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培育竞争力分析论文

摘要：“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确保贵州省粮食安全和12大特色农业产业高效发展，提高贵州省农产品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产业培育竞争力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产业培育竞争力分析论文 篇1：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关键词：差序治理;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农业产业培育

一、问题提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遵循何种行动逻辑?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凸显乡村振兴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农民发展权，是指农民阶级中的每一个个体和农民集体拥有的公平参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基本人权。其核心是农民的平等发展权，包括机会、规则与结果意义上的公平发展的权利。

参见汪习根：《论农民平等发展权》，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53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权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农民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两者在实现好、维护好、保障好农民发展权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农业产业振兴因兼具保障农民发展权、助农脱贫脱困等多重功能备受关注，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资金也源源不断涌向该领域。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行动究竟效果如何?以往学术研究大多分两种情境展开。第一种情境下，政府主导的农业产业培育项目往往由于急于求成，其所投入的资金大多有去无回，舒丽瑰研究发现，产业扶贫资源并非按照政策受益方的体量、需求等均等化地分配下去，而是集中于少数地域和少数群体

参见舒丽瑰：《公共政策视野下惠农资源领域的“精英俘获”现象》，载《农村经济》2019年第6期，第107-113页。。由此，呈现出选择性治理

参见朱天义、高莉娟：《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期，第212-216页。的特征。在此情境下，作为整体的农民发展权得到关照，然而也隐藏农民内部不同群体间发展权保障的差异化;第二种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的产业项目，无论是产品竞争力还是市场营销流通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成功。朱天义，张立荣在江西省HX村的调查中发现，基层政府推行的集体化产业经营策略与乡村精英经营的无缝合作促进了该村农业产业的快速發展。

参见朱天义、张立荣：《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8期，第190-200页。陆继霞、吴丽娟，李小云在河南省扶贫考察中也发现，由政府、企业和村庄、社区共建的扶贫车间，为农村妇女社会空间的再造提供可行路径，促进了村庄经济发展。

参见陆继霞，吴丽娟，李小云：《扶贫车间对农村妇女空间的再造——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第36-46页。在此情形下，农民发展权得到保障，然而保障的平等性问题却较少涉及讨论。

为什么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行动会呈现出如此迥异的结果?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做了诸多探索。其一，“委托—代理”模型视角。王善平、谭雪研究发现，由于代理链条过长、扶贫干部权责不对应、审计监督未能充分发挥治理作用，致使扶贫中出现“精英俘获”“政绩工程”等问题。

参见王善平、谭雪：《治理精准扶贫代理问题的“三全三问三给”审计机制研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63-72页。陈立辉等利用5省160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运行中的激励机制仅强调对管理者与借款者的激励，而对净储蓄者激励不足;监事会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见陈立辉、杨奇明、刘西川、李俊浩：《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治理：问题类型、制度特点及其有效性——基于5省160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15年第11期，第106-118页。其二，考核型体制视角。袁明宝在黔西南L 村调查发现，考核型体制下目标考核的短期性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促使基层政府采取变通式执行策略。

参见袁明宝：《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9-25页。其三，晋升锦标赛视角。王刚、白浩然研究发现，在刚性制度安排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围绕脱贫指标开展横向竞争，存在脱贫指标“自我加码”特征。

参见王刚、白浩然：《脱贫锦标赛：地方贫困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载《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8-121、158-159页。其四，发展型政府解释视角。金媛、王世尧研究发现，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租金以及劳动报酬变化的敏感性，政府直接干预产业扶贫项目中的生产环节，可能会使良好的扶贫意愿与农户的行为选择产生偏差。

参见金媛、王世尧：《政府脱贫目标与农户行为选择偏差——理论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经验证据》，载《财经研究》2019年第6期，第29-41页。上述研究成果在解释政府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和培育的行动逻辑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依然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偏重制度结构分析的静态分析策略，难以解释政府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和培育的复杂行动逻辑。基层政府的行为嵌入在具体的制度情境中，面对不同的情境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同时也忽略了社会条件变量对基层政府行动的影响。政府源于社会并高于社会，政府的行动自然受到产业培育地(乡村)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本文在继承上述研究脉络和解释优势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以更完整地呈现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逻辑，以及对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基层政府是指广义上的政府，不仅包括行政部门，还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等;江西省X县一直是贫困县，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该县的农业产业取得较大发展，通过考察X县的农业产业扶贫和培育实践，为透析和理解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逻辑提供可能。

