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摘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导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差，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接受着不同的发展约束力，本文通过构建关于南北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博弈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指出从长远来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全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所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1：

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为应对此挑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必要的措施。清洁发展机制就是为了降低减排成本、帮助发达国家达到减排要求以及实现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而设立的。文章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清洁发展机制其实质和理论渊源，以便使此机制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更好地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气候变化；CDM；可持续发展；碳排放权

[作者简介]盛军，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65；胡筱曼，五邑大学政法系，研究领域；经济法、环境法，广东 江门,529020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形式和实质

清洁发展机制，即CDM(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确立的为实现国际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合作机制。本文中笔者将主要论述集中于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对这一机制的运用；同时，清洁发展机制作为国际间的相互合作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的就是该机制的“双赢性”：一方面帮助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实现《京都议定书》的义务，降低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必然紧密联系。

二、清洁发展机制经济理论与制度基础分析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经济理论渊源

清洁发展机制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得以在国际上广泛地接受与运用，是因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双赢性(win-win)”。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清洁发展机制不仅带来了更为成本有效的减排方案，也提供了更广阔的技术转让渠道与市场；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清洁发展机制的有效利用则有可能为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因此，清洁发展机制就是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边际成本差异，将减排量这种特殊商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从而达到减排资源有限度的最优配置。由是观之，清洁发展机制的存在与运行必有着经济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清洁发展机制所涉及的理论进行分析。

1、可持续发展理论

清洁发展机制让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2l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上世纪50年代，人类就开始反思当时存在的“增长=发展”的理念；到60年代又提出了综合发展概念，即实现经济增长一定要考虑到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到80年代世界开始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把当代人的要求与下代人的要求相结合，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环境资源产权理论

(1)环境资源产权理论与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其运行的理论背景就是基于此产权理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勿需承担此义务，这就确定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权界限，通过一定的规则设计，利用市场机制交换此权利，从而达到减少环境外部性问题的目的。现实中减排是在国际间展开的共同行为，在缺乏一个“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向各国征收污染税难度很大且成本高。因此我们可以把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在“产权”基础上展开，也就是明确各国在排放权这一特殊商品上都有排放权，通过市场机制允许其交易使其达到资源最佳的配置。

(2)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私人边际净收益等于社会边际净收益，但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私人边际净收益与社会边际净收益存在差异，因而不能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在存在有效的产权制度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由于没有发现产权的作用，当价格扭曲发生时，他们归结为外部性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而产权经济学认为，所谓外部性问题，其实质就是由于在市场中存在尚未界定清楚的权利边界，从而导致资源的市场价格与相对价格的偏离。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外部不经济的存在，市场不仅不失灵，而且可以通过明晰产权、借助市场交易来为外部边际成本定价，从而使外部性内在化。

(二)清洁发展机制的制度渊源

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一种在全球运行的机制，它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有理论的支撑，还必须有制度的保证才能得以有效的运行。由于清洁发展机制涉及到的是全球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因此对其有效实施的制度保障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国际间条约形成的制度整体，其中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最为重要。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也是本文主要论述的一种模式。清洁发展机制列明：“a、未列入附件B的缔约方将获益于产生经证明减少排放项目活动。b、附件B所列缔约方可以利用通过此种项目活动获得的经证明的减少排放，促进遵守由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确定的依第三条规定的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之一部分。”因此，这一模式突破了另外两种模式仅在附件B国家(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框架，而是利用国家间削减温室气体边际成本差异和减排效应全球范围内相同的特点，设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制度安排。

(三)CDM机制理论核心——碳排放权问题研究

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实施的新型交易制度，所涉及的领域不仅是较为复杂的环境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国际政治合作等问题，因此对其深入的研究不能只是限于推敲其来源的制度文件，如《京都议定书》的相关内容，而更应是解读和观察其背后的深刻含义。

1、对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微观视角

所谓微观视角就是考察每一个主权国家所能分配到的碳排放量。把各个国家视为平等的国际社会单个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力排放温室气体，但是每一个成员所排放的数量不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要对每一个成员所允许的排放量作出分析。排放权问题主要是集中于公平方面，这里除了涉及经济学理论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之外，同时还涉及到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的伦理学内涵。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分配稀缺的碳排放权资源，但是相关的学者为此研究已经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1)国外学者研究状况

