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水土投资评价管理论文

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体制改革的转变，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支出在整个政府财政支出的占比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推出了“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日益增强。而在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中，铁路项目是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务水土投资评价管理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财务水土投资评价管理论文 篇1：

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问题与加强管理的建议

摘 要：随着相关部门对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加深，在投资项目建设之初进行经济评价重要性提高。但目前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存在着一定问题，如评价过程过于程式化、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等，这些问题影响到项目经济评价的客观科学性。本文针对水电站项目经济评价中的问题给出了改进的建议，旨在能够提高经济评价工作的质量。

关键词：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

水电项目是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提供清洁的电能的同时还能够应对洪涝灾害、缓解生活用水短缺、提供农业用水以及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水力发电的特性决定了水电站的建设规模相对较大，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导致水电站的建设投资巨大且不可逆，建设的周期往往较长，由于不同地区的水文地貌不同，导致水电站的技术复杂存在的潜在风险也相对较多。因此，在水电站的建设与运行维护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对水电站进行经济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的重要性

项目经济性评价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进行的工作，是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项目经济评价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项目建设地规划要求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方案结合效益估算与资金投入分析，通过对经济合理性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为方案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确保方案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水电站的项目经济评价分为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两部分。

国民经济评价是指从国家层面对项目的经济性进行分析，对方案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国民经济评价作为项目经济评价的基础部分，只有通过国民经济评价的项目才能进行后续的财务评价，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数、规范由国家专业部门给出。水电站国民经济评价的相关指数和标准是根据国家能源局颁布的《水电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中的有关规定选择的，之后对财务、组织结构、技术方案、社会评价等相关因素的分析是对国民经济评价相关部分的补充。财务评价是指在当前市场经济规律和国家宏观政策下通过进行相关指标的计算对项目负责人的财务能力进行审核，主要进行项目盈利和清偿能力两个方面的分析，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项目在财务方面是否能顺利进行。财务评价的基本目标包括利润、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量四个方面。

二、经济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方式过于程式化，缺乏变通

由于经济评价涉及的行业种类繁多，虽然在进行经济评价时可能会使用相同评价指标、计算方式，但是在具体方面不同行业间考虑的因素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针对某些评价方法已经出现了程式化的趋势，经济评价人员往往由于对项目投资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及建设期因多种原因发生的重大设计变更等情况无法合理预计，只是机械的将相关数据通过使用计算模板进行处理给出最终的评价结果。程式化的评价方式使得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甚至会对项目的正常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对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进行经济评价并给出书面报告时，报告书的内容多是简单地对相关参数的罗列，对相关规范、标准的抄录，文字表达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针对项目重点进行的分析论证的内容较少甚至没有，对于如何选择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案等重要内容往往一笔带过，不能体现出水电站投资项目的特点。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过程中，个别部门将工作的重心过度投入到工程技术方面的评价工作中，忽视了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要性，仅仅是通过对几个简单指标的罗列分析便将经济评价工作应付过去。个别单位甚至将经济评价工作交给非专业的部门进行，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审查单位在进行后期审查时把关不严，审查工作只是走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忽视经济评价的问题加剧。

(三)从业人员专业性不够

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需要涉及投资、市场、环境、财务、工程设计等众多领域，因此为了得到科学的评价结果就需要从业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职业素养。然而受到实际条件的制约，相关从业者仍存在能力不足或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而掌握相关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又受到工作经验和指导人员能力的限制，使得技术能力提升缓慢。

三、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相关建议

(一)确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评价方法，注重数据分析

在进行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性评价前，要对该项目的背景和目的有清晰的了解。注重对项目相关的基础数据的筛选，确保选择的每一项数据都能准确地反应出项目在该领域的特点。加强对计算结果分析工作的重视，通过分析能够对计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弥补，又可以结合相关指标，分析出项目的特点，提高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项目工程技术与经济评价充分融合

水电站建设选址需考虑水文、地质及施工技术等多种因素，建设周期较长，不可预料因素出现几率相对较大。经济评价数据指标计算分析之前，对这些资料也要进行充分的了解分析，对重要性指标要重点关注其影响，对项目投资结构做出合理建議。特别是，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重大设计变更，工程投资成本会受到重大影响，应再次进行经济分析，使投资人充分了解重大设计变更水电站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有更客观的了解，使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三)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与其他的行业相比，针对经济评价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机构相对较少，从业人员很难获得系统学习的机会。用人单位可以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通过开展讲座、技能大赛等形式，对当前行业的发展状况和专业技术进行宣传，调高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

四、小结

水电站投资项目经济评价能够为决策者提供相关的参考，帮助负责人减少项目中的决策失误，能够提前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保证资金安全，提高投资收益。针对当前行业内存在的相关问题给出解决建议，希望能够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肖景贤.宝山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经济效益评价[J].黑龙江水利科技， 2020， 048(005)：233-235.

[2]黄宇诺.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BOT项目经济评价[J].项目管理技术， 2019，17(12)：114-117.