二、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支柱分层治理模式

通过产业政策推进农业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是基层政府维护农民发展权、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在遵守既有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基层政府结合各个乡村实际条件的差异而灵活调整行动策略，形成“分层治理”的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指，基层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培育过程中，面对众多需要扶持的乡村，针对不同的村庄提供差异化的扶持资源，形成治理的差别次序和差异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差序治理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首先，面对农业产业化的目标任务，基层政府并非在所有村庄都进行产业项目扶持和培育，基层政府会依据各个村庄资源禀赋等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和资助的秩序，划定产业培育地的先后顺序和重点。其次，基层政府会依据确定的先后扶持村庄的顺序，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政策扶持，通过提供差异化的资源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农业产业培育是一个涉及多方面要素的系统工程。深入认识分层治理模式在农业产业培育领域的具体展开，有必要先对农业产业培育涉及的要素进行了解。首先，农业产业培育需要考虑的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由于传统耕作结构的影响，小农户经营与规模化、公司化经营模式并存是我国农业产业培育的基本特征。促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能力和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是产业培育中经营主体最基础的工作。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上，部分农户经过协商逐渐形成以合作社等组织化形式经营农业。这些村社组织根植于乡村社会环境，相较于其他市场组织体系，能够将半正式规则与伦理约束有机结合，集治理功能与服务功能于一体，不仅能够提升小农户的产业发展能力，而且激活了农业基础经营制度的内在活力。

参见韩庆龄：《村社统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组织机制》，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4-43页。。此外，农业龙头企业凭借自身优势成为小农户、合作社的重要支持力量，在与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合作中扮演主导者角色

参见姜长云：《龙头企业的引领和中坚作用不可替代》，载《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6期，第24-27页。其次，需要考虑农业产业市场营销流通体系的优化。高效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是助推农业产业扶贫的重要因素，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来看，依然存在着市场信息传导机制不畅、流通模式单一、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控不到位等困境。

参见孙伟仁、张平、赵德海：《农产品流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境及对策》，载《经济纵横》2018年第6期，第99-104页。再次，农业产业培育要重点处理融资问题。张林、温涛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 2005～2016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和财政支农都对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其中财政支农的作用和影响最大。

参见张林、温涛：《财政金融服务协同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载《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53-67页。那么，贫困地区经营主体如何才能提升信贷的可获得性呢?周月书，王雨露，彭媛媛基于江苏省668户规模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信贷成本过高是制约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关键因素，但是规模农户加入农业产业链组织能够有效降低其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合约实施机制不完善所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其信贷可得性。

参见周月书、王雨露、彭媛媛：《农业产业链组织、信贷交易成本与规模农户信贷可得性》，载《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第41-54页。

最后，农业产业培育需要解决好农业产业技术革新问题。在推进农业产业培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条件构建农业技术体系组织架构、推进体系与农业实践活动衔接、围绕产业技术需求开展工作，并注重优秀科技人才集聚和培养。

参见宋建辉、姜天龙：《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典型模式和有益启示》，载《经济纵横》2019年第12期，第107-115页。在理想状态下，以上农业产业培育的四个要素资源将在各个村庄得到平等地分配和对待;然而，在现实中，农业产业培育的差序治理模式却决定着各个村庄在农业经营主体培养、农业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农业产业项目融资和农业产业技术革新等方面获得政府资源扶持的强度(见表格)。

三、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中分层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

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之所以产生分层治理模式，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处于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同时，基层政府离民众最近、处理的事务最繁琐，然而基层政府的权能却十分有限。

(一)乡村治理精英的参与对分层治理模式生成的影响

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中的参与，对农业产业培育产生较大影响。从调研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农业产业扶贫和培育的起因是治村需求与乡土情结的有机联结。以X县H村党支部书记徐某为例，他早在8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当地有名的養殖户和苗木商。在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前，已经是拥有两家公司、资产千万的创业明星。2005年在县乡两级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徐某全票当选H村党支部书记。在对徐某的访谈中，他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一人富不算富，乡亲们富了才叫真富”。在此，“带领本村村民共同致富”，构成以徐某为代表的乡村治理精英对乡土情结的朴实表达，也满足当地治村需求的现实期待。在乡村治理精英参与农业产业培育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这些精英在产业发展中常常居于主导者地位，乡村治理精英的投资增值观念、成本核算观念、利益价值观、竞争意识、规范意识、机遇意识等贯穿于产业发展全过程。以X县H村的产业发展为例，2005年在县乡政府的号召以及该村村民的动员下，徐某回村发展农业产业，帮助本村村民脱贫致富，从产业项目的选择、产业发展的规划设计以及产品的销售等诸多环节都由徐某设定。