现阶段国际上大致有20多种关于碳排放权的分配方案，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这也是因为发达

国家投入研究的时间早，并且能掌握充分的信息。英国学者Claussen和McNeilly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要求把各国分为三个等级，即“必须马上行动国家”、“应该马上行动国家”、“可能马上行动国家”，根据各国所处等级确立其在减排行动中所处的地位。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会提出了“紧缩与趋同”方法(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主要思想就是选择远期(2100年)的工业排放二氧化碳水平量，根据此量按照人均原则确立某一时刻的排放总量，低于此量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提高排放水平，而高于此量的发达国家应当采取措施降低排放量，使得双方的总量在一个时点可以达到相同，然后再制定全球统一的排放标准。Rose和Stevens根据平均主义等原则提出：将来要形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参与的国际减排共同行动，而是否早期参与行动则是根据其人均收入是否达到一定上限为准。从以上几个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上典型的分配排放权的依据有三个，即历史情况、人口以及GDP依据。这三种标准各有优劣，不能简单地认为采用哪一种标准就可以满足各国要求，尤其对于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机械地套用任何一种标准都可能会损及我国利益，因此这就需要我国学者提出既符合中国利益又能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要求。

(2)国内学者研究状况

作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在排放权分配基础性问题上一定要有坚持的观点，否则在即将展开的后京都时代的谈判中将陷入被动。因此，我国的专家学者对于碳排放权问题也开始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对待碳排放权分配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类比较典型的观点：首先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潘家华，他于2003年提出了“人文发展方案”，在此方案中将人的碳排放需求划分为基本生活需要、基础建设需要以及奢侈性需要。实现基本性的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人文发展的过程中会增加碳排放量，也因此要使得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减缓温室效应行动中来，就必须实现低碳发展。实现低碳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削减排放量是首要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其次，是我国的另一学者陈迎(2002)，他认为应当重视温室气体减排国内层次的公平问题，重视低收入人群的排放权。为此，他把排放权分为三种：1)基本需求的排放权；2)部分可贸易的排放权；3)可完全贸易的排放权。再次，还有学者陈文颖(1998年)，认为综合考虑公平、效率和全球收益这三种因素，主要是人均碳排放量为主；结合考虑GDP排放强度的分配机制是较为理想的选择。此外，是徐玉高(1997年)，他认为主要是历史排放量造成了气候变化，所以在讨论碳排放权问题上还应考虑历史排放量。

2、对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宏观视角

所谓宏观制度就是确定碳排放权分配问题之后，如何将这些分配的资源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制度，是减缓气候变化努力中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减排的重要途径。在对各国碳排放权作出分配之后，我们就应当从宏观制度层面来把握公平，让世界各国参与到减排行动中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

在蒙特利尔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组织缔约方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同意开始新一轮减排合作的谈判，以建立2008年(京都议定书届满)以后的减排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继续免除减排义务难度较大，也显得不甚合理。因为从建立长效机制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碳排放总量或是增量，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来承担此种义务；所以，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减缓气候变化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在此，可以引用博弈理论分析国际间合作的情况。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至少有78种不同支付结构的博弈图式。在国际气候谈判(大致分法)安排中可以将其分为合作性和非合作性博弈两大类。但是在现实中，机会主义的倾向往往导致非合作性博弈的情况。各国合作改善全球气候必然是符合共同利益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搭便车”获得利益更大。用博弈论来描述，这种类型的合作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如表1所示。

对于A、B两国来说，A2B：这一选择就是它们的纳什均衡，双方从理性出发都会选择不进行合作能够以期的“搭便车”。所以，我们通过简单的一次博弈可以看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国际间气候变化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想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缓解气候变化则就应当设立强有力的制度机制规范各国的行为。在后京都时代必须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制度，尽可能地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控制进程中来。