作者：郭月玲

财务水土投资评价管理论文 篇2：

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上)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体制改革的转变，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支出在整个政府财政支出的占比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推出了“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日益增强。而在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项目中，铁路项目是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综合素质进一步得到提升，人们不仅关心政府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还想知道政府支出是否具有效益，是否考虑到环境问题等。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已经不能回答人们所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而绩效审计能对政府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审查和评价，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府公共投资工程项目的绩效审计也有越来越多人来研究。然而，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有关理论和实务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没有形成一套完成的指标评价体系。笔者结合实际案列，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理论，针对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的运营阶段，构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规范我国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评价。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研究 英国在开展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中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风险意识很高，二是审计的对象是全方位的，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而澳大利亚大部分的社会公共设施都是使用民间资本，政府投资往往在一个项目中的占比不高，因此澳大利亚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将重点放在招投标审计和合同管理审计中。澳大利亚的招投标绩效审计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对招投标的效益性进行评价，就是在保证项目的竣工时间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如何降低标价;二是对项目是否符合政府的规划，是否符合长远发展做出评价，评价的主要对象是标书;三是对项目的统一性进行评价。印度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范围较广，由于目前印度的财务管理并不是很完善，印度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首先要保证项目收支的真实和合法性，指出违法违规的事项。在真实、合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项目的合理性、效益性，评价项目是否按照既定的目标实施并完成，在实施和管理的过程中内控是否严密，项目整个过程是否存在损失浪费现象等。

(二)我国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审计署对绩效审计的力度加大，理论界对绩效审计探讨也越来越热烈，在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中也提出了很多观点。主要观点如下：张竹林(2006)指出我国政府工程投资绩效评价存在指标系统不可续、指标横向对比性差、缺乏专门的行业细化指标、定量指标少、数据库不健全等问题，构建了经济性和效率性两类的指标，最后指出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需要动态的调整。贺剑波(2007)提出政府公共工程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应该包括总体评价标准以及具体评价标准两方面。总体评价标准应考虑经济效益、公平问题、再分配问题、适应性问题等方面;而具体评价标准则包括计划标准、定额标准、历史标准、先进标准等。同时设计了我国政府公共项目绩效审计评价的有关指标。高明(2008)指出政府性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查核可研报告的合法合规性，查核项目的决策人是否尊重科学规律、是否按照可研报告开展工作等方面。同时提出对项目资金的审计和评价应包括四方面：资金的拨、用、管等环节是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内控是否到位;是否严格按照建设设计进行施工，有无擅自变更概算;对项目的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搞形象工程，发现大案要案线索。王世成、武国(2010)指出大规模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指标体系应按全面、前瞻、综合、可持续、灵活、有建设性等5个方面构建，对其指标分成关联、经济、合规、效果、可持续发展、效率等6个类别，并在每个类别提出1-2个指标，最后对每个类别赋予分值。唐建民(2010)提出建立公共工程投资指标体系原则应包括系统性原则、可控性原则、可接受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公平性原则等方面，同时从经济性、社会绩效、环境评价等方面设计公共投资工程的指标。

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为实务操作提供了很多的参考，开拓了审计人员的思维，对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绩效审计无疑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从上述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研究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的目的与对象的多，研究具体评价指标的少;研究单个评价指标的多，研究评价指标系统的少;研究定性指标的多，研究定量指标的少。总的来说，目前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指标评价体系。

三、我国铁路项目制度背景分析

(一)我国铁路项目的评价体系 根据我国铁路项目生命周期阶段分类，可以把铁路项目的评价体系分为前期评价、建设评价和运营评价。前期评价主要指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之前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评价。目前大多数的前期评价都是法定的，需要有关部门批准，主要包括：发展部门的立项批复、铁道部门的可研批复、环保部门的环评批复、水利部门的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铁道部门的开工令等。项目在取得开工令后，就可以开工建设。建设完毕就进行资产移交，一般包括单项移交和整个项目的竣工验收移交。前者移交手续相对简单，由施工方、监理方和业主三方对工程进行调查评价，确认即可;后者则需有铁道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施工方、监理方、业主等对整个项目做出综合评价，最终形成竣工决算报告并移交资产，即建设评价。资产交至运营企业后，项目正式进入运营阶段。目前我国对运营阶段的评价以内部评价为主，主要是铁道部门评价项目是否执行国家宏观政策方针，是否执行铁道部门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执行年度预算等。这些评价以定性为主，多为内部评价且不是法定的。此外，财政、审计等部门会对项目的运营状况进行不定期检查、评价，检查、评价的频率由有关部门自行制定。从这三个阶段的评价可以看出，前两阶段的评价多是外面评价，而且在有关学者专家探讨的比较多。笔者研究的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主要是运营评价阶段。

