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维下科技发展论文

摘要:“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读中所提出来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统思维下科技发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传统思维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1：

对阻碍中国科技进步思维方式的反思

〔摘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即中国人长期使用并形成定势的主流思维方法和习惯。学术界关于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因素讲的很多，但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混乱、僵化的思维模式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混乱僵化；阻碍中国进步

〔

本文讲的“思维模式”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即人的一种思维程序，一种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法和习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的思维定势和“内在化”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某种思维模式一旦在人群中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就成为人们固定的主体思维结构。学术界对于影响和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因素讲的很多，如“封建制度根源论”、“儒家文化根源论”、“制度、体制根源论”等。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对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产生影响，但不是根本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混乱、僵化的传统思维模式。

一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指出：中国的科学就是这样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1](107)布留尔讲的虽然尖刻，也可能很刻薄，我们中国人看了不太好受，但却是事实，我们古中国人有多如牛毛般的发现、发明和创新，但没有一个学科形成了科学的理论系统。

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2](56)黑格尔在这里讲的哲学（《小逻辑》中的观点）意指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思想科学。所以，黑格尔又指出，经验科学和技术“大都只是由偶然的和经验的方式得来，为方便起见，排列在一起，甚至里面的科学虽具科学之名，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知识的聚集而已。这些科学聚合在一起，只是外在的统一，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外在的集合、外在的次序（而不是一个体系）。”[2](57)我们来看看古代中国情况：有哲理——无哲学；有测量——无几何学；有名家——无逻辑学；有美术——无美学；有音乐——无乐理学；有技术——无物理学；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有炼丹术——无化学；

中国古代有灿烂辉煌的经验技术成就，如天文历法、物理、医术、算术、农业、地理、建筑等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发明”，它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427)

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有“术”缺“学”，受这种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四大发明”的作用没能延伸扩大，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拿来运用于国防；指南针则是用来看风水，没有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工具。针对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即被称之“李约瑟难题”。

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从源头分析：古中国和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几乎是同时产生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为什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呢？主要的原因是古中国与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不同。古中国的思想家追求的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实际办法，而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的目的很单纯——真理（或真实）。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古中国思想家是求“利”，而古希腊思想家是求“真”。古中国人表现的是实用主义特征，希腊人表现的则是纯理想主义特征，所以古中国人的思想功利性强，而古希腊人的思想理性强。先秦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实践家，从孔子、老子、墨子等等无一人不是为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提出一套治国治民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学问。而古希腊人正好相反，大多是纯思想家，整天想着的是要探究这个世界到底啥样？要研究世界的本源，讨论或争辩的话题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这样，就逐步就摸索出一种“求真”的思维方法。

要求“真”概念就必须清晰，范畴的理论就有了基础，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有了，自然而然形式逻辑学说就产生了。而古中国人主要是要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些实际问题，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情况和人的生存状况，自然对未知世界问题没有多少兴趣。美国学者尼斯贝特讲：“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用极为精确的字眼把类别分得十分清楚”。[4](12)因而模糊的概念必然走向僵化。概念不清，分类能力就低，也不可能产生范畴，也就不会产生抽象思维的推理办法，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尼斯贝特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件的规律”。[4](16)他还强调：“希腊所有的科学发现中最了不起的就是发现了——或者用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所说的，发明了——自然本身。”[4](13)而古中国人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中国人对自然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所以尼斯贝特说：“希腊人对自然的发明使得他们对科学的发明成为可能。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好奇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对自然没有概念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4](14)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我们古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不清晰，没有明确的范畴概念，缺乏分类能力，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体系。古希腊人发明了自然，源于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索，而探索未知世界，就要有思辨，这样伴随发明了自然这一伟大的发明就是思维本身的发明。怀特海也认为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这里指的工具，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即思维工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指的就是思维工具。

三

自从古希腊人发明了思维工具，西方人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思维工具，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博大而精深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尤其在近代，他们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其他民族。中国在先秦时期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但为什么没有沿着类似希腊的道路走下去呢？中国的学者们多归咎于社会和自然条件。但是与希腊具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其他民族，也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笔者认为先秦时期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人过多的原始社会形态和原始思维。罗素指出：中国人过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典型原始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科学和哲学，中国文人总喜欢从客观因素找源头，这于事无补。罗素还指出：古希腊人发展了科学和哲学，强调客观因素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古希腊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希腊人产生了科学和哲学。尼斯贝特也认为：中国人对自然缺少好奇心，使中国人没有发明科学。我们中国人对现实之外的事物不感兴趣，也就不会考虑未知领域，也很难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因此，我们中国人就缺乏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考，这使我们中国人的理论非常肤浅和破碎，也不可能发展成理论体系，没有理论体系的支撑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停滞和落后。