作者：盛　军　胡筱曼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2：

基于南北博弈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摘 要]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导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差，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接受着不同的发展约束力，本文通过构建关于南北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博弈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指出从长远来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全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所在。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博弈模型 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分工扩大和资源享赋的国际差异基础上的，而全球化过程的演进又必将加速分工国际化和资源的全球配置。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差，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源条件上处于明显劣势。在这场发展利益与战略博弈中，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的支持，才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最终确立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今天，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由于经济发展对于各国政府政治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各国政府都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条件下寻求最大化的发展路径。然而，由于经济位差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事实上接受着不同的发展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最大化地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对此，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因缺乏发展理性，盲从于工业化、全球化，采用了以损害弱要素(普通劳工和生态资源)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可以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来建立完可持续发展一次性静态博弈模型和无限次重复博弈动态模型，并考虑可持续发展外部性问题，进行发展理性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从整个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利益考虑，寻求得到一个真正符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纳什均衡模型。

二、 博弈论基础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存在相互作用时，行为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反映了博弈局中人的行动及相互作用间冲突、竞争、协调与合作关系。

一个正式的博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对弈者(players)，又称局中人或参与者，是指博弈中的决策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对弈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家庭、政府。(2)信息(knowledge)，指有关博弈的知识，如关于其他对弈者的特征、行动等知识。(3)策略(strategies)，策略是对弈者在给定信息集的前提下的行动规则，决定了对弈者在每种可能情况下要采取的行动。(4)支付(payoffs)，又称收益或赢得，是对弈者从各种策略组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支付是对弈者最为关心的。由于支付是策略组合的函数，所以又被称为支付函数。由对博弈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可将博弈分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我们通常说的博弈主要指“非合作博弈”，著名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对博弈各方为了达到个体效率的最大，均选择按自己最优决策进行博弈，但由于各方的不合作，个体理性并不一定会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结果导致博弈各方的“双亏”结局。恰当的设计博弈规则，又有可能实现博弈双方的合作“共赢”的局面，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达到和谐统一。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博弈模型及分析

1.可持续发展一次博弈模型

我们把所有国家分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在全球化、经济位差、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假设各自都可以有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战略选择。这样就可以产生如下四种选择结果:

(1)假设两类国家集团都选择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那么就都没有为此而需要付出治理成本，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经济位差，不妨设总收益为9，其中发达国家5，发展中国家为4，收益组合为(5 ,4)。

(2)发达国家集团单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其治理成本为3，总收益为13。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正的外部性，发达国家得到7个收益，净收益为4(7减3)，发展中国家则因此得到个净收益6，收益组合为(4 ,6)。

(3)由发展中国家单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位势较低，向系统外部吸取负嫡与转移负外部性的功能较弱，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合理。但因其满足水平与科技水平均较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目前治理成本比发达国家稍高，设为4。而发展中国家因其区域广大且其环境、资源问题更为突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效益会更加显著，总收益同样较发达国家单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高，设为14。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7个收益，净收益为3(7减4)，其余7个净收益为发达国家获得，收益组合为(7 ,3)。

(4)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同时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总收益为18，发达国家的成本为3,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为4,净收益为11(18减4再减3)，其中，发达国家获得6个净收益发展中国家获得5个净收益，其收益组合为(6 ,5)。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构成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见表):

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选择与战略组合

表中，每栏的前一数字为发达国家的净收益，后一数字为发展中国家的净收益。从表中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实行非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分别为5和7，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收益为4和6。因而以实行非可持续发展为其占优战略。而不论发达国家实行何种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都以实施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收益为最大。因此(5 ,4)点为一个纳什均衡点，双方的理性选择为（非可持续发展，非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囚徒困境”博弈，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如果各自都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必将会损害各方的长远利益。可持续发展一次性博弈模型正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互矛盾的真实反映。

2.可持续发展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

如果将上述一次博弈问题改为无限次博弈，并且博弈双方对未来的价值足够重视，在双方都采取“冷酷战略”时，则有可能会出现更有效率的经济结果即（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假定发达国家集团先行动并采取“冷酷战略”即開始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发展中国家集团也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则自己紧接着也会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一旦发展中国家集团采取“不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此之后自己一直选择“非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示对发展中国家集团违规行为的惩罚。在此情况下，我们来比较发展中国家集团如下两种战略选择：