(二)我国铁路项目投资体系现状及改革方向 我国铁路项目投资体系经过多年的调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企不分。铁路系统在传统上被称为“铁老大”，多年以来，铁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厚，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政府仍会干涉铁路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铁路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责任，还反映了政府的社会责任。二是铁路项目的点多面广线长，资金投入量巨大，容易滋生腐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珠三角、长三角等三小时经济圈的出现伴随着很多匆匆上马的铁路项目，密集的资金投入如果缺乏监管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三是对铁路效果的评价机制不完善。我国目前比较关注项目建设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而对项目的效果评价比较少。青藏铁路环境评价项目是一个好的开始，这表明铁路项目审计已经开始向绩效审计方面发展。针对铁路项目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铁路项目投资体制的未来改革方向为：一是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把铁道部门转变成行业的管理部门，把铁路的建设和经营转交给企业。二是加大铁路投资项目的外部审计监督力度，防范腐败的产生。实践证明，外部审计的监督比内部的控制和监督力度要大得多。建议建立完善的项目外部监督体制，以保证项目投资的合法合规进行。三是建立规范的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以加强对项目的绩效评价。

四、典型案例分析

(一)斯蒂铁路G省段绩效审计项目案例

(1)项目基本情况。斯蒂铁路G省段全长70公里，组织建设由GMS铁路总公司负责。国家计委于1994年批准立项，审计署在开工前对项目进行审计。1995年5月项目正式开工，1997年4月建成并由GMS铁路总公司试运行，同年10月正式交付使用，资产移交给GMS铁路总公司。该项目建设资金的来源有多个渠道，主要包括铁道部向某银行贷款7500万元、国际贷款552.3万元，铁道部发行铁路债券1000万元，铁道部专项建设资金14563.2万元，G省自筹(由GMS铁路总公司向某银行贷款)2000万元。其中，国际贷款由铁道部统一筹措并指定专门用于采购所需物资设备。

(2)评价方法。审计项目开始之初，审计组试图设计一个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效益评价，但由于该审计项目不是一个完全的绩效审计项目，审计的任务还包括对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核，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加上对指标体系的设计缺乏理论支持和经验，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操作性比较强的倒推法进行评价。通过在查核项目的真实合法性的过程中发现项目的违法违规问题，推断整个项目的效益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步骤一，建立绩效评价的因素集合F。因素集合F包括影响项目绩效的各种评价因素。F={F1，F2，…，Fi }，其中Fi(i=l，2，3…，n)为影响项目绩效的评价因素。在实际操作中，选取了资金利用情况、设备使用频率、设备运转情况、设计目标实现程度等四个方面。步骤二，建立风险点集合D。审计人员根据自身的审计经验，确定评价因素Fi方面容易出现绩效不佳的风险点D，然后核实风险点D是否存在绩效不佳的情况。实际操作中风险点的设计如表1所示。步骤三，综合评价。通过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风险点存在的问题，倒推出评价因素中存在影响项目绩效的情况(即评价因素绩效不佳的情况)，经审计人员综合分析，结合从外部取得的审计情况和资料，对项目作出综合评价。

(3)评价结果。项目运转情况良好，基本完成设计目标，缓解了G省铁路运输紧张状况，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资金利用方面较好地完成预算，资金使用率为97.76%;在设备使用上能按铁道部质量技术要求使用设备，新使用的设备合格率为98.7%;在设备运转上，审计未发现重大设备运转事故;设计目标实现程度上，较好地实现设计的目标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但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重复购置设备、设备闲置浪费、违规分摊折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绩效。

(4)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该案例的审计绩效评价发生时间比较早，处于我国绩效审计的探索阶段，对政府投资公共项目的绩效审计刚刚开始。该审计是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一个有益探索。在当时，对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没有经验可循，基本上要靠审计人员自己构建评价指标。审计项目开始之初，审计组试图设计一个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效益评价。但由于在此之前，国家审计是以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为主，审计人员的思维比较狭隘，主要关注财务上的效益性，没有全面地对项目进行评价。同时由于对指标构建缺乏思考和研究，加上当时人力物力的限制，评价使用的方法是比较简易的倒推法，即从发现项目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倒推项目的效益性不好。该评价办法的优点是易于操作，同时也符合审计人员的习惯，缺点是难以对项目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二)秦火铁路绩效审计项目案例

(1)项目基本情况。2005年12月秦火铁路项目正式建设开工。线路总投资100亿元，正线长500公里，经过3省15市县。2010年底，秦火铁路全线通车，建成后一直由秦火铁路局运营管理。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秦火铁路的项目批准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国务院批准的。工程数量大、参建单位多是秦火铁路项目的特点。秦火铁路共建设完成正线500公里、特大桥10座、大桥200座、中小桥100座、涵洞1200座、隧道150座，主体工程涉及63家合同施工单位、16家监理单位，此外参与该项目电力施工、水土保护等工程的建设和监理单位有27家。2008年12月，铁道部批复秦火铁路项目概算为100亿元。截至2010年3月，铁道部累计下达秦火铁路投资计划1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95亿元，累计到位资金93亿元。到位资金与计划下达数比，相差7亿元，与完成投资数相比，相差2亿元。2010年5月，秦火铁路正式移交秦火铁路局运营。

(2)评价方法。结合秦火铁路的建设特点和社会影响，审计组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质量安全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在每个方面分别设置一级评价标准和二级评价标准，一级评价标准为强制性标准，主要指有无遵守国家和地区要求强制性执行的法律，二级评价标准为指导性标准，主要指有无遵守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制定颁布的关于建设项目的规范和文件。

