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背景及其主要观点，描述其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点、优缺点、并预测女性翻译理论在中国可能的发展道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基于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基于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 篇1：

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译作人物形象再建

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操纵、改写源语的特点，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比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及其译本，透析了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女性主义翻译，凭借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再建了更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凸显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以文本翻译为媒介，让西方世界听见中国女人的声音。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人物形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风格，还是在写作技巧、主题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特点。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部作品就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学界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翻译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从原文中剥离，并与其译作中的人物形象翻译的对比，研究人物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改写，这种“重写”是否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再建，是否与“忠实”原则相悖。

一、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也由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知识观念。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女性主义理论叩响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大门，性别意识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具体体现在：关注女性的存在，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推崇译文与原文平等，批判传统翻译理论中贬低女性、译者两个概念的看法;强调译者主体性，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

二、译本分析

1.从词汇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罗汉大爷说：“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到一边去。”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译文：“Brothers，”he pleaded，“we can talk this over，we can talk it over.”“Get the hell out of here，you old bastard.”the taller soldier barked.“Those animals belong to the owner，”Uncle Arhat said.“You can’t take them.”The puppet soldier growled menacingly，“If I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I’ll shoot your little prick off!”三个不同的“说”，译者没有按照原文直译为“said”或“cried，shouted”等意思相近的词，而是分别译成bark，pleaded，growled menacingly，译者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了褒贬爱憎，这显然是译者对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2.从内容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父亲的双眼大睁，从那两粒钻石一样的瞳孔里，散射出本来属于我奶奶的那种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那种黑暗王国里的希望之光，照亮了我爷爷的心头。译文：The glare in his diamond like pupils embodied the heroic，unrestrained spirit of Grandma，a flicker of hope that shone and lit up Granddad’s heart.在翻译过程中，“glare”本意为“怒目而视”，而译者用“glare”来翻译“双眼大睁”，更能体现出奶奶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译者在此处使用了“a flicker of”和“shine”这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强调奶奶的英勇无畏精神给爷爷带来了希望。另外，译者还用了“heroic”(有英雄气概的)、“unrestrained”(无拘束的)、“hope”(希望)等极具正面意义的词充分表现出了奶奶坚强无畏的女性形象。

3.从翻译技巧进行分析。原文：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紫印……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译文：Ever since her marriage，Grandma had lived 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 and the carrying pole，with its heavy load of fist cakes，dug deeply into her delicate shoulder，leaving a dark-purple bruise ...would be the glorious symbol of a heroic figure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原文中在描写奶奶出嫁前的生活状态时用到了“养尊处优”，而文中塑造的奶奶却是一个敢爱敢恨、不拘泥束缚的女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劫持(hyjacking)使译文中的“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避免了这种歧义。此外，译者使用增补(supplementing)手法用“heroic figure”指代“奶奶”，实现了创造性改写，更好地突出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女性勇敢的形象。

4.小结。(1)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意识层面：从凸显女性地位的角度而言，作者使用了一些褒义词，如将“heroic figure”指代原文中的戴凤莲。译作在忠实的基础上拓展了原文生存空间。技巧层面：译者运用增补和劫持的手段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这些都是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意图，对原文进行的大胆重写，补偿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价值倾向，进一步凸显了文章中的人物形象。(2)从译作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译作在对“奶奶”戴凤莲这一形象的塑造中使用极具正面意义的词汇，同时通过对父亲和爷爷的表情变化从侧面塑造出了奶奶追求自由、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另外，译者通过“增补”这一手法，塑造了一个积极寻找救赎与出路、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译作中，译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了人物，凭借各种翻译手段，既展现了人物言谈举止等外在形态，也呈现出人物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完整地展现了人物与红高粱这一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而塑造出一系列丰满而成功的人物形象。

本定向研究和文本分析的结果表明：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译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干预。这种干预影响了人物形象的重建，在本例中尤其体现在对女主人公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歌颂和形象的凸显。《红高粱家族》作为女性主义者莫言的代表作，译者葛浩文在翻译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作品时“抹杀”其被听见和被看见的权利，而是凸现了女性主体，传达了原作的意图，表现了译者主体性，从而在翻译源语的过程中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译者基于自己的诠释重建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翻译中彰显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使女性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

[1]Godard，Barbara.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A].London：Pinter，1990.