中国传统思维停留在感性思维阶段，没有上升为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理性思维，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模糊思维、整体思维。西方思维则完成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质的飞跃，既保留了形象思维的活力，又发展了抽象思维的清晰、严谨、精确，以个体性为基点，把感知的模糊的整体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个地进行研究。力求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追求某种纯粹的单一元素，并从整体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概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西方人对自然界分门别类地研究，把隐藏在整体中的重要细节找出来，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通过本质和组成的各部分个体和细节，再还原为更清晰的整体，进一步形成科学的理论。

所以，西方科学的发达，是由于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以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推动科学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他们的思维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型和思辨，注重实证和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

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以经验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以逻辑为方法来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西方人的智慧，即逻辑思辨、实证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科学在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都处于科学实验和经验现象记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古代几何学也属于对日常事物的形象思维，没有形成逻辑推理。四大发明背后缺乏理论知识，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中国以形象思维为主体的传统思维模式虽然在古代发挥过它的功效，让中国人有不少技术发明，但是几乎都是凭借经验和偶然得到的成果。经验并不是智慧的结晶，因为有经验的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严重阻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另一方面，传统思维的模糊性必然导致认识事物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注重对事物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注重直觉和所谓的顿悟，缺乏逻辑推理，因此带有笼统和猜想的因素。这种模糊的形象思维必然忽视对事物个性和抽象理论的深究，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发明不能深化，不能举一反三，科技进步当然落后了，这也是中国科学无法迅速赶上西方的主要原因。

进而分析，中国传统思维关注现象，无视普遍的东西。这一点表明中国思维在实证分析上的弱点，限制了抽象理性思维的发展。现代科学要求抽象的理性，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但是，思辨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浅，这与要求精确化的现代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为摆脱落后挨打局面，所进行的变革。中国洋务运动跟明治维新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耗费巨资派出学习使团到欧洲，聘请欧洲技术人员指导，买回大量欧美机器，效仿欧洲的经营模式，学习欧洲人的文化，照搬西方人生活方式……唯独没有学习到西方的思维精髓，变成典型的“拿来主义”。直至如今，我们还是停留在花重金购买西方的先进设备，却没有多少自主的发明创造。而日本人学习到了西方人的精髓，因此才推动日本的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

四

时至今日，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困惑，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中国人口众多，积累的经验多，自然古中国的科技发明和发现比西方多。但近现代的发明创造多是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以抽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的西方科学家，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领风骚。

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交织混杂在一起的。形象思维并不仅仅属于艺术家，它也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但它是思维的低级形式，而抽象思维讲究实证、思辨，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同时，思维模式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文化和语言两者的作用。但是思维模式一旦稳定下来，就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潜意识和本能的反应，这种思维模式就占了主导地位，是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并和文化脱离了实际的联系，日本和中国同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思维方式的差异却非常大。中国学习西方这么多年，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在传统思维模式基础上没有太大变化。

一些学者争辩说，中西思维模式各有优劣，我们不否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事实上，这本身就是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缺陷。没有逻辑抽象思维和丰富的想像力，就没有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正如列宁所说：“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5](181)离开抽象思维，任何一门科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不可能被发现。

还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动不动就把我们不进步的原因推到客观因素上，什么封建制度、儒家文化、“闭关锁国”等，就是不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没有求实求真的精神必然会走上思维的僵化。思维方法的僵化是我们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僵化的思维方法不但不能使我们进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退步。甚至我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真正消化。从古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有无数的发明创造，有人能数出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我们曾做到的世界第一，但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几件能使它发展的，有的还退步了，大多数失传了。从近代到现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却没有一样在中国出现，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的综合学科都是被西方人发展出来的，和中国无缘。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落后于西方主要是非理性的僵化思维。布留尔认为，中国长期的停滞主要是因为概念的僵化，概念的僵化必然就带来思维的僵化。[6]宋朝以后，中国人思维的僵化加速，从明朝以后，中国人的思维完全固化了，僵化得不能够正常思维了。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长处少，缺陷多，这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创新和出路。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是中国人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中国人不彻底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国的科技创新和赶超西方就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１］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２］[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４］[美]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５］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６］[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责任编辑：文成）

Reflection on the Thinking Mode Hind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CHUYu

（Capital Painting and Callgraphy Research Society, Beijing100097, China）

Key words: China;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disordered and fossilized;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作者：楚 渔

