的学生，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赞同道：“‘和谐’和‘自然’是艺术最终所追寻的；圆形、曲线和未经雕琢的荒野都可以呈现在园林设计中。”随后，诗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在1712年发表的《庭院的欢乐》中赞同园林的美应该等同于“自然”的美。他欣赏中国园林艺术，坚信中国人在造园的过程中，善于再造“自然”，而且他认为英国本土的造园师应该学习中国的造园艺术，尝试运用原始、不规则的、富有野趣的假山、长满青苔的洞穴和律动的瀑布等元素取代以往规则、对称的草坪和植物雕塑，产生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他同时呼吁，英国的风景园林行业应该开展中国园林的实践。1713年，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撰文批评流行的过度装饰且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呼吁造园需要“追随自然”，并称赞中国园林是“赏心悦目”的，园中的设计重现了“艺术的原野”。
英国学者齐声对中国园林持有的肯定态度，成为了文艺界寻求传统艺术形式转型的动力，建筑师和造园师则开始思考从造园手法和布局上探索“最好的园林”形式，中国园林显然是个不错的研究实例。1715年，造园师斯威泽（StephenSwitzer，1682-1745）在《贵族、绅士和造园乐趣》（Nobleman，Gentleman，and Gardener's Recrea-tion）中提出将“自然”带回园林，在传统造园中引入乡野和森林，开阔游人的视野，弱化花园和自然之间的边界；设计师应该注重造园美学和经济实用相结合，缩减规则式园林高昂的维护费用。1719年，他在蒲伯别墅（Villa inTwickenham）的改造中尝试打造自然式园林。他在全园的尺度上，去掉中轴线和规则的花园设计，增加植物造景、假山、曲线的道路和水体的比例，使得园内的设计贴近诗歌中宣扬的理想环境。
（四）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兴起
步入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艺术中宣扬的“自然和原始”思想经过英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笔下的再次创造和提炼，逐渐被描述为接近古代完美环境的典范。此时英国主流社会的审美观趋于大众化，且不断向本土文化中爱好大自然的传统靠近。求新求变、突破边界，与自然界互动的设计得到大众的认可。那些与主流阶层有直接联系的文化学者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权贵，如学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亲自参与到自家庄园或花园的改造中来。这样，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语开创了自然式风景园林造园风格，将英国园林从欧洲古典的几何式园林艺术中解放出来，引领了欧洲不规则式园林的新风尚。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传统园林开始向自然风景园过渡，抛弃轴线设计代表着英国园林的普遍性改革。造园师布里奇曼和肯特（Charles Bridgeman， 1690-1738； William Kent，1685-1748）成为扭转几何布局的先锋。他们打破规则式园林中的生硬直线，尝试用柔软的曲线软化传统园林和乡村的边界，利用英国起伏的地形地貌作为背景，延长视线，将封闭的园林延伸到自然界中；为降低建筑体量和数量，用单个的中式亭、台、楼阁、庙宇和其他园林建筑作为视觉的焦点，代替中轴线的设计。
布里奇曼在斯托园（Stowe Landscape Gar-den）中率先“背离”传统，实施了蒲伯和斯威泽的设计理念。他试图在设计中打破几何式规则园林的布局方式，用交叉的林荫路作为主路，蜿蜒曲折的支路、湖岸、河流和茂密的树丛富有层次，配合起伏的地形和地貌，在三维空间里还原场地的自然特征（Genius of the Place）。他受到中国园林中“挡”与“障”哲学的启发，创造了哈哈墙（Ha-ha）：在草坪斜坡上设计了一个下沉式的挡土墙和水沟，防止野生动物或家畜跨越进入花园。去除了封闭的围墙，将游人的视野由园内延伸至外围的森林，消除了两者间的界限，将园林拥入自然的怀抱。
肯特深受布里奇曼的影响，在设计中又融合了自然风景画的写意和构图技巧。他热衷于从自然美景中提炼造园的线条，并宣称“自然痛恨直线”（Nature Abhors Straight Lines），强调造园师的工作是创造冲破墙壁包围的风景画。在他和布里奇曼合作的项目中，包括克莱蒙特别墅、奇斯威克园、罗山别墅和斯托园（Claremont，Chiswick House.Rousham and Stowe.）等都不断地诠释自然的原始和野性，在林荫路之间创造蛇形（Serpentine Style）开敞空间，赋予水渠、河流和湖岸自然的曲线。他注重造园的画面感，借用风景画的透视和光影来搭配园中的雕像、中式亭、寺庙和洞穴，还原伊甸园的古典气息，将文明世界中的园林和自然界融为一体。
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日趋成熟，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无疑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传统园林经过他“轻描淡写”式的雕琢，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人工痕迹和几何布局，在园林中呈现出自然的韵味。在布伦海姆皇宫（Blenheim Palace）花园的改造中，他使用开放的草坪替代怀斯的勒诺特式花坛。将几棵一簇或单棵的乔木随机布置在波浪式的长曲线上。草坪的地形起伏错落，以建筑为起点缓缓下降至湖面，同时，游人的视线可随远处的森林逐渐上升，草坪、树木、天空和湖中的倒影，将自然收入园中并转化成如画的风景。
三、中国和英国造园艺术的异同
造园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和英国远隔重洋，两者造园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涉及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宗教改革后，英国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层面上远离了欧洲大陆，虽然此类隔离并未影响中国文化传人英国，亦未影响社会各界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热情，但毕竟相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接收到的中国信息，还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园林却在中国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中思考求变，在学者和造园师的共同努力下，结合本土气候条件和国土景观等自然因素，完善了当时的自然景观，实现了从古典主义园林到浪漫主义园林风格的转变，形成了自然风景式园林，这是欧洲美学和造园领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影响极为深刻。深究这场革命的深层含义，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园林形式或者外在的不同，更多的是蕴含着英国社会化的哲学思考、社会主导阶层的改革和文化转型等内在因素。这场“不经意间的自然”替代“美在比例与和谐”的革命，是代表启蒙思想的唯物主义冲破皇权天赋的封建社会桎梏的决心，是反对园林所代表的封建君主和贵族奢华生活和特权地位的行动，也代表着园林艺术大众化、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艺术起源于供古代帝王专享的观赏和狩猎的“园”、“囿”，后期分化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但仍受到皇家礼制和儒学思想的长期影响，并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之中，造园的初衷和理念并未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改变。中国园林的设计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搬运自然，而是追求理想化的自然，通过艺术的提升来达到真实的再现。皇家园林恢弘的尺度和跨越园林的中轴长线，通过设计师的巧妙构思，虽然不能一目了然，但却是隐喻在“对景”和“呼应”的延续视线之中。私家园林受到场地和尺度的限制，曲折小桥、潺潺细水，迷宫似的假山在无处不体现出园主人寄情“江山、社稷”的胸怀之中，捕捉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是以“假山假水”喻拟自然景观，既为“虽为人做，宛自天开”的意境。
英国社会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理解当然存在着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和模仿。早期的英国学者，将西传的画作中所描绘的富有野趣的景象，与英国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游牧生活联系起来。马国贤所带回伦敦的铜版画中，种植了稀疏、低矮乔木的“草原”，仅仅是截取了中国皇家园林中的一处或几处景致，但此类景色却成为英国园林整体田园化的理由。英国园林中的长曲线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人造山水的曲径通幽，其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情怀亦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儒学式的悲情主义。前者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园林的围墙并无限贴近自然，符合英国人对田野风光的向往。而后者，却在私人园中独自欣赏“江山美景”。诚然，其中有英国本土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在其中，但也说明当时的英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园林艺术内涵的深刻了解，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热衷于推动中国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设计师在模仿中国园林“品位”的过程中，大多从构筑物和植物人手。英国园林中的构筑物大多被称之为“中国亭”，这些源自于中国绘画的亭子，让国人看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且尺度迥异，与真实的中国建筑相去甚远。但其功能上，倒是维持了中国园林中“观景点”、“视线引导”或“视觉焦点”的功能，而且设置中国式亭子的目的明显，即为设计师表达“中国品位”最为直接方式。植物配植方面，设计师摒弃了平行的方格网式植树和规则的树木修剪方法，注重多样化植物品种的选择和植物之间色相的相互搭配。在整体布局上，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只能根据中国山水画作或瓷器上所绘制的景色，将植物以局部景点的方式散置在园中。而中国园林中，植物元素以配景的形式存在，却大多在全园中形成完整的植物群落，虽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但亦注重与建筑的搭配和整体性。
四、结语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一时间曾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也渐渐淹没在轰鸣的机械声中。过去英国学者眼中开明和优越的中国，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笔下逐渐褪去虚华，露出“真实的面貌”。但是，回顾这段近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风在英国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臆想”和“借用”。但是，中国文化的确在英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启蒙思想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斗争中的思想武器。
中国园林之于英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也是如此。欧洲甚至是世界各国一直认为，17世纪以来的英国园林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造园风格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英国古典园林的转型和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整个过程具有其特殊的性质。造园活动虽然是着重打造空间环境的艺术行为，但其风格、形式和内容深受当时欧洲的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模式影响。在崇尚王权和神权至上的文化笼罩下，在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烘托中，几何式布局的造园模式，忽略了风景园林源于自然的特点，使得当时的设计脱开了自然环境，或者说凌驾于自然之上。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并不是最早介绍和学习中国园林艺术的国家，但中国园林艺术确实在英国造园的转型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从园林小品的借鉴，到造园风格的模仿，到最后形成具有本土化色彩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是理性主义之风，强化了转型的效应，也强化了不断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造园风格；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社会的等级观念逐渐弱化，艺术的阶级特征逐步淡化，园林艺术越来越大众化和具有公共性。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环境下，新兴阶级寻求社会转型“灵感”和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文化艺术风格，其中不乏“利用”中国园林之嫌，也有曲解中国园林的“自然”为己所用的目的。
17世纪，英国学者视坦普的“Sharawadgi”为反抗古典主义的利器，18世纪他们却批判坦普和钱伯斯的园林完全不是想要的风格，且剥夺了英国人对自然式园林的原创地位。诚然，在17世纪的园林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自然风格的端倪。但是，中国园林不追求园林的形式、顺应环境和源于自然的哲学观，对英国规则式园林“形”的突破，提供了思想的启发和素材的支持。另外，受到历史的局限性，英国的学者和造园师缺乏与中国园林的直接交流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钱伯斯在批评肯特和布朗误解了中国园林设计理念同时，却从未提及他对任何一本中国造园专著的体会。中国和英国的造园艺术在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中交会、碰撞。总之，正如歌德所述“东方和西方，再也分不开了”。
作者：刘晓光 王浩
摘要：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研究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渊源及丰富的学术思想传承，置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当代西方史学碎片化和结构主义历史解释的学术语境，汤普森在反思“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模式基础上，通过文化唯物主义的史学路径，借助对斯大林主义历史阐释和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辨析批判，塑造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重构工人阶级历史“经验”，构建英国工人阶级理论，阐释平民文化学说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的理论命题。在战后全球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阈中，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学术谱系及理论成就，对国际新社会史学具有学术效用与实践影响。