[2]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6，(6)：38.

[3]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3，(01).

作者：刘姿驿 胡宗敏 敬文会 吴梦

基于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 篇2：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本文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背景及其主要观点，描述其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点、优缺点、并预测女性翻译理论在中国可能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国

0引言

19世纪时，女性主义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女性主义运动提高了很多女性独立自我的意识，逐渐一些女性认识到她们在男权社会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随后女性主义的思想逐渐扩展到社会的不同领域，比如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本文主要讲述女性主义思想扩展到翻译领域所形成的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将首先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随后探讨此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及其未来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

1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7世纪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enage有一句名言“Les belles infideles”，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像女人一样，漂亮的翻译不忠实。还有人把翻译比作“媒婆”“美而不忠实的妻子”等[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和女性一样处于同等的弱势地位，被压抑、被奴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与女性的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处于男权压制的结果，翻译和原作就好比女性和男性，原作被认为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男性”，而翻译也就是再生产的文本被认为是服从与原作权威之下的“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男权统治下，翻译中也具有社会男尊女卑的特点，使翻译也被认为是原作的派生、从属、随后被女性化和边缘化。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也就是在这方面，找到了翻译与女性的相同点，进而引发了两者的结合。

弗洛图提出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干涉文本翻译的三种主要翻译手段：增补(supplementing)前言和注释 (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改变了过去译者谦卑的做法，“常常越出传统为她规定的隐形译者之限度”[11]。与此同时，在翻译文本中，她们开始妇弄(Womanhandling)，既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这是一个新造的英语词汇，具有相当大的跨时代意义，这象征着妇女在翻译大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以及用女性视角和女性方法对文本进行操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运用自己特有的理论宗旨，重新塑造原文中的女性形象，并且突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品行和特征。用这种方法来修改原文中与她们价值不同的描述，这就体现了她们在翻译上采用了干预性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使用“忠实”“对等”“准确”等翻译原则。给翻译界注入了一股新流，这也是女性主义者谋求政治平等的手段之一。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的主要观点是：(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文和原著的关系，译文和原著具有同等地位;(3)翻译不应该只有具体语言的技巧问题，还应该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想通过翻译与女性主义结合，提高女性以及翻译的地位，让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也让翻译不再是原文的附属品。

2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到中国，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因此引发了许多译界人士的讨论。15年间(2002—2016)，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论文刊载总量559篇，年均发刊37.21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83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14.85[2]。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年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也体现了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女性地位的逐渐提升。国内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些研究不仅仅只是介绍探究理论也开始联系中国国情对此翻译理论加以变动和改变，形成了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界的学者们并没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采取不接纳的态度，相反在2004年，核心期刊《中国翻译》推出了一组女性主义翻译论文[2]。这个举动直接推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快速成长。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翻译界的译者们也对该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并且由于社会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等诸多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到中国之后，影响并没在西方国家那么轰动，也没有完全遵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译者，她们的译文则是更多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如心理状态等，以此来为女性争取平等的话语权与社会地位。

在中国，原本过激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变得更加柔和、委婉、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相比，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淡化了政治意图，更多的体现女性自身的特点，如感性的情感等。下面以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家朱虹的译文为例，来看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借此发现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点。

朱虹是中国第一个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是第一个引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作家著作到国外的翻译家[3]，因此研究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家的翻译方式，了解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面是选自她译文中的几个例子。

第一：强调心理活动的描写。

例1：

他说过他来排队。她断然拒绝。丹叶的目光移到不远处的车站，拒绝了却还在等待[4]。

Dan Ye eyed the bus station in the distance. He did say he would come， but she had forbidden that. Forbidden him， but still expecting……[10]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原文主要描绘了女主人公丹叶的心理活动，她虽然拒绝了他来排队，但她的目光依旧移到不远处的车站，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女主人公丹叶只不过是口是心非，她其实内心很期盼他的到来。而朱虹的译本中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一点，并且更生动和细节化。“did”这个翻译強调了他确实爱她，希望守护她的特点。“Forbidden”这个词语又体现了，女主人公丹叶更强大，更加的主动，并且也体现了这个人物是个独立会做出自己选择的人。隐隐约约这个译文也给女性传达了一个信号，女性需要自己独立做决定，女性也需要有勇气自己做决定，做一个独立的人，而不要再依附于男性，听从与男性给自己做的所有决定。等待这个词原本可以用“wait”，但朱虹的译本中使用了“expect”，朱虹这样译更能体现丹叶的期待心情，更加情绪化，更能体现女主人公想见爱人的愿望。