传统思维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2：

“实用理性”思想研究述评

摘要:“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读中所提出来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实用理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实用理性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对实用理性精神进行评价、通过实用理性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等进行解读、实用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如文艺、改革等方面,以及对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进行对比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实用理性;研究综述;中国传统文化

一、对实用理性的解释

(一)实用理性概念的提出

我们普遍认为,李泽厚先生是把“实用理性”概念课题化的第一位学者(俞吾金,2002)。他在《再谈“实用理性”》一文中提到,“我最先是在198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中使用‘实践理性’这一词汇的。在汉语里,它与康德‘practical reason’的中译名‘实践理性’相同。为了避免造成混乱,我后来改用‘实用理性’。”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斯·韦伯更早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就已提出这一概念(张允熠,1996)。张允熠写到,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科学“仍停留在纯经验的水平上”,“正统儒教除了对纯粹的古物研究和纯粹的实用项目感到兴趣以外,其他概无兴趣”,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因此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practical reasonlism:实用理性主义)。“韦伯对儒学的这一界定,在国内学术界被广泛采用。”

(二)对实用理性的解释和追溯

对实用理性的具体解释,李泽厚在《漫说“西体中用”》一文中这样写道:“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

许多学者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实用理性的理解。如:陈刚认为,从价值或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实用理性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含义:第一,实用主义;第二,实利主义;第三,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之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人道主义三者融合为一。卿臻认为,“所谓实用理性,是指以清醒的、理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认识社会人生的复杂多变性,试图把握变化的内在规律,以使自然、社会、人生三者达到和谐统一。”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它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由于实用理性,人们更注意在日常生活和普通行为中自强不息、韧性奋斗,人们的思维方式更重实际效用,轻遐思玄想;重兼容并包(有用、有理便接受),轻情感狂热(不执著于某一信仰或信念)。

二、对实用理性精神的评价

(一)对实用理性的积极评价

在对实用理性进行评价方面,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具有“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适应环境、吸取外物的开放特征。实用理性是中国民族维护自己生存的一种精神和方法。”实用理性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它重视的正是变化、扩展、更新和发展。从而中国传统、儒学和实用理性不会对现代化构成障碍。

关于实用理性积极方面的评价,在《在吸收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也分析到,第一,这种重现实的哲学,有利于我们接受唯物主义;第二,中国人这种实用哲学使中国人有天然的革命的传统。冲破左的束缚,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武器之所以能迅速发生作用,是因为中国人有务实的传统。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实用理性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征,实用理性是中华文明能包容、融合各种文明,而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二)对实用理性消极方面的评价

俞吾金分析了实用理性的消极影响:其一,急功近利,讲究实用。其二,易于满足,缺乏宏大的目标。生存本身就是最高的原则,任何其他的原则一旦与这个最高的原则发生冲突,它就面临被弃置的命运,以致使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空间严重地萎缩,甚至无法开启。阮纪正则提出,这种实用操作型“中国式智慧”,不努力寻求超越此岸世界和世俗人生的终极意义,只执著于当前世俗的实然状态和自发倾向,并由此造成我们古代社会的繁荣,也造成我们近、现代社会的停滞。《在吸收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也分析了消极方面的影响:第一,过分的实用主义必然导致功利主義,而事事从功利出发,必然导致短期行为;第二,过分的实用导致中国理性哲学发展的不健全。

三、运用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

李泽厚提出“实用理性”的概念,并在其多部著作当中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比如他通过对实用理性的分析,认为儒家思想确实蕴涵着某种宗教的品格,但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再如卿臻对老子思维方式的解读,《论老子的思维方式》一文以《道德经》为依据,分别从实用理性、辩证思维、直觉主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交融等角度对老子思维方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此外还有大量文章运用实用理性进行分析,如实用理性对我国古代的科技发展的影响(黄文贵,1998),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朱岚,1997),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史学的误导(葛志毅,1996)等。

四、实用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除了承认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重要的因素之外,学者们大多认为实用理性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并深深写进了今天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实用理性对今天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比如知识分子的性格、学术、改革、制度、文艺等诸多方面。

在管理、制度变迁等方面,华南理工大学的晁罡,刘婉华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它倡导的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以及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等思想,均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这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特别是在东亚企业管理中受到重视的最重要的原因。

改革方面,陈刚从实用理性角度,分析了改革进程中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实事求是与求实精神”、“包字当头”、“特事特办”等现象。