(3)评价结果。总体来说，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社会效益显著，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经济效益明显，优化了路网布局，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环保措施得力，沿线生态环境基本得到保护;项目质量控制较好，项目运转正常。但项目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项目概算管理不严谨，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影响工程投资规模控制;主管部门与建设管理单位没有完全履行职责，没有深入开展勘察设计工作，存在部分投资损失浪费、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没有完全执行用地控制规定，部分耕地没有保护好，没有完全执行国家的补偿标准，农民利益被侵害，不利于社会和谐;部分沿线学校反映噪声很大，项目对噪声防治不足。

(4)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该案例的绩效审计评价工作是在总结案例一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比过去有所提高，主要优点：该案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质量安全效益等四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价，较为全面。从该案例开始，审计人员的思维开始趋于发散，从过去单纯关注财务方面的资料数据转向对整个项目的综合评价分析发展。主要缺点：(1)案例设计的指标评价体系多为定性指标，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不易推广应用。虽然案例使用的多为定性指标，但比过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能初步规范审计人员对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的评价方向。(2)案例是在项目刚建成不久时进行评价的，因此难以对项目运营状况进行深入的评价。从这也可以看出，选准评价的时间对完成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十分重要。

(三)ZL铁路绩效审计项目案例

(1)项目基本情况。ZL铁路建成于2001年2月，是铁道部全额投资的项目。建成后，项目一直由ZL铁路局运营。项目跨越4省42个市县，全长3420公里，复线里程、电气化里程分别为500公里和400公里。2010年项目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9821万元，主营利润23098万元，收入利润率3.25%;多种经营收入400021万元，经营利润7623万元，收入利润率1.91%。2010年项目运输收入100亿元，完成货物发送量7231万吨，旅客发送量2418万人。项目与运营管理相关的信息系统有13个： 铁路货票信息综合管理系统，货运制票系统，调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毒品信息综合管理系统，运输经营指标综合查询系统，货车管理信息系统，车站信息管理系统，车号自动识别系统，货运营销及生产管理系统，大客户管理信息系统，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货运技术计划管理信息系统，集装箱追踪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相关的业务数据可以通过这13个系统获得。

(2)评价方法。按照项目的安排，结合实际的审计资源，评价的年限为2010年度。针对前述两个案例都是以定性评价为主的情况，本案例在制定评价方法时充分考虑要便于推广，决定设计一套定量的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评价。步骤一，设计指标。经审计组讨论确定，从业务和财务两方面，共设计16个指标。步骤二，确定权重。审计人员参考了行业标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家导向性标准等资料，结合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提出权重的建议，建议最终由审计组组长批准确认。步骤三，逐项打分。审计人员根据行业指导标准、可行性研究报告、自身经验等确定指标的参考值。将指标的实际值与参考值对比，得出指标原始得分。再将指标的原始得分乘以权重，得出指标评分，见表2。步骤四，汇总指标评分，对项目进行评价。

(3)评价结果。该项目总体得分75.5分。其中财务方面48.2分，占财务方面满分60.2分的80.07%;业务方面27.3分，占业务方面满分39.8分的68.59%。总的来说，该项目运营总体情况良好，从财务和业务分别看，财务状况良好偏上，业务状况中等。

(4)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优点：评价指标体系全为量化指标，便于推广，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量化指标的设计以及权重的确定，使审计人员在政府铁路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实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对整个项目有个较全面的评价。缺点：一是评价指标体系仅考虑财务和业务两方面，而忽略了对项目可持续发展和内控等方面的评价。可持续发展对一个政府公共投资项目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一般具有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的特点。这就要求项目绩效审计不仅要对当前的状况进行评价，还要求对项目未来的运营状况作出分析。内控制度对项目也十分重要，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降低项目的风险，保证项目正常运转。因此要对项目进行完整的、客观的评价，内控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二是评价的年限仅为一个年度，难以对运营的趋势作出分析。年限仅为一个年度，使得无法对项目的有关数据进行纵向比较，也无法设计出纵向比较的指标。纵向比较能较好地反映项目相对自身的发展和改进等。从这个缺点也得到一个启示：选准评价年限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客观、完整的评价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十分重要。

以上所选取的斯蒂铁路G省段、秦火铁路、ZL铁路等三个绩效审计项目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斯蒂铁路G省段项目处于我国绩效审计的起步阶段，绩效审计评价的思路和范围都比较狭窄，尚未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的概念;秦火铁路项目对上一个项目有所改进，构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然而以定性指标为主，不利于推广;ZL铁路项目在前面的基础上作出了改进，构建了一个以定量指标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

(未完待续)

(编辑 熊年春)

作者：邓建新　刘运国

财务水土投资评价管理论文 篇3：

国内外ESG评级现状、比较及展望

【摘要】ESG是企业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框架， 是一种关注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ESG评级是ESG发展的关键环节， 而当前全球ESG评级机构数量繁多、背景迥异， 且评级分歧较大， 对同一主体的评级尚难产生共识。 因此， 在梳理国内外14家著名ESG评级机构情况的基础上， 对各评级机构的ESG评价体系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ESG评级系统存在信息披露质量差、ESG评级结果不统一、ESG生态系统不完善等核心问题， 并据此提出我国未来ESG发展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ESG评级;非财务信息;信息披露;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