关键词：爱德华·汤普森;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
文献标识码：A
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而言，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发展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逐渐获得中外学界的关注、研究与认同。作为学派群体的典型代表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爱德华·汤普森的学术成就与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尤为值得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上，汤普森与该群体同时代史家诸如雷蒙德·威廉斯、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人协同构筑了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学术理念和激进形象，汤普森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学术影响超越了史学范畴，横跨哲学、经济学、文学批评、社会学等领域，堪称国际学界跨学科大师级人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有关汤普森史学研究经历了初步性评价、专题性分析与整体性论述等不断深化的学术历程。就以往代表成果看，有关历史分析与理论考察聚焦两个维度：一是在历史理论上挖掘汤普森“文化即历史”的形成方式，或从反思经济决定论和批评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或从拓展文化视域中“经验”的范畴，切入考察汤普森基于底层社会史观的文化政治学与历史理论构建。二是在史学理论上探讨汤普森史学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强调“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对英国社会史学演化的意义，涉及唯物史观范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相比而言，国外学界对汤普森的史学研究则更为深入系统，呈现多维度、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特点，颇为关注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唯物主义”及方法论价值。理查德·约翰逊认为，汤普森与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倡导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取向，迥然有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等人推崇的经济社会史取向。中外学界特别强调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史学内部“文化转向”的反响，汤普森作为先驱奠基者秉承这种社会文化史转型的理念及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本文围绕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学理视域，在特定历史情境及思想语境中，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内部的社会史范式前提，反思史学认识主体的“文化主义”史学观念，重新梳理汤普森新社会史学理论体系，分析以历史文本与史学阐释为观念载体的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特征。在激进历史与史学观念的变化中，汤普森史学研究及其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推动70年代末从西方新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范式转换中具有一定理论贡献及实践意义，彰显了其在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嬗变和国际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及学术影响。
一、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生成机制
从文化发生学和史学理论渊源的角度看，一种史学研究取向与文化实践行为有其历史性的学术渊源与结构性的原生机制。从20世纪30年代至1956年左右，尤其经由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英国社会的政治变动与英国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转向，成为汤普森史学取向“文化转向”的内生机制因素和史学外部情境。
1.时代政治文化中的“思想渊源”和学术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史观”
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滋养萌生与观念兴起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在世界范围的红色革命浪潮与英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风暴中，20世纪30年代以降，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从未像西欧大陆马克思主义一般形成强大的理论传统，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左倾化与意识激进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潮，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科的理论方法、价值取向及史学实践，有助于学科范式的转变。虽然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始，政治上依附于英国工党，组织上听命于共产国际，始终未能发展壮大和独立领导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因30年代其党内“阶级对抗”路线导致的错误政策，也始終未能在纳粹法西斯主义不断扩张的非常时期担负责任，领导英国人民反抗张伯伦政府绥靖政策，然而30年代危机时代的局势催生了其党内路线的策略调整，建立由左派主导的广泛统一战线呼声高涨。随着联合了英国其他小左派和中间偏左势力的民主联盟与人民阵线应运而生，英国共产党与左派势力联盟则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战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借助人民阵线的社会运动实践，共产党组织形象和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获得了英国民众的广泛认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信仰彰显了其政治声誉与道德影响，为激进主义者或社会进步人士反叛现行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实践方案。同时新左派运动也顺势兴起，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得到传播，为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夯实了根基。尽管“1943和1944年‘历史’情境中的英雄意志似乎立刻凝结到了两个非常对立的组织机构中，其中每种力量在相应有效领域中只允许具有最小范围的活动自由”，依然可见汤普森激进政治观点及历史理论与这种激进主义传统及政治文化环境的密切关联。激进历史传统与人民阵线运动在客观上深刻塑造了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社会史观及史学观念：关注底层社会及其生活经验的历史书写。同时，人民阵线运动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历史必然性和意志主义的理论批判与社会关怀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引领英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是面临法西斯极权主义试图控制整个世界的冷峻现实与战争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崇尚牺牲，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历史必然与社会行动、历史结构与社会动力之间的冲突与缓和，反映了蕴含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或约束了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或促进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趋向，也影响了1956年后汤普森的著史精神和学术路向。
自20世纪40年代始，随着战后反法西斯同盟体系日趋弱化和冷战时代到来，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加剧，这既孕育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政治语境和学术文化环境，也制约了其理论立场与研究路径。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执政，共产党左翼原本期望工党政府实现社会改良的诺言，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真正的“福利国家”，从而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然而工黨的“修正主义”戳破了左翼的政治迷梦，凯恩斯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费边主义成了工党指导思想，1957年工党新右派修改了政治纲领，试图寻求体制内“公平分配”理论与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共产党左派缺乏足够的理论思想与策略准备以应对右派反攻，甚至整个战后英国左派陷入了集体性危机，都无力独立地领导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史领域，“受到政治思想的激励，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社会史家……都渴望获得更大的民主包容性，无论是从征聘该专业职位，质疑较早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体制，还是获得学术认可等方面，都涉及民主的普及”。然而随着唯意志主义撞上了冷战思维的围墙，英国学术界全然在政治、组织或思想上面临东西两极格局的困境与政治文化观念的挑战。
在激进政治的时代与史学观念的变动中，汤普森早期学术生涯也深受现实社会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潮及社会运动的影响：其一，如前所述，是从人民阵线运动到冷战时代背景中的汤普森思想变化。这段时期首先是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的确立，其后是左派普遍出现政治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红色科学运动”，主要试图破除思想上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其间汤普森从积极活跃于人民阵线运动始，逐渐完成了在史学观念上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其二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陶，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创立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汤普森的思想产生变化，汤普森与其他史家一道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该史家小组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为圭臬，在坚持“人民的历史”理论和“自下而上”史学理念上，发掘英国激进人民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内在联系，书写底层民众的历史经验成为汤普森研究史学的基本信条。汤普森在这十年间继承的主要观念及思想成果则是来自莫尔顿的“人民的历史”和“自下而上的”观念、多布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以及道娜·托尔的关注底层文化的思想。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是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史观依据。冷战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向与新左派运动兴盛，成为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最终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作为一种底层社会史观的核心内容，在汤普森的历史政治思想及史学思想中则占据非常重要地位。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左派政治气候激变、苏伊士运河风波、匈牙利事件与冷战核裁军运动的兴起、“冷战”加剧与“丰裕社会”来临，以及工党政治右倾化等诸多征象，既标志着英国新左派运动序幕拉开，也为1956年汤普森联合约翰·萨维尔创办《新理性者》杂志和协同佩里·安德森等人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汤普森史学实践路径的内在转向。同时，汤普森重新思考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弊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在反对机械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随后，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渡则代表着“向人的回归”。当然，在汤普森本人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模式“这样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用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种存在——行动、体验、思考、再行动的人……它们更像一个隐喻，它们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真正存在的——‘人’而存在”。汤普森实际上继承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隐喻，为其继续独立且全面考察文化意识与历史形态等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2.自由主义家学渊源、浪漫主义史学实践和英国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