乡村治理精英对农业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参与也影响到基层政府差序治理模式的生成。首先，与普通村民相比，无论是在社会资本，还是在产业经营能力、经营理念，以及产业发展所需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等方面，乡村治理精英都具有很大优势。同时，借助丰富的社会资本，乡村治理精英主导的村庄在推进产业发展中也更有效率，更能够吸引基层政府的重视，从而更易获得政府的政策倾斜。H村原本只是X县一个籍籍无名的偏僻山村，徐某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不仅动员市场资本在村设立工厂、发电厂，还争取到县蚕桑局的小蚕工厂、蚕桑生产基地等，并帮助村庄建立与省蚕种场的合作关系。其次，与基层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培育农业产业相比，基层政府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培育的模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业培育的效率。在农业产业培育过程中，政府能够统合优质资源保证产业项目的快速推进;但是，政府推进农业产业培育的行动，可能致使产业项目的同质化。同时，农业产业培育不仅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乡村经济社会基础条件的制约，乡村治理精英根植本土，对乡村社会具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很多乡村治理精英在市场竞争中打拼多年，对市场规律具有较强把控力。基层政府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培育农业产业，可以使基层政府获得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市场信息和乡村信息，从而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也可将农业产业的相关政策通过乡村治理精英更好、更快地传递到到产业培育第一线。H村党支部书记徐与省、市、县政府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最后，通过乡村治理精英整合乡村多元力量，为优势资源的倾斜提供可能。农业产业培育单纯依靠小农经营无力应对市场风险，单纯依赖商业资本也易由于利益分配悬殊引发社会矛盾，破解上述困境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签订合作协议，企业负责技术和销售，农户负责生产，合作社负责组织动员生产和收购，既有利于农民增收，也有益于企业发展。在农业产业培育过程中，能够吸引市场资本并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村庄，自然会成为基层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这与基层政府欲意取得相关政绩的预期相契合。在农业产业培育初期，由于缺少产业启动资金，无法形成规模和利益联结机制，H村支部书记徐某自己投资帮助村庄建立产业雏形;没有足量资本购买树苗，他就带领村民去隔壁县捡丢弃的树枝回来扦插。之后徐某借助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吸引多家企业进驻村庄。该村利益联结机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也便引起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的注意，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培育的重点村、明星村。

(三)基层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加剧差序治理模式形成

农业产业培育要取得实效，应当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集聚为依托，以资源开发为基础，把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结成统一的产业链体系。但是，这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提出挑战。首先，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财政能力不足是制约农业产业培育的关键要素。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逐渐失去农业税的财政来源，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却又严重依赖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基层政府除了要承担起应有的公共责任外，还需承担行政组织自身运作的成本开支，能够投入推进产业扶贫的资金非常有限。虽然国家在精准扶贫中投入涉农专项资金，但是分摊给广袤的农村地区，每一个村庄能够分配到的资金却是杯水车薪。为此，基层政府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办能够出政绩的事情。在此条件下，像X县H村这样具备经营能力且产业渐趋成型的村庄，自然会吸引基层政府更多的关注。其次，参与产业扶贫和培育的干部的工作能力受限。一方面，目前参与产业扶贫和培育的干部以县乡干部为主，他们不仅要负责推进产业扶贫和培育工作，还需要承担所属部门繁重的行政事务。此外，他们对基层农产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并不是很清楚，产业经营能力有限，不得不倚重产业经营能力较强的乡村治理精英;另一方面，从农业产业培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村庄的驻村工作队的负责人要么是临近退休的老同志，要么是原单位没有实际权力的员工，调动资源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比较有限。在这种条件下，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经营能力较强和初具规模的村庄成为易受青睐、易出政绩的重要选择。再次，基层政府权能有限，财权、人事权、机构编制与事权不匹配，在各方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集中有限的优质资源支持那些基础相对较好的村庄，导致其在产业培育中存在明显的倾向性。

四、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wv nfc 治理模式的措施

在政府组织机制和乡村社会基础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基层政府为了能够最高效地调动有限资源，推动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和乡村振兴，从而形成的农业产业培育分层治理模式，是基层政府理性选择的结果。反映出基层政府应对自上而下政策压力时的真实应对状态;同时，也对乡村农业产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對农民整体发展权的保障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农业产业培育的行动模式却也衍生出一些不良后果，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引发社会公平问题，产生不稳定性因素，与精准扶贫的目标要求有冲突。

第一，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非均衡分配造成不同权利目标的失衡。按照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设计初衷，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目标：保障性政策目标和发展性政策目标。保障性政策目标着眼于农民的生存权保障，主要强调保障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达到或者超过贫困线，保证每一户贫困户都能够解决基本生活、医疗、卫生、教育等保障问题;发展性政策目标着眼于农民的发展权保障，主要强调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激活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动力，和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存续和发展。农民得不到发展就难以维持生存，没有基本的生存权则根本谈不上发展。