一、引言

近年来，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世纪商业的主题， 其基本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1] 。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企业自身长期存续的内在要求， 更是保障整个经济社会稳态前进的强大动力。 可持續发展被广泛认可， 并对企业提出了“负责任”的要求。 注重长期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的ESG，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界的具象投影， 使得企业的努力有迹可循。

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 是一种关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绩效而非仅仅关注财务绩效的价值理念、投资策略和评价工具， 是用来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价值的重要指标[2] 。 简单来说， ESG是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子， 是用来衡量企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3，4] 。 其中： E关注的是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使用的能源、排放的废物以及企业经营活动和投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5，6] ; S关注的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内外部关系， 以及企业能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到协调与平衡; G关注的是包括企业结构、管理层薪酬以及商业道德等在内的内部机制规范性[7，8] 。

立足“品质提升型”新兴经济体定位， 近几年ESG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9，10] 。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强调了绿色发展理念， 并首次把“碳达峰”“碳中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把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11-13] 。 ESG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有力抓手。 加快ESG建设， 不仅可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平稳落地， 还能提升我国在国际绿色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话语权， 助推我国在国际交往中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2021年7月18日，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在“ESG中国论坛2021夏季峰会”开幕致辞中指出： “国务院国资委明确公布将ESG纳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工作。” 同时，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在第十一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中指出： “在国际市场体系中， 上市公司的ESG情况将是投资者考虑的首要因素。” 在“碳达峰”“碳中和”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且与我们渐行渐近的今天[14] ， ESG已成为国际企业界和金融界的重要管理和投资理念， 是国际主流的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体系，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5，16] 。

实践中， ESG表现为披露、评价和投资等不同环节。 其中， ESG评价是ESG建设的关键环节， 是衡量企业ESG绩效的工具。 通过开展ESG评价， 有利于“以评促改”， 明确企业在ESG实务中需要着重改进和加强的薄弱环节， 推动企业持续深化ESG实践， 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由单向传递升级为双向传导， 促进更多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ESG建设， 推动ESG理念在我国良好健康的发展; 有利于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支持， 从而充分发挥其作用; 同时， 可以帮助相关投资机构更科学更理性地对企业进行ESG投资。 因此， 研究ESG评价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鉴于此， 本文先简要介绍国内外14家著名的ESG评级机构， 并对其评价指标体系在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著名的ESG评价体系进行对比分析， 旨在通过ESG评级研究现状分析为我国ESG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促进ESG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平稳落地。

二、ESG评级机构介绍

随着近几年ESG的快速发展， 全球范围内众多机构都已将ESG作为考量因子纳入自身的研究及投资决策体系中， 许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及监管机构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政策， 要求上市公司自愿自主或强制性披露ESG相关信息。 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发布的《2020年全球可持续投资回顾》， 截至2020年初， 全球五个最大市场的可持续投资总额已高达35.3万亿美元， 欧洲的ESG投资规模占其资产管理总规模的45%， 美国的这一数字是33%， 而中国只有不到2%， 远低于发达市场水平。 但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和ESG理念的觉醒， 在ESG投资已成为国际市场主流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ESG评价体系建设也加快了脚步。 目前， 全球ESG评级机构数量已超过600家(中国仅20家左右)。 其中： 国外著名的评级机构有KLD研究分析公司(KLD)、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Sustainalytics、汤森路透、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和Vigeo Eiris等; 国内著名的评级机构有商道融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简称“社投盟”)、嘉实基金、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简称“中财大绿金院”)、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华证”)、润灵环球(RKS)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等。 表1列示了国外7家评级机构的简单介绍及其官方网站网址， 表2列示了国内7家评级机构的简单介绍及其官方网站网址。 网站上有各评级机构详细的ESG评价指标体系介绍， 本部分不再赘述。

三、ESG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的应用

随着ESG的快速发展， 投资者对于公司在非财务信息方面的判断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企业的ESG评级结果， 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依赖ESG评级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 本节将系统梳理国内外主流ESG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的应用。

(一)ESG评级结果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当前学者们对ESG的定量研究多数建立在一些知名第三方ESG报告和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基础上。 部分学者采用KLD数据库作为研究基础， 探究企业社会责任(CSR)表现： Deng等[17] 以KLD评级指数表示CSR， 并将CSR整体表现纳入企业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中， 研究发现收购方CSR对收购方短期并购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Davidson等[18] 同样采用KLD数据对CSR进行评分， 以研究物质至上主义的CEO对CSR的影响; Awaysheh等[19] 以KLD数据库的企业社会评级对CSR进行测量， 检验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部分学者采用汤森路透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研究基础， 探究企业ESG得分表现： Drempetic等[20] 提出， 现有文献中忽略了对ESG成绩的全面调查， 在利用汤森路透ASSET4 ESG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探究企业规模对企业ESG得分的影响， 并指出目前的ESG得分并不能真实地衡量一家公司的可持续性绩效， ESG得分还取决于提供ESG数据的可用性和公司规模; Rajesh[21] 将ESG得分与可持续性绩效指标相关联， 使用汤森路透提供的ESG得分作为企业ESG的评价框架; Lee等[22] 为了研究企业的ESG评级与财务回报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采用汤森路透ASSET4的ESG评级数据， 构建了多种类型的投资组合， 以确定投资者的一系列风险偏好及其对企业面临的金融机会和风险的总体信心。