周敦耀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实践、行动层面上的理性精神”。“实践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改革讲究实用实效。改革重视国家财富的增加和让人民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利益型的而不是政治的社会动员型的改革,体现着实用理性的实用性的基本特征。”

艺术方面,袁俊华认为,中国绘画同西方绘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精神写意。他认为中国绘画写意精神源于中国哲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人的理念之中,本体和现象是浑然不可区分的,这种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使得文艺自然成为求道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艺术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倾向主观外泄的艺术形式。

当代知识分子的性格方面,俞吾金则认为,实用理性使得今天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将自己从事的弘扬人文精神的事业理解为单纯的谋生工具。当代中国人变得如此之实际,以致无法理解任何超功利的现象,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志愿者的活动或助人为乐的行为,还是科学工作者对真理的追求或领导者对廉洁自律的执著,对于他们说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五、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

实用主义是第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最充分地体现了美国人求实、行动、重视效果、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同样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因此将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进行比较也成为实用理性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王利红和宋浩在对实用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渊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比了实用主义与实用理性,认为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和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模式。重视行动、行为。但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也有明显不同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地方。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因此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也是认识或体认道体的途径。

张允熠在分析了实用理性与欧洲实证主义学说后提出,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邂逅到西方的实证主义,于是这两种原为不同层次、不同势位的中西学说在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得到了会通和融合。实用理性是欧洲实证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流行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俞吾金.超越实用理性拓展人文空间[J].探索与争鸣,2002,(10)

[2]张允熠.论儒学的实用理性主义与近代实证主义的会通[J].学术界,1996,(6).

[3]陈刚.当代中国人的实用理性[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4]晁罡,刘婉华.论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管理的影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8).

[5]王利红,宋浩.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作者：曾宇航

传统思维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3：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李约瑟难题

摘要：中国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然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难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能带来人们对推动科技发展的因素的思考，这个问题也被称为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本文试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解释力；符号化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科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脱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直到中世纪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呢？”① 问题提出后，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各种试图回答的方法层出不穷。李约瑟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在《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回答认为欧洲在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大超越中国史因为与中国相比欧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社会的形式、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的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等。虽然他给出了回答。但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回答不能说明问题。其他的回答也很多。从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过分析。甚至有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最近的那种类似于阿Q那种“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的心理。那么在分析和解决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这一问题的存在性，即中国是否在从古代直到17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世界领先。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从古文字，青铜文化农耕技术，到秦王朝建立，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就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和西方的希腊文明东西相望。从中国秦王朝的建立，封建社会的开始直到17世纪的明王朝，中国产生了像张衡、祖冲之、徐光启、郭守敬、沈括、李时珍等的科学家。还有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尤其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这时期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约占54%。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人的科技成果大加赞赏，称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保持了让西方望尘莫及的高度。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绝非是阿Q式的“先前阔”，而是“确实阔”！ “遥遥领先”、“望尘莫及”两个词足以形容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到17世纪后，西方随着文艺复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依然在东方沉睡着，闭关锁国，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仅占世界总发明的0.4%由上可见，李约瑟难题是真问题而绝非伪问题。

二、“科学”的辨析

在讨论中国科学技术的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也就是说，在文明使用“科学”或“技术”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谓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讨论的必要，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技术是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这一观点似乎也颇为大众所接受，讨论的焦点似乎不应当在这点。可事实上，考察各种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料，会发现，各种观点中，虽然都用同一个“科学”这个名词，但事实上他们所指谓的却并不一样，这种名词概念定义上的不一样也是彼此观点分歧的一个原因。对于“技术”的定义，人们一般还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在改造、控制、协调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称；是人工自然物及其创造过程的统一；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着的劳动技能、技巧、经验和知识；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的方式和方法；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分。技术负责“怎么做”？技术最关键的是它的效用性，只要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而科学则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解释力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指标。能解释问题，则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反之，则认为是不正确的。解释力强的理论被认为比解释力弱的理论有更强的真理性。那种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表述的观点是太过自负的表现。同时，西方近代科学是基于一定的理论结构的，是一种类似几何学体系的公理化结构，从前提，经推论，到结论。以实验为导向，追求理论的自洽。这是西方的科学。如果以西方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模板，以这种科学来对照中国古代，那么，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科学。但从科学是理论与现象的统一，科学是对现象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解释来看，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但这种科学和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科学的科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里，我将用科学就是一种解释力的观点来认识科学，同时对中国和西方科学的特点的差别做一些分析，以此来回答李约瑟难题。