参见丁德昌：《农民经济发展权法治保障机制研究》，载《长白学刊》2014年第1期，第69页。

在农业产业扶培育的分层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筛选出哪些产业发展条件比较好、产业经营能力比较强的村庄进行重点扶持，从资本的运行逻辑上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内含两个潜在的风险：第一，由于各层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沟通，在碎片化的农业产业培育行动中容易造成个别村庄成为“通吃的赢家”，大量资源集中于某一个重点村，而其他村庄则鲜有人注意。重点村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的扶持资源相互叠加，与非重点村获取稀少资源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其结果是注重实现了发展权保障的政策目标，而对生存权保障的政策目标关注不足。第二，重点村因为获得大量资源的扶持，短时间内能够“堆”出一个产业，可能导致此类型的产业模式无法实现链式扩散，其他村庄也很难借鉴该种模式。而靠资源堆砌所培育出的农业产业，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农民发展权的保障。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设计和安排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参见李长健：《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研究——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于此，应当平衡保障生存权的政策目标和保障发展权的政策目标。

第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较弱的乡村可能滑入政策扶持的边缘地带，导致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产业振兴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只有促进乡村产业的發展，才能够提升贫困地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在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其一，针对哪些有较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村庄，基层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就可以推进产业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二，对于那些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较弱或者没有的村庄，基层政府应当如何作为?在农业产业扶贫差序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个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突出的重点村，短时间内这些重点村的产业或许取得很不错的成绩。这对于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而言的确有助益，但是无形之中加大重点村与非重点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增加非重点村农民发展权的被剥夺感、不平等对待。平等是发展权的核心价值，实现发展的平等性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实现农民发展权的平等性，构成农民发展权的目的依归和价值所在。在分层治理模式下，农民整体发展权可能获得保障与实现，然而由于资源禀赋各异所导致的差异化投入，则会将农民发展权拖入不平等对待的状态。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参见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人民网2020年11月18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11/18/nw.D110000renmrb_20201118_1-01.htm.

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就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法治为民的理念。从法治内在要求的出发，避免分层治理模式的不良后果，弱化分层治理模式的消极影响，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的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首先，政府培育农业产业项目应当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促进全体农民共享农业产业政策的红利。从政府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看，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合发展农业产业，这就需要基层政府依法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在中心村或者中心乡镇培养具有竞争优势的村庄产业;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太适合发展农业产业的村庄，政府应当以集中搬迁安置的方式，将这些村庄合并到各产业政策培育点附近，以解决这些村庄群众的生活生计问题，能够有效缩小各村庄农民间的贫富差距，推动农民平等发展权的实现。其次，基层政府应当采取法治化的分类策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差序治理的法律标准和规则，规范差序治理行为，为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提供依据。根据拟定的地方性法规，对达到优先扶持法律标准的村庄，基层政府可以吸纳社会力量和市场资本共同参与产业开发，建立农户、合作社等与资本的利益联结机制，依靠市场的力量推进产业发展，政府只需要扮演辅助者角色即可;对于尚未达到优先扶持法律标准的村庄，基层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升和强化它们的资源禀赋，以促进共同发展。再次，扩大农民在农业产业培育中参与权。通过农会、农协、合作社等将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到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助推农业产业培育迈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模式。JS

Investigation on the Model of Differential Governance of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ogic of Ac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ultivation

ZHOU Zu-cheng， ZHANG Tao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achiev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the farmers’ right of development. Whe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form the logic of action of differential governance concerning how to cultivate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at is，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offers different supportive policy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s. In terms of increasing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supportive resourc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ultivation， the model of differential governance is reasonable to a certain degree. However， this model also tends to cause disequilibrium assignment of resources， and consequently leads to the unbalance of rights and unequal treatment of the farmer’s right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approach of the rule of law， the model of differential governance shall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dopt legalized classified governance strategy， improve the farmers’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streng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farmers’ equal right of development.