部分学者采用其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研究基础： 操群和许骞[2] 等参考联合国责任投资倡议组织(UNPRI)针对ESG的考量因素、Vigeo可持续评级数据库等， 从ESG的三个方面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金融ESG的衡量指标， 为金融机构、组织设立和评判其他企业ESG方面的表现提供了若干借鉴。 晓芳等[23] 以2015年商道融绿公布的上市公司ESG评级数据， 研究了上市公司ESG评级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 Surroca等[24] 基于KLD数据库， 考虑了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环境五个利益相关者群体， 并使用Sustainalytics平台数据库提供的评分方法按门类和国家进行平均， 计算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研究结果发现， 企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不显著， 两者通过无形资源的中介作用形成间接影响关系。 Widyawati[25] 指出， 由于ESG评级的质量存在缺乏透明度和缺乏标准化两个问题， 使得ESG评级的测量质量值得怀疑。 该研究收集了各评级机构2009 ～ 2013年期间关于评级方法的公开披露信息， 以此构建ESG评级的维度。 该研究最终指出四个ESG评级可能对ESG结构有不同的解释， 并在可持续性主题方面有不同的关注点， ESG评级的用户必须选择与应用评级特定情境一致的评级。

(二)ESG评级结果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

1. ESG指数产品。 随着ESG投资理念的发展， 国内外主要的ESG評级机构都推出了ESG指数及衍生投资产品。 国外ESG指数产品包括：多米尼400社会指数、富时社会责任指数、Dow Jones系列指数、罗素1000指数、MSCI新兴市场ESG指数和MSCI所有国家世界指数等。 国内ESG指数产品包括：融绿—财新ESG美好50指数、万得·嘉实ESG系列指数、中证华夏银行ESG指数、中证ESG 120策略指数、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指数、中证嘉实沪深300 ESG领先指数和沪深300 ESG指数系列等。

2. 基金理财类产品。 主要有兴全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国内首支ESG投资基金)、Ishares MSCI KLD 400 Social ETF(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Xtrackers MSCI USA ESG Leaders Equity ETF、华夏理财“ESG固定收益增强型”、兴银理财“财智人生ESG1号”、华夏银行“龙盈ESG固收”和苏州农商银行“锦鲤鱼绿水青山ESG主题”等产品。

3. 其他产品。 2016年， Morningstar(晨星)与Sustainalytics合作， 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可持续投资组合分析; 2018年， 商道融绿与WIND合作， 社投盟与WIND合作; 2019年， 嘉实基金与彭博合作， 使用彭博巴克莱指数开发新产品; 2020年， 华证指数、嘉实基金与WIND合作。 至此， 商道融绿、社投盟、华证、嘉实均在WIND金融终端定期公布上市公司的ESG综合评级结果。 2020年， 新浪财经ESG频道引入社投盟评级数据; 2021年， 商道融绿ESG评级数据正式登录彭博终端， 成为首家数据登录彭博终端的中国本土ESG评级机构; 2021年， 证券时报创新医药部携手润灵评级发布《证券时报——润灵评级医药行业上市公司ESG评估报告》; 2021年， 中证指数公司成为境内首家ESG指数通过IOSCO(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准则独立鉴证的指数机构。

总体来看， 国内ESG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在推广方面仍需加强。

四、国内外ESG评级机构ESG评价体系的比较

不仅投资者日益依赖ESG评级来获得对公司ESG业绩的第三方评估结果，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依赖ESG评级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26] 。 在ESG评价体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ESG评价体系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部分在对各评价体系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将国内外主流ESG评级机构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找到现有ESG评级机构的内在缺陷， 为我国ESG评价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定性比较

根据国外和国内主流ESG评级机构构建的ESG评价体系， 表3、表4列示了国外和国内ESG评价体系的对比情况。

(二)定量比较

为进一步探究ESG评级结果的差异性和权威性， 表5提供了国外主要ESG评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以2017年为基准数据选取年度， 公司总样本为924家。

由表5可以看出， 4家ESG评级机构的平均数和中位数都处于较高水平， 但MSCI和KLD这2家评级机构的平均数和中位数相对较低。 这表明当前大多数ESG评级机构倾向于对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跟踪评级， 而较为通用的MSCI和KLD评价标准更为严格。