汤普森早期的学术取向既受特定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文化与学术文化环境的影响，更来自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是卫理公会传教士、自由主义诗人和印度史学者，其史学观念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兄长弗兰克·汤普森拥有极高的古典学素养与语言天赋，大学时代思想左倾并加入英国共产党。家学渊源及其观念相通性则源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认识与身份认同。汤普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并非决然与自由主义决裂，正是深受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汤普森的学术思想蕴含着对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中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诉求，表现为史学取向上崇尚自由意志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即赋有热衷对“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这种激进传统的历史描述。这部经典著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底层视野，恰与汤普森早期实践经历密切相关，其著作创作源泉与史学思想动机就得益于汤普森所经历的十六年的工人教育工作和丰富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经历为其历史写作提供了社会感知与现实养料。这种个体化历史经验和群体性史学书写的最大特色，就是注重描述底层历史经验的演进逻辑，其史学情境和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蕴含着汤普森的史学研究轨迹，它是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出发，借助传统经济社会史学叙事，走向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叙事模式。
从威廉·莫里斯到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路向，形塑了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浪漫主义色彩。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艺术家莫里斯将前工业社会的道德元素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体系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批判工业社会。汤普森早年研究和讲授莫里斯，养成一种“从底层看待一切事物的乐趣”和热衷对浪漫主义思想家研究的态度，继承了莫里斯对当权者的审慎态度和对底层人物的关怀意识。汤普森的创作目标是找寻英国本土文化中浪漫主义元素对英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批判有利的文化资源。他将莫里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称为“道德现实主义”，并在揭示有关阶级斗争及其总体表现的历史叙述基础上，充分构建工人阶级道德现实主义影响下的阶级文化史观念，这影响了汤普森的“阶级结盟”观点，暗含了有关工人阶级“乌托邦”的历史构想与文化政治学的理论诉求。
随后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浪漫主义历史维度和浪漫主义史家的现实关怀，在其晚年对布莱克的研究中得到延续。汤普森首部史学著作《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于1995年出版，标志着其史学观念初步从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独立思考在英国历史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问题。布莱克是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画家、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浪漫主義作家，其生活年代正值英国社会家长制面临倾覆危机，正处于共有权利的丧失和商业资本主义侵入乡村社会的工业社会前夜。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激进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英国古老的“价值规范”正在衰落，平民权利遭受践踏。作为唯信仰论者，布莱克以浪漫主义态度挑战启蒙理性及其工业资本主义家长制，汤普森对此尤为赞赏。根据史料可知，首先，莫里斯和布莱克两位作家、诗人前辈及其浪漫主义思想，曾经成为汤普森的人生榜样及价值追求。与作为历史学家相比，汤普森最初的夙愿是成为诗人和作家。其次，汤普森经历了从卫理公会家庭背景到虔信派马格莱顿宗的身份转变，就受惠于两位浪漫主义大家尤其是布莱克的影响。马格莱顿教派强调意志主义的唯信仰论，使得汤普森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选择了新左派与和平运动，倾向于关注人类历史与社会人道主义立场。再次，汤普森的史学研究不论是聚焦于18至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还是关注18世纪法律权利与公民关系，或者讨论18世纪工业化前夕的贵族与平民，甚至重视平民道德经济问题及对工业社会的批判，都是从浪漫主义出发对于激进社会历史、人民抵抗传统及其社会底层经验的历史书写与史学阐释，反映了汤普森史学著述中的“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及价值取向。其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文学性，实质植根于英国民族本土性的深刻影响。汤普森坦承，正是“莫里斯与布莱克的研究表现了我有多么具有英国人的特征”。对于莫里斯与布莱克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践，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传统的历史基因及价值赓续的重要表现，这些对于汤普森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范式转变产生了积极作用。
3.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与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汤普森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较为复杂，最重要因素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坚决抵制庸俗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其主要理论诉求与历史属性。作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创作者与社会活动家之一，汤普森更热衷于以历史为武器，以史学为手段，参加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无论是二战后积极参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社会重建，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欧洲核裁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汤普森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被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旗手”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渊源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紧密。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和亨利·海德曼等人在19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政治领域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费边社”和英国独立工党组织主导了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并无重大发展。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势力扩张的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学界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其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备受关注。如20世纪30年代，诸如海曼·利维和乔瑟芬·李约瑟等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借助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成就，倡导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的斯蒂芬·斯彭德和乔治·奥威尔等著名知识分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了明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学者，举其要者，有古典学者本杰明·法林顿和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历史学领域则涌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斯特里奇对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研究、莫里斯·多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道娜·托尔对经典理论的研究等都卓有成就。
正在剑桥、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求学的许多青年学生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大都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英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基尔南等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的著名史家。他们与30年代英国思想文化界其他激进左派知识分子一道，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宣扬激进社会变革观念，筹集出版《左派评论》《现代季刊》等刊物，并在各地建有1500多个讨论小组，汇集成庞大激进的人民阵线运动，在英国获得社会瞩目。从激进历史与史学观念的角度看，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与政治文化氛围中蓬勃发展，虽然其间并非全部历史著作来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恰逢其时的社会渊源却为二战后共产党史学家小组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时代要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及其实践效应上，最突出者无疑是1946年共产党史学家小组的机构创立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初步形成。史家小组的初始目标是，“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相近的领域中工作，从而讨论基本的历史学问题……小组的第二个功能是使历史学工作变得‘政治上有用’”。从莫尔顿到托尔、再到多布，作为英国共产党创始人、社会活动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对20世纪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形成起了奠基性作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诸多史家构成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五六十年代的安德森和罗博瑟姆等多位史学家则组成了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他们都不断增强了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并在史学实践中强调从“人民的历史”到大众文化史的历史书写。约翰逊据此认为，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劳工史学研究中都代表一种史学观念转向，即对研究经济结构与组织关系的反叛。随后，从多布到汤普森、再到安德森，在总体性的范畴内关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话题成为其代际传承与观念延续之所在。应该说“继承与发展”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变化的常态，表明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互动关系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连续性。
20世纪50年代后，霍尔如同霍加特和威廉斯那样，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奠基者，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人和实践者。在英国新左派运动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双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文化史取向推动了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繁荣。60年代的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注重探索普通民众的情感、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日常生活的经验。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应运而生，尤其是1964年霍加特创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英国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建立，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大众文化分析与社会变动研究的新范式开始确立于英国学术舞台。普遍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英国文化研究奠基的代表作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与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诸位文化学者共同推进大众历史书写，起到了传播大众文化的先锋作用。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批判，创立了考察底层文化的历史解释及认识论模式。
汤普森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不同于霍加特关于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历时性比较分析，也迥异于威廉斯基于总体性的社会性格观念与价值体系冲突的历史考察。汤普森认为他们缺乏主动认识那些工人阶级历史和全面阶级斗争历史背景的态度，批评他们的文化理论略带悲观主义成分，忽视了当下工人的“创造性潜能”。他认为他们的著作文本越发囿于理论象牙塔，脱离了新左派的政治实际，不能与工人运动有机结合，产生社会效应。汤普森强调，霍加特和威廉斯对文化的批判太过注重文化独立性的单向度，实际上缺乏历史维度。他重视历史事实，认为19世纪英国工业化之后，工人阶级转变为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消费者;在劳工生产运动与激进历史运动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起到了实践的先锋作用，从自觉抵制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与思想控制，转向争取社会民主与权力斗争的政治实践。相比而言，汤普森在1961年《漫长的革命》系列文章中认为，威廉斯太过传统而漠视工人阶级与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侧重在总体性上理解一种未经批判审思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忽视了社会文化在深层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与权力关系。其有关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描述，旨在将社会历史总体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可视为对威廉斯“系列空洞声音”的合理扬弃，体现了汤普森的阶级文化史观的精髓：文化是阶级整体的斗争方式。