本文责任编辑：董彦斌

作者：周祖成 张涛

农业产业培育竞争力分析论文 篇2：

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分析

摘 要：“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确保贵州省粮食安全和12大特色农业产业高效发展，提高贵州省农产品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本文以贵州省高素质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发展基础、有利条件和存在问题、高素质农民培育重要性以及未来面临挑战，提出高素质农民培育发展建议。最后，从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打造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大数据工作功能承载平台等方面提出未来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发展策略，以期为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关键词：高素质农民;现状;发展基础;挑战;建议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

WANG Pei

(Guizhou Institute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uiyang， Guizhou 550000， China)

Key words： high quality farmers; pres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allenge; proposal

為适应新阶段现代农业发展对农业从业者的需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战略部署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方向性指示，探索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近期对农民培训工作的几条重要批示，全面创新性梳理升级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育工作，提升工作水平，努力把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做精准、做扎实、做出实效，全面提高农民学员素质，打造一支核心的农业产业生力军，打造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和核心支撑。“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本文以贵州省高素质农民为研究对象，对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十三五”时期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后提出未来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发展策略，以期为“十四五”时期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1 发展基础和有利条件

1.1 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间，通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有力地提升了贵州省参训农民的职业化能力和农业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贵州省脱贫攻坚和12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贵州省农村产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鲜活力，同时为“十四五”开好头、起好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抓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建设，完善培育制度，建立“精准”培育机制。“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时，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黔府办函〔2018〕179号)，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路径和措施，建立了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在培育环节、培育对象、培育模式、培训体系上，通过规范管理、政策支持，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实行“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培训，建立起“一主多元”教育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培育制度。培训工作进村、入户、到人，对培训对象的个人情况、从业状况、技能水平、培训需求和愿望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分产业建立拟培育对象个人档案，纳入培训对象库，打造一批先进适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本土精品教材，建立了“精准”培育机制。

(2)创新培育模式，整合科教资源，建立共享基地，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十三五”期间，各项目县紧紧围绕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培训需求，推陈出新，不断总结，积极探索出“产+校+园(社、企)一体”的盘州模式、“三育一体”的凤冈模式。整合农业科教内部资源，创建部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综合基地6个，创建省级培育示范基地20个，评定出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育试点示范基地10个。5年来组织近百名优秀的农广校校长、专兼职教师参加的全国基层农广校校长能力提升研修班和师资示范培训班，转观念，提能力，初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3)积极开展指导调研、培育示范评选典型、抓工作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对当前农民教育培训基层现状、实际困难、制度缺陷、意见建议等进行了走访、座谈和讨论，及时掌握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做好督导检查，强化效果追踪。积极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典型评选，以《省农委关于公布2017年度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教学名师、精品课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典型评选结果的通知》(黔农发〔2018〕99号)，公布了10所示范培育基地、20名教学名师、20门精品课程、101名新型职业农民典型，并印制了相关证书。积极与贵州日报、当代贵州、多彩贵州等媒体进行对接宣传工作，各项目县也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方式加强项目的宣传报道，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4)推动贵州省产业脱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十三五”期间，积极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与贵州省产业脱贫工作有机结合，更加注重开阔农民关于农业产业发展的视野，转变农民传统种地的思想观念，加强农民农业技能训练，更加重视智力扶贫。在培育对象的遴选方面重点培育青壮年劳动力、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致富带头人、大户等重点人群，通过培训将他们打造成贵州省产业扶贫的重要力量，积极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起到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为贵州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做重要贡献。

1.2 有利条件

“十三五”期间，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也为“十四五”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2.1 政策条件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20〕9号)、《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农科(教育)函〔2019〕292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黔府办函〔2018〕179号)等文件精神，要求以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满足农民理念知识技能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关键，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推进农民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有效衔接，加速发展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为贵州省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人才支撑。贵州省每年按照中央和省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基本要求和实施重点，部署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1.2.2 基础条件 “十三五”时期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成效为“十四五”时期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十三五”期间，贵州省的新型农民培育工作，不仅给基层农民送去了温暖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也提升了贵州省参训农民的职业化能力和农业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贵州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12大特色優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十三五”期间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也在基层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增加了基层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为进一步的培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积累了有效的经验，针对不同的市(州)、县，根据其实际情况发放资金。在项目资金监管方面，各市(州)、县要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化项目资金监管，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避免项目资金滞留闲置、结余和项目趴窝。从实效上来看，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共安排任务数178 801人，实际完成培育数81 082人(实际完成培育数加被整合任务数总计161 189人)，完成培育任务90%。2017—2019年，创建部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育示范综合基地6个、省级培育示范基地20个，这些成效为“十四五”时期我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存在问题

“十三五”期间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雖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培育过程中，培育方式缺乏创新;人员变动及抽调现象较为突出，影响培训工作正常开展;培育制度不够健全，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2.1 培育方式缺乏创新

农广校主体支撑作用发挥不够，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参与培育工程积极性不高。以农广校为主体的“一主多元”的培育体系和“专门机构+多方资源+市场主体”的组织服务体系没有全面形成，在农业方面培育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尚未纳入一主多元的培育体系中。培育方式单一，以传统课堂授课为主，田间地头指导、跟踪服务、现场教学等精准教学少，灵活性、互动性不强。授课内容实用性差，教材多以农业部开发教材为主，“本土教材”相对较少，因产施培、因岗定培服务不到位，培育技术与当地产业匹配性不够，难以满足部分区域发展产业的精准需求。从省级层面来看，多部门联合的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还未形成，相同类型、重复培训的情况比较普遍。