近年来， ESG评级机构数量增长迅速， 与ESG评级机构数量众多这一事实所不符的是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的低相关性。 表6列示了目前国外主流的6家ESG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相关性。 从中可以看出， 各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的相关性不高， 相关系数总体在0.38 ～ 0.71之间， 平均仅达到0.54左右。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ESG评级发展现状和相关性， 本文根据ESG评级数据的完整度和权威性， 选取华证指数、商道融绿指数和社投盟指数3家评级机构的指数进行研究， 以2019年为基准数据选取年度， 总样本公司为441家。 国内主要ESG评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 国内样本数据较少， 还不到国外样本数据的一半， 且平均值和中位数普遍较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水平有待提高， 亟需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并加强对其的监管。

国内市场的ESG投资和评价起步较晚， 三家国内主要评级机构ESG评级结果的平均相关系数只有0.26， 总体在0.13 ～ 0.40之间， 总体相关性较低， 可见ESG评价的分歧同样存在于国内市场。 国内主要ESG评级机构评级结果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检验结果见表8。

(三)比较结果分析

根据国内外评价体系的定性和定量比较分析可以得出ESG评级存在以下现象： 第一， 国外ESG评价体系发展程度较高，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ESG评级研究的社会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有限[29] ， 大多数市场主体缺乏对ESG的基本认知， 企业在ESG信息披露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 信息披露质量较差[30] ; 第二， 不同评价体系的结果一致性较低， 相关性不高， 甚至对于一些公司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 第三， 评价体系主要面向部分行业或领域的A股上市公司， 尚未建立完善统一的ESG评价体系，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ESG评级结果存在分歧。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技术、社会背景等。 本文参照Berg等[28] 归纳的ESG评级结果出现分歧来源， 并在表9中列示了导致ESG评级结果分歧的原因， 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原因。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绿色、低碳、创新既是发展要求， 也是发展机遇。 发展中国家的ESG发展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水平， 而我国目前的ESG虽高速发展， 但仍处于初期， 存在一定的不足。 从评级对象来看， 目前大部分ESG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为上市公司， 缺少对非上市公司的关注， 无法满足投资者对全市场覆盖的需求。 从评级数据来源来看， 当前我国并未针对ESG相关信息披露提出明确要求， 大量企业也并未进行ESG相关信息的披露， 数据可获得性较低; 已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等公开报告也多以描述性披露为主， 对一些负面指标鲜少涉及， 且不同企业披露数据差别较大。 从评价体系的指标设定来看， 国内ESG指标体系缺少充足的ESG信息披露制度支撐， 也缺乏有组织、有规模的机构来主导建立一套标准、成熟、应用广泛的指标体系， 因此评价过程不透明、指标设定偏定性、评价方法偏主观; 国内ESG评价体系指标照搬国外， 尚未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未能体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要求和乡村振兴等新发展理念。 从评级方法来看， 大部分机构采用指标赋权法， 权重设计主观性强， 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指标的赋权差别较大。 从数据库的更新频率来看， 国内目前由机构构建的ESG评级数据及结果的更新频率较低。

(二)建议

自2004年联合国首次提出ESG概念以来， ESG作为一个舶来品已经在原出口国经历了一番唇枪舌战的洗礼。 虽然我国当前ESG整体规模和市场渗透率较小， 但海外资金方的要求、政策和行业协会的推动、中国国际化进程的需求这三驾马车共同驱动着我国ESG市场的发展。 而要想发展我国ESG市场， 有效的ESG评级不可或缺， 针对上述国内ESG评级的现有问题， 本文提出我国未来ESG发展的几点建议：

1. 提高市场主体的ESG认知。 我国的ESG发展总体上后发于欧美经济体， 但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大对ESG理念的普及宣传力度， 使更多投资者了解ESG理念的含义和价值， 充分利用已有全球性成果提高企业ESG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通过教育培训， 培育商业个体的ESG意识， 让企业认识到ESG投资可以形成正和博弈; 利用国家强制力保障政策法律和市场环境朝着企业积极拥抱ESG理念的方向发展; 利用政府举措建设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管机构、研究机构， 四位一体， 加强组织之间的协同性和耦合性， 多维发力， 系统推进。

2. 加强ESG信息披露建设。 ESG信息披露是ESG评级的基础， 在充分考虑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联合相关机构从整体上完善ESG框架， 加快制定统一的ESG信息披露准则， 在适应我国特色国情的基础上主动与国际接轨， 以一定的强制性帮助所有企业建立起ESG的发展理念。

3. 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A股市场业已存在多个ESG评价体系， 但各个评价体系的标准并不统一， 导致其评级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且国际ESG评级机构是远距离研究中国企业， 在对我国企业进行ESG评价时容易“水土不服”， 很难保证能够充分反映我国企业ESG的真实状况。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我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在推广ESG理念的同时， 要注重发展培育本土ESG评级机构， 提高本土ESG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 建立中国特色ESG评价指标体系， 制定适合我国的行业规则， 构建中国企业ESG评级数据库， 并根据政策变动情况定期进行调整， 通过迭代的方式提高评估的准确度。 最后， 在实现统一标准和强制披露的前提下， 争取让更多的优秀企业进入 MSCI等国际一流的ESG评级， 让中国ESG评级与国外ESG评级互认， 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ESG开放”。