汤普森通过批判霍加特与威廉斯的文化分析路径，在系列著作中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实践方式，构筑了新文化史观，其历史书写让文化变成历史，让历史成为文化，将历史还给大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下，“试图从总体性、多因素、互动论的角度深入‘一条生活之道’，在大众文化政治中重构1780-1832年的英格兰工人阶级形成史”。
在史学实践中，无论是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都未能走出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时代困境，最终都退回到抽象的觀念领域和本质主义的策略中，对“文化转向”和经验立场进行持续论辩。汤普森与威廉斯的论争实质彰显了新左派内部文化理论传统的两种倾向：一是强调文化独立性与社会“总体性”变迁，关注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缓慢性“革命”历程：二是强调阶级及阶级意识的文化形成，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整体斗争方式的文化构造。譬如，有关18世纪90年代底层民众暴动、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质量和新千年历史愿景的大辩论，均可归结为关注社会阶层和阶级“情感结构的变化”的文化理论取向及文化解释路径。在当时工党修正主义兴起、保守主义来袭、冷战意识形态加剧、军备竞赛猖獗、英国新左派运动盛行交织的背景中，两代马克思主义者及新左派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和社会策略问题的争论也必然波及史学领域，其论争过程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重新涤荡与“文化转向”研究理念及其拓展影响的过程。
二、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诉求与史学实践
汤普森的“文化转向”历史理论、新社会史学文化史观和著史成就，是他投身20世纪30年代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历史产物，也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小组黄金十年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成果，反映了他参与工人阶级教育的社会效应。作为历史认识主体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汤普森主要聚焦于英国历史进程中的底层群体生活状态、社会行为意识及“阶级经验”等因素，运用独特的史学表现形态与历史叙述方式，系统展现特定历史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社会行动结构体系，从而连续性地阐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时间性存在、文化意识结构和历史形成问题。汤普森构建了以“关系-过程”论为重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研究1780-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发展过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及分析理论，逐渐奠定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历史书写格局。
1.“主体性”历史书写与“文化转向”史学阐释
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整体史观指导下，汤普森“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与“阶级经验”的文化解释首先突出两方面：
第一，汤普森的“主体性”史学著作文本既呈现了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模式的反思批判，也表现了对于以哈蒙德夫妇与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英国传统自由主义和以克拉潘与艾什顿为主将的战后计量史学派的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书写的批判分析。他认为苏联唯物主义的阶级解释模式及其静止的社会结构分析，是极其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与“物质-社会关系”理论，实际上形成了大量有关革命精英意识形态取代底层阶级觉悟的史学现象叙事及简单历史还原论。
第二，汤普森的“文化转向”史学阐释鲜明地反对认为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的出现是简单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的历史论说，主张从共同的阶级剥削经历出发阐释当时工人阶级的共有“情感结构”。他批判了英国传统自由主义与社会科学学派的史学解释模式，认为假设在特定社会历史模式中存在着在静态社会结构中承担“社会功能”的“无产阶级”主体，或是用“激愤的情感……将历史道德化”，无疑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中“人”的丰富经历。他还有力地批判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及其两大缺陷：“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历史事实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实际上在与战后英国计量史学派展开的关于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质量的大辩论中，汤普森基于有力的定量数据，凭借“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等质性分析，否定了后者有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史学解释。在对于种种阶级史观辨析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汤普森实践了“自下而上”的“人民的历史”叙事，形塑了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经验的理论立场和“文化转向”的史学书写取向。
在具象化“阶级”的基础上，汤普森尊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和“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以阶级经验为基础，以共同的实践经历为导向，围绕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形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阶级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汤普森突出“经验”与“主体性”，构建了“文化转向”的基础概念和解释模式，揭示了两个层次关系：一方面，他着力阐释“阶级经验”与“文化转向”的关系，认为经验是“一批人的共同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是连接生产关系与阶级意识的中间变量，共同的经验就是对剥削经历的共同感知。“经验”历史的提出使得汤普森在处理阶级形成这个复杂问题时有了宽阔的参照视域。这些“经验”与“关系”从多维度涉及社会生活，包含所有工人对其所受剥削的主观回应，不仅存在于实际斗争活动中，而且存在于众多家庭与团体活动中，也存在于他们的闲暇活动、宗教信仰及社会实践场所中。就著史动机与史学解释的效果看，这不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新劳工史学、新女性主义史学和新社会政治史学而言，都使之在研究范畴与史料来源上获得极大拓展。此外，这种把“文化视为必不可少的，而又非完全自主”的历史解释模式，实质是在尊重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基础上，将历史事件“文化编码”，进行经验解释的“文化转向”叙事研究。凭借重新反思和系统研究以工会、工人运动、工人政党政策、工会精英等各种“组织”“机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劳工史主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实践了范式的创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宏大的历史语境不再是社会历史分析的核心对象，诸如无产阶级男女工人群体的生活经历与基于英国本土文化的激进反抗传统的不断融合，经汤普森史学研究“意义化”处理，共有的“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史学阐释的重要论域。
汤普森以叙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群体状况为基点，从传统道德、现实价值及心理意识等文化因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理论的历史分析模式。这既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判态度与承续能力，也突显了阶级文化或阶级经历不但是涵盖底层阶级整体的生活斗争方式，而且是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的相互冲突与整合形态。汤普森断言：“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因此，“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文化研究魅力，强化了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经历视为历史叙述核心对象的倾向，这种文化分析与史学阐释是一种阶级分析历史理论及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及其底层史观的新形态。
另一方面，汤普森重在明晰历史主体性与“文化转向”的关联，其关于阶级构成的文化解釋和历史认识，有益于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文化理论，促进构建“自下而上”大众历史的史学阐释。在反经济主义机械论的基础上，汤普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充分立足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立场，侧重叙述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建构。他阐释强调工人阶级在文化中形成，同时也在塑造自身文化。从社会史观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还原历史主体性的史学叙事，即“从行动中推断出文化与意识的本质，或确立‘共同期望和意义’的体系”。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史观，在20世纪60年代劳工史学内部的“文化转向”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劳工史学研究主题及内涵意义的转变：“通过对英国历史进行如此雄辩的反叙述来反对阶级形成的论断，从而激发了所有人的灵感……使得从劳动机构研究到劳动者社会历史的转变获得了巨大动力。”汤普森建构了工人阶级的文化身份，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及其“向人的回归”的历史书写中为“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汤普森成为新文化史领域和文化理论突破的关键人物。
2.文化“霸权”视野中的“贵族一平民”史学解释模式与“文化转向”
汤普森的阶级史观与文化史观是紧密相关的，其有关18世纪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则是阶级形成及理论诉求的实践表现。
伴随着战后“丰裕社会”的到来和新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高度繁荣时期，英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社会的历史情景，选择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在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中进行理论反思与史学解释。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获得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普遍关注。汤普森在批判性继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贵族—平民”史学解释模式，撰写了《英格兰的特性》《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18世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贵族社会与平民文化》《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等论著，系统表达了“文化转向”的理论观念及其史学实践的知识形态。
虽然汤普森承认葛兰西的话语霸权思想可以更新其对国家专政意义的理解，并找到工人阶级获取霸权意识的某种途径，但在史学实践中他摒弃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决定作用”论说。
一方面，在《英格兰的特性》中，汤普森批判了安德森将遭受霸权统治的英国工人阶级简单视为“共同的阶级”的观点，他反对安德森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拥有“不可变动的、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几乎不具有任何霸权思想的意识形态特征”。按照安德森的阶级意识与社会结构分析，唯有统治阶级拥有霸权意识，被统治阶级只有共同服从意识。汤普森指责安德森忽视了底层阶级意识也可表现为秩序许可范围内的有限霸权。当然，汤普森所认为的霸权并非葛兰西宣称的一种顺从与一致关系，至少在18世纪英国社会是如此，比如“服从变得可以协商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变得更加不受纪律约束，在雇主之间以及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有更大的选择自由，而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却较少处于一种依赖的位置”。然而对于后世来说，关键不再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霸权行使控制作用的机制，而是探究这种不服从在“大众心态中权力与权威的复杂图景”。实际上，汤普森积极地吸纳了葛兰西霸权思想中的“斗争秩序”，认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平民文化和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复杂构想，它们与贵族文化相距很远，甚至表现出或强烈、或温顺的抗争特征，但从来没有超越它的边界。霸权并不意味着那幅诸如平民只会接受任何贵族家长制所赋予其称谓语词的单纯境地，或者贵族认可的平民肖像的单一图景，因为在18世纪的英国，霸权秩序的维持并非一个简单过程，“这是一种堪比‘家长制及其递延性’模式下通常能够想到的更为活跃的交互关系……”它始终关涉伴随着17世纪反复不断的政治动乱与社会变迁之后，社会关系保持的相对平衡。
另一方面，汤普森讨论了持续不断的“贵族与平民”社会秩序和关系变迁，强调18世纪表现为“旧的控制着劳动群众全部生活的家长制正在衰退……穷人拒绝服从是一种困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威胁。半自由形式劳动力正在削减，包括佃农数量的减少、劳务服务的最终灭绝和自由移动的工薪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然而政治文化与建筑风格、贵族装饰及其艺术修辞却似乎宣告着一种稳定和自信，一种成功应对任何威胁其霸权的传统习惯”。这些历史事实意味着劳动力比过往享有更多的自由，而贵族依据商业税收或者庄园劳动力剩余价值维持生存，并试图采用以往家长制时代借以宣传贵族形象与自我意识的一些戏剧化仪式——烤牛行为、比赛颁奖、慈善捐献等活动——宣示贵族与平民的差异区隔。在汤普森看来，正是在这种劳动人民与贵族生活的文化差异和巨大分野中，18世纪工业社会塑造了底层社会与平民文化的基本样态。