因此我们可以从朱虹的译文看出来，她把握女主人公的人物心理更加的准确，用词也很到位，通过阅读朱虹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渴望独立的女性，一个希望靠自己力量不靠他人帮忙解决问题的女性，但同时她也期盼爱人的陪伴，如文中，她虽然拒绝了，但还是期盼他的到来一样，体现了大多数女性的情感细腻，译文中的省略号也更能体现这一点，表明女主人公丹叶对他无尽的希望与等待。

第二：使用创造性的翻译策略——重读或者重写。

例2：

“我结婚了。”女演员似乎在乞求了，“晚上我还要演出。”[4]

“But I am married. I must have an operation now. I must be on stage tonight.”The actress was now begging.[10]

原文中，这个漂亮的女演员已经怀孕了，并且在今天还要做流产手术，但是她还是不得不登台。在朱虹的翻译文本中我们可以看见她对这个女主人公的同情。原文中这个女演员是一个高智商、女强人一样的独立女性，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从原文中看出，这位女性几乎都要向护士乞求做流产手术，原文中有个“几乎”，然而在朱虹的译本里，朱虹删除了这个词语，她直接译成“I must have an operation.”因此读者就更能从译文中看出生活中女性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朱虹的译文中揭示了女演员的艰幸，女主人公不能怀孕，她不想失去工作，因为她今晚还要登台，因此她不得不放弃她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朱虹通过译文的重写来让读者通过译文看出并且感受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也能让读者感受到女性的无奈，从而引起读者对男女平等的思考，这种手法有点类似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3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优点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虽然有其创新的一面，但也有其很深的局限性，并因此遭受了很多译者的批判，很多译者评击该理论过于重视政治目的，女性主义翻译家有时候甚至会过于夸大语言，并且干预原文本，这或多或少扭曲了翻译的真正目的[5]。

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家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翻译手段运用在非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上，造成的结果会使得翻译和原文大相径庭。在这一点上，当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对此加以修改，不再和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样“激进”，而是采取更温和委婉的翻译手法，更加注重的是文中女主人公的内心心理描写。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家，如朱虹，翻译著作的时候通常会代入自身进文本之中，来体会文中女主人公真情实感。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译文对原文“忠实”的“离经叛道”，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家在翻译之时，虽不“忠实”，但事实上却更贴近原文文本，因为他们的译本更能体现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如上文所提及的朱虹译本中的几个例子。

4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发表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将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机制根源概括为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四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指出这四大结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制度联合造成的。因此，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制度[9]。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本身是一个政治化议题，如上文所说，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家们把翻译和女性主义联合起来，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翻译被认为和女性一样，举个例子，如若用传统译论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来探讨，翻译对原文，就好像女性对男性一样，一直被人们认为在从属地位。女性主义翻译家想通过把这二者结合，形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让读者通过读译本感受到女性渴望与男性拥有平等权利的强烈需求，也希望从语言上潜移默化改变人们轻视女性的思想。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不同翻译手法，如上文提及的“增补”，在她们进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之时，译者往往在自己的性别立场上加上自己的观点，“增加前言和脚注”，翻译者往往用这个方法解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目的，“劫持”是指女性主义翻译家将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挪用或者改写，甚至会创造新词、新拼写、新语法、等手段强调女性人物的身份并且揭露性别歧视[6]。虽然这些手法经常被女权主义内外部指责过于激进，但事实上，运用此种方法，确实会比中国温和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于男女不平等的注意，也能表现出女性主义者们内在的政治需求，毕竟女性主义本身也就是一个政治化议题。而现如今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很难体现出这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创造之初的宗旨。