2.2 人员变动及抽调现象突出

“十三五”期间，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一些同志被抽调到其他部门开展工作，一方面新来的同志要熟悉工作，另一方面被抽调的同志要两头兼顾，导致项目日常管理和推进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培训工作开展难度大。

2.3 培育制度不够健全

培育制度不够健全，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尚未形成，地方配套政策措施和社会服务机制还不健全，相关激励机制也未形成。虽然大部分县(市、区、特区)都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但由于扶持力度、可操作性、宣传和农民自我提升的意识等方面原因，对农民参与培育的吸引力不够，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3 发展重要性

“十四五”时期，贵州省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贵州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农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高素质农民作为人才振兴的主体，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径。随着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贵州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在农村从事务农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农业劳动力“兼业化、老龄化、女性化、低文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大部分地方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农村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将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现实难题”。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吸引一大批年轻人回乡务农创业，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解决农村“谁来种地”问题，确保贵州省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积极推进贵州省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道路，确保贵州省粮食安全和12大特色农业产业高效发展，提高贵州省农产品竞争力，迫切需要把农业发展方式转到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加快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贵州省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大量从农村流向城镇和外省，导致工农、城乡发展失衡，已经成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根本是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因此迫切需要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推动农民身份向职业转变，逐步成为体面的职业;吸引一批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到农村创新创业，带动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流向农村，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

高素质农民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是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要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目前，农民增收的渠道还不多、能力比较弱，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迫切需要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强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面临挑战

“十四五”时期，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

(1)农民数量逐年减少，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近年来，随着城镇进程加快，贵州省每年有大量有文化、懂技术的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农业女性化、老龄化、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从业人员文化素质降低等问题日益严重，“谁来种地”的问题依然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820万人，城镇化率从2018年的47.5%上升到2019年的49%，农村人口减少60万人，“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难以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2)条件能力建设亟待加强。长期以来，由于投入不足，以县级农广校为主体的基层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不稳定、职能不明确、经费无保障、教师知识老化、教学缺设施、下乡缺工具、实习缺基地等，严重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3)监督反馈机制有待完善。多年来实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常以培训完成为结点，在持续跟踪调查学员的后续培育效果方面缺乏长期有效的反馈机制，并未根据不同类型学员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有效的跟踪服务计划，出现了“一培了之”的现象，导致培训学员不能很好地做到学以致用。

5 发展建议

聚焦贵州省12大特色优势農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人才需求，面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切实提高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健全完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机制，狠抓管理制度建设;加强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确保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加速发展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打造农业产业的核心依托，为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5.1 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投入力度、扶持政策和覆盖范围在“十四五”期间只增不减，高素质农民技能培训紧紧围绕贵州省12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开展，实现产业培训全覆盖，更好服务贵州省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在重点产业村培养“一村一名乡村振兴带头人”，在农村产业发展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完善培育体系、扩大培育对象、充分挖掘参训人员需求性、课程设置更加关注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5.2 扎实推进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加强体系建设，完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统筹用好各类教育培训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参训率和满意度。

(1)延伸培训主干网络，打造两层培训抓手。延伸培训主干网络，在省级高素质农民试点示范基地基础上，建设市、县级农民田间学校。各市(州)、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领导，依托农广校等主要培训管理部门，根据所在区域产业和实际，分级遴选1～2个优秀农业主体，建设和挂牌成为农民田间学校，使其逐步成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民科技培训、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和有效载体。

(2)统筹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在示范基地+农民田间学校搭建的骨干网络基础上，依据依规的充分引导、遴选适合的科研院校、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农业专业协会等主体为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进行补充和提供服务;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发挥技术服务优势，开展培训学员的技术培训、跟踪服务和项目孵化。

(3)充分发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农广校作为农民培训工作主阵地、主渠道和管理协调中心作用，加强市(州)、县农广校建设，充实人员、保障经费、配套培训和管理软硬件条件，着重在试点示范、创新引领、拓展农民培训边界、打造农民培训实效等方面努力和推进。