汤普森最终选择运用社会活动的“力场”模式来取代看似非常松散的“家长制”霸权：“直到18世纪末，群众站在一端，统治者和贵族站在另一端，职业人员和商人像吸铁石一样与统治者的生活相连，或偶尔沉醉于群众的日常活动中。”在社会生活与历史结构的关系中，既然贵族和平民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具有众多商业、小商贩及手工业作坊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就悄然兴起。这种平民文化的力量与历史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平民也许不是工人阶级。他们的意识可能缺乏自我定义的一致性，也没有明确目标和阶级组织的结构。但是，群众运动或‘暴民’、或‘人群’的政治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它在许多关键时刻影响了高级的政治活动”。故而，有关平民文化的研究就体现了“文化转向”的大众文化历史书写及其历史解释的固有力度與理论高度。虽然在分析由平民、商人和贵族构成的“力场”结构关系时，汤普森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内部因财产分化而呈现的不同政治态度，但是“力场”作为一种“道德经济学”模式的社会调整与秩序恢复功能却得到重视。至此，汤普森关于18世纪英国社会的“贵族一平民”史学解释模式得以基本形成。
汤普森随后探究了14至18世纪英国人民时间观的变化及话语权问题，认为一种新的时间定制、纪律规范及其执行过程，也是维持一种剥削与抵抗剥削的权力关系的过程。其间，底层民众的情感结构与社会价值观随之产生深刻的变化。实质上对剥削的抵抗即对于时间控制的反抗与话语霸权的诉求：“一种新的辩证法将会产生，其中某些旧有的进攻性的精力和纪律迁移到新的工业化国家里去，同时旧的工业化国家企图重新发现在工业化历史前就已经开始被忘却的经验模式：……任何文化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现。如果人们要同时适应高度同步性的自动化工业和极大地扩大了的‘自由时间’领域这两种需要，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旧的和新的成分达成一种新的综合，找到一种既不基于季节也不基于市场，而是基于人类需要的意象。严守工作时间应是尊敬一个人的工作伙伴的表示;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应是文化赞许的行为。”在《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中，他强调社会规范与社会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伦理下，道德经济学强调“道德”的历史因素，是民众反对商人投机倒把、寻求一种满足他们经济生存条件的合法解释。在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时代，法律也成为统治者在局部范围内建立有限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汤普森认为法律可反映与调节社会关系：“法律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它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反映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并且有其自身演变发展的历史。”由此，“法律准则”成为贵族与平民借助阶级斗争的文化习惯与合法产物。这里不能把汤普森简单理解为单纯文化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提出“文化决定论”观点，在分析阶级形成时他并未忽视对客观决定因素的批判考察。本质上，它标志了汤普森在18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中“霸权”思想的实践运用及“贵族一平民”史学解释模式的最终形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突出了“阶级经验”和“主体性”等推动“文化转向”的基础概念。
总之，汤普森创造性地推进“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赓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人民历史”与“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社会文化史思潮从“潜流”到“主流”的理论先驱。他倡导了英国新社会史的历史叙述框架与史学解释范式，其“文化转向”研究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谱中一种主流示范的历史叙述方式，对西方新社会史学繁荣具有桥梁纽带的价值功效，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新史学实践转向新文化史领域的内在动因之一。
三、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史学再次转向之后，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产生了域外回响与社会效应，国际史学越发关注历史底层书写，重视普通人物、非主流区域“他者”文化的历史阐释。汤普森史学实践的“文化转向”，对英国社会史学更新与国际史学演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转向研究，同样离不开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史学观念及历史思维。具体而言，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意义可概况为以下几点：
1.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拓展在英国文化研究与域外文化史领域的传播及认可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一波新左派运动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逐渐衰落，英国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结构与阶层集团变动不居，工党屡遭挫败，保守党连续执政并不断调整“福利国家”政策，包括降低工人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从根本上触及底层社会利益。1961年《新左派评论》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辞职，安德森1963年掌握机构财政和改组权力中心，将汤普森、萨维尔和威廉斯等从编委会机构中清除，调整刊物思想宗旨，标志着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及新左派理论陷入困境与社会实践终结。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第一代面对时局缺乏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效策略，实际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安德森提倡新策略，主张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以安德森和汤普森为代表的两代新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人道主义立场与结构主义角度，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英国民族性问题，从1964至1980年进行了持续论战。在社会史领域，主要是围绕英国革命后果、“文化主义”理论方法与社会历史结构关系等方面展开。
其一是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后果的批判及其价值意义的论争。安德森认为，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具有其不彻底性，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自19世纪末后就迥异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普遍道路，导致革命后果只是“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英国商业新贵族特权更为巩固。安德森抛弃了“17世纪革命……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转折点”的积极评价，否定了希尔有关清教徒意志在英国革命与变迁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历史认识，实际上由此否定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劳工历史和英国近现代历史。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归根结底是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准，衡量17世纪英国革命及其后英国社会发展道路，因此未能准确把握英国历史的内在性。他充分肯定英国革命的积极影响在于创造了一种“精巧地适应于当时社会平衡的制度安排”。关于革命后果的原因理解与历史解释，汤普森则认为，若从英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内部规律看，“要理解这些真正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结构主义观点），却不援引萨特‘去总体化的总体性’理论，就会比参考其有关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伦敦社会整体模式的解释效果更为糟糕”。汤普森坚信，英国本土并非缺乏革命的意识形态，它确实存在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清教主义的叛逆传统之中，存在于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生活中，存在于革命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本土反抗文化的理论贡献之中，然而这些都被安德森从理论到实践上漠视了。汤普森正是在坚持历史运动中真正的“人”的能动性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基础上，基于英国文化特殊性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史观，运用其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阐明了英国本土历史经验的特殊意义。
其二是“文化转向”与结构主义的论争症结。这体现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风靡欧洲大陆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年代。在社会历史观上，阿尔都塞主义强调社会结构不同层次的相對自主性，属于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论。这与“文化转向”所强调的“自下而上”与“人民历史”、“经验”与“意识”的理论路径是判然有别的。在社会史领域，安德森于1974年出版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两部史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历史观具有双重并蓄的解释功能：“阶级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自上而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安德森坚持在多元决定论基础上分析政权与国家的优先性，着眼国际主义的历史分析立场，从欧洲的视角看英国，从世界的视角看欧洲，重视历史理论的分析模式，运用结构主义视域看待阶级斗争与社会结构变迁。1978年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和错误的太阳系仪》中，针对“文化转向”与结构主义的争论、阿尔都塞哲学本质、理论与历史关系和史家原则等问题持续发表见解，宣称“阿尔都塞主义是恶魔，本书所采取策略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将阿尔都塞体系清除出去”。他极力阐释了阿尔都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唯心主义的、自我确证的和理论化的，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尤其是在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汤普森认为历史研究是客观真实的解释体系，“历史学并不是一个生产伟大理论的工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发现、解释和理解它的客体：真实的历史”。汤普森试图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历史”的观念，旨在揭示阿尔都塞主义理论体系反人道、反历史、反民主和“唯理论”的本质缺陷。
就英国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及其书写范式而言，结构主义（强调理论与体系）和“文化转向”（强调经验与解释）二者各有优劣，应是辩证统一的。就学科的发展趋势而论，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更能体现20世纪60至80年代新社会史学要求关注普通民众、研究日常经验和追求学术民主的体制化趋势。总体上，以安德森和汤普森为各自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与文化唯物论的理论争论及其意义在于：一是在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引领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二是在史学观念与著作实践上，有利于学界内部广泛讨论“文化转向”理论及其研究方式。“就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而言，关于‘结构’与‘经验’及其相互关系的论题及其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达了高峰。”由此，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英国文化研究与域外文化史领域得到传播及认可。
2.催生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内在转变和实践效应
在英国史学史上，作为英国现代史学劲旅的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勃兴，预示着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这一主题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中显示了其强大影响力”。在社会文化史领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经典之作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先驱文本，极大地影响了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实践转型：汤普森“文化主义”阐释模式在推动战后“华威学派”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第一波新左派运动衰落和1963年汤普森辞去《新左派评论》编委职务，汤普森社会活动及政治诉求的热情衰退，随后他担任了华威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从1965至1973年，汤普森倡导了“华威学派”对18世纪英国劳工史、犯罪与社会史、文化史等主题领域的系列研究，1973年出版的有关18世纪法律社会史的论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是代表作。前述的汤普森有关18世纪英国平民文化研究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贵族社会与平民文化”、“阶级经验”和“力场”的关系等诸多理论观念，深刻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学术理念及研究路径。具体而言：