造成中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如此大的差异有以下几点：(1)中国大多数女性实际上仍旧缺乏自我独立性，这源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时间的封建历史。这段封建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极其低下的地位。“三从四德”“夫死从子”“裹小脚”等封建陋习在这段封建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即使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等先进运动大大提高了女性意识，但绝大数女性仍活在男性的隐形统治下[8]。因此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进入中国之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会变得如此温和的原因了，因为即使对于女性翻译家来说，她们也没有胆量冒犯以男性为主导的中国翻译界;(2)中国翻译界的翻译手段是“忠实”，比如严复的“信 达 雅”，钱钟书的“化境”或者之后提出的“异化”都围绕着“忠实”这两个字。因此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倡导的“重写”完全不同;(3)西方女性作家提出这个理论，是主在倡导语言本身的改变，这一点和中国女性作家不太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作家更多喜欢塑造一些女性形象来表达女性意识，而不是语言本身[6]。

5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扩展了中国传统的翻译观，强调译者主体性，原文不再是权威。这使得中国原本的翻译理论增添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思路。但是任何理论都要经受时间与实践的考验，尤其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更甚，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受了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即使到现在，还仍旧有很多女性生活在男性权威的阴影之下。

以国内女性受到家暴的现象举例，有调查显示家庭暴力中，妇女遭受殴打占100%，言语辱骂83%，精神虐待23%，性虐待33%。其中，有高达50%的妇女遭受虐待超过二十年，仅仅只有5%的妇女遭受虐待时间在五年以下[7]，从这个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妇女在面对家暴的时候选择了隐忍，家庭暴力也在妇女隐忍之后渐渐扩大。

从家暴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很多妇女即使在思想进步、女性主义发展迅速的今天，面对丈夫的家暴行为，她们依旧采取了隐忍态度。因为在她们的思想中，告訴外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中国，不仅在家暴方面，很多女性选择隐忍，在面对父母的重男轻女之时，她们也会隐忍，因为在她的思想中男孩才是以后为父母养老的人，而她们未来要嫁人，是“泼出去的水”，这个思想深受中国的那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影响，她们意识不到自己在结婚之后依旧可以孝顺父母。更糟糕的是，这些女性嫁人之后，会把她从父母那里接受的“重男轻女”思想传到下一代。现如今中国社会中的巨额彩礼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仿佛女儿的用途就是为他们的儿子赚取彩礼一样。以上这些论述阐明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面对如此多阻碍的原因，面对新进来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很多女性因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会认为这个思想太过于激进，太过于大逆不道。在她们的思想中，如果倡导女性主义，那就是反人类反社会了，毕竟传统思想在她们绝大多数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很难拔出，所以即使有女性主义翻译家，如朱虹，她们也不敢完全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些甚至并不认同这个理论。现如今在中国，大多数翻译者只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阐述，也就是只是做文献综述，并没有真正的置于中国语境下进行实践与应用，未来的发展就更加不乐观。

笔者认为不妨采用循序渐进的手段，有女性主义思想的中国翻译者不妨可以先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手段翻译含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因为对于读者来说，当她们阅读女性主义书籍的时候，本身就更想看见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手段来翻译女性主义书籍，无伤大雅，甚至更贴合原文。面对非女性主义书籍翻译之时，或许可以先继续使用朱虹那种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手段。翻译时，努力体现原文中女性角色的心理，用更适合的词汇，来展现原文中女性角色的性格以及语气态度，如上文，这样读者在阅读之时，也能更加注重译者笔下的女性角色，甚至感同身受。

6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发展之时不妨取长补短，根据中国实际的国情文化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是在这个理论发展之时，不能忘记表达女性主义这一重要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才是这个理论创办的宗旨。随着近代女性意识的提高，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仍有广阔的前景。希望通过取长补短，结合中国的文化、科技发展、推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从而推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逐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翠波.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探[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4)：60+73.

[2]刘满芸.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15年(2002—2016)：基于CNKI 559篇期刊论文的文献统计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0(4)：320-327.

[3]郭丹.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4]陆星儿.今天没有太阳[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5]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2-27.

[6]李奕.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在中国的接受[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40(2)：128-129.