4. 加強ESG生态系统建设。 ESG是一个系统工程， 企业是ESG生态系统中的主体， 而其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ESG评级机构及其他第三方机构等都是此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参与者。 要加强ESG生态系统建设， 必须明确各参与方的主要职责。 首先， 政府监管部门要发布企业ESG信息披露要求并以强制力保障其实施。 其次， 理想的生态系统除了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及强制监管，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自觉行为， 企业要在ESG理念指导下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内控体系， 使可持续发展议题对标企业管理制度。 最后， 要建立健全第三方机构， 使其能为ESG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

综上所述， 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ESG就是企业在以自身竞争力为支点的前提下， 推动企业走向辉煌的杠杆。 ESG作为“双碳”目标达成的重要战略支撑， 是完善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众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也是联结我国企业落地“碳中和”举措的重要路径支持。 通过制定合理、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 设计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ESG评价体系， 从而发展中国特色ESG生态系统， 推动中国企业ESG发展， 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安国俊，訾文硕.绿色金融推动自贸区可持续发展探讨[ J].财政研究，2020(5)：117 ～ 129.

[2] 操群，许骞.金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构建研究[ J].金融监管研究，2019(4)：95 ～ 111.

[3] 全晶晶，李志远.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J].投资研究，2020(2)：147 ～ 158.

[4] 齐岳，赵晨辉，李晓琳等.基于责任投资的ESG理念QDII基金的构建及绩效检测研究[ J].投资研究，2020(4)：42 ～ 52.

[5] 单令彬，李丰杉，丁颖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能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吗?——基于股权资本成本视角[ J].投资研究，2021(2)：71 ～ 91.

[6] 李文钊.环境管理体制演进轨迹及其新型设计[ J].改革， 2015(4)：69 ～ 80.

[7] 朱武祥，宋勇.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对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J].经济研究，2001(12)：66 ～ 72+92.

[8] 凌士显，刘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管理层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金融监管研究，2020(9)：50 ～ 65.

[9] 金融投资机构经营环境和策略课题组，闫伊铭，苏靖皓等.ESG投资理念及应用前景展望[ J].中国经济报告，2020(1)：68 ～ 76.

[10] 盛瑞生.ESG驱动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J].董事会，2019(11)：50 ～ 53.

[11] 平新乔，郑梦圆，曹和平.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与“十四五”时期碳减排政策优化[ J].改革，2020(11)：37 ～ 52.

[12] 潘家华，廖茂林，陈素梅.碳中和：中国能走多快?[ J].改革，2021(7)：1 ～ 13.

[13]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徐翔，吴舒钰，李稻葵.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十四五”开局之年： 加快完成疫后恢复是重中之重[ J].改革，2021(6)：1 ～ 16.

[14] 魏文栋，陈竹君，耿涌等.循环经济助推碳中和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9)：1030 ～ 1038.

[15] 中国工商银行绿色金融课题组，张红力，周月秋，殷红等.ESG绿色评级及绿色指数研究[ J].金融论坛，2017(9)：3 ～ 14.

[16] 周方召，潘婉颖，付辉.上市公司ESG责任表现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科学决策，2020(11)：15 ～ 41.

[17] Deng X.， Kang J.， Low B. 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k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Evidence from merger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87 ～ 109.

[18] Davidson R. H.， A. Dey， A. J. Smith. CEO materialism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Accounting Review，2019(1)：101 ～ 126.

[19] Awaysheh A.， R. A. Heron， T. Perry， J. I. Wils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20(1)：965 ～ 987.

[20] Drempetic S.， C. Klein， B. Zwergel. The Influence of firm size on the ESG score：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atings under review[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2)：333 ～ 360.

[21] Rajesh R..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s of firms us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scores[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47)：965 ～ 987.

[22] Lee D. D.， J. H. Fan， V. S. H. Wong. No more excuses! Performance of ESG-integrated portfolios in Australia[ J].Accounting and Finance，2020(61)：2407 ～ 2450.

[23] 晓芳，兰凤云，施雯等.上市公司的ESG评级会影响审计收费吗?——基于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 J].审计研究，2021(3)：41 ～ 50.

[24] Surroca J.， J. A. Tribo， S. Waddock.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role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5)：463 ～ 490.

[25] Widyawati L.. Measurement concerns and agre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ratings[ J].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20(61)：1589 ～ 1623.

[26] 陈宁，孙飞.国内外ESG体系发展比较和我国构建ESG体系的建议[ J].发展研究，2019(3)：59 ～ 64.

[27] Liang H.， Renneboog 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finance：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Z].Working Paper，2020.

[28] Berg F.， Koelbel J. F.， Rigobon R.. Aggregate confusion：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Z].Working Paper，2020.

[29]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特质的ESG投资之路[ J].董事会，2019(9)：32 ～ 35.

[30] 孙冬，杨硕，赵雨萱等.ESG表現、财务状况与系统性风险相关性研究——以沪深A股电力上市公司为例[ J].中国环境管理， 2019(2)：37 ～ 43.

(责任编辑·校对： 罗萍 刘钰莹)

作者：王凯 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