首先，汤普森“去政治干扰”的学术理念及其华威学派的“文化转向”，使社会史研究主题得以扩大，学术培育机制不断成熟。
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华威大学社会主义社团的纷纷建立，对青年文化一度保持谨慎态度的汤普森强调，青年学生不能“与那些政治积极分子和放任自流的学生们（纠缠）不清，以致忽略了研究工作”。汤普森及其同事“不太喜欢学生具有太多自决性、冒险性和自恋性”，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奉行严格管理的原则。在历史教育与教学方式上，汤普森向后学讲述文化理论及文化主义路径的最新动态，旨在改变他们对早期工业化世界的看法，激发其“积极性与进取心”，并且激励他们从英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发现历史研究问题。汤普森的课堂氛围轻松幽默，讲课内容灵活有趣，其史学受众广泛，这些都有助于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员不受外界干扰，保持了办学理念的稳定性，提升了年轻学者的史学素养。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群体的关注点逐渐从传统劳工史领域扩大到包括犯罪学、治安学、医学史、文化休闲、工业化及其对家庭和社区影响等社会史领域。在学术人才与培养机制方面，中心奉行集体主义原则，汤普森及同事们遵行学术规则，提倡合作探究精神，反对不经集体讨论发表作品，所有论文、专著都要经过师生共同的批判讨论。这确保了学术成果证据充足、观点全面、正反平衡、逻辑完善和结论合理。完善的学术制度与良好的研究风气使得“华威学派”及英国新社会史研究呈现深入发展势头与文化转向路径。
其次，有关18世纪英国法律犯罪史研究的实践促进了劳工史学的新进展和新社会史研究范式的确立。
汤普森参与和指导了“华威学派”首本研究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的出版，其学生及追随者由此自觉地运用“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创作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这本著作与同期的《辉格党与狩猎者》一道，冲破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史学的陈词滥调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僵化教条，在更广泛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通过探讨犯罪心理、文化理论及史学观念的变迁问题，重构了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中“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华威学派开创了战后英国法律社会史领域，涉及18世纪英国犯罪史、历史主体权利与群体正义价值观的拓展研究，对后世法律史领域的贡献巨大，甚至对法学研究领域的意义都较为深远。与此同时，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劳工史学研究非常注重考察工业革命期间底层劳工与工会运动对政治、文化与社会关系及其能动性问题。同样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关于工会工联的历史反思与实践探究领域。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还广泛与国际合作，开设有美国白人劳工史专业的硕士点，吸引了诸如大卫·蒙哥马利等美国、澳洲、日本社会史学家到英国访学交流。汤普森领导下的华威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华威学派”始终延续了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研究路径，使得“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英国社会史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推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现代转型。
3.推动国际新社会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的著名社会思想家、激进新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其人生境遇和学术路向主要经历了早期社会主义活动、中期新左派政治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其中，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对域外社会史学与国际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整个国际社会史学而言，“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之间，我们学科（这里指社会史）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职业史学家开始将自己定位为‘新社会史学家’，然后从80年代始，声称与‘新文化史’相关的史学家比例开始显著增长”。这种新社会史“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逐渐被欧陆、北美、澳洲、亚洲、非洲等地区与国家的史学家广泛认可，有助于他们在国际劳工史、大众行为与大众文化、移民史和日常生活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就。当然，在不同地域的历史语境中，“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及影响范围，在时间、主题和程度等方面稍有差异。
在美国，在强大社会科学史学派的理论传统中，基于对战后美国“一致论史学”的实践反叛，汤普森的文化主义研究方式依然能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美国著名新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大卫·蒙哥马利、赫伯特·古特曼和尤金·吉诺维斯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汤普森的文化主义阐释方式的影响。特别是汤普森的“文化转向”研究拓宽了美国新社会史视域，在从传统劳工社群逐渐扩张至社区、移民、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领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主题。彼时美国史学的发展情境，正如20世纪英国牛津历史学术史系列著作的评论所言：“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工史扩展了该领域的主题，超越了政党与工会的旧制度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注重研究普通社会生活中可衡量的事实。”例如，美国新社会史家不再借助传统的工会组织等中介因素考察工人阶级，而是直接研究工人群体的生活经验，涉猎工作时间、闲暇活动、邻里关系和消费文化等内容。移民史家开始重视美国社会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移民的生活经历研究。政治史家侧重在借鉴“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在传统家长制解体、阶级间竞技妥协、国家政权形成和多元种族文化语境中，考察19世纪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白人例外论”的价值影响及话语批判。在理论观点与方法论视野上，围绕着汤普森的“经验”与“阶级形成”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否有“能动的”工人阶级经验问题，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以蒂利为代表的“经验派”与“能动派”，和以帕特里克·喬伊斯为代表的“后发论”与“经验差异”派。同时，利昂·芬克主编了新杂志《劳工史：美国工人阶级研究》，其主题涵括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工史研究领域，创刊宗旨是在“文化研究”视野下为劳工史的历史分析和史学评论提供新场所，这都为理解当代劳工史的困境及根源提供了历史解释新框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新社会史学的勃兴时期，而美国新社会史研究的瞩目成就，特别是劳工史、日常生活和新政治史等领域，都离不开汤普森“文化转向”理念的影响。
在加拿大，汤普森对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集中影响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推动了加拿大劳工与工人阶级史学领域的迅猛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有布莱恩·帕尔默在80年代出版的系列著作，如《工人的梦想》《E.P.汤普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工人阶级的经历》等。当然加拿大社会史学界也不乏对汤普森的批评，包括对其浪漫主义、唯意志论、阶级定义和误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批判，强调劳工史研究应转向普通工人群众的生产关系及文化生活，特别是研究移民劳工在工人运动中的不同作用。
在德国、法国和澳洲，汤普森“文化转向”的研究理念则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发挥影响。比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东德广受赞誉，直到1988年西德学者才对汤普森“经验”理论反思做了评述，因为汤普森对机器生产的突破性研究可有效地与共产主义史学叙述结合起来。德国学界最终被“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叙述所吸引。法国的伊丽莎白·马可尼特借用汤普森发展的“文化霸权”概念，系统地分析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贵族维持霸权的各种努力，运用大量贵族家庭私人档案，关注家庭内部主仆之间言语、仪式和姿势交流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与意义，提出了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不同类型的家庭服务形态已然逐渐消失的结论。澳洲的罗伯特·伯拉德研究了1917年大罢工时期占据罢工人数13%的底层民众及其文化活动，运用“自下而上”的阶级视角，让旧时代隐藏于历史背后的底层人物发声。
20世纪70年代后，汤普森“文化转向”的研究路径还传播到亚非地区。但与欧美新社会史学的景象不同，亚非地区新社会史领域的“文化转向”更多表现为挖掘殖民地“工人阶级”作为整体视域的群体历史经历，重视在复杂历史语境下更具交织性的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分析，同时拓展特定底层大众文化与历史经验研究。
在非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劳工史学勃兴的年代，汤普森的史学范式首先在南非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转向”突显了在阶级分析中“从结构转变为后结构的机制”。在南非工人阶级史领域，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开辟了一种研究非洲工人阶级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其中汤普森的“阶级经验”范畴对80年代以后南非新社会史学界有着尤其突出的作用。这个时期非洲新社会史家群体还注重研究底层劳动义务、工人运动、工人通信网络和工人身份认同，包括与民族、性别、种族相关的身份交织与认同问题。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学者对汤普森的史学著作持续关注并加以研究。但凡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问题，都会关注到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曾于1985年来华访问并在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地讲学。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史学界已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渠道广泛接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影响，非常重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对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发展的影响。当时中国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诸如汤普森的“文化转向”那样的外国史学思想资源与中国社会史学实证研究相结合，实现重要域外理论本土化。从传统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到类型繁多的新专题史领域，从传统社会史到服饰史、节日史、习俗史等底层社会史领域，中国学者在强调问题意识与跨学科研究的同时，越发关注文化生活与意识形态，重视普通人群的历史研究，在这些研究当中都能找寻到汤普森等外域学术思想的共有理念。
中国以外，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印度新社会史家也开始转向了对大众政治运动、大众经济生活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庶民研究》杂志的创办及其对汤普森的史学观念及理论方法的大量吸纳。《庶民研究》这本由堪培拉、苏塞克斯和牛津学者共同主编的社会史研究杂志，出版了大量有关印度底层研究的专论。比如，2011年沙什·阿帕德海耶的《普列姆昌德和北印度殖民地的农民的道德经济学》认为，在亚洲历史语境中，由汤普森提出的道德经济学概念可有效分析北印度乌尔都语作家普列姆昌德对北印度农民的历史叙述，普列姆昌德提出的农民自身文化资源观念可用道德经济概念加以阐释。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开始关注汤普森的研究，反映出由社会经济史转向大众文化史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汤普森在日本的多重形象是新左派辩论家、劳工与社会史家、社会文化史学家及和平主义者。七八十年代，汤普森作为一个道德经济学的社会史家而被日本学界广泛关注，虽然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直到2003年才首次以日文翻译出版。
总之，在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对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考察，无疑佐证了“文化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在中外史学界诸领域的研究路径及范式转换：“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就造成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个人的活动不受重视，其历史作用被轻描淡写，而文化转向则挑战了上述史学倾向。”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学群体积极促进了国际新社会史学内部的交流与共鸣，在积极批判、借鉴和吸收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思想与区域国别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共同促进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新社会史学的繁榮。
（责任编辑：洪庆明）
作者：梁民愫
英国结婚证和出生证公证认证用于英国人申请中国
永久居留
我和太太都是英国人，在英国结婚，一个小朋友出生在英国，另外有两个小朋友出生在香港，我一直都在中国当老师，现在想办理中国永久居留，是不是需要把结婚证和出生证都要公证啊，可以在英国一起办理吗?