如果发展中国家集团选择每次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总收益为：（1）

这里为贴现因子。

如果发展中国家集团选择每次都选择“不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总收益为：

（2）

比较（1）式和（2）式，当时，即时，发展中国家集团将会每次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否则将会选择“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集团：当时，选择“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眼前利益增加了1单位(从5增加到6)，但长远利益减少很多。如果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并且发展中国家集团对未来足够重()，那么发展中国家集团宁愿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即牺牲眼前利益以换取更大的长远利益。而如果发展中国家集团也采取“冷酷战略”，给定发展中国家集团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发达国家集团将会一直继续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其最优的选择。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信誉机制，其核心是，当事人为了发展的长远利益，愿意放弃一部分近期带来的一次性利益的诱惑而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因而解决全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可能的。

除了博弈的重复次数之外，上述可持续发展博弈的均衡解还要求足够大。足够大的意思就是双方要求对其未来收入的贴现因子即下一期的一个单位收入的现值足够大。它也就是博弈的双方有牺牲眼前利益以换取长远利益的耐心。我们说一方有耐心，意思是说他的贴现因子高。一方越有耐心，就越有積极性建立信誉。由此说明，如果.（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团都足够的有耐心），“冷酷战略”是无限次可持续发展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Paretto最优即（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每一阶段的均衡结果，走出了一次性可持续发展博弈时（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究其结果背后的原因就是如果博弈重复无限次且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所得都是微不足道的，双方都有积极性建立一个乐于合作的声誉，同时有积极性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从博弈模型分析中得到的启示

综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经济位势和实行可持续战略的成本收益差异，可以得出结论：

1.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一次或有限多次的博弈，从各自短期利益出发，从根本上说是未能走出（非可持续发展，非可持续发展）的博弈困境，此结局将不利于全球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2.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采取无限次重复博弈方式，实行可持续发展，都是双方的最优战略选择。这一结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提示意义是：如果实施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包括全球战略中对外部资源的无约束的吸取和对环境破坏(如二氧化碳排放等)不加控制，发达国家终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因为，全球化已经使得对全球环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变得对所有国家都没有好处。而国际战略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同样会是成本大于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发展战略选择。一个国家的长期政治经济利益永远根源于这个国家的生态资源系统和经济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在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的支持，只有持之以恒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最终确立起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3.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发展和环境保护上，更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基于这种观点，发达国家更应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承担更多义务，包括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资金援助和环境保护技术共享等，以使发展中国家能从长远利益考虑，分享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带来的成果，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均衡战略能得以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1第1版

[2]王建安:全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博弈分析框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4期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陈丽萍:浙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分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3期

[5]谢晓波: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博弈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陈有禄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篇3：

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动态评价

摘要：利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从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等角度分析了世界30个国家在2003～2012年期间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动态变化。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主要依靠规模效率。并根据结论对我国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数据包络分析；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技术进步

近几年，党中央和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年前，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0年前的67岁增长到现在的75岁，在30年时间里，人均平均寿命提高了8岁；近10年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1%，二氧化硫下降了11%，化学需氧量（COD）下降了14%。中国的财富增加了，但资源和能源的效率是提升的；20年来累计建成人工林9.25亿亩，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

国际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曾专门召开国际会议，提倡世界各国为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作出贡献。到目前为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看，世界上已经形成四大科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即生态学方向、经济学方向、社会政治学方向和系统学方向。他们从不同侧重点和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與方法体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将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需要理论的指导和信息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理论才能找到归宿，可持续发展实践才能达到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就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定量话解释和应用，是沟通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观念创新并更好指导其政策实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体系是促进国家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 理论与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是1978年由美国Charnes和Cooper等提出，魏权龄教授引进国内的。F?re etal 于1989年运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对具体实证问题进行测算，又于 1994 年提出基于规模收益不变的 FGNZ 模型，将 Malmquist 指数模型进行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两部分，更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随着指数的不断完善，有三个典型公式来描述该生产指数。

式（3）放松了式（1）和式（2）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描述了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形，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注脚为 v 的表示的是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况；注脚为 c 的为固定报酬下的情况，则第一项表示的是在变动规模下的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是规模效率变化，第三项与式（2）同， 表示技术变化率。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 指数方法可以利用多种投入与产出变量进行效率分析，并且可以将效率分析细分为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而技术效率又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利用该方法可以分析各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情况来自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中的哪一种，从而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提高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样本、变量和数据选取