[7]李波阳，贾敏.对家暴受虐妇女杀夫案件量刑的实证分析：以某省女子监狱24起案例为样本[J].犯罪研究，2019(5)：61-71.

[8]杨司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1)：52-56.

[9]孙嘉笠，赵海月.朱丽叶·米切尔女权主义思想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9(11)：244-248.

[10]Zhu Hong.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stor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1.

[11]Von Flotow L.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责编：赵露)

作者：马雯琳 李会学

基于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 篇3：

论西蒙与翻译的政治

摘要西蒙是加拿大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著名学者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探寻了翻译的性别隐喻传统,重新阐释了包括“忠实”在内的几个译界关注的问题。其研究表明:翻译是意义不断续的无限延伸,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翻译是主体影响和观念影响在翻译中的体现。同时,性别为多方阐说的一种话语建构,翻译中可以显现亦可以隐藏译者的性别身份;翻译背后有着不同权力的操纵,翻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机制。

关键词:西蒙 翻译 政治 女性主义

一 引言

谢莉·西蒙是加拿大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著名学者,也是流行于加拿大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在《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1996)中,将女性译者的遭遇和历史作用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阐释女性翻译,在翻译中彰显女性译者所独有的、独立的差异性;在《改变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2000)中,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语言转换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范畴,揭示翻译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问题,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二 女性主义翻译

《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是西蒙的重要译学理论专著之一,也是“西方第一部全面论述女性主义视角下翻译问题的学术性专著”。该书探讨了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认为翻译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是意义的不断续的无限延伸。这样,翻译就如同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写作行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这一新的翻译观念,使性别研究顺利介入翻译理论。事实上,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者在语言与翻译中寻找性别的后天建构过程,通过大胆的重读和改写等实践重新书写女性的历史,这样一来,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针对此现象,西蒙认为:“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是源自共同的知识和体制语境”,因为二者关注的焦点均集中在语言中的“次等性”的建构,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基于此,她探寻了翻译的性别隐喻传统,重新阐释了译学史上众学者关注的几个问题。

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而这一转向,使翻译日后在与女性主义结合的过程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女性主义是近几十年来通过语言和社会表述出来的强有力的文化身份形式之一。女性主义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倡导“妇女的解放必定首先是语言的解放,也得从语言中解放出来”,经过她们不懈努力,一个明朗的意识浮出水面: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题体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西蒙研究表明:翻译研究在很多重要方面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滋养——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概念,以动摇那些维系这种关系的权威结构。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女性主义思想所擦出的火花,是翻译“文化转向”中最为重要的进展——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是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而且翻译作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而是穿行其中;女性主义翻译作为文化研究与翻译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使译界看到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2 翻译同女性主义的关系

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源于共同的智识和制度的环境。作为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而在80年代不断得到学术体制承认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想相仿,均是植根于那个突出了语言的时代之动态中。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的不信任;对界定忠实的规则的极度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的质询。二者都关心“此等性”被定义和被典律化的方式;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在这两个领域,存在着诸如社会、性和历史的差异是如何在语言中表达的、这差异又如何在语言之间转换传递等迫切问题,语言积极地介入到这两个领域的意义创造之中。不过西蒙认为在女性主义理论引入翻译理论之前,女译者受到双重歧视。一方面源于翻译被视为女性的隐喻。翻译与创作、译文与原文相比较,总认为翻译是原文的再现和复制,是低于原文的,译者必须忠实于作者,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女译者所从事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同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被高度性别化而受到了歧视。另一方面源于译界内部对女译者的歧视和在语言上对女性译者施加的暴力。