英国结婚证、出生证在英国办理，香港出生证必须在香港办理公证。
A：英国结婚证、出生证公证只需要提供复印件和护照复印件就可以
办理流程：国际公证人申请核证副本、英国外交部认证、中国驻英国使馆认证。 办理时间：15个工作日左右
B：香港出生证必须要提供原件及父母其中一方护照复印件
办理流程：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中国法律服务(香
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 办理时间：7个工作日左右。
来源于http:///html/cjwt/1734.html
作者： 发表于：2009-12-22 11:35:58 中国黑茶网 共有0 条评论 我要评论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是产茶大国，又是饮茶大国，中国人已有两千多年的饮茶史，它以中国文化为依托，由品茗升华为茶道。中国茶道酝酿于汉朝，成于唐朝，盛于宋朝，它总体上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思想，根植于华夏文化之中，并以民族传统美德为追求目标。随着饮茶习俗的传播，以在亚洲许多国家扎根，特别在日本形成了独树一帜，非常考究的日本茶道。而今走向世界，又促进了世界茶业及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当今的中国，说起茶叶、茶的功效、茶的药用价值和喝茶的好处，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说起茶道来，恐怕是知道的人不多。而一般的喝茶和茶道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什么是茶道呢?茶道茶道，乃以茶载道。茶作为古老的经济作物，最早出现于神农时代，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茶有解毒作用，从此茶的药用、食用、种植得到广泛的发展。到了唐代，茶圣陆羽写《茶经》时，社会上出现“茶道”名词，从此创立了中国茶道，为华夏文明和世界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继唐之后，宋代饮茶更为普遍。宋明两代商贸繁荣，饮茶成了一大行当，由家庭走向社会，由比屋之饮发展到了茶馆、茶亭、茶摊，由独饮发展了办茶会、茶聚饮。茶事不再是个人的享受，已成为全方位向社会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载体，一个小小的茶馆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缩影和一面镜子。“道”，寓于饮茶之中，所以，茶道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茶的广为种植，二是茶的品饮及方式。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产茶饮茶过程中有所感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形成了独具风采的茶文化，由琢磨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道。茶道是一种文化艺能，是茶事与茶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修养和教化的手段。它不仅重视饮茶艺能，还重视饮茶时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和茶人心态。具体地说，茶道的构成有5个方面：茶艺，茶人，主题，程序，环境。
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变成了一门艺术，它包括精茶、洁水、活水、妙器;茶道的角色是茶人，包括烹茶的人和饮茶的人，茶人当有资格标准;茶道要有主题，可严肃，可轻松。然而，友谊是茶道永恒的主题，茶道的过程就是程序，也就是茶道进行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应受到礼法教育，获得道德修养;中国茶道重视品饮的环境、茶室的格局和内部装饰顺乎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地。
中国茶道吸收了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中庸、和谐在中国茶道中表现为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自然观、哲学观、美学观以及佛教朴素的思想境界都在中国茶道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这些无疑形成了中国茶道丰富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道与文化艺术、地域民俗的契合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性表现出鲜活的个性风俗。有茶为诗魂之誉，以茶助文思，以茶雅趣，以茶歌舞;有北京的茶馆，天津的茶社，广东的茶楼，杭州的茶室等品饮茶的场所;有广东、福建的功夫茶，白族的三道茶，满族的盖碗茶等形式;有
茶俗，茶礼，茶仪等内容。中国茶道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浓郁的文化气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世界，博采众长。2.文化继承与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3.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容纳一切优秀人类文化，，创造出具有新特质的新文化。/
z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沉淀，已成为中华名族的精神脊梁，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作为一个华夏子孙,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国外各种新鲜事物的涌进，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在情人节的玫瑰、巧克力，圣诞节的苹果，万圣节的南瓜灯，装扮在我们城市的街头时，我们却忘记了在重阳节的时候给家中的长辈送上一句祝福。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忙碌到甚至连春节都无法回家陪伴年迈的父母。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有合家团圆的寓意，但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对淡薄的。而且中国人总是习惯性的把某种节日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吃，仿佛过节除了这种食物就没别的了。
我认为我们过外国的节日吸取一些好的内容，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我们的传统节日，关注国外的节日固然无伤大雅，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国外的节日看的比我国的传统文化更重要，过国外的节日只不过是一种娱乐而已，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是根深蒂固，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文化的传承，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传统节日而言，要使之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就要还原每一个节日的本来面目，让每个节日过得更独特，传统文化更丰富，需要向传统文化回归，需要更多的庆祝方式。古时候，中秋节的庆祝方式不少，有游园、灯会、猜谜等等，现在过中秋节城市里可以举办一些这样的节目，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零距离的接近传统文化。
我认为传统文化要传承，要发扬光大，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应该起主导作用,通过创造各种有关传统文化的环境和条件，唤醒民众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意识。文化的流传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感就会越来越强烈,因此，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
其次，我认为现在就是要把重点放在教育上，因为只有重视教育我们才会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从小就对其产生兴趣。中国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丰富、最发达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在中国文化的形成期，春秋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千古思想文化大景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浪潮。既然我们的文化如此的优秀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全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我自己认为就是教育的不够重视。
最后，对于我们自己而言，要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自己影响他人，做一名合格的华夏子孙。
是金子总会发光，中国的优秀文化就是一块大金子，它的光芒迟早会在国内外散发，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今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使得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尤其以年轻人居多)突然接触到了许多国外的新鲜事物，并能在感觉到新奇的同时很快的以一种新的思想去理解，而原有的所谓传统的概念，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淡化了。变得好似中国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一般。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前的市井胡同如今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已经成为了西方品牌的天下，港台和西方流行音乐由于紧跟时尚潮流，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一个个西方油画展让更多的人熟识了拉斐尔达芬奇凡高达利，英超意甲NBA逐渐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更多的孩子们热衷于欧美日韩的电子游戏......经济在飞速发展，GDP已然跃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相继成功举办，中国在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更多的“made in china”的产品走入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老外来到中国，来了解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家，了解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外越来越多，但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适应了各种快餐文化，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触那些费时费力且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冷漠。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传统的文化习俗将会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失，曾经让所有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琴、棋、书、画，现在知之者甚少!还有多少人会写毛笔字?还有多少人会画水墨画?还有多少人会抚琴?又有多少人会下棋?答案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展状况如何呢?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不容乐观。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适应了各种快餐文化，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触那些费时费力且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冷漠。
中国一年有“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这三大传统佳节的现状吧!