（一）样本选取

按照DEA分析方法，本文将选取30个国家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的决策单元。首先，为了能针对我国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中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单元。其次，出于不同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时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自然生态条件的不同这两个客观因素；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地区因素为辅，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29个国家作为决策单元。这29个国家分别是：挪威、爱尔兰、丹麦、瑞典、希腊、克罗地亚、葡萄牙、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联邦、日本、大韩民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约旦、马来西亚、土耳其、新西兰、美国、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牙买加、祕鲁、南非、阿尔巴尼亚。以上30个决策单元覆盖全球各大洲，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均有代表。选择这样一组决策单元，既可以在世界背景中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又可以在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学习经验，以满足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

样本选取时间为2003～2012年，这样选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1.从2003开始，我国连续5年保持GDP增速10%以上，此后5年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状态，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选取这个时间段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于生态和社会的建设力度。2.2007～2008年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个考验，我们可以对比我国和世界各国在危机中不同方针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而得到值得学习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基于以上两点，促使本文的样本选择了2003～2012这个时间相对较长，并且对中国和世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的时间段，来分析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变动及其变动来源。

（二）变量选取

合理科学的评价指标选取是DEA模型应用的关键。在本问题中，我们选取的决策单元是国家；因此，选取的变量也是基于国家的。同时，在查阅了资料的基础上，本文的指标选取遵循以下条件：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可行性、独立性。

 

本文评价的问题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根据联合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我们选择了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指标选择。经济发展是研究的目的所在，生态地、利于社会地利用资源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与目标。

首先是输入变量。经济方面：工业增加值（占GDP百分比）。因为目前为止，工业的发展仍然是反映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工业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着经济水平，还体现着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现代化程度；同时，工业增加值是一项基础指标，是资金流量的基础，能够直观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生态方面：其他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住宅建筑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占总燃料燃烧的百分比）。减少碳排量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的发展方向，二氧化碳排放过多所引起的温室效应以及更为严重的雾霾问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察、比较碳排放一直是国际以及国内对于生态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他部门如按排放量来看，最直接相关的行业主要是：电力、钢铁、煤炭、石油开采、水泥以及运输。这些行业主要都是国家的工业部门，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命脉，是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且与经济方面的输入变量相对应。社会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教育公共開支和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例）。就业率虽然更多的情况下反映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作者认为目前由于就业率的核算方法以及收入的差距，就业率在反映经济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弊端，因此没有将其作为经济方面变量；但是就业率在反映国家稳定程度以及人民幸福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教育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公共支出反映着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决定着未来国家发展的潜力，是评价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变量。医疗卫生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础，医疗卫生支出与婴儿存活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等存在着直接影响关系。因此，国际上在建立评价模型时有学者提出将教育和医疗的总支出作为一项变量作为评价指标。

然后是输出变量：调整后的国民净人均收入（2010年不变价美元）。该变量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能够反映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分配、福利保障等制度的发展。采用不变价美元，排除了各国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影响因素，使结果更精确。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能源使用量（人均千克石油当量）。

总体而言，本文选取的样本和变量能够满足DEA分析方法的需求，能够较为准确地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动态评价。

三、 结果分析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可以用来计算一段时间内各决策单元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并根据结果找出决策单元的行政调控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发展规模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为国家把握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本文基于LINGO软件对CCR和BCC模型的测算结果，对不同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效率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结果示例如表1所示（仅呈现2003～2004年部分结果）。

表1由一个大部分构成，具体又分为四个小部分，分别为TFP、TC、PTEC、SEC，其中TC表示技术进步变化情况，PTEC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情况，SEC表示规模效率变化情况，而TFP则代表全要素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效率主要由上述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技术进步；其次是规模可变条件下的技术效率；最后是规模效率，即国家整体的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等。下面将从TC、PTEC、SEC三个方面深入探讨这些数据对30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效率变化的影响，并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分别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进行详细比较，得出结论。