三、试答李约瑟难题

在明确了李约瑟难题的存在性和认为科学是一种解释力的前提下，再来考察中国科技从古到今，从繁荣、领先到凋零、落后的原因。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发展、产生总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关的。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对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影响包括很多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是很不一样的，既有可能促进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有其内在的结构，它的发展除了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考察到这些因素后，可对李约瑟难题做如下逻辑结构的回答：从外因即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内因即中国科技内部结构的原因来找出问题之所在，看看为什么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以认为，导致“李约瑟难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定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和文化，培育着一种相应的思维方式。一个地区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成因也很复杂，但其结果却是很明了的。且具有很强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是思维主题按照自身的需要与目的，运用思维工具去接受、反映、理解、加工客体对象或客体信息的思维活动的样式或模式，其本质是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三者关系的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结构，中国古代的思维，从商周，春秋时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强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思维模式。

对思维对象的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倾向，将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整天整体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整体功能。在哲学中表现为“观象取物”的思维模式。以象征，类比来把握认识对象。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一”来把握而不去进行分析的研究与认识。在构建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表现为直觉性、经学性的倾向。直觉性指思维过程中依靠个人的直觉与体悟。对事物的本质、规律做出认识。无逻辑过程，也无思维的连续性，完全依靠思维主体的感觉。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庄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主“坐忘”。禅宗的“直指本身”等。对事物的直觉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极其重视个体的直觉，个体通过经验、玄思，体悟得来的观念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不需要通过外界客观的标准来评价的。但个体的经验、体悟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经验到的、体悟到的就很不一样。由于排斥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也都可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与科学追求真理的确定性大相径庭，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不力的。

经学性的倾向更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极大反叛。经学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崇拜圣人和崇拜经典。把传统视为绝对的权威，有强烈的崇古和复古的倾向，“圣人者，百世之师也”，对经典的崇拜将圣人和经典升华、抽象、神化，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规范原则，不容遣返，使得一部《论语》经两千年被作为标准教材。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维护。断不敢有置疑，否定的行为。即便有，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群起而攻之。而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没有对经典的叛逆，就没有近代科学的进步。几乎近代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到玻尔、爱因斯坦，都是沿着对既定经典的直接反叛的道路走过来的。

故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直觉性和经学性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想从中国发生成为不可能。

2. 中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排斥类似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的形式。

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技术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天文学、军事、医学相关的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有很强实用传统的国家。一切的活动都应当有其实用的价值才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农业相关的生产，如农耕、林业、渔牧业都是为了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所以，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齐民要术》等。天文学的研究也是为了需要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制定政府的像战争，徭役等的计划。军事相关的如火药，兵法等也是出于防御外敌和侵略扩张。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还有一些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技艺，但这些技艺都被当作消耗来看待的，只是一种消费品，而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再一个，中国古代有极其浓重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下，农业生产就社会各个阶层都认为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事情。而商业活动则被认为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活动。而且，商人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蠹虫，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而推动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工商业，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了推动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3.中国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从来没有过一支职业的科学家队伍。

西方的学园，大学，直到近代的科学院等，都是一些专门的科学机构。在西方，也有许多虽不依靠任何机构，却自觉地成为职业科学家的人。但这在中国古代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非要举一个，那就只有沈括一人。

研究科学技术，必须是一些有知识基础的人，最起码得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四书五经”。而且他们的地位一般都是比较低下的，即便他们有兴趣自发地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也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如医学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张衡曾任尚书郎，徐光启甚至官至礼部尚书。但这些任的出任官职，也都只是为封建权力机构效力而已。且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头脑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何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入仕”才是正道。读书、知识只是敲门砖而已。但当这些人官场失意之时，也会暂时有一种淡薄名利，欲出世的态度。

4.缺乏符号化的工具

近代科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符号化体系。将各种复杂的定义以极其简明的符号来代替，以简单的符号运算来代替复杂的思维过程。这对科学研究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如若不然，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会迅速超越人脑所能处理的程度。而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符号化系统。所有的理论，方法都以所谓的“雅文”表述，这使得对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都极为困难。

综上所述，在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时候，政治的、文化的、思维模式等个个方面的原因都起着作用。影响科技发展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科技的发展。只有丛这样复杂性的的角度综合分析，才能对“李约瑟难题”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夏基松.沈斐凤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2]刘爱玲.张冀满 《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3]单淮 《破解“李约瑟难题”》 理论学刊 2002.5

[4]陈林 《试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角度解“李约瑟难题”》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4

[5]张风帆 <从科学的社会功能看李约瑟难题>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6]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出版社 1999

作者：惠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