5.3 打造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大数据工作功能承载平台

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面对贵州省农民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出方案派任务分资金。但要做出实效，需跳出为培训而培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举措和支撑模块。培训体系建设、导师制、跟踪服务、师资库、核心学员库、基地建设、日常工作等一系列工作要齐头并进，这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所有的工作模块都需要记录、呈现和关联，用常规办公手段是难以完成的，需要打造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大数据工作功能承载平台。平台模块如下：一是基础工作模块(工作通知、各地工作动态、优秀工作单位工作、人员推介展示)、二是学员模块(培训学员政策、优秀学员故事与推介、优秀学员遴选);三是导师制模块(导师库、核心学员库、筛选配对系统);四是示范基地模块(基地管理、基地推介);五是产业孵化(农业前沿、项目推介、创业大赛)

5.4 打造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亮点

农业是民生工程，也是弱势产业，特别是对贵州这样高原多山、田土破碎、但又有独特优越自然环境加持的山地高效农业来说，有挑战也有机会。关键是如何把山地高效农业做出高效、做出特色，把做这项事业的一线人员找出来培训好、服务好、引导好和打造好，是农民培训的本职工作，也是重要工作。讲好这些核心学员的故事，讲好贵州农业的故事，让社会让各界知道听到感受到，让更多农业产业一线人员、受到鼓舞，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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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顺祥. “三维度”培育高素质农民[J]. 江苏农村经济， 2021(2)： 58-59.

[12] 温涛， 陈一明.“互联网+”时代的高素质农民培育[J]. 理论探索， 2021(1)： 12-21.

作者：王培

农业产业培育竞争力分析论文 篇3：

云浮地区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评价体系及对策研究

【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升级、满足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迫切需求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绿色竞争力相关理论及特色农业自身的特点，构建了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提出了云浮地区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的主要对策建议。

【关键词】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评价体系;培育;发展;对策

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做好“三农”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蓝图，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振兴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农业绿色发展质量。

云浮位于广东省中西部，毗邻珠三角，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2.5℃，年均降雨量为1518mm，空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上，没有酸雨現象，森林覆盖率达68.9%，生态环境优良，农业发展和投资环境优越。全市总面积7785.11k㎡，其中耕地面积10.33万h㎡(水田6.87万h㎡)，农业人口189.24万人。云浮是一个农业大市，具有丰富农业资源，特色农业优势凸显，截至2017年10月，已拥有1个驰名商标，并有15个特色农产品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随着农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云浮地区特色农业的绿色竞争力，对促进云浮地区农民增收、保护农村环境、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特色农业及绿色竞争力概述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所谓特色农业，通常是指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产品、气候条件、生产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以绿色农产品生产为核心，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独特产品属性，且具有较好的品牌、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现代化农业，是农村农业振兴发展的主要模式和新兴主导产业。如特色种养业、精深加工业、特色蔬果业和旅游农业等。

绿色竞争力是指以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为指向，通过利用自身资源，与外部环境相互衔接，提供绿色化产品及服务，在企业发展性、与环境的适应性、保持长期竞争优势三个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综上所述，特色农业的绿色竞争力，可界定为：特色农业从生产决策到市场反馈的整个供应链过程中，从农产品绿色生产技术、绿色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绿色物流、绿色仓储、绿色营销、绿色财务以及满足市场需求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可持续的生存、发展和赢利的能力。

2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的来源

一般来说，企业绿色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企业内部系统和企业外部系统。

(1)“内生力”是指依靠企业内部实力和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是根本性因素，如资源、机制、产品属性等，是决定企业绿色竞争力能否形成的关键变量。要培育和发展绿色竞争力，必须重视特色农业的本地资源开发和内生力量、内在机制、派生机制等的培育和建构。包括特色农业企业的战略机制(企业文化、品牌塑造、规模、风险预警、动态调整等)、决策机制(决策方式、决策程序等)、财务机制(成本、利润、分配、融资等)、经营机制(价格、质量、客户、资源、销售、服务等)、激励机制(股权、奖励、竞争等)、创新机制、监督机制等。

(2)“外哺力”即外部推力，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来反哺、推动特色农业向绿色方向的改革发展，加大资源、技术等要素投入及政策优惠扶持力度，从而辐射、牵引和带动特色农业的绿色发展。如绿色市场需求、环境保护政策、产业结构等，是影响企业绿色竞争力形成的保障变量。

(3)将“内生力”和“外哺力”链接起来，就形成了“整合力”。通过“整合力”，对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与再利用，形成互动，可提升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使特色农业的核心竞争力从价格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变，可以产生强大的竞争优势。

3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培育发展评价指标及方法

3.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绿色竞争力贯穿企业从投入到产出的整个供应链系统及每个环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评价，需要将多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指标按相应的逻辑结构进行组合，从而构成评价指标体系。