总体来看， 2003 ～ 2012 年中 9 个时期的TFP均值分别为1.005，1.002，1.006，1.003，

1.004，1.008，0.989，1.005，1.000。如图1所示。

其中 ，除了2009～2010年，其余期间的 TFP 值均大于 1，并且我们也能够发现在这8个期间内系统TFP均值起伏不定，在2008～2009年和2009～2010年期间出现较大的波动。上述情况表明这30个国家总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有所增长，生产力水平也有所提升，只是各期间的增幅存在差异。不仅如此，2003～2012年中只有在2008～2009年，发达国家的TFP值大于1，其余期间均小于1，我们也可以近似认为在这8个期间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不增反降。而发展中国家却正好相反，与30个国家的总体情况一致，其中中国的TFP值在2007～2008年间为1，其余期间均大于1，由此可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在这10年来不曾下降。而贫困国家在2003～2004年的TFP值为1，在2007～2008年，2008～2009年间TFP值大于1，其余期间均小于1，这也表明贫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2008～2009年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TFP均值都大于1，而到了2009～2010年间，却都小于1，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到2009年，30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实力，行政调控水平，科技创新水平、社会发展规模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而之后开始有所减缓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如何使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平稳增长，则需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一）技术进步变化情况分析

从技术进步变化的角度来看，30个国家在2003～2012年间的连续变动值分别为1.012，0.970，1.004，1.005，1.022，1.008，

0.990，0.993，0.997。其中有四个期间出现了3%，1%，0.7%，0.3%的降幅，分别为2004～2005年、2009～2010年、2010～2011年和2011～2012年，其中2004～2005年间的降幅最大。而相比于全要素生产率只在2009～2010年间降幅1.1%，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变化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具有较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2003～2004年期间，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的TC平均值都大于1，而发展中国家则小于1，30个国家中仍有7个国家的TC平均值小于1，其中就有中国，并且中国的TC值为0.982，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TC值1.3%。2004～2005年期间则呈现和2003～2004年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的TC平均值都小于1，而发展中国家则大于1，这一期间TC值小于1的国家数增至9个，中国0.989的TC值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低；2005～2006年，总体的TC平均值大于1，增幅0.4%，中国仍处在TC值小于1的行列，降幅9.6%；2006～2007年，中国的TC值虽然有所回升，但仍降幅5.9，小于发展中国家TC平均值水平；2007～2008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TC平均值均大于1，总体增幅2.2%。在这一期间，中国的TC值增幅1.4%，并与发展中国家的TC平均值的差距逐渐缩小；2008～2009年，中国的TC值为1.015，反超发展中国家的平均TC值。发达国家中，只有希腊的TC值小于1，但由于TC值较低，使得发达国家的总体TC平均值小于1；2009～201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TC平均值都小于1，并且多个国家呈下降趋势，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TC值降幅较小，为2.3%；2010～2011年，中国的技术变化有所回升，贫困国家的技术进步变化均值降幅5.7%；2011～2012年，总体TC值缓慢上升，中国的技术进步变化仍呈现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

因此，30个国家的总体技术进步变化呈现波动态势，但是波动幅度不是很明显，而一部分国家的技术进步变化情况也不是很稳定。中国在2007年前的生产技术进步变化值均小于1，之后开始上升，在2009年后又略微下降，然后回升。由此可见，我国在2007年后开始重视技术进步，并进行了技术改革和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的发明创造。总而言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进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但有时技术进步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了，所以说技术进步变化并不是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的唯一因素。

（二）纯技术效率变化情况分析

纯技术效率的变化一般情况下与国家行政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密切相关，其变动大小、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策单元的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從纯技术效率变化上看，30个国家在2003～2012年间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平均值分别为：1.003，0.993，1.002，1.001，0.994，0.999，0.996，0.997，1.000。如图3所示。

2003～2004年，总体PTEC均值为1.003，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PTEC均值都大于1，只有智利和新西兰的PTEC值小于1，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2004～2005年，PTEC值小于1的国家增至6个，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PTEC均值都小于1，总体的PTEC均值为9个期间内最低；2005～2006年，PTEC值小于1的国家降至4个，且所有发达国家的PTEC值均大于1，增幅1%，总体均值有所回升；2006～2007年，所有贫困国家的PTEC值均大于1，纯技术效率有所提高；2007～2008年，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的PTEC均值较均有所降幅，而发展中国家则有所增幅；2008～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发达国家中，由于葡萄牙的PTEC值较低，导致发达国家的PTEC均值小于1；2009～2010年，贫困国家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发展中国家中将近1/3的国家的PTEC值呈现下降趋势，且降幅较为明显，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PTEC均值降幅0.6%；2010～2011年，总体均值为0.997，仍有土耳其、阿根廷、智利、匈牙利和葡萄牙低于该期间的均值；2011～2012年，总体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的PTEC均值基本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表现均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如葡萄牙。而中国在9个期间内的PTEC值均为1，即纯技术效率不变，我们可以假定中国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无显著影响。而对于有些PTEC值变动较大的国家，纯技术效率变化对他国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作用。对于部分PTEC有连续变动值的国家来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纯技术效率变化差距较大也说明了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同一时期各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三） 规模效率变化情况分析