先说说这个春节，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全家团圆的大日子，不管身处何地的人，春节都会回家，不是在家里，那就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过年越来越木有年味了，现在过年无非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年夜饭，而且现在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不自己做，都到外面酒店去吃，图个方便，吃完以后擦擦嘴巴走人，各回各家，回家之后打牌大打牌，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视的看电视，困了累了就睡了，这个年就算过完了。那传统的年应该是怎样过的呢?我想，年夜饭一定是在自己家做的，是，是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过的就是这样一个气氛，全家齐心协力的气氛，拣菜的拣菜，炒菜的炒菜，摆碗筷的摆碗筷，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完一起收拾，然后围坐在一起看春晚，旧社会的时候是烤火到天亮，俗称“守岁”。
说完春节，现在我想重点说说端午节，说到端午，大家首先会想到粽子和龙舟，但是我想问问各位：你会宝粽子么?你有多久没看过龙舟了?我自己先回答：我不会包粽子，我已经至少15年没看过龙舟了!我相信这不是我这极个别的现象，而是80后的普遍现象，现在会包粽子的一般都是我们的长辈，像我们这一代人会包粽子的少之又少，试想，若干年之后，我们的长辈百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吃到粽子么?或许到那时候是吃不到了，我们只能给他讲关于粽子的故事吧：“以前，我们过端午节要吃一种叫粽子的食物，是用粽叶包扎糯米而成，有棱有角，里面可以依自己的口味放各种馅，有放肉的，有放豆子的，还有各种水果味的„„”，最后我们还会告诉他们：“孩子，现在这种手艺已经失传了，不然你就可以吃上了”。我亲爱的同志们，看到这，你们有什么感想?我可不是在杞人忧天，我的这些担心和忧虑是完全有必要的!
接着在来说说龙舟，看龙舟这原本是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传统活动，然而，我们的现状是，我们已经几乎不划龙舟了。前几年政府倒是在象湖如火如荼的办过几届龙舟赛，但是规模一届不如一届，到现在已经完全停办了。我看到网上有当妈妈的网友提问，问哪里有龙舟看?想带宝宝看龙舟来着。可是答案却是没的看，我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悲哀!感到很无奈!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农村，如果说城市是因为诸多因素制约了龙舟赛的话，还还勉强说的出去。但是作为传统习俗保留得还算比较完整的农村，这种端午节不划龙舟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还有就是咱们的端午节被韩国注册了，到这时中国人才反思要保护咱们的节日，保护咱们的温暖遗产。既然是没人重视的节日，没人过的节日，没人传承下去的节日，还不如给别人，让别人替咱们传承下去，但是这样咱们不觉得可悲吗?韩国抢夺咱们的节日，抢夺咱们的文化遗产固然可耻，但是咱们就不反思这是怎么造成的吗?
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必须一点点来，路要慢慢走，饭要一点点吃。最重要的是，要先恢复起一种文化自信，并且要培育起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建立起一种文化理想，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曾经是以文立国的，中国士人也是以文立世的，文化而化人，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可见，文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一，这个梦想，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断绝的。即便现在讲和谐社会，我想，最高的和谐，也应是一种文化和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算触到了根本——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趋势 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多元共存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撇开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而去妄论传统文化的发展取向问题。更确切地说，只有从传统文化的上述现状和定位出发，不断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并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使传统文化走出困境。
保持文化认同时不断有“旧邦新命”的发展。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一颗璀琛的明珠。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风风雨雨走过几千年,无时不在变化着.虽然它到了19世纪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但它还有一些优秀之处,我们看问题不能绝对化,片面化,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西方的优秀成果,同时还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批判与吸取中不断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中国文化古籍里,有一部分内容,确实具有很强的价值,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中国从19世纪初就受外国的侵略,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就表现出了一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一种自强不息,永远向前的精神。二是和谐,对于不同的事物要肯定它的不同特点,这样事物间才能保持平衡.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也有一些陈腐的内容,如专制主义传统,惰性等。所以有些内容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不能全盘继承和弘扬。我们只能有分析地吸取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
四、应对中国传统文化趋势的措施
1.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 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 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 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2.保护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因此，我们既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又要保护其物质载体，还要重构其价值体系。
保护传统文化必须有选择性;保护传统文化的关键是文化创新;要想保护好传统文化就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植
全体社会成员首先要从观念上充实自己，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性，强化理论指导.其次，加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的义务。从每一个中国人做起。最后，我们每个公民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率。要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几千年来,中国人由于受周公之礼、孔孟之道的影响,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正是中国人对礼的认识的真实写照。
礼品具有新颖性、奇特性、工艺性和实用性。作为礼品的产品，它往往具有普遍人都喜欢而又不舍得自己掏钱买的特点。送礼是一种感情的投资，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距离，便于人们的沟通、交流，达成共识，开创良好的商机。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崇尚礼仪，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一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这种文化的物质核心---礼品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礼品也各不相同。中国人的送礼习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礼轻情义重：礼品的意义在价值而不是价格，“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是中国人的礼品价值观。一般来说，赠送礼品应考虑具体情况和场合。一般在赴私人家宴时，应为女主人带些小礼品，如花束、水果、土特产等。有小孩的，可送玩具、糖果。应邀参加婚礼、除艺术装饰品外，还可赠送花束及实用物品，新年、圣诞节时，一般可送日历、酒、茶、糖果、烟等。
态度友善，言语得体：礼仪是指与仪的完全配合。送礼时讲究态度、动作和语言的表达。平和友善、落落大方的动作并伴有礼节性的语言表达，才是受礼方乐于接受的。那种做贼似的悄悄地将礼品置于桌下或文章某个角落的做法，不仅达不到馈赠的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我国一般习惯上，送礼时自己谦和而得体的语言会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无形中增加相互间的友谊。但过分的谦虚最好避免，如“薄礼!薄礼!”“一点小意思!”或“很对不起„„”等，这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轻视。 当然，如果在赠送时以一种近乎骄傲的口吻说：“这是很贵重的东西!”也不合适。在对所赠送的礼品进行介绍时，应该强调的是自己对受赠一方所怀有的好感与情义，而不是强调礼品的实际价值，否则，就落入了重礼而轻义的地步，甚至会使对方有一种接受贿赂的感觉。
选择送礼的时机：中国人认为，礼品一般应当场、当面赠送。 通常情况下，当众只给一群人中的某一个人赠礼是不合适的。因为受礼人会有受贿或受愚弄之感，而且会使没有受礼的人有受冷落和受轻视之感。
给关系密切的人送礼也不宜在公开场合进行，经避免给公众留下你们关系密切完全是靠物质的东西支撑的感觉。只有礼轻情重的特殊礼品，表达特殊情感的礼品，才适宜在广众面前赠送赠送。如人特别的纪念品等。因为这时公众已变成你们真挚友情的见证人。 但有时参加婚礼，也可事先送去。祝贺节日、赠送年礼民，也可派人送上门或邮寄。这时应随礼品附上送礼人的名片，也可手写贺词，装在大小相当的信封中，信封上注明受礼人的姓名，贴在礼品包装皮的上方。
送礼要尊重受礼人的习俗：西方人认为单数的吉利的，有时只送个梨也不三感到菲薄，这一点不同中国人讲究成双成对。中国普遍有“好事成双”的说法，因而凡是大贺大喜之事，所送之礼，均好双忌单，但广东人则忌讳“4”这个偶数，因为在广东，“4”听起来就像是“死”，是不吉利的。
再则，白色虽有纯洁无暇之意，但中国人比较忌讳，因为在中国，白色是大悲之色和贫穷之色。同样，黑色也被视为不吉利，是凶灾之色，哀伤之色。而红色，则是喜庆、祥和、欢庆的象征，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另外，我国人民还常常讲究给老人不能送钟表，给夫妻或情人不能送梨，因为“送钟”与“送终”，“梨”与“离”谐音，是不吉利的。还有，如不能为健康人送药品，不能为异性朋友送贴身的用品等。
推荐阅读：
英国衰落对中国的启示（通用9篇）12-13
中国最认可的英国大学（精选6篇）08-28
英国发展对中国启示10-10
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推荐9篇）07-18
英国治霾对中国的启示（精选9篇）12-12
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性格（精选7篇）01-04
中国留学生英国比例11-23
中国留学生对英国教育（精选9篇）06-23
英国版中国式家庭纠纷（精选7篇）11-15
我的英国见闻和感悟（共6篇）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