3.2评价指标的选取

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保证指标体系的可靠性。

根据绿色竞争力的相关理论，综合借鉴国内外学者在其他领域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并结合特色农业生产经营的三个主要活动过程：一是以资金、人力、技术、原材料等各类生产要素投入组合为中心的产前活动;二是以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中心的产中活动;三是绿色农产品流通、销售、消费等所有外部活动过程。因此，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围绕投入一生产一产出为中心，保证特色农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配送、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的绿色化。

据此，可将评价目标设定为投入、生产经营管理、产出三个目标维度。其中，投入维度包括总资产投入、主营成本投入、绿色技术开发水平3项一级指标，下设5项二级指标;生产经营管理维度包括绿色财务管理水平、环境管理水平、环境治理水平、资源利用水平4项一级指标，下设20项二级指标;产出维度包括产品绿色化水平1项一级指标，下设5项二级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的统计计算，可对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的基本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由于评价绿色竞争力的各个指标均有相应的计量单位，为消除其影响，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照相应标准，确定各自的权重，并转化为可度量的评价分值，然后加总，从而得到综合评价分数。

3.3评价方法的选择

对绿色竞争力进行评价，涉及到企业绿色文化意识、资源利用水平、绿色技术水平、绿色化管理水平、节能降耗水平等多个方面，评估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构造等级模糊子集，并对模糊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再利用模糊变换原理对各个指标进行综合计算，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对特色农业的绿色竞争力进行评价。其具体步骤如下：

4云浮地区特色农业绿色竞争力培育发展对策

近年来，云浮地区在特色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特色农业发展正朝着绿色化、标准化、产业化、科技化、信息化、品牌化趋势发展，还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的空间，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从以上对绿色竞争力的构成来看，提升特色农业的绿色竞争力，需要做到“三个绿色”：构建绿色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给;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力度，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培训与推广、推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完善和健全绿色发展的环境支持、政策优惠体系。

(1)坚持以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政府要制定特色农业总体发展战略，挖掘、整合并利用本地的资源、能力和潜力促进特色农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企业要建立绿色生产经营体系，加强绿色生产技术、循环生产、绿色包装的应用;消费者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利用知识普及、媒体宣传等综合手段和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树立绿色观念，对公众参与绿色行为实施激励，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加强特色农业基础设施和条件的建设，为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基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性，利用民营资本，多渠道、多形式进行融资，建设农业绿色生态、节能降耗等项目，不断丰富特色农业的业态类型，如高科技农业、智慧农业、精细化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等，建设绿色化特色农业综合示范区。

(3)创建特色农业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体系。研发并积极吸收先进技术，建立特色农业示范区，加快以特色农业研发中心为基本点的集群发展，实现资源整合，协调发展;在绿色技术转向生产力过程中，关注绿色技术水平提升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对生态环境平衡的影响;通过绿色工艺创新、节能降耗，加大绿色产品的产出量，满足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提升绿色竞争力。

(4)建立特色农业质量保证及认证体系。实施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及IS014000环境标准体系，规范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推广绿色标准并实施绿色认证、地理标志认证制度和质检体系，保障绿色农产品质量。

(5)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技术，建立绿色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对特色农产品生产供应过程进行全程、动态监测，实现科学化管理，节省交易成本，通过“线上+线下”的新零售形式提高物流、销售、服务水平，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6)实施绿色营销、品牌营销策略及“线上+线下”的新型零售模式。如树立绿色兴农、品牌富农的思想;依托云浮地区特有的自然资源和文化条件，集中整合绿色农产品品牌并大力宣传和推广，提高知名度，如罗定大米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加强保护。

(7)强化政府对绿色发展的推动和政策优惠力度。由于特色农业是资金、技术、信息密集型产业，必须在人才、技术、金融、税收、保险信息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要完善制度建设，为特色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并加强执行监管，如绿色创新激励制度、资源利益分配制度等，通过制度规范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鼓励并支持企业引进国内外农产品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如科技推广惠农政策;加大对特色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优惠力度，如绿色补贴、税收减免等。

5结论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对特色农业企业来说，绿色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战略因素，是企业能否获得核心及长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将“绿色化”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绿色技术创新及实施推广是提高绿色化水平的根本途径。特色农业企业应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水平，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实现绿色农产品生产量的增加及废物排放的减少。政府层面，加大政策对绿色发展的支持及促进力度，制定鼓励绿色竞争政策、优惠政策和制度等;市场层面，主动适应市场绿色化需求的趋势，加强企业对绿色化生产经营管理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重视程度，引导绿色消费潮流;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教育引导员工树立绿色生产理念，以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循环利用作为切入点，促进特色农业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同时，构建并实施科学、全面、有效的绿色竞争力考核評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水平。

作者：陈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