首先从均值上看，30个国家总体在9个期间内的SEC均值分别为：0.995，1.140，1.003，0.999，0.992，1.002，1.005，1.023，1.004。其中3个期间的SEC值小于1，降幅分别为0.5%，0.1%，0.8%，另外6个期间的增幅为14%，0.3%，0.2%，0.5%，2.3%，0.4%，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较小。

从各期间、各国家来看，2003～2004年，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系统规模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超过1/2的发达国家的规模效率不变，且其SEC均值超过总体均值2%。中国的增幅为7%，排名第二；2004～2005年，这一阶段增幅最大，总体规模效率递增。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SEC均值都大于1，且贫困国家的SEC均值骤增，增幅66.5%，中国的SEC值为1.049，超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9%，但低于总体水平9.1%；2005～2006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的SEC值变动都很大，贫困国家的SEC均值低于总体均值3.5%，而发展中国家的SEC均值高于总体均值3.5%。其中，中国的SEC值增幅最大，为15.6%；2006～2007年，贫困国家的SEC值均大于1，仍有8个国家低于总体均值，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6个，中国增幅7.8%，超发展中国家和总体的SEC均值；2007～2008年，总体均值为9个期间内最低，降幅0.8%，贫困国家总体降幅2.4%，中国降幅1.4%；2008～2009年，总体均值回升，增幅2%，中国的SEC值为1.066，增幅6.6%，30个国家中排名第一；2009～2010年，发达国家的SEC值均大于1，超过半数的发达国家规模效率不变，发展中国家中仍有6个国家未超总体均值，平均降幅为7.2%；2010～2011年，总体SEC均值达到最大。发达国家中，仍有5个国家SEC值小于1，最低降至0.930，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SEC未大于1，中国的规模效率保持不变；2011～2012年，发达国家的平均降幅约为3%。如图4所示。

 

由此可见，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先增长再下降再增長的趋势。有些国家在连续期间的规模效率保持不变，比如秘鲁，印度尼西亚，或者绝大多数期间保持不变，只有1～2个区间会发现细微变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规模效率变化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影响不大，但对于其他一些规模效率变化波动较大的国家来说，规模效率变化对生产效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中国。中国只有在2011～2012年的SEC值小于1，其他期间均大于或等于1，增幅也有多有少，可见中国的规模效率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效率提升了生产力水平。

（四） 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家技术体系的改革和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效率，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其影响。而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进步是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纯技术效率的变动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行政管理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有将近一半的国家的纯技术效率无变化，比如中国。因此，中国的在不同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水平无显著差异。在其余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表现均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规模效率在9个期间内的波动较小，呈现细微的上下浮动。部分国家在连续期间或绝大多数期间的规模效率保持不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规模效率变化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影响不大，但对于其他一些规模效率变化波动较大的国家来说，规模效率变化对生产效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规模效率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效率提升了生产力水平。

总而言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息息相关，其中规模效率变化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而技术进步则在一定时期内对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产生作用，纯技术效率对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无显著影响。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增幅有变化，但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是提高的，这其中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改革和新技术的发明创造。

四、总结

本文从30个国家的7个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入手，分别对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2003～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30个国家总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有所增长，生产力水平也有所提升，只是各期间的增幅存在差异。贫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并不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一直处于增长阶段。到2009年，30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实力，行政调控水平，科技创新水平、社会发展规模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效率持续增长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仍然较为严峻。

如今，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俨然成为各个国家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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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M].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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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栩，于渤.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研究，2012（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不确定信息环境下的网络DEA模型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73101080；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ZDG2016030。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任俊帆 刘萌 朱晓彤