3 传统忠实观问题

在传统译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反之就是不忠,甚至不是翻译。随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兴起,众学者认识到传统忠实观内在的模糊性及意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开始运用其他概念如功能对等、形式对等来替代忠实。西蒙敏感地认识到传统忠实观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译作和译者与原作和作者相比,处于文化上的女性地位,而且传统译论“设想了一个积极的原作和消极的译本;创作在先,被动的传递在后”。而这样的设想……表明译者和译作占据着女性的、卑微的地位;作者和原作处于男性的、尊尚的地位。换言之,传统忠实观建立在置女性于次等和他者地位的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之上,折射并强化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具有压迫性的道德要求,忽略了翻译操作中各种因素尤其是性别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她提出“女性主义翻译忠实于写作方案”的观点——即实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的,而是对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方案。该观点被其他女性译论研究者所接受,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其创新性在于:把翻译视作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打破了作者/译者、原作/译作之间的对立,将作者/译者和原作/译作统一为一个动态整体。其中的写作方案不是任意的,而是由女性主义译者和女性主义先锋作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方案。该方案中,译者和作者承认意义的不确定性,共同挖掘原作的意义,并合力在译入语文化中重新将之创作出来,再现原作的表现力和行动力。可见,此方案不仅瓦解了翻译的基础——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主义,而且瓦解了写作和翻译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它,女性被压抑和埋葬的声音,从没有符号表达的黑暗翻译到语言之中;同时对女性经验进行的翻译和重写成功地保留了语言的力量和多元性。

4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求同”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西蒙的研究表明: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方面,女性主义译者首先追求的是女性和男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平等——即在语言上的“求同”。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喊出了“女人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语言并从语言中得到解放”的口号。她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女性主义者们在寻求反抗和颠覆父权统治的进程中,大量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的权语学说,让她们幡然醒悟——女性之所以沦为第二性,是因为在现行的男性话语中,女性没有话语权;女性永远是“他者”、是第二性。因此,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其本质在于将语言作为进入历史、进入男性和女性角斗场的首选途径。换言之,女性主义译者借助大量的后学理论,将语言作为理论言说的场所,批判其中所体现的男权思想,凸显女性翻译的政治性和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译者还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翻译策略如“补充”、“撰写序言”等来表现女性译者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公开表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强调女性译者对文本意义进行解释的责任感和合法性。所以西蒙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译者更加重视语言的行动功能,而非表现功能;她们的翻译追求的不是对等,而是语言行动力在另一语言和文化中的传达。

5 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

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颠覆性的翻译态度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日益得到肯定。译界一致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对作者和译者间等级关系的颠覆、对原文和译文间的共生关系的重视、对传统忠实观的挑战以及主张翻译的文化介入功能等,大大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另一方面,研究者日益意识到它有时过于强调翻译的政治性,单一的女性视角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于是,从性别视角来深入发掘它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偏激之处,同时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正如西蒙所言:“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不仅跟女性有关,也跟男性有关系……可供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领域是性别身份是如何通过翻译被伪装起来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深化为权力和意识的讨论,其表现形式就是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语言转换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范畴。西蒙的《改变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2000)就反映了这一研究成果。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视域下,译者作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中介者,往往充当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可能是权力结构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是被权力结构所边缘化的译者。这双重身份隐含了译者在文化谈判中权力运作的必然。而且,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学者一般公认,能指具有多义性和多价性,且无法在翻译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就意味者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做出选择,权力的运作由此而生,译什么、不译什么,往往是一定的权力意志的体现。翻译学不仅要研究原文被译出的部分,更要研究那些没被译出的——这些背后都存在着权力的运作。所以,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地生成文本和创作文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文与原文互动,译者重新建构文本。正如西蒙所言:“翻译不是原作的复制而是知识和意义的再生”。

三 结论

西蒙的研究表明: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各种文本和社会性论文构成的临时性网络中意义创造和传播过程的延续;它允许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意味着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而女性主义翻译是主体影响和观念影响在翻译中的体现。同时,翻译是一个操作性策略性很强、影响巨大而理论又尚未健全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和社会及国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并不能影响所有翻译,它只是多方阐说的一种话语建构——因为性别身份在译者将性别事实化入社会和文学议题时才起作用,翻译中可以显现亦可以隐藏译者的性别身份。由此可见,她的关注已远远超过性别的问题,且已经延伸到了在日益多样化、政治波动大、利益竞争强的社会条件下翻译角色和定义的变化方面。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译者与翻译的政治》(项目批号为:2008BYY003)、河南省教育厅2009人文社科专项项目《翻译与权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为:2009-ZX-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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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香宇,女,1972—,河南平顶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河南城建学院。

作者：张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